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古田會議前後
----------古田會議以前
一九二九年三月中旬，紅四軍殲滅土著軍閥福建省防軍第二混成旅郭鳳鳴部兩個團，攻占長汀，打開了閩西局面。在長汀，部隊番号作了改變。團改稱縱隊，營改稱支隊，連改稱大隊。第二十八團主力編為第一縱隊，第二十八團餘部和特務營編為第二縱隊，第三十一團編為第三縱隊。第三縱隊司令伍中豪，黨代表蔡協民。羅榮桓任第三縱隊第九支隊（即原三十一團三營）黨代表，九支隊長是張宗遜。
六月下旬，紅四軍第三次打下龍岩後，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在會上圍繞黨對軍隊的領導問題進行了一些争論。這一争論早在井岡山時期即已産生，有的人對黨支部決定連隊的問題有懷疑，有的黨員認為黨的嚴格紀律約束了個人自由。此外，雖然經過了“八月失敗”，但建立根據地的思想尚未為當時紅軍領導人所普遍接受。
關于這次争論，羅榮桓在一九五六年回憶說：“有的高級幹部、知識分子感到約束很大。一切重大問題由黨來決定，這當然是對的，在今天看來是不成問題的，黨員自然要服從黨的決定。但在那時候，這個問題卻沒有解決。一切要經過支部，一切權力歸于黨，引起了許多同志不滿。但毛主席對原則問題是不讓步的。七次代表大會所争論的主要就是這個問題，就是有一些人存在着不滿情緒。”
與這一問題相聯系，會議還争論了究竟是政治部出布告，還是司令部對外，政治部隸屬于司令部。在會上，還有人認為，民主了半天，最後還是黨代表集中，是“自上而下的民主制”，實際上是家長制。他們主張實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一切問題都由大家來讨論決定，如此等等。
從秋收起義以來，羅榮桓便在毛澤東領導下工作，他親自貫徹執行了毛澤東的許多主張。例如，支部建在連上，實行黨代表制，三大紀律六項注意，部隊要做群衆工作，要建立根據地等等，這些主張完全切合部隊實際情況，效果都是明顯的。毛澤東關于反對流寇主義、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反對極端民主化的思想都是正确的、無可懷疑的。不這樣做，就會失敗。“八月失敗”就說明了這一點。而毛澤東關于加強黨對軍隊領導的主張牽涉到要把紅軍建設成一支什麼樣的軍隊，更是必須堅持的。因此，在紅四軍“七大”會議上，羅榮桓發言表示堅決擁護毛澤東的主張。但是，這種意見在會議上隻占少數。會議改選陳毅為前委書記，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到閩西特委指導工作。
七月底，蔣介石發動閩、粵、贛三省的第一次“會剿”，紅四軍決定，第一縱隊和第四縱隊①留在閩西堅持鬥争〔一九二九年一月由閩西地方紅軍編成〕，第二縱隊和第三縱隊出擊閩中。與此同時，陳毅赴上海向中央彙報紅四軍的狀況和紅四軍“七大”中的分歧意見。
由于閩中群衆工作沒有基礎，出師不利，朱德決定，回師閩西。九月，第二、三縱隊和一、四縱隊會師後打垮土著軍閥福建暫編第二旅盧新銘部，攻占上杭。九月下旬，在上杭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
這時，由于實行了否定民主集中制的“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實際上是極端民主化，問題無論巨細都毫無準備地拿到會場上争，往往争論終日得不到一個結論。
紅四軍“八大”在這種極端民主化的氣氛中開幕以後，“為了一個紅軍法規中的黨代表權力問題，讨論了兩天仍舊沒法解決”。①〔熊壽祺：《紅四軍狀況報告》，一九三○年五月十六日〕這次會在無組織狀态下開了三天，毫無結果，引起許多同志不滿。在會上，羅榮桓等發言，要求将毛澤東請回來領導紅四軍。但是，毛澤東仍然留在閩西。
十月上旬，中央要求紅四軍乘兩廣軍閥混戰、粵北空虛的機會，向東江地區出擊。當這一指示到達紅四軍時，兩廣軍閥混戰已經停止。然而因為消息閉塞，前委仍然照中央指示執行，率第一、二、三縱隊開往東江地區。
十月二十二日，陳毅從上海返回部隊，帶來了他根據周恩來多次談話和中央軍事會議精神所寫、經周恩來審定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指示信肯定了紅四軍的鬥争經驗，要求前委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明确指出，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
十月二十五日紅四軍攻入梅縣後，撤出稍事休整。十月三十一日又返轉來打梅縣。羅榮桓率領九支隊打進了北門。敵軍憑借街道兩旁的樓房，用手榴彈、機關槍封鎖街道。我軍隊形擁擠，又無工事掩蔽，傷亡達二百多人。羅榮桓腰部右肋骨下，被子彈打穿，負了重傷。譚政、孫開楚兩人冒着彈雨，将他擡下了火線。
羅榮桓被敵人的子彈打中，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在井岡山時期的一次戰鬥中，他正帶領戰士們與敵人激戰，突然感到胸前似乎被人打了一拳。他也沒有在意。戰鬥結束後，他才發現自己上衣的口袋已經燒破了。他一摸口袋，那作為零用錢發給他的一塊銀元居然還在。他把這銀元掏出來，攤在手心，回想着方才的戰鬥情景，一切都明白了，原來子彈正好打在銀元上。他搖搖頭，道一聲“慚愧”，不禁啞然失笑。他後來诙諧地對家裡人說：“要不是這塊銀元保駕，那一次我已經去見馬克思了。”
羅榮桓躺在擔架上，随着打了敗仗的隊伍匆匆北撤。當時部隊裡連紗布、碘酒也沒有，醫務人員隻好随便找上點白布将他的傷口裹上。殷紅的鮮血早就把裹傷口的白布浸透了。在崎岖的山路上，擔架不住地颠簸，引起羅榮桓傷口一陣陣劇痛。他咬緊牙關，還不時安慰為他的傷勢焦慮的醫務人員。
隊伍撤到尋烏，才找到碘酒紗布。十一月二十三日，紅軍收複汀州，紅四軍前委召開會議，決定請毛澤東速回紅四軍主持前委工作。同日，羅榮桓住進了汀州傅連攬辦的福音醫院。自從紅四軍一九二九年三月打下汀州後，傅便傾心革命，帶領醫院積極救治紅軍傷病員。由于紅軍當時尚無較穩定的根據地，紅四軍撤離汀州後，醫院仍留在汀州，利用教會和紅十字會名義及傅在當地上層人物中的關系，繼續掩護和醫治紅軍傷病員。
這時，羅榮桓的傷口已基本愈合，但因為負傷時失血過多，身體仍然十分虛弱。為了給羅榮桓補血，加強營養，傅連撈焯烊盟吃豬肝，可又不讓他吃一點辣椒，因辣椒是有刺激性的東西。羅榮桓住了十天院，幾乎天天都吃不放一點辣椒，鹽也放得不多的豬肝湯。他既衷心地感謝傅醫生對他的關心，可又感到實在有點吃膩了。後來他經常對傅連攬玩笑說：“你的豬肝我可是吃夠了。”傅便雙手一攤，無可奈何地說：“當時為了加強營養，除了豬肝，我是什麼也拿不出啊！”
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回到紅四軍前委。二十八日，前委召開了擴大會議，決定部隊整訓，同時準備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
十二月初，羅榮桓出院歸隊，随即率領第三縱隊第九支隊來到連城新泉，參加部隊整訓，軍部也駐在這裡。
在此期間，毛澤東集合了一批黨代表，用半個多月時間，召開了多次座談會，進行調查研究，為召開紅四軍黨的九次代表大會作準備。羅榮桓自始至終參加了這些會議，并積極反映了部隊的情況。他講了廢止肉刑，反對打罵士兵的問題。他說，第九支隊有一位軍官，打人很兇，士兵就送了他一個綽号，叫“鐵匠”。這個典型寫進了古田會議的決議。
十二月中旬，部隊由新泉開往古田，羅榮桓等黨代表又參加了毛澤東召集的會議，逐條讨論，起草了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草案。
十二月二十八日，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即著名的“古田會議”在古田的溪背村廖氏宗祠召開，毛澤東作了關于大會八個決議草案的報告，朱德作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并就禁止槍斃逃兵問題作了發言。由于大會八個決議草案是會前經過充分醞釀，集體讨論後由毛澤東起草的，因此很順利地為大家所一緻通過，這就是《中國共産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在這一決議中，毛澤東系統地總結了紅四軍建軍的經驗，确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根本原則，奠定了紅軍政治工作的基礎，使紅軍得以肅清一切舊軍隊的影響而成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
大會接着改選了紅四軍前委。這次大會提出，候選人必須具備“政治觀點正确、工作積極、有鬥争曆史”三個基本條件，才能當選為委員。會議經過充分醞釀，選舉了毛澤東、朱德、陳毅、李任予、黃益善、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十一人為正式委員，楊嶽彬、熊壽祺、李長壽三人為候補委員。在前委一九三○年一月六日向中央的報告中指出：“此次選舉精神，一洗以前的故習，……内中如宋裕和（湘南農民）、李長壽（獨立團老兵）、田桂祥（湘南農民）、黃益善、羅榮桓五位同志皆系作下層工作，以觀念正确，鬥争積極，經前委介紹而當選。”
羅榮桓的一貫表現和在古田會議前後的作用得到了毛澤東的稱贊。在古田期間，有一次，毛澤東和剛從上海調來的前委秘書馮文彬在散步，這時羅榮桓恰巧從一旁走過。毛澤東指着羅榮桓對馮文彬說：“這個同志是個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領導幹部，對這個同志，我們發現晚了。”
古語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沉靜穩重的羅榮桓就是不言的桃李。由于他不露鋒芒，便很難脫穎而出。人們發現他的才幹就需要一個過程，連以知人善任著稱的毛澤東都對他發出了“發現晚了”的慨歎。
------------在第二縱隊
古田會議結束後不久，朱德率紅四軍第一、三、四縱隊從古田出發，進軍江西。毛澤東率第二縱隊斷後，同時改組了這個縱隊的領導機構：曾士峨任司令，羅榮桓任政治委員①〔根據中央九月來信，此時黨代表已改稱政治委員〕，原二縱隊五支隊黨代表羅瑞卿任縱隊政治部主任。
這支部隊的骨幹力量是原軍部的特務營。它是由國民黨起義部隊編成的。在起義之初，隊伍裡有不少士兵是既扛步槍又帶大煙槍的“雙槍”兵。為了将這支隊伍改造成為真正的人民軍隊，前委派去了各級黨代表，補充了一批經過革命戰争鍛煉的戰士，建立了黨支部和士兵委員會，從組織上完全改變了舊軍隊的一套，為部隊的進一步改造打下了基礎。
但是，濃厚的舊軍隊的思想作風，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清除的。這支隊伍裡，有不少人還沒有認識到紅軍黨代表制度的重要性。對黨代表重視與否，完全是看人行事。黨代表如果能打仗，他們就伸出大拇指，說一聲“兄弟佩服”，十分尊重；否則，就看不起，甚至罵黨代表是“賣狗皮膏藥的”。也有不少人認為軍隊的任務就是打仗，群衆工作是地方幹部的事，頂多也隻不過是政治幹部的事。他們非常不情願到閩贛交界的山區來，感到這個地方田少石頭多，吃的盡是番薯，生活太苦。他們最高興的是闖州過府，因為進了城就可以大吃大喝。有少數流氓習氣嚴重的還想乘此去賭錢、逛窯子。在管理教育上，一方面打罵士兵的現象普遍存在，槍斃逃兵的事件時有發生；另一方面又有些由舊軍隊來的幹部對戰士的缺點錯誤姑息遷就，說什麼“當兵的能打仗就行，平時馬虎點沒有關系”。個别人看到士兵賭錢，不僅不制止，反而要赢了錢的請客。
第二縱隊所以會存在這些問題，客觀原因是剛起義不久，要改變舊作風舊習氣非一日之功，而主觀原因則是由于縱隊缺乏堅強的領導核心。這個縱隊原來的黨代表張恨秋去年下半年剛從上海調來，沒有經過實際鍛煉。他調到二縱隊不久，正趕上打土豪殺豬，便親自提了燈籠去照明，嘴裡還不住地吆喝：“豬肝歸我，豬肝歸我。”在群衆中造成了不好的影響。他來不久，部隊去打梅縣。編進隊伍裡的一批原盧新銘部的俘虜兵，天天有開小差的。他不是設法加強政治工作去鞏固隊伍，而是采用槍斃逃兵的辦法，部隊出發前常常要槍斃逃兵放在大路上示衆。但這樣做仍然制止不住士兵逃亡。打梅縣失利後，二縱隊的六七百名從舊軍隊過來的士兵幾乎跑光了。
羅榮桓一到職，就在毛澤東的親自指導下，向部隊傳達了古田會議決議，組織大家認真學習和貫徹，以此作為改造這支部隊的關鍵。
按照羅榮桓的指示，各支部逐條對照決議檢查了本部隊和本支部存在的問題。在檢查過程中，有些人有抵觸情緒，黨員們就以決議為武器，對他們進行說服教育，批評幫助。檢查結束後，各支部又把檢查的結果向全體黨員公布，發動群衆讨論。幹部和黨員自覺的自我批評精神和堅定不移的鬥争決心，對全體指戰員是很大的鼓舞。這樣，就從上到下造成了反不良傾向的氣氛，一個轟轟烈烈的群衆運動開展起來了。打罵士兵、不尊重黨的領導、不願做群衆工作、搜俘虜腰包、亂拿群衆的東西乃至吃喝嫖賭等不良傾向和壞人壞事都揭發出來，并受到批評糾正。
在運動過程中，羅榮桓經常深入到各支隊和大隊去，一面了解情況，一面加強具體指導。他發現，賭錢、抽大煙、逛窯子這些流氓行為已逐漸克服，不過還有少數流氓習氣嚴重的人仍在偷偷摸摸地幹。有幾個賭鬼賭錢時，派人在門口放哨。他們在自己的腿上拴上繩子，繩頭交給放哨的，政委一來，放哨的一拉繩子，裡面就趕緊收攤子。
針對這個情況，羅榮桓又及時在全縱隊提出“反流氓行為”的口号，發動群衆對有嚴重流氓行為的人開展嚴肅的思想鬥争。這些人大部分在群衆的幫助和監督下改邪歸正了。個别人屢教不改，混不下去了，就開了小差。不過，這種人走了，反而會使部隊更加純潔。
同反流氓行為比較起來，反對打罵士兵、槍斃逃兵就要困難得多了。有些軍官認為打罵士兵是帶兵之必需，而逃兵就是“反革命”，應當槍斃。這兩種在古田會議決議中已明确指出是“帶有盲動主義性質的”錯誤行為，在部隊内部還頗有市場。
在井岡山時期，羅榮桓曾同打罵士兵這種軍閥殘餘作了長期的、不疲倦的鬥争。至于槍斃逃兵的現象，在井岡山上還沒有發生過，但下山之後，随着老骨幹傷亡、俘虜成份不斷補充進來，便時有發生并日益嚴重了。
為了徹底糾正槍斃逃兵現象，羅榮桓召集了多次會議，對一些思想不通的幹部進行說服。他首先指出，槍斃逃兵是封建軍閥壓迫士兵的辦法，革命軍隊絕對不能采取。
羅榮桓指出，士兵逃跑大多數是因為怕苦、想家；有的請假不準，不辭而别；有的是因為幹部管理方法不當……對這些人主要是教育問題。即使是拖槍逃跑，也要具體分析。如果将槍拖到兄弟部隊或是赤色區域，也還是沒有死罪；隻有拖槍投敵才能以反革命論處。
根據前委規定，羅榮桓宣布，今後士兵想回家的，可以先做思想工作，勸他們不要回去。如果勸說無效，可以準假并發給路費，告訴他們做秘密工作的方法，叫他們回去從事農民運動、工人運動乃至白軍士兵運動，今後什麼時候歸隊都表示歡迎。羅榮桓指出，所以要這樣做是由紅軍的性質決定的。紅軍既然是工人、農民志願組織的武裝，就不能強迫。捆綁不成夫妻，用強制的方法并不能鞏固部隊。打梅縣後，第二縱隊幾乎天天槍斃逃兵，還是跑掉那麼多人，就是一個證明。
在反不良傾向的基礎上，羅榮桓又領導全縱隊建立了定期檢查古田會議決議貫徹執行情況制度和黨課教育、士兵教育制度，同時健全了支委會、支委和小組長聯席會、支部大會、小組會和黨員定期向小組長作彙報等制度。
在傳達貫徹古田會議決議過程中，羅榮桓還學習了毛澤東給林彪的複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林彪對形勢的悲觀估量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早在井岡山上，羅榮桓就聽到過“紅旗打得多久”的議論，但要對其進行說服卻頗為費力。讀了這封信，他感到有了澄清悲觀情緒，進行形勢教育的銳利武器。這封信對他思想影響很大。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擔任山東分局書記時，還将此信印發給山東軍區各戰略區負責人，并加按語說：“該信是有曆史意義的重要文獻，是馬列主義者觀察問題與掌握形勢的典型”，要求大家研究學習。
在工作中，羅榮桓和羅瑞卿密切配合，很快互相熟悉起來。羅瑞卿一九二九年初受中共中央派遣由上海赴閩西組建當地紅軍。他未參加過井岡山鬥争，羅榮桓經常向羅瑞卿講秋收起義和井岡山鬥争的情況。受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的羅瑞卿，一九七二年在被監禁時回憶道：
在中央蘇區時，我們就不斷聽到羅（榮桓）宣傳主席領導正确的故事，如秋收暴動、三灣改編、井岡山鬥争如何艱苦，天天紅米南瓜，主席如何教育部隊忍耐堅持…………雖然這些宣傳，還是帶着單純的樸素的性質，但他是滿腔熱情的……對我們也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
羅榮桓和羅瑞卿在性格上各有特點。羅榮桓沉靜、穩重，羅瑞卿爽朗、幹脆，但配合十分默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後來，因為他倆都姓羅，又先後任第二縱隊、紅四軍政委，同志們為了區别起見，便稱呼羅榮桓為大羅，羅瑞卿為小羅。
一九三○年二月下旬，紅四軍在江西吉安以東的水南、施家邊殲滅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一個旅。部隊随即轉入贛南分兵發動群衆。
三四月間，羅榮桓等率領第二縱隊到達贛南的安遠、尋烏地區。這時，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經過羅榮桓等政治幹部不斷的實踐和總結經驗，已形成了一整套比較成熟的群衆工作“七部曲”，即：第一步分發土豪的谷物給貧雇農以發動群衆；第二步進行口頭和文字宣傳、化裝講演、召開群衆大會以宣傳群衆；第三步建立工會、農會等以組織群衆；第四步組織赤衛隊以武裝群衆；第五步建立黨的支部或區委以領導群衆；第六步舉辦群衆領袖、黨的幹部訓練班以訓練群衆；第七步分配土地、建立工農民主政權。這七步，每一步都要進行調查研究，使做群衆工作的過程同時成為調查研究的過程。
第二縱隊經過貫徹古田會議決議，掌握了這“七部曲”，群衆工作出現了嶄新的氣象。部隊走到哪裡，标語就貼到哪裡。部隊一駐下，戰士們主動地向群衆宣傳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調查土豪劣紳的罪惡。部隊打了土豪，除完成籌款任務外，把全部東西都分給了群衆。每次出發前，大街小巷都打掃得幹幹淨淨。支部還派人挨家挨戶檢查群衆紀律，看看借了東西還了沒有，損壞了東西賠了沒有。這樣，紅軍的政治影響擴大了，軍民關系也更加密切了。隊伍一出發，村裡的男女老少都戀戀不舍，齊集村頭夾道歡送。
幾個月的功夫，第二縱隊的面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引起了前委的重視和注意，羅榮桓等的工作得到了前委的贊揚。一九三○年五月，赴上海黨中央出席全國紅軍會議的紅四軍代表熊壽祺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二縱隊過去沒有很好的上級幹部，軍事政治都無中心，因此戰鬥力差于一、三縱隊。最近上級幹部已另換人，二縱隊又複興起來了。”
-------------深入第三縱隊
一九二九年春天以後，紅四軍利用國民黨各派軍閥連續混戰的有利時機，轉戰贛南閩西，獲得很大發展，又組建了紅六軍、紅十二軍。一九三○年六月間，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上海召開，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占了統治地位。立三路線命令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會師武漢”、“飲馬長江”。按照中共中央決定，紅軍在汀州整編，組建了第一軍團（開始曾稱第一路軍），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下轄紅四軍、紅三軍（原紅六軍）、紅十二軍。羅榮桓代理紅四軍政治委員。
早在二月陂頭會議①以後〔二月七日在吉安縣陂頭鎮召開的紅四軍、五軍、六軍和贛西特委負責人聯席會議。第五軍彭德懷等為贛江所阻，未出席〕，朱德、毛澤東便不再兼任紅四軍軍長和政委的職務，而任命林彪為紅四軍軍長，潘心源（即彭清泉）為紅四軍政委、四軍軍委書記。但當時潘作為中央巡視員正在湘贛邊界和紅五軍中活動，不能到四軍任職，乃由熊壽祺代理軍委書記。四月一日，紅四軍打下廣東南雄後，熊作為紅四軍代表赴上海出席全國紅軍代表會議。前委即重新物色四軍政委的人選。
林彪打仗很穩重也很靈活，擅長于出敵不意，打敵人的伏擊。但個性很強，不願聽取别人批評。别人頗難同他共事。自從他擔任第二十八團團長以來，同各屆黨代表大都搞不好關系。陂頭會議後，四軍政委實際空缺。作為紅四軍政委，除必須具備立場堅定、觀念正确、有豐富的政治工作經驗等基本條件外，還要有寬廣的胸懷。既要有堅定的原則性，在非原則問題上又要有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讓、諒解，以利于搞好和林彪的團結。毛澤東建議由羅榮桓代理四軍政委，前委同意毛澤東的建議。
紅四軍共有三個縱隊。第一縱隊是老二十八團，戰鬥力很強。二縱隊經過羅榮桓等近半年的辛苦工作，也趕上來了。三縱隊原是老三十一團。在汀州整編時，為了加強由閩西地方紅軍編成的第十二軍的戰鬥力，已将其成建制調到十二軍，而将原十二軍的第二、三縱隊調入紅四軍組成新的第三縱隊。當羅榮桓到任時，比較弱的就是這個縱隊。部隊轉移到江西後，這個縱隊有許多福建籍戰士因家鄉觀念嚴重，紛紛開小差。第十九大隊在汀州原有一百八九十人，到了瑞金，隻剩下七八十人。兵員不足，他們隻好打了一面“擴大紅軍”的三角旗子，沿途招募，又補進了不少江西籍的戰士。羅榮桓非常注意對這支新部隊的培養、鍛煉。到瑞金後，羅榮桓便把行李搬到第三縱隊，深入部隊進行調查研究。
一天，他帶了三位幹事、一位勤務兵、一位馬夫來到第三縱隊的特務大隊。
經過同戰士們一道生活，羅榮桓發現，部隊擴大以來，團結問題突出起來了。這個大隊的大隊長是湖南老鄉，愛吃辣椒。政委是廣東人，偏偏不愛吃辣椒。買菜的時候，大隊長經常囑咐司務長買辣椒，要挑那種又紅又尖的，越辣越好。大隊長這種愛好得到了同樣喜歡吃辣椒的江西籍的戰士支持，可卻遭到不愛吃辣椒的政委和福建籍戰士的反對。這位大隊長又有點軍閥殘餘，古田會議以後打人固然不敢了，嘴裡罵罵咧咧的卻仍然是家常便飯，而政委也不肯忍讓。于是，吵架就不可避免了。
羅榮桓了解這一情況後，出席了大隊的支委會和士兵委員會。在支委會上，大家又扯起了吃不吃辣椒的問題。羅榮桓發了言，他說：“我們這個大隊有江西人，也有福建人，還有廣東人、湖南人，來自四面八方。要不是革命，大家誰也不認識誰。革命使我們成了階級弟兄，我們一定要團結，不團結，工作搞不好，仗也不能打好。所有的共産黨員都應該在團結方面起模範作用。我們湖南有這樣一首民歌：‘一根竹竿容易彎，三紮麻繩扯斷難，衆人拾柴火焰高，齊心團結金不換。’這說明了團結的重要。團結，這是一個出發點，有了這個出發點，一些具體問題，象吃辣椒的問題就好解決了。太家應當互相諒解、互相照顧。今後可以少買點辣椒，單炒，愛吃辣椒的湖南人、江西人的需要就可以滿足了。但是，不要放到菜裡頭，這樣也照顧到了福建人的不同的口味。”
經過羅榮桓的耐心教育，這個大隊幾個幹部都作了自我批評，表示今後一定要團結起來。
羅榮桓離開特務大隊後，又走訪了幾個大隊，發現福建人和江西人之間的團結問題普遍存在，除生活習慣不同外，語言不通也是造成隔閡的原因之一。
針對這一情況，羅榮桓召開了專門研究和解決團結問題的政工會。羅榮桓在會上說：“福建的同志剛從地方上出來，講話别人聽不懂，他們坐在一起是很自然的。這不是什麼小宗派、小集團，當然，福建的同志也要學國語①〔當時用語，即普通話〕，你們幹部今後向部隊講話，要學着講國語，不要講土話。在這個問題上，幹部也要用自己的帶頭作用去影響戰士。今後，部隊還會不斷發展，五湖四海的人都會碰到。如果不會講國語，指揮部隊就會發生困難。”
會後，由于各級黨組織的重視，團結問題很快解決了。而不會打仗的問題又突出了起來。紅一軍團由廣昌轉移到興國集結後，于七月十一日北上。路過吉水的一個夜間，紅四軍正以第一、二、三縱隊的序列行軍。三縱隊一些新戰士看到前面有人打手電筒，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都慌裡慌張往路邊的樹林子裡躲。亂了好一陣子才把隊伍整理好。七月二十四日部隊進駐樟樹鎮後，一、二縱隊在贛江邊警戒，三縱隊駐在鎮子裡。也是在一個夜間，一、二縱隊發現江裡有敵人的汽劃子，便用機槍掃射。三縱一些新戰士聽到機槍響，又亂了起來，用當時的語言講，就是發了一陣“妖風”。于是，有人編了順口溜，嘲笑這支新部隊“走路走不動，打仗發妖風”。
羅榮桓發現這一問題後，吩咐三縱隊政委張赤男将大隊以上的政治幹部找來開會。在會上，羅榮桓針對部隊這種驚慌失措的現象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他說：“一個手電筒就把我們搞散了，聽到機槍響就發妖風，怎麼行呢！”聽到羅政委的批評，大家都低下了頭，感到非常慚愧。他們說，許多戰士連手電筒也沒有見過，連機槍響也沒有聽過，根本沒有打過大仗。羅榮桓聽完他們的解釋，口氣緩和了一些。他耐心地說：“打仗，誰也不是從娘肚子裡生下來就會的，都是學會的。兵要靠幹部帶。”他要求幹部以自己在戰鬥中的模範作用影響和教育戰士，要手把手地教，通過放哨、夜行軍等活動鍛煉新同志的膽量，提高他們的信心和勇氣。後來，在文家市戰鬥前，羅榮桓又到三縱隊進行動員，這一仗，三縱隊打得很好。通過這次戰鬥的洗禮，這支新部隊逐漸鍛煉出來。
在樟樹，羅榮桓返回軍部。這時，在紅軍中開始建立青年工作。為此，将共青團興國縣委書記肖華調入紅四軍任專職的青年委員。當時，肖華才十四歲。羅榮桓同他親切交談，耐心地教他怎樣開展工作。
羅榮桓首先引導肖華認識紅軍青年工作的特點，他說：“這次毛委員調你到紅四軍做青年工作，這可與地方團的工作有區别呀。地方上主要是打土豪、分田地，組織兒童團、少先隊，搞擴大紅軍和參戰；而部隊團的工作作為黨的助手，卻着重于對青年士兵進行共産主義教育，鼓舞戰鬥意志。要一切服從戰争需要。”
羅榮桓要求肖華立即着手建立各縱隊和支隊的團組織，配齊青年幹部，建立連隊的團支部和小組，再逐步健全團的生活。他要求青年工作要符合青年的特點。他說：“生龍活虎是青年人的特點，青年工作就要符合這個特點，要朝氣蓬勃、生動活潑，不要死死闆闆的，要開展多樣化的文娛體育活動。要發動團員密切聯系群衆。團員在各項工作中特别是在戰鬥中要起先鋒模範作用。要組織團員和青年學習軍事技術和黨的政策。要組織團支部作好幫助掉隊戰士和鞏固部隊的工作……”
在羅榮桓的具體指導下，肖華利用行軍作戰的間隙，積極開展工作。在各級政治機關共同努力下，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軍、師、團各級普遍建立了共青團的組織。紅四軍的青年工作很快出現了新的局面。
-----------在打AB團的日子裡
一九三○年七月下旬，按照中共中央決定，紅一軍團進逼南昌郊區。八月一日，毛澤東派少數部隊到牛行車站鳴槍紀念“八一”，但并未進攻南昌，而是率部西去，于八月二十三日，和由紅五軍擴編而成的紅三軍團在浏陽縣永和市會師，組建了紅一方面軍，由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總前委書記。這時，得悉潘心源已返回上海，不可能到四軍任職，乃正式任命羅榮桓為紅四軍政委。
九月上旬，按照立三路線統治的中共中央六月間的命令，第一方面軍攻長沙，不克。毛澤東勸導部隊轉向江西，于十月四日攻占吉安，随即北上。沿途在袁州、峽江、羅坊召開多次會議，讨論行動方針。毛澤東主張放棄打大城市，轉到贛江以東廣大赤色地區作戰，然而一部分領導幹部受立三路線的影響，仍然主張攻打南昌、九江。會議就此展開争論。據何長工回憶，羅榮桓在這幾次會議上發言不多，但表示完全擁護毛澤東的正确主張。最後，毛澤東等終于說服了主張打大城市的一些領導幹部。這時，傳來了蔣介石調動十萬人馬向紅軍逼進的消息。第一、三軍團先後渡過贛江，準備采用“誘敵深入赤色區域，待其疲憊而殲滅之”的方針，以粉碎敵人的“圍剿”。
部隊撤到宜黃時，各軍都開展了肅清AB團①〔AB團，一九二七年初在江西成立的一個反共秘密組織，其主要任務是排斥在國民黨江西省各級黨部中的共産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四十二”反革命政變後，此組織即解散〕的鬥争。這是在紅軍中開展的第一次大規模的肅反鬥争。由于總前委對敵情估計錯誤，加之缺乏經驗，沒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一時間，部隊中出現了亂捕亂殺的現象。
在這一期間，羅榮桓正在部隊檢查反“圍剿”的政治工作。他聽說政治部的幾個部長，甚至還有剛從十師調來的一個小勤務員也被抓了起來，便匆匆趕回軍部。這時，軍部已轉移到黃陂、小布以東的釣鋒。羅榮桓一下馬便聽取了政治部的簡單彙報，然後來到押“犯人”的臨時拘留所。
羅榮桓一進門，便看到一個小戰士蹲在牆角哭哭啼啼，那瘦小的肩膀不住地顫動。這是一個還沒有發育成熟的孩子，在“犯人”中特别顯眼。羅榮桓走到他跟前，和藹地問：
“小鬼，你告訴我，是怎麼回事？”
小戰士一見是羅政委，慌忙站起身來，用袖子擦擦眼睛，抽泣着說：“我就是幫他們買了半斤花生米和一斤白酒……”說着說着，他象受了欺負的孩子見到了媽媽，哭得更傷心了。
羅榮桓皺起了眉，“你不要哭，慢慢地講。你叫什麼名字，在哪兒工作，幫誰買了花生米和酒？”
小戰士一面不住地抽泣，一面告訴羅榮桓，他叫王東保，原來在十師宣傳隊。十師宣傳隊有幾個AB團被殺掉了。他就是給他們買的花生米和酒。
羅榮桓長長地噓了一口氣，指着王東保責問陪他前來的保衛幹部：“這是一個小孩子，怎麼會是AB團？”
不等這個幹部回答，羅榮桓便立即下令：“把他放了！”後來羅榮桓把他要去當了勤務員。
處理完王東保等人的問題，他又聽負責審訊的幹部彙報說，有“犯人”交代，副官遊邦棟也是AB團。羅榮桓決定親自聽取對他的審訊。
遊邦棟來後，矢口否認自己是AB團，負責審訊的幹部打斷他的話，冷冷地對他說：“你不要再狡辯了，×××已經交代了……”
聽了這個話，遊邦棟感到自己渾身有嘴也說不清，他轉向羅榮桓，急切地說：“羅政委，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不是AB團。如果我是，”這時他從桌上搶過一把刀，羅榮桓還沒有反應過來，他決斷地說，“就象這個手指！”說着，他手起刀落，砍斷了自己的左手小指。
羅榮桓連忙吩咐警衛員把他帶下去找醫生進行包紮。事後，他嚴肅批評了遊邦棟自殘的錯誤做法，把他釋放了。
這時，又有人反映，軍部特務營政委陳志堅打AB團很不得力，右傾手軟，說不定本人就是AB團。肖華是二十軍發源地興國縣人，據說興國縣的AB團最多，所以肖華也有AB團的嫌疑。羅榮桓不同意這種捕風捉影的猜測，将他們保護起來。
與此同時，打AB團在各師已經普遍開展起來了。部隊撤到甯都縣境時，軍政治部通知第十二師師長肖克和政委張赤男說，十二師的宣傳隊長和一個宣傳員是AB團。于是，師裡立即将這兩人逮捕。提審時，這兩個人不承認，一用刑，承認了，又供出了十幾個人。再抓，再打，再審，這十幾個人又供出幾十人，十一月底，這個師已抓了一百多人。當時前委規定，捕人由各團黨委決定，殺人由各師黨委決定，毋須向軍黨委和前委請示報告。十二師準備殺幾十人。
就在準備動手的這一天早晨，十二師領導感到殺這麼多人有問題，肖克便騎馬到釣峰軍部向羅榮桓政委請示。羅榮桓和紅四軍軍委秘書長黃益善接見了他，聽了他的彙報。羅榮桓明确答複：“不能殺那麼多人。”黃益善支持羅榮桓的意見。
聽了這兩位領導幹部的意見，肖克感到心中有了底。他立即往回趕，救下了三十多人。從此，“羅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紅軍許多部隊中流傳開來。
打AB團，是由于在鬥争形勢十分緊張的條件下，中共黨組織對紅軍内部的敵情作出了錯誤估計。當時的羅榮桓還無法分辨這一是非。但是由于他保持了比較清醒的頭腦，具備優良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仍然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由于他的親自幹預，紅四軍殺人相對地說比較少。這一點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已經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了。盡管後來他因此被某些領導人看成是“右傾”，但他卻減輕了打AB團對部隊造成的傷害，保持了部隊的戰鬥力，從而為即将來臨的反“圍剿”的勝利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