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中央革命根據地
-----------參加第一、二、三次反“圍剿”
第一次反“圍剿”戰鬥很快就要打響了。一九三○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紅四軍在釣峰河灘上召開了粉碎敵人“圍剿”的動員大會。羅榮桓在大會上講話。他深入淺出地闡明了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準備反攻”的方針，根據總前委的布置，列舉了紅軍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克敵制勝的八大有利條件。這八大條件的前兩條講國際、國内形勢對紅軍有利，後六條是：一、我們的戰略好，着着勝利，敵人是着着失敗；二、我們有群衆擁護，敵人遭人民反對；三、我們兵力集中，敵人兵力分散；四、我們内部團結，敵人軍心渙散，人多擺不開，槍多拿不穩；五、我們準備充足，敵人經濟恐慌；六、我們得地利，敵人人地生疏。他講完話後又領着大家高呼“勇敢沖鋒”“拚命殺敵”“多繳槍炮”等簡短有力的口号，以鼓舞廣大指戰員昂揚的戰鬥意志。前不久在部隊中因打AB團而引起的驚慌不安的情緒為之一掃。
十二月三十日，林彪、羅榮桓率領紅四軍插到龍岡以北，同紅三軍團、紅三軍、紅十二軍一道，圍殲敵第十八師，活捉敵師長張輝瓒，接着又殲敵第五十師之一半，勝利粉碎了第一次“圍剿”。
在第一次“圍剿”遭到慘敗後，蔣介石又派何應欽為總司令，率領二十萬大軍，向中央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反革命“圍剿”。紅軍立即與敵人脫離接觸，向南撤到廣昌、甯都一帶。在這一期間，羅榮桓以主要精力抓反“圍剿”的政治工作。他召開了紅四軍政工會議，總結了第一次反“圍剿”的政治工作經驗，根據總政治部頒發的《反“圍剿”政治動員令》和宣傳提綱、口号，結合四軍的具體情況，布置了反“圍剿”的政治工作。會議剛結束，他又召集了有駐地群衆參加的誓師大會，号召軍民團結起來粉碎敵人新的“圍剿”。接着，各師也分别召開了反“圍剿”動員大會。與此同時，紅四軍各個部門都圍繞着反“圍剿”這個中心開展工作。司令部、供給部、衛生部分别召開了參謀會議、副官會議、軍醫會議，研究和布置了各項作戰的保障工作。有了上一次反“圍剿”的經驗，這一次反“圍剿”的各項準備工作做得更加充分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羅榮桓等率紅四軍随方面軍總部轉移到離敵人僅四十裡的東固、龍岡一帶集結待命，等待有利戰機的到來。幾萬大軍集中在大山裡頭，剛過了幾天，給養便發生了困難。每人每天隻能發幾分錢菜金，菜還沒有地方買，柴禾得靠自己上山打。羅榮桓在這一期間一手抓訓練，一手抓生活，為提高部隊的戰鬥力兢兢業業地工作。每天拂曉，他帶領機關幹部和部隊一起爬山，練習搶占山頭。晨霧還沒有退盡，他便和戰士們一道，一人背着一捆柴禾走下山來。他号召大家開動腦筋，想方設法改善生活。每逢休息時間，他便和戰士們一起挖竹筍、捉泥鳅、摸田螺、挑野菜……到了夜晚，常常可以見到“滿田燈火摸螺蛳”的情景。實在沒有菜吃，打些米面糊糊，放一點鹽就算是菜。
環境這樣艱苦，羅榮桓在抓訓練、抓生活的過程中，始終把政治工作作為生命線，予以高度重視。在他領導下，部隊經常上課，黨團員經常開會，以制定個人和班排的作戰計劃，讨論在即将來臨的反“圍剿”戰鬥中如何發揮模範作用和先鋒作用。每個連隊都布置了列甯室，出了牆報，到處都可以聽到嘹亮的歌聲。
既生動活潑又紮紮實實的政治工作，使紅四軍廣大指戰員始終保持了非常旺盛的戰鬥情緒。對此，毛澤東十分滿意。原來，在決定羅榮桓任四軍政委時，因為林彪過去同曆任黨代表都搞不好關系，不少人都為羅榮桓捏了一把汗，連毛澤東也有點放心不下。羅榮桓到任後，一心撲在部隊建設上，把四軍的政治工作、軍事訓練、供給工作抓得井井有條，與林彪配合得不錯。林彪除了負責作戰指揮外，對部隊的日常工作索性不怎麼過問了。毛澤東放了心，他高興地對身邊的同志說：“羅榮桓在四軍，不是跟林彪團結得很好嗎？”
五月十四日，敵兩個師離開富田向東固前進。有利戰機出現了。十六日下午，四軍搶占九寸嶺、觀音崖兩處隘口，與敵激烈戰鬥，殲敵一個多師。紅軍随即向東橫掃七百裡，十五天打五仗，俘獲人槍二萬餘，勝利粉碎了第二次“圍剿”。
七月一日，蔣介石又發動了第三次“圍剿”。三十萬大軍象洪水一般，由北而南，洶湧而來，一下子幾乎占領了全部中央根據地。紅軍冒着酷暑，繞道千裡，從閩西經根據地底部到瑞金再到興國高興圩地區集中。八月七日清晨在蓮塘全殲上官雲相師一個旅，下午在良村又将敵郝夢齡師二個多團殲滅。
良村戰後，紅四軍又轉向東面去打駐黃陂的毛炳文師。在良村隻留下政治部、供給部和衛生部打掃戰場：安置傷員、收容俘虜、運送槍支。部隊正在轉移，敵第十九路軍又緊追上來。紅軍打掃戰場的部隊來不及疏散。一些俘虜、槍支又重新被敵人奪了回去，紅軍的一些傷員也被敵人抓走。羅榮桓認為自己作為四軍軍委書記和政委，應該負責。
在曆次戰鬥中，羅榮桓都非常注意做好傷兵的政治工作。每次戰鬥結束，他都要親自檢查傷兵的安置，走到擔架旁對傷兵進行慰問，逐個詢問傷員，傷在哪裡，感覺怎樣，及時将前線的勝利消息告訴給傷員，鼓勵他們到後方安心養傷，痊愈以後再返回前線殺敵。他還組織政治部做好擔架隊的鼓動工作，沿途準備開水、幹糧，工作非常細緻周到。在第二次反“圍剿”一次戰鬥結束後，羅榮桓在路上碰到十一師的幹事鄧逸凡，便問他：“你是幹什麼工作的？”鄧逸凡回答：“組織擔架隊救傷員。”羅榮桓點點頭，拍拍鄧逸凡的肩膀，鼓勵他說：“這一項工作非常重要，一定要把負傷的階級弟兄全部救回來。”
“一定要把負傷的階級弟兄全部救回來”，羅榮桓把這件事看成是鞏固部隊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經常親自動手去做。但是良村戰鬥後，部隊馬上要去打黃陂，軍情急迫，他把這件事交給了政治部和供給部，不料出了岔子。盡管有種種客觀原因，但他心情仍然十分沉重，好幾天吃不好飯睡不好覺。
八月十一日，羅榮桓等率紅四軍和紅十二軍相配合，冒雨進攻黃陂，殲滅毛炳文師四個團。随即轉到興國楓邊、城岡地區隐蔽休整，靜觀敵人的動向。
這一期間，在城岡召開了紅四軍軍委會議，為貫徹王明路線而于四月間抵達中央蘇區的中共中央代表團一位負責人出席。會上又扯起良村戰後丢掉傷兵、俘虜和槍支的問題。羅榮桓主動承擔了責任，再次作了嚴格的檢讨。可是，林彪未做檢讨。會後，羅榮桓被免除軍委書記的職務，由林彪接任。羅榮桓對于受到不公道的批評，毫無怨言。後來也從未計較此事。
九月間，尋找紅軍主力一再撲空的敵人開始撤退。紅四軍和三軍團攻擊高興圩之十九路軍，打成對峙。十一師師長曾士峨壯烈犧牲。這一仗羅榮桓因腳傷未到前沿陣地。對曾士峨的犧牲，他感到十分悲痛，決心為曾士峨和一切犧牲的烈士報仇。當時他腳傷已經化膿，行動十分不便，未愈便又上前線，與林彪率部于九月十五日在方石嶺将敵五十二師殲滅。
第三次反“圍剿”勝利結束後，紅四軍奉命到石城地區開展工作。這時政委辦公廳已與政治部合并，羅榮桓任第四軍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政治部主任彭祜調到江西省軍區。林彪雖已任四軍軍委書記，但仍然隻管作戰，很少過問部隊整訓、群衆工作。同往常一樣，這一切主要仍由羅榮桓來抓。
-----------------進軍漳州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團主持召開了中央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贛南會議）。“左”傾宗派主義開始排斥毛澤東對紅軍的正确領導。十二月間，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一。七萬人在甯都起義，編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王明路線統治的臨時中央認為，“奪取十二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已提上議事日程。根據中共臨時中央的指示，中共蘇區中央局多數人不顧毛澤東的異議，決定紅軍圍攻贛州。林彪、羅榮桓奉命率紅四軍在南康、大瘐一帶發動群衆并防止廣東軍閥增援贛州。
由于贛州三面環水，防守堅固，紅軍圍攻三十餘日不克，遭重大傷亡後于三月七日撤圍。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紅一方面軍進行了整編，将紅四軍和紅十五軍編為第一軍團，由林彪任總指揮、聶榮臻任政委、陳奇涵任參謀長、羅榮桓任政治部主任。
三月下旬，紅一軍團和紅五軍團組成東路軍入閩，東路軍的指揮機關由一軍團指揮機關兼代。羅榮桓兼任東路軍政治部主任。三月三十日，毛澤東建議奪取漳州，中共蘇區中央局接受了這一建議。随後，毛澤東即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東路軍執行奪取漳州的任務。
出發前，東路軍指揮機關在汀州進行了周密仔細的準備。羅榮桓白天忙着開會，參與制定作戰計劃，晚上還要拟定政治工作計劃，準備對部隊的動員材料，撰寫交付石印的安民布告稿，每天都夜以繼日地辛勤工作。實在困了，就靠在椅背上打個盹或是用冷水擦一把臉。勤務員王東保半夜醒來，總是看到他仍然伏案工作。這時便起床給他沏一杯清茶，勸他早一點休息。羅榮桓放下手頭的筆，喝完茶，便按照家鄉的習慣，伸出兩個手指把杯裡的茶葉掏出來吃掉，然後擦擦眼鏡問一問王東保學習文化的情況，教小王識幾個字，再吩咐小王去睡覺，自己又專心緻志地工作起來。
四月初，東路軍向閩南進軍，四月十日收複龍岩。十七日，冒着急雨到達九龍江的支流東溪邊。這時山洪已經下來，洶湧湍急的河水擋住了部隊的去路。羅榮桓親自組織機關渡河。他吩咐将繩子、綁腿都接起來，大家互相拉着，身體單薄的小鬼拽着馬尾巴。整個機關既安全又迅速地渡過了河。十九日，部隊攻克漳州。
在紅軍入城之前，羅榮桓認真抓入城的政治工作。他召集了由各軍政委、主任參加的政工會議，要求各部隊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及關于入城的各項規定，要求宣傳隊全體出動，開展聲勢浩大的宣傳活動，分散到街頭巷尾向群衆講解“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東北以後的國内形勢，講解臨時中央政府頒發的《對日作戰動員令》和臨時中央政府和軍委聯合頒發的抗日宣言。羅榮桓特别強調，要貫徹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他指出，“漳州是福建沿海城市，華僑和僑眷特别多，他們的穿着打扮和江西不同，比較洋氣、闊氣，但絕大多數是勞動者或工商業者，不是土豪，我們千萬要注意，不能把戴禮帽、穿長袍的人都當成土豪。”
進城後，羅榮桓帶領政治部機關駐進了芝山上的一座小樓。在羅榮桓領導下，剛剛安頓好行李，整個政治部便象一盤機器一樣運轉起來。部長們和幹事們都分了工。有的抓工會、農會，有的抓工人糾察隊，有的準備“五一”慶祝大會，有的參加調查敵産，有的發動群衆、擴大紅軍，有的檢查群衆紀律……
第二天，各部隊的宣傳隊都撒到了街頭巷尾，張貼了在汀州印就的、以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的名義發布的布告和标語，進行演講，揭露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賣國投降政策，宣傳共産黨和紅軍抗日救亡的正義主張。
共産黨和紅軍的宗旨與主張很快赢得了廣大群衆的擁護。他們或奔走相告，或寫信發報，消息迅速傳播到廈門、福州、廣州、上海、港澳，乃至海外，共産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更加擴大了。
在進行廣泛的宣傳活動的同時，羅榮桓又組織政治部配合地方黨的組織分頭召開各界人士座談會，經過醞釀和協商，成立了閩南和漳州市的工農民主政府。在進行群衆工作時，羅榮桓不僅和早在一九二九年就調到閩西地方工作的老戰友蔡協民等重逢，而且又結識了陶鑄。紅軍打下漳州後，*紅一軍團政治部一直在白區工作的主任羅榮桓發布了城市布告占春、陶鑄等新戰友*。羅榮桓逝世後，陶鑄曾寫下“漳城初見情猶昨，遼水重逢意更妍”的詩句，紀念他們在漳州的相識和抗戰勝利以後在東北重逢、共同戰鬥的情誼。
五月一日，羅榮桓領導政治部在中山公園組織了有一萬多群衆參加的國際勞動節慶祝大會，在漳州繳獲的飛機也奉命起飛，在會場上空來回盤旋，撒傳單。大會盛況空前，漳州的群衆工作迅速達到了高潮。許多青年（其中包括從廈門趕來的），紛紛報名參軍，在短短的十幾天内，紅軍擴大了幾千名新戰士。
羅榮桓對這批新戰士中的青年學生十分重視。他親自同準備調到軍團政治部的蘇孝順①等人談話〔一九四五年三月改名為蘇靜。〕。當蘇孝順提出希望做軍事工作時，羅榮桓尊重他的意見，将他分到軍團司令部，而将蘇精誠、李兆炳等分到政治部。羅榮桓稱呼他們是文化人，經常問寒問暖，問他們是否吃得了苦，想不想家，鼓勵他們在嚴酷的鬥争中磨練自己。行軍時，老幹事們都是自己背背包。羅榮桓知道新同志一下子可能适應不了，便招呼他們把行李放到公用的牲口背上，關懷照顧，無微不至。
漳州的群衆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也曾經發生了一些問題。剛進城的時候，有的部隊對黨的工商業政策理解不深，曾經錯誤地沒收了一些民族資本家企業的财物。羅榮桓發現這一問題後，立即決定由政治部出面邀請工商界代表開會。在會上，羅榮桓說明了我軍保護工商業的政策，對有些單位錯誤沒收工商業者的财物的作法作了自我批評，也說明了紅軍目前缺少經費的情況，希望工商業者自願捐款。聽了羅榮桓懇切的講話，代表們都答應向各行業工商業者傳達。以後，多數工商業者認了捐，政治部在市中心出了捐款者的紅榜。
在漳州，政治部住的那棟樓房設備比較好，有電燈、電話、鋼琴、鋼絲床和全套的衛生設備。這些東西對于大多數同志講，都是第一次見到。在這座城市裡，“第一次”那就太多了，比如第一次看電影，第一次吃刨冰，第一次洗溫泉……在這當中也難免出一點把肉松當煙絲、用電燈點火抽煙之類的洋相。碰到諸如上下水道、電燈、電影等大家沒有見過的新奇的東西，羅榮桓便耐心向大家講解其原理和用途；同時教育大家，在這繁華的城市，仍然要保持紅軍艱苦樸素的作風。他身教重于言教，身居鬧市，一塵不染，仍然和幹部、戰士親密無間地生活在一起，睡覺時還蓋着他那一床已經沒有毛的俄國毯子，吃飯時同在一個菜盆子裡搛菜。
在物質生活十分菲薄的紅軍年代，炒一點辣椒或是買一點花生吃，對于羅榮桓來講，便是最好的物質享受。不料，在第三次反“圍剿”以後，青年團發起了一個“三不吃”運動，号召團員和青年群衆不吃油粑粑，不吃紙煙，不吃辣椒。油粑粑和紙煙對于紅軍來說都是奢侈品，不吃是為了節約。而辣椒，雖然算不得是什麼稀罕的東西，可據說有刺激性，吃了容易生疥瘡，因此也在不吃之列。“三不吃”運動開展以後，夥房的菜裡見不到辣椒了。勤務員王東保便找了一個香煙桶子，偷偷替羅榮桓炒了一點辣椒，讓他下飯。時間不長，這個秘密便被青年團員們發現了，聲言要将辣椒沒收。王東保說：“這是給羅政委炒的。”青年團員們說：“給政委炒的也不行。”雙方争吵起來。羅榮桓知道後，對王東保說：“我雖然是成年人，但要支持團的活動，也要響應青年團的号召。”讓小王把辣椒交了。辣椒吃不成了，買點花生吃便成了他唯一的享受。可是，他的身上經常是如杜甫的詩句所描繪的：“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不過，羅榮桓一塊光洋可不是留着看荷包用的，而是曾經救了他一命的紀念品，當然舍不得花。除此之外，他經常是一文不名。有時看到賣花生的，一掏荷包，一個銅闆也沒有。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便給他墊上。買上兩個銅闆的花生，大家一起吃。到發零用錢或分夥食尾子時，羅榮桓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還帳。可他怎麼也記不住究竟是借了誰多少銅闆，隻好把錢分成幾堆，分給大家，說是還帳的。同志們誰也不承認曾經借給他錢，又退給他。這樣推來推去，最後往往是以買一隻雞炒了大家吃一頓完事。到頭來他依舊是囊空如洗。到漳州後，又發了零用錢，與往常不同的是，羅榮桓竟沒有還帳。難道他是看中了大街上那些花花綠綠的商品了嗎？不，他是想買書。
從少年時代開始，羅榮桓便養成了愛讀書的習慣，上井岡山後，吃紅米飯南瓜湯，他安之若素，不以為苦，唯獨沒有書看卻使他感到難以忍受。每逢打土豪，他都要去找書，找到什麼看什麼。有一次，找到一本《野人記》，他也看得津津有味。到了漳州，他豈能不逛書店？書店裡的新書，動辄每本大洋一元，他買不起；但那舊書店裡一兩角錢一本的舊書，還是可以買一些看看的。他專門跑了一趟舊書店，一呆就是幾個小時，出門時笑眯眯地捧了一摞舊書。在路過芝山腳下毛澤東的住處時，他連忙進去，把書店的地址告訴給毛澤東。博覽群書的毛澤東自然更不放過這個機會，他很快便成了舊書店裡的上賓。
漳州旖旎的風光，亞熱帶的氣候，富饒的物産，繁華的市容，這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梁園雖好，終非久戀之鄉。在當時，紅軍還不具備長期占領這樣一座城市的條件。六月初，傳來了蔣介石準備發動第四次“圍剿”的消息。毛澤東決定立即撤兵，同時派人通知羅榮桓，所籌款子要全部上交中央有計劃統配使用。羅榮桓立即照辦。他領導政治部組織了閩西根據地各縣成千上萬十六七歲的少先隊員到漳州參觀，然後動員他們把包括兩架飛機、二千多支槍、六門炮、二台車床、一台發電機在内的大量戰利品秩序井然地搬運進根據地。這一批少先隊員受到了鍛煉和鼓舞，其中有部分人員參加了紅軍。
-----------在第四次反“圍剿”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甯都召開會議，“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加緊推行其政治上反“右傾”，組織上“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的錯誤綱領，毛澤東被調去做政府工作，随後又被撤銷了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接着，在福建開展的反對所謂“羅明路線”①〔羅明，當時的福建省委代理書記。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共蘇區中央局錯誤發動了反羅明路線鬥争，羅被撤職〕，發展到江西，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又被錯誤地批判。一大批堅持正确意見的、有實際經驗的幹部遭到打擊和排擠。在第四次反“圍剿”快要開始的時候，一軍團也接到了調動羅榮桓工作的命令。一軍團政委聶榮臻以他和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的名義向總部發報，提出，“大敵當前，我們請求羅榮桓同志工作不要調動”。總部同意緩調。羅榮桓并沒有因為即将調動而影響自己的情緒，仍然兢兢業業地工作，把政治部的工作領導得有聲有色，對保持一軍團這支主力軍旺盛的戰鬥情緒，對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起到了強有力的保證作用。
第四次反“圍剿”是在毛澤東已離開紅軍領導崗位的情況下進行的。由于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兼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和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兼紅一方面軍政治委員周恩來仍然按照毛澤東式的戰略戰術進行指揮，作戰取得很大勝利。二月十一日，“左”傾領導者強令一軍團攻南豐，不克。十三日，國民黨軍向南豐增援。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朱德指揮下，毅然撤兵，秘密轉移到廣昌以西隐蔽集結。二月二十七日，在黃陂地區運用大兵團伏擊的戰法，殲敵第五十二師全部和第五十九師大部，俘師長李明、陳時骥。
三月二十一日，紅軍在草台崗地區向敵第十一師猛攻，殲其大部，重創敵援軍第五十九師殘部和第九師一部，基本粉碎了蔣介石對中央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蔣介石遭此慘敗，不禁發出“此乃為本軍未有之慘事”①的慨歎〔蔣介石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緻陳誠的電報，（台）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二百七十頁，轉引自楊樹标：《蔣介石傳》，團結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第一版第二百二十七頁〕。
在第四次反“圍剿”兩大戰鬥之間，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羅榮桓主持了一軍團在第四次反“圍剿”中政治工作的檢閱②〔檢閱：當時用語，含義相當于現在的檢查、總結〕，以他和副主任李卓然的名義做了題為《官家僚③以後政治工作》的書面總結〔官家僚：地名，位于南豐縣西北，是一方面軍圍攻南豐縣時，一軍團機關的駐地〕，指出，在三都整編④之後〔三都整編，一九三三年二月初一方面軍在黎川縣三都進行整編，一軍團撤銷了軍一級建制，直轄七、九、十、十一四個師〕，“宣傳鼓動工作有些進步”，“能抓緊當地的實際問題作為宣傳鼓動的出發點”，“對目前的中心任務能從各方面進行較深入的宣傳工作”。
在井岡山鬥争時期，羅榮桓便非常重視宣傳工作。他曾提了石灰桶子，到處刷标語，也曾站到方桌上，對趕圩的老表講演。到紅四軍下井岡山的時候，每個營和連都有了宣傳兵。羅榮桓對這支宣傳隊伍抓得很緊，不僅依靠他們對部隊、對群衆，對白軍士兵作宣傳，而且把他們看成是初級政治幹部的來源，精心加以培養。可當時有一些人卻瞧不起這些宣傳兵。行軍時，宣傳兵們為了做行軍鼓動工作，經常插隊伍，跑前跑後。有的人就諷刺挖苦，怪聲怪氣地喊道：“唉，大家快閃開，騎兵團過來了！”還有的人把宣傳兵說成是“賣狗皮膏藥”的，宣傳兵過來時便開玩笑地問道：“唉，你那膏藥幾個錢一張啊？”也有的人幹脆直截了當地對宣傳兵說：“你們貼那标語有什麼用？要打仗嘛，還得靠老子手裡的槍。”
聽了這些反映後，羅榮桓耐心對部隊進行教育。他指出：子彈可以殺傷敵人，但是很難打到蔣介石的頭上。而貼标語做宣傳可以争取群衆、瓦解敵軍，卻能起到這個作用。
古田會議以後，紅軍宣傳工作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連隊裡普遍建立了列甯室（後來改稱為俱樂部），部隊每到一地号房子時，都把最好的房子留給列甯室，開展對幹部、戰士的文化教育。行軍時，戰士的背包上都寫了标語。指導員一喊：“現在學标語了。”戰士們便一面行軍，一面通過學标語認識幾個字。歌詠活動逐漸形成了熱潮。在井岡山上，戰士們隻會唱北伐時期的《打倒列強除軍閥》，以後歌子便多起來了，《當兵就要當紅軍》、《工農兵聯合起來》、《少年先鋒隊隊歌》都唱開了。這些紅色歌曲又很快通過赤衛軍、少先隊等組織傳到人民群衆之中。群衆也用舊瓶裝新酒的辦法編唱了許多新的山歌。這些山歌又傳到了部隊。
一九三一年以後，各師都有了油印小報。軍團部出版了《戰士報》。羅榮桓對這張報紙非常重視。他不僅親自撰寫社論、文章，修改稿件，而且有時還親自推滾子、印報紙。報紙成了宣傳員們手裡銳利的武器。行軍休息時，宣傳員們便拿着報紙，到處奔走，忙着飛行讀報，到了一處，一聲喊：“同志們，請聽勝利消息……”讀完一段，又趕往别處去讀。于是，勝利的消息便到處傳開了。
宣傳員手裡提的桶子也不僅僅是裝石灰了，有了黑煙子、紅土，有時甚至還有彩色顔料。牆上除了寫标語，又畫了漫畫。羅榮桓三天兩頭往宣傳隊跑，對寫标語、畫漫畫作具體指導。有一次他看到宣傳隊将軍閥畫成了土豪，便對隊員們說：“你們沒有見過軍閥，軍閥要比土豪洋氣一點。”根據羅榮桓的指示，宣傳隊員便給軍閥頭上加上一頂呢帽，鼻梁上再架一副眼鏡。
戰時鼓動工作加強了，部隊上火線時，政治機關及時派出宣傳隊員、幹事和傳達員在要道和陣地上呼口号、唱歌，鼓舞指戰員的鬥志。各部隊都有不少傷員不僅不下火線、不啼哭，而且幫戰友壓子彈、擰手榴彈蓋子，呼口号，鼓舞戰友，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自覺做好陣地鼓動工作。
紅軍的宣傳鼓動加上正确的俘虜政策，把大批白軍士兵争取了過來。白軍士兵打仗時朝天放槍的，帶着槍跑過來的，幾乎每一仗都有。
大革命時代化裝演講的方法也吸收到紅軍宣傳工作中來了。這種化裝演講很快發展成演活報劇和文明戲。當時，演戲沒有固定的劇本，幾個人在一塊把劇情湊好便可以上台。台詞都是演員現編的。沒有女角，便由身材瘦小的肖華、童小鵬等人男扮女裝。演出時，順山坡架起幾根竹竿，用幾塊門闆一拼，再挂上幕布，就是舞台。劈一些松明，借來老表捉泥鳅用的鐵罩子，把松明放進去，再往橫竿上一挂，點起火來，就是燈光。美中不足的是這種“燈”有煙，把演員的鼻子、眼角都熏黑了。至于服裝，紅軍、農民和土豪的，那都是現成的。要演軍閥、帝國主義者也好辦。用細竹蔑子綁一副眼鏡架，染黑了糊上一層玻璃紙，這就是眼鏡；糊一頂高帽子，在帽子上畫上不同的标志。演員戴上高帽子和眼鏡，手裡再拿一根文明棍，就活脫脫的是一個軍閥或是帝國主義者了。
這種戲劇，照現在的眼光看，可能會感到比較原始、粗糙，藝術性不強，可在當時，卻深受部隊和群衆的歡迎。大家看到高興處便哈哈大笑，看到難過時便低頭流淚，從娛樂之中受到了教育。
三次反“圍剿”結束後不久，羅瑞卿出任紅四軍政治部宣傳部長，他對演戲很熱心，部隊很快形成了演劇熱。他編導了一出《誰給我們痛苦》，揭露土豪對農民的殘酷壓迫和剝削。這出戲演了好久。紅軍每到一地，宣傳隊在演出之前，都要到村裡作一番調查研究，然後将劇中人的姓名換成當地真人的姓名，劇情再稍作變動。演出效果非常之好。群衆反映：“紅軍真神了，才來了三天就将我們這裡的事編進戲文了。”
不久，羅榮桓又委托羅瑞卿組織了一個文化娛樂訓練班，學員學習結業後便組成了劇社。因為軍團機關報叫《戰士報》。這一劇社也就命名為“戰士劇社”。劇社成立後，随着演出水平的提高，其影響也越來越大。不過，演員仍然是業餘的。
在一次戰鬥中，部隊抓了不少俘虜兵。他們受了國民黨欺騙宣傳的影響，對紅軍很不信任，有的猶如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有的拄了拐，纏上白布裝彩号……
為了對他們進行教育，羅榮桓要戰士劇社為他們組織一次專場演出。劇目叫《血汗為誰流？》。這是一出以甯都暴動為背景，描寫國民黨士兵因不堪忍受軍官壓迫而起義的三幕歌劇。演出開始時，俘虜們神情淡漠。随着劇情的發展，他們的注意力集中了。演到第二幕，台下傳來唏噓聲。第三幕開始以後，許多人坐不住了。他們扔掉拐杖、扯下白布，連呼自己上了國民黨的當，紛紛要求參加紅軍。
在第四次反“圍剿”前，副主任李卓然等又編了一出《廬山雪》，描寫紅軍打進了南昌，即将殺上廬山去，活捉蔣介石。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就象那廬山上春天的殘雪，很快消融、瓦解。為了體現官兵同樂，在羅榮桓的支持和贊助下，羅瑞卿将軍團主要領導幹部都動員上了台，各人都按實際擔任的職務扮演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羅瑞卿自告奮勇演蔣介石，年紀小個子也小的童小鵬則扮演宋美齡。
戲演到最後一幕，紅軍已打下了南昌，部隊正準備向廬山前進。台上是軍團司令部，林彪正在接電話。電話裡報告：“現在已經繳獲了許多戰利品，請示怎麼處理？”林彪立即答複：“用船裝。”接着是林彪和聶榮臻召集會議，聶榮臻提出，要請羅主任研究出捷報。這時該羅榮桓出場了。而他當時患瘧疾，正坐在後台火盆邊烤火。早在“五卅”運動期間，羅榮桓在青島大學就曾組織過戲劇演出，可他自己卻沒有上過台，這一次也許是因為怯場，也許是因為身體不舒服，他仍然沒有上台。隻是低頭坐在那裡笑。林彪在台上喊了幾聲：“羅主任呢？”沒有回音，便下命令：“通信員，去把羅主任請來！”于是，幾個小夥子不由分說，便把羅榮桓推上了台……
這一出戲，就其“殺上廬山去，活捉蔣介石”的内容來說，在當時的條件下，也未免太浪漫主義了。可是演員的陣容卻是空前的。那麼多軍團幹部上了台，引起了指戰員們極大的興趣。部隊的文娛生活更加活躍了。
羅榮桓患瘧疾後，一直帶病堅持工作。不久，寒熱把他折磨得面黃肌瘦，終于病倒了。他當然不能象以往那樣經常下部隊。這又成為一個罪名，叫做“官僚主義”。盡管羅榮桓在四次反“圍剿”中工作做得很有成績，但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的方針是絕不會改變的，羅榮桓也非調走不可。因此，盡管有聶榮臻等人的竭力挽留，四月中旬，他還是奉命離開了一軍團。
----------總政治部巡視員和動員部長
羅榮桓接到任命他為江西省軍區政治部主任的調令後，便來到甯都。受了錯誤批判、滿腹牢騷的謝唯俊約了駐在甯都附近的第三軍團教育大隊政委江華冒雨前來看望。羅榮桓看到這兩位老戰友來訪，十分高興。他拿出頭一天買來的花生，又泡了一壺茶，三個人圍坐在一起，邊剝花生邊聊天。
自從甯都會議召開以來，眼看着毛澤東總結的、過去一直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張遭到否定，眼看着擁護毛澤東正确主張的領導幹部一個個被調開、撤換乃至受到殘酷鬥争、無情打擊，他們三人此刻心情都很不舒暢。一開始誰也沒有說話，隻是悶坐在桌旁，聽着淅淅瀝瀝的雨聲，剝着花生……
半晌，還是羅榮桓打破了沉默。他關切地問起謝唯俊的近況。這一來好比是打開了謝唯俊的話匣子。他将郁結在心頭的不快統統傾吐出來。最使他不滿的是教條主義者對所謂“狹隘經驗論”的批判和“山溝裡沒有馬列主義”的論調。
謝唯俊的不滿引起江華的強烈共鳴。江華憤憤不平地說：“我硬是想不通，為什麼吃紅米南瓜就沒有馬列主義，偏偏隻有到莫斯科吃了洋面包才有馬列主義！”
謝、江的議論，羅榮桓十分熟悉。早在一九三一年，周以栗就說過：“山溝裡是有馬列主義的！”周原是執行立三路線的中共中央長江局代表。他到蘇區後從實踐中體會到毛澤東的主張是正确的，于是有了這樣的認識。然而，在教條主義者看來，這簡直是“大逆不道”！因此，羅榮桓便意味深長地說：“你們這樣說難道不怕坐牢嗎？”
羅榮桓沒有講更多的話。而江華、謝唯俊經他的提醒，不約而同地長歎一聲，也不再講話了。這時，那雨也下大了，雨珠打在瓦上的聲音聽起來更加響亮而急促，似乎在訴說着郁結在他們心頭的憤懑……
當時，一些不正确的東西往往是從上面來的。執行吧，明知不妥；不執行吧，又違反了下級服從上級的紀律。在“殘酷鬥争，無情打擊”面前常常是有理也說不清。因為一句話說得不對頭，就撤職查辦、進保衛局，已是屢見不鮮的事情了。考慮到這些因素，羅榮桓又不得不向他們打招呼：“這些話在這裡講完就完了。你們出去千萬不要亂講。我們有意見歸有意見，工作還是要盡量做好，要盡量發揮一個共産黨員的作用。”
羅榮桓到任不久，已經搬到蘇區的臨時中央即派人來督促反江西的“羅明路線”。省軍區指派政治部青年部長鐘發宗發言。鐘在會上說，過去不認識鄧、毛、謝、古，對他們提不出什麼意見。中央來人大發雷霆，當場指斥鐘是“機會主義的發言”。眼看鐘發宗過不了關，羅榮桓和軍區司令陳毅商量後便決定立即将鐘調到三分區去當政治部主任，把鐘保護起來。
六七月間，羅榮桓又被任命為軍委總政治部巡視員和總政治部武裝動員部長。
此前，中共蘇區中央局已提出了“最大限度地擴大與鞏固主力紅軍，在全中國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的口号。羅榮桓的使命就是領導武裝動員部，貫徹執行這一口号。
總政治部駐在瑞金沙州壩以北約有十五公裡的一個山溝裡，孤零零的一個院子，主要建築是一座用土坯蓋的兩層樓。院子南面有水塘，周圍有松、樟、竹林，環境相當幽靜。在這裡，雖然時常可以看到敵人的飛機，需要鑽防空洞，可激烈的槍聲聽不到了，也用不着每天急行軍了。機關工作畢竟沒有部隊工作那麼緊張，羅榮桓早晚甚至可以同受到錯誤批判後被調到宣傳部的鄧小平一道，到竹林裡散散步，或者是到水塘邊看肖忠謂等年輕的幹事捉魚。肖忠謂還真有兩下子。他光着腳丫下水田，腳趾頭一夾，一條泥鳅就捉住了。
這種生活，對于身上沾滿了硝煙征塵的羅榮桓來說，是顯得太悠閑了。他和當時受到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排擠和打擊的其他幹部一樣，感到有勁使不上，十分難受。而他們又無法改變這種局面。
可是，羅榮桓并未消極。他到總政不久，便帶着少先隊總隊長張愛萍等到興國、瑞金一帶去調查研究。
羅榮桓結合以往四軍和一軍團擴紅的經驗，向張愛萍等指出，要擴大紅軍，必須充分發揮少先隊、模範少先隊和赤衛軍等群衆組織的作用，采取逐步升級的原則。
當時的少先隊，吸收十幾歲的青少年參加，是一種不脫産的群衆性武裝組織，相當于現在的民兵。當時的模範少先隊是一種半脫産的群衆武裝組織，平時巡邏放哨，保衛工農民主政權，戰時則擡擔架、搞運輸、支援前線，類似現在的基幹民兵。赤衛軍是成年人參加的地方武裝。
羅榮桓認為，要鞏固地擴大紅軍，關鍵是要抓好模範少先隊的工作。這有兩個好處：一是有利于配合赤衛軍就地堅持武裝鬥争，反對地主武裝，保衛工農民主政權，保衛人民勝利果實；二是有利于擴大紅軍。
他說，由一個老百姓到紅色軍人，要有一個過程。一開始，他們往往有家鄉觀念，不太樂意參加紅軍。這時，可圖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紅色中華以把他們組織到模範少先隊報》刊登表彰擴紅成績優異的和赤衛軍中去。平時進行軍羅榮桓等人的《光榮紅版》事政治學習，進行野營訓練，戰時配合主力紅軍作戰。主力紅軍要有意識地關心和照顧他們。打勝仗時可以讓他們參加追擊和打掃戰場，以鼓舞他們的戰鬥情緒，使他們逐步适應戰鬥生活。在這個基礎上再整排、整連、整營、整團地吸收他們參加紅軍。
八月二日，羅榮桓在《紅星報》上發表的《瑞京興國第一批野營的檢查》一文，體現了上述思想。
一九三三年九月，蔣介石出動五十萬大軍，發動了第五次“圍剿”。為應付規模日益擴大的戰争，中共中央再一次提高了擴大紅軍的要求。羅榮桓被任命為擴紅突擊隊總隊長。他帶了張愛萍等人深入到樂安、宜黃一帶農村，挨家挨戶進行擴紅。
由于上面要求擴紅的數字大、時間緊、任務重，在一些地區出現了強迫命令的傾向。有的地方采用召開群衆大會的方法，開會時把前後門都關起來，在簡單動員後便要求到會的人十一報名，有一個不報名的就不散會。有的地方對不報名當紅軍的以封房子、沒收土地相威脅。有的地方在不報名的青年家門口釘上“可恥牌”。有的地方又采取了哄騙或花錢收買的辦法。
針對這一情況，羅榮桓提出，一定要堅持說服教育，反對強迫命令。要向群衆講清武裝保衛紅色政權，保衛土地革命勝利果實的意義。他還指出，對參軍的同志，當地黨支部、工農民主政府、赤衛軍、少先隊要優待其家屬，安排勞力為他們種地，以減少參軍者的後顧之憂。
由于羅榮桓在擴紅運動中做出優異成績，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中央在《關于擴大紅軍突擊月總結的決定》中宣布，将羅榮桓、羅邁（李維漢）、毛澤覃等各突擊隊的領導者的名字“放在各報紙擴大紅軍突擊運動的光榮紅版，在各種小冊子、會議與報紙上解釋與宣傳他們的工作經驗，教育全黨同志”。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羅榮桓出席了在瑞金沙州壩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大會上，羅榮桓由于擴紅中取得的優異成績再一次受到表揚，獲得一枚銀質獎章。大會選舉他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三月二十五日，《紅星報》發表了羅榮桓的《赤、少隊突擊運動的初步檢查》。文章指出，要完成擴紅突擊運動，最根本的問題是做好艱苦深入的宣傳鼓動工作，克服抄寫名冊、會議舉手通過等強迫命令的做法。
一九三四年三月，蔣介石在鎮壓福建事變之後，又集中主力對中央根據地發動進攻。“左”傾教條主義領導者由于在軍事上是門外漢，便把指揮大權交給了共産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奧地利人李德。四月間，敵軍逼近廣昌。李德采用以堡壘對堡壘，節節抵抗的戰術來應付，并提出了保衛廣昌的口号。這時，羅榮桓也來到了廣昌前線。他和十四師兼廣昌警備區政治部主任唐天際住在一起。老戰友重逢，當晚進行了徹夜長談，互相交流了部隊和地方上的情況。對于修碉堡，進行消極防禦，他們兩人都很不以為然。
第二天，唐天際接到了撤銷他主任職務的命令。他回到住地後，羅榮桓看到他情緒比較低沉，關切地問他是不是不舒服，唐天際便将這個命令拿給羅榮桓看，并告訴他事情的原委。
在前幾天看地形時，唐天際看到在廣昌北面山上孤零零地修了一個被動挨打的碉堡，很不滿意，指示部隊在廣昌南面河邊修一個工事，準備一旦頂不住敵人時可掩護部隊撤退過河。工事剛剛修好，李德來到前線。他看到這個工事很生氣，在會上拍着桌子責問：“誰讓在河邊修工事的，這豈不是準備退卻嗎？這樣做還怎麼誓死保衛廣昌？”在李德的堅持下，唐天際被撤了職。
無獨有偶，羅榮桓自己也碰到過類似的事。一天，李德去陣地前沿視察。羅榮桓作為總政的工作人員也跟着去了。在陣地上李德用望遠鏡觀察了一番，回過頭來正好見到羅榮桓。他也不問羅榮桓是幹什麼的，便命令羅帶一個工兵排去埋地雷。羅榮桓執行了命令，埋完雷回來報告。不料李德變了卦，又命令羅榮桓再去把地雷起掉。這時敵人離埋地雷處已經近在咫尺。羅榮桓實在不理解李德為什麼要下這個命令，讓戰士們去做無謂的犧牲，因此，沒有理他。李德見狀大發雷霆，跳着腳指着羅榮桓的鼻子喊道：“你不去，殺你的頭！”這時，敵人的前衛已經踩響了幾個地雷，而敵人的炮彈也已打到李德所在的工事周圍。去起雷已經不可能了，這件事才不了了之。
正因為他自己有這樣的經曆，他又親眼看到一些幹部無端遭受處分，輕則警告、撤職，重則罰苦工、進監獄，所以，他對唐天際的處境十分理解。但是他并沒有向唐天際訴說自己遭李德訓斥的事，而隻是平靜地說：“咳，這是必然的嘛！現在到處都是這個樣子。”停了一會，他又語重心長地向唐天際打招呼：“越是處境困難，越是要冷靜。要暫時忍耐，遵守紀律，否則要吃虧。”
羅榮桓的語氣十分平靜，可心裡卻是波瀾起伏。他對“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懷有強烈的不滿情緒。一九五六年他在談起王明“左”傾宗派主義的一些做法時說：意見不一緻，就一、二、三地争論嘛，以求得一緻。宗派主義就不是采取這個辦法，他們是：開除黨籍，送軍事法庭，送裁判所，送運輸隊，罰苦工。當時，很多同志怕鬥争、怕批評、怕開會。那還得了，那樣的話，一個人怎麼能夠活下去呢？
盡管當時羅榮桓等許許多多幹部都對“左”傾冒險主義的一套很不滿，但他們無力扭轉在五次反“圍剿”中被動挨打的局面。廣昌北山上那個碉堡隻能放一個排，盡管在山坡上埋了不少地雷，但仍然擋不住敵人的進攻。四月二八日廣昌失守。
當羅榮桓回到總政時，得知根據地南線的門戶――會昌城以南的筠門嶺也已經失守。筠門嶺失守的原因依然是李德推行了以堡壘對堡壘的消極防禦方針，犯了防禦中的保守主義錯誤。可是李德卻将責任推給下面。筠門嶺的守備部隊二十二師政委方強被撤職批判後送到保衛局，其他幹部也做了調整。總部已任命周子昆為二十二師師長，王開湘為政委，孫毅為參謀長，劉道生為政治部主任。
總政治部副主任賀昌委托羅榮桓跟劉道生談話。
劉道生當時正在紅軍大學學習。他曾聽過羅榮桓講的紅軍政治工作的課，對這位老四軍政委十分敬重。當他走進羅榮桓的辦公室時，未免有點拘謹。羅榮桓親切地招呼他坐下，給他倒了一杯水，又遞給他一把芭蕉扇，讓他歇口氣，下下汗。然後很随便地詢問他的經曆、年齡。當劉道生不再感到拘束後，羅榮桓針對當時由于“左”傾錯誤而形成的赤白對立的問題，指出：“以前打土豪、分田地的時候，我們侵犯了中農的利益，把不少中農當富農搞了。結果老百姓反水，受敵人欺騙，組織了什麼守望堂、紅槍會，什麼反共自衛隊，拿起土槍、梭镖打我們。這種局面對我們極為不利。扭轉這種不利局面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對群衆，無論如何不能開槍，隻能耐心教育。如果有可能，可以召集他們開會，宣傳我們的政策。以前把中農當富農鬥了的，要通過複查改正過來。富農也要分田給他。”他還要求根據敵人情況的變化有針對性地做好瓦解敵軍工作，要揭穿敵人的欺騙，号召敵軍士兵掉轉槍口，和紅軍聯合起來，共同對付地主老财，共同對付國民黨反動派。
劉道生到職不久，羅榮桓也來到二十二師，對劉道生的工作從怎樣發揮政治部各業務部門的作用到如何主持部務會議，進行了手把手的幫助。
一天，二十二師的特派員不通過劉道生便以AB團的罪名把政治部的秘書長、宣傳部長和師直總支書記孫光遠三人抓了起來。劉道生要求放人。當時特派員直屬上級保衛局，不受同級政治部主任領導。特派員拒絕了劉的要求。劉碰了釘子，便立即去向羅榮桓報告。
羅榮桓聽完劉道生的彙報，想了一會問道：“總支書記和宣傳部長是什麼出身？平時工作怎麼樣？”
劉道生回答：“總支書記是雇農出身。宣傳部長是中農出身，平（江）浏（陽）暴動便參加了革命。他們對革命都忠心耿耿，工作都很積極。”
羅榮桓點點頭：“這就好辦了，你去對特派員講，不是講成份嗎？随便殺雇農可不行。宣傳部長是中農，中農也是革命的，殺他們沒有道理。你對他說，如果你堅持要殺，我們也可以向上級保衛局反映。”
有了羅榮桓出的點子，劉道生感到心裡有了底。他對特派員如此這般一講，果然救下了宣傳部長和孫光遠的命，孫到全國解放後還感激地說：“要不是羅主任，早就沒命了。”
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在一九三○年便曾發生過并得到糾正。但中共臨時中央進入中央根據地後，卻又重犯這一錯誤。羅榮桓無論是在一九三○年還是在一九三四年，對肅反擴大化的抵制可以說是一貫的。在當時“左”傾思想籠罩一切的形勢下，能從肅反擴大化執行者手中救出同志的生命，實屬難能可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唯成份論盛行的情況下，成份倒成了挽救兩個幹部的根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