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外交風雲
第一節 曆史選擇了他
1954年10月1日，天安門城樓紅燈高懸，嘉賓滿座，共賞節日焰火。
陳毅副總理坐在位子上若有所思，等待與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談話的機會。後天他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出訪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須請示與商談。更重要的是以此行作為開端，他的陣地将逐漸轉移到外交戰線上來了，這是他一生中又一次重要的轉折。
正式獲知這一決定是在5天前。第一屆全國人代大會投票選出了國家最高領導人。當晚，鄧小平在勤政殿告陳毅準備出訪東德，他慨然應命，并得知此後他的工作将轉向外交方面。當夜他在日記中寫道：“我之工作轉到政府方面和外交方面，已完全解決了。瞻念前途，實有绠短汲深之懼。”
說“绠短汲深”，似乎并不符合實際。陳毅早已表現出外交的才華。早年勤工儉學時作為留法學生代表與中國駐法公使的談判、抗争；1927年底在韶關教堂大門口與法國神甫的洽談；1945年向毛澤東提出的關于和美蔣關系的重要意見；1946年停戰時期和美軍代表的折沖周旋：都表現出他是這方面的卓越人才。他在統一戰線工作中的成就更是全黨範例之一。他的“懼”是對自己嚴格要求的表現，用他自己的話說：“我這個人幹外交恐怕不行。”
“我這個陳毅，有時候說話很有破壞性，有時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來說話就沖口而出，不管輕重的。在我們内部，對同志有什麼傷害??可以對同志解釋??在外交上這麼一來可就砸鍋了。”但是毛澤東認為“臨事而懼”正是優點。
毛澤東與外賓應酬過後，陳毅便上前請示，問德國之行有何交代。毛澤東說，望你對整個德國的情形作一番考察研究。
在毛澤東的談話中，陳毅敏銳地感到毛澤東對“整個德國”的重視含有戰略思想發展的新因素。因為早在1946年，毛澤東即提出了“中間地帶”的理論，采取了三分世界的方法，把歐洲國家也列在應該争取的“中間地帶”。
這是陳毅所熟知的。後來國際鬥争形勢的需要，使中國共産黨接受了“兩大陣營”的理論，采取了“一邊倒”的政策。現在毛澤東對“整個德國”有濃厚興趣，陳毅理解了這一交代的重要意義――要了解西歐國家，争取西歐國家。
10月5日，陳毅率代表團抵柏林，開始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訪問并參加其國慶5周年慶典。在訪問期間，陳毅花大量的時間綜合了解德國情況特别是聯邦德國情況。工業恢複程度、科學技術水平、産品競争能力，與美國、西歐各國的經濟聯系及矛盾，一直到諸如移民、戰俘、外國駐軍、知識階層的情況，他都一一摘記、分析，有時還邀請來自聯邦德國的教授、藝術家、工人代表談話，進行了缜密細緻的科學的考察。
回到北京的當晚，風塵仆仆的陳毅便向周恩來總理作了訪問情況的彙報。其中特别談到德國戰後經濟恢複的經驗，認為值得中國重視和借鑒。接着，陳毅又起草了關于德國情況的報告，對東、西德狀況和未來發展趨勢作了分析，受到中央的好評。
當時的國際舞台上，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嚴重對立，亞非拉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方興未艾，新中國外交旗幟鮮明地反對美國侵略政策和戰争政策，加強同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發展與亞非拉民族獨立國家和其他國家的聯系，從而在國際鬥争中越來越大地發揮自己的作用。陳毅，正是在這樣的時刻開始他的外事活動，獲得寶貴經驗的。
真正使陳毅領略外交鬥争的複雜性和“藝術性”的，是随周恩來總理出席第一次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的經曆。周恩來是中國代表團團長和首席代表，陳毅是團員、代表，是總理最重要的副手。這次會議是由南亞5國總理發起，在中國積極推動、支持下召開的。與會29個亞非國家，代表着14.4億人民，第一次在沒有西方大國參與操縱的情況下召開國際會議，顯示了空前的力量，也引起了帝國主義者及各國反動分子的驚慌和忌恨。
1955年4月7日，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率領中國代表團啟程離京抵達昆明。而先期啟程的中國部分工作人員乘坐的“克什米爾公主号”客機在從香港飛往萬隆途中爆炸墜海，8名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及新聞記者、3名外國人員及部分印度機組人員遇難！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克什米爾公主号”事件。
事後查明是美蔣特務機關收買香港機場一職工，在機上安放了定時炸彈所緻。人們憤慨而擔心：周恩來是否還能按期到會？
公安部長羅瑞卿再三勸周、陳緩行，毛澤東主席在杭州也為代表團的安全極為焦慮不安，然而周恩來總理與陳毅幾經商議，仍決定按原計劃如期出發。4月16日，專機經停仰光，次日終于安全飛抵萬攏這一行動不僅表現了中國領導人個人的無畏，更顯示了人民中國對于亞非團結反帝事業的重視。
大會發言一開始，就有人對中國發出陣陣指責非難，有人端出了“共産主義就是新殖民主義”的論點??言辭偏激刺耳，會場充滿火藥味。19日上午某國代表在發言中甚至表示懷疑中國在邊境成立民族自治州是為了向鄰國搞“滲入”、“颠覆”。會場氣氛極度緊張，簡直一觸即爆。下午緊接着要發言的周恩來将作何說？中國若不反駁豈不當衆示弱，若據理力争又會一發而不可收拾。面對會議産生分裂走上歧路的危險，周恩來決定将原來準備的發言稿改用書面散發，在4月19日中午短暫的休會時間内，和陳毅等深入研究，決定堅持并更加明确地表述求同存異的方針，并親自起草了一個補充發言稿。下午開會時，隻見周恩來與旁邊的陳毅交談了幾句，站起身來，走上講壇，以誠懇、大度的姿态發言說：“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本來，對于美國一手造成的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我們很可以在這裡提出，請求會議加以讨論。??中國在聯合國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這裡提出批評。但是我們并沒有這樣做。因為這樣一來，就很容易使我們的會議陷入對這些問題的争論而得不到解決。??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存異。”??發言一完，會場沸騰了，各國代表紛紛擁上前向中國總理表示祝賀、欽佩、感謝，完全扭轉了會議的緊張局面。
顧全大局的克制，謀求團結的誠意，求同存異的耐性，再加上恰如其分的揭露和反擊，這一切為會議排除障礙獲得成功打開了道路。也使周恩來受到各國代表的普遍景仰和尊重。陳毅後來向人說：“這是馬列主義外交的典範，是給我們代表團學習得最多的一點。”他易動感情的性格确實受到了一次磨煉。在代表團中，他以“學生”和“練習生”自喻，處處突出總理的作用，而實際上他是周恩來不可缺少的副手，尤其在會場内外與各國代表積極接觸，廣交朋友這一點上，做了出色的貢獻。他和印尼外交部長、國防部長多次交流經驗，向緬甸工業部長介紹中國自力更生建設工業的計劃。盡管意識形态各異，但共同的願望和目标使彼此了解和接近了。菲律賓代表羅慕洛稱贊中國代表團的态度和周恩來的演說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現了民主精神”。巴基斯坦阿裡總理說：“我是帶着成見來的，但想不到周恩來總理這樣尊重别人的意見。現在成見消除了。隻有偉大的中國才能派出這樣偉大的代表團！”
正是本着這樣的精神，會議終于達成了團結反帝的決議和聞名于世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它是在由中國總理首先提出，并與英緬總理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擴充發展而成的。萬隆會議第一次表達了亞非人民争取解放團結的巨大力量，敲響了為自由獨立而戰的戰鼓。
萬隆歸來之後，陳毅開始參加外交部各次黨組會議，為接手外長工作做準備。他專管、分管的工作又多，終年日夜忙碌。
1956年6月中，陳毅由西藏回京便參加中共“八大”的準備工作，7月南下參加中共上海市代表大會。9月“八大”召開，加上國務院工作，外事活動，不勝繁忙。10月1日起，他陪同來訪的印尼總統蘇加諾從北京出發，經沈陽、杭州、廣州直送到昆明。回到北京，又趕上波、匈事件發生，中央徹夜研究，他每日參與研讨并逐件貫徹執行。11月1日，就在他即将随周恩來總理對印度等國進行重要訪問的前兩天，突然在印度駐華大使的宴會上暈倒，他因此不得不休息了一年多，但仍出席許多重要外事活動。1957年5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來訪，周恩來總理在宴席上向客人介紹說：“這是陳毅同志，最近從華東調進中央，今後準備由他主持外交工作。”
陳毅忙接道：“不，我是來輔助周總理工作的。”毛澤東主席又加了一句：“他是多年同我一道工作很好的同志。”――這決非“外交辭令”，而是毛澤東、周恩來對陳毅的高度信任和贊賞。
1958年2月11日，新華社正式公布了任命陳毅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的消息。
第二節 獨立自主反帝反霸
陳毅就任外長3天，便首次以新身份随周恩來總理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作友好訪問，并安排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年内全部撤回中國。
中國主動提出撤軍，意義非同尋常。中國已證明是個有力量應别國政府請求向該國派出志願軍進行有效援助的國家，而仗一打完，便無條件撤回，不在别國領土上留駐一兵一卒。不圖謀己利，不支配别人。這在當今世界上能有幾個大國做得到呢？外電評論中國政府由于這一行動，“而在亞洲冷戰中大膽地掌握了主動，并使美國陷入難堪的境地。”非但撤軍，而且要撤得漂亮。2月17日，陳毅随周恩來來到中國人民志願軍總部，作了一番意味深長的發言：“我們任何時候，任何地點，不要去充恩人，以為我有恩于你，你就要給我磕頭。??‘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現在我們有的同志以為這樣那樣的東西是我帶來的，要拿走。不行！要嚴格執行志願軍首長的命令。回國去國家可以給你們置一點。
世界上什麼東西最值錢？最值錢的是這個鮮血凝成的友誼！”
朝鮮戰争結束了，然而美軍還留在三八線以南，第7艦隊還在台灣海峽遊大。剛上任的陳毅外長将以何種姿态來着手處理中美關系？他和他的對手、70歲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先生，将如何抗衡？
在獨立自主這重大問題上，中國共産黨人的立場從來是堅定的。解放初上海有人主張“中國應該做美蘇之間的橋梁”，陳毅做了堅決批評，并告之毛澤東。毛澤東道：“這話的意思就是要中國人腦殼着地，背拱起來，讓美國人從中國人背上走到蘇聯去，讓蘇聯人從中國人背上走到美國去。我們難道能這麼幹嗎？”陳毅後來對人說：“主席挖苦得好，誰願意幹誰可以去幹，我這個外交部長是不幹的！巴黎和會上克裡蒙梭逼着顧維鈞簽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杜勒斯先生和他所代表的政治經濟勢力卻還懷戀着那個時代。1950年他在聯合國安理會曾向出席安理會讨論中國控訴美國侵略案的一位中國特派代表的助理人員說：“我與中國是有曆史關系的。”此話很确切。他外祖父約翰・沃森・福斯特當過美國國務卿，卸任後來華，甲午海戰後以“大清帝國顧問”身份，與李鴻章一起去日本，簽訂了割讓台灣、向日本賠款2萬萬兩白銀的《馬關條約》。1907年老福斯特又帶着小杜勒斯，作為“大清帝國政府”的代表參加海牙和平會議，杜勒斯從此步入外交界。1952年，即将就任國務卿的杜勒斯還道：“美國應明白申明我們的決心，決不讓大陸中國繼續由中國共産黨控制。”他上任後策劃的3次“戰争邊緣”行動都直接間接地針對新中國。1958年夏末，他又第4次将美國帶到了戰争邊緣??8月8日，美國海軍參謀長伯克揚言，美國海軍正密切注視着台灣地區局勢，随時準備進行象7月15日在黎巴嫩那樣的登陸。與此同時，台灣當局叫嚷要“反攻大陸”，并加強了從金門、馬祖對大陸進行的騷擾和破壞活動。
8月23日晚，陳毅身着白色西服赴羅馬尼亞駐華使館宴會，緻詞時一反常例地丢開講稿，作了一段即興講話，揭露美國軍隊以“保衛供水系統”為名駐兵古巴，又為“休息和避暑”進駐新加坡的行徑：“我們中國也派一支軍隊去外國，找一個地方‘避暑’行不行？如果這種道理能成立，那麼美國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把它的軍隊派到任何國家去嗎？同樣任何國家不也可以在任何時候把軍隊派到美國去嗎？”
有人為他激烈的措辭擔憂。然而他們不知個中原委：就在宴會開始前兩小時，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萬炮齊發，對金門國民黨軍發起了猛烈轟擊。
陳毅對有關同志這樣說：“帝國主義搞緊張，我們就搞緩和；他再搞緊張，我再搞緩和；如果他還硬要搞緊張，那我們就比他更緊張！??罹?黃鸾粽諾幕故塹酃?饕濉！迸诨鹘鹈牛?俏?朔椿鞴?竦巢慷擁納?牛??朔炊悅攔?恪傲礁鲋洩?鋇囊跄保?參?伺浜系筆卑⒗??嗣穹炊悅攔?緻緣畝氛??鞫?攔??Α?
果然，金門炮聲一響，美國手忙腳亂，調集100多艘艦隻、200多架飛機到台灣海峽地區，叫嚣要“轟炸大陸的基地。”9月4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授權杜勒斯發表聲明，威脅要把美國在台灣海峽的侵略範圍擴大到金門、馬祖等中國沿海島嶼。9月9日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作出威風凜凜不惜一戰的姿态。18日又在聯大發言，要求在台灣海峽實行“停火”，甚至要求中國撤減駐福建前線的部隊。
9月4日，中國政府正式宣布本國領海的寬度為12海裡，未經中國政府許可，一切外國飛機和軍用船舶不得進入中國的領海和領海上空。9月6日，周恩來總理發表了《關于台灣海峽地區局勢的聲明》，重申解放台、澎、金、馬是中國的主權，任何外國不得幹涉。9月8日，毛澤東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著名的“絞索”戰略的談話，指出：台灣、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國在外國的軍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國主義脖子上的絞索。毛澤東義正辭嚴地譴責了美國侵略中國的行為，同時重申了中國通過談判和平解決争端的願望。
由于美國在台灣海峽的軍事冒險遭到中國的有力反對，它的盟國很感不安，美國人民也紛紛表示不滿，杜勒斯9月9日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願意恢複同中國的大使級華沙會談。但是會談在9月15日複會後，美方在會上又要求在台灣海峽立即“停火”，以保護它在台灣的“盟友”。
陳毅組織了對“停火”謬論的反擊。9月20日，陳毅外長發表聲明：“消除台灣海峽緊張局勢的關鍵，不是什麼停火問題，而是美國軍隊撤出台灣地區的問題。中美之間沒有打仗，根本談不上什麼‘停火’。”“中國人民不論用何種方式解放自己的領土，都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情。”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的中國代表王炳南大使也按此精神進行了駁斥，并提出和平解決争端的積極建議。
中國态度強硬，說理充分。美國的盟友們便紛紛表示不願卷入。美國國内參衆兩院、報界輿論，對社勒斯一片抱怨、反對之聲，國務院收到5000多封來信中，有80％是批評杜勒斯在台灣海峽冒險行動的。這時，杜勒斯又有了新的決策：在9月30日的記者招待會上，他突然要求國民黨從金、馬撤退，“以換取共産黨的停火。”此話引起台灣一片慌亂和怨恨。北京是否因此高興呢？
10月6日清晨，毛澤東主席寫就《告台、澎、金、馬同胞書》，請陳毅等去研讨。大家認為寫得精彩之至，決定當天就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公開發表。文章宣布從當日起，在國民黨船隻無美艦護航條件下“停止炮擊7天”以便國民黨方面向島上輸送供應品。又指出：中國内部戰争，同胞之間可以談判，和平解決，但不要美國插手，“這是民族大義”。文章一播出，台、澎、金、馬震動，美、蔣矛盾激化，杜勒斯騎虎難下。他本想誘我吞下金、馬兩島的“釣餌”，換取台灣脫離大陸，永久“獨立”的前途。但他又一次低估了中國領導人的戰略策略眼光。陳毅後來說：“毛主席的文章做得很妙。
我們在金門打打停停，不是‘送瘟神’，而是要‘留瘟神’，杜勒斯脫身不得，還得替我們約束蔣介石不要闖禍”（見1958年11月26日向民主黨派代表大會作的報告）。
堅定的立場，靈活的策略融為一體，成為這場鬥争的特點。前線軍事對峙的同時，中斷了9個月的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得到恢複。炮擊的同時，又輔以政治心理攻勢。杜勒斯愈加被動，因其僵硬滞重而幹脆被稱為“套在西方外交政策脖子上的磨盤”（加拿大衆議院合作聯盟領袖哈曾・阿糾語）。
因此，中、美之間圍繞着台灣海峽局勢進行的這場鬥争，就不能不是這樣一個結局：12月10日，美國終于宣布自台灣地區撤出部分海空軍，并且不得不遵守我不允許美艦為蔣艦護航的規定。
圍繞着炮擊金門、馬祖而進行的這一場軍事、外交鬥争，中國極其生動有力地表達了自己堅決反對美國企圖在台灣海峽劃線、制造“兩個中國”的立常陳毅對美國并無偏見仇恨，他認為：“美國是個了不起的國家，建國才180多年，科學、工業就成為世界最先進的。假若美國改變了目前敵視我們的政策，兩國關系是有前途的。”杜勒斯病死于1959年2月，他病中，陳毅曾向人們推薦過杜氏1958年11月在克利夫蘭基督教會所做的一篇講話，其中已承認：“紅色中國正迅速變成一個軍事和工業強國。”可見社氏并非死硬到底的人物。中、美華沙談判，陳毅又指示大使王炳南可與美大使握手、問好，星期天請吃頓飯。“不一定老是那麼緊張嘛。不卑不亢，有理有節，此乃泱泱大國之風也。”
對中、美關系總體上的考慮，陳外長有過精彩的表述。1961年4月陳毅訪印尼時，有位《紐約時報》記者請評論一下中、美關系。陳毅說：“世界上的兩個大國，長期處于這樣僵持的關系，這種情況當然并不好。我們願意改善中美關系，特别是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的傳統友誼是長期發展起來的。??是不是請美國朋友冷靜考慮一下，用一支強大的第7艦隊占領台灣，支持一個蔣介石集團，這個情況如果不改變，中、美關系僵局怎麼能夠打開。??中國人民要保護自己的正當權利。這個問題要看美國的新總統能否采取主動。中國是處于被損害的地位。我們沒有占領美國什麼領土，我們沒有援助美國什麼叛亂集團來分裂人家的國家。美國的領導人是太自高自大了。要中國人屈服是不可能的。”
直到1969年1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終于采取了主動。
與美國相對的，還有另一個大國蘇聯。
從五十年代末期起，中、蘇兩黨對馬列主義、國際共運的某些理論原則問題，以及當代世界形勢的若幹重大問題，出現了一些不同意見，這本來不足為奇。但蘇聯領導人在渡過“波匈事件”的難關之後，大國主義故态複萌，把意識形态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上，并要求中國在軍事上外交上受制于蘇聯，服從蘇聯全球戰略需要，這就使中、蘇之間控制與反控制的鬥争日趨激烈。中國采取了“堅持原則，後發制人；堅持鬥争，留有餘地；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的方針，但分歧終究是無可挽回地公開化了。
1959年9月30日，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剛剛結束對美國的訪問，匆匆趕到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慶典。當晚他就在中國領導人舉行的盛大國慶宴會上講話，教訓熱誠接待了他的主人不要“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性。”大有以“老子黨”自居、指手劃腳之态。10月2日雙方開始會談，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出席。赫魯曉夫又指責中國1958年炮擊金、馬，是“冒險”、“好戰”，“對亞洲和平不負責任”，甚至強烈暗示中國可以考慮暫時讓台灣獨立。陳毅當即起而反駁。赫魯曉夫竟說：“好，我知道你是元帥，我是中将，軍事上我得服從你，但現在在黨内我是第一書記，你隻是政治局委員，你應當聽我的。”陳毅回敬說：“你講得不對我們就不聽你的，這是兩個黨在談問題嘛！”
這樣的會談當然談不攏。然而這次會談加深了對問題的思考：中國革命和建設必須繼續開辟一條适合本國特點的道路；新中國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
近代中國有志改革的優秀人物曾長久在黑暗迷茫之中尋求真理，包括青年陳毅在内，而最終是由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才将馬列主義送來中國的。
“走俄國革命的道路”，自然成為中國共産黨人的共同信念。然而照搬照套的王明教條主義路線，又招緻革命的慘重失敗，紅軍被迫長征，負傷的陳毅奉命留在深山野林堅持三年遊擊戰争??從這時起，毛澤東所倡導的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才開始被全黨所認識和接受。這是劃時代的轉折。
中國革命勝利後，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給予中國經濟建設以大力支援。
1952年陳毅随同劉少奇參加蘇共“十九大”，曾受到斯大林親切接見。斯大林為自己過去不适當地幹涉了中國革命而當面向中國同志表示了歉意。這使包括陳毅在内的中國共産黨人深為感動。但即便如此，陳毅也不盲目崇拜蘇聯，而是獨立思考和客觀地觀察蘇聯。他看到了與國際主義精神同時存在的某些大國主義陰暗面，看到了事物的複雜性及值得憂慮的前途。
果然，1958年蘇聯提出與中國共建長波電台和海軍聯合艦隊兩項損害中國主權的建議，這理所當然遭到中國方面拒絕。然而赫魯曉夫來訪之日為此事受到中方責問時又矢口否認，硬說“那是某些政府部門幹的事。”陳毅立即與他當面對證事實，令他語塞。碰壁之後他并未改弦更張，反而進一步采取了擴大和公開中蘇分歧的做法：1959年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塔斯社發表聲明公開偏袒印度；赫魯曉夫訪美前蘇聯片面撕毀中蘇雙方技術合作協定??中蘇關系被一步步推向破裂邊緣。全世界都注視着中國共産黨人将作出何種抉擇。
“老實講，我們可以跟着赫魯曉夫走”，陳毅1963年與日本朋友談話時說，“這樣他馬上會稱你親愛的同志，授你勳章，給你援助，可以得很多好處。但我們作另一種考慮：不服從他‘老子黨’指揮，堅持原則，以平等的地位起來同他讨論問題，那馬上就要遭受打擊。我們考慮過後果，但為了保衛馬列主義原則，保衛中國獨立自主權利，中國決心不貪圖他的‘好處’，把這場鬥争堅持下去！”
作出這樣的抉擇需具有極大勇氣。1959年的中國，外有美國武裝威脅，中印邊境沖突，内有嚴重自然災害以及“左”的錯誤造成的巨大經濟災難。就在第二年，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向中國黨發難并遭到反擊後，蘇聯政府突然于7月16日照會中國，全部撤走1390名專家，撕毀343項合同，廢除257個科技合作項目??“這算什麼馬列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也不能這樣！”陳毅作為外長對于這種“雪上加霜”的做法尤感憤慨。陳毅在8月4日向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深沉他說：中國經濟受損失還是小事，對兩國友誼造成傷痕是大事。中蘇兩國在馬列主義理論和國際問題上有分歧可以辯論，但不能傷同志友誼，希望兩國關系不再壞下去。
盡管蘇聯撤退專家、撕毀協議給中國建設造成巨大損失和嚴重困難，中國政府當時仍以團結為重，熱情地歡送蘇聯專家。陳毅在歡送晚會上說：“蘇聯專家在中國工作期間，和我們朝夕相處，親密合作，彼此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和感情”；“我們一向把專家們當作我們的良師益友”；“你們對我們的幫助，我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但是，陳毅對蘇共“老子黨”的作風，是警惕的，經常對有關工作人員指出其危害性。
1960年11月，陳毅訪阿富汗歸來在新疆伊犁停留，在機場接見了蘇聯駐伊犁領事，接着來到中共伊犁區黨委。不料那位領事也理所當然似地跟着進來參加開會。陳毅警覺了，不客氣他說：“我們在機場不是已告别了嗎？
是誰請你到我們黨委機關來的？你來做什麼？”領事啞口無言，道了歉趕緊走路。陳毅再一問，以前一直如此，蘇聯領事要來就來，這裡的幹部以為既是“老大哥”，也從未提出反對。陳毅感慨道：“我們同志太老實！蘇聯人有點搞慣了，喜歡幹涉人家内政。這是中國的地方嘛！”後來事實證明蘇方确有所圖。1962年春他們欺騙、策動數萬伊犁人鬧事，并越境跑到蘇聯去了。
問題的實質正是獨立自主同霸權控制的矛盾。陳毅對此有一句傳播于世的精當比喻――“我們不做衛星國。”1962年西方記者報道陳毅在日内瓦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便用這話作為黑色粗體字通欄大标題。陳毅在那次談話中不無辛辣他說：“蘇聯的衛星重1000噸。但有着6億人口的中國是太重了，作為一顆衛星，未免太重了一點。不是這樣嗎？――我們不希望擁有衛星國，但也決不做任何人的衛星國！”
為此，陳毅身體力行。經濟上“卡脖子”吓不住中國。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外交部幾次要蓋大樓，陳毅沒同意。“要蓋，等我死了以後吧。”外交部成千工作人員許多年擠在那幢破舊的清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古舊建築物裡辦公。為帶領人民渡過難關，1959年中央決定減少高級幹部薪水，毛澤東找了陳毅等幾位政治局委員去商談，大家一緻同意每人減100元，都認為這有很大政治意義。作為外長，陳毅在這方面更大的貢獻在于向各國的首腦、議員、記者做有關中蘇分歧的解釋說明的工作。他的談話抓住要害，展示矛盾，具體生動，坦率真摯，具有強大的說服力。
作為新中國科技戰線早期領導人之一，陳毅對蘇聯片面撕毀為中國建立核工業提供技術援助的協定，并和美、英一起簽訂三國部分核禁試條約來剝奪中國及其他國家建立自己核力量權利的行為尤感氣憤。他和毛澤東、周恩來一樣，明确指出其目的就是要中國在帝國主義核威脅面前依賴蘇聯的“核保護殺，聽命于蘇聯。中國政府1963年6月6日在答複蘇聯政府的備忘錄中莊嚴宣布：“中國人民決不承認某一個或某幾個大國壟斷世界核力量，對别的國家任意發号施令的特權。”
當然，作為一個無産階級國際主義戰士，陳毅始終牢記着中蘇人民之間多年積累的深厚友誼。他曾多次在大會小會上講中蘇人民的友誼，講蘇聯專家們在中國所做的大量工作和貢獻。他講過蘇聯顧問團副團長在告别宴會上說的一句話：“我們來時帶的是蘇聯經驗，回去時是帶着中國的經驗。”陳毅稱贊這話講得好，表達了兩國人民互學互助的願望與友情。直至1963年中蘇關系公開破裂後，他仍在蘇聯駐華使館慶祝十月革命節的酒會上發言，引用“友誼貴如金”的中國諺語，強調了兩國友好的重要性。
第三節 邊界與鄰邦
中國的邊遠省縣，多以“和”、“平”、“安”、“甯”命名。
中國力求建立一條安甯友好的邊界，然而100餘年來，中國的邊境和領土，經常被蠶食，被鲸吞，糾紛複雜。西南方向――從阿富汗、尼泊爾、印度直至緬甸，也是一條漫長複雜、有曆史争議、某些地段尚未正式标定的弧形邊界。制度不同，國有大小，這些國家既遭受過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禍害，往往又接下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遺留的曆史問題。其中有的國家對新中國多少懷有疑懼，怕中國以武力擴展疆土。國際上對中國不友好的各種勢力，乘中印邊境武裝沖突之機，進一步挑撥中國和鄰國的關系。對于解決邊界問題，陳毅參與制訂了中國的政策，中國的基本主張是：對曆史上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雙方應通過和平談判，求得友好解決，而不應訴諸武力。在談判中，既要照顧過去的曆史背景，又要照顧已經形成的實際情況，經雙方同意也可以做些必要的調整。在解決前，維持邊界現狀。總之，是嚴格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通過和平協商來求得解決。陳毅對外國朋友說過：“社會主義的中國，決不采取擴張政策。”是否真如此，人們要看事實。
1960年4月，陳毅随同周恩來總理訪問東南亞鄰邦，第一站便是緬甸聯邦。中緬邊界有很長的一段迄今未曾标定，由于政權更疊，曆史變遷，形成邊界現狀的原因很複雜，因此中國政府從一開始便采取非常審慎的态度，先保持邊界現狀。解放之初，國民黨殘匪流竄至緬甸境内，常過境來劫掠騷擾。
毛澤東一再指示人民解放軍不能過界追殲，即使殘匪在邊疆造成一些損害也不要過去。陳毅傳達說：“過界就會形成幹涉人家的内政。這些國家都要受震動，都要害怕。”陳毅對緬甸朋友說：“中緬是親戚國家，完全可以采取萬隆會議原則來解決兩國之間的問題。”1960年初緬甸總理奈溫欣然來訪，與周恩來草簽了中緬友好條約和邊界問題協定。
緬甸人民盛情歡迎中國客人。代表團抵達的第二天便應邀參加緬甸傳統節日――潑水節的盛會。然而人們沒想到，出現在面前的中國總理和副總理竟穿着圓領白色小褂，圍紗籠，趿拖鞋，頭紮白紗帕，完全和緬族人一樣裝束，興緻勃勃來到人群中，潑水祝願，共叙胞波情誼。訪問獲得極大成功。
離開仰光，代表團飛抵印度首都新德裡。中印兩國長期來有密切的文化、藝術往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就是周恩來總理在1953年12月底接見印度代表團時首先提出，1954年在中傭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的序言中加以肯定，在中印兩國總理的聯合聲明中又共同倡導的。然而1959年起，印度先是在西藏問題上幹涉了中國内政，其後又向中國提出了領土要求，印軍越過邊界傳統習慣線侵入中國境内，迫使中國邊防部隊不得不進行了自衛反擊。中印關系發生了令人遺憾的裂痕。周恩來和陳毅在此次訪問中竭盡全力尋找和解與友誼的途徑，進行了一系列會談和訪問，可惜印度方面對中國領導人的真誠努力未能作出響應。
飛機駛向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中尼之間的友好關系源遠流長，但也有未定邊界問題。此次訪問除商談中尼友好合作事宜外，還在雙方已于同年3月簽訂的中尼邊界協定的基礎上，繼續就珠穆朗瑪峰問題等具體邊界事項交換意見，簽訂了中尼和平友好條約，并交換了中尼邊界協定批準書。中國過去出版的地圖将珠穆朗瑪峰劃在中國境内，而尼方則把珠峰劃在邊界線上。經過多次友好商談後，1961年秋馬亨德拉國王訪華期間，雙方終于就珠穆朗瑪峰問題達成協議。中國出于對尼泊爾人民的友誼和感情的尊重，同意尼方關于兩國邊界線通過珠穆朗瑪峰的劃法，峰頂北部歸中國，峰頂南部歸尼泊爾。1961年10月5日，兩國國家元首在北京正式簽訂《中尼邊界條約》并立即生效。英國作家馬克斯韋爾在《印度對華戰争》一書中說：“中國心平氣和并且公平合理地同它的其他鄰國解決邊界問題。這使印度的立場顯得理虧。”
訪問最後一站是柬埔寨，但行前突聞其國王逝世，舉國行喪，主人擔心形不成歡迎中國貴賓的熱烈氣氛。周恩來、陳毅商讨後決定按期前往，并為代表團全體成員在國内趕制了黑、白色服裝，訪問期間參加國王吊唁。柬埔寨朋友們深受感動。5天訪問期間正遇柬埔寨40年來最酷熱的天氣，陳毅頂着烈日在金邊“王家田”廣場向青年群衆演講，高度評價西哈努克親王的中立愛國主義政策。講話一次又一次為歡呼聲打斷。巴黎《戰鬥報》評論：“北京頭号外交家在仰光，加德滿都和金邊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1960年8月，陳毅單獨訪問了西陲鄰國阿富汗，參加其獨立42周年慶典。陳毅抵達當晚，便拜訪了國王、首相及大臣們，陳毅發揚了他獨特的外交風格，在個人交往時不拘禮節、坦誠爽朗地交談中國建設的經驗、挫折、大中小型企業結合以至将軍下連當兵。一直談至夜12點，主人仍不倦，請陳毅“再談！再談！”說：“我們到巴黎、紐約去談，談的是老一套，都是教科書上的東西。跟中國朋友一談，就學到新鮮思想、新鮮的經驗。”
雙方會談中，陳毅充分照顧到阿富汗的和平中立立場，聯合公報草案裡沒有直接提反美的話，也不明确寫支持剛果、古巴人民鬥争字句，而寫的是：“正在争取獨立鬥争中的國家，最終是必然勝利1965年3月與阿富汗首相查希爾在中、阿邊界議定書上簽字的，我們雙方要給予支持。”
這樣的措辭對方欣然接受。在雙方互諒互讓的基礎上，雙方又簽訂了中阿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
訪問期間陳毅鬧腹瀉，身體較為虛弱，但他以極大毅力堅持。他在出席正式活動之外，又抱病接見了巴基斯坦駐阿大使，以及當時尚未與中國建交的伊朗、士耳其大使，以擴大接觸了解，傳送中國人民友好意願。這一切都給人們留下難忘的印象。
1961年2月，陳毅又訪問了南海的海上鄰邦印度尼西亞，簽訂了中國同印尼的友好條約。
還有一個，陳毅始終未去訪問而又始終挂在心上的鄰邦，那便是日本。
中國把重建和發展中日睦鄰關系放在對外政策的重要地位，但戰後日本政府采取追随美國的政策，中、日關系一直未獲得令人滿意的發展。然而陳毅也好，周恩來也好，毛澤東也好，寄希望于未來，從發展兩國的民間關系入手，以漸進和積累的方式促進中日關系正常化。
1958年至1959年，中國向日本提出了改善中日關系的政治三原則：岸信介内閣必須停止敵視中國的言論和行動；停止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保證不再阻撓中日關系的正常化。1959年日本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前首相石橋湛山和政治界知名人士松村謙三相繼訪華，周恩來、陳毅等同他們會談時除強調日本政府必須遵守政治三原則外，提出：隻要日本政府不再發表敵視中國的言論，不參與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不阻撓兩國民間正常關系的發展，中日關系可以改善，貿易可以恢複，文化和友好往來可以發展，政府間的會談也可以進行。陳毅還對來訪的松村謙三先生說：中國贊成日美兩國搞好關系，但希望美日友好不要妨礙中日關系，也不姜因為中美關系僵待而妨礙中日友好。四十年來中日兩國的創傷應當彌補，而不應加深，不要在不愉快之上再加不愉快。我們對中日關系的前途是樂觀的。來訪的日本著名政治家贊同中國方面的上述主張，表示願為改善中日關系盡最大努力。1960年6月，在日本日益不得人心的岸信介内閣下台了。中日關系出現了轉機。8月，日中貿易促進會專務理事鈴木一雄訪華。為争取在新形勢下中日關系能有比較大的進展，經陳毅、廖承志等同毛澤東、周恩來研究決定，向日本提出了貿易三原則，即争取通過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和個别照顧三個渠道，促進中日貿易的發展。這得到日本經濟界的歡迎。中日貿易逐漸地發展起來。到1962年秋天，松村謙三先生和日本前通商大臣高崎達之助在池田首相同意下，先後來中國訪問。松村來，主要是談改善中日政治關系及有關中日貿易的原則問題。高崎來，則着重談具體的貿易安排。周恩來、陳毅、廖承志等熱情地接待了他們，中日關系便實際上進入半民半官的階段。
1960年在中國外交上是很熱鬧的一年。這年年底，陳毅又一次随周總理南行，率400人之多的文藝、體育代表團對緬甸進行友好訪問，參加緬甸獨立13周年紀念及互換中緬邊界條約批準書。“胞波”情誼重叙，親上加親。
陳毅朗誦了1957年送别緬甸駐華大使時他寫的祝頌中緬友誼的詩句：“我住江之頭，君住江之尾。彼此情無限，共飲一江水。??”情親意切的詩句，如甘美的泉水注入人們心頭。
10天訪問之後，周總理先行告别回國，陳毅和羅瑞卿大将則繼續留下，向緬甸人民送去歌舞、鮮花和美好祝願。奈溫将軍還特意請客人們到額不裡海灘休息。碧海、細沙、搖曳的椰枝，真似人間仙境。兩年後就是在這裡，陳毅陪同劉少奇主席訪緬，與奈溫将軍等緬甸朋友赤足在海灘踢了一場不同尋常的藤球友誼賽。
在緬甸人民醇濃似酒的友情中，陳毅度過了1961年新年。回顧過去的一年，他屈指算了算：這一年跟緬甸簽訂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以及邊界條約；跟尼泊爾訂了友好條約、邊界協定和經濟協定；同阿富汗有了友好條約；再加上一個中國柬埔寨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嗬，這是‘連和5番’喲！”
陳毅笑着歸結說，“1960年是友好年！”
後來，在1963年3月和11月，陳毅又代表中國政府分别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簽訂了邊界協議和條約。雙方互諒互讓，友好協商，求得公平合理的解決。中國政府考慮到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國都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受害者，兩國都熱望和中國和平相處，所以對特殊情況作了必要的和适度的照顧。陳毅說：“中國同西南鄰國友好地解決了曆史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這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精神的巨大勝利，也是對于鞏固這個地區的和平與加強亞非各國團結的重要貢獻。”
第四節 日内瓦會議
1961年5月初，世界各地數百名記者潮水般擁向國際名城日内瓦，這裡将要召開一次重要的國際會議――關于老撾問題的擴大的日内瓦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将由陳毅副總理率領。這是陳毅第一次單獨負責、率團代表中國出席重要國際會議。
7年前，在這裡舉行過一次關于朝鮮問題、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内瓦會議，周恩來總理以出色的外交努力，促使會議終于就印支問題達成了一系列協議，通過了《日内瓦會議最後宣言》。美國代表史密斯拒絕在協議上簽字，隻表示美國不使用威脅或武力去妨害這些協議和條款。然而後來，正是美國使用各種手段插手印支事務，破壞協議的執行，一直發展到直接出兵入侵印支。就在1961年5月，美國派出“特種部隊”進入南越開展“特種戰争”。
也正是美國，策動老撾右派兩次推翻了中間派富馬親王為首的聯合政府，使老撾陷入全面内戰，有關協議被破壞殆荊這次中、蘇、美、英、法、越等14國首腦開會，就是為了和平解決老撾問題。
陳毅多次參加了中國最高領導層對印支問題的研究。研究決定全力支持印支三國的抗美鬥争。中國是印支的近鄰，又是第一次日内瓦會議的參加國；美國對印支的幹涉直接威脅到中國的安全。同時，支持印支人民。抗美鬥争又是中國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就在1961年3月，中國政府同富馬親王領導的老撾合法政府決定互派經濟文化代表團，4月又正式建立外交關系。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倡議召開擴大的日内瓦會議，以尋求維護日内瓦協議、恢複者撾和平的途徑。
中國政府迅速複信贊成，并分别緻函日内瓦會議兩主席予以促進。而美國則因為支持老撾右派向老撾王國政府軍和寮國戰鬥部隊的進攻遭到慘敗，也不得不同意坐下來讨論老撾問題。
臨行前，代表團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直接關心下，做了周密細緻的準備工作。陳毅對與會各國态度作了分析，提出要對美國以外其它西方國家和所有中立國多做工作，争取同他們一起達成協議，迫使美國接受。中央讨論并同意了參加日内瓦會議的工作方案。中國參加會議的方針是：争取在1954年日内瓦協議的原則基礎上，達成新的保證尊重老撾獨立和中立的國際協議。
陳毅于5月10日一到日内瓦便得知會議延期了，因為美國以未收到國際委員會核實老撾停火的報告為由，拒絕出席會議。各國代表團足足等候了兩天，報告總算送到，證明早在10天前老撾就已實現了有效停火，但美國又橫生枝節，說老撾左派力量代表無權出席會議。陳毅即與中國代表團人員商量，不能任由美國這樣刁難設障，應予以揭露駁斥，決定主動進擊，在中國領事館召開記者招待會，譴責美方破壞會議的行徑。
此舉震動了日内瓦。美國國務卿臘斯克忙召集記者作辯解，但無濟于事。
各國記者普遍認為中國代表團一開始便取得了主動，将美國送上被告席。陳毅與臘斯克較量第一個回合的結果是：5月16日，左派力量代表出席，日内瓦會議正式開幕。
16日下午，陳毅在萊蒙湖畔的國聯大廈，潇灑大度地和各國代表握手緻意，而臘斯克卻為了避免遇見中國代表團，竟由旁門繞入會議廳枯坐等候。
陳毅在開幕會議上作了18分鐘的講話，闡明中國政府原則立嘗觀點和主張，指出老撾的内部問題必須而且隻能由老撾人民自己解決；老撾問題的國際方面則是創造必要的國際條件，使老撾人民真正能夠在不受外來幹涉的情況下實現自己解決内部事務的願望。他還提出：“我們希望美國代表能夠認真地同大家一起，尋求和平解決老撾問題的途徑。”
第二天，報紙紛紛發表評論認為，陳毅外長的發言是“積極的”、“得體的”、“和解的”。臘斯克在第二天發言中打出“中立定義”這張牌，說中立定義“必須超出不結盟的經典的概念”，說穿了就是要實現與美國結盟的老撾右派上台當政的“中立”。陳毅毫不客氣，在第二次發言中即引用杜勒斯過去說過的“中立是不道德”的名言，回敬臘斯克，指出臘斯克的中立定義實質還是幹涉侵略，“如果這也叫中立的話，那隻能是一種強加于人的不道德的中立。”
臘斯克的“中立定義”銷路不好，連英國、法國也不表贊成。臘斯克又輸了第二個回合。
臘斯克又主張在老撾“發展有效的國際機構”，國際監督機構可以充分往來老撾全國各地，無需取得老撾任何全國性或地方性文武官員的同意；這種國際監督機構可以裁編者撾的軍隊。陳毅尖銳指出：美國設想的這種國際監督機構，是要把老撾置于國際共管之下，而不是在尊重老撾獨立的基礎上維護老撾的中立。在讨論國際監督機構的職權時，必須尊重老撾的獨立和主權。
臘斯克還主張對老撾的經濟技術援助由這一地區的中立國家來管理。陳毅明确指出：首先是者撾行使主權、獨立自主地接受外援的問題，應根據主權和平等的原則由老撾王國政府同有關國家進行雙邊協商，而不應由任何國際機構來管理。
為了保證老撾的中立并為此進行必要的國際監督，蘇聯代表團在和中國代表團一再磋商後提出了《關于老撾中立的宣言》等兩個草案。陳毅在5月24日的會議上說：中國贊成蘇聯的建議，因為它是以1954年日内瓦協議為基礎的，是劃清了老撾問題的國際方面和國内方面的界限的，是符合老撾人民要求和平、獨立和中立的願望的。
然而，會議進展困難重重。從5月末起，由于美國幾次三番在老撾戰場停火問題上無理取鬧，由于老撾左中右三方遲遲未達成協議，會議時開時斷，陷入踏步不前的僵持狀态。美、英、蘇、法外長都相繼将會議工作交給副手，離日内瓦回國了，隻有陳毅仍住在市郊“花山别墅”，積極活動，開展工作。
最重要的事莫過于同北京保持聯系。陳毅熟悉毛澤東、周恩來夜間工作的習慣，因此他盡可能在每日上午聽情況，寫報告，以便在北京時間午夜前後送到中央領導人手裡，第二天日内瓦中午之前，便可收到複電。陳毅所籌劃設計的一切重要行動，都嚴守外交紀律，及時報告請示。但在中央授權的範圍之内，他又很撤得開，能抓住機會，迅速反應。會議間歇時，或四處造訪，或接見記者，或廣邀來客，坦率交談，結識了不少朋友。
英國外交大臣霍姆勳爵與陳毅多次互訪、晤談，有時融洽，有時也有分歧。一次霍姆就中國向非洲“滲透”問題提出看法說：“為什麼你們不能夠不管别人，而專心緻力于國内繁重的建設任務呢？”陳毅坦率他說：“你們西方人的毛病，就在于你們總是從個人的一生出發來思考問題，而我們卻認為這過于狹窄。”事隔多年，霍姆仍稱陳毅為“一個有用的朋友”（見《霍姆回憶錄》）陳毅的朋友還有很多，他與英國代表團代理團長麥克唐納談文學、鳥類和陶器，與英籍女作家韓素音談四川者家，與印度外長梅農共賞中國佳肴??美國《先驅論壇報》記者沃爾德評論說：“英國代表們發現他（指陳毅）比許多蘇聯官員要通人情。??他的收獲是得到尊重。”
6月初，美蘇兩國首腦在維也納舉行會議，日内瓦會議休會。許多國家引頸翹首，等待肯尼迪與赫魯曉夫會談結果。陳毅向中國代表團新聞發言人吳冷西談到中國的态度，說美蘇改善關系并非壞事，隻要真正有利于建立和平的國際環境，有何不可？問題在于不能把老撾作為大國交易中的籌碼，任意擺布，老撾人民的命運應由老撾人民自己決定。後來的消息證明，維也納會談未就任何實質性問題達成協議。
與此同時，陳毅卻力争主動。他廣泛開展會外活動，促成老撾富馬、蘇發努馮和文翁3親王會晤。
美國多次阻撓此事，先是指使文翁不來瑞士，來後又要他拒絕和蘇發努馮會晤。陳毅以堅持不渝的耐性，多次與西哈努克親王、法國和印度代表磋商，多方推進，終于取得3親王在蘇黎世會晤的成功，并就老撾内部問題達成了原則協議。既然如此，會議就再沒有理由不進入實質性讨論了。
美國仍不甘心，又在會上抛出一個新草案，要由國際監督委員會來全面管制老撾的外交、内政、軍事、經濟。陳毅在會議第五次發言中揭露這是“利用保護之名實行強占之實”。然而，達成協議的道路何在？在結束此次發言時，陳毅本着求同存異精神，綜合歸納了開會以來各代表中所有可取意見，取其精髓，列出了4個方面的共同點，也即求出了各國發言的“最大公約數”，表現了靈活的策略思想及平等協商、尋求協議的精神，從而一掃40多天來會議步履艱難、衆說紛壇、莫衷一是的沉悶、混亂以至悲觀的空氣。
至此，會議開始協議具體條款的談判，前面還有一段漫長艱辛的路要走，會議将進入拖而不斷，無大文章可做的狀态。陳毅請示中央之後決定暫離日内瓦回國，将代表團工作留給副外長章漢夫及部長助理喬冠華去做。
臨行前，陳毅參加了一次富馬親王和蘇發努馮親王舉行的雞尾酒會，遇見了美國代表團代理團長哈裡曼。哈裡曼年屆70，人稱美國外交界“不落的明星”。他雖反共，但不贊成杜勒斯“遏制”中國的死硬政策，并提出過訪問中國的申請。此番來日内瓦，他做出一些較為積極開明的姿态。酒會上，他想和陳毅搭上話，先與中國王炳南大使搭話，又讓夫人與中國女工作人員搭話，最後，由加拿大代表朗甯介紹，主動向陳毅伸出右手。兩隻手剛一握住，記者們便紛紛搶下這一有曆史意義的鏡頭。“美國政治家主動和中國政治家握了手，這是多年來破天荒的第一次。”（巴黎《快報周刊》語）。這表明世界政治力量對比在發生變化。美國不能再漠視新中國的存在了。
陳毅二度重來日内瓦時，已是第二年（1962年）的7月了。這期間會議曲曲折折斷斷續續，經過5個月激烈的讨價還價和反複協商，曾在1961年12月18日達成了協議。但年底美國又策動右派發起進攻。老撾人民在軍事上特别是南塔之戰中取得了輝煌勝利，才迫使右派參加了3親王會議，并于6月11日達成了停火協議。日内瓦漫長的談判，終于獲得成功的結局。
1962年7月21日，第二次日内瓦會議達成了協議，一緻通過了《關于老撾中立的宣言》和《關于老撾中立宣言的議定書》。在這兩個國際文件中，老撾王國政府聲明：它決心走和平中立的道路，以建立一個和平、中立、獨立、民主、統一和繁榮的老撾，不承認任何軍事同盟或聯盟、包括東南亞條約組織的保護；各與會國聲明：承認并尊重老撾王國的主權、獨立、中立、統一和領土完整，願為此承擔一系列的義務。文件還規定：法國政府應該盡速把它在老撾的軍事設施移交給老撾王國政府，但老撾王國政府認為必要時，法國政府可将人數明确限定的法國軍事教練在一個有限的時期内留在老撾，以供訓練老撾軍隊之用；此外一切外國軍隊和外國軍事人員均撤出老撾。
美國提出的由中立國家來管理老撾外援和國際委員會淩駕于老撾王國政府之上的主張都被打掉了。
會議成功意義何在？陳毅在簽字儀式前的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上有3點評價：其一，證明大國幹涉老撾遭到了失敗；其二，證明一個國家的命運隻能由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己決定；其三，證明尖銳複雜的國際争端是可以通過談判來解決的。代表們對此報以熱烈的掌聲。7月23日，協議正式簽字。陳毅用一支毛筆，在兩個文件――《關于老撾中立的宣言》和《關于老撾中立宣言的議定書》的文本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第五節 朋友遍天涯
1963年12月，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開始了訪問亞、非的萬裡行程。
被人稱為“黑暗大陸”的非洲，陳毅還從未去過，隻在年輕時去法國勤工儉學的路上，沿這塊大陸東北的邊緣航行過，但殖民主義者用種種殘忍手段将黑奴象牲畜一樣捆綁着賣到美洲去的悲慘故事，曾在他心頭留下的痛的烙櫻二次大戰結束，特别是1955年萬隆會議之後，非洲民族獨立解放運動蓬勃發展，僅1960年一年，就有17個國家取得了獨立。英國不得不交還了蘇伊士運河，法國殖民軍不得不退出了阿爾及利亞，非洲大陸政治局面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作為一個解放了的國家，作為非洲獨立運動的積極支持者，在這時候首次派自己的領導人對非洲進行大規模正式友好訪問，其影響之大，不難想見。
12月5日，陳毅先周恩來總理一步，離開北京，應邀去肯尼亞參加獨立慶典。9日，陳毅乘坐的包機抵達了肯尼亞首都内羅畢。
當天，陳毅拜會了反帝武裝鬥争“茅茅運動”的著名領導人之一，現任總理喬莫・肯雅塔，對肯尼亞人民長期堅韌不拔的鬥争精神，表示欽佩；對肯尼亞獲得獨立，表示祝賀。
12日零時，在内羅畢市郊的“烏呼魯”（意為“自由”）體育場上，陳毅與來自70幾個國家的賓客――包括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丈夫愛丁堡公爵及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夫人――同25萬狂歡的人群一起，觀看了升旗儀式。時鐘敲響12下，在這國土上挂了68年之久的英國國旗黯然降落，繼而燈火齊明，黑、紅、綠三色的肯尼亞新國旗冉冉升起，歡呼聲、禮炮聲滿天回響，人群歡歌狂舞，通宵達旦。天亮後，隆重的慶典開始，肯雅塔總理莊嚴宣布了獨立。
12月14日晨，陳毅乘專機從内羅畢起飛，抵達開羅，迎接周恩來，然後一同進行訪問。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是周總理一行訪非第一站。1956年埃及政府收回蘇伊士運河的鬥争，曾得到中國人民的堅決支持。因此，中國客人抵達那天，尼羅河上輪船齊聲鳴笛緻意，船員們擁上甲闆揮手歡呼：“中國萬歲！”參觀了埃及曆史博物館和革命曆史館後，陳毅強烈聯想起中國革命曆史，他用3句話表達了自己的感想：“中國和埃及都是世界文明古國，都長期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侵略，都經過英勇鬥争取得了獨立。”
在阿聯，周恩來總理提出了中國同阿拉伯國家相互關系的五項原則。
離開埃及便來到阿爾及利亞民主共和國。
阿爾及利亞人民經曆了75年頑強鬥争于1962年趕走了法國殖民軍。人民中國曾無條件地大力支援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武裝鬥争和臨時革命政府。為銘記這種友誼，阿爾及爾市一條新修的主要大街被命名為“北京大道”，周恩來、陳毅和阿爾及利亞領導人在那塊醒目的路名牌下合了影，并在通車典禮上緻詞。
在阿爾及利亞，周恩來又提出了中國同非洲國家關系的五項原則。與在阿聯提出的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關系的五項原則一樣，這都是事先和陳毅等人一起作了充分研究并經毛澤東和中央同意的。這兩個“五項原則”，概括起來說，便是：一、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争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鬥争。二、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國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結盟政策。三、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國人民用自己選擇的方式實現團結和統一的願望。四、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國家通過和平協商解決彼此之間的争端。五、主張阿拉伯和非洲國家的主權應得到一切其他國家的尊重，反對來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幹涉。
出于一些西方觀察家意料之外，中國領導人在此行的所有會談中都未主動提到中蘇分歧問題。原來出發之前中國外交家們已決定：不主動提出中蘇關系問題，不要求别人支持，不把中國觀點強加于人。如主人提出，我們則作說明解釋，主要目标在于促進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這使非洲領導人甚為滿意。
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年輕的國王哈桑二世打破慣例去市郊“和平宮”迎接中國客人。在金碧輝煌的王宮内，國王舉行盛大宴會，請客人品嘗阿拉伯風味的抓飯。陳毅與國王弟弟，一位19歲的親王同桌。這位親王放言無忌，批評中國對外政策太強硬，中國這麼一個偉大國家，不應如此，等等。旁邊幾位年長的摩洛哥部長很擔心，幾次想抑制他。以坦誠爽直的外交風格聞名的陳毅倒歡迎這種年輕人的坦率，他耐心認真，逐一向親王解釋中國的外交立場，以至飯幾乎未吃。起身告别時，親王說：“元帥閣下，我很年輕，而你很有名望，經驗很多，我講的話請你不要見怪。當初我們能夠複國獨立，跟你們幫助越南人在奠邊府打敗了法國人，有很大關系，所以要感謝你們。”
此事使陳毅更具體地感到了非洲政治局面的複雜性。各種力量和觀念交錯着、較量着，陳毅說：“需要我們學習的事物很多啊！”
哈桑國王本人始終是位
熱情好客的主人，一次與中國客人談話時，講到摩洛哥名城丹吉爾要塞――它緊扼大西洋通地中海的咽喉要道，自古為兵家必争之地，1960年才收歸摩洛哥所有。陳毅對此表現出濃厚興趣，說：“我年輕時在法國就想去看看丹吉爾。”不料國王聽罷便發出熱情邀請，并很快派自己專機送陳毅去丹吉爾參觀訪問。陳毅從飛機上望去，歐、非兩洲緊相吻接的景色一覽無餘，十分壯觀。
在阿爾巴尼亞度過新年之後代表團本拟直飛西非對加納等國訪問，不料出發前發生了意外事件，1964年1月2日加納發生了謀刺恩克魯瑪總統的案件，總統受了傷，衛士長被打死，刺客是一名被外國勢力收買的衛士。加納局勢一下變得十分緊張，總統不得不搬入一所堅固城堡居住，并停止了一切外出活動。這種情況下是否取消原定的訪問？當晚陳毅在總理住房中商議，最後還是決定去。他們找來代表團秘書長黃鎮，要他明日先飛加納，與中國駐加納大使黃華一起去見恩克魯瑪總統。恩克魯瑪當時心情矛盾，既希望周恩來總理來，又擔心自己不便出迎失禮，還顧慮中國總理安全。不料黃華、黃鎮一見他便說：“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對總統閣下的遇刺表示震驚和慰問。為了兩國友誼，訪問一定要照常進行。既然你們國内情況有困難，為了總統安全起見，請不必來機場接送，也不要到我們下榻的賓館來，我們可以到總統的住處來會談，國宴也可以在城堡裡舉行。”恩克魯瑪及整個加納政府成員，都深受感動。一個大國領袖能這樣細緻地照顧對方困難，在最緊張時刻來表示支持，唯獨不提自己的安全，這是世界政治史上罕見的啊！
在去加納之前，先到突尼斯訪問。在突尼斯的國宴上，布爾吉巴總統在講話中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提出了若幹異議，一時氣氛很緊張，周恩來卻完全能諒解，并當場作了具體、圓滿的答複，博得一片掌聲。布爾吉巴總統也很滿意。第二天，突尼斯與中國正式宣布建立外交關系。代表團離開時，歡送的規模特别盛大。
1月11日，中國代表團來到了加納首都阿克拉，當晚便前往總統住地“克裡斯興堡”拜望主人，并接連幾天在城堡内進行會談。這城堡是17世紀販賣黑奴的丹麥商人所建，在那陰森的地牢裡，石樁上用鐵鍊拴捆過數以千計的黑奴，等待押解上船運往美洲。看到這一切，陳毅心潮難平，在會談間隙提筆填詞一首《滿江紅・黃金海岸》――“驚世間殘暴竟如斯，兩洲血。”并祝願：“獨立非洲西北始，揭竿而起相踵接。看滌瑕蕩垢土重光，全無故。”
在中國領導人下榻的阿克拉國家大廈，曾接待過東西方許多國家首腦，但從未有過象中國總理與工作人員如此平等的事，以至吃飯分不清身份，上菜上錯了。陳毅說：“沒有關系，我們在國内都是平等的，隻是職務不同。”
臨别前，代表團又舉行一次特别的宴會，将賓館服務人員都請來，中國總理和副總理親自向他們敬酒。他們感動得流淚，舉杯手發顫，說：“不敢想象象周總理、陳元帥這樣的身份的貴賓，竟向我們‘卑賤的人’敬酒。”有人說：“這證明中國的社會主義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加納、馬裡、幾内亞??
無論哪個城市，男女老少都傾城而出夾道歡迎中國客人，穿着大紅大綠服裝，伴着鼓點起舞。老人、兒童争上前摸中國客人乘坐的汽車，婦女按當地風俗脫下身上的花袍鋪在路上，讓中國客人的汽車碾過，以表達她們的友情。
從幾内亞來到馬裡，與凱塔總統主要是談經濟援助問題。
周恩來總理在馬裡提出了中國對外援助的八項原則，其基本精神是：平等互利，不看作單方面的恩賜；尊重受援國主權，絕不要求任何特權；盡量減少受援國經濟負擔；幫助受援國走上自力更生之路；力求投資少，見效快；提供中國最好的設備及物資；幫助受援國人員掌握技術；中國派出的專家不容許有特殊要求和享受。陳毅全過程地參加了這八項原則的制訂，對八項原則的精神實質理解很深。陳毅向國内同志解釋這些政策說：“帝國主義的援助，就是養成你對他的依賴。給你點鴉片煙抽，你抽上痛就不能擺脫我了。
中國的援助是别開生面。因為我們受過這種援助的害，就能體己諒人，幫助他們走上自力更生道路。”他舉例：中國幫助馬裡建設了米廠、皮革廠、卷煙廠等等。馬裡人愛喝茶，過去每年從中國進口，現在中國卻派專家幫馬裡人自己種植和炒制茶葉，而甯可失去自己的茶葉出口市常1月27日，在訪非途中，中國與法國正式宣布建立了外交關系，這又是中國外交的一大勝利。1963年10月陳毅就專程從外地趕回北京，與周恩來一起同前法國總理富爾商談過建交問題。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說：“法國的承認是一個重大的突破。”“這正當共産黨中國總理周恩來和外交部長陳毅進行另一次顯耀力量的訪問。他們有理由對中國外交上的成就感到滿意。”
一個多月前陳毅參加肯尼亞慶典後赴開羅途中，曾在蘇丹喀土穆機場停留，與蘇丹外長談起過“戈登将軍斃命蘇丹”的故事。戈登是英國殖民主義的劊子手，1860年參與指揮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劫掠北京城；後又率洋槍隊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軍。回英後被派到蘇丹任總督，掠奪宰割蘇丹人民。
1885年蘇丹人民揭竿而起攻入喀土穆，起義軍在總督府門前用長矛刺穿了戈登的胸膛，為蘇丹人民報了仇，也為中國人民雪了恨。此番訪問，總統阿布德中将又提起這段曆史故事，與中國貴賓再叙兩國人民共同的悲慘命運和反帝反殖運動中結下的深厚友誼。
訪問埃塞俄比亞時，塞拉西皇帝迫于外來壓力，把會談地點安排在遠離首都的阿斯馬拉。周恩來、陳毅諒解主人的困難，欣然前往。埃塞俄比亞政府和人民都很友好，代表團車隊經過，時常有花束抛來，一位男子為了把鮮花抛在代表團車上竟追車跑了半裡路。此次訪問後不很久，兩國終于正式建立了外交關系。
中國代表團又來到了“非洲之角”索馬裡，這是非洲之行的最後一站。
象以前在各國訪問時一樣，周總理全力投入會談、記者招待會等工作，而陳毅則盡力分擔其它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看望中國使館工作人員，報告國内形勢、國際動态、中央方針、出訪成果等等。這一次在首都摩加迪沙，在即将結束對非洲10國訪問之前，陳毅在使館做了整整6個小時的報告，詳細總結了訪問非洲的見聞。他說：“我們看到了一個覺醒的非洲，一個革命的非洲，一個前進的非洲。非洲人有自豪感，對自己命運有信心，不象過去那樣站不起來。他們産生了新的領袖和幹部，産生了偉大的群衆運動，不再跟着帝國主義和大國的指揮棒來考慮問題，而是根據自己整個大陸的翻身來考慮他們的建設，就象1949年解放了的中國一樣，這是一種革命的蘇醒！”
這次亞非之行（歸途又訪問了緬甸、巴基斯坦和錫蘭），增強了了解，促進了友誼。尤其是周恩來提出的“五項原則”和“八項原則”，實際上為中國處理同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确立了具體的準則。亞非各國的首腦反映也很好。象緬甸總理奈溫将軍和陳毅是老朋友了，陳毅9次訪緬（包括過路訪問），奈溫也常來華訪問，由陳毅陪同。談到中緬友誼，奈溫請陳毅轉告中國領導人說，在他的有生之年，絕不向外國提供軍事基地來反對中國。
1954年陳毅訪德時，蘇聯駐德大使普希金稱贊新中國外交在堅持原則的同時，具有一種高水平的靈活性，并問是什麼原因形成的？陳毅回答了兩點：“第一、因為中國共産黨有創造性的馬列主義的領導，是根據實際情況确定各項對外方針的。第二、我們黨在30多年鬥争曆史中，與國内資産階級及其它黨派時分時合，為打擊主要敵人，廣泛團結各階層力量，建立統一戰線，在這方面我們積累了不少經驗教訓。因此現在搞國際鬥争，就比較注意把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陳毅在寫給中央的訪德報告中還特地彙報了這種體會。
1956年2月，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親王第一次應邀訪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決定給予隆重盛大的歡迎。陳毅親自召集各接待單位的有關工作人員，向他們講解：美國破壞日内瓦協議，破壞柬埔寨的中立，由美國拼湊的東南亞條約組織宣布對柬埔寨實行“保護”。1955年9月柬埔寨大選後，西哈努克親王出任首相，新政府即宣布不同外國建立軍事同盟，不向外國提供軍事基地，不接受東南亞條約組織的“保護”。西哈努克親王奉行和平中立政策，希望發展中柬關系；而我們也希望把中束關系作為大小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平等友好相處的一個範例。他處于兩大陣營中間，願意保持獨立和中立，我們應給予積極歡迎和支持。後來整個接待工作非常熱情、周到、成功。周恩來總理和西哈努克親王發表了聯合公報，兩國友好關系日益臻進。1958年7月19日，中柬正式建交。
蘇加諾是印尼反帝反殖的領袖，1956年蘇加諾第一次訪問中國，一路參觀遊覽，都由陳毅陪同。故宮博物館、鞍山鋼鐵廠、旅順海軍基地??陳毅都能旁征博引，論古析今，介紹許多有關中國的聞所未聞的新鮮情況和經驗教訓，使蘇加諾感到中國元帥是一位熟知曆史通曉人情、很有政治眼光又很坦誠真摯的人物。臨離昆明回國前，蘇加諾又專門向陳毅提問，領導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有什麼領導方法沒有？陳毅将毛澤東主席一貫倡導的領導方法作了詳盡的介紹，蘇加諾從此和陳毅成了朋友。
從1959年8月開始，印尼反對勢力掀起排斥和驅趕華僑的浪潮，損傷了兩國之間的友好關系。1961年4月陳毅率領友好代表團訪問印尼時，雖然驅趕華僑行動已停止，但外界仍認為陳毅此行目的是為了處理兩國在華僑問題上的糾紛。其實，陳毅行前與外交部對此已作了研究：這次訪問目的不是談判華僑問題，不算舊帳，而是加強兩國友好，讨論反對新老殖民主義問題。
這一方針得到周總理同意。
陳毅身穿白色西服來到雅加達，蘇加諾立即以國家首腦一級禮遇給予破格接待，隊機場直接請去總統府會見，第二天又親手授予陳毅元帥一枚印尼二級共和國勳章。（這種勳章授予總理和首席部長級的友好人物，一級勳章隻授給蘇加諾一人。）陳毅與蘇加諾幾度會談，幾乎在所有重大問題上，雙方立場都接近一緻。
一次談話中，蘇加諾對陳毅說：“我的生活方式、我講的東西是資産階級一套，恐怕你們不願聽。”陳毅懇切地說：“我們把你當作朋友看待。并且我認為做個資産階級革命家并沒有什麼壞處，我們的孫中山先生就是中國資産階級革命的領袖人物，無論如何他是先驅者，是中國曆史上的偉大人物。”蘇加諾于是釋然，他後來對人講：“跟陳毅元帥談話後，感到有股激蕩的力量，往往得到一種滿足。對于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陳毅隻有寥寥數語，就可以說清楚。”在陳毅舉行的告别宴會上，蘇加諾緻祝酒辭，稱的是“陳元帥閣下，陳毅同志、陳毅兄：??”而陳毅則如往常一樣親昵地稱蘇加諾為“朋加諾”，“朋”，即印尼語中“兄”的意思。短短5天裡，兩國代表商談并簽署了3項文件：聯合公報，文化交流協定和友好條約。陳毅離開雅加達前向主人們說的話，将被曆史證明是正确的：“人與人之間有一個認識過程，國與國之間也有一個認識過程。究竟中國是好是壞，要經過一段時間看一看，朋友是不是好朋友，要經過長時間艱難困苦的考驗。”
亞非朋友多則多矣，但盡是一些小國、窮國和弱國。對此人們啧有煩言。
陳毅在一次講話中理直氣壯地表示：“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就是頂着大國，支持小國，反對大國拿小國作為交易的籌碼。這是真正的馬列主義。”
在支持印支三國的鬥争中，陳毅作為中國政府的外交部長，做了大量的工作。1964年8月美國制造了所謂“北部灣事件”，開始了對越南北方的轟炸。中國政府立即發表聲明：“美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侵犯，就是對中國的侵犯，中國人民絕對不會坐視不救。”1965年3月，美軍在越南發動了侵略戰争，并對中國發出戰争威脅。3月12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中國人民不怕這一套”，“中國人民将堅定不移地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支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把反對美國侵略者的鬥争進行到底”。
束埔寨這樣的小國敢于進行抗美愛國鬥争，中國始終給予熱忱支持，1964年11月，陳毅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赴柬埔寨參加獨立慶典，須自昆明飛金邊，當時美國飛機每日狂轟“胡志明小道”，專機是飛越還是繞過這一戰區？陳毅在昆明，中央極關注他此行安全，反複研究代表團報告之後，總理回電：“一切由陳總決定”。陳毅決定取道“胡志明小道”上空飛行，并幹脆在出發前公開發布消息，将專機要走的航線公諸于世。有人擔心安全，陳毅道：“越走最危險的地方越安全，都知道那是美國飛機的活動範圍，我們出了事，這筆帳還不記到他們頭上？我諒他們也不敢打！”航行那天，果然時上時下有美國轟炸機躲躲閃閃的影子，陳毅安然坐着下圍棋，并開玩笑：“還有美國飛機護航哩！”
一些西方大國在亞非小國面前總覺得高人一等，而陳毅代表的中國外交恰反其道而行之。一次在北京劇場舉辦音樂會招待駐京外國使節，陳毅入場時，禮賓人員發現原先給陳毅留好的座位上坐上了兩位非洲國家外交官，便趕緊去請那兩位官員走開，換到另外的座位上去。陳毅發現了此事，親自走到方才被請走的非洲朋友面前，與他們握手，誠懇緻歉，仍将他們請回原來的座位，自己則另揀了一處地方坐。禮儀小事，卻能看出陳毅對小國的态度，正象他在“東方歌舞團”成立典禮上講的：“亞、非、拉美，各國的舞蹈都有藝術價值，他們的色彩、線條、動作、聲音是其他民族所沒有的，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大國去學他們，而我們是認真地學他們。這是真正的藝術，要表現偉大的未來，表現人類的團結一緻，表現任何一個小國小民族都能夠作為一個成員把自己的藝術貢獻到世界大家庭裡來。”
為團結更多的亞非拉國家朋友，支持被壓迫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陳毅平時隻要稍能勻出些時間，就要詢問最近來了什麼客人，主動要求給他多安排活動，多做一點工作。哪怕是小國身份低的客人，他也不是敷衍客套一番了事，往往一談就兩、三個鐘頭。進入60年代，他不辭辛苦，頻頻出訪。僅以1964年秋季為例：11月6日，陳毅訪問阿爾及利亞、阿聯、巴基斯坦之後回到北京，隻停了一夜，第二天即啟程去柬埔寨慶祝獨立日。22日回北京，當天又投入出訪準備，4天後即離京訪問印尼，保健醫生說他在國外常靠吃藥維持精神。可次年3月他又連接訪問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爾，歸來4月初又與總理會印尼紀念萬隆會議10周年??回到國内病倒了，然而病好之後又在3個月中接連3次出訪非、亞兩洲，去了9個國家，行程數十萬裡。全國解放之初他在華東軍區一次幹部大會上曾吐露過這樣的想法：“現在解放了，為人民犧牲生命的機會不多了，但是黨的事業還需要我們零敲碎打地付出我們的健康，我們的生命。”
他在萬裡行程和異國土地上灑下心血汗水，為中國赢得了日益增多的朋友，到1965年為止，與中國建交國家已有49個，其中34個是亞非國家。
中國的友好之門并不隻是對亞非拉朋友敞開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重要在于“最廣泛”三字。美蘇兩大國争奪世界霸權，而西歐國家獨立自主、聯合自強的傾向日益擡頭。1964年，毛澤東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的戰略思想，将西歐、日、加、澳、新劃為美蘇之間第二中間地帶，因而中國采取了積極态度發展同西歐國家的關系。在陳毅外長的客人中，還有英國前帝國總參謀長、陸軍元帥蒙哥馬利。他退休後兩次訪問了中國，以了解西方人眼中這個“神秘、落後而又好鬥”的國度。除了與毛澤東、周恩來進行重要談話之外，其餘時間多是由陳毅元帥陪同遊覽參觀。
有一次宴會，陳毅安排的陪客陣容令客人大感興趣。他們之中有中國末代皇帝傅儀，有原中國的大資本家榮毅仁，尤其還有去年秋天獲得特赦的前國民黨将領。當總理依次介紹到杜聿明時，诙諧地笑道：“他同陳毅作過戰。”
蒙哥馬利問：“你們誰戰勝了？”總理指陳元帥：“他獲勝了。”蒙轉向杜聿明：“那次戰役中你有多少軍隊？”答：“100萬。”“擁有100萬軍隊的統帥，是不應該被打敗的。”答：“可是陳毅元帥有200萬人，因為我手下的人最後都跑到他那邊去了！”一時滿座歡笑。
在中國所聞所見的一切，給蒙哥馬利留下深刻印象，他回國後在《三大洲》一書中寫道：“從長遠來看，世界和平的關鍵在于中國。中國興起成為一個大國是不可避免的。??西方世界必須現在就同新中國和好，并且平等相待。”
在地理位置與民族心理上比英國更接近中國的，還有日本。
一次會見日本訪華代表團時，陳毅向松村謙三先生提出一條建議說：“圍棋、乒乓、書法、蘭花，都可以交流。不談政治，隻談友好。”松村先生立即贊同。周恩來說：“這一點陳毅副總理可以和你達成協議，君子協定也可以。”于是1960年6月，第一個日本圍棋代表團訪問了中國。19G2年中國圍棋代表團首次訪日，一些愛好圍棋的右翼議員也在松村先生安排下與中國棋手對奕，交談棋道，無形中播下中日友好的種子。
後來，1964年12月，日本29位最知名的圍棋手發表呼籲書，号召日本800萬棋手參加要求恢複日中邦交的征集3000萬人簽名運動，因為妨礙兩國圍棋交流的最大障礙是兩國外交關系尚未正常化。九段|原武雄先生親自背着大喇叭，搖着旗子，在鬧市區征集簽名，宣傳日中友好。
1962年12月一位前日本陸軍中将以負罪心情訪問中國後回到東京，一下飛機就對記者發表了談話：“陳毅副總理曾對我強調說：即使中國強大了，也絕不會侵略日本及其它國家。但是如果外國前來侵略，我陳毅就要打頭陣！”為讓更多日本人了解新中國，解除疑慮，陳毅還專門指示有關部門，邀請了日本前軍人訪華團來中國訪問，讓他們能有機會為日中人民世代友好貢獻力量。
那麼，美國人又是否在朋友之列？陳毅首先就反對籠統随便地使用“美國人”這個詞：American這個詞，不能和美帝國主義劃等号，它還包括千百萬美國人民，他們和美國國務院少數反華的決策人是有區别的。”不僅有象斯諾、史沫特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這樣的中國人民多年的親密朋友，哈裡曼先生這樣的官員，陳毅也稱為自己的朋友。
1962年10月，陳毅與路透社總經理柯爾先生，進行過一次為時3小時的非正式談話，一個中心題目就是中美關系問題。陳毅穿一身淺灰褐色西服，結一條鮮豔的綢領帶，吸着煙，語調從容地說：“如果建議舉行中、美外長級會談，我們不會反對。中國的态度是，在中美關系發展的任何新的行動中，美國必須采取主動。
“如果美國對中國有疑懼，它應該設身處地地考慮一下：美國擁有核武器，擁有那麼多軍事基地，實行着包圍中國的政策，難道他們認為中國人就不擔心嗎？難道肯尼迪處在我們的位置會睡得着覺？??我們有我們的憂慮，這些憂慮朝夕挂在心頭，我們不能不枕戈待旦！”
這些推心置腹，坦誠真摯的話或許還不能觸動美國當局，但它肯定會在千萬個讀到這談話的美國人中引起思索和反響。
第六節 風濤激蕩中的雄鷹
1964年4月，第一次亞非會議召開9年之後，第二次亞非會議籌備會才得以在雅加達召開，然而局面卻比9年前複雜多了。一是由于“萬隆精神”對推動亞非國家民族獨立運動産生了極大影響，殖民主義及霸權主義者千方百計用收買、高壓、挑撥離間等手段對第二次亞非會議進行阻撓破壞，二是由于國際政治力量組合和亞非國家之間的團結出現了一系列新情況：中蘇關系破裂，中印發生邊界争端，印度巴基斯坦也發生武裝沖突??剛從亞非14國訪問歸來的陳毅，征塵未洗，又準備率代表團去雅加達開會，然而直至開會前兩天，還未決定他是否前往。
原來，會前西方國家放出空氣，說此次會議完全是由中國控制的。為澄清事實中國便照會籌備會召集國印尼：隻要會能開成功，就對亞非有利，中國體諒東道國困難，可以不參加籌備會。可是4月7日印尼方面看到出席率很高，膽子壯了，匆忙向中國發出了邀請，繼而又明确提出希望陳毅外長能出席會議。因此，中央臨時決定陳毅趕去參加會議，已是9日淩晨，離會議開幕隻有一天多了。9日上午周總理立即與陳毅及代表團有關人員研究會議情況，大家認為隻要在亞非會議時間、地點上達成一緻協議，就無大障礙了。
時間緊迫，未容細議。當日下午陳毅登機啟程南下，連續夜航。終于在第二天上午11時趕到了雅加達，下午便出席了會議開幕式。然而交談中他發現印尼方面在開會時間、地點上另有意見，将影響會議順利達成協議。陳毅便于12日拜會了蘇加諾總統。
蘇加諾主張，第二次亞非會議地點仍在印尼，時間放在今年。而據陳毅所了解的較多國家的意見，第二次亞非會議應換在非洲國家開。他勸說：總統閣下如果主張在非洲開，就是支持了非洲的鬥争，顧全大局，表現了政治家風度，證明你無私利打算，去發言就響亮。蘇加諾一聽有理，但對開會時間仍主張在今年。陳毅又擺情況：今年7月有阿拉伯首腦會議，8月非洲首腦會議，10月不結盟國家會議，以後又有英聯邦會議，聯合國大會，國家領導人長期在外開會怎麼行呢？他看出蘇加諾的心思，便勸說：亞非會議和不結盟會議不應互相競争，而應該互相補充，即使競争也不必用搶先開會的辦法??蘇加諾松口道：時間問題還可以再商量。
這樣，開會時間、地點問題算是大體一緻了，然而另一場緊迫的辯論，卻出乎意料在會議席上展開了。
與會22國代表，11日開始一般性發言。陳毅在發言中從亞非團結反帝的大局出發，強調協商一緻，求同存異，完全不提中蘇分歧問題、中印邊界問題以及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代表們報之以熱烈掌聲。
然而，印度代表團團長、農糧部長辛格卻突然提出，要邀請蘇聯參加第二次亞非會議，理由是蘇有很大一部分領土在亞洲，因此，是個亞洲國家。
這真是奇聞，小學生在常識課上都知道蘇聯是歐洲國家，而且9年前開第一次亞非會議時，正是印度總理尼赫魯親口表示過：“蘇聯亞洲部分未被邀請，因為在政治上它是一個歐洲單位即蘇聯的一部分。”（1954年12月30日，雅加達記者招待會）現在如何一下颠倒了呢？印度代表發言後，錫蘭代表表示支持，其餘則未表贊同。
第二、第三天會議上，印度代表又再三提出邀請蘇聯的建議，陳毅發言加以反駁。然而分歧畢竟太大，牽涉到各與會國與中、蘇、印3大國關系，事又來得突然，代表們來不及請示國内，來不及互相研究，隻能默守中立，會議眼看陷入僵局。陳毅這才明白：蘇聯領導人早已蓄意插手亞洲事務，此次一面要印度發難，一面通過各種途徑向某些與會國施加壓力，想要在多數國家代表缺乏準備的情況下，擠進亞非集團。
13日上午開會，印度代表首先發言，又添一理由說許多亞非國家經援、軍援來自蘇聯，因此應邀蘇參加會議。巴基斯坦外長即反問：印度是否準備讓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也參加亞非陣營？因為它們也支持亞非國家。陳毅在會上發言，澄清了某些人制造的中國支持蘇聯參加的謠言。但多數國家仍默守中立。
14日，會議進入最後一天，關鍵時刻到來了，陳毅作了雄辯有力的發言，指出：蘇聯是一個傳統的歐洲國家，這是小學生都知道的地理常識，蘇聯自己也從未以亞洲國家自居，在聯合國也從未參加亞非集團活動，為何偏在此時提出這樣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給大會造成争執和分歧呢？中國并不是因為與蘇聯關系惡化才反對它參加，在中蘇關系很好時，中國同樣認為蘇聯是歐洲國家。
“中國反對邀請蘇聯，是為了維護萬隆精神，維護亞非會議原則。如果屈從于某些大國壓力而放棄原則，将使我們亞非會議蒙受恥辱！”
會場氣氛立即變了，巴基斯坦等國代表紛紛站出來支持中國意見，而辛格越發激烈地争辯。你争我吵，會場亂了。主席提議暫時休會1小時，由阿富汗等6國代表組成小組會議決。好容易等到下午6點，小組會宣布達成了協議：将邀請蘇聯的提案推遲讨論，提交給明年召開的第二次亞非會議首腦會議作決定。
推遲讨論，意味着印度提議未被否決，勢必使明年首腦會議一開幕便由此陷入争論，損害亞非團結。如果籌備會以這樣的一紙決議宣告結束，在陳毅看來将是一次失敗。此時印度代表己帶着得勝神氣回旅館去了，晚上東道主印尼還要為各國代表舉行送行宴會，剩下時間已不多。陳毅留在咖啡廳裡，進行着極其緊張的思考。
現在需要立即行動，向國内請示已來不及，連召集代表團開會也來不及，隻有靠陳毅的信心、耐心和智慧來争取挽回局面。大會主席、印尼外長蘇班德裡約神色焦慮地跑來求助，他怕中國堅決不接受小組決議，甚或宣布退席，則會議将以破裂告終。況且蘇聯已施加了壓力，援助印尼的10條兵艦正選在這兩天交付給印尼，印尼左右為難。巴基斯坦代表聽說後，主張大會主席行使職權，否定蘇聯參加，陳毅認為6國小組會作了決議，主席個人無權否決。
另一位代表提出用投票方式裁決。陳毅說：“這個會上不能用表決手段，因為萬隆會議的精神是協商一緻，不用多數壓少數，也不能把少數人意志強加給多數，要想法說服印度、錫蘭代表撤銷他們的建議。”
這可能嗎？蘇班德裡約一籌莫展地走了。陳毅此時發現：由于印度代表已離開，咖啡廳裡留下的各國代表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國代表身上，這正是一個放手做工作的好時機。離宴會開始隻有85分鐘了，要抓緊！陳毅放大講話的聲音，吸引一些外國代表團成員圍攏上來。最先靠近的是一位中東國家大使，方才6國小組會參加者之一。陳毅坦率地說：“你們這個小組會決議很不好，宣布出去，世界上會認為你們這些亞非國家不成熟，22個國家這麼些外長、大使，連這常識問題都不能解決，還要交給首腦會議。如果這樣我感到羞恥。這問題都不能解決，還談什麼反帝反殖偉大運動？”大使點頭贊同道：“我們還可以再想辦法。”
另一國家代表吃驚地表示，這些情況他根本不了解，國家小隻派了他一人來，住了幾天還未弄清争的是什麼問題。陳毅于是扼要明了地将前後情況及利害關系跟他說了一遍。他恍然道：“我要堅決反對邀請蘇聯參加，要保護亞非國家利益。”他離開陳毅，又向周圍其他代表們宣傳聽到的情況。
人們接二連三來到陳毅和其他中國代表身旁，經過争分奪秒、積極努力的工作，休息廳裡形勢變了，絕大多數輿論轉到中國這邊來了。8點鐘宴會開始，陳毅抓緊時機，還在和鄰座的巴基斯坦外長交換意見。
宴會後，夜裡10點，會議繼續進行。因許多國家對6國小組決議不滿，大會主席将小組會擴大到包括中、印在内的12國。咖啡廳的工作發生了效力，許多國家态度趨向明朗，經過一場争先恐後的辯論，很快形成這樣一個局面：除印度、錫蘭堅持邀請蘇聯外，其餘10國均表示反對。印度代表被置于進退維谷、相當孤立的境地，如再逼下去，他有可能退出會議，這将導緻會議破裂。怎麼辦？大會主席抽身離開會場請阿富汗代表代理主席職務，印度代表說話的調子也有所降低，陳毅立即與身邊幾位中國代表團員商議，“攻勢”應适可而止。然而問題如何解決呢？成敗在此一步了。
陳毅起來發言說：“我非常痛心，為什麼在這次會議上一定要提出蘇聯參加問題，使我們亞非會議走向破裂呢？從根本上說，我是願意與大家合作，也願意與印度代表合作，把會議開成功的。我們不能允許把亞非國家的利益出賣給某個大國，但具體問題上的争論，我們還要照顧到亞非團結的大局，願意作出一定讓步的，因此我建議――關于邀請蘇聯參加問題的決議，可以這樣寫：有的國家主張邀請，有的國家反對，有的國家建議推遲到首腦會議上去讨論，有的國家反對提交首腦會議。因此，沒有就這問題達成一緻協議。”
會場一片交頭接耳之聲。辛格經過幾分鐘緊張的思考之後，看看别無良策，終于同意了陳毅提出的方案。代理主席趕緊宣布小組會結束，立即按中國代表團意見起草決議案，提交明天的大會讨論通過。
這是一大勝利。因為按國際慣例，籌備會上“沒有得出一緻意見”的問題，是不能列入首腦會議議程的，更何況根據萬隆精神，在未達成一緻意見的情況下，不能強使會議接受部分或某些國家的意見。因此，這樣一來實際上是最終否決了印度提案，而又保留了印度代表的“面子”。
會一散席，菲律賓外長羅慕洛便上前緊緊擁抱了陳毅，動情他說：“我今天真正看到萬隆精神，感謝你促進了會議的成功！”大會秘書長、印尼副外長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對陳毅元帥在本次會議、中為維護萬隆會議所做的貢獻，對他民主的顧全大局的精神，我要行脫帽禮表示感謝！”
第二天大會重新開始，順利通過了12國小組會決議，陳毅疲倦的臉上這才露出了明朗的笑容。他和代表團同志們，變被動為主動，為亞非團結事業，最終赢得了一局風雲莫測、奇正相生的險棋。
對于世界政治局勢來說，從1964年到1965年，可謂“多事之秋”。
1964年10月16日，兩條驚人的消息同時震動了全世界一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被解除了黨内外一切職務。5年前正是赫魯曉夫撕毀了幫助中國建立核工業協議，而今天中國獨立制造的原子彈恰巧在赫氏下台之日震撼了全球。
世界各國對中國刮目相看，并且關注着中國成為一個新的核大國之後會有什麼新的行動。10天之後，法國《快報》周刊登載了陳毅對該刊記者的一次談話，标題為“原子彈沒有什麼了不起”。陳毅談了有關原子彈的3點看法：“第一，中國是根據7億人民希望和平建設社會主義的原則和世界人民利益來決定自己的對外政策，而不是根據有沒有核武器。
第二，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不是核武器制造了人。人始終是第一位的，因此人類最終将能消滅核武器。
第三，中國研制核武器是為了防禦，為了打破核壟斷，以便最後銷毀這些武器。我們将保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那麼赫魯曉夫下台後的蘇聯又将如何？中共中央很快派出了周恩來、賀龍為首的代表團赴蘇參加十月革命節慶祝活動。但令人失望的是，蘇共新領導非但沒有改善關系的誠意，而且準備在次年3月召開分裂性的各國共産黨和工人黨會議，以達到譴責和孤立中國黨的目的。中國黨的态度則是“仁至義頸。1965年2月接替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