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在建設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征途中
－－－－－－－創辦政治學院
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類院校陸續興辦後，有一些政工幹部給總政治部寫信，希望能有一個提高政工幹部政治理論水平和文化科學知識水平的場所。各大軍區也紛紛要求成立政治幹部學校，輪訓和培養政工幹部。羅榮桓考慮，要在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新形勢下，保持和發揚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做好政治工作，就必須有大批能适合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需要的，具有一定的政治理論水平和文化科學知識的政治工作幹部。培養這樣的幹部，象戰争年代那樣，僅僅依靠實際鍛煉已經不夠了。必須要有繼承紅大和抗大傳統的，以培養各級政治幹部為宗旨的院校。為此，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羅榮桓和傅鐘、肖華向毛澤東報告說：
此次整編部隊，可以節餘大量政治工作幹部，部隊中亦深感連、營政工幹部質量低。為保存和提高政工幹部，各大軍區均要求成立一個能收五百至一千學員的政治幹部學校，專門培養營、連級政工幹部，并要求軍委開辦一輪訓師、團級政工幹部的高級政治幹部學校。我們感到此事極為需要，特呈請審核批準。
第二天，毛澤東簽署同意，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都表示贊同。于是，在羅榮桓領導下，籌辦政治學院的工作便立即開始。首先，建立了由羅榮桓任主任、肖華和政治幹部部副部長王宗槐等七人參加的籌備委員會。校址定在北京西郊永定路的一片砂石地區。經過規劃設計，一九五三年六月四日破土動工。
一九五四年，羅榮桓建議調曾在抗大長期任政治部主任的東北軍區政治部主任莫文骅來政治學院工作。
莫文骅一上班，羅榮桓便将他請到自己家裡，研究辦院方針。羅榮桓認為，在新的曆史時期，學院培養的幹部要能擔負人民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中的領導工作，就必須從中國軍隊的實際出發，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理論。要以研究中國革命問題為主，以研究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建設為重點，貫徹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方針。通過學習理論，把廣大幹部在長期戰争中積累的經驗總結起來，變為全軍共同财富。他要求學院要象毛澤東一九三九年為抗大題詞所說的那樣，具有“堅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具有“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優良校風。
羅榮桓指定莫文骅按上述思想制定了《辦院基本方案》，這一方案于八月間由軍委會議通過。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央軍委任命羅榮桓兼任政治學院院長，肖華兼任第一副院長，莫文骅任第二副院長兼教育長。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日，政治學院速成系第一期舉行開課儀式。羅榮桓和新近到任的總政第一副主任譚政（原任中南軍區第三政委）以及傅鐘、肖華等總政領導人早早地就來到政治學院。他們在莫文骅陪同下，參觀了幾座已經竣工的學員樓、教學樓，還有用席子搭成的臨時食堂，然後來到也是由席子搭成的大棚子裡參加速成系的開課式。
羅榮桓在全體學員的熱烈掌聲中走上了臨時用木闆搭成的主席台，巡視着台下一排排坐得整整齊齊的學員，其中有好多人他很熟悉。他們經過戰争烽火的洗禮，如今已由放牛娃、紅小鬼變成了指揮一個軍、一個師的政工幹部。硝煙雖然在他們的眼角磨出了細細的魚尾紋，但是他們仍然很年青。他們現在剛剛洗去征塵，又坐到課堂上來了……他再看看坐在他身邊的譚政、肖華、傅鐘、莫文骅，不能不回憶起将近二十年前在保安、在延安的日日夜夜……
大會開始，莫文骅請羅榮桓院長講話。在經久不息的掌聲中，羅榮桓緩緩地走上講台。他雙手下按，笑眯眯地說：“自己人嘛！拍幾下就是了，何必拍這麼長時間呢。”
掌聲止歇，台下響起一陣象微風一樣的輕輕的笑聲。羅榮桓首先就速成系開學說了幾句話，滿懷深情地回憶道：
政治學校過去是有過的。紅軍時代的末期是紅大，也就是紅軍大學。那時，我和譚政、莫文骅同志都是那裡的學生。抗日開始改為抗大。就是抗日軍政大學。傅鐘副主任曾擔任抗大的政治部主任。在保安的紅大，比起今天的政治學院來，是兩個不同的階段，政治學院比起過去的紅大規模大得多了。那時，沒有專職的領導幹部，領導幹部同時就是學員。那時，既沒有好的教室也沒有好的宿舍，沒有飯堂，吃飯和上課在一個地方。課堂裡隻有教員有一張桌子，學生用的凳子就是石頭。生活非常艱苦。比起政治學院來差的太遠了。雖然那樣的困難，但我們感到非常愉快。也的确學到了不少東西。許多高級幹部都在政治上、思想上提高了一步。
他反複強調，在保安那個時候，條件盡管和現在是不可比較，但那個學校的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卻是我們應該遵循和學習的。
接着羅榮桓指出，政治學院的任務是培養合乎部隊正規化建設和國家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的高級政治幹部。羅榮桓要求政治學院開展對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新時期的政治工作的研究，将軍隊政治工作“在現有的基礎上提高一步，把它更加充實起來，總結起來”，以适應部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要求。
速成系開課後，政治學院的建築工程繼續加緊進行。羅榮桓不斷前來看望。他看到一座座大樓拔地而起，非常高興。一九五五年十月，實行軍銜制以後不幾天，羅榮桓又乘車直奔西郊。車剛過永定路，遠遠地隻見校門内外是一排排整齊的隊伍。司機老牟減了速，羅榮桓仔細一看，原來學院的領導幹部、教員、學員都佩戴軍銜，列隊站在大路兩旁。羅榮桓毫無思想準備，開始吃了一驚，繼而恍然大悟：哦，這是按條令規定的禮節迎候他呢！他吩咐停車。下車後和迎上前來的幾位領導幹部十一行禮、握手，然後便大步匆匆走過歡迎隊伍。
一進辦公室，他就對學院的一些領導幹部說：“這樣可不好啊！知道我是學院的院長，怎麼還對我來這一套，這不是搞形式嗎？這沒有什麼意思。相反，它還有副作用，起碼會影響學員的學習和幹部們的工作。以後無論如何不要再搞這個了。”一位幹部解釋說：“這是條例規定的禮儀……”羅榮桓不以為然地搖搖頭說：“那個規定是對外的。我們自己人不要搞這一套。”
過了幾天，羅榮桓又來到政治學院。這次雖然未組織列隊夾道歡迎，但學院黨委的常委們和各部門負責人還是來到校門口迎候。于是，他又和顔悅色地對大家說：“上一次是我沒跟你們講清楚，這次又來這一套了。雖然規模沒有上一次大，這樣也不好。這種形式主義的東西脫離群衆，沒有一點用處。你們不這樣搞，今後我仍然可以經常來，想找誰就找誰，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也不影響你們的工作，彼此都不受拘束。一搞形式，我反而受約束了。”
從那以後，羅榮桓到政治學院，就再也不舉行迎候儀式了。即使是開學、授旗這樣隆重的典禮，彭德懷、羅榮桓等許多領導人來到學院，也再未組織列隊歡迎。有時，羅榮桓來學院幹脆事先連招呼都不打，直接到基層去、到群衆中去了解情況，最後再到辦公室找領導幹部談。
幾年裡，羅榮桓到政治學院相當頻繁。盡管十年浩劫已使很多資料散失了，但現在政治學院仍然保存着羅榮桓多次在該院的講話記錄稿，其中僅一九五八年九月一個月就有四次講話。至于羅榮桓來學院雖然講了話但沒有記錄，或記錄已經散失的那就更多了。
羅榮桓對政治學院的領導主要是抓大政方針。他強調要培養和樹立理論聯系實際的良好學風，這是貫穿在羅榮桓對政治學院的領導工作中的一條紅線。他曾經多次從各個側面精辟地論述了這一問題。他認為政治學院是搞理論的，首先要搞清楚什麼是理論，他說：什麼叫理論？……我們有些幹部感到神秘莫測。實際上理論并不神秘，它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實踐中來的，在實踐過程中，經過綜合、概括上升為理論。理論來自實踐，而又回到實踐中為實踐服務，并在實踐中得到證明、補充和發展。
應當怎樣學習理論呢？他說：我們要從書本上學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知識，以幫助我們認識事物，掌握事物發展的規律。但是，書本上的東西，往往隻是一些概念。決不能單純滿足于書本的學習，把書本上的東西變成死的教條，把抽象的概念公式化。因此學習理論，應該特别強調聯系實際。
針對學校學習的特點，羅榮桓提出，要特别注意防止教條主義。羅榮桓認為，教條主義的特征是“把理論與實踐分裂開來了”。他憤慨地說：“如果把理論看成靜止的東西，那三分錢也不值。”他尖銳指出：“教條主義是最迷信的。迷信死人，不相信活人；迷信過去，不相信現在；迷信現成的公式，不相信發展。”
他認為，學習毛主席著作同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甯的著作一樣，也不能采用教條主義的态度。應當學習馬列主義的精神實質，而不是個别詞句。他說：我們對于毛主席的著作的學習，也還是提倡實事求是，不提倡迷信。毛主席著作本身就是反對迷信的，毛主席如果不破除迷信，不破除對共産國際、對斯大林的迷信，也就不可能創造性的發展馬列主義。學習毛主席的東西，也不要迷信，不要隻對毛主席著作中的個别詞句發生興趣，而是要領會其精神實質。
“學習毛主席著作也不要迷信。”這是合乎邏輯的結論。既然馬列主義要發展，毛澤東思想當然也要發展。既然不能隻對馬列著作中的個别詞句發生興趣，當然也不能隻對毛主席著作中的個别詞句發生興趣。“學習毛主席著作也不要迷信”，這又是發人深省的警鐘。然而到了後來，林彪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這句話就被指責為反對毛主席的重要“罪狀”了。
在學習毛主席著作時，怎樣才能領會其精神實質呢？羅榮桓認為，這就必須了解毛澤東撰寫每一篇著作的曆史背景，弄清毛澤東的某一論斷是何時在何種條件下針對什麼問題而發的。他說：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聯系曆史問題，不聯系中國革命，不聯系黨的曆史，很難學好。毛主席著作要結合中共黨史來講，政治工作要結合戰争曆史來講。後來，羅榮桓将這種學習方法歸納為“一條線五結合”：學習毛澤東著作以中共黨史為線索；學習毛澤東著作和選讀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的主要著作相結合；學習毛澤東著作和學習黨的路線、政策、決議相結合；學習毛澤東著作和學習當前國際國内形勢與軍隊建設相結合；通讀毛澤東著作和專題研究相結合；經常性理論教育和政治運動相結合。
随着時間的推移，“五結合”中的有些内容，如“經常性理論教育和政治運動相結合”已不再适用，但羅榮桓提出的“一條線”的學習方法卻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成為後來同林彪在關于如何學習毛主席著作的争論中的羅榮桓的重要論點。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鄧小平在十屆三中全會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同志在這一個時間，這一個條件，對某一個問題所講的話是正确的，在另外一個時間，另外一個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時間、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有時分寸不同，着重點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夠隻從個别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确的理解。”①〔《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一版，第三九-四○頁〕
羅榮桓提出“一條線”的學習方法正是為了從具體曆史條件的背景下把握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實質。
要讓學員學好黨史，首先要求提高教員的黨史水平。為此，他指派學院的領導幹部和教員到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那裡聆聽他們講黨史、講軍史，把他們的講話速記下來，整理成資料。同時，他還親自向教員們講古田會議前後我軍的曆史，一共講了三次。他講最後一次時已經病重住院。教員們來到醫院，醫生隻準講半小時。時間一到，醫生便前來勸阻。羅榮桓高興地說：“我今天精神很好，可以再談一會。”又過了半小時，聽講的教員們怕影響他的健康，勸他不要講了。可是羅榮桓興猶未盡，又講了半小時。在醫生和教員們再三請求下，他才停下來，還一再說：“以後再談，以後再談。”他的這三次談話如今已成為進行黨史軍史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的寶貴資料。①〔參看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六日《解放軍報》：《羅帥談古田會議和我軍政治工作》〕
－－－－－－提倡學習蘇軍經驗要切合中國軍隊的實際
解放軍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一樣，一開始便面臨着沒有經驗的問題。五十年代初期，西方各國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采取敵視态度，隻有社會主義的蘇聯同中國友好，向中國出售較為現代化的裝備，願意幫助中國。因此，中共中央号召“一定要把蘇聯先進經驗學到手”。顯然，這一号召也适用于軍隊。
學習蘇軍經驗，對于解放軍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有很大的作用。解放軍從蘇軍學得了掌握較為現代化軍事裝備的軍事技術和指揮、管理的知識。
為了學習蘇軍經驗，從一九五○年開始，總政和總幹都聘請了蘇聯顧問。
蘇聯顧問對解放軍的政治工作建設和幹部工作建設曾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議。但是由于蘇聯軍隊和中國軍隊的發展曆史、傳統和特點有很大差别，蘇軍的政治工作和幹部工作經驗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國軍隊，蘇聯顧問的意見也并不完全适合中國軍隊的實際。而他們中有的人又常常認為他們的意見是正确的，非按他們的意見做不可，這樣，分歧和矛盾就不可避免了。
羅榮桓很注意處理好同蘇聯顧問的關系，十分尊重他們。但牽涉到工作中的是非問題，有時又非争不可。一九五○年秋天，羅榮桓、賴傳珠、徐立清等便同駐總幹部部的顧問在許多問題上發生了不同看法。
例如，關于幹部的任免權限問題，蘇聯顧問要求實行更大的集中，即：團無任免權，師可任免排級，軍任免連級，軍區任免營到副團級，正團到副師級由總幹部部長任免。各特種兵司令與總幹部部長有同樣任免權限。
羅榮桓認為，蘇聯顧問的意見可能是适合蘇軍情況的，但卻并不切合中國軍隊的實際。中國軍隊幹部大都是從下面生長起來的，總幹部部尚不可能掌握全軍的幹部情況，因此任免不能過分集中。應以團任排級，師任連級，軍任營級，軍區任團級為宜。師以上幹部仍應由軍委主席任免。總幹部部長則不必要有任免權。
羅榮桓等還認為，從人民軍隊任免幹部的傳統和當時實際狀況看，大軍區司令員大都是中央委員或政治局委員，級别要高于特種兵司令。因此特種兵司令的任免權限不應高于大軍區，而應與大軍區相當或再低一級。
羅榮桓等就上述問題向蘇聯顧問說明了中方的理由，希望他們注意中國的特點。但是那位顧問堅持己見。羅榮桓便于十月二十七日向毛澤東報告說：“以上不同意見，一時甚難說服顧問同志同意，請予批示。”這一報告引起毛澤東的重視。他收到報告後，立即轉給周恩來，并批示：“同意你們的意見，請周考慮在适當時機與新來軍事代表一談。”
十月三十日，周恩來批示：“榮桓同志，請将此報告抄我一份，以便在适當時機提出。”
當時，在不少單位都發生過類似的同蘇聯顧問發生意見分歧的事。對此，羅榮桓認為，這也不能完全責怪蘇聯顧問。他們學的就是那一套，問題倒在我們自己。我們應當按照毛澤東曆來倡導的實事求是的原則，學習蘇聯經驗一定要結合中國的實際，萬不可象十年内戰時期犯“左”傾錯誤的同志那樣，采取教條主義态度。他說：“不能認為人家一切東西都是好的。可能有些東西在他們那裡是好的，在我們的條件下就不一定适合。我們今後不是在蘇聯領土上作戰，蘇聯的某些東西硬搬來就不行。”他認為，“我們應當是以我為主，在我們自己原來的基礎上，接受蘇聯先進經驗。”因此，當下面反映這類同蘇聯顧問發生意見分歧的事情時，羅榮桓都能冷靜對待，弄清情況，進行具體分析，而不要求一味聽從顧問的意見。
當時，也有一些幹部在學習外國經驗時，存在着不加鑒别、不結合中國軍隊實際的問題。
一九五二年，解放軍準備實行正規化的義務兵役制、軍官薪金制和軍銜制（簡稱三大制度）。有的幹部認為，搞正規化建設，蘇軍有現成的條令、條例，我們拿過來，一切按條令、規章辦事就可以了，不必再強調黨的絕對領導。他們主張，可以按蘇軍的做法，取消政治委員，實行單一首長制。一九五三年初，在羅榮桓主持下，由總政起草的《政治工作條例》草稿發出征求意見時，有一位幹部寫信給總政治部，認為單一首長制是“不久的将來就要實現的原則和方向”，不應再強調加強政治委員制度與政治工作制度，因此他不同意條例草稿中關于“黨對軍隊的領導是通過各級黨的組織、政治委員與政治機關進行的”等提法，認為這樣提法貶低了軍事幹部和軍事機關的地位。
又如，在一九五三年五月頒布的以蘇軍條令為藍本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内務條令中就規定，隻有營長、連長是營、連的首長，不承認政治教導員、政治指導員是首長。在坦克連隊中，坦克裡沒有連指導員的位置。還有人主張把政治委員改為副職，或各級政治委員都兼任政治部（處）主任，隻管具體業務工作。
羅榮桓不同意這些意見。一九五三年夏季，羅榮桓在北戴河療養。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來看望他，他向彭德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說：“現在有些同志認為政治工作制度過時了，政治委員作用不大了，要學習蘇聯，搞一長制。如果那樣做，從井岡山時期就搞起來的政治工作傳統不就丢掉了嗎？”
彭德懷認真傾聽了羅榮桓的肺腑之言。他感到羅榮桓講得很有道理，從而更增強了在實行三大制度時，要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堅持黨委制、堅持軍隊政治工作制度和發揚我軍光榮傳統的決心。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七日至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六日，由彭德懷主持召開了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會議讨論了彭德懷的報告和聶榮臻、肖華所作的副報告。
肖華的副報告題為《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建設的幾個問題》。這是由羅榮桓主持讨論定稿的。因為羅榮桓當時病重，由肖華代作報告。
報告指出：“我軍越是向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前進，裝備加強了，兵種複雜了，分工精細了，技術提高了，就越要加強黨委的統一的集體的領導。根據我軍的經驗和情況來看，如果把這種複雜的新工作新任務，完全委之于單個的首長，減弱了黨的領導與保證，一定會手忙腳亂，漏洞百出。因此，黨委制在我軍中必須長期定下來。這是在新的曆史時期，貫徹執行黨的總路線和建設現代化革命軍隊的一個重大保證。”
會議經過認真充分的讨論，認識得到了統一，軍隊黨的各級委員會必須堅持實行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會後，由于羅榮桓身體不好，中共中央決定由陳毅、羅瑞卿、譚政主持修改《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五日，經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批準，這一條例正式頒布實行。
《條例》總結了我軍獨有的豐富的建軍經驗，簡明而系統地闡述了毛澤東提出的人民解放軍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方針和方法，對軍隊政治工作的性質、任務、職責、組織形式、工作作風以及與各方面的關系，都作了明确的規定。
《條例》中關于“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一語，原先在送審稿中是有的，在審閱過程中一度被删。毛澤東審閱時，又親筆将這句話加上了①〔見毛澤東修改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送審稿）〕。《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的制定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曆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邁出了學習外來經驗與實踐相結合的新的一步，保證了軍隊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有了一個正确的道路和方向。
當然，《條例》的頒布也并不意味着萬事大吉。部隊在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中機械搬用外來經驗而忽視自身光榮傳統的現象仍有發生。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間，羅榮桓抱病到部隊視察，親自了解了許多這方面的情況。
為了克服這一類忽視和削弱人民軍隊光榮傳統的傾向，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在即将實行軍銜制的時候，他撰寫了《繼續發揚我軍的光榮傳統》一文，明确指出：“目前部隊中，削弱我軍光榮傳統的現象是存在的，并且有某些滋長，這是一個極端危險的傾向。”
文章列舉了一些把嚴格紀律、嚴格管理與說服教育對立起來，把軍隊正規化與必要的民主對立起來，以緻損害官兵一緻的現象；還有進駐營房後，不積極參加地方群衆工作，損害軍民一緻的現象；以及鋪張浪費、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與人民軍隊光榮傳統和領導作風不相容的東西。
文章分析了産生這些削弱光榮傳統現象的原因，指出：“我們有些同志對于我軍過渡到高級階段時，哪些是屬于我軍幼年時代的東西需要去掉它，哪些是屬于我軍建軍原則和光榮傳統的，需要繼續發揚它，缺乏明确、清楚的分析和辨别。”
文章明确指出：“我軍建軍原則和光榮傳統，是馬克思列甯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産物，是經過我軍幾十年流血鬥争所取得的寶貴經驗，……是完全适合中國情況和我軍特點的。”“我軍裝備的改變，若幹制度的改變，進一步正規化的措施等等，都是不能違背也絕不應違背我軍的建軍原則的。”
一九五六年夏季，羅榮桓和鄧小平、賀龍、聶榮臻、黃克誠等一道參觀了幾個特種兵舉辦的展覽會。會後他在政治學院的一次講話中深有感觸地說：
最近舉辦了一些展覽會，有好多新創造。象防空軍的展覽會就有二百八十多件合理化建議，絕大多數是班長、排長、士兵創造的。有些合理化建議還是很複雜的呀！我們的一些戰士和幹部原來文化程度并不高，為什麼他們把現代的科學技術接受過來，并且還有所創造呢？就是因為我們有民主，有群衆路線，其他什麼理由也解釋不通這個問題。
有的人說軍隊現代化了，就可以不要民主了。我們說，現代化沒有民主也不行，沒有民主，科學技術也學不好。學習首先要發揮大家的積極性，而且官也不是什麼科學知識都知道，既要領導大家學，還要和大家一起學。不發動群衆不行，沒有民主不行！我們幾個人看完了展覽會得出了這個結論。①〔《羅帥談古田會議和我軍政治工作》，《解放軍報》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羅榮桓在這次談話中還認為，在實行正規化制度時，應當把軍事工作中的高度集中統一和嚴格的軍事命令同政治工作中的發揚民主緊密結合起來。作為軍事指揮幹部，為保證部隊步調一緻，必須采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而作為政治工作幹部，則應強調說服教育和發揚民主。他說：“軍隊中的軍事工作是要用命令的形式，例如出操，軍事工作幹部就要發出立正、向右看齊的口令。為了保持戰鬥部隊的高度集中統一，保證戰鬥行動的一緻，指揮員、軍事工作人員就要用這種形式。而政治工作卻是在發揚民主的基礎上，用群衆路線的方法，用說服教育、提高覺悟、提高自覺性的方法，來達到同一目的。軍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是有區别的，又是統一的。軍事指揮員下命令是适合軍事工作需要的，卻又有一定的局限性。政治工作是可以彌補軍事工作的局限性的。有的政治指導員和連長争權力、争高低，說連長能下命令，政治幹部為什麼不能下命令？其實用說服教育的方法，使戰士聽了你的話，自覺地把你的話變成命令一樣去執行，這多麼寶貴呀！”①〔《羅帥談古田會議和我軍政治工作》，《解放軍報》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在實行軍銜制中
一九五四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準備實行軍銜制。這在人民軍隊曆史上是第一次，是軍隊幹部制度的一項重大改革。
按照中共中央規定，授予元帥、大将軍銜的人員名單由中央确定。
當羅榮桓得知中共中央準備提名授予他元帥軍銜時，立即給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信，說明自己參加革命較晚，對革命貢獻不大，懇切地請求不要授給他這樣高的軍銜。
中央沒有采納他的意見。他和朱德、彭德懷等十位解放軍高級将領因對創建和領導人民武裝力量、領導戰役兵團作戰卓著功勳，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決定，被授予元帥軍銜。命令公布之後，他沒有将這看成是個人的榮譽。他對總政治部的一些幹部說：“我是總政治部主任。給我授元帥銜，這主要是黨中央和人民給予我們軍隊政治工作者的崇高榮譽。”
按幹部任免權限，授予上将至少将軍銜人員名單由總幹部部和總政政治幹部部分别提出，報請中央軍委批準授予；授予校官軍銜人員名單由各總部、各軍兵種和各大軍區提出，報總幹部部和總政政治幹部部在全軍統一衡量。
由總幹部部和總政政治幹部部負責提出名單的少将至上将共有一千餘人。他們絕大部分入伍于紅軍時代，也有少數人入伍于抗日戰争時期，還有一些少數民族幹部及起義将領。他們戰争年代在不同地區作戰，立下了戰功，為革命事業和軍隊建設作出了貢獻。新中國建立後，任職和級别有高有低，德才表現也有差異。在評定軍銜時，對這一千多名部隊骨幹，如何能做到公平合理，基本上符合本人狀況，從而進一步調動廣大幹部的積極性，增強黨内和軍内的團結，是一件意義重大而又十分複雜細緻的工作。
面對這種情況，羅榮桓在評銜過程中始終不渝地堅持公道合理、實事求是，又照顧五湖四海的原則。對每人應授什麼軍銜，主要是根據現任職務，對軍隊建設的貢獻、戰功和現實德才表現，并适當考慮個人資曆，同時又作全面衡量。羅榮桓要求幹部部門按上述原則，首先選出各類人員的标杆，然後按每個人的具體情況反複進行衡量比較，最後提出評定軍銜等級的意見。對于拟授予中将、上将的二三四人，羅榮桓親自主持逐一研究讨論。有了問題随時向軍委請示，然後由他親自提出名單。少将這一級的評定，羅榮桓委托賴傳珠、徐立清和肖華、王宗槐等負責，遇到難以确定的問題，再由羅榮桓主持會商解決。
評銜很重要的依據是幹部當時的級别和職務。但由于幹部各自的情況不同，不能完全按當時每人的職級機械套銜。因此按職級評銜存在很大的伸縮性。例如同為少将，有正師級的，有軍級的，還有準兵團級的。對一些級高而評銜相對偏低的幹部，羅榮桓親自談話，做好說服解釋工作，說明原委，引導他們正确認識自己，照顧大局，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
在軍隊高級幹部中，有少數人資格較老，有重大戰功，但曆史上又屢犯錯誤。如何評定他們的軍銜也是一個需慎重對待的問題。有一位曾參加過南昌起義的老幹部，曆任重要職務，但在處理個人生活問題上屢有失當，進城以後，又犯有不服從組織分配的錯誤。羅榮桓曾經親自找他談話，批評了他的嚴重錯誤，嚴肅地警告他，如果不改，就要給他以嚴厲處分。但在評定他的軍銜時，羅榮桓全面地分析了這位幹部的功過，還是主張授予他中将軍銜。羅榮桓說：“這樣才能服衆，對他本人也是一個促進。如果過于嚴刻，就會産生不良影響。”授銜之後，這位幹部本人深深感到了黨對他的教育和關懷，大家也感到這樣做比較實際。
經過一年多繁忙的工作，授予将級軍銜人員的名單終于全部經軍委審查批準了。一九五五年九月初，在羅榮桓主持下，軍委召開了授銜工作總結會議。彭德懷、劉伯承、賀龍、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都出席了會議。在會上，羅榮桓宣讀了少将以上人員名單，賴傳珠作了授銜準備工作的總結報告。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羅榮桓出席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授予元帥軍銜和勳章的典禮。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以及黨和國家的其他領導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代表、北京市的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駐京機關和部隊軍官、中國人民志願軍國慶觀禮代表共一千三百餘人出席了這一隆重典禮。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十人被授予元帥軍銜。授予元帥軍銜禮成以後，彭真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人民革命戰争時期有功人員勳章的命令，朱德等七十三人被授予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羅榮桓也是其中之一。當日下午，國務院隆重舉行了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将官軍銜典禮，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将官軍銜的命令，周恩來總理把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軍銜的命令狀分别頒發給粟裕等在京的将官。随後，各總部、各軍兵種、各軍區也分别舉行了授銜、授勳儀式。在國慶節閱兵時，軍隊官兵都穿着佩戴軍銜的新式制服，軍容整齊壯觀，面貌煥然一新。
－－－－－－－－一身正氣的監委書記
新中國建立以後，羅榮桓非常重視黨的紀律檢查工作。總政治部一成立，他不僅讓組織部分管此項工作，而且身體力行，親自去抓。他十分注意廣大幹部、特别是高級幹部的道德品質教育。他要求一切幹部都要遵紀守法，接受黨和群衆的監督。
針對勝利以後少數高級幹部腐化堕落，違法亂紀，不接受群衆的批評和黨的教育，無視黨紀國法的情況，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他建議要專門發指示，認真解決這個問題。根據他的意見，一九五四年八月八日，中央軍委發出了《關于制止某些高級幹部腐化堕落違法亂紀行為的指示》，點名批判了一些幹部的嚴重錯誤，指出這些人違法亂紀，損害了黨和軍隊的聲譽和革命事業，必須嚴肅處理。對那些明知故犯屢教不改的人，不論其職位多高，必須給以紀律制裁。對那些包庇犯重大錯誤幹部的組織和個人，也要進行必要的查究。《指示》強調要加強黨對高級幹部的領導與監督，開展黨委内部和高級幹部之間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駁斥了把個人腐化堕落說成是“生活小節”、不是政治原則問題的錯誤觀點，要求克服自由主義，保證一切黨的高級幹部在各方面接受黨的組織和群衆的監督。
這一指示在全軍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師以上黨委專門召開會議，進行讨論，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揭發了一些人思想作風方面的問題。在全軍對一百六十餘名犯有道德品質錯誤的高、中級幹部分别情況給予批評教育或黨紀處分。有一位軍長由于屢教不改，被撤銷職務并開除黨籍。這一指示使全軍幹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也挽救了許多犯有錯誤的幹部。
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國共産黨全國代表會議鑒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事件的教訓，決定将中央和地方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相應地改為中央和地方黨的監察委員會。一九五五年九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黨的監察委員會組成，由羅榮桓任書記，譚政和宋任窮任副書記。
羅榮桓任監委書記直到他逝世①〔一九五七年二月至一九六一年初，由譚政任解放軍黨的監察委員會書記。一九六一年初，羅榮桓再次任書記〕。他經常主持召開監察委員會會議，研究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的貫徹，對軍隊黨員、幹部，特别是高級幹部遵紀守法的檢查、監督和教育，讨論和處理重大案件。他要求對犯錯誤的幹部既要熱情幫助挽救，又要堅持原則，嚴格紀律。既不能單靠處分去解決問題，又不能姑息遷就，不要紀律。對于各級黨委和監委，他認為首先要強調堅持原則。
六十年代，由于有些單位黨委對個别高級幹部違法亂紀的案件不敢處理，導緻矛盾激化，發生政治事故。有一個師長因奸污部屬的妻子被部屬打死。
針對這一問題，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羅榮桓在全軍組織部長會議上指出，道德品質問題要引起注意。此人被打死主要是道德品質問題引起的，有些道德品質問題不注意，就會發展成刑事問題，也會被反革命利用。他說：“現在有些黨委在對待腐化堕落蛻化變質這方面問題的處理缺乏嚴肅的原則空氣，有的則是毫無原則。對于團以下幹部的問題還敢管，對于某些高級幹部的問題則不敢管，個别的甚至包起來，誰也不講。”他十分憤慨地說：“邊境的部隊在前線流血犧牲，他們卻在後方搞腐化堕落這一套，怎麼行！”
他認為，對待這種問題“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化，看你怎樣化法。經過批評鬥争，改正了錯誤，就能夠把大事化小。化要經過工作去化，要有原則。根本不講，根本不批評，采取包起來的辦法是化不了的，其結果是小事釀成大事，最後甚至是不可收拾。”
同時，他又認為對犯錯誤的人處理要慎重。就在上面那一段話後面，他緊接着又說：“當然，處理要注意方式，要實事求是。”
他認為嚴肅黨紀之“嚴肅”，就是實事求是，不僅僅指堅持原則，它也包含慎重的意思。他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在解放軍黨的監察委員會第三屆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說：黨的紀律是嚴肅的，不要拿一點錯誤否定一個人的一切。對于犯了錯誤的人，要感化，有時也要給處分，但不宜過重，更不要輕易給予留黨察看、開除黨籍處分。
他認為，對犯錯誤者，處分本身固然也是一種教育，但是更要熱情幫助，不能推出門不管。上面提到的那位被開除黨籍的軍長，總政将他分配到一個單位工作。這個單位的領導人不想要，羅榮桓對他們說：“不要不行，你們可以教育他，改造他。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後來這位幹部在工作中改正了自己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