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思想修養中的重大課題
－－－－－－過好“親屬關”
新中國建立前夕，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防止産生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警惕資産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這是新的曆史時期黨的幹部特别是高級幹部思想修養中的重大課題。為了達到這一要求，後來周恩來又提出，黨的幹部要過好“五關”，即過好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和生活關。羅榮桓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之一，在處理家庭生活及親屬關系方面，也足為大家的表率。
還是在一九四九年國慶大典剛剛結束的時候，從湖南前線傳來了捷報：衡（陽）寶（慶）戰役勝利結束，羅榮桓的家鄉衡山縣宣告解放。如何處理好同親屬關系的問題，便擺到了羅榮桓的面前。羅榮桓參加紅軍後，曾向家裡寫了兩封信，當時家裡的人害怕受迫害，看完信後立即燒掉了。第三封信是羅榮桓抗戰初期在山西趙城寫給他的哥哥羅晏清的。當時正值國共第二次合作，所以這封信得以保存下來。羅榮桓在信中說：
現随軍北上抗戰，以後對家庭更無法顧及。非我無情，實處此國難當前，奈何！弟十年志之所在，想久已諒解，無詳述之必要。玉英小孩蒙兄等愛護，當表示感謝。還希繼續維持，使她能夠有所成就，不緻陷于無知無識，弟雖戰死沙場毫無顧慮。
從那以後，羅榮桓同老家便又斷了音訊。衡山解放以後，他當然十分關心在他離家時尚不足一歲的女兒羅玉英的下落；但他考慮得更多的是會有許多親屬來找他，其中很可能有人以為他當了大官，來向他謀個一官半職或提出其他不切實際的要求。因此，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間，他打電話給剛剛到職的衡陽鐵路局局長郭維城，說：“衡陽是我的家鄉。會有很多人想通過你上北京來找我。你要做工作，勸他們不要到北京來。不能讓他們免費坐火車。”不久，果然有一些人以羅榮桓的親戚的名義找郭維城，要求免票乘車進京，都被郭十一婉言謝絕。
羅榮桓家庭的音訊很快傳來了，頭一個信息是關于他的弟弟羅湘的。
羅湘比羅榮桓小三歲，同羅榮桓最後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二六年秋季的廣州。當時，國民黨左派和右派鬥争已日趨尖銳。羅榮桓同羅湘分手時，再三囑咐羅湘，參加政治活動時要明辨是非，不要上自稱是總理信徒的右派的當。羅湘在黃埔畢業後進了國民黨軍隊。羅榮桓一九二九年在龍岩曾寫信勸他離開國民黨軍隊回家種田，但他未聽。直到一九四六年，他才逐漸認識國民黨的腐敗。當上司任命他當一名鐵路上的課長時，他未接受，拂袖回鄉。一九四九年三月，在解放戰争節節勝利的形勢下，他在衡山拉起了一支有八十多支步槍、四十挺輕機槍的隊伍，号稱中國人民解放軍湘東支隊，并同國民黨的地方部隊打了幾仗。受解放軍湘東支隊這一番号的吸引，衡山進步青年紛紛投奔，這一部隊迅速發展到八千多人。解放大軍南下時，這支隊伍又主動幫助籌糧籌款，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解放軍第四十六軍一三七師将其整編後，了解到支隊的負責人是羅榮桓的弟弟，以為這是地下黨組織的遊擊隊，領導機關便準備任命羅湘為該師副政委。電報轉到羅榮桓手裡。羅榮桓對該部說明，羅湘并非共産黨員，自然不能任副政委。他認為，羅湘首先需要學習，改造思想，然後才談得上分配工作的問題。在他的建議下，羅湘被送到軍政大學學習，結業後分配到河南省政協工作，晚年曾任河南省政協委員，直到一九八四年逝世。
羅榮桓得到的第二個信息是關于他的二哥羅晏清的。
羅晏清比羅榮桓大九歲。羅榮桓讀書時，他在雜貨鋪幫助羅國理經營。一九二九年羅國理逝世，羅晏清繼承了父親的家業，當了族長。一九三七年，羅榮桓得知自己的女兒仍然住在老家時，對這位兄長表示了感激之情。
衡山解放後，在進行征糧工作時，駐南灣地區的工作隊得知羅晏清家是殷實富戶，征糧數額較大。第四十軍軍長羅舜初在來京時向羅榮桓談及此事，羅榮桓立即充分肯定了當地工作隊的做法。
一九四九年底，羅晏清帶着自己的兩個兒子陪同羅玉英和她的丈夫陳卓到了武漢，中南軍區副司令員肖勁光一面給予熱情接待，一面發報通知羅榮桓。與此同時，羅玉英也給她父親寫了一封信，要求到北京來。羅榮桓從羅玉英的信的字裡行間看出她也受到親友一些舊思想的影響，認為爸爸當了大官，自己可以進北京享享福。便回信寫道：“你爸爸二十餘年來是在為人民服務，已成終身職業，而不會如你想的是在做官，更沒有财可發。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國家規定的待遇外，一無私有。你弟妹們的上學是由國家直接供給，不要我負擔，我亦無法負擔。因此陳卓等來此，也隻能幫其進入學校，不能對我有其它依靠。”
一九五○年一月，羅晏清一行七人來到北京。羅榮桓看到已長大成人的女兒，看到了女婿、外孫和侄子，很是高興。他介紹陳卓和兩個侄子進入華北軍政大學學習。羅玉英由于文化水平較低，便留在家裡補習文化，到年底，進了速成中學的預備班。後來，他們四人中一人當了空軍軍官，三人成了國家幹部。實行薪金制後，羅榮桓又讓林月琴每月從薪金中拿出三十元交給羅玉英，讓她用以贍養她母親。至于羅晏清，孩子們進學校後，在京還住了一段時間。他自從出來以後，沿途被當成上賓招待，慢慢地也就感到心安理得。當警衛員、通信員為他做事時，他愛理不理，有時還支使警衛員幹活。羅榮桓看不下去，嚴肅地對他說：“我們的警衛員、通信員都是革命同志，是為人民服務的。你怎麼能對他們擺那個紳士架子！”後來便動員他回去，在土改中接受群衆的教育。
羅榮桓雖然對他的二哥要求比較嚴格，但他卻一貫以樂于和善于聯系群衆而著稱。他的家裡客人不斷，其中不僅有高級幹部，而且有一般幹部、工人和農民。他家門前，不僅有卧車，而且常常停放了不少自行車。有人寫詩贊道：
革命友誼重山河，首長關懷暖心窩。
帥府門前客不斷，單車倒比汽車多。
對這些客人，他都一視同仁，熱情接待。到了開飯時間，他必定要留下客人同他一桌吃飯，即便是對于臨時到他院内幹活的花工、瓦工，也是如此。對于外地來的客人，他都要請秘書給安排住處。就在羅晏清走後不久，衡山老家來了一位老人，他當過長工，當一九二六年底羅榮桓在家從事農民運動時，他是農會委員。解放後，特地到北京來看望羅榮桓。羅榮桓熱情招待了他，給他安排住處，讓秘書陪着到故宮、北海、動物園、頤和園等地方參觀遊覽。老人走時，他給買好火車票，請司機将他送往車站。他自己親自送到大門口。事後，他對孩子們說：“這些人雖然不是親戚，但思想感情一緻，比親兄弟還親。他們來看我完全是出于真心，出于階級感情。”
－－－－－－簡樸的生活，高尚的情操
從一九四九年九月到一九五四年秋天，羅榮桓全家住在北京南池子十八号。
在戰争年代，羅榮桓曆來是随遇而安。在井岡山上，風餐露宿、曲肱而枕是家常便飯。中央根據地内的祠堂、廟宇、草棚、茅舍，長征路上藏民的牛屎房，陝北的窯洞，沂蒙山的莊稼院，他都住過。到後來，大連日本式的和哈爾濱俄羅斯式的小洋樓，他也住過。嫌房子少、設備不好，則是從來沒有的事。他雖然自幼立志要當一名土木工程師，可從來也不曾想過給自己設計一所什麼樣的住宅或在室内應該有什麼樣的陳設。
他家搬到南池子十八号後，按照老習慣，室内一切照舊。然而，他對于室内那幾個博古架和架上的一些古玩擺設，卻感到有些礙事，怕孩子給打壞了，便讓秘書通知中共中央辦公廳，将它們統統搬走。這樣房間也顯得豁亮一些。然而這所住宅住上羅榮桓一家，再加上秘書、司機、警衛員，仍然顯得小了。可是，羅榮桓夫婦并未提出什麼。倒是管理部門看不過去，為了辦公的方便，在院子裡為秘書加蓋了一間房子，在院旁蓋了一間車庫。房子加蓋好不久，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開始了。羅榮桓在要求部隊和總政機關認真檢查的同時，對自己院子裡加蓋了房屋的事作了檢讨，認為這是浪費。總政副主任傅鐘、肖華等都認為，房子并不是他叫蓋的，不同意他做檢讨。他卻說，雖然不是我叫蓋的，可是我也沒有制止，仍然向中央寫了書面檢讨。
然而，房子比較狹小畢竟是客觀存在的問題，盡管羅榮桓不以為意，可來到羅家的許多客人都有此感覺。一九五三年底，軍委高幹會議期間，鄧小平來看望他，看到院子裡加蓋了車庫和秘書辦公室，連散步的地方也沒有了；他又看到羅榮桓近年來連得兩女，老家的大女兒和女婿、外孫也來到北京，還收養了一些無依無靠的親屬的孩子，房子顯得太擠了。在鄧小平的建議下，一九五四年秋天，羅榮桓又舉家搬到東交民巷新八号，與賀龍、陳毅、張鼎丞為鄰。羅榮桓在這裡一直住到他逝世。羅榮桓不僅在住房等生活問題上從來不提什麼個人要求，而且在名譽、地位的面前，都始終保持着一個無産階級革命家的高尚情操。他經常說，人民群衆是領導幹部身上的血液，領導幹部脫離了群衆，生命就要枯竭。因此，一個革命者想的應該是怎樣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不能要求額外的照顧，增加人民的負擔。
一九五六年，在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羅榮桓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後，中央辦公廳按規定要給他增派工作人員，增加車輛。他一概拒絕。他說：“我現在身體不好，具體工作管的不多，有一個秘書管管文件就行了。”但是，警衛部門提出，首長外出時需派警衛車，家裡警衛工作也應加強，要在他家增派副官和警衛人員。他仍不同意。經過反複商量，最後他隻同意增加一名副官。他雖然擔任許多領導職務，秘書一直隻有一人。為了照顧秘書的學習和休息，羅榮桓還常常親自簽收文件。按照當時的規定，在他家裡可以放映專場電影，但他堅決反對這樣做。有一次他不在家，放映隊來放了一場電影，他知道以後很不高興，不僅批評了身邊工作人員，還把總政文化部的負責人找來說：“我們為什麼不能出去看電影呢？你們放什麼好片子可以打電話通知我，我想看就去，不想看就算，以後不準再到家裡來放。”從此以後他家裡再也沒有演過電影。
有一年夏天，羅榮桓在北戴河療養。北京軍區副司令肖文玖去看他，見他住的房子已年久失修，室内也比較潮濕，便問羅榮桓，為什麼不找管理部門給修一修。羅榮桓說：“這就滿好了。”肖文玖看不過，回去後便囑咐北戴河的軍區療養院派工人去進行了修理。一天晚上，通知羅榮桓到劇場看河北梆子演出。他帶着幾個孩子去得晚了一些，場内座位已經坐滿了，在劇場裡轉了一圈也沒有找到位子，隻好走了出來。孩子們不高興地埋怨組織晚會的人沒有安排好，他卻笑吟吟地說：“看不成就不看嘛！出來散散步不是也很好嗎？”他在家養病時，一天，精神好一些，想到公園散步，于是來到許久沒來的頤和園。望着湖光山色，頓覺心曠神怡。他叫跟來的警衛員租條小船劃劃。可是警衛員身上沒有帶錢，司機老牟也沒有帶，他自己更是從來身上不帶錢的。公園的保衛人員就要了一條船給他們劃。他心裡一直記着這個事。幾天後他再一次來到西郊，便吩咐老牟把車子開到頤和園去還租船的錢。
羅榮桓長期身體不好，但他從不因為自己有病而要求什麼特殊的照顧。有一次他住醫院回來，發現家裡多了四張躺椅，就問秘書：“哪裡來的躺椅呀？”秘書回答：“總後送來的。”“給錢了嗎？”“沒有。”他一聽沒付錢馬上要秘書退回去。秘書解釋說：“總後的首長說，因為您有病，辦完公好靠着休息休息。”他說：“亂彈琴，我一個人害病，用得着四張躺椅嗎？都給我搬回去。”秘書很為難，不想去退。他最後說：“不退也成，一定要照原價給錢，用我的薪金。”這樣照價付錢以後，躺椅才留了下來。他常常因心髒病發作而卧床不起。醫生為了他在床上看文件、讀書、找人談話方便些，就從北京醫院借來一張搖床。他對醫生說：“醫院有許多病人比我更需要，怎麼能把醫院的床搬到自己家裡來呢？”林月琴怕醫生為難，就婉轉地問：“你不同意借，咱們自己出錢做一張可以吧？”最後還是林月琴拿了四百元錢到上海訂制了一張搖床。羅榮桓把公和私分得特别清。有一次，他到政治學院去。院務部的幹部讓老牟帶回一小包學院自己栽培的蘑菇，說是讓首長嘗嘗鮮。羅榮桓吃飯時看到了蘑菇，問是從哪裡弄來的，家裡人告訴了他。為這件事，他專門向秘書交代，讓他教育司機、警衛員等工作人員，今後外出絕對不允許接受别人送的任何東西。
他在東交民巷的住所靠近某機關的後院。有一次那裡修理鍋爐，整天敲得震天響。警衛員怕影響他休息，就去找人家提意見。他知道後對秘書說：要批評警衛員，這樣做很不好，我休息怎麼能影響人家的工作呢？他在杭州時，有一天去北高峰遊覽。因為山比較高，警衛部門準備了一付滑杆跟在後面。走到半路，醫生說：“路不好走了。請首長坐滑杆吧。”羅榮桓直擺手，頭也不回，拄着拐杖徑直走上山去。回到住處後，他對醫生說：“你這個同志搞什麼名堂，我是出來休息遊覽的，怎麼能叫人擡呢？”醫生解釋說：“你身體不好，擡滑杆的人都是我們自己的同志，又不是雇的人。”他連連搖頭，很嚴肅地說：“不對。不用說叫我坐了，讓他們跟在後頭也不應該，想也不應該這樣想嘛！”
羅榮桓時時把自己看作群衆中的一員，很願意接近群衆。他不贊成領導幹部警衛森嚴，同群衆隔絕的做法。到外地視察時，他常常一個人信步走到街上去。有一次，他從漢口乘船去南京。上船後發現這一層船艙就隻有他和幾個随行人員。一問，原來警衛部門同售票處打了招呼，其他的票都沒有賣。他不滿意地把警衛人員找來批評說：“我看你們搞警衛工作的恨不得把我們鎖進保險櫃裡。我們接近群衆有什麼不可以？”他出外視察都是輕車簡從，厭惡前呼後擁、迎來送往等繁文褥禮。有一次，他乘飛機去昆明，剛走出艙門，隻見機場上黑壓壓站了一群人，原來雲南省黨、政、軍負責人大都到了，還帶來許多工作人員。他很不高興，倚着飛機門對站在舷梯旁的幾位負責人說：“以後你們再來這麼多人，我就不下飛機，原機飛回去。”
羅榮桓無論是對于高級幹部還是普通幹部，無論是對職工或戰士，都是一視同仁，赤誠率真，沒有絲毫架子，使大家感到如家人般的親切。政治學院的花工老張，每年都要到羅榮桓院長的住地幫助整理花木，他沒有想到一個普通工人到了元帥家裡就象到了自己家裡一樣。第一次去時，羅榮桓不在家，林月琴請他到客廳裡坐，又拿煙又倒茶，還端來糖果請他吃。走時，又送到大門外。第二次去時，老張正和另兩個工人在院内補栽樹木，羅榮桓從外面回來看到了，立刻問秘書：“飯準備好沒有，同志們都餓了吧，快請到屋裡吃飯。”老張客氣地回答說：“我們不餓。”可是羅榮桓一定要他們去吃，隻好一起吃了一頓。三年困難時期，糧食比較緊張，老張他們去整理花木時就自己帶上飯。但工作完了，羅榮桓夫婦還是要留他們一起吃飯，怎麼也推辭不掉。林月琴說：“我們吃什麼就給你們吃什麼，又不是什麼特殊招待。”羅榮桓也說：“再困難也不在你們吃這一頓飯嘛。”老張回憶這些經曆時說：“這樣的高級首長對我們工人是如此親切關懷，這在舊社會是做夢也想不到啊！”
司機牟耐意從解放戰争時期就在羅榮桓處開車，十多年間和羅榮桓相處得就象一家人一樣。他說，羅元帥對同志不僅關心，而且尊重，因為革命工作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服務人員工作中有點缺點，從不挑剔訓斥。有一次，羅榮桓去人民大會堂開會，老牟以為要開很長時間，把他送到後就跑出去參觀去了。會議很快結束，羅榮桓走出會場找不到汽車。後來警衛人員幫他找到車子，他坐在車上又等了半個多小時，司機才回來。老牟心裡很不安，可是羅榮桓隻問他到哪裡去了，還問他參觀得怎麼樣，沒有說别的，但老牟一直記着工作中的這個缺點。
羅榮桓埋頭工作，不願出頭露面，更反對對他個人的宣傳和頌揚。照像、題詞、上主席台之類的活動，他都盡可能地回避。一九五六年，湖南衡山中學給他寫過一封信，學校為了表達對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的崇敬，準備将校名改為“榮桓中學”。他立即親自寫信婉言謝絕，并希望學校領導學生努力學習，多宣傳人民群衆的英雄事迹。有一次《解放軍報》發表的一則關于民兵工作的消息，有幾處提到羅榮桓元帥的活動和指示。他看了就給歐陽文總編輯打電話說：“羅榮桓給了你們什麼賄賂啊？為什麼左一個羅榮桓元帥，右一個羅榮桓元帥的宣傳，這樣做沒有必要嘛！工作又不是我一個人做的。”
－－－－－－慈祥而要求嚴格的父親
一九五五年五月末，一向充滿歡樂的羅榮桓家裡，氣氛顯得有些沉重。剛剛滿十五歲的女兒南下病情惡化了。南下，是一九四○年第一一五師從魯南山區南下郯（城）馬（頭）地區的時候誕生的。
南下很聰明，在學校學習功課很好。羅榮桓十分喜愛她。可是這個天真活潑的小姑娘一年前生了惡性骨瘤。林月琴和秘書等工作人員怕羅榮桓難過，一開始沒有告訴他，但時間長了他就知道了。不久，南下做了截肢手術。手術後，南下拄着拐，行動不便。羅榮桓鼓勵她同疾病作鬥争，同時，對她要求仍然很嚴格。看病，羅榮桓總是讓她上醫院，從不請醫生到家裡來看。周圍的工作人員為了減輕她的病痛，分散她的注意力，弄來郵票讓她集郵。她很聽話，默默地同疾病作頑強的鬥争。可是，到一九五五年四五月間，發現她的癌腫已轉移到肺部，病勢危重，住進了醫院。盡管醫生用了各種辦法醫治，最後病魔還是奪去了她年輕的生命。
守在醫院裡的林月琴對女兒的夭折悲痛萬分，同樣使她焦急的是怎樣把這不幸的消息告訴孩子的父親。羅榮桓也有病，怎麼能讓他再承受如此強烈的刺激呢？林月琴隻好和衛生部保健局黃樹則局長商量：“南下是榮桓最喜歡的孩子，是不是先不要告訴他？”黃樹則也覺得很不好辦，說：“你也不要太難過，我先去羅主任那裡看一看。”
來到羅榮桓家裡，黃樹則象往常一樣先問飲食起居，又東拉西扯地閑談，就是不知道對南下的事怎樣提才好。過了好半天，還是羅榮桓打破了僵局：“樹則同志，你來的意思我曉得，是不是南下不行了？”黃樹則無言地點了點頭，一時也想不起應該講一些什麼樣的話來安慰羅榮桓。羅榮桓默默無語，擡起頭看着窗外庭院内的落花，慢慢地說：“在戰争年代，要養活一個小孩子是很不容易的，不少幹部把孩子丢了。那時有一個幹部，孩子死了，難過得掉眼淚。我就跟他講：在戰争中犧牲人是平常的事，自己的戰友親人死了，當然很悲痛，但是還要繼續戰鬥，繼續前進嘛！南下是戰争年代生的，她能活到解放後，已經是不容易了。”
羅榮桓在戰争年代就已經失去過兩個孩子。一個叫北屯，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出生時，羅榮桓已經奔赴前線。孩子出生後才幾個月，林月琴也被調到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孩子便寄養在山溝裡一戶老鄉家裡。一九三八年九月，羅榮桓到延安參加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期間，曾抽空去看了孩子。當時那戶老鄉已對孩子産生了感情，想将孩子要了去。羅榮桓未同意。羅榮桓回前線後，開始從後方傳來消息，說是那戶老鄉搬家了，接着又說孩子已經病死。另一個是一九四一年在山東出生的女兒羅林，也寄養在老鄉家裡。由于生活條件艱苦，一歲多就死去了。羅榮桓的一家，象許許多多革命者的家庭一樣，為革命作出過很大的犧牲。
新中國成立以後，條件比過去好多了。但是羅榮桓和林月琴永遠忘不了烽火連天的艱苦歲月，并常常用當時那種艱苦奮鬥的精神來教育孩子們。
南下的哥哥羅東進是一九三九年第一一五師以東進支隊的名義由山西挺進山東時出生的。他還不到一歲，就随一一五師的供給部、衛生部機關，由挑夫從山西挑到山東。到了山東以後，由于環境緊張，他一直寄養在老鄉家裡。直到他五歲時，山東形勢好轉，才把他接回來。羅榮桓經常對他和南下說：“你們是老鄉用高粱煎餅和地瓜喂養大的，可千萬不要忘本啊！”他教育孩子，不能因為自己是幹部子弟而有優越感。要和工農子弟打成一片，常到同學家裡走一走，看看人家是怎樣生活的。更要和那些家庭有困難的孩子們接近，多幫助他們，吃飯穿衣要首先想到他們。東進讀中學時，有一次過團日，帶同學們回家取留聲機。羅榮桓見到了熱情歡迎，拍拍他們的肩膀，親熱地問長問短。這些同學回憶起這一位沒有一點架子的元帥來，至今仍十分懷念。由于羅榮桓夫婦的教育，他的幾個孩子在學校裡都同大家一樣，毫無特殊之處。
羅榮桓在家裡是一位慈祥的父親。有時他坐在藤椅上休息，孩子們在一旁奔跑嬉笑，林月琴怕影響他而去制止，他總是緩緩地說：“算啦，算啦，由他們去吧。孩子嘛！”
在工作之餘，羅榮桓常喜歡和孩子們談談玩玩，問問他們學習和思想情況，幫助他們算一道數學題，或者糾正糾正他們的英語發音。有時還和他們下一盤象棋。孩子學習得了好成績，他特别高興。女兒巧巧畫了一張大公雞，很象個樣子，他高興地把這張畫挂在客廳裡，一直挂了很久。
但是，對于孩子們的思想作風，他要求很嚴格。有一年冬天，林月琴給東進買了頂棉布帽子，東進嫌樣子不好看不願戴，要買一頂皮的。他知道了，把東進狠狠批評了一頓：“小小年紀就講究這講究那，這還了得！”他告訴林月琴以後對孩子的生活不要過多操心，在政治思想上要多關心一點，他曾經說：“教育孩子是件麻煩的事情，急躁不行，誇獎太多了也不好。不過有一條，做父母的完全可以辦到，那就是，隻要發現他們有一點不好的苗頭就指出來，要他們改正，不讓它發展下去。”東進和南下上小學時，子弟學校離家很遠，每星期回家一次，都是機關用大轎車集體接送，他從來不準派小車去接。有一個星期六，學校放學晚了，家裡人派車去接了一次。他發現後把全家叫到一起，嚴肅地對孩子們說：“這樣不好，汽車是組織上給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們上學的，你們平時已經享受了不少你們不應當享受的待遇，如果再不自覺就不好了，那樣會害了你們自己。”他又吩咐工作人員：“以後絕對不準用小車接送孩子，讓他們搭公共汽車也是個鍛煉嘛！”後來有一次東進、南下放學回家，沒有搭上公共汽車，天很晚了還沒有到家。家裡擔心路上出了什麼事，羅榮桓也有點着急了。這時兩個孩子滿頭大汗，一身塵土走進門來。問清原因後，羅榮桓高興地表揚他們說：“好，好，你們做得對，今天你們搭不上車走着回來，不怕苦，不怕累，這種精神要發揚，要長久地保持下去。”
一九五九年，羅東進考上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臨走前，羅榮桓囑咐兒子說：“你要走了，爸爸媽媽很為你高興，希望你在學校接受正規的軍事科學技術教育，在政治上更快地進步，将來為我們的國防建設做一點貢獻，為人民做一點有益的事，而決不是要你當什麼官，出來擺威風。”他鼓勵羅東進說：“現在我們的科學技術還很落後。你們要長志氣，為國家搞出點成就來。”随後又拿起筆寫了幾行字，交給東進随身帶着：“學習專業與學習政治相結合。政治是确定方向，沒有方向的航行是會誤入迷途。緊密地聯系同學，互相協作，達到一齊提高。警戒孤癖自大，也不要自卑無信心。遵守軍事紀律，養成大我無畏精神。”
羅東進每次放假回家，羅榮桓都要詳細詢問他的學習、勞動、聯系群衆的情況。發現缺點，馬上提出來。第一學期，東進電工課考試成績不太好，羅榮桓便寫信詢問他：“是否分散了精力，學習受影響？或是有空頭政治的傾向？”接着羅榮桓諄諄告誡道：“你要再三認識，力求避免。你學不成專業，就沒有實現黨和國家的期望……”以後東進學習有了進步，羅榮桓馬上又寫信勉勵他繼續努力，要他牢記“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的道理。
有一年放寒假，羅東進乘火車回家，車上乘客太多，羅東進看到一位老大爺沒有座位，便主動讓座，自己擠在過道裡站了一天一夜，勞累和風寒使得他得了感冒。回家後，羅榮桓了解了他生病的原因，說：“東進，你做得很對呀，能關心别人，能吃苦這很好。我們象你這麼大，哪有火車坐呀！”
對于從老家出來的大女兒羅玉英，羅榮桓要求也非常嚴格。羅玉英剛來北京時，曾拿了一條破了的褲子上街去補。羅榮桓看到後立即批評道：“為什麼不自己補啊？可千萬不要忘本啊！”他還經常囑咐她和陳卓：“你們不但要工作好，學習好，還要教育好子女。”
一九五四年，羅玉英要分配工作了。對子女要求十分嚴格的羅榮桓并沒有為她在城裡機關找一個工作，卻要求她到基層去鍛煉。不久組織上便分配她到郊區一個農場工作，條件較艱苦，交通也不便，周末她都要步行十多裡然後乘公共汽車回家。在農場，她進步很快，第二年便加入了共産黨。
羅榮桓不僅對自己的子女，對其他青年人的成長也關懷備至。家鄉親友有些孩子找來，他都盡力幫助他們，前後由他供養讀書學習的就有十七、八人。林月琴有一個侄女叫林保住，父母離了婚，她來到了北京。林月琴考慮家裡孩子已經很多了，想讓她返回老家去。羅榮桓說：“現在叫這孩子回去，還不是當個童養媳，我們多養一個孩子還養得起，把她留下來吧。”羅榮桓為她改名林立，鼓勵她要學好本領，自立自強，成為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