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你們的路線是正确的”
－－－－－－減租減息
為了克服嚴重困難，堅持長期抗戰，争取最後勝利，中共中央制訂了一系列切合各根據地情況的政策，當時簡稱“十大政策”。①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八日〔十大政策是：對敵鬥争、精兵簡政、統一領導、擁政愛民、發展生産、整頓三風、審查幹部、時事教育、“三三制”政權、減租減息。參看《學習和時局》，《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版，第八九七頁〕，毛澤東就執行十大政策有關情況的十個問題電詢各戰略區負責人。八月十二日，羅榮桓和黎玉緻電毛澤東作出答複（以下簡稱《答複》）。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澤東複電，指出：“關于十個問題的答複，早已收到，内容很好。你們的路線是正确的。你們已有豐富經驗。估計一九四五年，山東全黨工作會有極大進步。”對山東的工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羅榮桓、黎玉在《答複》中用很大篇幅講了減租減息。這是因為減租減息是當時農村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黨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實行的一項極其重要的政策。
在一九四二年劉少奇到山東以前，山東抗日民主政府雖然也頒布過有關減租減息的法令，但實際上沒有放手發動群衆。當時二八％的村政權還掌握在地主階級手中，另有四七％的政權成分不純。因而明減暗不減的現象相當普遍，不少地區出現了侵蝕群衆勝利成果和地主反攻倒算的現象。山東分局的《四年工作總結》對此已經作了檢讨。
羅榮桓和分工抓這項工作的黎玉，通過調查研究，認為減租減息運動進展緩慢而又不徹底的主要原因，是有一些幹部對減租減息還存在一些模糊乃至錯誤的認識，因而領導不力。
山東封建地主的勢力很大，農村中約有八十％的農戶租種地主土地。在莒南縣大店，占總戶數七％的地主占有六十％的土地。山東農村的封建剝削和超經濟的封建壓迫十分嚴重。那些惡霸、“山大王”掠奪農民欠下了累累血債，其罪行更是罄竹難書。
可是有的幹部卻不經調查研究，就宣稱山東農村土地分散，租佃關系不多；有的幹部也承認雙減是解放農民的需要，可又怕超越了統一戰線的範圍，甚至認為政府去搞雙減就會妨礙“三三制”的貫徹；有的幹部看到地主收入減少了，就有些縮手縮腳；還有的幹部存有“恩賜觀點”，認為隻要由政府貼張布告，就可實現雙減，而不懂得隻有啟發群衆自身的階級覺悟，才能使他們自己解放自己。
為了澄清模糊認識，推動雙減工作的開展，羅榮桓在群衆工作幹部會議上說，我們做群衆工作，一要根據群衆的需要，二要遵守群衆自願的原則。當群衆還沒有覺悟時，要對他們進行“誰養活誰”的教育。根據這一指示，群衆工作幹部聯系農民生産勞動的實際，給他們算“地瓜帳”，即種一畝地能産多少斤地瓜，農民花了多少工本，應得多少收入，給地主剝削去了多少，等等。當農民明白了這個道理後，幹部便因勢利導，成立和整頓農民救國會，挑選出一些群衆最痛恨的惡霸地主，對其開展有組織有領導的鬥争，用說理和控訴的方式，揭露其罪惡。
《答複》中說：“……一些惡霸是典型封建主，過去仗勢欺人……群衆恨入骨髓，在減租減息中不鬥倒他們，群衆是不敢起來的。往往一鬥争，群衆是三千五千的來（參加）說理。十個月來，在濱海區打擊了不少，群衆說：這才翻身了，晴天了。”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在分局和濱海區黨委直接領導下，莒南縣的大店村召開了有本地和莒南縣四鄉及外縣代表三四千人參加的鬥争大會，鬥争了惡霸地主莊景樓（外号“莊閻王”），控訴他殘酷壓迫農民，逼死人命的罪行。莊景樓的鷹飛到貧苦農民魏老頭家抓雞，被魏老頭打死，莊閻王不僅将魏老頭毒打一頓，還要魏老頭給鷹出殡。魏老頭無可奈何，賣了地，給鷹買了棺材，披麻戴孝，把鷹埋在自己的院子裡，還豎了碑。魏老頭的母親被活活氣死。封建地主殘酷欺壓農民的兇惡面目，激起了廣大農民的無比憤怒。數千名農民一齊湧向魏老頭家，鏟平了鷹墳，砸碎了鷹碑。這就是當時山東人民家喻戶曉的“平鷹墳”的故事。這類血淚事實，在山東各根據地發現多起，文藝工作者把它們編寫成小說、戲劇、詩歌、曲藝、連環畫等，廣為宣傳，極大地鼓舞了農民的鬥志，有力地推動了當時正在進行的雙減運動。
在進行減租減息的工作中，羅榮桓指示，也要防止“左”的偏向，要把大地主和中小地主、頑固地主和開明地主、收租地主和經營地主、地主和富農、地主和小土地出租者區别開來，還要教育說服農民按規定交租交息，以推動各階級共同抗日。
在運動中，羅榮桓還及時指出，要把減租減息同改造村政權結合起來。隻有放手發動群衆，同封建地主階級作堅決鬥争，摧毀封建統治，徹底改造村政權，才能使減租減息工作順利進行。
羅榮桓還要求部隊積極支持減租減息鬥争。他要求部隊每到一地，都要進行該地村史、階級關系、工作現狀的調查，協助地方黨組織和群衆團體進行工作，要“走一村做一村，住一戶做一戶”。
由于認真貫徹執行了中央關于減租減息的政策，山東根據地的群衆真正發動起來了。據當時不完全統計：一九四四年全區召開了約一。九萬次鬥争大會，鬥争了頑固抗拒減租、有民憤的惡霸地主約一。三萬人，追回了地主非法掠奪農民的大批糧食、土地、房屋、牲畜、農具和現款，共值三億元（北海币）①〔北海币，是北海銀行發行并在山東抗日根據地内流通的貨币〕
以上。進行了減租減息的村莊，占山東解放區内2.34萬個村莊的六十三％，組織起來的群衆達四百餘萬人。
雙減以後，人民群衆抗戰積極性有了很大的提高，齊魯大地湧現出參軍、參戰的熱潮。兄帶弟、兒别娘、父送子、妻送郎的感人事迹層出不窮。以往有些農民參軍都希望參加不離本鄉本土的地方部隊，現在則指名要求參加打硬仗最多的老六團（六八六團）。廣大群衆支前的熱情空前高漲，主力、地方部隊和民兵都欣欣向榮，群衆遊擊戰争得到巨大發展。
羅榮桓認為，減租減息是發動群衆的中心環節。這一工作搞好了，軍民關系、群衆工作的問題都将迎刃而解。《答複》中寫道：“需要中央進一步号召全黨（實行）群衆路線，才能使戰後優勢獲得雄厚基礎。”
《答複》又一次提到了“戰後”。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得民心者得天下，這個“民心”首先是農民之心。實行減租減息，争取和發動了農民群衆，這就有了鞏固的根據地，因而也就有了糧食，有了有利的戰場，有了充足的兵源。有了兵源，再以精兵簡政保留的骨幹作酵母，便會很快建立起有組織的大軍。有了這支大軍作雄厚基礎，就能保證在戰後取得優勢。
－－－－－軍事工作
在《答複》中，羅榮桓、黎玉彙報了加強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的問題。《答複》說：“我們正開各軍區高級軍事會議，整訓部隊是主要的内容，已完成對連隊工作與戰術問題的總結，對敵頑統一作戰方針的總結。還有對地方武裝與精簡問題的總結。”
羅榮桓所說的軍事會議，六月十五日在日照南部的碑廓村召開。會議是采取邊介紹經驗、邊研究、邊總結、邊貫徹執行的方式進行的。首先由各軍區的幹部介紹了軍事工作的經驗，然後由大家讨論、提出問題。在這一基礎上，羅榮桓對部隊整訓、連隊建設、地方武裝建設、司令部工作、後方勤務工作、學校工作以及幹部工作等問題作了全面的系統的總結。由于内容豐富，這一總結長達三萬餘字，它是慣于說短話、寫短文的羅榮桓生平所寫的最長的文稿。
在會議的總結報告中，羅榮桓提出了普遍整訓部隊，準備将部隊發展一百一十二倍的任務。羅榮桓強調，訓練部隊必須各級指揮員親自動手，不能把訓練部隊的責任推在副職、參謀或教員身上。這是因為指揮員在作戰實踐中都獲得了非常寶貴的經驗教訓，如果不将其貫徹到訓練部隊的實施中去，那就把流血得來的代價白費了，這是對戰争不負責任的态度。
羅榮桓認為，由于紅軍幹部都經過國内戰争，對中央蘇區較大規模的運動戰、帶有正規性的作戰有一些經驗，但有些人不熟悉敵後分散性遊擊戰，因此，必須注意敵後抗戰同國内戰争的區别。他認為敵後抗戰的特點是，環境情況複雜，作戰對象強大，對敵對頑形成三角鬥争，在地形上北方也不同于南方的山地。他說：“如果我們自以為是，跳不出狹隘經驗的圈套，不去批判地接受過去的經驗，發揚優良的方面和克服弱點的方面，就會增加我們的困難，造成戰争的損失。”
關于敵後抗戰的軍事指揮，羅榮桓在總結報告中闡述了三個方面的基本經驗。
一是遊擊戰和運動戰的關系。他認為，一九四一年後，敵人實行“治安強化”，我們進入了極端的分散遊擊戰的環境，運動戰的條件已不複存在。一九四三年後，雖然敵人仍是強大的，但用圍困打援設伏的辦法，求得在運動戰中殲滅少數敵人的機會有所增加，而這種運動戰，仍要發揮分散遊擊戰的特長，是一種遊擊運動戰。在進攻圍寨碉堡時，要多采用偷、騙、混等奇襲戰術，要把遊擊戰同政治攻勢相結合，争取敵人内部武裝起義，裡應外合打擊敵人。
二是集中和分散的關系。他認為分散遊擊戰雖然是分散性擴大，但分散中有集中，集中中有分散，而分散遊擊戰仍是以戰略部署和軍事指揮上的統一集中為最高的原則。要防止隻強調一面，從而導緻分散抓不攏，集中擺不開，削弱或失掉了自主機動性的結果。
三是積極自主的進攻問題。他說：在分散遊擊戰争的條件下，隻有積極自主的進攻，才能同優勢敵人堅持持久戰，才能集小勝為大勝，從而改變敵我力量懸殊的局面。為此，必須改變一成不變的戰鬥方式，打破敵我邊沿的界線，要極力隐蔽自己，麻痹、松懈敵人，又要适時地集中自己的力量，盡量包圍、孤立、打擊和殲滅敵人，要擺脫自己之不自主，争取自己之自主，束縛敵人之自主，使之成為不自主。我之攻擊必須集中于其弱點。要速打速決，又要速分速散。進攻時，要打得突然，退卻時，要退得冷靜；時而張揚旗鼓，時而收斂鋒芒。總之要使敵人摸不着我們的規律，搞不準我們的行動，遲鈍敵人的感覺，打亂敵人的指揮，找出敵人的空隙，造成有利于我軍的戰鬥機會。
羅榮桓認為，各級指揮員隻有知己知彼，有勇有智，才會獲得靈活機動的自主與進攻。不能畏敵如虎，不敢去摸它，也不能隻憑一沖，勇而無謀。在同敵人鬥智時，必須摸準敵人的規律，使敵人受制于我；并以我之不規律對抗敵人，使我不受制于敵。我們指揮員的智慧，還不隻限于充分發揮我之有利條件，更為重要的是如何使不利于我之條件變成有利于我之條件，使我之劣勢轉化為優勢，這樣才能有戰鬥的自主與進攻。同時，還要啟發基層幹部與戰士的智慧，發揮群衆的聰明才智與創造性，發揚革命英雄主義精神，這是貫徹戰鬥的自主與進攻的最堅強力量。
羅榮桓對于指揮藝術中的冒險問題發表了精辟見解。他說，軍事上的冒險是要有的，隻要不是冒險主義。否則就不可能有勇敢，也就不可能有自主的進攻。因為對敵情的了解，不可能完全搞得一點都沒有差錯，而敵人究竟是不受我們指揮的。故我們的進攻往往帶有一定程度的冒險性。這種冒險性與不調查了解情況，又不細緻地分析敵情，不講指揮藝術，不講戰術，輕敵自滿的冒險主義和逞個人英雄的一沖主義是根本不同的。羅榮桓要求每個指揮員都應當有沉着果敢的戰鬥作風，智勇雙全的指揮藝術，還要有努力學習的精神，勝利不驕傲，失敗不灰心。他認為這是每個指揮員必須具備的品質。
羅榮桓強調，軍隊的基礎在連隊。他說：“我們的連隊是戰鬥的基本單位，又是訓練部隊的基本單位，是培養提拔幹部之源泉。”他還認為，由于分散遊擊戰，我們的連隊不僅要與民兵、遊擊小組配合作戰，還要帶領遊擊區、敵占區群衆對敵展開政治攻勢，因而擔負了十分繁重的任務。
他指出，有些單位連隊工作基礎還不鞏固。主要表現在管理方法不當，官兵關系不好，某些部隊逃亡相當嚴重，幹部不會搞訓練，缺少提高部隊軍事技術的辦法等等，其原因主要是營團級以上各級指揮機關對連隊指導和幫助不夠。他說：“主要幹部要親自下到連隊中去。這在我軍曆史上有過很好的風氣，一些高級幹部都以到連隊了解工作情況、學習具體經驗為最愉快的事情。”他要求各級機關對連隊的指導要做到“從連隊中來，到連隊中去”，搞好射擊、投彈、刺殺和爆破等技術訓練，發揚三大民主，改善連隊生活。他說：“加強連隊工作應當作為整訓部隊的中心環節。要使其不成為流産的口号，而得到真正實現，就必須從上而下的重視、深入，由小到大的解決問題，把指導和實踐結合起來，把幹部和戰士結合起來。”
在總結報告中，羅榮桓還提出：“統一主力、地方武裝、民兵之使用，互相輔助發展，強大我們的勢力，是我們當前的重大任務。”
羅榮桓指出：主力部隊的基本任務仍然是分散堅持地方，擴大遊擊區和開辟新區，但要準備進一步機動和集中整訓，還要不斷充實編制數額。補充主力部隊的來源是民兵，因此，主力部隊應重視和幫助民兵，鞏固同當地民兵的聯系。
地方武裝必須有獨立堅持地方的能力，邊沿區是他們的基地，敵占區是他們擴張的方向。必須整理區中隊，克服某些區中隊存在的嚴重流寇思想和脫離群衆的現象。
地方武裝必須在現有基礎上，抓緊提高自己和擴大自己，整訓可利用戰鬥空隙輪番交替進行。擴大兵力，要随着解放區的擴大，經濟條件的好轉，按照人口比例有計劃的進行。其基本要求是，到一九四五年，每個縣大隊要擴大到四百人，每個區中隊要擴大到六十人（當時共有十三個縣、六百八十五個區），每個軍分區基幹武裝平均五千人左右，山東全區的主力部隊與地方武裝的總人數約占抗日區人口的一％。
按照羅榮桓的指示，山東地方武裝很快得到了發展與加強，縣區武裝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已由一九四三年的四萬人發展至近八萬人，做到了兵員滿額，武器也有了增加。一九四四年秋季軍分區一級的機構已基本健全，加強了對地方武裝和民兵工作的領導。
地方武裝配合主力部隊，并結合廣大民兵，積極向敵人開展了分散性群衆性地方性的遊擊戰争和廣泛的政治攻勢，擔負了分散堅持邊沿區鬥争的任務，使主力部隊能更好地集中起來進行機動作戰。地方武裝的發展和壯大，也為将來大反攻時成立新的兵團打下了基礎。
－－－－－－－－經濟工作
在《答複》中，羅榮桓、黎玉報告了山東的經濟工作。
一九四三年，為了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山東分局和省的政權機關山東省戰時行政委員會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發動全區軍民開展了大生産運動。
在羅榮桓等領導下，山東八路軍很快掀起了一個開荒種地，幫助群衆耕種、收藏的生産熱潮，一片片荒蕪的土地變成了良田。但是，許多地方又出現了軍民争荒地的矛盾。山東軍區機關駐地出現了這個問題。羅榮桓得知此事後，就找軍區司令部管理科長何敬之商量。何敬之提議到海邊去開鹽田，羅榮桓當即表示贊同。他與後勤部長呂麟等有關領導人研究後，派人到海邊去調查，尋找适宜曬鹽而群衆還無力經營的海灘。然後成立生産指揮部，制訂規劃，按照機關、部隊分配任務，劃分地段。當時正值早春，天氣很冷，海風又大，大家冒着寒風，光着腳泡在冰冷刺骨的水裡，在贛榆縣海邊柘汪一帶開出了大片鹽田。羅榮桓經常去看望大家，有時還抱病參加一些輕微勞動。有一次，指戰員們正在挑土，羅榮桓看到大家勞動時的歡快勁，心裡很高興，就脫了鞋，挽起褲腿，拿起鐵鍬跳到水裡，一面和大家說笑，一面不停地往筐裡鏟土。管理員石理成看見後，急忙過來勸止說：“羅政委，你身體不好，别幹了。”
同志們也都說：“是啊，羅政委，你能來看看大家就行了。”
羅榮桓笑呵呵地對大家說：“光看不幹怎麼行呢？大家不是常說，要勞動創造世界嗎？”
大家看到羅榮桓雖然身患重病，每天尿血，卻多次來看望大家，并一起勞動，還這樣風趣、樂觀，都非常感動。
當時，食鹽專賣制度還不嚴格。軍區直屬隊組織了一支運輸隊，把自己生産的食鹽運到邊沿區的市集去賣，來回一百多裡路，每一頭牲口馱的鹽就可以賺三十餘元。但生産股為了薄利多銷，把鹽價定低了，地方貿易公司到羅榮桓那裡告了他們的狀。羅榮桓把生産股長王以祥找來，問他是怎麼回事。王以祥便把他們組織生産經營的情況作了彙報。原來，他們是考慮敵人随時會來“掃蕩”，為了能把食鹽盡快賣掉，就沒有把鹽統銷給政府的貿易公司，而自己壓價銷掉了。這樣一來，政府所掌握食鹽的銷售就受到了影響。羅榮桓聽了後，當即批評了王以祥他們的錯誤做法，并又一次重申了軍隊生産要嚴格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應以“不與民争利”為原則，要他們或者把鹽統銷給政府貿易機關，或者遵照當地政府統一規定的價格銷售，一定要自覺地維護人民群衆的利益。
羅榮桓看到王以祥思想還不太通，又循循善誘地說：“我們生産的果實被敵人掠奪去，當然是損失，但群衆生産的果實被敵人掠奪去，不也是我們的損失嗎？手背與手心還不都是我們自己身上長的肉嘛。況且，我們這支隊伍，從紅軍初創時起，就立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建軍宗旨。過去，打土豪、分田地，是為人民謀福利、求解放；如今，抗日、搞生産，還不同樣是為人民謀利益、求解放嗎？我們是人民的軍隊，來自人民，又服務于人民，怎麼能夠與民争利呢？部隊到海邊去開鹽田，就正是為了不去與民争地嘛！”
最後，羅榮桓看到王以祥已經認識到自己錯了，便安慰他說：“認識到了，今後不再這樣做就行了，但工作上不要氣餒。你們前段生産成績很大，現在機關每人每天五分錢的菜金，不由軍費開支了，要我們自力更生，不搞好生産怎麼行呢！”
羅榮桓指示，機關生産要開展多種經營。于是供給部确定，指派原管理科長黃明亮、生産股長王以祥及管理員石理成三人，具體負責抓軍區機關、直屬隊的農副業生産。他們成立了生産大隊，下設三個生産隊、二個油坊、一個醬園，經與地方工商管理局聯系，還在濱海區的坪上、十字路、黑林、柘汪等集鎮開了供銷店。他們開始隻有五十元的基金，在集市收購花生、黃豆回來榨油，把部隊原來作馬料的黃豆也榨完油再用豆餅喂馬。當時山東根據地出産的花生油、豆油，有時遠銷到上海等地，換回根據地軍民需要的藥品、紗布、火柴、布匹等物資，甚至還可以換回軍需品。
在《答複》中，羅榮桓等寫道：“部隊在生産初步發展的基礎上，一般主力機關每日可以吃到五錢油鹽，一斤多菜，每月一斤多肉。并能補助牙刷、牙粉、黃煙等日用品，今年上半年，由生産盈餘，每人解決襯衣一套，體力亦漸增強。”
羅榮桓等還報告了根據地的工農業生産情況，指出，凡是發動減租減息與實行民主的村莊，農民對生産很熱情，生活上得到改善，除還債外，穿衣吃飯比以前好些，由此轉變了思想，認為“用的是毛主席的法子，過的是共産黨、八路軍、民主政府的日子”。《答複》指出，糧食除沂蒙區有旱災減産外，其他地區均夠吃，布匹、紙張、鹽大部地區均可自給。有的地區還有盈餘。群衆負擔雖然還是很重的，但比起敵占區則好多了。
随着生産的發展，經濟工作在根據地占有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對于這項工作羅榮桓以前并不熟悉，但他注意充分發揮一些經濟專家和财經工作者的作用，使山東根據地的财政經濟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著名的經濟學家薛暮橋原在抗大華中總分校工作，一九四二年在返回延安途中到達山東，朱瑞留他在山東幫助工作三個月。後來，薛在山東的期限早已超過，中共中央來電催薛回延安。羅榮桓一面複電中央，要求将薛留下，一面征求薛的意見。他對薛暮橋說：“山東的經濟工作還需要你呀！這一年你在山東工作成績很大，我就不必多說，隻想強調一點，經濟鬥争，是我們整個鬥争不可分割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們很需要有你這樣的專家來幫助我們啊。”薛暮橋聽了很受感動。經過在山東一年的工作，他對這裡的經濟工作也發生了興趣，便放棄了去延安的打算，表示願意服從山東分局的決定。這樣，他又在山東工作了五年，經曆了解放戰争，直到一九四八年秋才離開山東。
薛暮橋擔任了山東省工商管理局的監委，局長由黎玉兼任，局的日常工作由薛主持。羅榮桓、黎玉經常和薛暮橋一起研究對敵經濟鬥争問題。
山東分局制定了從對敵鬥争中發展根據地經濟，保障供給，為戰争服務，為群衆服務的經濟政策，并規定工商管理機構的具體任務是：貨币鬥争，貿易管理，扶助生産，保障供給；即對外進行對敵經濟鬥争（包括貨币鬥争和貿易鬥争），對内扶助和發展生産。
在羅榮桓的關懷和支持下，山東的對敵貨币鬥争取得了巨大勝利。當時敵後的三角鬥争，反映在經濟上，也形成了抗币（抗日根據地發行的貨币，在山東稱北海币）、法币（國民黨政府發行的貨币）和僞鈔（僞政府發行的貨币）的三角鬥争。太平洋戰争爆發以後，日本帝國主義把他們攫取到的幾十億元法币推到國民黨大後方和共産黨領導的敵後根據地，用以掠奪物資，同時又大量發行僞币來搜刮人民财富。由于國民黨正面戰場的連續失利，法币迅速貶值，這對敵後根據地是一個巨大的威脅。一九四二年流入山東根據地的法币有幾億元，實際上就等于有相當數量的物資被敵僞掠奪走了。在這種情況下，抗日民主政府采取了斷然措施，排擠法币，禁用僞币，大量發行北海币，建立獨立自主的抗币市場。
由于根據地日益擴大，減租減息後農業和手工業生産得到發展，加上沿海地區擅漁鹽之利，有的地區還有豐富的金礦……這些豐富的物資使北海币有了最可靠的保證。随着解放區的擴大，北海币對法币和僞币的比價迅速提高。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一元僞币可兌換北海币1.5 元，到一九四五年一月，便跌落到隻能兌換0.15元北海币。因此，這時在山東根據地市場上，法币、僞币絕迹，許多遊擊區也逐漸變成北海币市場，就連某些敵占區的人民也暗地貯存北海币，以便購買根據地的各種物資。
随着貨币鬥争的勝利，在分局領導下，又及時調整了貿易政策。由一九四三年前基本禁止物資流入敵占區，個别則實行以貨易貨的辦法，改為組織輸出，換回需要的各種物資，并開展了大規模的海上運輸和對上海、天津等地的貿易工作。還明确規定了内地貿易自由的原則，取消内地各抗日地區之間的糧食統制，統一領導貿易鬥争，從貿易中增加财政收入。這些新的政策實施以後，貿易鬥争很快獲得了顯著的成績，不僅每年增加二億元北海币的收入，還調劑了市場，穩定了物價，扶助了生産，保證了人民生活和軍隊的需要。
－－－－－－政權建設和統戰工作
在《答複》中，羅榮桓和黎玉還報告了地方政權建設和團結黨外民主人士的工作。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山東省臨時參議會第一屆第二次議員大會開幕，通過了山東分局提出的《山東省戰時施政綱領》（草案）①〔《山東省戰時施政綱領》（“八一施政綱領”）的要點是：一、堅持山東抗戰；二、愛護抗日軍隊，增加主力，加強縣區武裝，發展民兵；三、按照新民主主義原則，加強民主建設工作；四、按照新民主主義原則，促進經濟建設工作；五、整财政，力求負擔公平；六、正确執行中央的土地政策和勞動政策，調整階級關系，改善工農生活；七、援助反戰日本士兵與人民，正确執行對敵僞政策；八、加強對敵鬥争工作，團結敵占區同胞共同抗戰；九、發展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教育事業；十、實現民族平等，男女平等〕，總結了三年來的工作，發表了大會宣言。大會決定将“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更名為“山東省戰時行政委員會”；選舉黎玉、羅榮桓、劉居英、梁竹航、艾楚南、張伯秋、田佩之、耿光波、郭維城、楊希文、辛葭舟等十一人為行政委員會委員，黎玉任主任委員。大會還發電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緻敬。九月一日，毛澤東複電，勉勵省臨時參議會及敵後全體愛國軍民，團結一緻，再接再厲，為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分裂、倒退而奮鬥。九月八日，大會勝利閉幕。參加這次會議的二百多位參議員中，有很多黨外人士。參議長範明樞就是一位在山東抗日戰争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民主人士。他于辛亥革命時期留學日本，曾任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校長，弟子遍山東。“一・二八”事件後，因支持教員、學生進行愛國活動而被反動派捉進監獄。出獄後，閑居在泰山的馮玉祥聘請他講授《左傳》、《史記》。他還為地方籌辦公益事業。“七・七”事變後，範老在地方上積極從事抗日宣傳。沈鴻烈想利用他作為招牌。範老看穿了他的反共陰謀，毅然離開國民黨省政府駐地東裡店，拿着幾幅揭露日本帝國主義暴行的畫，親自到鄉村和集鎮作抗日宣傳。一九四○年，範老以七十六歲高齡當選為山東省第一屆參議會的議長。一九四一年後，盡管敵人反複“掃蕩”沂蒙區，環境非常險惡，範老仍堅決同沂蒙人民一起堅持鬥争。在範老八十一歲高齡時，羅榮桓親自報請中央批準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另一位參議員、山東國民抗敵協會領導人李澄之，是在山東國民黨中頗有影響的人士。他曾在沈鴻烈包辦的山東抗日動員委員會内工作，因為思想進步，抗日愛國，受到了沈鴻烈的排斥，便脫離國民黨省政府，在地方上成立購糧委員會，幫助抗日的部隊購買軍糧。沈鴻烈又出來幹涉壓制，李澄之憤怒地說：“反正我們是要抗日的，國民黨不讓我們抗日，我們去找共産黨。”從此，他和耿光波等愛國民主人士便來到根據地參加抗日工作。
這次會議，還增補了郭維城、姚爾覺等十餘人為參議員。姚爾覺原是國民黨魯蘇戰區戰地工作委員會的委員，中将參議，因與柳亞子、何香凝等人有交往，受到國民黨的排斥，後來到山東抗日根據地，任山東省文化界救國協會會長。
羅榮桓還經常教育在政權機構中的黨員幹部，要充分認識團結黨外人士的重要性，經常關心他們的思想、生活，聽取他們的批評與建議。有關的黨組不能包辦代替政府工作，不能對黨外人士發号施令。要依靠黨員幹部的以身作則、發揚民主、廉潔奉公、合作團結的模範作用，認真貫徹黨的各項方針政策，來實現黨的領導。
在羅榮桓的帶動下，分局領導都很注重對黨外人士的團結工作。黨員幹部與黨外人士之間的關系非常融洽。一九四三年春節，分局開了一個别開生面的聯歡會。許多黨員幹部與民主人士共同登台演戲，台上台下沉浸在親密無間的歡樂中。
随着一連串戰役攻勢的展開，抗日的烽火已經燃燒到敵占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淪陷區與城市工作顯得日益重要了。
一九四三年七月，山東分局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發出《關于開展大城市工作的指示》①以後〔見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中共山東黨史大事記》，山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第一版，第二○五頁〕，羅榮桓領導山東分局檢查和整頓了過去的城市工作，建立了濟南、青島等重點城市的工作委員會，進駐于其近郊，使城市工作有了進展。
在《答複》中，羅榮桓等報告，黨不僅在青島、煙台的工人、學生中已經發展了組織并建立了群衆組織，而且黨的情報、鋤奸、工商管理與敵僞工作，對上海、天津等城市都有了一些單線聯系，并在青島、煙台、濟南、連雲港、上海、天津等地建立了情報電台。
《答複》還提出：通過商業關系，對東北十幾個大商埠都可以開展工作，各大商埠都有抗日救國聯合會及商人救國團等組織，加強這一工作的領導，向東北發展，是有希望的。
在這裡，羅榮桓第一次提出了“向東北發展”的問題。然而在當時還僅僅是指城市工作，一年之後，他将要率領六萬大軍“向東北發展”。
一九四四年九月，羅榮桓主持召開了山東分局城市工作會議，學習了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中央發出的《關于城市工作指示》，研究了發動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萬群衆，争取僞軍、僞政權，準備武裝起義，以裡應外合的方式收複大城市等問題。
會後，各地根據會議的精神，把城市交通要道工作提到與根據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抽調大批幹部建立和加強了城市工作機構，并向山東各城市和交通要道加強了打入和派遣工作。為迅速而普遍地開展這一工作，當時采取了“分頭多路”的方針，即由各級黨委統一部署，以城市工作專門機關為主，各地區、各部門均可利用自己的條件，向交通要道廣泛地進行打入和派遣。膠東區、渤海區還分别負責向東北地區和北平、天津兩大城市開展工作。
在以後的大反攻時期，因為沒有強攻大城市，山東的城市工作采取了繼續隐蔽、積蓄力量的方針。後來在解放戰争中，這些積蓄下來的力量發揮了巨大的威力。
－－－－－－整風和審幹
羅榮桓在《答複》中報告了整頓“三風”和審查幹部問題。在這前後，還多次向中共中央報告了山東整風的狀況。山東整風的成績及許多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山東黨的整風運動是從中共中央宣傳部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發出有關整風的決定後開始的。當時，羅榮桓主要領導第一一五師的整風學習。他要求大家深入理解整風文件的精神實質。總政治部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曾将一一五師整風學習的經驗轉發給各戰略區參考。但是總的看來，一九四二年以前，山東黨的整風學習還存在着理論聯系實際不夠，對黨員的思想改造重視不夠的缺點。
一九四三年山東實現黨的一元化領導後，羅榮桓以很大力量領導了整風運動。根據中央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發出的《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簡稱第二個“四三決定”），他主持山東分局發出了重振整風學習的指示，規定整風為山東四大任務（對敵鬥争、經濟建設、群衆工作、整風）之一，而且是保證其他三大任務完成之決定性的任務；并要求各級領導，改組領導整風的學習委員會，要求從精讀整風文件入手，認真領會精神實質，着重從文件中去尋找立場、觀點和方法，注意聯系實際，以提高對于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鑒别能力。
從一九四三年冬天開始，整風轉入總結黨的曆史經驗的階段。為了使許多新黨員吸取黨二十餘年來的曆史經驗，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實質，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羅榮桓根據在實際革命鬥争中的感受和自己學習黨的曆史的體會，結合山東整風學習的經驗教訓，向分局和軍區機關幹部作了題為《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報告，随後将報告記錄交山東分局的機關刊物《鬥争生活》①發表〔《鬥争生活》第三十二期，《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五期重新發表〕。這是中共黨内高級幹部專門論述毛澤東思想的較早的文獻之一。
羅榮桓在文章的一開頭就旗幟鮮明地指出：“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思想。在民族化上，有了他的發展。”他轉而設問：“這是否由于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天才而得到成功呢？”随即答道：“我認為這并不能完全說明毛澤東同志思想的偉大處。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是‘來自群衆中，再到群衆中去’，因此，他是掌握了馬列主義的基本精神，實事求是的精神，這是教條主義所不了解的。”
在這裡，羅榮桓強調指出，毛澤東思想來源于人民群衆的革命實踐，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實事求是；毛澤東思想和教條主義的根本區别就在于前者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而後者則“死守住馬列主義的詞句、主觀主義的自以為是”。
實事求是，這是羅榮桓在長期革命鬥争實踐中從毛澤東那裡學得的馬列主義的精髓，是他終生堅持奉行的思想路線。他一貫不唯書、不唯上，一切從實際出發，對于一切背離這一原則的思想、言論和行為，他都毫不含糊地予以抵制和摒棄。
在領會文件精神、掌握思想武器的基礎上，整風及時地轉入聯系實際，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檢查自己的曆史、工作，檢查自己的錯誤思想，并分析其根源，提出改正的辦法。在此基礎上，每個幹部寫出了自傳，在集體讨論和幫助下，反複進行修改。當時，羅榮桓抽看了城市工作部副部長王見欣、機要科長蘇蘊山等許多幹部的自傳，還和他們作了親切的交談。通過這一活動，羅榮桓進一步熟悉了幹部，同時，那些幹部也獲得了很大教益。羅榮桓的親切教導，直到現在都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共中央的第二個“四三決定”中，中央要求在整風的同時，對全黨幹部進行一次認真的審查，肅清内奸分子。在當時黨的隊伍迅速擴大，民族鬥争和階級鬥争相互交錯的複雜情況下，一般地說，進行審幹和除奸是必要的。但是，這個《決定》對敵情的分析作了過分的估計，認為“日寇與國民黨大規模地施行其特務政策，我黨各地黨政軍民學機關中，已被他們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數量至是驚人。”到一九四三年七月間，擔任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的康生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更是誇大敵情，說什麼黨内軍内“特務如麻”。他提出了開展“搶救失足者的運動”，使審幹走偏方向，發生了反特擴大化的錯誤。中央發現這種“左”的錯誤後，宣布停止“搶救失足者運動”，并于八月間提出了審幹工作的九條方針①〔九條方針，即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群衆相結合，一般号召與個别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争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群衆〕，糾正了這種錯誤。
第二個“四三決定”傳達到山東後，羅榮桓仍然實事求是地估計幹部隊伍内部的政治狀況。
十月九日，在羅榮桓主持起草的《關于在整風中重新審查幹部的指示》中，對山東幹部的政治狀況作了一個總的估計：“就山東部隊與地方幹部的成分來估計（除軍隊老幹部外），有地下黨時代保留下來的幹部，一部分是抗戰初由監獄放出，有長期曾失掉聯系而消極者；有自延安抗大派來者，有平津流亡學生，有五戰區②來的〔指國民黨第五戰區，當時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為李宗仁，他曾招收了一部分抗日愛國青年。以後，其中許多人脫離國民黨的部隊，加入了八路軍〕，有國民黨及統戰關系介紹來的，有六年抗戰中培養提拔起來的幹部等六種。這些幹部經長期鬥争的考驗，組織部門與鋤奸部門的審查和整理，政治上組織上曾清洗了一部分不好的分子。但個别壞分子轉變方式，潛伏在黨内，進行隐蔽活動，仍有其人。”
在這裡，羅榮桓認為，壞分子隻是個别的，不是大批的，更不是“如麻”。顯然，在第二個“四三決定”已對敵情作出過分嚴重的估計的形勢下，羅榮桓能如此客觀地估計幹部狀況，充分表現了他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當康生的《搶救失足者》的小冊子傳到山東後，羅榮桓看了一遍便吩咐：“不要下發。”
随後，山東各地按上級要求，開展了坦白運動，反省出許多政治思想問題。對待反省坦白的人，執行了中央關于“坦白從寬”、“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反對逼供信”的方針，并及時對他們進行了細緻耐心的思想教育。
山東反省坦白的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央在《關于反對反奸鬥争‘左’的錯誤給各地的指示》中指出：“不管反省任何問題，要提倡說老實話，要實事求是，反對嘩衆取寵，牽強附會，誇大其詞。山東分局運用這種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的經驗。”
在中共中央的第二個“四三決定”中，還提出：“繼續整風的第一階段，必須極大的提倡民主，公開号召參加整風的一切同志大膽說話，互相批評，提倡各學習單位出牆報寫文章，批評領導，批評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況例外）絕不加以抑制。”《決定》認為，這樣做既可使下情上達，發揚正氣，糾正領導上的缺點；又可以給有錯誤思想的幹部以明确的糾正，使之從自己的經驗中認識自己的錯誤。同時，還可以使内奸分子認為有機可乘，盡量暴露其反黨面目。這就是所謂暴露的方針。
這一做法山東一直未予執行。直到一九四四年九月，一位負責幹部從延安來，負責傳達延安的經驗，貫徹執行上述做法才提上了議事日程。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三日，山東分局發出了《關于整風審幹的基本總結與今後指示》（稱為“雙十三指示”）指出，整風已進入審幹與防奸的階段，根據地的一切工作都要以整風審幹為主，審幹決不能離開整風，隻有啟發教育幹部暴露問題，才能正确地完成審幹任務。
十一月一日，分局又發出了《關于目前整風審幹的補充指示》。在對幹部政治狀況的估計上，《補充指示》說：“對于特務世界性與群衆性的認識不足，片面的強調山東的特殊性，如說山東外來幹部少，國特不易打入，軍隊沒有問題，我們的幹部大都經過鋤奸鬥争與長期考驗，等等……”這一《補充指示》實際上不指名地批評了羅榮桓曾提出過的觀點。
《補充指示》提出，在發揚民主時，要使幹部敢于發言提意見，然後于适當時機進入全面反省坦白運動。這兩個文件，都提倡用放任态度，采取暴露的方針，鼓勵大搞民主，達到審幹的目的。
羅榮桓和分局其他領導成員對這些做法是有顧慮的，決定先在一些單位進行試驗，而不普遍展開。
試驗單位之一是隻有幾十名幹部的分局辦公廳①〔即分局和省行政委員會（相當于省政府）的直屬隊〕，民主會一開始，極端民主化的傾向就産生了。有些幹部在大會發言、牆報、漫畫中，諷刺、漫罵、挖苦領導幹部，打擊“接近領導”的積極分子，而他們自已卻以“大交談”為名，自由結合，組成了小圈圈。他們還要求按“三三制”的形式改組支部（即領導幹部、一般幹部、對領導有意見的被稱為“積極分子”的人各占三分之一），把領導與被領導看作“成份”上的不同，提出“幹事是基本群衆”，“群衆應掌握支部脈搏”等等錯誤的口号。
按照羅榮桓的指示，辦公廳的領導幹部分析了思想動态，認為在運動中諷刺漫罵領導的人有三種不同情況：一種是個别人，有比較嚴重的錯誤思想，借發揚民主之機，對分局負責人黎玉進行人身攻擊，實際上是完全否定黨的領導。另一種是少數人，因對領導不滿而洩私憤、圖報複。還有一種人是有平均主義思想，想借着民主檢查的機會滿足個人的某些要求。少數人在個别人的錯誤思想的影響下，在民主檢查中便對領導進行無原則的漫罵、攻擊，而真正的積極分于則被視為“狗腿子”、“奴才”，受到諷刺和孤立，至于處于中間狀态的人，就更不敢說話了。
針對這一情況，辦公廳方法。
一方面嚴肅批評個别人否定黨的領導的錯誤思想，另一方面對其他搞極端民主化的人，通過領導幹部先作深刻反省，虛心接受正确意見，再通過交談，指出他們不正确的地方，來教育群衆自覺糾正偏向。同時鼓勵積極分子，要敢于堅持真理，不要害怕諷刺挖苦。按照這種區别對待的方法，經過教育，正氣逐漸上升，極端民主化的風潮便漸漸平息了下來。
為了糾正偏向，使運動健康發展，羅榮桓親自出席分局辦公廳的民主檢查座談會，并作了發言，用說理的方法批評了個别人的錯誤思想。他針對要求在黨内實行“三三制”的言論說：“黨外‘三三制’的民主與黨内民主有本質上的不同，必須加以區别。‘三三制’政權是各階級的聯合……也必然有聯合中的鬥争，這種鬥争是包括了階級鬥争的性質與情緒的。我黨為了要确立工農優勢，其他階級必然會對抗，但又為了鞏固聯盟，必須要調解與降低這個階級的矛盾。而我們黨的民主則完全與此不同……我們黨是一個階級的整體組織……絕不允許有不同階級的對抗存在……”
他針對有些人借口“知無不言”而對領導、幹部進行人身攻擊的問題指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并不是提倡‘不知而言’，更不是提倡捕風捉影，胡言亂語。毛主席啟發我們自由思想，‘放下包袱，開動機器’，是要大家首先放下個人主義的包袱，再去開動機器自由思想。放下包袱這就是立場問題，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上去開動機器，沒有放下包袱而去開動機器，必然要開入泥河，這不是我們需要的自由思想。”
針對個别人誇大黎玉的個别缺點，羅榮桓還說，我們工作中不可能沒有某些缺點，正象太陽也還有黑子一樣，不能把這些黑點看成烏雲。可是有個幹部不聽勸告，當場打斷羅榮桓的話說：“那黑點、那烏雲，就正好罩在我的頭上。”與會者見此人蠻不講理，都很氣憤，主張處分他。羅榮桓雖然嚴肅地批評了他的錯誤思想，但還是心平氣和地對大家說：我們要按照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原則，去處理他的問題。
另一個試驗單位《大衆日報》社的運動也搞得非常“熱鬧”。分局宣傳部副部長兼報社社長陳沂有乘馬，喜歡吃辣椒，都被視為特殊化，結果馬尾巴被割了，炒辣椒的鍋也被砸了。印刷廠有的職工要求每人除發一件棉襖外，再發一件棉袍。陳沂向大家解釋說：這樣做财政上有困難，也不符合山東行政委員規定的供給制度。有一些受極端民主化影響的職工竟說：“共産國際都可以解散，行政委員會的規定算個什麼？！”個别人甚至威吓說：“若不發棉袍，小心你們的機器！”
衛生部也是一個試驗單位。他們開了七天民主會，對領導幹部提了不少意見。衛生部政委谷廣善向分局彙報了情況，建議結束民主檢查。可是，有位領導人卻說：“運動不能收，整了風還要審幹，還要找特務。”他要谷廣善回去繼續動員發揚民主，說打也可以，罵也可以。這時羅榮桓插話說：“我看，不能打，也不能罵。還是按照毛主席講的四句話去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嘛。”
衛生部的運動既然不能收，有的幹部也胡言亂語起來了，說什麼：“甯願在敵人那裡住一年監獄，也不當一天八路軍！”于是，分局那位領導人便對谷廣善說：“你看，我說你們那裡有特務吧！”谷廣善聽了後，又生氣又着急地說：“那叫什麼特務？還不是吃飽了飯沒事幹，逼着他信口胡吣。”
就在這時，敵人的冬季“掃蕩”開始了。羅榮桓對衛生部的情況感到很不放心，對谷廣善反複叮咛：“你們衛生部單獨行動，民主會開得這麼亂，領導上可得注意一點。”當時，敵人離衛生部駐地隻有幾十裡遠，谷廣善急忙趕回去作了緊急動員，宣布民主運動暫時停止，把牆報、漫畫卷起來，等“掃蕩”完了後再繼續進行。經過七天反“掃蕩”的考驗，證明在運動中被認為有問題的人并不是壞人，有的表現還很積極。在戰鬥的環境中，領導幹部的威信又恢複起來了。
這時，在山東各個戰略區也都進行了試驗。膠東區黨委黨校和整風訓練班中很大一部分黨員被打成了“特務”。許多人跑到區黨委書記林浩那裡哭鼻子，林浩向羅榮桓作了報告。羅榮桓指示不能再這樣搞了，整風不能沒有領導，不能搞逼供信，要他們迅速停止錯誤的做法，把搞的那些錯誤材料全都燒掉，幹部還照樣使用。
中央的第二個“四三決定”中明确指出：“敵後情況與延安大不相同，主觀計劃常為客觀情況變化所中斷，故應靈活地運用延安經驗，着重于自己創造新的經驗，随着情況變化而修改自己的計劃，采取适應環境的處置。”通過試驗，羅榮桓更感到在敵後不能機械地照搬延安的做法，而必須從山東的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去領導和開展整風審幹運動。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羅榮桓以他個人的名義向山東各地區發出了《關于審幹問題的意見》，同時報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他首先要求把整風當作審幹的基礎，而不能把兩者混在一起。他指出：“如果沒有經過好好的整風，打下必要的基礎，審幹必然變為少數領導者的事情，或形成一種突擊的傾向，實很容易走入輕易發動坦白，變相的嚴重逼供信。”為了把整風與審幹加以區别，羅榮桓在文件中，提出了先要克服在民主座談會中所形成的領導與群衆對立的情況，“在領導上展開自我批評，接受大家正确意見與決心改進領導之下，是完全能夠啟發大家，改變中間大的現象，使正氣上升，以達到審幹的必要基礎。”他把群衆中正氣的上升看作是轉到審幹的必要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不宜馬上轉入審幹。
在《意見》中，羅榮桓提出，民主檢查的方式“不準備普遍的采用，隻限分局、區黨委、軍區各級機關中進行，隻限于魯中、魯南、濱海地區進行”（這三個地區在山東分局領導下已聯成一片）。
一九四五年三月，羅榮桓主持山東分局對前一階段的運動作了檢讨。三月十二日，分局進一步明确規定：民主檢查在“一般戰鬥部隊和縣以下機關，目前不應發動”，而“在（直屬單位的）戰鬥部隊和統戰部門，其方針應以團結為主，而非以暴露為主”。
關于“以暴露為主”的問題，羅榮桓在三月十五日給中央的電報《關于民主檢查的檢讨》中說：“我們對各單位布置執行分局‘雙十三決定’上，是有缺點的。”他指出，這主要表現在，‘強調暴露的方針，而發生極端化的偏向，甚至采取不正确的動員方法，去助長群衆的偏向，結果是把發揚民主當成了暴露，在審幹方面可能引起政治問題的擴大化。”
這一檢讨實際上便從原則上否定了暴露的方針，于是，第二個“四三決定”所提倡的通過極大的發揚民主以暴露内奸的錯誤作法便在山東實際上被擱置起來了。這時，他還提出一句有很大影響的話：“民主檢查應從檢查領導開始，檢查領導終結。”他在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還提出，要求大家今後還要繼續發揚民主，不要因為這次浪潮而害怕民主。領導者更不能滿足這次檢查反省，還要繼續發揚自我批評的精神，把它作為改造思想、改進工作的武器。要求所有黨員不僅要組織上入黨，而且一定要思想上入黨。
由于羅榮桓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堅持從實際出發，在民主檢查中出現的極端民主化傾向很快便得到糾正。對于在運動中發表了嚴重錯誤言論的幹部，他仍然“強調一切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不是從組織上解決問題”①〔《關于民主檢查的幾個問題》〕，從而避免了反奸鬥争的擴大化，保證了山東黨的整風運動健康地向前發展。為了有組織、有計劃地領導幹部的整風學習并結合整風進行審幹，決定分期調集各級領導幹部到山東分局和各區黨委的黨校，進行為期數月的整風，在學習時結合個人實際，寫出反省自傳，收到很好的效果。山東的幹部整風運動為反攻和戰後做好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