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新中國建立後第一任總政治部主任
－－－－－出任總政治部主任，組建總幹部部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華中局及華中軍區，羅榮桓任華中局第二書記兼軍區第一政治委員。他因病未随軍南下，回到北京繼續休養，住在頤和園中的清華軒。八月間，中央決定，新中國成立後将由他出任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羅榮桓向中央反映，自己身體不好，恐不能勝任。但他推辭不得，便決定留在北京。随後他舉家從頤和園遷至南池子一八号。這個院子雖然東面臨街，但當時汽車很少，環境還算安靜。羅榮桓全家在這裡一直住到一九五四年秋天。
九月二十日，羅榮桓出席了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并被任命為最高檢察署檢察長。接着，他在參加了開國大典後，便忙于抓檢察署的機構建設，從部隊調了一批幹部，建立了全國和各省市的檢察機關。
由于羅榮桓從紅軍建軍起，便從事政治工作，親自參加了創建解放軍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的實踐，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黨内和軍内有崇高的威望，一九五○年四月，中央又決定由他出任總政治部主任，并指定他負責着手籌建總幹部管理部，由他兼任部長。于是，他便請李六如、藍公武副檢察長多管一些檢察署的工作，而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組建總政和總幹方面。
人民軍隊的總政治部早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即已建立，當時叫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一九三三年六月到一九三四年九月間，羅榮桓曾任總政動員部長。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後，總政就是八路軍政治部，也是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
無論是抗戰時期，還是解放戰争時期，與部隊分散在各解放區的情況相适應，總政的機構很小，直到進入北平，仍是這樣。當羅榮桓接任主任時，機關隻有十二十個人。這時，全國大部分地區都已解放，軍隊從幹部配備、組織編制、各項制度、武器裝備、工作計劃都開始走向統一，需要加強集中領導，建立健全的領導機構。
羅榮桓一上任首先抓的就是配備領導幹部。為了使領導機關能夠迅速熟悉和掌握在不同地區作戰的各部隊的曆史和現實狀況，交流各部隊的經驗，在配備幹部時，羅榮桓在堅持“德才兼備”條件的同時，特别注意掌握“五湖四海”的原則。在他的建議下，中央軍委任命傅鐘（原在紅四方面軍、延安總部）和肖華（原在紅一方面軍、第一一五師、第四野戰軍）任副主任。後來，又調甘泗淇（原在紅二方面軍、第十二○師、第一野戰軍）任副主任。
接着就是研究和确定總政和全軍各級政治機關組織機構的設置。羅榮桓、傅鐘、肖華等認為，政治機關除需保留并加強原有的組織部、宣傳部、保衛部、聯絡部以外，應根據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具體需要，增設新的部門。
随着總幹部管理部的建立，組織部門已将幹部工作劃分出去。為了管理好政治工作幹部，在總政設立了政治幹部管理部（簡稱幹部部）。
解放軍的成員絕大部分是青年，青年工作有着光榮的傳統。早在羅榮桓擔任紅四軍政委時，部隊便普遍建立了共青團組織，以後又設立了青年部，但抗戰後一度取消。在羅榮桓倡議下，政治部将青年工作從組織部門劃分出來，恢複了青年部門。
新中國建立以後，随着開展文娛體育活動的需要及文體活動設施的增加，文學藝術水平的提高，電影放映的經常化，文藝出版、體育等事業的發展，迫切需要有專管文化工作的部門。在羅榮桓倡議下，将文化工作從宣傳部劃分出來，成立了文化部，提出了“面向連隊，為兵服務”的方針，接着又延攬了一批優秀的作家、作曲家、畫家、導演、演員、運動員，陸續建立了八一電影制片廠，包括歌舞、話劇、歌劇、雜技、曲藝團（有一個時期還有越劇、評劇和京劇團）在内的文工團，軍樂團，解放軍文藝社，八一體工大隊等單位，對繁榮軍隊的文學藝術和體育事業作出了貢獻，在國際國内都發生了較大的影響。一九五二年八月，在北京舉行了第一屆全軍體育運動大會和文藝會演，檢閱了部隊體育和文藝活動的成績，對部隊文體活動更廣泛、更深入的開展，起了重大推動作用。
為了加強宣傳教育工作，總政治部還先後建立了八一雜志社、解放軍報社、解放軍畫報社和軍事博物館等單位。
總政的部、處長也從各野戰軍選調。組織部副部長由原在一野工作的朱明擔任（後任部長），宣傳部長由原在二野工作的劉志堅擔任，保衛部副部長由原在華北野戰軍工作的蔡順禮（後任部長）擔任，青年部長由原在華北和第一野戰軍工作的王宗槐擔任，政治幹部管理部副部長由王宗槐兼任，文化部長由原在第四野戰軍的陳沂擔任，聯絡部副部長由原在第三野戰軍的黃遠擔任，秘書長由延安時代總政治部的魏傳統擔任。
一九五○年九月，總幹部管理部正式成立。九月十三日，朱德出席了總幹全體幹部會議并講了話。他在闡明了幹部工作的艱巨任務後說：“正因為幹部部從事的是件偉大的工作，必須建立，并歸毛主席領導，由羅榮桓同志當部長（他在我軍是很有信仰的），因此希望大家都下決心來長期的辦。”總幹部部同樣依據“五湖四海”的原則組建了領導班子。第四野戰軍的賴傳珠①和第一野戰軍的徐立清擔任副部長〔賴傳珠一九四六年九月以前在三野的前身新四軍工作〕，不久又調二野的宋任窮和華北野戰軍的甘渭漢任副部長。總幹部部有了從各野戰軍調來的領導幹部，就可以做到熟悉并合理調配、使用各方面的幹部。
一九五○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三十日，全國戰鬥英雄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羅榮桓是會議的主席團成員，他在會議結束時緻了閉幕詞。這是一次對解放戰争中作出突出貢獻的戰鬥英雄、工作模範、民兵英雄進行表彰，以鼓勵全軍發揚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推動各項工作完成的盛會，是一次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盛會。
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作戰。羅榮桓堅決擁護中共中央關于抗美援朝的決策。他對出國參戰部隊非常關心。他主持總政治部具體組織了抗美援朝的政治工作，開展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宣傳運動，做好國内部隊輪換出國參戰的動員工作，調配志願軍的高級政治工作幹部，加強志願軍政治工作的研究，組織全國規模的慰問志願軍的活動，開展瓦解敵軍和管理俘虜的工作，等等。
在抗美援朝期間，志願軍一些負責幹部路過北京看望羅榮桓，他都要詳細了解出國部隊的情況并提出做好出國部隊政治工作的意見。
出國作戰，這在中國人民軍隊的曆史上是第一次。羅榮桓認為，出國部隊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必須充分注意這一特點。一九五一年，志願軍政治部主任杜平率志願軍戰鬥英雄歸國觀禮代表團回國參加國慶觀禮。在京期間，羅榮桓多次同杜談了這一問題。他說：志願軍必須做好團結工作，對内要團結各大軍區去的部隊，對外要尊重朝鮮勞動黨和政府，團結人民軍，做好群衆工作。要比在國内更加注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杜平提出，由于語言不通，群衆工作比國内難做。羅榮桓對他說：“志願軍語言不通，做群衆工作有困難，可以用挑水、掃地等行動去做，要通過廣大指戰員愛護朝鮮人民、愛護朝鮮的一草一木的實際行動去做。這種行動本身是比言辭更好的宣傳工作。為了使指戰員都能用實際行動做好群衆工作，必須在部隊進行深入的國際主義教育，使大家認識到做好群衆工作，不僅體現了軍民一緻的原則，而且是維護中朝兩國兩黨團結的大事。”
五十年代初期，在解放戰争後期作戰和抗美援朝的同時，部隊正逐步轉入和平時期的整編訓練：由單一兵種發展成多軍兵種的合成軍隊，由分散走向集中，由農村開進城市，由住民房到進駐營房……正處于承先啟後的轉變時期，工作十分繁重。
當時的代理總參謀長聶榮臻在回憶錄中說：
戰争還沒有完全結束，特别是向西南進軍和大規模的剿匪，任務還很重，沿海的一些重要島嶼還有待解放，又要進軍西藏。軍隊一方面要向現代化正規化邁進，要加強軍兵種和軍事院校的建設；另方面又因為大規模的戰争已漸趨結束，軍隊要精簡整編，成建制的衆多部隊要轉入到生産建設中去。軍隊工作真可以說是千頭萬緒。尤其是朝鮮戰争爆發以後的一九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就更為緊張。
在這種緊張繁忙的工作中，羅榮桓和聶榮臻密切配合，妥善周到地處理了許許多多複雜的問題。對此，聶榮臻回憶道：
精簡整編和組建新的領導機構，都涉及到人的問題，許多事情離不開總政治部。在完成這項工作中，總參與總政配合得很好。當時羅榮桓同志是總政治部主任和總幹部部長，我們思想一緻，很多問題兩人商量一下就定了，從來沒有扯皮現象。這是大規模精簡整編和組建新的領導機構得以順利進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羅榮桓在平津戰役後便累倒了，但他同病魔進行了頑強鬥争。為了能使高血壓、心絞痛得到緩解，他每天堅持散步。他身體虛弱，且比較胖，走起路來步履沉重。但每天都要走足一小時，方法是在路上記住一個标志，一定要堅持走到那裡才回頭。出任總政治部主任和總幹部部長以後，他又帶病工作，擔子很重，經常到位于西皮市街（原址在現在的人民大會堂一帶）的總政機關辦公，到中南海居仁堂參加軍委召開的會議……然而，他的病體畢竟經不起拚命般的操勞。他的病時常發作，有時一個會開完了，他就得靠在沙發上休息好長時間，才能緩過勁來。
羅榮桓帶病堅持繁重工作的情況，引起毛澤東極大的關注。一九五○年九月二十日，他在羅榮桓署名上報的一份幹部任命報告上寫道：
“榮桓同志，你宜少開會，甚至不開會，隻和若幹幹部談話及批閱文件，對你身體好些，否則難于持久，請考慮。”
毛澤東的批示體現了黨的親切關懷，羅榮桓對此自然非常感激，同時，也使他感到自己的責任重大。他仍然在帶病堅持領導總政和總幹的全盤工作，掌握大政方針。為了充分發揚他的助手們的主動性、創造性，同時也是為了使自己不緻陷于忙亂的事務之中，羅榮桓大膽放手，讓他周圍的幹部各司其職，請肖華主持總政日常工作，請賴傳珠、徐立清等管總幹的日常工作，自己騰出時間來多考慮軍隊建設的一些重大問題。當時肖華、賴傳珠等凡遇重要的電報、文件，都送請羅榮桓審閱批示，至于工作中一般性的問題，就各自負責解決了。
－－－－－精簡整編和組建領導機構
新中國建立初期，羅榮桓的工作千頭萬緒，卻都圍繞着一個中心，這就是軍隊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
軍隊建設首先碰到的一個問題是精簡整編。一九四九年底，解放軍已發展到五百五十萬人，但是除了少量海、空軍和特種兵外，絕大部分是步兵。部隊一方面是數量太多，與和平建設時期不相适應；另一方面是單一陸軍，現代化程度很低，與現代戰争不相适應。因此，部隊按中央要求既要精簡一百五十萬人，使總的數量不超過四百萬，又要加強各軍兵種的建設。總政和總幹，在羅榮桓領導下，會同總參謀部，從一九五○年下半年開始，便通盤籌劃和領導了部隊整編和調配幹部組建軍兵種的重任。
為了能順利而妥善地搞好整編複員，羅榮桓請肖華等首先組織總政機關對部隊進行了調查研究。在調查中，了解到有些戰士不願複員，發牢騷說：“打仗的時候用得着我們，和平了就不要我們了。”有些老弱病殘的人擔心回到農村生活沒有保障……但是有一些幹部又認為全國解放了，該“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準備解甲歸田，過上“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安定生活。
針對這些情況，羅榮桓讓總政機關起草了《關于部隊整編複員的政治指示》，要求各級領導機關首先要做深入的思想動員，使指戰員懂得，緊縮部隊編制是為了減輕人民負擔，克服當前的财政困難，有利于國民經濟的根本好轉。同時也是為了從根本上加強軍隊的建設。《指示》号召廣大指戰員，留在部隊的要做保衛祖國的好戰士，轉到地方的要做模範公民，在生産建設中起帶頭作用。
《指示》還要求在加強思想教育的同時，各級領導一定要采取對指戰員對國家負責到底的态度，對每一個人都要慎重地做出适當安排，做到留的安心，走的滿意，各得其所，決不能推出了事。
由于方針正确，工作細緻，在幾個月内，全軍順利地完成了近一百萬人複員、轉業的巨大工作，并為以後幾年整編部隊的工作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整編部隊的另一項重要内容，就是要加強領導機關和各軍兵種的建設。
從新中國建立開始，解放軍在原來的陸軍步兵的基礎上，陸續組建了空軍、海軍、炮兵、裝甲兵、防空部隊、公安部隊、工程兵、鐵道兵、防化學兵、通信兵的領導機關及部隊，需要大批領導幹部和各類技術幹部。這些幹部主要依靠解放軍自己培訓。因此，興辦各類軍事學校便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以培訓師、團以上領導幹部為目标，一九五一年一月成立了軍事學院，一九五三年一月成立了總高級步兵學校，一九五三年二月成立了後勤學院，一九五六年三月成立了政治學院。為了培育高級軍事工程人才，一九五三年九月成立了軍事工程學院。
為了培養各級各類技術幹部，又先後成立了航空、海軍、炮兵、裝甲兵、防空兵、工程兵、通訊、測繪、軍需、軍械、軍醫、獸醫等各級各類技術院校。無論是建立各級領導機關和各軍兵種，還是興辦院校，關鍵都是要首先配備好這些單位和部門的領導幹部。羅榮桓作為總幹部管理部部長，及時就軍隊各領導機關和院校高級幹部的升遷調補向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反映情況，提出建議，從而成為軍委在“用幹部”這件事上的得力助手。
從組建總幹部管理部開始，羅榮桓就強調要堅持黨管幹部的原則。選調配備幹部，他總是要求按照任人唯賢的條件請各軍區選調，并征求從各野戰軍調來的部長們的意見，力求照顧到各個野戰軍以及曆史上各個大軍區和各個方面軍的幹部。按照這樣的要求，一九五一年總幹部管理部從全軍抽調了三萬多名幹部，使各總部、各軍兵種、各院校的領導機構迅速而妥善地建立和健全起來。
為了正确地使用幹部，羅榮桓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和幹部工作部門，要全面地考核了解幹部，要有聯系群衆、公道正派的作風。他指示總幹部部，不要隻從檔案材料上去了解幹部，而要從實踐中了解幹部。他認為隻有通過檢查工作，個别談話，聽取幹部的上級、同級、下級的反映，把各方面的看法綜合起來，才能了解幹部全面實際的情況，才能對幹部使用提出比較正确的意見。對此，羅榮桓自己一貫身體力行。他經常找幹部談話，了解他們的思想和工作，聽取他們的意見。在新中國建立初期，在配備總部、各軍區、各軍兵種、各院校領導幹部時，他曾同許多幹部作了談話。這些幹部多年後回憶起來仍然感到親切和溫暖。
羅榮桓曆來非常重視選拔新生力量。他說，配備幹部不要一律看資格，主要看幹部的德才，看有沒有發展前途。這是個帶方向性的問題。在他授意起草的總幹部部一九五一年工作總結中，就批評了那種提拔幹部隻看何時入伍的論資排輩的現象，要求大膽破格地提拔那些德才兼備的年輕幹部，而不要受資曆的限制。
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為了培養各類專業人才，加速人民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在羅榮桓的倡議下，又在抗美援朝中号召大中學生參加軍事學校，吸收了大量青年知識分子。他們中很多人後來成為軍隊建設的骨幹。
－－－－－－向文化進軍和政治理論教育
建設現代化的軍隊，必須提高指戰員的軍事素養。羅榮桓從當時解放軍的實際狀況出發，認為要提高部隊的軍事素養，首先應當抓文化教育。
解放軍指戰員主要來自工農。在舊社會，他們為了生活而在死亡線上掙紮，絕大多數人沒有讀書識字的機會，參加革命後，戎馬倥偬，雖然也學了一些文化，但零零碎碎，不成系統。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指戰員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據統計，在戰士中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八十％；在幹部中，高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六十八％，其中僅文盲和半文盲就占了三十％。不少連隊找個文書、司務長都很困難。部隊裝備了一些新式武器，幹部戰士學習技術也很吃力。一九五○年六月，國民黨空軍轟炸上海。駐滬防空部隊雖然已經裝備了比較先進的高射炮，可是幹部戰士文化水平低，對它的性能和數據計算還不能熟練掌握，有時在戰鬥中就錯過了戰機，不能充分發揮武器作用。這種文化水平低的狀況和現代化建軍的要求，顯然是一個突出矛盾。軍隊的文化素質如果不提高到一定的水平，現代化建設就會落空。
羅榮桓緊緊抓住提高文化水平這一實現軍隊現代化建設的突破口。一九五○年，他主持總政制定了《關于在軍隊中實施文化教育的指示》，經毛澤東審閱并詳細修改後，于八月一日由軍委主席毛澤東簽署頒發全軍。決定全軍除執行規定的作戰任務和生産任務外，必須在一個相當時期内，着重學習文化，以提高文化為首要任務，使軍隊形成一個巨大的學校。《指示》規定部隊文化教育的方針是：“速成的、聯系實際的、但又是正規的。”其中“但又是正規的”六個字為毛澤東所加。這個方針要求部隊要從實際出發，在較短的時間内，學到實際有用的而又有系統的文化知識。
這是向文化進軍的一次大戰役，羅榮桓所領導的總政治部就是這次戰役的指揮部。為了保證這項戰略任務的勝利完成，全軍各級政治機關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規模巨大的思想動員工作和組織保證工作。“建軍備戰學文化”成為深入人心的口号。在很短時間内，全軍調配了文化教員五萬多人，陸續開辦了速成小學二百多所，速成中學六十多所，抽調大批骨幹包括有豐富戰鬥經驗的老幹部和英雄模範離職學習。在職人員也按文化水平組織不同班次參加學習。總政治部統一制定了具體的教育實施方案，編印了幾百萬冊各種文化學習課本，連學習用的紙張、黑闆等物質保證也都做了具體安排。
一九五○年十月，抗美援朝戰争開始。羅榮桓除了同聶榮臻共同商量和處理大量軍委日常工作外，對部隊的文化教育仍然緊抓不放。在他授意下，總政治部提出了一九五一年文化教育實施方案。在要求文化教育應該圍繞戰争和戰備需要的同時，繼續強調，在任何環境下，文化教育都是軍隊建設不可缺少的一個方面，提高文化對提高軍事政治水平，完成作戰和戰備任務都有重要的意義。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央軍委決定，從一九五二年六月至一九五三年五月，全軍教育訓練，除海、空軍及雷達部隊有文化者外，均執行以文化教育為主的方針，開展以掃盲為重點的學習運動，要求在一年内，掃除指戰員中的文盲，并将初小和高小畢業者分别提高到高小畢業和初中一年級的程度。為此，一九五二年，中央軍委又發出了《部隊文化教育大綱》。部隊迅速掀起了向文化進軍的熱潮。
這個時期，少數單位出現了行政管理和軍事紀律松懈的現象。有一個營在進行軍事演習的時候，一個小時隊伍還集合不起來。有個連隊火炮長期不擦，竟讓小鳥在炮筒裡壘了窩。有的幹部反映，這是因為文化教育搞多了。羅榮桓對這種情況作了具體的分析。他認為，不應該把嚴格的軍事管理與完成文化教育的任務對立起來。紀律松懈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長期存在遊擊習氣，在工作中缺乏嚴格的要求，不重視建立正規的生活秩序而造成的。當然，這和某些領導幹部對文化教育這個正确的方針在執行上發生了若幹偏差，工作單打一，隻抓文化學習，以及過多地抽幹部離職學習也有關系。因此，解決的辦法首先是加強教育，提高嚴格執行軍事紀律的自覺性，同時也要學會科學地安排工作。
這時，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陶鑄到部隊做了調查。他在調查報告中指出，紀律松懈的現象過去也有，并不是文化教育的必然結果。加強軍事管理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就放松了文化教育。羅榮桓建議軍委将陶鑄的調查報告批轉全軍，在批示中重申：以文化教育作為一個時期部隊訓練中心這一方針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取得成果。要在加強軍事管理的同時，繼續把全軍的文化教育向前推進。這一做法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
由于充分發動了群衆，在“向文化進軍”中湧現出許多有創造性的好經驗。西南軍區某軍文化幹事祁建華總結出了速成識字法，能在大約一百五十課時左右，使一般文盲初步會認會講一千五百到二千單字，受到群衆的歡迎。總政治部很快向全軍推廣了這個經驗。接着，速成寫字教學法、速成寫作教學法、速成算術教學法等行之有效的經驗也相繼湧現，總政治部也都及時作了介紹交流。這些來自群衆實踐的經驗，縮短了教學進程，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
在普遍推廣和運用各種“速成”經驗的同時，羅榮桓又多次授意總政治部發出文電，提出，必須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貫徹文化教育的方針。所謂速成，不隻要“速”，更要“成”。要防止貪多冒進，隻搞突擊不注意鞏固，隻看眼前的需要不重視學習的系統性等偏向。各種“速成”的方法，都是在一定問題、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不能片面誇大，使它變成反科學的東西。所謂聯系實際，應該從發展上去聯系，不應該是短視的實用主義，這樣才能适應現代化建設的需要。
在文化進軍中，羅榮桓始終抓住幹部這個重點。除了各級速成學校吸收大批幹部學文化以外，一九五三年底，根據羅榮桓的建議，軍委專門開辦了一個高幹文化班，輪訓了一批軍以上高級幹部。
到了一九五三年，經過全軍上下兩年多的努力，部隊文化水平狀況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全軍由原來八十％人員是初小以下文化水平普遍達到初小畢業以上，幹部絕大多數達到高小畢業至初中的水平。到一九五三年下半年以後，文化教育逐步轉入經常化，在鞏固的基礎上堅持下去，繼續提高。
羅榮桓在領導“向文化進軍”的同時，又抓了組織全軍幹部系統學習革命理論的工作。
在戰争年代，部隊中思想教育盡管非常及時、活躍，但主要是講政策、講形勢和任務，解決幹部戰士的一些現實思想問題。因受到條件限制，當時很難系統進行政治理論教育。新中國成立以後，軍隊進入了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隻靠臨時的突擊性的時事政策教育和宣傳鼓動就很不夠了，還需要使廣大幹部懂得更多的革命理論，用以指導自己的思想和行動。
一九五○年底，總政治部召開了全軍第一次宣教文化工作會議。羅榮桓在會上指出，必須在各級幹部中有指導有系統地進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政治理論教育。這是提高幹部政治覺悟水乎和工作能力的根本建設，是提高部隊戰鬥力，完成各項戰鬥任務的重要保證。一九五一年一月，總政治部根據羅榮桓的意見，制定了部隊政治教育的規劃，規定把政治理論教育做為政治工作的一項主要任務，建立在職幹部學習制度，加強學習領導。幹部按實際水平分别編組，規定初級班以階級觀點教育與愛國主義、國際主義教育為主；中級班學習社會發展史、列甯主義基礎、黨的建設；高級班學習毛澤東著作、聯共黨史、政治經濟學、思想方法論等。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全軍第二次宣教文化教育工作會議按照羅榮桓的意見，提出了“系統的、聯系實際的、穩步前進的”幹部理論教育方針。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傅鐘副主任在全軍學校政治理論教育座談會上具體解釋了這一方針。針對有些幹部以為系統學習理論“不能解決實際問題”而産生急躁情緒的狀況，他明确指出：“理論學習往往并不能象‘立竿見影’那樣，所以，過分性急的要求是辦不到的。”傅鐘這一篇講話發表在《八一雜志》上。當時，誰也不能料到九年後，當林彪大搞實用主義，提出學習毛澤東著作要立竿見影後，傅鐘這一段無可非議的話竟成為一條“罪狀”。
一九五三年六月，總政治部又發布了部隊幹部政治理論教育基本計劃大綱。“大綱”根據羅榮桓的意見，要求有計劃地學習中共黨史，以黨史為線索，系統地學習《毛澤東選集》。
為了解決部隊中缺乏理論骨幹的問題，總政治部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四年先後開辦了理論教員訓練班和宣傳幹部訓練班。宣傳幹部訓練班設在北京頤和園北宮門外的大有莊。生活條件雖然很差，但靠近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條件是很好的。四月二十四日，訓練班正式開學，肖華代表羅榮桓出席開學典禮，勉勵大家認真讀書思考，注意運用理論原則去分析回答實際問題。訓練班聘請了著名的理論家楊獻珍、範文瀾、艾思奇等擔任教員。還組織學員到天津、大連、鞍山、沈陽等地的工廠參觀調查，使大家看到社會主義大生産的力量和前途。訓練班為部隊培養了八百多名理論骨幹。與此同時，各大軍區也先後按總政要求舉辦訓練班，共培訓了幾千名骨幹。
有了正确的方針、明确的規劃和一定數量的理論學習骨幹，部隊在向文化進軍之後，又掀起了學習理論的高潮。幾年間，廣大幹部普遍學習了社會發展史、中共黨史和政治經濟學，取得了較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