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沖破拂曉前的黑暗
－－－－－－分散性、地方性、群衆性的遊擊戰
“拂曉前的黑暗”①〔引自羅榮桓：《堅持我們的邊沿遊擊區》，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中共山東分局黨刊《鬥争生活》第一六期。此文标題原為“邊緣遊擊區”，當時又稱“邊沿遊擊區”，本書統一作“邊沿遊擊區”〕，這是羅榮桓對一九四二年山東敵後抗日根據地處于最艱苦、最困難階段的準确寫照。
一九四一年，日軍将其侵華兵力六十四％和僞軍九十五％，用以對付堅持敵後抗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他們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在華北連續推行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所到之處實行毫無人性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使廣大群衆遭受到深重的災難。
在山東，近四萬日軍和絕大部分是從國民黨軍隊轉化過去的十八萬僞軍，對抗日根據地進行頻繁的“掃蕩”和分割封鎖，在各根據地間控制公路六千九百公裡，建立據點三千七百個，使抗日根據地面積由三。六萬平方公裡縮小到二。五萬平方公裡，人口由一千二百餘萬下降為七百五十餘萬。除濱海、魯中、膠東尚有較大塊的根據地外，魯南、冀魯邊、清河地區和魯中的泰山分區已經被切割為小塊的分散的根據地和遊擊區，與敵僞頑占領區形成犬牙交錯的局面。魯南根據地變成“南北幾十裡，東西一槍穿”的狹長地帶。冀魯邊的八路軍大部換成了便衣，哨兵隻能在宿營的房前屋後站崗，每夜都要轉移幾個營地。
為了扭轉山東抗戰的困難局面，羅榮桓根據中央軍委提出的蓄力量、熬時間、堅持長期鬥争的方針，把主要精力灌注于遊擊戰争的理論和實踐。從一九四二年七月到十一月，他在《大衆日報》、山東分局黨刊《鬥争生活》和第一一五師《戰士月刊》上連續發表了《堅持我們的邊沿遊擊區》、《準備打破敵人緊縮包圍封鎖我們的根據地》、《克服在執行遊擊戰中認識上的一些偏差》等重要文章。
羅榮桓認為，在敵後想盡快把遊擊戰轉為運動戰的觀點是錯誤的。他說：“在敵人後方，我們還是遊擊戰，不可能過早的轉為正規戰。這是由于敵人還強大，占領着城市及交通運輸便利。而我們則是愈益處于被分割、封鎖之農村中，裝備亦極差，彈藥不易補充，雖然依靠人民建立了根據地，但仍是沒有鞏固後方的作戰……尤因為敵人頻繁殘酷的進行‘掃蕩’，摧毀洗劫我根據地，蠶食緊縮我根據地，使我們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損失，機動回旋地區狹小，更加緊張了。那麼我們有什麼可能過早地轉為正規戰呢？如我們不從具體情況出發，而迷惑于曾有過的某種戰例，妄自以為有了過早的轉為正規戰的可能，會造成有害的後果：當勝利時發生拼命主義，遇到困難時則失掉信心。”
羅榮桓指出：運動戰的戰例，在遊擊戰中當然也是存在的。這是因為在普遍積極地開展遊擊戰中，容易找到敵人的弱點，制造敵人的弱點，使我們能夠集中部分兵力從運動中打擊敵人；或乘着敵人立足未穩，防守松懈，攻破其某些薄弱的據點。如果由于敵人兵力少，伸入了我們占優勢地區，一時增援來不及，而地形、群衆條件均于我有利，我們可以使用一切方法予以殲滅，甚至包括陣地戰、運動戰性質的手段，如簡易的坑道爆破、強攻據點、圍寨、打擊援兵等。這并不是不允許的，但仍不能算完全的正規，而仍是以遊擊戰為前提的。①〔羅榮桓：《克服在執行遊擊戰中認識上的一些偏差》〕顯然，一九三九年八月的梁山戰鬥就屬于這種情況，但到了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這樣的戰機就很難捕捉到了。
羅榮桓進一步強調，我們普遍開展的遊擊戰，“必須成為分散性、地方性、群衆性的”。他說，“我們主力軍和地方基幹武裝，都有必要分散地方化，扶助起大量民兵遊擊小組，成為遊擊戰組成的重要因素。”
按照這一要求，山東各戰略區都開展了廣泛的分散遊擊戰争，采用了“避強擊弱”、“避實擊虛”，速打、速決、速走和打不過就走，走不了就散，散不了就躲，敵人過去了在後面打等方法，開展了三三兩兩到處打冷槍的“麻雀戰”，輪番參戰的“車輪戰”，把敵人炸得坐卧不安進退兩難的“地雷戰”，與敵人轉圈子的“推磨戰”，一村打響、四方馳援的“蜂窩戰”，還有虛張聲勢、迷惑敵人的“神經戰”等等，發揮了人民戰争的強大威力。
分散性遊擊戰的戰場主要是在敵占區和根據地之間的邊沿遊擊區。因此，羅榮桓特别強調重視和加強邊沿遊擊區的鬥争。他提出：我們的根據地是建設在敵人點線之間，不大量發展遊擊區，就沒有建設抗日根據地的可能，不堅持邊沿遊擊區的鬥争，也就不會有鞏固的抗日根據地。堅持邊沿遊擊區的鬥争對我們克服這一段最艱苦困難的時期是有特殊意義的，必須把它提到戰略的高度來認識。
羅榮桓指出，過去在邊沿區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是“滿足于一般公開武裝鬥争與民主運動的外表形式，而不去分析具體環境及具體條件。在有些遊擊區已變為或可能變為敵占區，有些基本區已退化成或可能退化成遊擊區（的情況下）……有的地方仍在堅持自己一套公式，甚至剩下幾個僅僅能安置我們的機關還感到狹小的村莊，他們對于精兵簡政仍然是采取忽視态度的”。他指出，邊沿遊擊區的鬥争方針是深入隐蔽，紮根于群衆之中。他認為，應根據邊沿遊擊區的不同條件，作某些方面的隐蔽或全部轉為隐蔽，以保持自己的力量與機動的可能。他說：“這不是一種消極的應付……為了粉碎敵人的‘掃蕩’與迎接總反攻的到來，這樣一種轉變是非常必要的。因此，那種張揚旗鼓、大吹大擂一套公式和舊機關的作風是特别有害的。這一點，過去沒有為所有領導所重視，以至在某些地區造成了損失。”①〔羅榮桓：《堅持我們的邊沿遊擊區》〕
對于如何深入隐蔽地堅持邊沿區的鬥争，羅榮桓提出：目前一般的應該是麻痹敵人，造成敵人的松懈，保存自己的力量，争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要有我們機動的條件，能站穩腳跟，不喪失堅持鬥争的信念。必須加強群衆性的分散遊擊戰，配合黨和群衆工作的隐蔽鬥争。要善于暗中打擊敵人，而不張揚旗鼓地打擊敵人；要打擊敵人的尾背而不打擊敵人的來頭；要善于埋伏打擊敵人，而不對抗打擊敵人，沒有必要的條件不亂打，避免暴露造成破壞。
羅榮桓認為，要堅持邊沿區鬥争，必須緊密地聯系群衆，依靠群衆，動員群衆，組織群衆，幫助群衆克服困難，提高群衆對我們的信任程度。要抽調比較堅強的人員加強遊擊基幹小組，在群衆中建立隐蔽的堅強的情報網和聯絡站。
按照羅榮桓等的指示，山東許多地區将邊沿區的群衆用民兵、婦救會、兒童團以及看坡隊、打更隊等形式組織起來，實行聯防。發現敵情，即以預定的各種信号，通知附近地區，村村作好戰鬥準備，一處打響，八方支援。在漫長的邊沿地區，構成了一條嚴密的警戒線，保衛着人民的安全。當敵人在邊沿區修築公路、挖溝築牆實行封鎖時，即以“修封鎖溝占了良田”、“挖墳要祖宗翻屍倒骨”等與群衆利益密切相關的口号動員群衆上工時怠工、下工後破路、平溝、砍電線杆，迫使敵人待不下去。對于敵人孤立的據點則組織長期圍困，迫使敵人撤退，或予以消滅。
羅榮桓認為，堅持邊沿遊擊區及在敵占區執行隐蔽鬥争任務的有效組織形式是武裝工作隊。它是立足于邊沿遊擊區，并逐步深入到敵占區開展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鬥争的精悍的武裝鬥争組織。為了更有力地開展鬥争，羅榮桓提出，要盡量挑選當地人或熟悉當地情況的幹部擔任武工隊的領導。武工隊員要經過特别的軍事政治訓練，做到既能打仗，又能抓漢奸、特務，既能宣傳、組織群衆，也能對敵人開展政治攻勢。武工隊插入敵占區的方法，是首先建立關系戶，取得立足點，造成小部隊進行活動的便利條件；然後逐步由點到線、由線到面地發展。工作上則采取隐蔽鬥争的方式，依靠基本群衆，廣泛團結開明士紳和愛國人士。進而利用合法形式與名義，組織秘密的群衆抗日鬥争。如以看坡隊、打更隊的形式組織群衆秘密抗日武裝；以戒煙會、戒賭會、忠義保國團的名義組織秘密群衆抗日團體；以教育研究會、讀書會的形式組織教育抗日的青年知識分子；有計劃地發展黨員，建立秘密支部，逐步把整個村莊變為隐蔽的抗日堡壘。一九四三年山東共開展了八千多個村莊的隐蔽工作，團結群衆三百餘萬人。
－－－－－－政治攻勢
在《分散性遊擊戰争與對敵政治攻勢問題》①中〔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羅榮桓在軍政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共山東分局黨刊《鬥争生活》第二十一期〕，羅榮桓指出：“所謂分散性的遊擊戰争，就是更加依靠群衆，與地方密切聯系起來，打成一片，以對付敵之全面壓縮。……唯有這樣，才能在今天的敵後生存。因此，分散性遊擊戰争問題，就不僅是軍事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反敵人特務鬥争問題。”他還指出，在最困難的一九四二年，在分散性遊擊戰中，應“以政治攻勢為主”。
政治攻勢，是紅軍以瓦解敵軍為原則的敵工工作的發展。在一九四二年所以特别要強調政治攻勢，又是同當時敵人的動向緊密相聯的。太平洋戰争爆發後，日本侵略者兵力不足，後方空虛。他們為了更多地榨取華北的人力、物力，以支持其日益擴大的侵略戰争，在推行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中采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謀略，加緊了對抗日軍民的政治進攻，企圖借太平洋戰争初期日軍所取得的某些暫時勝利，以動搖群衆的抗日信心，挑撥抗日軍民的關系，瓦解八路軍。
羅榮桓仔細研究了敵人這種陰謀，在一次幹部大會上作了題為《反對敵人“五次治強運動”②〔“東亞新國民運動”》③的報告〔即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羅榮桓在此文中也概括了敵人在“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中的謀略〕〔見《解放日報》延安版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羅榮桓認為，日本侵略者這種政治進攻對抗日根據地的危害，并不亞于軍事進攻。因此，要象對待軍事進攻那樣，認真對待敵人的政治進攻。
羅榮桓強調，“要針對敵人五次“治強運動”和“新國民運動”的内容與形式，揭破敵人的一切欺騙宣傳陰謀。這個報告整理成文發表後，從思想上武裝了根據地軍民。中共中央把這個報告提綱轉發給全國各個戰略區并在延安《解放日報》上轉載。
為了進行政治進攻，日軍在濟南建立了各種名為“公館”的特務機關，并在根據地周圍建立派出機構，專門對八路軍進行偵察、破壞活動。羅榮桓對敵人的這些陰謀活動，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當時有一個名叫水野清的日本人，在魯中的邊沿區活動。他自稱是日本共産黨員，極力與八路軍聯系。一次他送來了敵人将要“掃蕩”的消息，随後又提供了一些情報。事後證實，這些情報都是真的。在敵人“掃蕩”時，他還掩護了八路軍個别失散人員，營救了幾個被俘人員。他學着說中國話。嘴上常常挂着一些進步名詞，甚至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也極口稱贊。隻不過，他覺得共産黨、八路軍的辦法“太硬”了，群衆很難接受。水野清和邊沿區許多老百姓甚至一些幹部，漸漸地混熟了。他常給老百姓看看病，舍點藥，不少人都認為他是日本的進步人士。他還向八路軍提議，在邊沿地區設立一個“實驗區”。他可以向日方交涉，實驗區裡不駐日僞軍，也要求八路軍不要去，完全用“中國人辦中國事”，開醫院，辦學校，以做到中日人民真正“合作一體”、“共存共榮”。據他說，這種“實驗區”如果推廣到全華北和全國，那麼中國問題便解決了。後來，這個水野清說日本憲兵因他“通共”要逮捕他，就跑到根據地來了。
羅榮桓早就注意了這個奇特的人物。他以一個普通幹部的身份，在敵工部的幹部陪同下，親自和水野清談了一次話。他察顔觀色，詳細地詢問了水野清的身世和來曆，從談話中發現了許多疑點。他指示敵工部，一面給水野清工作，一面要仔細考察，從多方面了解他的情況，不久，濟南的白僞報紙上痛罵水野清“叛國”。後來，活動在邊沿區的武工隊，又得到一封日文寫的密信，是濟南日本軍部寫給水野清的。叫水野清安心在八路軍工作，說他的薪水照發，家屬得到很好的照顧。羅榮桓仔細分析了這些撲朔迷離的情況，認為，敵人在報上報道，是想讓我們信任水野清這個人。後來，故意将“密信”落入我們手中，似乎是想借我們之手殺掉水野清，其實是想讓我們認為是敵人的反間計，從而繼續信任水野清。這隻不過變換了一種手法。
羅榮桓随即了解到，水野清要辦的那種“實驗區”，在各地均有發現。這是在北平的一批日本的政治謀略官策劃的一種政治陰謀。他們籠絡了一些中國青年，搞了一個“中國革新同志會”，鼓吹用“和平”、“革新”的道路，“打開中國事變之僵局”，“建立獨立民主的新中國”。這個組織得到日本軍方的津貼。這實際上是日本侵略者在軍事進攻受挫之後發動的一種政治進攻。羅榮桓指示有關部門，向延安和各地發出電報和信件，并通過黨在濟南的地下工作者了解水野清的面目，終于證實了他是日本特務機關的一個間諜。他曾經打進友鄰國家的共産黨，進行過破壞活動，使用過許多名字，水野清是他最後一個化名。在大量的證據面前，這個狡猾的特務不得不認罪伏法。
羅榮桓認為，對付敵人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最好辦法是貫徹中央指出的“政治攻勢為主，遊擊戰為輔”的原則。他在《分散性遊擊戰争與對敵政治攻勢問題》中指出：“我們的鬥争一方是公開（在根據地，在部隊中）、一方是隐蔽（在敵占區，在群衆中），一方是流血、一方是和平，一方是打、一方是拉，要善于在各方面都采取不同的鬥争方式。”他認為，一定要把政治攻勢和軍事活動結合起來。他說：分散性的遊擊戰争本身就是以政治攻勢為主。如果我們很機械地把軍事活動與政治攻勢分離對立，那就錯了。
根據羅榮桓這一系列指示，各地利用敵占區的士紳、商人、僞軍家屬等關系，以夜間喊話、散發宣傳品等方式，對僞軍、僞組織人員展開有力的政治攻勢。
當時山東各地普遍采用了點“紅黑點”、記“善惡錄”的辦法争取僞軍。僞軍人員中誰做了一件對人民有利的事，就給他記個紅點，誰做了壞事，就給記個黑點，并把這些事登記起來。記紅點可以贖罪，記黑點要受到懲罰。在喊話時，先将這種辦法通知僞軍，然後不斷公布記錄的結果。對不接受警告的，則堅決給予打擊、鎮壓。各區還利用僞軍家屬争取和瓦解僞軍。一九四三年以後，各地都進行了僞軍家屬登記，經常召集僞軍家屬開座談會，通過他們了解僞軍内部的情況，講解八路軍寬待俘虜的政策，宣傳抗戰形勢，要求他們勸說僞軍改邪歸正。這就是當時開展的“喚子索夫運動”。各地還向僞軍進行了“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宣傳，要他們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要給自己留條後路。在這一基礎上，在僞軍僞組織内部物色對象，與其交朋友乃至将其發展為革命的兩面派，不要求他們輕易反正，以便在敵人内部積蓄力量，或讓他們組織表面應付敵人，實際為共産黨、八路軍服務的兩面政權。對于一般僞軍人員，民主政府頒發了寬待回家僞軍的條例，訂出了獎勵僞軍攜帶武器歸來的辦法，成立了接待回歸僞軍的招待所，大量印刷、頒發了僞軍“歸來通行證”。經過以上工作，一九四三年山東共瓦解僞軍七千餘名，在僞軍内部建立了一千多個秘密關系，長期隐蔽，以待時機。
随着日軍反戰、厭戰情緒的增長，各戰略區還加強了對日軍的争取、瓦解工作。進行這一工作的重要力量是在山東的“日本解放聯盟”和“朝鮮獨立同盟”的成員。日本解放聯盟由被俘後經過教育提高了覺悟的前日本軍人所組成。那時山東各區有一大批日本反戰和朝鮮反日戰友。他們有些人還到過延安，經過學習又回到山東工作。他們經常向敵人喊話，或利用敵人的電話線路與敵人通話，有時到邊沿遊擊區作“現身宣傳”，講我們的政策，揭露敵人的謠言；有時深入到敵占區寫标語、發傳單、畫漫畫。每逢日本人的一些傳統節日（如櫻花節），他們還給日軍的據點送宣傳品、慰問袋，以促進日軍思家厭戰。有一些日本戰友在反“掃蕩”中還拿起武器，與敵奮戰，被稱為“日本八路”。有一位叫橋本的，梁必業等從湖西押運回印刷機時，把他帶回師部，過鐵路被打散，過路後又隻身找回部隊，以後當了師部的刺殺教員。還有一位叫金野博的，在一次敵人的突然襲擊中被捕。敵人審問時，無論怎樣毒打，都不屈服，最後英勇就義。
－－－－－－－翻邊戰術
粉碎敵人對根據地的蠶食和“掃蕩”，這是在敵後分散性遊擊戰争環境中反複出現的現象。如同“圍剿”和反“圍剿”的長期反複是十年内戰的特點一樣，“掃蕩”和反“掃蕩”、蠶食和反蠶食的長期反複，便是敵後遊擊戰的特點。對此，羅榮桓由山西東進之前就作好了思想準備。他反複研讀《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其目的就是用以指導敵後的軍事鬥争。但是，他并沒有機械搬用，而是根據山東敵後的具體條件，提出了“敵打到我這裡來，我打到敵那裡去”的翻邊戰術。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中提出，在十年内戰中，當國民黨用“分進合擊”的辦法對蘇區實行“圍剿”時，紅軍一般是在根據地内與敵人周旋，選擇有利地形，采用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之一路，以打破“圍剿”。但是，到了抗戰時期，情況變了。羅榮桓認為，由于敵後根據地地域狹小，缺乏回旋餘地，如果仍然照搬内戰時打運動戰的方法，就難于突破敵人的包圍。因此，必須采用“翻邊戰術”，即把主力部隊，不是設置在根據地的腹部，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敵人的根據地的邊沿地區。當敵人“掃蕩”時，不是“敵進我退”“誘敵深入”；而是“敵進我進”，即在弄清敵人特别是當面之敵的動向後，趁敵人的包圍圈尚未緊縮，尚有較大空隙時，選擇敵之弱點，由根據地經邊沿遊擊區，“翻”到敵人後方去，打亂敵人部署，粉碎敵之“掃蕩”。他認為，由于敵人是異民族侵略者，在政治上處于劣勢地位，即使在敵占區也是十分孤立的。加之其兵力稀少，後方空虛，我軍在敵占區仍可得到群衆的支持而取得行動的自由權。①〔參看羅榮桓：《反對敵人“五次治強運動”與新國民運動》〕
在堅持邊沿遊擊區的鬥争中，組織小部隊和民兵滲入敵占區，襲擊敵人後方，打擊敵僞政權，以牽制敵人對根據地的蠶食，也是翻邊戰術的組成部分。
羅榮桓正式提出“翻邊戰術”這一名詞，是在一九四二年。但是在過去的反“掃蕩”中，他曾多次運用過這種戰術思想。一九四○年魯南反“掃蕩”和一九四一年的留田突圍都是成功的範例。翻邊戰術就是這些成功經驗的總結。
羅榮桓親自部署一一五師教二旅，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在濱海根據地南部海陵地區發起的反蠶食戰役和一九四三年一月發起的攻克郯城戰役，都是運用翻邊戰術的範例。
一九四二年九月，秋收尚未結束，羅榮桓看到情報部門送來的一份日軍作戰計劃，說日僞軍将集中強大兵力“掃蕩”濱海根據地。種種迹象表明，這次“掃蕩”，來勢比一九四一年那一次還要大。這時，山東黨政軍領導機關都駐在濱海地區，顯然是敵人很重視的目标。山東分局和山東軍政委員會相繼發出了準備反“掃蕩”的緊急指示。
敵人将要“掃蕩”濱海的風聲越來越緊，老百姓在忙着堅壁清野，準備疏散，有些幹部建議，黨政軍機關應迅速從濱海地區轉移。
羅榮桓在敵情緊張時，總是異常沉着冷靜。他不贊成不弄清敵人動向便倉促轉移。他再一次看着地圖，反複思考着從各地送來的情報。如果敵人決定合圍濱海，四面的敵情必定有異常變化。可是在濱海區北面的濰坊和南面的連雲港，并未發現敵人異常的動向。羅榮桓懷疑，所謂敵人将要“掃蕩”濱海，可能是敵人施放的煙幕彈。他主張先不要急于轉移，待看清楚敵人的動向以後再行動。
十月底，山東軍區①〔一九四二年八月，山東縱隊改編為山東軍區，歸第一一五師領導〕、省戰工會及抗大等單位，卻匆忙從濱海地區向魯中地區轉移。但是，果不出羅榮桓所料，敵人那個“掃蕩”濱海的作戰計劃是通過特務機關抛出來的假情報。敵人的重兵正雲集魯中地區，等待着濱海區的八路軍往那裡跳。敵人得悉山東軍區等機關已到魯中後，糾集臨沂、蒙陰、沂水等地兵力約一萬餘人，分十二路以沂蒙地區北部為中心進行“掃蕩”，企圖合圍山東軍區等機關部隊。十月二十七日，合圍南牆峪，未逞。十一月二日拂曉前，又在沂水以北的對崮峪合圍，八路軍指戰員與敵人激戰竟日，斃傷敵人六百多人，八路軍傷亡三百餘人，省戰工會秘書長李竹如等英勇犧牲，山東軍區政委黎玉等突圍時負傷。
羅榮桓對部隊遭受的損失十分痛心。但敵人的瘋狂和狡詐又使他格外冷靜。他反複考慮，應打到敵人那裡去，攪亂敵人後方，迫使“掃蕩”的敵人撤出根據地，以掌握反“掃蕩”的主動權。這就是他提倡的“翻邊戰術”。在這個思想指導下，羅榮桓決定派主力南下，用“翻邊戰術”以打開濱海區南部的局面，并且配合山東其他地區的反“掃蕩”鬥争。
海陵在濱海根據地的東南端，是在贛榆、海州、郯城三縣之間建立的新縣，那裡有一座馬陵山，故取名“海陵”。該區南臨隴海路，東接贛榆，是山東與華中根據地聯系的要地。當時，在這一帶活動的僞軍頭子，就是在湖西肅托中血債累累，以後投敵叛變的王鳳鳴。他改名為楊步仁，當了僞軍的别動隊隊長，駐在連雲港一帶。他不但在軍事上蠶食進攻根據地，而且施展毒辣的政治陰謀瓦解八路軍。在第一一五師政治部當過協理員的羅保成等少數敗類就被他拉了過去。楊步仁配合日軍，極力蠶食濱海根據地的東南部，向北一直到了大興鎮和歡墩埠，距第一一五師師部長期駐過的蛟龍灣、朱範，隻有一二十裡，對濱海根據地的南部構成嚴重威脅。
羅榮桓早就想除掉這個心腹之患。當敵人合圍濱海區的風聲日益加緊，濱海軍民正在緊張地準備反“掃蕩”的時候，羅榮桓親自布置了海陵反蠶食戰役。他要求教二旅向南直插到隴海鐵路，然後十一拔除鐵路以北，郯城、贛榆之間的僞軍據點，他特别強調，部隊動作不要平推，要從敵人中間突破，像一把尖刀，直插敵人的心髒。
他要求在戰役發動以前，要做好戰前動員，讓指戰員人人明白什麼是“翻邊戰術”，進行海陵戰役對于根據地反“掃蕩”的意義，以提高指戰員戰鬥的自覺性。他還要求在戰鬥中開展打狗運動，狠狠打擊楊步仁、羅保成這一類“癞皮狗”。
按照羅榮桓的部署，教二旅等部指戰員在戰前動員中對“翻邊戰術”進行了熱烈讨論，随後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三日到八日連克敵僞據點十六處，把楊步仁一千二百多人的别動隊打得七零八落，隻剩下二百多人。當了僞别動隊大隊長的叛徒羅保成和僞大隊長尹玉琢、李振東均被生俘。海陵六個區，原來被敵人蠶食得隻剩下二個完整區，這次戰役恢複了三個半區。
海陵戰役結束後，召開了祝捷和公審大會，槍斃了叛徒、漢奸羅保成。
當教二旅等部進行海陵戰役時，日僞軍又在沭河兩岸加緊進行蠶食，在臨（沂）青（口）公路上的重要集鎮醋大莊修碉堡，安上了據點，企圖打通臨青公路并修築重溝（臨沂東南）至郯城的堡壘封鎖線，縱橫分割濱海區南部。教二旅旅長曾國華、政委符竹庭寫信給陳光、羅榮桓，建議拔除醋大莊據點并要求擔負主攻任務。出乎曾、符預料，羅榮桓、陳光交給他們的任務卻是繞到敵人屁股後面，攻打郯城，進一步“翻邊”，以策應冀魯邊、清河區的反“掃蕩”鬥争。
曾國華、符竹庭接受任務後，派人偵察了郯城敵情，發現郯城雖在敵人後方，但隻駐有日軍一個小隊，僞軍百人。隻要出其不意，攻擊定能奏效。
一月十九日夜，戰鬥開始。八路軍采用連續爆破，把敵人的炮樓一個一個送上了天。經一天激戰，二十日夜，八路軍攻入城内，全殲守敵。
戰鬥結束後，曾國華、符竹庭等為了觀察日軍炮樓的結構和自己部隊炸藥的威力，便向炸坍的炮樓走去。這時突然從瓦礫堆中鑽出一個蓬頭垢面的日軍。他跑到符竹庭面前，指指符胸前的望遠鏡，一面哇哩哇啦地說，一面豎起大姆指，看來他從符胸前的望遠鏡已看出是個當官的，于是用語言加手勢表示了自己的欽佩。符竹庭見此情景感慨地說：“看來，鬼子現在也知道翻邊戰術的厲害了。”
郯城戰鬥結束後，曾國華、符竹庭又乘勝打下郯城周圍的馬頭鎮等一八處敵僞據點。随日軍到處進行經濟掠奪的日本商人看到自己倉庫的貨物都變成了八路軍的戰利品，不禁驚呼：“在山東，再也沒有保險的地方了。”蠶食沭河沿岸的敵人被迫全部撤退，敵人企圖修築兩條堡壘封鎖線的計劃宣告破産。
海陵、郯城戰役，打亂了敵人在一九四二年冬季繼續進行大“掃蕩”的計劃。随後，翻邊戰術陸續推廣到山東各個根據地。在膠東，從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起日軍采用拉網戰術，對根據地進行了二萬多人的一次“掃蕩”。開始，有的幹部想安幾個釘子，來撕破敵人的網。所謂釘子，就是在根據地内選擇幾處有利地形，進行堅固設防。羅榮桓及時指出，在我們現有的裝備條件下，這樣做會給敵人以集中攻擊的目标，使我軍失去機動靈活的主動性，而陷于單純防禦的被動地位。後來，膠東軍民拆掉了修築的工事，運用翻邊戰術，機動靈活地挫敗了敵人的拉網合圍。日軍獨立步兵第二十大隊隊長田副正信大佐，在叙述對膠東的拉網合圍時承認：“在山嶽地帶内張網前進極為困難。由于包圍網薄，容易被突破，特别是夜間曾有幾次敵人突圍出去，我軍很難接觸和捕捉共軍。感到中共勢力正在擴大，其根據地建設正在不斷發展。”①〔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下冊），天津市政協編繹組譯，天津市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九月第一版，第二二五頁〕
在以後的山東抗日戰場上，在堅持邊沿遊擊區和開展敵占區的鬥争中逐步貫徹了翻邊戰術的積極主動對敵鬥争精神，使鬥争一步一步推進到了敵人的心髒地區。
－－－－－－三打甲子山
一九四二年底，在海陵反蠶食和郯城戰役之間，羅榮桓還抓緊時機，組織了甲子山戰役。
甲子山區位于日（照）莒（縣）邊界、日莒公路以南，象一個楔子一樣伸入濱海區的中部地區。駐在這個地區的原是東北軍第一一一師師，過去與八路軍基本上友好相處。在蔣介石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間，東北軍内發生了明顯的分化，進步力量與反動力量展開了尖銳的鬥争。
一九四○年九月，東北軍第五十七軍軍長缪流與日軍第二十一師團訂立反共投降密約，該軍愛國将領第一一一師師師長常恩多與第三三三旅旅長萬毅（共産黨員），率部發動了“九・二二”鋤奸運動，控制了五十七軍軍部（缪流逃脫），發表了抗日鋤奸通電。但是東北軍中的頑固勢力，在蔣介石支持下，不僅保護了缪流，而且加緊打擊進步勢力，同時指揮部隊同八路軍搞磨擦。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七日，第一一一師師三三一旅旅長、堅持反共立場并同日僞有聯系的孫煥彩等，趁師長常恩多患肺結核病重的時機，扣押了萬毅。留在該師的其他共産黨員，有的被迫撤離，有的被關押，有的被殺害。在孫煥彩等的控制下，第一一一師師對八路軍濱海地區的部隊不斷搞磨擦。三月間，蔣介石給于學忠發來密電，要秘密處決萬毅。但于學忠遲遲未予執行。七月間，蔣介石派來監斬萬毅的特務到了五十七軍。在這危急時刻，常恩多決心不讓第一一一師師落入反動派手中。常由于病情垂危，乃與于學忠總部的少将主任秘書郭維城緊急磋商，委托他率第一一一師師部隊大部于八月三日擺脫了國民黨的統治。起事之前，郭秘密通知了在獄中的萬毅，萬逃出，到了山東分局駐地。
八月四日淩晨，山東分局聞訊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對待“八・三”事變的政策。羅榮桓參加了這次會議，就這一事件的意義和應當采取的對策講了話，指出，當前黨的方針是“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我們對國民黨軍隊決不是要去進行分化瓦解。但第一一一師師的事件是蔣介石分裂倒退政策所逼出來的。事變的性質是正義的、進步的，是和全國人民的抗戰、團結、進步的要求一緻的。我們必須予以支援。但這個師還是一支舊式的部隊，事變缺乏群衆基礎，加上整個東北軍中反動勢力很大，必然要鎮壓和分化這個部隊。因此在該部隊可能出現混亂。我們應采取緊急措施，從各方面支持他們。他還提議派萬毅和以前從這個部隊撤出的地下黨員王維平（王振乾）立即到第一一一師師去，同事變領導人一起掌握穩定隊伍。根據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羅榮桓還提出，“八・三”事變領導人最好把沿用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事變時提出的“八大主張”①〔這八大主張是：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内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衆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實遵行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改為使用“團結抗戰”的口号，要萬毅去同事變領導人商量。
事變的發展正如羅榮桓所預料，由于倉促發動，反動派從沉重一擊中蘇醒後，立即對進步力量進行猖狂反撲。孫煥彩糾集一部分部隊搶占了甲子山區。第一一一師師被迫轉至根據地休整。常恩多師長在轉移途中病逝。
面對這一形勢，羅榮桓與朱瑞、黎玉、陳光等共同研究，決定調部隊協助第一一一師進步力量，在八月中旬發起了讨伐叛軍孫煥彩的戰役，收複了甲子山區。第一一一師師繼續使用原番号。經官兵代表民主選舉，萬毅擔任了師長，郭維城任副師長兼政治部主任，王維平任副主任。一一五師和抗大一分校還抽調了一批優秀的政工幹部和模範戰士支援一一一師，充實連隊，加強機關。羅榮桓親自到這個部隊向廣大官兵作時事報告，講了國際反法西斯戰争和中國抗日戰争的形勢，使大家眼界開闊，精神振奮，穩定了情緒，提高了覺悟。
一九四二年十月，逃到日莒公路以北的孫煥彩又舉兵侵占了甲子山區。山東軍區曾幫助第一一一師進行第二次甲子山讨叛戰役，後來因為日僞軍進行冬季“掃蕩”而停止。孫煥彩控制着甲子山以南的石場、祉坊、劉家東山一帶，對八路軍大搞磨擦，成為濱海根據地的心腹之患。在羅榮桓的建議下，山東分局和山東軍政委員會決定集中優勢兵力，于十二月中旬支援第一一一師，發起第三次甲子山讨叛戰役。參戰部隊主要有剛從蘇北調回的教五旅、教二旅第六團，山東軍區第二旅第五團和第六團、濱海軍分區獨立團等單位。
羅榮桓到教五旅，看望了剛剛歸還建制的指戰員，并向大家作了戰鬥動員。他說：奪回甲子山，對支援第一一一師，鞏固和擴大濱海根據地，有重大意義。他用手指着甲子山方向說：“你們要把孫煥彩這個釘子拔掉，在那裡安家！”
十二月一七日，陳光到前線指揮這次戰鬥。經過察看地形和偵察，他決定采用中心開花的戰術。以教五旅從東面繞過朱蘆和劉家東山攻占孫煥彩師部駐地石場；以教二旅第六團，山東軍區第二旅第五團和第六團從西面攻占祉坊；以第一一一師迂回占領甲子山制高點。乘夜暗各路隐蔽進入攻擊陣地，待第一一一師占領甲子山後打信号彈，各路一齊攻擊，一舉占領石場後，再乘亂殲滅孫煥彩部。
一八日晚，部隊按部署展開。開始一切都很順利，第一一一師打了信号彈後，西線部隊占領了祉坊，但東線卻出了岔子，被向導帶錯了路，不是北上石場而是南下到了朱蘆。待到發現這一錯誤，天已經亮了，再返過去攻石場，要經過孫煥彩的劉家東山陣地。陳光命令強攻劉家東山。敵人憑借用石條修築的堅固碉堡，用密集的火力進行頑抗。教五旅傷亡很大，進攻未能奏效。正在師部參加生産節約大會的羅榮桓，聽說戰鬥打得不順利，心如火燒。他帶上一個騎兵排，馬不停蹄趕到前線，一直來到距敵人隻有五百米的指揮所裡，主持指揮員們開會，研究下一步的打法。朱瑞、陳光都參加了會議。大家分析了敵情，研究了初戰不利的教訓，糾正了不願繼續打下去和隻顧死打硬拼這兩種傾向，決定改進戰術，繼續打下去。山東縱隊二旅用炸藥包摧毀敵人的堅固工事，收到顯著效果。在八路軍強大攻勢下，孫煥彩支持不住，率殘部倉皇逃跑，甲子山區終于為八路軍收複。
海陵、郯城和甲子山戰役，打開了濱海區的新局面，在南面把敵人趕到隴海路上，在北面開辟了向日（照）莒（縣）公路以北發展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