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在“左”傾浪潮襲來的時候
－－－－－－－在反右派運動中
一九五六年，由于勞累過度，羅榮桓心絞痛反複發作，有時一天幾次。發作時，吃一點藥，休息一下便挺過去了。時間一長，羅榮桓擔心贻誤工作，準備辭去總政主任的職務。他對林月琴說：“一個人在其位，就得謀其政。你在那個位置上，人家有事就請示你，你又沒有那麼多精力去了解情況，這會影響工作，還不如把事情交給身體好的同志去做，對革命對自己都有好處。何況，我專做政治學院院長，可以集中精力搞得更好一些。”當時隻有五四歲的羅榮桓，經過反複考慮，一九五六年九月二日，終于提筆寫道：
彭轉軍委并報中央主席：
我長期身體不好，不能工作，而又挂名很多，精神上極感不安，請求解除我總政治部主任及總幹部長等職以免妨礙工作。
羅榮桓建議由譚政接替總政治部主任職務。
譚政同羅榮桓一樣，從紅軍初創時期起，便做政治工作。他也是古田會議的參加者之一。他擔任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時，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在西北局高幹會上作了《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這一報告是在毛澤東、周恩來指導下，經過廣泛調查研究，由譚政起草的。報告總結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曆史經驗，是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重要文獻。解放戰争時期，譚政是東北人民解放軍的政治部主任。新中國建立以後擔任中南軍區第三政委。一九五五年春到總政任副主任。他具有豐富的政治工作經驗，長期以來是羅榮桓的得力助手。
彭德懷接到羅榮桓的信後，感到事關重大，需從長計議。他考慮八大即将開會，可在會議期間向毛澤東主席報告後再說，便将信先壓了下來。
九月十五日，中國共産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羅榮桓出席了大會并被選入主席團。二十六日，大會選舉中央委員，羅榮桓當選。二十八日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由毛澤東提名，羅榮桓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十月二日，彭德懷将羅榮桓的信批給軍委秘書長黃克誠：“抄送軍委委員閱，準備在軍委會上讨論一下。原稿轉呈主席。”
中央軍委經過反複研究，考慮到羅榮桓的健康狀況，同意他的請求，并決定由譚政任總政治部主任，肖華任總幹部部長（不久，總幹部部與總政合并）。這兩項提名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第五十二次會議通過。
羅榮桓辭去總政治部和總幹部部的職務後，日常工作的負擔減輕了。但是他被選為政治局委員，感到肩上的責任更加重了，需要用更多的時間到群衆中去走一走，接觸一點實際，發現了問題可以及時向中央反映。
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之交，他去湖南、廣東、福建視察，并順便回到闊别三十年的故鄉衡山縣城，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遊覽了慕名已久的南嶽衡山。
一九五七年極少數資産階級右派分子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猖狂進攻。下半年，全國開展了反右派鬥争。這一鬥争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但在鬥争中出現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一大批人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其中也有羅榮桓所熟悉的人。
在反右派鬥争中，羅榮桓強調劃右派一定要十分慎重，實事求是。他曾在政治學院說：不能因為說了一兩句錯話就成了右派。右派是有思想體系的，他們把一切事物都看右了。他們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路線政策。如果因為對某個問題有意見或說了點錯話就成了右派，以後誰還敢講真話？因為他的幹預，政治學院少劃了許多右派。
在總政治部所劃右派中，最著名的是文化部長陳沂。他是人民解放軍中唯一被劃成右派的将軍。
陳沂在山東、在四野、在總政治部，都在羅榮桓領導下工作。羅榮桓對陳非常熟悉，他聽說陳被劃為右派分子後，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他說：陳沂雖然有某些缺點錯誤，但他所領導的全軍文化工作是有很大成績的。他還曾向中央反映了陳沂的問題。但是，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陳沂仍然被錯劃為右派。
一九五八年三月下旬的一天，陳沂同他的妻子馬楠一道，到羅榮桓家去。他們進門後，林月琴迎了出來，告訴他們，羅榮桓在樓上，請他們上樓。陳沂夫婦腳步有點遲疑。林月琴親切地對他們說：“你們上去吧，沒有關系。他在等着你們。”
陳沂夫婦一進屋，隻見羅榮桓象往常一樣，正坐在沙發上沉思。羅榮桓聽到腳步聲，把眼光落到來人身上，馬上立起身，順手拿起茶幾上的眼鏡，帶上，看了一看，緩緩地說：“是你們啊！”然後招呼他們坐下。這時，馬楠一下子哭了。
羅榮桓搖搖頭勸慰說：“不要這樣。”
當時，陳沂劃右派已經定案，羅榮桓作為黨員，個人要服從組織。他雖有不同意見，卻不能向陳沂夫婦說明，于是，便以向前看的态度，用鼓勵的口氣說：
“陳沂，跌倒了，再爬起來嘛！要有個政治家的風度。”他又轉向仍在抽泣的馬楠：
“馬楠，你呢，要冷靜下來，不要弄得兩個人都陷了進去。”
聽了羅榮桓這樣講，陳沂感到自己的思想包袱已經不那麼沉重了。
“不過，你這個同志要很好地吸取教訓。古人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你隻要努力，就會把壞事變成好事，可能因禍得福。”
聽到老首長稱呼自己是“同志”，聽到他暖人心脾的話語，陳沂激動得連連點頭。
後來陳沂始終将羅榮桓對自己的鞭策和鼓勵銘記在心，成為鼓舞自己度過逆境中漫長歲月的巨大精神力量。
陳沂被分配到黑龍江一個馬場監督勞動後不久，馬楠也調到黑龍江的哈爾濱市工作。以後，馬楠每次進京去看羅榮桓，他都要留馬楠吃飯，仍然親如家人。當他聽說陳沂每月隻有二八元生活費時，不禁皺起了眉頭。他對總參謀長黃克誠談起此事，黃也認為這種作法不對。後來陳沂的生活待遇才有所改善。
一九五八年，陳沂給羅榮桓送來了他寫的長篇小說《白山黑水》。羅榮桓讓秘書轉告陳沂：“小說收到了。幾十萬字，不是一下子就能寫好了的，可以多征求一些意見。修改了可以出版嘛！”
這時，他又詢問有關同志，得知陳沂仍未摘帽時，立即說：“怎麼現在還不摘帽子，人家還要生活嘛！”
在中央發出關于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後，在中央領導人和羅榮桓等的關懷下，黑龍江省委給陳沂摘了帽子。緊接着，《解放軍文藝》選刊了《白山黑水》的一些章節。與此同時，林月琴對陳沂的孩子說：“你爸爸的問題，羅伯伯說了，要分兩步走。第一步先摘帽子、定級、分配工作。第二步再甄别改正。”
一九六二年，總政已準備給陳沂和其他幾位錯劃為右派的幹部甄别改正。但是，由于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了要強調“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争”，這件事又擱了下來。
－－－－－－－－在大躍進中
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澤東在南甯會議上批判了“反冒進”，進而又提出“大躍進”。五月，“鼓足幹勁，力争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為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八月，北戴河會議決定在全國範圍内建立人民公社。于是，便有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一時間，以高指标、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産風”為主要标志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開來。
羅榮桓因為有病，沒有參加上述各次會議，但是他十分關注這場遍及全國的轟轟烈烈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
那時，北京南面不遠的徐水縣，曾被稱為“快步進入共産主義”的典型。九、十月間，成千上萬的人湧到那裡去參觀學習。羅榮桓同賀龍、聶榮臻也結伴去了一趟。所到之處，他們看到村子裡的街道打掃得很幹淨，牆上都粉刷了白灰，上面寫有“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之類的口号，畫有其大如牛的肥豬和幾個人才擡得動的大白菜。
他們來到幼兒園，隻見一群為了迎接參觀而穿上新衣服的孩子面無表情地歡迎着一隊隊參觀者。當人們問他們吃什麼時，便異口同聲、象背誦似地說：“吃餃子、烙餅。”
羅榮桓一行也參觀了可以看出是臨時湊成的、裡面坐着幾位老大爺、老太太的“敬老院”。房裡盡管打掃得很幹淨，床上都鋪了潔白的床單，然而，四面蕭然，缺乏居家過日子的氣氛。羅榮桓離開這裡時，對聶榮臻說：“這樣的敬老院，我可不來住。”
第二年六月，羅榮桓在政治學院的一次座談會上回憶徐水之行說：去年九月份以後，公社化的浪潮來了。全面躍進的形勢看起來也比較熱鬧。有些人的頭腦發熱了，下面也熱得非常厲害。那徐水，簡直是“共産主義”了。我到徐水看了，就覺得不是那麼回事，隻不過是在那裡的牆上寫了一些詩，畫了一些畫，豬圈裡養了幾頭大豬，别的也沒有什麼……
羅榮桓還和賀龍、聶榮臻等一道去天津勝芳參觀了據說是畝産二十萬斤的密植高産衛星田。他們來到這一塊将幾十畝水稻集中移栽來的田地跟前，彎下腰，用手杖捅一捅那密不透風的稻棵，仔細觀看了地頭上放着的一排鼓風機和拉起的電燈。羅榮桓問陪同參觀的公社書記：“為什麼要用鼓風機吹？”公社書記答：“不吹，空氣不流通，稻子就會腐爛。”羅榮桓點點頭，又接着問：“是不是所有的田地都能用上鼓風機？”公社書記搖搖頭說：“不是。”羅榮桓直率地說：“那你們這塊試驗田，既然不能推廣，這試驗還不能算是成功。”旁邊一位同志開玩笑地說：“可要鼓氣，不要洩氣呀！”羅榮桓笑了一笑說：“這個氣還是少鼓一點為好。我們總還懂得點科學嘛！種田不講科學不行。”
這場不講科學、不講客觀經濟規律的運動很快露出惡果。為了總結經驗教訓，糾正“左”的錯誤，從十一月到翌年六月，中共中央在鄭州、武昌、南甯、上海等地召開了一系列會議。其中，羅榮桓出席了于十一月底在武昌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他表示堅決擁護會議重申黨的實事求是作風，糾正共産風、浮誇風的方針。他曾多次同聶榮臻、賀龍等議論，刮共産風、吃飯不要錢都是嚴重脫離實際的。
由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的“左”傾錯誤來勢迅猛，嚴重破壞了生産。因此，一九五九年春荒時節，農村形勢很糟，有的地方餓死了人。這種情況反映到部隊，便在幹部戰士中出現了大量的思想問題，需要加以解決。當時，羅榮桓已專任政治學院院長，他便親自動手，到學院去了解學員的思想動态，并針對學員中存在的思想問題做形勢報告和講話。從五月十八日到六月八日，他共講了三次。
當時，毛澤東已在實際工作中逐步糾正一些“左”傾錯誤的做法；但是，這都是在肯定“三面紅旗”的前提下進行的。受曆史條件的限制，羅榮桓在講話中也是首先肯定躍進，然後再具體分析存在的問題。他在六月五日學院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便首先說：“一九五八年肯定是躍進。”然後說：“但缺點也不少，教訓是很大的。糧食七千五百億斤，現在看來是不可靠的，沒那麼多，根據各省核實、上報的數字，大緻有五千多億斤。按照五千多億斤糧，也不緻象現在這樣緊張。”
接着，他分析了糧食緊張的原因。他說：那時以為糧食過了關，放開肚皮吃飯，吃了五個月，大概吃了一千億斤。六億人口，多吃幾口飯還不容易，有些地方就吃空了。本來就有虛報，再加上吃了五個月，還有全民大煉鋼鐵，幾千萬人上山，到哪吃哪，秋收還未收好，如河南有五十％的糧食未收到手，所以即使全國有七千五百億斤糧食也非緊張不可。
在談到去年的教訓時，針對浮誇風，羅榮桓講了“講真話”的問題，他說：“現在看，糧食越緊張的地方，越是去年放衛星的地方，不緊張的倒是去年插白旗的地方，所以毛主席說，要講真話。”為什麼會說假話呢？羅榮桓指出，“上面一要，下面強迫命令，再下面就弄虛作假。”他舉了河南的例子，那裡要求農民積多少噸肥料，搞不出來，農民隻好挑黃土充數。
針對共産風，羅榮桓講了所有制問題。他說：“農業方面基本是所有制問題，現在又恢複了自留地，小隊、生産隊都有部分所有制，基本恢複高級社一套。農民還是農民，那時熱潮一來以為要到共産主義社會了，什麼也不歸個人所有了，于是農民到處殺雞宰羊，有的戶一晚殺了八九口豬。”
在六月八日政治學院速成系八、九、十班畢業典禮的講話中，羅榮桓還聯系到了曆史上黨内的“左”傾錯誤問題，他說：去年一聽增産了多少倍，頭腦就發熱了。毛主席經常教育我們，要我們保持冷靜的頭腦，頭腦不要發熱。過去王明、李立三他們看到革命力量有了發展，頭腦一熱，就搞全國暴動，結果白區損失一百％，蘇區損失九十％。他認為，應當吸取曆史教訓，“既要有沖天的幹勁，又必須有科學分析的頭腦”。
在一九五八年“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下，在軍隊内部也開展了錯誤的反“教條主義”運動。羅榮桓在學習蘇軍經驗問題上不贊成照抄照搬的教條主義态度，同時也不贊成把批評實際工作中的錯誤說成是反“教條主義”的路線鬥争，用教條主義這頂帽子整人。
這一年五月間，以反“教條主義”為目的的軍委擴大會議召開，被錯誤批判的劉伯承（當時任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奉命進京，下榻于東交民巷八号四号樓，與羅榮桓比鄰而居。羅榮桓立即前往問候，并與劉伯承親切交談。後來，劉伯承要求到大會發言，作自我批評。劉伯承夫人汪榮華高血壓病複發。羅榮桓知道後，立即叫林月琴陪她去醫院看病，同時讓林轉告汪，叫她告訴劉帥，不要緊張，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要注意保重身體。有些事說一說就行了。這種事（指搞批判的政治運動）在我們這個黨内是常會碰到的。
軍委擴大會議結束以後，在全軍普遍開展了錯誤的反“教條主義”運動，其中又以院校為重點，到處都在插紅旗、拔白旗，政治學院也要反“教條主義”。
自從反右派鬥争開展以來，在政治學院，按照中共中央規定，哲學、政治經濟學等基本理論課程已經停課，全院唯一的一門課是社會主義教育，即按毛澤東的《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章節設置若幹專題，結合學一點馬列的語錄和報刊有關文章。這種學習，内容主要是當時的一些實際問題，怎麼談得上教條主義呢？但是，全軍院校“一刀切”，政治學院也得“反”。于是，“大鳴大放，貼大字報”，把學院主持日常工作的領導幹部作為批判對象。羅榮桓作為政治學院院長，立即出來說話，他親自到政治學院了解情況，糾正了運動造成的極端民主化的現象，化解了這場“批判”。但是，這種内耗性的“鬥争”仍沒有完結。一九五九年四五月間，在政治學院又圍繞要不要在教學中“設置對立面”展開了争論。“設置對立面”，這也是毛澤東在中共八大第二次會議上提出的一個口号。與此同時，毛澤東還提出了“插紅旗、拔白旗”，批判“觀潮派”和“秋後算帳派”。一時間，這些“左”的口号風靡全國，壓抑了許多正确的意見，損害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為“左”傾錯誤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這些口号傳到政治學院後，要不要在學員中“樹立對立面”，便成為一個有争議的問題。在當時“左”的觀點盛行的形勢下，不贊成者有被扣上反毛澤東思想的帽子的危險，最後問題提到了羅榮桓那裡。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羅榮桓在政治學院明确指出：“學習中間要提倡自由思想。不要怕，有什麼想法就講什麼。自由思想、辯論，要提倡。對立面，事實上客觀存在，哪個問題都有對立面。但不要為對立面而去找對立面，不要這樣提，就是提倡自由思想。首先提找對立面，誰也怕當對立面。這顧慮要解除。提倡自由思想，精神就舒暢些了。”
－－－－－－主持民兵工作
一九五九年七月，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直言獲咎，被錯誤地當作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遭受批判。羅榮桓因病未出席這次會議。
會議期間，彭真從廬山打電話給羅榮桓，通報了會議情況，并說，毛主席準備讓林彪接替彭德懷國防部長的職務并征求未出席會議同志的意見。羅榮桓說，國防部長外事任務較重，林彪身體不好，似不宜擔任這一職務。羅榮桓建議由賀龍任國防部長。彭真向毛澤東報告了羅榮桓的意見，然而未被采納。九月，組成新的軍委，林彪出任國防部長并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羅榮桓作為軍委委員，分管民兵建設。十二月，軍委成立民兵工作組，羅榮桓擔任組長，張愛萍、甘泗淇任副組長。總參謀部、總政治部、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教育部、國家體委、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各出一名領導幹部任工作組成員。①〔一九六一年七月，軍委民兵工作組擴大為軍委人民武裝委員會，羅榮桓任主任〕
民兵工作，既是我軍的傳家寶，也是羅榮桓的老本行。在軍委民兵工作組第一次會議上，他說：“我們是靠民兵起家的。”“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毛主席就在兩湖農民中搞起赤衛隊。秋收起義，毛主席領導我們在井岡山建立根據地，紅軍就是在赤衛隊基礎上搞起來的。以後，毛主席提出正規軍、地方軍、赤衛隊相結合，構成了根據地武裝鬥争的有利形勢。在江西中央蘇區，又建立了少年先鋒隊，那時的少先隊就是現在的基幹民兵，成團成營地擴軍就是靠赤衛隊、少先隊。抗日戰争時期，民兵有了更大的發展，配合部隊作戰，獨立堅持遊擊戰争、堅持地方鬥争。解放戰争時期，民兵更普遍了，部隊擴充兵員主要從民兵中來。日本投降後，我們在山東整編，很快就搞出了五十個團；在東北也搞了兩批，一批五十個團，一批八十個團①〔兩批實際達一百六十四個團〕，這些都是靠民兵搞起來的。”
羅榮桓這一段話，扼要地叙述了中國民兵的發展史，實際上也正是他本人從事民兵工作的經曆。
羅榮桓分管民兵工作後，首先召集總參動員部長傅秋濤和總政群衆工作部長谷景生彙報情況，然後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主持起草了以軍委名義緻中共中央的《關于民兵工作問題的請示報告》。
報告首先提出，要提高對現代戰争中民兵戰略地位和作用的認識：“現代戰争将是導彈與氫武器②的戰争〔當時用語，即核武器〕，它對于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工礦重點、交通樞紐地區的破壞是很大的。我們對付這種戰争，必須實行全民防禦，建立全民防禦網，而這種全民防禦網，又必須依靠民兵。民兵工作搞好了，就可以減少常備軍，騰出錢來搞特種技術武器，培養幹部，培養技術兵。至于戰時所需要的大量的步兵，可以從民兵中動員，要多少就有多少。”“因此，民兵工作在我國國防建設上，是有重大戰略意義的。”
報告根據羅榮桓的意見提出，民兵工作應将重點放在政治經濟中心地區、重點廠礦、交通樞紐和陸海邊防地區。後來，羅榮桓曾多次論及這一問題。他明确了民兵的戰略布局和工作重點，從戰略高度解決了民兵工作的指導方針。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民兵工作的重要發展，也是羅榮桓對民兵建設作出的貢獻。
報告還提出了加強對民兵工作的領導問題。
羅榮桓接手民兵工作，是在廬山會議之後。這時，民兵工作同其他領域的工作一樣，也已經走過一段曲折的道路。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在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以後，還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民兵問題的決定》，提出，民兵是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的人民公社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人民公社化運動為實現全民皆兵提供了空前優越的條件。九月間，毛澤東又提出要“大辦民兵師”。“全民皆兵”和“大辦民兵師”這兩個口号雖然起到了激發廣大群衆愛國熱忱和推動民兵建設的作用，但是它已被納入大躍進這個大框框内，同當時提出的鋼鐵、交通、文教、郵電、衛生等一系列“大辦”一樣，浮誇色彩甚濃。廬山會議之後，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被打斷，又開展了“反右傾”運動。浮誇、說假話等不良傾向依舊盛行。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後，對此更是推波助瀾。這種情況也不能不影響到民兵工作。羅榮桓一出任軍委民兵工作組組長，便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來排除“左”的幹擾，盡量減少其對民兵工作的破壞作用。
一九六○年一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上海會議上，林彪作關于國防問題的報告，提出了要建立六百個基幹民兵師的任務。
組織基幹民兵，羅榮桓是贊成的，一九六○年二月，在廣州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民兵座談會上，羅榮桓提出了把兵役制作為基幹民兵升級受訓的制度。他說：“基幹民兵升級到部隊，受訓三年，退伍回到民兵中去。這兩個制度結合為一體是好的。”羅榮桓這一思想實際上就是使民兵和預備役相結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之後的動員工作，雖然具體作法同羅榮桓說的不完全相同，但仍然是按羅榮桓提出的民兵和預備役相結合的思路做的①〔參看《當代中國民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第一版，第十五頁〕。
但是，他不贊成馬上就組建六百個基幹民兵師。在上述座談會上他坦率地說：“現在要搞六百個師，今年要編當然也可以編起來，也可能會象鄧克明同志②講的〔當時的江西省軍區司令員〕，流于形式。”
二十六年前，羅榮桓在中央根據地任總政動員部長時，“左”傾冒險主義領導就提出過“擴大百萬鐵的紅軍”的不切實際口号。為了完成指标，許多地方或者以填花名冊的辦法來搪塞，或者強迫命令。結果編是編了不少部隊，但水分甚多，流于形式。現在要搞六百個師不也同樣如此嗎？羅榮桓接着說：
“究竟怎樣搞法，怎麼分布，都要作很好的研究。首先要服從生産，搞不好，就會象彭德懷所說的，會增加農村‘五多’③〔似指表報多、文件多、會議多、蹲在機關多、一般号召多〕，所以大家要仔細地考慮一下。”
最後，羅榮桓說：“現在民兵已提到戰略地位。林總在上海會議上講了三四個鐘點，你們回去又給省委一講，這就更緊張起來了。因此，大家要注意工作方法。”“現在，要求我們的是腳踏實地的做工作，确确實實地為戰争做好準備，而不是要求我們廣泛進行宣傳。這種啞巴工作是完全符合客觀形勢的。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工作方法問題。”
為了總結交流經驗，推動民兵建設，在羅榮桓的主持下，全國民兵代表會議于一九六○年四月十八日在北京開幕。來自全國的在保衛海防、邊防、保衛生産、維護治安的鬥争中做出突出貢獻的民兵代表，以及過去戰争年代功勳卓著的老民兵、老赤衛隊員共六一六一人出席了大會。羅榮桓在開幕詞中指出，大會的任務就是為了要進一步調動全國千百萬民兵的革命積極性，發揚民兵的光榮傳統，發揮民兵組織的作用，加速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加強國防建設。他号召各地民兵要繼續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學習生産知識、科學知識、軍事知識，開展體育活動。要求人民解放軍應該更加關心民兵的建設，更積極地把自己的軍事本領和優良作風傳授給民兵。
這次會議的目的在于推動民兵建設，然而，由于當時整個形勢是仍然在“反右傾”的錯誤軌道上滑行，民兵工作中的浮誇風也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糾正。全國民兵代表會議後不久，總參動員部彙總全國民兵的數字是二。四億，其中基幹民兵有○。九億。對這兩個驚人數字，羅榮桓持懷疑态度。一九六○年十月，他對傅秋濤明确說：這兩個數字“不能完全相信，我看要打六折，裡面一定有浮誇”。
一九六○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又開始恢複。在這一有利形勢下，一九六一年四月總參謀部動員部召開了民兵工作專業座談會。會議期間，羅榮桓作了三次指示，提出要重新檢查貫徹“全民皆兵”和“大辦民兵師”口号的問題，重新核實民兵的數字。他說：“主席提出‘全民皆兵’，這是一個戰略口号，是在反對帝國主義形勢下提出的。‘大辦民兵師’也是主席提出的，是達到全民皆兵的一個具體措施，大辦民兵師需要有個步驟才能作到。要大辦，究竟怎樣大辦？弄到下邊，既然是‘全民皆兵’，一上名冊就行了。”又說，“全國民兵代表大會轟起來了”，“以後不到兩個月就有二。四億，數字是假的。我曾說過四六開的，有的地方是倒四六開。究竟民兵有多少，是個謎。”
他認為不應再把“全民皆兵”作為行動口号。他說：“我們不能天天喊‘全民皆兵’。你們的報告中還是強調全民皆兵。全民皆兵是我們的目的。不是現在馬上就能夠做到的。……你天天‘全民皆兵’，下邊就造假名冊……。現在看來，在和平建設時期搞幾億民兵，特别是在沒有民兵工作傳統的新地區……”他沒有将這句話說完，又換了一個角度說：“縣武裝部搞幾點，分區搞幾點，省軍區搞幾點，大軍區搞幾點，把力量集中使用，分散了搞不出名堂來。”
羅榮桓主張，把那些充滿水分的、不切實際的數字堅決改正過來。但有的幹部思想不通。他們認為大辦民兵師是毛主席的号召。民兵不占編制、不發軍衣、不吃公糧，多搞點沒什麼。羅榮桓說：與其大而無當，不如搞一點實在的。對他們做了耐心的說服工作。為了把民兵的數字壓下來，羅榮桓建議，提高參加民兵的年齡下限和降低參加民兵的年齡上限。根據他的建議，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的《民兵工作條例》修改了參加民兵的年齡條件，男性公民壓縮了五歲，女性公民壓縮了一五歲，僅此一項民兵數量即減少了幾千萬。
自從主持民兵工作以後，羅榮桓就十分注意抓民兵工作的落實，要求抓重點，反對一般化、大呼隆的工作作風。在《中央軍委關于民兵問題的請示報告》中，明确提出民兵工作的重點應放在政治、經濟、軍事中心地區，工礦區，交通樞紐地區，邊防地區和沿海重要島嶼。後來，羅榮桓對此又多次作了具體解釋。
在城市中，他認為民兵工作應以工廠、學校為重點。他說：“城市民兵工作，主要是抓工廠、學校。工廠第一，學校第二，别的松一點也可以。”在工人民兵中，他又提出：“要以訓練特種兵為主，要将航空、航海俱樂部的工作抓緊，要運用國防體協這個組織去推動工作，要多搞滑翔、跳傘、劃船、舢舨活動、摩托車賽跑，無線電訓練也要搞，這是我們的強大的後備力量。”對于機關、街道中的民兵，他認為不必強調。他說：“機關的民兵，國慶檢閱、五一示威有點意義，不要強調，也不必取消。一般地轟，徒然費力氣，分散了力量，不能總結經驗，城市的街道也不要搞，麻煩得很。”
他認為，許多同志都有搞農村民兵工作的豐富經驗，但對城市民兵工作，卻是新問題。他将這一現象稱為“老兵新傳”，希望大家多總結城市民兵工作的經驗。
羅榮桓關于全國民兵以城市等要害地區為重點，而城市又以工廠、學校為重點，在工廠民兵中又以訓練特種兵為主的思想，減少了各地區由于實行“全民皆兵”乃一轟而起的大呼隆現象，從而使民兵工作能夠比較落實。
為了抓落實，羅榮桓強調民兵工作要接受地方黨委統一領導，服從生産，結合中心工作。
一九六一年二月，羅榮桓在視察部隊時說：“搞民兵工作必須緊緊掌握一條原則：在各級地方黨委的領導下，結合中心去開展工作。”他又說：“省軍區就是省委的軍事部，省軍區要給省委當好參謀。省軍區、軍分區政治部的工作要跟省委、地委的中心工作很好地結合起來。”
他明确指出：“學校民兵工作主要是促進提高教學質量，工廠民兵工作主要是促進工業生産質量。學校和工廠的民兵工作，都要在不妨礙教學質量和工業質量的前提下去進行。”為了抓民兵工作的落實，他要求民兵訓練的形式要小型、多樣、靈活、業餘并結合生産和業務。
一九六○年四月，在全國民兵代表會議期間，召開了民兵工作座談會。羅榮桓在發言中非常具體地論述了民兵訓練問題。他說：“民兵訓練要采取多種多樣的方法，要和生産組織相結合，利用業餘時間，不要妨礙生産，不要想一口吃成一個胖子……要結合國防體育，搞射擊、滑翔、跳傘等比賽。學校可以利用暑假、寒假組織野營。機關、企業可以利用工間操的時間，搞一些小口徑步槍瞄準，用假日打打靶……如果光等集中起來搞制式教練，那樣味道就不大了……農村可以利用農閑的機會，在縣以下搞一點集會，一年舉行一兩次。”對于有些人民武裝部門訓練民兵時機械搬用部隊的一套，占用生産、工作和學習時間過多、過長，有的甚至讓學校停課一周搞野營，羅榮桓提出了批評。他指出：“這樣下去，民兵工作是不會落實的，做不好的。”他說：“野營活動也要搞小型的，搞一天、半天、幾十分鐘都可以，這樣既不影響生産、工作和學習，又不影響群衆休息。總之，民兵訓練的方式方法要生動活潑，要注意勞逸結合，要堅決反對形式主義。要搞些有實際内容又與本行業務相結合的訓練活動。”
羅榮桓堅決反對動用民兵處理人民内部矛盾。
一九六○年，由于形勢不穩定，有的地方幹部群衆關系比較緊張，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搶糧事件。有些幹部就動用民兵來對待群衆。對此，羅榮桓堅決反對。他說：“用民兵搞強迫命令、處理人民内部矛盾問題，要抵制，堅決不執行……”“凡是人民内部的問題，要是使用民兵、動用民兵，就是犯法。”
在這期間，在羅榮桓親自領導下，民兵工作由于注意了重新認識“全民皆兵”和“大辦民兵師”的口号，注意了糾正浮誇風和強迫命令風，強調了抓重點，服從地方黨委統一領導，結合中心工作和服從生産，民兵訓練形式要小型、多樣、靈活、業餘并結合生産和工作，嚴禁動用民兵處理人民内部問題，因而民兵工作逐漸落實。随着國民經濟的調整，城市、邊防、海島等重點地區的民兵工作搞得比較紮實，從而為一九六二年粉碎竄犯大陸的國民黨武裝特務，為維持社會治安，為鞏固海防邊防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