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桃峪會議前後
－－－－－－－－桃峪會議
一九四○年，第一一五師入魯部隊同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全國各地區的人民抗日武裝力量一樣，得到了迅速發展。然而，師的領導幹部卻長期沒有配齊。入魯之初，羅榮桓政委仍然兼着師政治部主任，由副主任黃勵協助他掌管政治部。師參謀長則從一九三八年春天以來，一直空缺。
一九四○年一月間，黃勵因為個人問題未處理好而突然自殺，于是，領導政治部的擔子又全部落在羅榮桓的肩上。六月，軍委任命魯西軍區政治委員肖華任師政治部主任。肖華于九月間到任後，羅榮桓便不再兼主任，而以全力領導全師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底，原來留在晉西南的第一一五師獨立支隊，對向八路軍挑釁的閻錫山部隊進行反擊後轉移到晉西北，翌年五月在支隊長陳士榘率領下入魯，十月間到達魯南，陳士榘被任命為第一一五師參謀長。
這時，第一一五師的領導班子雖已配齊，但在山東進行抗日鬥争的八路軍尚未形成統一領導。
自從第一一五師入魯以來，在山東就存在着第一一五師和山東縱隊這兩支黨的武裝，他們當時都是中共中央和集總的直接通（電）報單位，是平行的兄弟部隊。為了統一領導、統一作戰指揮，一九三九年八月，曾宣布正式成立八路軍第一縱隊。一九四○年六月，第一縱隊司令員徐向前離開山東返延安（從一九四一年起，一縱的番号逐漸不再使用）。
七月十八日，彭德懷緻電毛澤東建議：山東暫由陳、羅統一指揮。八月八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山東）分局、山縱、一一五師師部應當靠攏住。……陳羅參加分局為委員，實際上統一（山東的）軍事領導。二十八日，中央又來電重申上述指示，并明确指出：山東今後應“鞏固與擴大一一五師與山縱，使兩部打成一片，堅持山東根據地，并在将來必要時，準備再調一部向蘇北發展。故山東是你們的基本根據地，華中則是你們的準備發展方向……”中央要求山東縱隊和一一五師商量決定具體集合地點。
在一一五師入魯時，中共中央曾有讓該部從山東繼續南下的設想。“山東是你們的基本根據地”的指示下達後，任務明确，統一山東的領導和指揮問題也更為迫切了。
對于同山東縱隊并肩作戰，羅榮桓十分重視。他強調要維護兄弟部隊之間的團結。他經常引用毛澤東的話說，如果主力和地方關系搞不好，要由主力負責。這一點中央要求很嚴格。我們一定要搞好同兄弟部隊的關系。為了增進了解、交流經驗，在第一一五師和山東縱隊之間進行了幹部的交流，并互相派人到對方部隊觀摩學習。
為了打通抱犢崮山區與山東縱隊機關駐地沂（水）蒙（陰）區的聯系，必須控制費縣東部的天寶山區。這一地區山勢險峻，交通閉塞，相傳從光緒以來，就沒有向官府完納過錢糧，可謂是“天高皇帝遠”的地方。三打白彥之後，羅榮桓、陳光即對當地廉德山的地方武裝進行争取，并于七月間進駐這一地區，開辟了天寶山根據地，随後将師部北移到天寶山區的桃峪，縮短了與山東分局、山東縱隊機關駐地之間的距離。
在中央提出由山縱和第一一五師商量決定如何靠攏後，分局有的領導人緻電中央，對第一一五師司政機關多所指責。他還提出：“統一山東黨政軍民領導之具體事項，待會後再定。”
這裡所說的會，就是一九四○年九、十月間第一一五師在桃峪召開的為時三周的第一一五師高級幹部會議。羅榮桓和陳光主持了會議，會議的出席者有各支隊和師直機關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以及魯南區黨委的負責人。山東分局負責人也出席了會議。這是第一一五師入魯以後舉行的一次重要會議。
羅榮桓在會議上作關于第一一五師在山東工作的總結報告。他說，第一一五師進入冀魯邊、蘇魯豫、魯西、魯南等地區後，開辟了根據地，給這些地區輸送了近三百名黨政幹部，幫助建立了一批縣級政權，擴大了我軍的力量，建立了兩個軍區，六個軍分區。在統一戰線中，執行了黨的政策，增進與友軍的團結，争取中間勢力，孤立和各個擊破頑固勢力，為我黨我軍的發展創造了順利的條件。他還用“争、插、擠、打、統、反”這樣六個字生動地概括了開辟上述各根據地的經驗。
在報告中，羅榮桓指出了第一一五師仍然存在的缺點。
一是軍事的發展和黨的群衆工作配合不好。由于不善于團結地方幹部，求得地方黨的配合，造成主力的極不充實，同時地方武裝工作薄弱，還沒有建立起一塊鞏固的根據地作為基點。二是由于部隊分散，沒有進行必要的整頓，因而紀律松懈，破壞黨的政策，損害黨的傳統的現象已很嚴重。
這種違反紀律和政策的事件，最嚴重的一次就發生在桃峪會議召開前不久。八月間，已編入八路軍的天寶山大隊隊長廉德山叛變，将八路軍一個偵察班和師政治部幾位民運幹部扣押在山寨内。九月二日，八路軍向叛匪發起攻擊。廉部裹脅了一些群衆固守天寶山的險峰南大頂，使進攻南大頂的八路軍遭受很大傷亡，激起了八路軍指戰員的氣憤。羅榮桓擔心部隊攻占山頂以後會違犯政策，立即派政治部的兩位科長帶了幾個幹部到前線去。然而，直工科長劉四喜又被打死。另一位科長急紅了眼，在攻下南大頂以後，不但沒有制止違犯政策的現象，而且自己也槍殺了俘虜。羅榮桓得知後，立即将他撤職，同時批評了有關人員，并派組織部長梁必業去處理善後事宜。随後，羅榮桓又向上級報告此事，作了自我批評。在桃峪會議上，羅榮桓通過這一事件，并聯系以前發生的一些問題，再一次強調了執行政策、嚴格紀律的重要性，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與會者對第一一五師入魯以來的工作，進行了熱烈的讨論。在讨論中也反映出一些不同的認識。主要是集中在對山東形勢的估計，以及如何貫徹以遊擊戰為主的方針的問題上。有的領導人認為，自己一方在山東的武裝力量已能同日僞軍相持，同國民黨軍隊比較，在質量和數量上都初步取得了優勢。八路軍控制的地區已占全省的六十％，人口也占五十％。基于對形勢的這種過于樂觀的估計，便傾向于強調建設正規化的主力兵團，打大仗，打運動戰（或稱運動遊擊戰）；而對于堅持分散的群衆性的遊擊戰争，卻不夠重視，也缺乏更充分的準備。
羅榮桓不贊成對形勢過于樂觀的估計。他從山東的實際情況出發，認為八路軍對敵僞軍還是劣勢，對國民黨軍也沒有形成優勢。他認為，在當時組建正規兵團，打運動戰的條件尚不成熟，應堅持進行遊擊戰。
會議期間，集總來電對桃峪高幹會議作出指示，批評了第一一五師軍隊紀律和幹部教育方面存在的問題。
對于這些問題，羅榮桓已經作了嚴肅的處理，并在會上作了嚴格的自我批評。盡管如此，有的領導人在會上仍然以南大頂事件為例對第一一五師作了嚴厲的指責。
十月四日，羅榮桓以個人名義緻電集總并轉中央，表示完全接受集總對一一五師的工作的批評，要求将他調離山東去學習。
十月十七日，毛澤東起草并簽發了以他和朱德、王稼祥名義的複電，在肯定集總的批評的同時指出：“一一五師有極大的成績，你們的總路線是正确的。你們均應繼續安心工作，目前沒有可能提出學習問題。”接到這一電報後，羅榮桓放棄了個人要求，在十分困難的處境中仍然兢兢業業地工作。
然而，當時由于主客觀條件尚不具備，在桃峪會議上暴露出來的分歧仍然沒有得到統一。
這次會議還讨論了落實集總的号召，建設鐵的模範黨軍的問題。羅榮桓結合第一一五師的實際，提出要在部隊中普遍開展建設鐵的模範黨軍的活動。模範黨軍的要求是：
一、認真執行黨的政策，不折不扣地完成黨所給予的任務；
二、普遍深入地建立與群衆血肉相聯的關系，要成為愛護根據地與民主政權的模範；
三、實現高度的政治團結，建立無産階級的友誼，自覺地遵守紀律，不斷地求進步；
四、靈活、機動、果敢、堅決，發揚我軍英勇善戰的光榮傳統；
五、堅持嚴肅、緊張、精細的工作作風，堅定不屈不撓的革命立場。
在建設模範黨軍中，羅榮桓特别重視加強黨組織的建設。他在一九四○年十月十日和十月二十八日先後簽發了《關于營連黨組織的決定》和《建立模範黨軍的支部工作》兩個文件，對加強營連基層黨組織建設，作了一系列具體規定。
桃峪會議之後，建設模範黨軍的活動，在第一一五師入魯部隊中普遍深入地開展起來。不久，在山東縱隊中也開展了建設青年模範黨軍的活動。這對于加強山東八路軍建設，提高部隊素質，發揮了重要作用。
會議還根據集總的要求，将第一一五師部隊（包括師直和原三四三旅加上蘇魯豫、魯西、魯南、冀魯邊等地的部分地方武裝）統一編成了六個教導旅①〔教導第一旅由蘇魯豫支隊編成，旅長彭明治、政委朱滌新，一九四一年初劃歸新四軍建制；教導第二旅由獨立支隊第一團、魯南支隊和蘇魯支隊編成，旅長曾國華、政委吳文玉（未到職，後為符竹庭）；教導第三旅由原冀魯邊區的兩個團和獨立支隊第二團等部編成，旅長楊勇，政委蘇振華，一九四一年七月劃歸冀魯豫軍區建制；教導第四旅由在湖西地區的黃河支隊編成，旅長鄧克明，政委張國華，一九四二年十月劃歸冀魯豫軍區建制；教導第五旅由在郯城地區的東進支隊編成，旅長梁興初，政委張國華（後為羅華生），一九四○年十二月調往新四軍，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歸還第一一五師建制；教導第六旅由冀魯邊區部隊編成，旅長邢仁甫、政委周貫五。以後又在魯西編了一個教導第七旅，旋劃歸冀魯豫軍區。當時屬第一一五師領導的還有魯南、魯西、湖西、冀魯邊四個軍區。魯南軍區司令員張光中、政委邝任農，魯西軍區由教三旅兼，湖西軍區由教四旅兼，冀魯邊軍區由教六旅兼〕，共六萬餘人。
在此之前，九月中旬，山東縱隊已進行了整編，下轄五個旅、四個支隊，還有魯中、清河、膠東軍區以及濱海軍分區，共五萬餘人。在此期間，山東縱隊有一些部隊編入一一五師。一一五師也調撥了一批骨幹（其中有紅軍幹部）給山東縱隊。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曾經給北方局、山東分局和第一一五師等發出指示，要求山東在一九四○年把發展武裝力量作為一切工作的中心，山東在一年内至少應将武裝力量發展到十五萬人槍。這一任務約完成了八十％。
－－－－－－－北上沂蒙區
桃峪會議結束後，為了便于實行山東軍事上的統一指揮，羅榮桓決定按照山東分局的意見，将第一一五師師部轉移到沂蒙區。但是他又考慮，魯南地區既是通向華中的樞紐，又是沂蒙區的屏障，這個地區不能放棄。于是，他把教二旅一部擺在魯南地區，堅持鬥争，随後便與陳光在十一月八日轉移到沂水縣青駝寺以西的聶家莊。
同山東分局靠攏後，羅榮桓對“抗敵自衛軍”這個山東特有的有關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比較複雜的問題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一九三九年夏天，山東文化教育界的一部分進步人士，受沈鴻烈的排斥，來到共産黨領導的根據地。他們中間有老同盟會員、大學教授，也有參加過國民黨的進步分子，有的早年就與共産黨有過友好關系。他們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山東分局的支持下，他們發起成立了“國民抗敵協會”（簡稱抗協），主要負責人有李澄之、梁竹航、彭畏三、楊希文、路雨亭、耿光波等。作為一個群衆組織，在共産黨領導的統一戰線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當時，山東分局有的領導人忽視以發展進步力量去争取團結中間力量，反而認為中間力量在頑我之間應起“砝碼作用”，于是，産生了把“抗協”組成一個中間力量的國民黨的念頭，從而違背“國民抗敵協會”許多成員的初衷，硬性将“國民抗敵協會”改成了“國民黨抗敵同志協會”①〔參看楊希文：《魯南國民抗敵協會始末》，《山東黨史資料》一九八六年第五期〕。一九四○年七月又幫助“抗協”建立了“抗敵自衛軍”，并且供給他們武器和經費，還派進許多幹部。這樣一來，他們既有“黨”又有“軍”，而且從上到下形成一套組織，實際上成為在根據地内，與共産黨八路軍平行的組織。雖然其領導人都是熱心抗戰的進步分子，但是他們多是知識分子，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而且在基層發展的會員中成份複雜，組織混亂。在有的地方出現了與共産黨分庭抗禮、争權争位、争人争槍等錯誤傾向。
羅榮桓對建立和發展抗敵自衛軍有不同的意見。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羅榮桓與陳光在給第一一五師各單位的指示中提到，對于“抗協”組織，務使其領導權完全掌握在進步分子與對我同情者手裡。對于“抗協”的武裝，須幫助掌握，防止“造成與我對立現象”，發現有不可靠或别具野心的分子時，另行處理。在無法改造的情況下，則由八路軍接收整理。
第一一五師師部同山東分局、山東縱隊機關靠攏之後，人多糧少，還碰到一個經濟困難的問題。
第一一五師駐地抱犢崮山區和天寶山區，田少石頭多，是山東著名的窮地方。部隊日常吃的飯同當地老鄉一樣是煎餅。它是用高粱面或_子面糊糊，在一種叫鏊子的平底鍋上攤成的。高粱煎餅又黑又硬，咬嚼起來十分費勁，額頭直冒青筋，得把帽子脫下來。那_子煎餅中糠很多，吃下去容易便秘。為了便于下咽，在天寶山區烙煎餅時，還在面糊糊裡摻一些山梨或柿子。蔬菜十分罕見。戰士們時常将柳樹葉子腌一腌，卷在煎餅裡吃。師部有一些知識分子是南方人，不會卷煎餅，就雙手拿着煎餅吃，樣子頗象讀報。于是，當開飯吃煎餅時，他們便開玩笑地說：“讀報了，讀報了。”當時羅榮桓有很厲害的痔瘡，但也是每天“讀報”不已。
吃的是煎餅，穿的是羊毛棉襖。這乍一聽滿不錯，然而，卻是名實不符。
一九三九年，一一五師從晉西出發時帶了六萬元，到魯南時便花光了。于是南下郯城碼頭，才籌款解決了當年的棉衣問題。桃峪會議以後，又屆深秋，因搞不到棉花，棉衣仍無着落。羅榮桓深入群衆調查研究，發現當地養羊不少，便決定就地取材，搜集老鄉未經漂洗的羊毛，指戰員每人發幾斤，發動大家自己動手，用羊毛做絮，縫制棉衣。
正在大家忙于洗曬羊毛，制作棉衣時，陳士榘到任了。一天，羅榮桓同陳士榘沿着河邊散步，見到許多戰士在岸邊石頭上用柳條抽打羊毛。陳士榘問羅榮桓：
“這羊毛能不能像彈棉花那樣彈呢？”
羅榮桓搖搖頭說：“如果有一台破毛機就解決問題了。”停了一會，他又說：“這隻有等到勝利以後，現在隻能是望梅止渴。”
這一年冬天，羅榮桓和大家一樣，也是穿的這種羊毛棉衣。穿這種棉衣，羊毛一根一根地往外鑽，弄得到處是羊毛，而且一坨一坨地向下墜，下擺一周是羊毛，上面成了夾衣。就是這樣的衣服，幫助第一一五師的指戰員們度過了魯南的嚴冬。
－－－－－－－東進濱海
百團大戰第一階段①結束後〔百團大戰第一階段集總未給山東分配作戰任務〕，集總曾打算擴大戰果，要求山東八路軍在膠濟、津浦和隴海路東段進行大規模的破襲戰。一一五師師部已為此拟定了計劃。十月二十九日，集總又緻電朱瑞、陳光、羅榮桓，提出：“隴海、津浦（日軍）似正在運轉兵力，故大破襲戰應以推遲至十月底十一月間為宜。”但是這一破襲戰終于沒有舉行。其主要原因是時局發生了重要的變化。百團大戰之後，日本帝國主義驚呼：“對華北應有再認識”，決定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實行“更大規模的報複作戰”①〔參看《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四月第一版，第一四八頁〕。與此同時，又加緊對蔣介石誘降，極力挑撥國共關系。蔣介石則積極策動第二次反共高潮。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蔣介石限令在大江南北堅持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于一個月内開赴黃河以北。蘇皖形勢，頓時緊張。在山東，日僞軍、國民黨軍和八路軍的三角鬥争日益尖銳。羅榮桓對局勢的嚴重性，作了充分的估計。與山東分局靠攏後，十一月十四日，他出席了山東藝術工作者聯歡大會并發表了演講。羅榮桓曆來重視文藝工作，但是在這一演講中卻通篇都沒有講藝術工作問題，開宗明義第一句就是：“目前的時局正處在嚴重的激烈的變化中。”他分析了戰争的形勢和中國大地主大資産階級的動向，說：“他們正在布置着大規模的反共反八路的軍事行動。”“我們的任務就是反投降反内戰。準備力量粉碎反共勢力的進攻與敵人‘掃蕩’的配合，堅持獨立自主的民族解放戰争。”他特别強調：“我們要加緊戰争的動員，要防止在嚴重局面下可能産生的失敗情緒。另一方面要克服對目前時局麻木不仁的狀态，要加緊自己的準備工作，以應付可能遇到的大的打擊，以避免使革命力量遭到不應有的損失。”
這時，蔣介石正在命令湯恩伯、李品仙布置對華中新四軍的進攻。由于華中形勢緊張，羅榮桓與陳光按照軍委和集總的部署，派政治部的部長梁必業、賴可可、王立人等分别到教五旅和教二旅去傳達準備南下支援新四軍的有關指示，要求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保持高度的警惕。十二月間，第一一五師教五旅奉命過隴海路南下。一一五師的部隊，對可能繼續惡化的局勢作了充分的準備。一九四一年一月初，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在山東，國民黨頑固派加緊進行反共活動，日軍、國民黨軍、八路軍的三角鬥争更加尖銳複雜。
在如此嚴重的局勢下，山東分局、第一一五師師部和山東縱隊三個大機關擠在一起，非但給養不好解決，而且目标也太大了。從長遠打算，羅榮桓認為一一五師指揮機關，需要設在一個比較穩定、物質條件較好的根據地中，以便更好地指揮全局。一九四一年三月初，師部與山東分局轉入濱海區，山東縱隊指揮機關仍留駐沂蒙（魯中）區。
濱海區在山東的東南部，東濱大海，西界沂河（含臨沂），北起膠濟路，南抵隴海路。這個地區盛産魚鹽，經濟富庶，有較好的物質條件，也有較強的革命基礎。抗戰爆發後，這個地區的共産黨員在山東省委領導下，積極組織抗日武裝，開辟抗日根據地，創建了山東縱隊第二支隊。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第一一五師部隊南下郯馬平原，便開始進入濱海區南部積極發展。但是，當時濱海區的縣城和大集鎮都為日僞軍所控制，并由公路聯結。同時，東北軍和其他一些國民黨軍又控制了諸（城）日（照）莒（縣）山區，東北軍第十一一師并伸進了日莒公路以南的甲子山區。當時八路軍的活動主要限于郯馬地區和隴海路附近的贛榆北部、莒縣南部一帶地區。一九四○年九月，在這個地區活動的山東縱隊第二支隊和第九支隊合編為山東縱隊第二旅。一九四一年春，為了進一步擴大濱海根據地，第一一五師決定由教二旅和山縱第二旅一部發起青口戰役。從三月十九日開始，經過六天激戰，連克海頭、大溝等十餘據點，并一度攻入青口和下口，解放了從柘汪到下口之間的海岸線和大片地區，打通了從海上與華中及膠東等地的聯系，并為發展鹽業生産和海上貿易打下基礎。從此，中共山東領導機關一直在這一地區堅持鬥争，直到一九四六年。
羅榮桓與師部機關，三月六日東渡沂河和沭河，一七日進駐莒縣南部十字路（現為莒南縣縣治）地區，随後南移到蛟龍汪（現臨沭縣東南）。
山東分局和第一一五師師部剛剛轉入濱海地區，四月五日，中共中央軍委來電指出：“山東、華中敵頑我的三角鬥争是長期性的，三方中無論哪一方均不可能迅速解決問題，……因此，你們（的）戰略部署，須适應上述根本情況，作長期打算，勿為臨時消息所左右。”從中央軍委這一指示可以看出，認為八路軍已在山東取得“初步優勢”的估計顯然是太樂觀了。
然而，有些幹部六月間還是在莒縣南部闆泉崖以東的劉家河組織了一次八大劇團的聯合公演。幾個劇團都演了大戲，如《雷雨》、《李秀成之死》等等。
羅榮桓不贊成在敵後演大戲，因為這樣搞必然會引起敵人注意。為了防止意外，他派出參謀，加強對敵情的觀察和警戒。果然，不出所料，會演結束後的第二天，敵人就來“掃蕩”。這邊剛剛撤出村子，那邊敵人的炮彈就打過來了。幸好事先有準備，才避免造成損失。
在這種嚴重的局勢下，中共中央于五月十二日又來電指出：“估計到華北現狀，敵後遊擊戰争特别是平原遊擊戰争的方針，應該是長期堅持熬時間的過程。因此，在今年青紗帳中，部隊以不過于消耗為原則，盡量争取部隊休息、整理、訓練。”
遵照這一指示，羅榮桓和陳光組織了師直屬隊和在濱海區的部隊進行了整訓。
抗戰開始以來，第一一五師有一些指揮員習慣于十年内戰中打運動戰時那種猛打猛沖的戰術。在同優良裝備的日軍作戰時，有時傷亡較大。一九四一年二月七日，教二旅副旅長張仁初帶着一個團向郯馬地區出擊時，在重坊附近與從新安鎮（今新沂縣城）出來“掃蕩”的數百名日僞軍相遇。敵人在密集的炮火掩護下向我軍進攻。張仁初跨上戰馬，舉起槍高喊：“共産黨員跟我來！”戰士們跟着他勇猛地拼刺刀，給了敵人以沉重打擊。但是我軍的傷亡也很嚴重。戰後，羅榮桓看到指戰員犧牲名單時，十分惋惜而又沉痛地說：“都是多麼好的戰士啊！”
就在這時，張仁初來了。他一臉打了勝仗後興奮的神情，老遠就喊了一聲：“政委！”可羅榮桓這次既未讓坐，也未給他倒茶，而是狠狠地盯着張仁初，劈頭就問：
“張仁初，你是來請功的吧？你是來領賞的吧？”
張仁初懵了，愣愣地站在那裡。
羅榮桓厲聲說：“告訴你，我這裡沒有功給你，沒有賞給你。你真是個瘋子！你還我幹部，你還我戰士！”
一向穩重和藹的羅榮桓，此時怒容滿面，透過黑邊眼鏡，可以看到眼睛裡飽含着的淚水。“你違反了遊擊戰的原則，拚掉了我們的紅軍老幹部。你賠我的幹部來！”
張仁初一聲不吭，低着頭站在那裡。他的眼圈也紅了。
羅榮桓的情緒慢慢平靜下來，語重心長地說：“幹革命不能單憑一股沖勁，打仗也不能隻靠勇敢。現在我們是開展遊擊戰，不是打陣地戰。隻管打得過瘾，動不動就硬拚，革命的本錢被拚光，我們怎麼向黨向人民交代啊！”
張仁初低着頭，十分沉痛地說：“政委，我錯了，我請求處分。”
“處分你有什麼用？好好地記住這血的教訓吧！”
張仁初一輩子都忘不了這件事。每逢提起，他總是十分後悔地說：“唉，羅政委說得對，我真是個瘋子。”
針對重坊戰鬥這一類情況，四月二十四日，羅榮桓在司令部研究整軍的一次會議上說：“現在的具體條件不同了。我們在國内戰争時期的經驗，不是全部都可以适用于今天的。”
七月間，他和陳光在發給各單位并報集總、軍委的一份電報中指出：“部隊對軍事學習和戰術素養的提高未引起重視，以緻雖在實戰中表現英勇頑強，但在戰術上非常不夠靈活、機動、巧妙，緻每次戰鬥都有較大傷亡。僅一九四一年一月至七月，即傷亡五千五百三十五人。”“部隊自轉入敵後，由于戰鬥的頻繁，部隊軍事教育不認真、不精細、不深入、不嚴格、怕麻煩，存在遊擊主義的習氣與工作方式，使許多優良傳統、好的作風逐漸荒疏。幹部不注意軍事學習，不看軍事書籍，在這次幹部軍事測驗中，部隊幹部一百零五人測驗，僅三十八人及格。機關各部一百二十八人測驗，僅三十四人及格。總平均分數是五十二。六分，相當驚人。”
這份電報還列舉了軍事指揮脫離敵後遊擊戰争實際的問題。比如，小部隊作戰指揮，多取正面進攻，隊形過于密集，不善于利用地形地物采取靈活的隊形與姿勢。
針對上述問題，羅榮桓與陳光提出要加強軍事教育的組織領導，對教育要當作戰鬥任務來完成；造成幹部學習軍事、提高戰術素養的熱潮，培養大批靈敏勇敢有高度戰術素養的指揮員。對上級的一切指示、命令、通報等文件，一定要細心研究，結合實際嚴格執行；戰鬥之後，各級都要總結經驗教訓，作為訓練的教材；教育要嚴格、認真，貫徹少而精的原則，講求實效，不白費精力；加強戰士的軍事技術教育，如射擊、刺殺、投彈、近迫作業和防空、防毒，對付敵坦克、裝甲車、炮兵，以及夜戰、伏擊、襲擊的訓練；幹部要熟悉部下，密切指戰員的關系，各級幹部定期向部下進行行政管理教育，講部隊傾向與克服辦法；加強體力鍛煉，加強各種徒手、器械體操及障礙競走的訓練。
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第一一五師在蛟龍汪舉行了規模盛大的軍政檢閱大會，進行了射擊、投彈等軍事項目的比賽和政治測驗。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第一一五師的軍事訓練取得很大成績。指揮員明确了遊擊戰争的戰略戰術思想，戰鬥員提高了軍事技術水平，部隊戰鬥力大大加強，殲敵人數不斷增多，而傷亡明顯減少。一九四一年一至七月平均每月傷亡七百九十餘人，到一九四二年每月平均傷亡下降到二百九十餘人。這是羅榮桓領導第一一五師指戰員，貫徹執行積蓄力量，堅持遊擊戰争，準備将來反攻的總方針所取得的一項豐碩成果。
－－－－－－－加強政治工作和軍事訓練
一九四一年“八一”軍政大檢閱以後，從八月二十二日開始，第一一五師在蛟龍汪又召開了為時一個多月的政治工作會議，全面總結了抗戰四年來政治工作的基本經驗。羅榮桓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
會議由肖華作報告，報告稿是按照羅榮桓的意圖起草，并經他修改審定的。
報告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革命戰争革命軍隊的生命線，政治工作最基本的任務，就是鞏固與提高部隊的戰鬥力，保證戰争勝利。”報告說：“戰鬥力不但取決于軍事技術的高低，而且主要是取決于政治工作的強弱。沒有政治工作，就沒有戰鬥力，也不可能保證戰争的勝利。我軍所以能百戰百勝，無堅不摧，成為革命戰争中最優秀的鐵軍，就是因為有黨的保證以及整個政治工作的保證。”
羅榮桓一貫強調政治和軍事要緊密結合，強調政治工作的保證作用。他在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的司令部部務會議上說：“黨對各部門工作的領導，是以黨的組織政治工作去保證，但另外一方面，不可缺的一方面，要以行政工作的決定與實施，去完全适合黨的總方針，并以行政系統的指導工作，把黨的政治工作與全部行政組織工作結合起來。……政治工作落于空洞，不實際，甚至與行政工作失去協調，這就必然妨礙黨總的方針在某些部門中具體的實現。”
羅榮桓認為，政治工作的保證作用表現在它用不同于軍事工作的方法，來達到共同的目标，而不是要和軍事工作争權。他在教二旅工作總結會上說：“在軍事管理方面，是有些帶強制性的，以彌補政治自覺之不夠，鞏固高度的集中行動，保證戰鬥任務之完成……而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就要有所不同，必須更艱苦耐煩地說服教育與發揚較多之民主，來啟發戰士的情緒，達到同一的目标--完成戰鬥與工作任務。這種不同的方式，不能解釋為連長權大，政治指導員權小，更不能由此引起關系的隔閡。相反地應該發揚互助精神，求得工作步調的一緻。如在隊前執行紀律時，這是軍事指揮員的職責，政治工作人員便不能随便去代替。……要經政治工作去保證軍事紀律的執行，并提高指揮員的威信，任何對立與推诿責任的現象都是不許可的。”
羅榮桓認為，要做好政治工作，必須首先發揮政治幹部的表率作用。他強調，政治幹部的威信，要靠自己模範的行動，模範的工作去取得。他常常說，紅軍時期黨代表的威信很高，黨代表和士兵的關系很密切。行軍的時候，官長經常騎着馬在隊伍前面，黨代表走在後邊，替士兵背槍，和士兵同甘共苦，士兵對黨代表很擁護。如果下個命令，沒有黨代表的署名，士兵對這個命令就懷疑，這沒有什麼制度規定，完全是士兵自願地尊重黨代表。
羅榮桓以自己的模範行動，為政治幹部作出表率。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同志們都把他當作貼心人，都願意和他說心裡話。他能聽正面的意見，也能聽反面的意見。他聽取意見的時候，從不打斷别人的講話。對講錯了的給予正确引導，耐心啟發，從不扣大帽子，使人在不知不覺之中，潛移默化，受到教育。抗戰初期，有位團政委調到機關當組織幹事，不安心機關工作。羅榮桓從側面了解了這一情況後，有一天，和他拉家常，先問他是哪裡人，哪一年參的軍。然後說：“在組織幹事中，你的資格是最老的吧？”“是的。改編八路軍時，給我評的是少校幹事。”羅榮桓又問：“論部隊實際工作經驗，你比其他同志大概多一些吧？”他笑了一笑感到這是對自己的鼓勵。接着，羅榮桓便談到機關工作與部隊工作同樣重要，機關幹部不能光用年青的知識分子，還需要有一些資格老一點的、有部隊實際工作經驗的同志作骨幹。他好像是和那位幹事一起研究工作，沒有絲毫批評和指責，那位幹事本想提出調動工作的要求，但是聽了這一席語重心長的話，認識到機關工作的重要，感到領導的信任，便不再提個人的要求了。
羅榮桓強調政治機關要聯系群衆，深入實際，面向連隊，對部隊來的指戰員要熱情、和藹，及時解決下面提出的問題，不能馬上解決的也要把道理講清楚。真正做到使政治機關成為幹部之家，使幹部感到很溫暖，有什麼問題都願意來反映，千萬不能把政治機關辦成閻王爺開的店，連個鬼也不敢上門。下面的負責幹部到師部來，羅榮桓總是親自去招待所看望；幹部負了傷或生了病住進醫院，他經常去慰問。
為了使政治工作能從實際出發，有的放矢，羅榮桓強調政治幹部不僅要懂政治，而且要懂軍事、懂業務，了解戰争，熟悉部隊。他每天都到司令部作戰室去閱讀和研究軍事情況的報告，還時常督促師政治部的部長們，到司令部看軍事文電，及時掌握各部隊作戰情況。他常常派政治機關的幹部下部隊任職，到前線鍛煉，同時又從部隊抽調幹部到政治機關工作。
與此同時，他又要求軍事、供給、衛生等部門的黨員幹部增強黨的觀念，尊重黨的工作機關。在他倡導下，第一一五師規定，旅長、團長調動工作，除條件不允許者外，都要到政治部組織部來談話和辦理手續。所有黨員對政治機關提出的政治學習、支部工作等各項要求都要積極響應，認真完成。所有黨員都要參加組織生活，向組織彙報自己和周圍群衆的思想狀況，黨員交納黨費、轉組織關系，都要自己去辦，不允許由秘書、通信員代替。
政治工作的中心環節是幹部教育。羅榮桓對這項工作抓得很緊。他經常對幹部說：“雖然現在是戰争環境，但是我們必須從緊迫的時間裡再擠出些時間來，多讀點書，多學習些東西，以适應未來革命的發展。”在他的倡導和帶動下，第一一五師和山東縱隊規定，隻要情況許可，幹部每天都要擠出兩小時進行學習。為了提高幹部的理論水平，羅榮桓還給師直屬隊的同志系統宣講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他要求廣大幹部戰士都要懂得，除了争取抗戰勝利之外，革命還有更遠大的目标，就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從而提高指戰員的政治覺悟，堅定革命的意志。
幹部教育還包括文化教育。對此羅榮桓一貫重視。早在一九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羅榮桓在《關于鞏固、嚴密及審查部隊黨組織的指示》中便指出：“提高文化水準須認為是提高政治水準的重要手段，不能識字要識字，不能閱讀要閱讀，不能書寫要書寫，不能作文要作文。因此，提高文化水準不僅限于在一般黨員中……還應包括高上級幹部，須按各人現有程度提高。”
羅榮桓簽發這份文件以前，專門對師直部分幹部的文化水準作了了解。當他得知教導大隊長李梓斌在文件上簽名将“斌”寫錯了時，便派人将李請到師部，和藹地問道：“你讀過書沒有？”
李：“我是平江山溝裡的放牛娃出身。小時候聽說附近廟裡有個教書先生，可學堂的門朝哪兒開我還不曉得呢。”
羅榮桓被他逗得笑了起來：“啊呀，我還不曉得呢，你後來是怎麼識字的？”
李：“我是當連長開始學的。以前當班、排長的時候，連鐘表也不認識，搞不清幾點鐘。夜裡換崗都是點根香，以香為準，一刮風，那崗就換得快了。當連長後，上級來了通知，我連‘通知’這兩個字也不認識，就讓文書給我念，念完後，通信員叫我在通知上畫個‘知’字。我不會畫，文書就教給我。因此，我頭一個會認的字就是這個‘知’字，以後再一個一個地學。”
羅榮桓頗有興緻地聽他講完，然後問道：
“聽說你簽名有時還要文書代筆，是嗎？”
“是的。”
“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那怎麼行呢？”羅榮桓皺起了眉頭。
李梓斌辯解道：“現在我有圖章了。到時候，蓋個章就行了，不用簽名。”
“唉，”羅榮桓搖了搖頭，“老粗太粗了也不行啊！你識多少字啊？”
“我也不曉得。不過，一般文件都能看下來，可字潦草了不行。陳光代師長的簽名一筆一劃寫得真，我能認得。不過，有的字筆劃多，就秀才認半邊，念白字是常有的事。”
羅榮桓語重心長地說：“偶爾念個把白字，也在所難免，但多了就不好了。教導大隊好比是一所學校，你這個大隊長就好比是校長，你都當了校長了，不提高文化水準不行，字不但要會念，還要會講、會寫、會用。”
李梓斌問道：“那我應該怎麼學呢？”
“用到什麼，你就可以學什麼，慢慢的積少成多。比如唱歌：遊擊戰，敵後方，堅持反‘掃蕩’……你不僅要會唱，而且要會講、會寫、會用。”羅榮桓招呼李梓斌坐到自己跟前，拿起了一支鉛筆邊寫邊說：“比如這個遊，就是遊來遊去，活動的意思……”
羅榮桓在逐字講解了歌詞後，問道：
“你回去打算怎麼辦啦？”
李梓斌激動地表示：“我回去一定好好學習。”
他回去後，買了紙、墨、筆、硯，裝進自己縫制的布袋，走到哪裡，寫到哪裡，有時反“掃蕩”上了山，就用大石頭當桌子，堅持練習。幾個月後，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的作業在“八一”軍政大檢閱時被展覽出來，得到領導和群衆的贊揚。
一九四一年七月，中央軍委政治部印發的第三号《宣教通報》介紹了第一一五師幹部教育的成果。通報說：“一一五師半年來幹部教育，在政策教育和文化教育方面收到了比較顯著之成績。主要表現在一般幹部都知道對根據地的工作應作長期打算，表現在違反政策以及各種不良傾向的減少，有個别幹部受訓前常犯錯誤，受訓後則（判）若兩人。文化教育的收獲表現在工農幹部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幾個旅級幹部過去識字很少。現在能自己起草電稿和寫信……有幾個團能做到全體幹部作日記。有幾個連隊由于幹部文化學習的推動與影響，使戰士學習情緒提高，有（的連）全連九十四個戰士能記日記。”
羅榮桓認為，連隊是戰鬥編成的基本單位，政治工作的基礎在連隊。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師部召開連隊工作會議總結介紹教二旅的經驗時，羅榮桓專門談了連隊政治工作問題。
他指出：連隊一切工作要求與組織形式都是以完成戰鬥任務為目的。因此，連隊政治工作人員的任務，主要是以政治工作的手段，來保證戰鬥任務的完成。羅榮桓指出，作為一個政治指導員，決不能成為一個事務主義者，更不能代替軍事行政，對軍事行政的關系是從政治工作中去堅強軍事行政，是要在耐心與不斷的教育中，去逐漸提高戰士的政治覺悟，一直提到可能提高的程度。然而，在教育的内容上應當實事求是，不能有過高的要求。基本教育應有充分的現實的内容，切忌任何抽象的東西，一切問題要從戰士能夠領會講起。要用老師教學生、長兄教幼弟的辦法，來教育戰士。
羅榮桓非常關心連隊的生活和戰士的疾苦。他每次到連隊，總要到夥房看看夥食好不好；有時還到廁所去看看清潔不清潔、方便不方便；戰士沒有牙刷、牙粉，他提出用紗布和鹽代替；發不起蚊帳，他建議用蒿草熏蚊子。他還特别囑咐連隊指導員要做好來隊家屬工作，吃飯時要給來隊家屬加菜，放哨時要安排替班，讓戰士和家屬有較多的時間在一起。他認為，隻有耐心的說服教育加上對戰士體貼入微的關懷，才是鞏固部隊的根本措施。
羅榮桓很重視運用報紙對指戰員進行宣傳教育。開始《戰士報》是油印的，每期兩版，隻能登二千多字。可有的編輯寫文章，詞句羅嗦，拖得很長，一期報紙登不了幾篇稿子。有一天，羅榮桓親自參加《戰士報》社的座談會，他針對報紙存在的問題，要求寫短文章。句子要短，少用形容詞，簡單明了，使文化水平較低的幹部戰士能一目了然。為此，他要求編輯、記者深入部隊，深入實際，熟悉連隊，熟悉戰士。羅榮桓還經常親自審改《戰士報》的社論和重要文章，有時自己動手寫社論。
為了加大報紙的容量，提高報紙的印刷質量，羅榮桓積極主張将油印改為鉛印。他聽說在湖西活動的教四旅有印刷機，便吩咐去教四旅檢查工作的組織部長梁必業把印刷機帶回來。梁必業帶了裝運印刷機的船隊過微山湖東來時，羅榮桓派教二旅第五團的幹部帶了幾百名戰士去接。印刷機運到後，《戰士報》即改為鉛印。這時，羅榮桓又教育印刷廠的幹部和工人，在物質條件有了改善的情況下，仍然要繼續發揚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精神。當時報紙沒有銅版，無法印刷照片。報社幹部設法用木刻印出宣傳畫。羅榮桓看了，馬上給予表揚。
有一次，印報的紙張沒有了，供給部不撥給報社買紙的經費。印刷廠的負責人向羅榮桓彙報。羅榮桓說：“走，你跟我去找供給部。”他對供給部長說：“為什麼不給報社經費呀？你們不要輕視報紙工作嘛，有時一個鉛字比一顆子彈還重要！”
羅榮桓非常關心戰士劇社的成長。他給年輕的隊員們講劇社的曆史，要求戰士劇社要有戰鬥作風，要繼承紅軍的優良傳統。在艱苦的戰鬥環境中，宣傳隊員們自己組織了戰鬥班，扛起大槍，經常跟着羅榮桓反“掃蕩”，一面行軍打仗，一面搞宣傳工作。
為了使文藝更好地為工農兵服務，羅榮桓鼓勵戰士劇社編演戰鬥性強、群衆喜聞樂見的小節目。戰士劇社的王汝俊編了一個關于發動婦女參加抗日的小戲，叫《老太婆的覺悟》。劇社社長朱明男扮女裝演老太婆，非常逼真。羅榮桓去看了兩三次，給作者和演員以熱情的鼓勵。在一九四一年“八一”舉行軍政檢閱時，這個小戲被評為文藝一等獎，發了五元錢的獎金。
對宣傳隊員，羅榮桓既在政治上關心他們的進步，又在生活上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當他知道隊員們煙不夠抽時，就囑咐管理科長說：“劇社的教員都是文藝工作者，寫作、演出，常常熬夜，還要同大家一樣行軍打仗。凡是會抽煙的，今後每人每月發給一斤黃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