第二十八章 再任總政治部主任
－－－－－－複出
一九六○年秋天，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一年後，發動了對總政治部主任譚政的批判鬥争。
林彪整譚政的原因主要是他感到譚政主持總政工作的内容和方法都同他格格不入。早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林彪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說：“……學習毛澤東著作，這是捷徑。這并不是捧場，不是吹毛主席的。這是告訴你們一個學習的簡便的竅門。”到一九六○年九、十月間，林彪又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站在現代思想的頂峰”，要“帶着問題學”、“立竿見影”，使個人崇拜進一步升溫。然而，譚政對這一套的接受卻十分遲緩，他主張系統地完整地學習馬列和毛主席著作。林彪則把譚政的主張指斥為“糊塗觀點”和“教條主義”。
譚政十分重視部隊的科學文化教育。一九五九年一月，他主持制定了《關于在幹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規定十年内，使全軍大多數幹部在現有水平的基礎上，按本人業務需要，在專業知識方面，達到大專教育水平。于是，全軍繼五○年代初期的文化大進軍之後，又掀起一個向科學文化大進軍的熱潮。林彪為了推行愚兵政策，以制造個人迷信，認為部隊幹部的文化能寫寫信、算算四則題就足夠了。譚政要求普及中高等教育，林彪給他扣上“使政治工作方向發生嚴重的偏差”的帽子。
接着，上綱上線，批判的調子越來越高，且挂且聯，波及的範圍越來越大。根據林彪定的調子，譚政被說成是彭德懷“軍事俱樂部”①裡的“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被錯誤地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又被錯誤地稱為“軍事俱樂部”〕，他和總政組織部長劉其人、宣傳部長姜思毅、《解放軍報》總編輯歐陽文和秘書長白文華被誣陷為組成了“反黨宗派集團”。總政副主任傅鐘和甘泗淇也被捎帶“批判”。
一九六○年底，根據林彪的意見，譚政被降為總政治部副主任。毛澤東将總參謀長羅瑞卿和總政副主任肖華請到中南海去商量由誰來接替譚政任總政治部主任。羅瑞卿和肖華都建議由羅榮桓複出，毛澤東立即同意。于是中央決定，由羅榮桓重新出任總政治部主任。
任命羅榮桓為總政治部主任，并不合林彪的意。他竟然一直不讓在報紙上公布。
對于羅榮桓，這一切都使他感到突然。十月間的軍委擴大會議，他因病沒有參加。批判譚政，事先林彪對他連招呼也不打一個。
羅榮桓認為，譚政盡管在工作上也會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不會反黨反毛主席。羅榮桓在政治學院的一次會議上曾用迷惑不解的口吻說：“他（指譚政）跟主席工作那麼多年了嘛，怎麼會發生反對毛主席的問題？”然而，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從組織原則上講，他仍然要服從中央軍委作出的決定。
譚政被降職後，羅榮桓同他談話，鼓勵他說：“要振作精神，擡起頭來，繼續工作嘛！不要這樣垂頭喪氣的。”
譚政望着這位秋收起義前即已相識的老戰友，有點困惑地說：“我現在又能幹什麼呢？”
“你可以下去搞調查研究，發現了問題就及時向中央和軍委報告。”羅榮桓熱情地向他建議。
譚政采納了這位老戰友的建議。這時譚政分工管後勤政治工作，他到成都的一個軍工廠蹲點五個月，到武漢一個被服廠蹲點三個月，帶回大量第一手材料，寫成了調查報告，準備向軍委彙報。然而由于種種原因，日程卻遲遲沒有安排上。羅榮桓又找軍委秘書長羅瑞卿說：“譚政蹲了幾個月的點，這種精神是可嘉的。他帶回了許多第一手材料，有很多的意見，應該組織聽一次彙報。”不久，羅瑞卿按照羅榮桓的意見，組織了總參、總政、總後等有關領導和部門專門聽取譚政的彙報，讨論了軍工生産中存在的問題，研究和制定了改進措施。這對于譚政繼續堅持工作是很大的鼓勵和支持。
對于受譚政牽連的總政其他幹部，羅榮桓同樣很關心。原宣傳部長姜思毅剛剛被降為副部長，羅榮桓便指定由他帶一個工作組到西安電訊工程學院蹲點，進行調查研究。姜思毅在西安蹲點四個月。一九六一年九月，羅榮桓專門把他請到自己家中，聽取他的彙報，并将他的關于改進軍事院校政治教育的合理建議吸收進了總政拟定的《院校政治教育方案》之中。
羅榮桓不僅對譚政等予以保護，而且對于其他一些受到“左”的錯誤傷害的幹部也盡力幫助他們解脫。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以後，原海軍第二副司令員羅舜初受株連，被錯誤地說成是“彭、黃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海軍的堅決擁護者和執行者”，被免職送到政治學院學習。在學習期間填寫幹部履曆書，羅舜初請示肖華，在反右傾中受批判要不要填寫。肖華請示羅榮桓後答複：不要填寫。一九六一年底，羅舜初即将從政治學院畢業，羅榮桓建議任命他為負責搞電子工業技術的國防部第十研究院院長。但有人反映，羅舜初在政治學院學習期間，對廬山會議和一九六○年軍委擴大會議這些大是大非問題不表态，不宜去十院這樣的要害部門。有的幹部還說羅舜初抗戰時期在山東就同黎玉“搞在一起”①〔黎玉在山東工作時，一九四八年曾受饒漱石、康生的打擊被無端加上許多莫須有的罪名。一九八六年三月，山東省委和中共中央已為黎玉平反〕。羅榮桓得悉後，明确表示：這樣講不好，仍堅持要羅舜初去十院工作。主管國防科技工作的聶榮臻同意羅榮桓的意見。不久，軍委任命羅舜初為十院院長。
－－－－－－－提出向地方反映情況問題建議的前前後後
一九六○年，羅榮桓再任總政治部主任的時候，中國正處在嚴重的經濟困難之中。國民經濟嚴重失調，生産力下降，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部隊廣大指戰員對于由“左”傾錯誤所造成的工作中的失誤，意見很多。羅榮桓認為，要穩定部隊的情緒，糾正這些失誤，必須實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情況。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在政治學院幹部會議上說：“我們軍隊有一些人不太關心地方工作。過去部隊每到一個地方就進行社會調查，了解情況，現在根本沒有了。在山東，農村勞動力減少了二十％，牲口由六百萬降到二百萬。許多土地荒掉了。部隊為什麼不反映情況？……這樣大的災荒，一平二調共産風，不反映怎麼行！”
十一月二日上午九時，總參動員部部長傅秋濤一行三人到羅榮桓家裡，向他彙報晉、冀、魯、豫、遼和北京六省市民兵工作座談會的情況。彙報中，傅秋濤反映，某省軍區一位副司令員今年八月帶了動員處長等人到一個縣檢查工作，了解到該縣非正常死亡人數，回來後未向黨委反映。有一個秘書問動員處長為什麼不反映，動員處長說：“首長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
聽了傅秋濤的話，羅榮桓的心情很沉重。他嚴肅地指出，不反映情況，“其實是黨性問題”。他說：“中央的政策、指示，現在有些貫徹不下去。比如三級所有，中央早有決定，他就是不辦。在這種情況下你反映了情況還能劃你右派？這是個黨性的問題，也是個群衆觀念的問題。”
送走傅秋濤後，羅榮桓的思緒仍沉浸在剛才的談話之中，當晚夜不能寐。
第二天，中共中央發布了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決定在全國農村開展以貫徹這一指示信為中心内容的整風整社運動，以“堅決反對：（一）貪污，（二）浪費，（三）官僚主義。徹底糾正‘共産風’、浮誇風和命令風。反對幹部特殊化。反對幹部引用私人、徇私舞弊、打罵群衆的國民黨作風”。
收到這一信件後，羅榮桓立即打電話将肖華請來，研究在軍隊如何貫徹，決定發一個關于做好駐災區部隊和家在災區人員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他還針對指戰員對農村工作中刮共産風、強迫命令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有不少反映的情況，要求肖華以總政治部名義向中共中央寫個建議：“各地駐軍除接受當地黨委領導、在當地黨委領導下直接參加一些地方工作、虛心學習地方工作經驗外，還應經常關心地方工作，及時向當地黨委反映駐地附近人民群衆的政治思想動态，地方工作中執行中央指示的情況和急需解決的問題。軍隊各級政治機關應把這一工作當成是自己執行工作隊任務的一項重要内容。”
這一建議于一九六○年十一月七日上報後，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同意。總政立即向部隊作了傳達。
但是，此事卻引起了林彪的不快。
林彪曾經規定：由于他有病，不常在京，總參謀長、總政主任可以不經過他而直接向黨中央、毛主席請示。然而誰個如果真的這樣做了，或者雖然并沒有這樣做而被林彪懷疑這樣做了，誰個就要倒黴。後來賀龍、羅瑞卿等被整，無不與此有關。
林彪認為羅榮桓越過了他擅自向中央請示問題，是對他的不敬。于是，在十一月十日，他向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報告首先抽象地肯定了一句：“這個建議的出發點是好的。”然後說：“……這個通令發下去後，各地駐軍與地方黨委的關系容易弄壞，對于黨的統一領導等不利，造成軍隊在黨外來幹預黨的工作的情況。”“軍隊幹部很容易受家庭和富裕中農的影響，對地方工作妄加非議，而形成主觀主義的亂講。軍隊有很多幹部的資格比當地負責幹部老，結果形成老資格出來幹涉地方工作，會使黨的幹部受到很大壓力，以緻可能發生全國性的軍隊與地方對立，造成軍隊對地方妄議的潮流，而不利于工作。”
雖然羅榮桓的意見是正确的，但在一九六○年黨内民主生活已不正常的情況下，林彪的意見卻一度得到重視。十一月十五日，毛澤東在起草《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正确地提出“必須在幾個月内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産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和對生産瞎指揮風”的同時，又對肖華批示：“照林彪同志意見辦理。”
既然毛澤東已經批了，羅榮桓和總政機關都得遵照執行，這件事也就了結了。可是，在林彪那裡事情并沒有完。他把這件事當作了抓在手裡的一根“辮子”。後來，到一九六一年六月間，他又一次将它翻騰了出來。
－－－－－－－對林彪關于學習毛主席著作方針的異議
林彪把攻擊的矛頭指向羅榮桓，在他一手策劃的“批譚事件”中已經露出了端倪。由于曆史條件的限制，羅榮桓當時對林彪的意圖還不可能看清，但也并非毫無感覺。在批判譚政之後，傅鐘于一九五二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被翻騰出來并遭到批判。針對此事，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羅榮桓在政治學院講話時意味深長地說：“傅鐘同志在一九五二年發表一篇文章，說學習理論要先學後聯，不能立竿見影，登在《八一雜志》上。這樣說，是我在總政治部當主任的時候了。”他沒有再說下去，但話的意思很清楚：傅鐘發表這篇文章時，譚政還在中南軍區，帳自然不能算在譚政名下，那末，是不是要找後台啊？至于學理論究竟能不能“立竿見影”，羅榮桓在這次講話中還沒有表态。但是他針對林彪攻擊“系統的”學習是“教條主義”卻講了一段話，現在保存下來的講話記錄稿如下：
什麼叫系統？從實際出發研究理論，而不是從經驗主義出發。以經驗主義的态度學理論不行。看問題不要帶片面性，所以許多東西都要很好解釋。
這是一份原始記錄，語句記得不夠完整，但意思很清楚。一開始，羅榮桓用問答式給系統（學習）下了個定義，認為“從實際出發研究理論，而不是從經驗主義出發”就叫做“系統學習”。由此可見，系統學習并非教條主義，而反對系統學其實倒是經驗主義。羅榮桓所說“看問題不要帶片面性，所以許多東西都要很好解釋”，顯然是不指名地也是比較委婉地表示了對林彪攻擊系統學習為“糊塗觀念”的異議。
羅榮桓認為，系統學習和從實際出發是一緻的。因此，系統學習毛主席著作就要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中國革命的實際表現為中國共産黨生動活潑、有血有肉的曆史。所以，學習毛主席著作就要結合學習中國共産黨的曆史，以黨史為線索學習毛主席著作。這就是從五十年代起，羅榮桓不斷提倡的“一條線”的學習方法。
羅榮桓認為，隻有按照“一條線”的學習方法，才能了解毛澤東某一論斷是在何種曆史條件下針對什麼問題而發，才能學到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而不是個别詞句。這種學習方法同林彪的“帶着問題學”是水火不相容的。
然而，林彪在錯誤的道路上卻是越走越遠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他在提出“帶着問題學”和“立竿見影”後又添加了幾句話拼湊了一套所謂學習方法，後來被吹噓為“三十字方針”①〔即“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于是，林彪這一套在形态上更加完備了。為了堅持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實質，羅榮桓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在十二月間在聽取總政各位副主任、各部負責人彙報時，多次從各個側面就如何學習毛主席著作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
一九六一年一月，濟南軍區政委梁必業調到總政任副主任，羅榮桓在同他談話時指出：“帶着問題學，就是要到毛選中去找答案。這樣提不适當。比如兩口子吵架，發生了問題，如何到毛選中去找答案？還是應當學習立場、觀點、方法。”梁必業在總政辦公會議上傳達了羅榮桓的意見。
對林彪的“頂峰”論，羅榮桓也明确表示不贊成。他在聽取總政幹部部長甘渭漢彙報幹部工作後說：“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當代思想的頂峰，那就沒有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是一樣的。馬列主義向前發展了，毛澤東思想也要随着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嘛！”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在總政召開的青年工作座談會上，羅榮桓作了多次即席講話。他說：“學毛著必須反對教條主義，要好好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小平同志講，對毛選宣傳要反對庸俗化。隻喊口号不行，不能各取所需。這個問題一定要注意。”他還說：“如何學習毛澤東思想，是學習詞句，還是學習立場、觀點、方法，這是嚴肅的政治問題。”“對毛著引證要認真負責，不能不理解就去引，隻當作招牌。”“要防止借宣傳毛主席來突出自己。”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羅榮桓在肖華、劉志堅、徐立清、梁必業陪同下，接見了《解放軍報》副主編以上的幹部，對報社工作發表了許多重要意見。他從正面闡述了應當如何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反複強調：“要領會毛主席思想的精神實質，不要滿足于引證某些詞句。”他說：“對馬恩列斯不要教條主義，對毛主席思想也不能教條主義，不能隻引證某些詞句。毛主席的文章很少引證馬克思、恩格斯怎麼說的，但他講的是馬列主義的精神實質。”
在這次接見時，羅榮桓還提出了“對林總的宣傳要認真負責”的問題。他認為，把林彪“随便講的一些話”，“不分場合報導出來，是不好的”。他說：“今天這樣講，明天可能不這樣講。客觀認識是反反複複的。就那麼準确？那就難了。”
從羅榮桓這些講話可以看出，他和林彪在如何學習毛主席著作問題上的分岐已經越來越明顯了。
－－－－－－－－深入部隊進行調查研究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在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号召，羅榮桓積極響應。他不當總政主任已有三年多了。這三年多部隊情況有很大變化。尤其是當國家正處于暫時困難之中，指戰員們的思想動态如何，部隊工作究竟存在些什麼問題，他都需要再摸一摸。于是，他不顧重病在身，決定親自到部隊中做一些調查研究。
一九六一年二月四日中午，羅榮桓和賀龍一道乘火車順京滬線南下。
第二天下午兩點多鐘車到浦口，那時還沒有長江大橋，火車需要輪渡。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副政委肖望東、政治部主任鮑先志已經渡江來到車上迎接，并利用火車輪渡的一個多小時向兩位元帥彙報部隊情況。他們談了貫徹軍委擴大會議精神的情況，開展兩憶三查（憶階級苦、憶民族苦，查立場、查鬥志、查工作）的情況和部隊的生産、生活情況。羅榮桓和賀龍坐在沙發上靜靜地聽着，賀龍的煙鬥裡不時發出輕微的絲啦絲啦的響聲。
彙報中，許世友反映：“現在南京部隊幹部每人每月隻能吃到三一斤糧食，沒有肉吃，油水很少，特别是團以下幹部，年紀比較輕，每天帶着部隊搞訓練，爬山涉水，晚上還要搞夜間訓練，體力普遍下降……，許世友說到這裡，停了下來。車廂裡一片沉默，似乎空氣都增加了重量。
在羅榮桓手邊的茶幾上放置着一疊裁好的白紙和幾支削好的鉛筆。聽許世友彙報時，羅榮桓拿了一張紙，用鉛筆在上面寫了“三一斤”幾個字，他見許世友不講了，便又問了一句：
“幹部戰士情緒怎麼樣？”
“大家情緒都很好，沒有聽到什麼怨言。”許世友回答道。
羅榮桓非常了解許世友，知道這個耿直爽快的人是不輕易在上級面前叫困難的。他既講了，就說明這是必須予以高度重視的情況。羅榮桓看了看許世友，正準備說話，賀龍站了起來，将拿着煙鬥的右手向前一伸，十分嚴肅地說：
“這個問題可要注意喲！軍隊是我們國家的命根子，沒有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過去我們靠軍隊打天下，今天還要靠它來保衛社會主義建設。幹部是我們最寶貴的财富，可不能把他們的身體搞垮了噢！”
羅榮桓接着說：“賀老總說得很對。你反映了一個重要情況，這可能是一個全軍帶普遍性的問題，要很快解決……我們的幹部是很好的，他們懂得體諒國家的困難。越是這樣，我們做領導的就越要關心他們。各級黨委要把部隊的生産和生活當做一件大事來抓。”說到這裡，他沉吟了一下，又接着說：“如果一下子解決有困難，甯可機關幹部少吃一點，把糧食省出來，也要讓下面的幹部吃飽。”說完，他又拿起鉛筆在“三十一斤”下面畫了兩道粗粗的黑道。
車到東岸，下車前，羅榮桓又對許世友等叮囑道：“關于部隊營養不足和體力下降的情況，你們要派人去做一次專門調查，寫出報告。要具體，有典型材料，能看出問題。報告寫好送給總政，然後通報全軍，讓大家都來注意解決這個問題。”
這時，除了怎樣學習毛主席著作外，應當如何解決部隊因暫時困難而引起的思想問題，也時時在羅榮桓的腦際索回。
在南京，羅榮桓和賀龍同去一個警衛部隊的連隊，了解戰士的生活，看了夥房和食堂。當他們了解到由于連隊搞了些生産，養了豬，種了菜，夥食還差不多時，心裡才稍感寬慰。在同戰士談話時，羅榮桓又問起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問題。他問戰士們：“林副主席最近提出了‘帶着問題學’，你們是怎麼樣理解的？”當時，林彪那一套還剛剛提出，背語錄、背“老三篇”等也還沒有興起，因此他們對羅榮桓提出的問題都答不上來。停了半響，一位指導員吞吞吐吐地說：
“我們支委開了好幾次會研究學毛選問題。但是我們水平低，研究來研究去也不知道該怎麼學才能立竿見影。”
賀龍把手一揮：“上面是那麼講的。你們下面學的時候，要靈活運用嘛！”
羅榮桓接着說：“毛主席的著作，你們要認真學習，注意聯系實際，領會精神實質。”他沉吟了一下，“至于‘見影’不‘見影’，究竟何時可以‘見影’，那是以後學習成效的問題，先不要考慮它。”
二月六日，羅榮桓、賀龍到達上海。第二天，他們将駐上海的陸海空三軍負責同志請來介紹情況。
彙報中，上海警備區副司令員方中铎說，在暫時困難面前，有些戰士因為家鄉遭了災、鄉親們挨了餓或者是社隊幹部作風不好而說怪話，有的連隊幹部就說這是“反對三面紅旗”，将這些戰士劃為落後分子。羅榮桓十分明确地說：“在戰士中不準劃‘類’。把若幹戰士劃為落後分子，不僅沒有好處，而且副作用很大。”
賀龍接着說：“對喲，可不要因為人家講了幾句怪話就說人家是落後分子。現在說幾句，可能以後還要多一些咧。因為現在才二月份，難過的日子還在後頭。南方五月小麥登場，到北方，六七月小麥才能登場。”
羅榮桓又說：“怪話說得多的，往往是階級出身好的，他們沒有多少顧忌，敢說話，敢暴露思想，‘怪話’可能多一些。倒是那些中農、上中農出身的，比較謹慎，往往不多說，可并不見得沒有意見，而是有顧慮，不敢講。因此，不要把戰士說些怪話就說成是落後分子。不能随便戴帽子。”
“帽子可是不能随便戴。”賀龍說，“戴得不好就不舒服。我們不能傷了感情。要重視戰士的自尊心。一定要強調說服教育，不能壓服。逼得太厲害了，就會铤而走險！”
羅榮桓說：“政治工作幹部，特别是政治指導員，一定要與戰士有濃厚的感情。要把戰士當作自己的親兄弟。做到戰士心裡有話，都願意并且敢于向指導員說。如果戰士有話，悶在心裡，不敢或不願對指導員、對支部講，那不能說明别的，隻能說明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到家，我們的工作落後了。所以落後不在于群衆，而在于領導……現在國家還有困難，糧食不夠吃，吃不到肉，菜也很少。戰士們每天那樣辛苦還能很好進行訓練、從事生産，做到這一點就不簡單了，怎麼還能喊他們落後分子呢？”
後來，總政治部根據羅榮桓的意見，向各單位打了招呼：在文件、報紙和口頭上，取消“落後分子”的稱呼。必要時，相對于“先進”這一詞彙，改用“後進”的提法。
二月十三日，陰曆臘月二十八，正是家家戶戶準備過春節的時候，羅榮桓和賀龍又風塵仆仆趕到福州。第二天是除夕，他們顧不上休息，便将福州軍區的領導幹部請來彙報海防工作和民兵工作情況。
春節期間，他們經泉州來到廈門前線。正月初三，羅榮桓冒着敵人炮擊的危險，攀登陡峭的山崖，來到前沿陣地看望戰士。随後，他在一個師裡召開指導員座談會，聽取了彙報，并就如何搞好連隊政治思想工作、管理教育和怎樣抓生活等幾個方面，同這幾位新中國成立以後才參軍的新一代的指導員娓娓而談，親自傳授自己做連隊工作的切身體會。
羅榮桓說：“現在部隊的戰士是義務兵，人員流動很大，哪兒的人都有。往往一個連隊有幾個省的人。戰士們都和自己的家鄉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系。地方上發生的事情，會很迅速地反映到部隊中來。因此，要想做好連隊政治思想工作，指導員不但要熟悉本連每一個戰士的家庭、曆史、思想情況，而且還要知道戰士家鄉的情況，知道哪一個地區近來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否則就無法回答戰士們提出的問題，領導上被動，成了‘馬後炮’，政治思想工作就不可能做好。”
座談會結束後，工作人員整理了題為《賀元帥、羅元帥視察部隊時的指示》的記錄，其中根據當時流行的說法，提到社會上階級鬥争形勢比較複雜，“敵我性質的鬥争又往往是和人民内部矛盾糾纏在一起”，這種情況會通過各種途徑反映到部隊中來。羅榮桓審閱後，提出兩點意見：一、紀錄稿中盡量少提他的名字和軍銜；二、此稿暫時不要發表，因為有些問題還要考慮考慮。比如，正确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連隊提合适不合适？他認為，在連隊不宜提敵我矛盾。羅榮桓這一考慮和當時流行的“社會上的階級鬥争也必然大量反映到部隊中來”的看法是不一緻的。可是，羅榮桓這一實事求是的看法，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更不可思議的是，他在這次座談會上依據毛澤東“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和林彪創造四好連隊①的口号提出的“四抓一調查”在幾個月後竟無端遭到林彪的攻擊〔指思想、作風、訓練和生活管理四個方面〕。
二月下旬，羅榮桓、賀龍到達南昌，聽取了江西省軍區負責人的彙報，視察了南昌步兵學校。三月初又到達長沙。
三月一日，羅榮桓在長沙接見幾位連營幹部時，又向他們提出了在南京已經提過的問題：如何帶着問題學？怎樣才能立竿見影？三月六日，羅榮桓視察了長沙第一政治幹部學校，會見了校長相炜等領導幹部，又重新提出這兩個問題，并就如何學習毛主席著作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學毛選，你們要根據不同對象提出不同要求。學員中有很大一批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入伍的，要多學點黨史，不然，毛選就讀不進去，就感覺不到什麼問題，讀起來也不親切。如果知道在哪些重要的曆史關頭，毛主席都有一些什麼主張，這就領會深刻了。所以我主張你們首先講講黨史，以黨史為線索去學習毛選。”
羅榮桓還指出，學習毛澤東思想，應根據不同對象提出不同要求。他說，聽說在南昌有一個部隊每人買了一部毛選，這種熱情是好的，但是不是都讀得懂啊？對戰士，應該多搞一點傳統教育，這也是毛澤東思想嘛！學習毛澤東思想不能隻用一個辦法、一把尺子去要求，那樣做就是教條主義了。
這時，羅榮桓除了考慮“帶着問題學”和“立竿見影”外，對林彪主張“背一點東西”，把毛選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話背下來”也發生懷疑。他認為，背誦的辦法容易把毛主席著作教條化，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教條主義從來都是格格不入的。在這次談話中，他尖銳指出：“用教條主義态度對待毛澤東思想，那根本是牛頭不對馬嘴！”
座談會結束後，羅榮桓仍然在繼續思考關于“背一點東西”的問題。第二天清晨散步時，他走着走着，突然停下腳步回過頭來問随行人員：“讀毛主席的書，隻記住那麼幾句話，能解決問題嗎？”随行人員并不知道此時羅榮桓已同林彪在如何學習毛澤東思想問題上産生了原則分歧，都感到他問得很突然，但羅榮桓所提問題答案是明顯的。因此都以搖頭作答。過了一會兒，羅榮桓又吩咐道：“告訴昨天我們去的那個學校，組織學員學習毛主席著作時，不能隻對書中的個别詞句，一兩句話發生興趣，要注意學習毛主席分析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領會精神實質……馬列主義從來就是反對教條、反對迷信的。”
一個多月的調查過程，顯然已使羅榮桓明确認識到，林彪的提法背離了黨的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從根本上違背了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實質。如果聽任其發展下去，将對部隊建設産生嚴重的不良後果。以後的問題就是要向林彪提出意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