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到中央工作
第一節 “事久見人心”
就是在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幹會議時，1953年12月，陳毅的人生旅途發生了重大的變化――10多年來一直在明裡暗裡“整”陳毅，破壞他和華東同志、中央同志關系的饒漱石，其野心家、陰謀家、僞君子的真面目終于被揭露了。陳毅與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之間的人為障礙排除了。
陳毅到達北京的第四天，就被毛澤東找到西郊玉泉山新建的别墅去談話。
陳毅與毛澤東的來往，相對來說是比較随便的。陳毅常向熟人談起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的一件事。那次他到北京參加全國新政治協商會議，當晚去看望毛澤東。毛澤東見面就說：“對不起啊，我沒來接你。”陳毅很感意外，他從來沒有過要毛澤東親自去接他的念頭，便問“怎會有這麼個問題呀？”
毛澤東說明，他親自到火車站去迎接過宋慶齡、張瀾、李濟琚程潛，沒有顧得上去接黨内的一些老同志。
陳毅哈哈大笑。毛澤東也笑了。
不過這次玉泉山談話，一向直爽的陳毅卻沒有一開始就說真話。因為毛澤東在詢問了華東執行總路線的情況，談了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和國家領導體制以後，忽然向陳毅問起他所了解的饒漱石的情況來。饒漱石長期與陳毅對立，近年來陳毅更發現他的許多問題；但是此人當時已調來中共中央組織部任部長，他和中央主要負責人之間當前的關系如何陳毅全不知情。延安時毛澤東為維護團結制止他談饒漱石的情景猶在眼前，因而陳毅覺得不宜直捅出來，便按在一般情況下盡量說同級幹部優點的習慣，說了幾句。卻見毛澤東表情淡漠。陳毅告辭出來，遇到中央機關的一位主要負責人。陳毅因為心有疑問，便對他說起此事。那位負責人說：“主席問你，是為了聽你說真實情況！”陳毅深有觸動，當即回到毛澤東房裡，向他說明自己的思想過程。據陳毅的《流水日記》載，他把自己所接觸所懷疑的饒漱石的言行和盤托出。
從後來陳毅在華東局擴大會上揭發的許多事實來看，最使陳毅反感的是饒漱石近年來常在陳毅耳邊說劉少奇的壞話，說他自己很早就擁護毛主席。
他看到劉少奇不行了，就想表明他不是劉少奇培養的。陳毅當然清楚，劉少奇離開新四軍回中央，由饒漱石接替劉少奇代理了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治委員，使他從此掌了華東大權。現在他竟把矛頭對準劉少奇，實在使陳毅寒心！
陳毅傾吐真情以後，毛澤東點頭欣賞，并把已經掌握了的高崗、饒漱石陰謀活動的情況告訴了陳毅。高、饒先後在中央财經會議和組織會議上發難，攻擊劉少奇、周恩來，分裂中央，直至通過私下活動要由高崗任中共中央的總書記或副主席，并改換總理人眩幾天後的一個晚上，毛澤東又找陳毅去談話。這次專談高、饒問題。其中主要的是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的任命問題。1949年10月，各大區都由大軍區的司令員擔任大區軍政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兩次說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由陳毅擔任，陳毅覺得自己是大軍區司令員又是上海市市長，夠忙了，推辭說讓饒漱石當。毛主席吩咐讓華東局同志們讨論，饒漱石得知此事後對陳毅說，你不擔任我擔任。根本沒有提到華東局會議上讨論，就用華東局名義報中央以他為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到北京，毛主席問起此事，饒漱石撒謊說：華東局幾個同志都不同意陳毅擔任，隻好由我來擔任。這樣才騙取毛主席的批準。他又是華東局書記，又是軍政委員會主席，就顯得比所有的大區司令員、政治委員高一頭了。
毛澤東風趣而深刻地告誡陳毅：“不要傷風”，不要失去靈敏的嗅覺，要警惕非法活動。毛澤東還說：“你推讓，是不對的。謙遜并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好的。野心家就不讓。讓給他就使黨受損失。”
後來，陳毅又和彭德懷、劉伯承、賀龍、葉劍英等一起，應召到毛澤東處專門讨論高、饒問題；并列席1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讨論通過了《增強黨内團結的決定》。
毛澤東把對高、饒的鬥争布置妥當，便出京休養去了。2月6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開幕，劉少奇受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委托向全會作了政治報告。
陳毅也經過認真準備作了題為《為增強黨的團結和鞏固與提高黨中央的威信而鬥争》的發言。他談了對圍繞高饒事件展開的這場黨内鬥争的認識，提出不僅僅處分幾個人，而要達到弄清思想的目的。同時，也坦誠磊落地作了自我解剖。
劉少奇親自到陳毅住處，誠摯地向陳毅道歉：過去我看錯了人，信任了饒漱石，使你受委屈了。這使陳毅十分感動和振奮。據宋時輪、張愛萍等回憶，陳毅當時在同華東将領一起用餐時報告了這個動人的消息。
中央書記處分别召開了高崗、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66位中央及大區的領導人發了言。
3月4日，陳毅又與周恩來一起，在中南海懷仁堂，向2000餘高級、中級幹部傳達了七屆四中全會的精神。
饒漱石整陳毅，是借陳毅在紅四軍時兩次接替毛澤東為前委書記的曆史事實作為口實的。陳毅在揭發饒漱石時，聯系到紅軍、新四軍、華東野戰軍以及華東軍政委員會時期的實際，揭露饒漱石一貫來造謠作假、挑撥離間、玩弄陰謀詭計的種種事實；同時，也誠懇地作自我批評。陳毅的報告長達7小時，生動坦白，留給大家深刻的印象。
至此，壓抑、糾纏陳毅10多年的公案大白于全黨了。
1954年3月14日，毛澤東南巡中将路過太湖之濱的無錫。當時，陳毅正在濟南出席山東分局的會議，聞訊即趕赴無錫迎候。當日，把毛澤東迎至太湖療養院。次日，毛澤東即邀陳毅去談話。此次談話，氣氛格外融和。他們聊到階級鬥争，生産關系與生産力，假象與本質等等。據陳毅日記載，有一句話特别觸動陳毅，這是毛澤東說的：“伸手豈止高饒”。毛澤東說，隻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擴大化的嫌疑。
陳毅自己是不向黨不向人民“伸手”的。他調動工作，從不帶自己的“親信”；黨分配他工作，他從不讨價還價；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他還推辭，結果被饒漱石“伸手”搶了去。但是陳毅仍然覺得應該警惕，特别是自己現在出頭翻身的時候。從毛澤東的這句話看來，黨内鬥争的風浪，今後還将大有起伏呢！
因而，陳毅在“仲春”和張茜回到南京故居“舊築”的時候，其心情既感奮又審慎。他寫了4首“感事書懷”的詩，其中到處可見自我反省自我約束的句子：“慎之又再慎，謙遜以自束。後車善擇途，前車一再覆。”“心情承見問，春來冬盡，克奏膚功。向大澤深山，擒伏蛇龍。回溯廿年糾葛，知早有伏迹藏蹤。須牢記，無情曆史，利己必兇終。”“幸得長期培育，每愧過失多。晚節自珍惜，日月走如梭。”特别是第4首七古，标題直接就是《手莫伸》，其辭句涵義更為顯豁，可說完全是對毛澤東“伸手豈止高饒”的回答和信誓，其政治态度十分明朗。
在這時期，陳毅還做了一件大有利于堅持正确政治方向的事。解放軍全軍在學習蘇軍經驗時，有些人認為不必再強調中國共産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可以取消政治委員，實行單一首長制。在強調正規化時，表現出削弱軍隊政治工作的傾向。于是，1953年12月召開的軍事系統高幹會議上展開了讨論，會後，中共中央決定修改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以加強黨的領導和政治工作。毛澤東指定由陳毅、譚政與羅榮桓一道主持修改工作。陳毅從1927年開始就是工農革命軍的政治工作建設者之一，參加過古田會議決議的制訂，對這些問題體會至深。當時，在東交民巷開會讨論，陳毅作了内容豐富的講話，特别是對黨委統一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的由來和發展，講得尤為深透。後由姜恩毅等先起草了“總則”。“總則”由陳毅、譚政審定，由羅榮桓上送毛澤東主席。毛主席交給陳伯達修改，陳伯達卻出了錯，把“中國共産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給劃掉了。
毛主席又親筆改了回來。在陳、羅、譚主持下，《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的修改很快完成。1954年4月15日經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批準，正式頒布實行。
4月1日，華東局擴大會議開幕。譚震林主持會議，首先由陳毅傳達四中全會的精神。陳毅的發言一上來就很有特色：首先傳達的真是四中全會的“精神”。他密切聯系階級鬥争和思想改造的實際來講黨内鬥争的規律，以便同志們正确地深刻地理解四中全會的内容。
陳毅發言的第一個題目就是“要運用階級鬥争一定會反映和影響到黨内的原理來學習與傳達四中全會的内容。”他說：“按照事物相互鬥争、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為其對立物的原理，我們可以從資産階級隊伍中分化出一部分人來，同樣的，資産階級也可以從我們隊伍中分化出一些人來作為他們的代理人。”
在這個題目之下，他聯系思想認識回答了一系列的問題：“曆史久、功勞大，為什麼會反黨？”“與帝國主義、資産階級有無組織聯系？是不是他們派進來的？”“鬥争是不是過火？”“高、饒都集中反對中央某幾個領導人，這些領導同志是否也有缺點？”“高、饒問題是一種社會現象的反映，他們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因此他們的反黨思想是有其一定的市場和基礎的。”
“聯系本身進行檢讨，要有分析，要正确掌握界限，”“‘知人不易、知己亦難’，不要迷信别人，也不要迷信自己。”對這些問題，陳毅都作了辯證的、實事求是的分析，并指出主導的方面。陳毅發言的第二個内容是“根據四中全會精神，來談一談我自己的問題”。而後，4月10日、11日，他才作對高、饒反黨聯盟揭發批判的長篇報告。這樣的傳達報告，給大家的啟發就更大了。
4月2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的會議上談到三反、五反、高饒聯盟，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高度來分析了這些運動和事件，指出都屬于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階級力量的重新組合和改造；新舊社會制度交替，必有一部分人擁護舊制度，反對新制度。毛澤東這次又在較大的範圍内提出“伸手豈止高饒”。這些談話對陳毅的觸動頗大，引起他的思考：自己在七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在華東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與毛澤東的講話對照起來，就顯得膚淺，不敢說已從理論上說明了問題。
毛澤東深謀遠慮、精細過人，對于他要任甩的人尤其注意。他不但看了陳毅在中央全會上的發言，而且認真地閱讀了陳毅在華東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
在6月8日夜頤年堂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當着衆多的黨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說到陳毅的發言和報告，大加贊許。他說華東局擴大會陳毅的發言，已能概括，有點理論了，隻是其中有一點尚須與他談一談。又說四中全會的陳毅發言他也看了，認為很好。
陳毅有志于學習和運用革命理論，為時久矣。早在留法勤工儉學時期便已開始接觸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20多歲在北京的時候便已開始在報上與資産階級文藝思想論戰。三年遊擊戰争那麼艱險的環境，他還在研讀列甯的書《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因而在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問題上有充分的自覺。
1929年他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更是自覺地探讨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他在華東局擴大會上的發言中說自己“對理論有興趣，也可作些理論研究工作，但鑽得不深。”現在聽了毛澤東的評價，更覺于心不安，在日記上寫道：“入黨31年矣，進步僅此，有何可以自負之處。”
6月22日，毛澤東邀請陳毅到玉泉山别墅，共進晚餐，談論工作。毛澤東談到山東、福建問題，反黨陰謀案件問題，同意陳毅在山東檢查工作的方針。這一次談話氣氛親切，話題廣泛，《聊齋志異》中《席方平》、《公孫大娘》的妙處也談到了。行前毛澤東說了兩句具有總結意義的諺語：“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在高饒聯盟徹底查清後向陳毅說這兩句話，含義當然是深長的。陳毅說他近日内要回華東。毛澤東約他離京前再談談。
6月26日中午，毛澤東電邀陳毅同他一起去玉泉山别墅。剛剛落坐，毛澤東便興緻很好地拿出4月1日陳毅在華東局擴大會上發言的記錄稿來，稱贊此文言之有據，概括正确，有理論味，同時也指點幾處欠妥貼之處。毛澤東說全文贊成，隻提個别意見，希望今後多搞理論工作。
陳毅當即表示接受毛澤東的修改建議，并說學理論多年有志于此，當勉力去做。陳毅琢磨着毛澤東的話，試探着要求最好派他去馬列學院工作。
毛澤東顯然早已胸有成竹，直截了當地說：“不，不要去搞學院工作，希望今冬與震林同來中央工作。”
6月27日，陳毅離京南下，心情很是激動。整整24年了。1930年，古田會議後不久，陳毅便離開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四軍，此後一直在“下面”，在省區、在大區工作。如今要到中央，要回到毛澤東身邊工作了。陳毅眼前展開一片廣闊的前景。
第二節 國務院常務副總理
早在1952年夏，中共中央為加強統一集中領導，就決定逐步縮小各大行政區，并集中一部分負責幹部到中央工作。當時陳毅在給毛主席的信中表示完全擁護中央這一決定，并提出：“我想仍留南京做部隊工作并就近協助華東和上海。在将來必要時調我到北京工作我亦願意。”
現在這樣的時機成熟了。中共中央已經有了内定。1954年9月3日，陳毅作為上海市選出的人民代表到北京出席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9月27日，人代大會隆重選出了國家主席，産生了國務院總理。陳毅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又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決定，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
9月29日，由周恩來總理主持國務院常務委員會，研究總理和幾位副總理的分工，會上作出決議，陳毅為國務院常務副總理。（華東局于10月19日緻電中央，建議仍由陳毅兼任上海市長。中央10月28日複電同意。）陳毅後來在1958年4月17日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說：“我調到中央就是準備做外交工作的。”但是，外交戰線和外事口任務繁重，情況複雜，不是一下子能擔起來的。于是陳毅一面“見習”外交工作：出訪外國、出席國際會議、接待外賓、參加外交部黨組會議??一面就擔當起常務副總理的責任。在10月31日的國務院常委會上，還确定兼管科學院、政法、文化，也參加國防。常務副總理以“常務”為專業，協助周恩來總理處理國務院的日常公務，已經夠忙了，還要分工兼管幾個專務，真是百事叢集。後來又兼管國務院“八辦”的工作，還得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家打交道，抓公私合營的複雜工作。
好在陳毅鬥志旺盛，精力充沛，頭腦靈活，所以即使是對他不大熟悉的工作，也能及時地作出正确的處理。
1954年10月28日他訪問東德回來，一方面親自參加撰寫整理《關于德國問題的材料》、《出國見聞》等出國考察報告；一方面就投入國務院的工作。其中突出的一件事就是第三次全國民政會議于11月22日在北京召開。
此時，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聯袂去廣州休假，陳毅是國務院分管政法的，内務部長當然在會前要把準備好的會議文件送給他審閱，這就使他遇上麻煩了。
内務部負責人彙報：這次會議以讨論政權建設為中心。主要是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公布了憲法後，如何貫徹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委員會組織法，有待在會上統一認識。因為雖然有了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了地方各級人民委員會，有了這樣的權力機關，執行機關，許多地方的黨委和政府常常不注意發揮其民主議政和執政的作用，甚至會議也不按時召開；重要工作，常由黨委（或政府）召開三級幹部會或一攬子會去布置、讨論和貫徹。有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委員會就起不了多大的作用。還有，農業生産合作社紛紛建立以後，和鄉政權的關系弄不清楚，對鄉政權運用不夠好。有的人誤認為“互助合作發展了，鄉政權就失去作用”；甚至發生過農業生産合作社侵占鄉政府的房子，取下鄉政府的牌子，把鄉政府房子改為托兒所等情況。民政部門的任務，過去常偏重于優撫、救災和社會救濟的工作，對于事關人民民主的政權建設倒不夠重視。
所以，這次會議，内務部提出的《1954年民政工作總結和1955年工作任務》的主要文件和閉幕詞稿子中，都強調了“民主建政”，以抓政權建設為民政部門的主要任務。①内務部負責人說明，中共中央的政法領導小組也是這樣指示的。
陳毅一貫重視民主，1929年他在《關于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中寫到“群衆割據”，就寫下了“群衆??自行管理區域的大小事件”，而反對群衆“成了紅軍的老百姓”。對于政府工作、群衆工作中采用軍隊的一套工作方式，他也是有感受的。内務部提出來的問題又确是存在的，因而，陳毅沒有發現什麼問題，同意了會議的方針和文件。遺憾的是中央主要負責人都不在京，無法請示報告。會議開到兩周的時候，内務部作了會議情況報告。
陳毅對會議情況表示認可。但過後一想，對于“民主建政”的提法和會上争論的一些問題發生了懷疑。因為中央從來說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沒有提出過“民主建政”。而且按内務部文件的傾向，民主建政就該民政部門來管，民政部門主要的工作就是搞政權建設了，政府的一個部門來管政權建設這樣的大事，妥當嗎？
陳毅覺察到有問題，立刻向董必武、彭真等“老政法”請教，得到的回答是在全國第一、第二次民政會議上這些問題就有争論。據說有的幹部還主張内務部有權召集省主席、縣長會議，要管縣長的委派等等。陳毅越加感到問題不簡單。
問題提出來了。要解決卻頗費思量。内務部長期管民政工作，再加有黨的政法領導小組的指導，自己剛剛走馬上任，就能比别人高明？會期過半，臨時改變會議指導方針和議程必然造成思想混亂，又怎麼解決？特别是怎樣才是正确的指導思想，一定要明确解決。陳毅出席會議，和與會代表們交換意見，心裡漸漸地有點數了。
這時正好毛澤東、周恩來休假結束，回到北京。陳毅在12月17日向周恩來彙報了這次民政會議的情況和自己的想法，得到了明确的支持。周恩來指示：“民主建政”的口号是不正确的，内務部應主要管優撫救濟工作。要把問題擺開，徹底搞清楚。
陳毅又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說得更透徹了。毛澤東說：憲法公布以後，内務部還想要管建政；救災、優撫那麼重要的工作不去管，很不好，這個問題要講清楚。“民主建政”是資産階級的口号。政府是權力機關（按：指人民代表大會）的兒子，它憑什麼去建政呢？中央有些部門搞了好幾年，究竟該管些什麼事他自己也不清楚，糊裡糊塗的。現在你搞這個工作，我要告訴你這一點。
毛澤東的批評很尖銳。陳毅在1955年3月3日國務院第6次會議上回憶這段對話時說：“這個指示首先對我是當頭一棒：我到國務院來是副總理，我也要考慮到底幹什麼。我聽了這個指示也搞得很緊張，對我有很大啟示。”
無情的現實是：第三次全國民政會議已告結束，各地代表要打道回府了。
一個大膽的、沒有先例的決定作出了：代表們暫不離京，會議重開。
陳毅立即召集部長、副部長以及其他有關的領導幹部們做工作，開座談會。根據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反複作了說明。接着又分别召集各地代表連續開小型座談會。一連幾天，内務部和各地代表們圍繞民政部門的任務反複讨論，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澄清了混亂思想，重新商定了1955年的工作①陳毅：《在第三次全國民政會議上的發言》，1954年12月26日。
方針。
1954年12月26日，陳毅在第三次全國民政工作會議上發言，對這一場争論作了總結。
最重要的問題是政權建設是誰的事。陳毅在發言中說：“大家要知道政權建設工作從根本上說，這是全國人民在黨中央和各級黨委領導下來進行的事，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事，是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事；這樣的事決非民政系統所能包辦得了的，而且根本就不應該由它來領導辦理。”民政部門在政權建設方面是要做工作的，那隻是在黨委和政府領導下了解情況，研究問題，提出建議；而應把優撫、救災、社會救濟等事關億萬人民利益的工作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
陳毅還從理論上對“民主建政”的口号進行批判，資産階級的政權理論隻提民主，不提專政，是為了用“民主”來掩蓋其資産階級專政的實質；我們是無産階級和人民大衆對少數反動分子的專政，是正義的，是人民民主專政。“因此我們主張取消‘民主建政’的錯誤口号，回到‘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正确口号。”
陳毅十分注意辯證法，兩點論。他在透徹批判的同時，也充分肯定1954年民政系統很大的成績；也指出有些地方對按期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委員會，運用政權去領導各項建設，認識不足，做得不好，甚至不按照法律規定辦事，輕視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委員會的作用，是應該批評和加以提醒的。民政部門在這些方面提出建議，促請黨委和政府注意，是應該的。
顯然，這樣的解決，符合中共中央當時的大政方針，符合毛澤東主席的想法，也符合公布不久的憲法的規定。
陳毅在緊張地主持着民政會議轉軌的同時，他還得分出許多時間來參加在北京召開的兩個全國性會議的掌握和籌備。這兩個會都是要“吵架”的會議。一個是1954年12月5日到1955年1月8日的全國擴展公私合營工業計劃會議，另一個是1954年12月30日到1955年1月5日的私營工商業問題座談會。這兩次會都涉及中國革命和建設所特有的朋友――民族資本家們。
本來，國務院分工不該陳毅來管，可是中央指定他召集。
這顯然是因為他從1949年5月以來一直在上海這個資産階級最密集的城市，一直在與資産階級交朋友、作鬥争的第一線，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顯然也是中央對他在上海創造性地執行私營工商業改造政策和統一戰線政策的成就的充分肯定。的确，比起處理“民主建政”來，陳毅在私營工商業問題上有把握得多了。
不過，這畢竟不是上海一個局部，而是全國的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全國資本主義的利用、限制、改造的大問題。
全國擴展公私合營工業計劃會議當然是為了讨論怎樣擴展公私合營工業的，就是說1955年要把多少私營工廠變成公私合營工廠，1956、1957年又怎麼樣，怎麼組織領導？可是會議開始後，各地代表，特别是上海、天津、沈陽等地的代表反映一大堆問題。最集中突出的反映是現存的私營工廠生産發生嚴重困難，一些主管工業和原材料的部門有隻管國營，不管私營，隻管企業合營，不管生産安排的傾向，定貨任務不給私營廠，象第一機械工業部60萬部水泵的生産任務全分配給了國營廠，私營廠一部也撈不到。私營廠接不到定貨，搞不到原材料，就要停産，發不出工資，有些工人就向黨委請願。
還有就是改造資本主義企業和資産階級分子工作中的急躁、簡單态度。
本來改造應是逐步進行的，有的幹部卻抛開“逐步”，而想“一步”完成改造；有的企業一搞公私合營，馬上搞一長制，把私方擱在一邊；有的隻願意接收資本家的企業，不願意安排教育資本家的人。資本家說怪話：“幹部晝夜忙，資本家曬太陽。”“公方是直達快車，私方是虛設一站。”“房子越住越小，汽車越坐越大。”
還有就是搞公私合營工作的、到合營廠當公方代表的幹部中，有不少入學習不夠，質量不高，并且不安心工作，說是“到156項建設單位工作的是優秀幹部，搞公私合營工作的是‘生鏽’幹部。”許多地方并且沒有專管公私合營工廠和幹部的部門。
這種種情況，特别是生産沒有統一安排、公私未能兼顧的情況，如不迅速切實地解決，公私合營的工作難以擴展，計劃當然難以制定。
陳毅當然很理解這些情況，而且敢于向中共中央如實反映這情況，他是不怕按中共中央的路線政策去關心和照顧資本主義工業和資産階級分子的。
陳毅很快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問題：陳雲聽後便約“八辦”的幹部去談；因為這些問題牽涉面太大，陳雲又約陳毅及“八辦”許滌新等一起向周恩來詳細彙報。
問題展開了，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關心，陳毅指出了幾個傾向，特别認為“目前批評一下不統一安排是十分必要的。”周恩來完全同意陳毅意見，并指出：我們的主要缺點，是在處理私營工商業及資産階級的問題時，既不研究情況，又不同人家協商，也不估計後果，就片面處理。
毛澤東指示說：公私合營就是去解決矛盾的，把私方利益納入公方之中。
私營工業有很大的積極性和消極性，把它和公方拉在一起，加以調整，發揮它最大限度的積極作用，消除它最大限度的破壞性，達到解決矛盾。很明顯這個工作乃是總路線的很重要的部分。在工業中，原料和定單（生産任務）分配不公，給私營太少，是不對的。私營有困難要照顧他們，要統籌兼顧，要調整公私關系。
陳毅在1955年1月7日傳達了這些指示。
毛澤東還指示陳毅召集資本家開座談會。
陳毅更把會議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及時向直接領導這次會議的陳雲報告。
陳雲在12月31日于中南海懷仁堂向會議作了《解決私營工業生産中的困難》的報告，對會議的順利進展起了很大作用。
1955年1月7日，陳毅代表中共中央給會議作了總結報告。總結報告強調了統一安排，統籌兼顧，還強調了既抓合營工業的企業改造，又抓資産階級分子的教育改造。總結報告貫徹了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吸收了大家讨論的成果，對一系列問題作了正确的回答，并确定了1955年的擴展合營計劃和1955年到1957年的擴展合營計劃。
根據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陳毅邀請全國政協的工商界委員63人，和各有關部門負責人及出席擴展合營工業計劃會議的代表一起舉行“私營工商業問題座談會”。會議在一周内開了4次。開始，有些工商界委員“摸不清行市”，抱定“啞巴進廟，光叩頭，不開口”的态度。陳毅在會議上鼓勵啟發，在會外通過工商聯、民主建國會進行醞釀，陳毅自己并與黃炎培、陳叔通、李燭塵等工商界上層代表人物交談。結果“發言者由遲疑而踴躍，最後兩次會議上則大有争先恐後之勢。”最後由陳雲作了有關調整工商業公私關系方針政策的報告，還說國營廠要“吐”出一部分任務來照顧私營廠；由曾山、吳波、許滌新等回答問題；陳毅也多次發言，并在會上向黨内幹部指出一定要重視協商。這樣，工商界代表普遍情緒高漲，對共産黨更加信任，而且提出資方也要作自我批評，說“收獲超過想象”。
1955年3月14日，陳毅向中共中央呈送了《關于全國擴展公私合營工業計劃會議的報告》和《關于召開私營工商業問題座談會的報告》。中共中央在3月17日将這兩個報告批轉全國，“即希認真研究組織貫徹”。中共中央對于報告中所強調的“努力做好改造資本主義工業和資産階級分子的雙重改造”給予特别重視，指示：“目前的情況是重視對企業改造而忽視對資産階級分子的改造，這是必須糾正的，兩者應同時抓緊才好。”陳毅在召開私營工商業問題座談會的報告中寫道：“組織工商界代表人物就有關問題進行讨論，反映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并同他們進行充分協商，就是将階級鬥争引向公開、合法的鬥争。隻有積極地領尋和掌握這種公開、合法的鬥争并适當處理他們的合理要求，批判他們的不合理要求，才有利于制止和堵塞各種隐蔽、非法的鬥争，并克服他們對社會主義改造的反抗與破壞。”這一經驗的取得無疑對全國社會主義改造和階級關系處理有重要意義。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說：“這是一個正确運用政協這一統一戰線組織來處理國内階級關系的範例。”
1955年3、4月陳毅主要的任務是外事，陪同周恩來總理出席萬隆亞非會議，這在下一章《外交風雲》中将系統地叙述。但這裡先提一件“内事”：籌備出國時，周恩來突發急性闌尾炎，住進北京醫院，政治局即在北京醫院開緊急會議，批準進行手術。3月15日晨，鄧小平通知：因周恩來剛剛動了手術，決定他不出席中共中央将于3月21日召開的全國代表會議，如4月中旬不能出席亞非會議，拟由陳毅率團出席。陳毅痛感“中樞負責人健康關系甚大，替人最難，并急切難于接手”。陳毅為此極其認真地作了一番準備，為他後來在萬隆做周恩來的主要助手打好了基矗從印度尼西亞回來以後，5月10日，周恩來召集陳雲、習仲勳和陳毅3位副總理再次研究分工問題，确定陳毅分管國務院第一、第二辦公室、民族事務和科學衛生工作。
對于科學，陳毅是深知其重要性的。他十五、六歲的時候，曾經是“科學救國”的信奉者。後來接受了革命理論，知道了救國須主要靠革命，但要使祖國富強，科學還是極重要的工作。尤其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科學的作用更加偉大。陳毅曾大聲疾呼：“我們過去要有一支軍隊，現在搞建設需要科學研究。”
一到國務院，他就分管科學院和科學技術。在軍内，他也受命兼管國防科學技術。1955年9月27日，他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陳毅元帥當時要關心的正是用現代化的科學技術改進人民解放軍的裝備和戰術技術。1955年國慶節，陳毅和老帥們一起，穿上元帥禮服佩帶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登上天安門城樓。陸海空軍的方陣和百萬群衆的海洋使黨政軍領導人十分激動。毛澤東感歎：這一事實證明中國人民已完成組織起來的任務，今後的任務是如何把自己裝備起來。陳毅大有同感。
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毛主席“此一概括，甚為正确，工業農業的發展，社會主義工業化，即解決裝備之唯一途徑。”
他對科學技術的關心正是為了“裝備”中國人民和軍隊。他對原子能的研究和開發特别重視，積極着手從和平利用原子能，建造原子反應堆做起，從科研、選礦到基礎設施的建設，都付出了大量心血，這為後來原子彈、氫彈的研究制造，為核反應堆、核電站的建設，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1956年2月，陳毅就任全國科學規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為副主任。這是黨内領導科學研究的最高機構，受到中共中央的特殊關懷，有事可以直接向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請示報告。
科學規劃委員會在這個階段着手抓科研機構、科研隊伍的建設和全國12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的編制工作。這部40萬字的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是個大工程。編制過程中，百家争鳴，氣氛極為熱烈。最後博采各家之長，集思廣益，搞成了一個既具遠見又比較切合實際的規劃，成為指導科學研究工作的綱領性文獻。由于黨和國家對科技的重視，這時的科研機構由解放初期的40多個發展到380多個，研究人員已由那時的幾百人增加到9000多人。
陳毅對科學的重視特别表現在他對科學工作人員的尊重。他多次深入科學院各部檢查工作，登門拜訪科學家。張勁夫被任命為科學院黨委書記，來見陳毅，說自己未于過科學工作，不知該怎麼辦。陳毅告訴他：這很簡單，你若是當部長，司長來看你。你當科學院的領導，就該你去看所長，看科學家。他自己，就是用這種當小學生、當勤務員的精神來團結改造知識分子，來為科學研究服務、撐腰，直到1962年他在廣州會議上為“資産階級知識分子”行“脫帽禮”。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陳毅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時，由陳毅來主管外交已進一步明确了。在10月28日召開的科學規劃會議上，宣布了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将科學工作交由聶榮臻主管的決定。
第三節 第一部“農民憲法”
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在懷仁堂中共中央召集的盛市委和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掀起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一時間，“小腳女人”的形象比喻傳遍大江南北、長城内外。
8月1日，繼續在懷仁堂開會，鄧子恢對農村工作作了自我批評。各地代表踴躍發言後，毛澤東作了結論，鼓勵領導好農業合作化運動，要求全面規劃，大膽發展。
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春，農業合作化成為全黨全國的主要工作。9月7日政治局開會讨論，同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内指示信。9月11日，陳毅這位并不分工管農業的副總理也應召去毛澤東處開會，農業合作化是主要議題之一。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主要讨論農業合作化問題，通過《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毛澤東作了題為《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争》的總結性發言。陳毅在會上的發言和中共中央、毛澤東的指導思想完全一緻。11月24日，毛澤東在全國省市委工作會的閉幕會上的講話，指出當前的問題是思想落後于實際。陳毅聽了這個講話很受鼓舞，“覺得社會主義的全面勝利己在掌握中一樣”，在他的日記上表示“要把這股情緒變為實際行動，一步步把工作做好。”
陳毅這種積極熱情的政治态度很為毛澤東所看重。所以當“農業十七條”征求了意見以後，需要大大充實、修改和審定修正稿的時候，毛澤東指定陳毅參加。
一般人隻認為陳毅的“業務”是打仗、部隊黨政工作、統戰工作、外交，很少把陳毅同農業、同農業生産關系的變革聯系起來。陳毅是“洋”的不是“土”的。其實，知陳毅者，毛澤東也。毛澤東知道陳毅幹過“土改”、在土地問題上有正确見解，由來已久。
陳毅留過洋，但也種過田。在湘南起義之前就在贛西南山區領導南昌起義餘部幫助農民勞動，做群衆工作，打土豪，恢複農會。1928年1月湘南起義後，他又在郴州一帶領導農民插标分田。特别是1930年起，陳毅作為紅二十二軍軍長、中共贛西南特區委書記，從事土地革命頗有經驗。至今保存的毛澤東1930年11月8日所寫《東塘調查》和1930年11月15日所寫《分青和出租問題》中多處說到陳毅。《東塘調查》中有：“7月15日南路擴大會，陳毅提出8個綱領，如馬上分田插禾，抽多補少”；“陳毅開了9天會，決定了詳細的土地法”。《分青和出租問題》中寫道：“1930年11月15日，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在吉安開了一次擴大會，到會的人除省委常委外，有??各縣的蘇維埃主席及二十二軍陳毅同志，我代表總前委參加這次會。這次會的特點是讨論了‘分青’和‘租田’兩個問題。”
可以說，從1928年到1956年，陳毅在農業問題上的意見和做法曆來都是和毛澤東一緻的。陳毅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發言，對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給予高度評價：“我認為其中具有特别重大意義的貢獻，是理論上的貢獻。”對陳毅的發言稿，毛澤東仔細閱看過，至今可以看到這份為毛澤東閱過的稿本上留有他親筆的圈點豎杠。
毛澤東在12月21日親自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征詢農業十七條意見的通知。意見彙集後，毛澤東先期到達杭州，并對附近農村情況進行調查。陳毅參加完上海市人代大會，于1955年的最後一天到達杭州。
陳毅一到杭州就看望毛澤東，談了一個多小時，并共進除夕晚餐。元旦上午，陳毅聽取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江華的彙報。下午，中共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和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順元到達，陳毅同他們交談了兩省的情況。晚上，同去毛澤東住處交談。
1月2日起開始農業發展綱要的修改工作。
資料很多，這綱要的資料是根據1200個鄉的調查，又從中選了120個鄉深入了解，完全由毛澤東親自組織，并有幾個鄉是毛澤東親自去的，找社長或勞動模範談了話，察看了棉田、稻田等等。
修改工作一直進行到1月5日上午，陳毅還與省委書記們繼續研究了條文，完成了最後的準備。
1956年1月5日上午，在毛澤東主持下，全國各省委、市委和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開幕。會議對修改的條文進行審議，又提出了許多增删修改的意見。當夜，陳毅同廖魯言等改定了這個《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修正稿），當即付櫻到1月9日會議結束時，農業發展綱要已形成為四十條的大文章，并正式作為草案準備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
在回北京的途中，陳毅陪同毛澤東在上海、南京、天津等地作短暫停留，在南京參觀了陵園星光農業合作社和堯化門農業合作社，在天津參觀了王頂堤高級農業合作社。
1月17日，毛澤東召集政治局會議，讨論通過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
緊接着，毛澤東又邀陳毅到中南海遊泳池商談進一步修訂和向黨外征求意見的問題，并面托彭真、陳毅辦理。
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5億農民和有關戰線提出《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修正稿）》。
1月26日，陳毅在中央機關于部大會上作了《關于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報告》。
陳毅非常贊成毛澤東把農業發展綱要稱為“農民憲法”，稱為5萬萬農民實現社會主義的綱領。他曾多次向科學家和民主人士作報告，充滿熱情地介紹這部新中國第一部農民憲法。他的報告結合中國這個農業大國3000年的曆史說明根本解決糧食問題和農村改造問題的極大必要性；結合中國革命進程論述了在廣大農村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偉大意義，他還說：我“個人發表一狂妄的言論：這是全世界範圍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決定勝負的一仗。我國這樣大，溫帶氣候，廣大的勞動力，民族的優良傳統，這樣一個國家實現了社會主義，世界範圍内社會主義的勝利是肯定的。”當然，陳毅不忘辯證法，他也專門指出：“有人認為愈快愈好。今天是初級合作社，明天就變為高級社，來個國營農潮。可惜這個警告并未能抑制裝左”的浪潮。
第四節 “漢藏一家叙别情”
陳毅從杭州回到北京以後，就忙于參加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會議和向黨外征求對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意見等工作。可是他既然分工兼管民族事務，有一件大事又臨頭了：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将于4月份在拉薩成立，民族事務委員會黨組送來請示報告，建議組織中央代表團前去祝賀和訪問。
陳毅在1956年1月21日将這報告轉呈中共中央：此事請中央作一原則上的批示，以便開始籌備工作。
中共中央在1月24日就作了批複：一、所拟計劃原則同意，并應即按此作好準備。二、拟請陳毅同志任團長，請陳毅同志提出代表團的具體名單。
三、各項具體工作由陳毅同志主持和指導。
在陳毅與汪鋒、張經武等的醞釀計劃下，這個代表團規格很高，聲勢浩大，足以顯示偉大祖國對西藏的重視和關懷。2月7日中共中央同意陳毅與民族事務委員會的意見，正式發出《關于慶祝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和去西藏進行訪問組織中央代表團的幾項問題的通知》。
按照通知的規定，一個考慮周到的中央代表團名單很快提出，并迅速得到批準，中央統戰部、民族事務委員會、全國總工會、青年團中央、全國婦聯、教育部、糧食部、佛教協會、總政治部等等都有負責幹部參加；各民主黨派的代表更是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如朱蘊山、費孝通、黃琪翔等等。特别有意義的是代表團成員共由17個民族組成。随團工作的有翻譯組、新聞記者組、電影攝制組、衛生組、電影放映隊；還帶了一個包括歌舞團、京劇團、雜技團在内的文藝工作隊。代表團正式成員57人，加上工作人員、文藝隊員和長途跋涉必不可少的司機（汽車300輛）、炊事員、警衛人員，總人數達800餘人。
那時候飛機尚未通航，他們隻能乘火車到蘭州，然後換乘汽車到青海省西甯市，再從西甯經新近建成的青藏公路入藏。從蘭州到西藏的拉薩、日喀則，全程2200公裡，途中将經過日月山、小唐古拉山、唐古拉山，平均高度在海拔4500米以上，荒漠雪山、風砂雪蠶。所以代表團對人選的身體條件要求很嚴，心髒并肺氣腫一律淘汰。陳毅是高血壓，組織上特地讓張茜同行。
自然條件的困難還是次要的，政治上的困難更使代表團，特别是團長，感到肩頭負擔的沉重。西藏民族長期處在與外界基本隔絕的狀态。廣大藏民群衆以至僧俗官員對漢人的看法還是清朝政府、北洋軍閥政府、國民黨政府時期的印象：官府壓迫，漢商剝削。西藏和平解放後全國的大批幹部和解放軍雖然留給他們較好的印象，但是也帶去物價上漲。共産黨不信教，共産黨還要搞民主改革，分田、分地、分牛羊，喇嘛和貴族當然有人不會高興。民族的、宗教的、階級的矛盾都是客觀存在。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勢力一直把西藏當作他們的殖民地或“附屬國”，人民解放軍和平進駐西藏是他們很大的挫折，他們當然還要挑拔離間、造謠生事，以至煽動叛亂。西藏和平解放以來，中央還沒有派代表團到西藏去過，這次派這麼大的一個高規格代表團去，必然會引起西藏的轟動和注視。所以，代表團的一言一行，都事關重大。
當然，此次去西藏也有好條件。達賴、班禅都到過北京，西藏的上層集團大多數人對中央的政策已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運糧入藏、降低物價進一步得到了群衆的擁護；青藏、康藏公路的通車和貿易、生産的開展，給西藏的工作以相當鞏固的物質基礎；西藏封建上層有一部分人看到民主改革是大勢所趨，開始考慮改革的問題，群衆中要求改革的覺悟也在提高。
代表團團長陳毅連日思考和研究着此行的方針和任務。
這時西藏參觀團正在北京，2月12日，毛澤東主席接見了西藏參觀團，陳毅等人陪同接見。接見完畢，毛澤東讓陳毅等人留下，交代此次赴藏應注意的事項，說了一番令陳毅深深折服的話。
毛澤東說：并非隻有中國重視西藏，西藏的問題會引起全世界的注視。
西藏隻有改革才有前途，但可以有别于内地的做法，采用贖買的辦法。此次赴藏應該把中央堅持改革、民族團結的政策帶去，處處說通道理，做好事，不強加于人。在談到達賴想明年出訪印度時，他說：達賴喇嘛是西藏一位宗教領袖，也是國家領導工作人員，他的行動是自由的，可以讓他明年去印度。
在談到印度駐中國大使想取道西藏回國時，他說：印度大使離任返國或返任來京，需要經過西藏，可予批準。這次談話器度恢宏，對陳毅明确西藏之行的方針任務啟發甚大。
3月12日，陳毅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關于中央代表團去西藏工作方針、任務的請示。任務是：慶祝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成立，宣傳中央的民族政策擴大黨和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影響，進一步密切中央和西藏地方的聯系，增進國内各民族相互間的關系，加強漢、藏民族和藏族内部的團結，幫助西藏工委解決一些工作中的重要問題。總的方針是：廣泛接觸、謙虛謹慎、加強團結、促進進步。中央批準了這一請示。
3月14日，毛澤東主席召見陳毅、汪鋒，張經武交代赴藏任務和應注意問題。陳毅第二天向代表團全體人員傳達時說：毛主席說西藏民族和漢族的隔閡不是一天兩天就能消除的，我們在精神上應該準備等它10年20年。這次去西藏主要是慶祝西藏自治區籌委會的成立，而不是去作更多的事。我們主要地反對大漢族主義。反對了大漢族主義，才能說服各民族放棄地方民族主義。這點不能颠倒過來。這次去的任務不要多，希望不要大，對于土地改革、穩定物價、婦女工作等，要看情形去作，步子不要太快。
3月15日，周恩來總理接見代表團全體人員時，強調的也是反對大漢族主義。
陳毅對于反對大漢族主義态度十分明朗。中央代表團3月16日上路，在鄭州、西安小停，到蘭州作換車準備。3月28日陳毅在蘭州給代表團全體人員講話時，引人注目他講到大漢族主義問題。代表團專門制訂了《工作人員守則》和《宣傳大綱》，這個《宣傳大綱》卻隻講漢族幫助少數民族，沒有講兄弟民族對祖國的貢獻。在小組讨論時兄弟民族代表提出了意見。陳毅在講話中說：“我以代表團團長、國務院工作人員的立場說宣傳大綱的提法是不科學的，不符合事實的，是大漢族主義的。因而是錯誤的，應予糾正。”
他并且講述了西藏、新疆、内蒙以及全國各兄弟民族對祖國的具體貢獻。陳毅還講：大家不要以改造者自居，否則“他們可能把我們當成欽差大臣。”
“毛主席說，我們不要象一股水沖進拉薩使他們害怕。分清主客，去祝賀的，不作别的。七八百人，汽車300多輛，水一樣流到，不要把他們沖倒了。大家要作到‘客聽主安排’。”
當然，陳毅決不會因為反對大民族主義就要大家謹小慎微，多握手少開口。他指出：對問題和困難不回避，有一是一，有二是二，要坦誠相見。“最近（西）康南有2000人的武裝沖突。如有人問到可以講，說農民不納租，喇嘛去鎮壓，殺我們幹部，打起來了，我們派兵去解決，但是争取和平解決。”
“講道理什麼問題都能解決的。”陳毅希望大家積極宣傳，“否則，人家會說中央派了七八百個啞巴和尚到了拉薩。”
4月3日晨，代表團從西甯出發，這真是古今罕見的一個訪問團。其罕見倒不在于規格高：在北京火車站曾有鄧小平、賀龍等中央黨政軍負責人和各界群衆600餘人的歡送。其罕見恰在于行旅的規模龐大。800餘人的隊伍為何用300多輛大小汽車？原來正如周恩來所說：“這次去西藏自己能攜帶的盡可能帶去，盡量少麻煩他們。”汽車上裝的不但有足夠的吃、穿、用、住（帳篷）所需各物，還帶了大量的禮物，準備饋贈給從達賴、班禅僧俗官員起到大小喇嘛、群衆代表。再加上文藝隊伍五光十色，這隊伍的盛況隻有唐文成公主入藏的大隊才能媲美。
如此熱鬧的隊伍走的卻盡是地廣人稀的高原，最大的特色是“雪峰為伴”。頭昏、惡心者甚多，許多人不得不用氧氣袋。陳毅一路雖也有高山反應，但興緻甚好，遇有特别壯麗的山景，常停車攝影。休息時遇有沿途難得一見的牧民、礦工、農墾人員，也要和他們熱情交談，了解情況。過了溫泉抵達德慶宗，已是一片桃紅柳綠、鳥語花香。一路平安無事故，當團長的滿心欣慰，寫《乘車過雪峰》七言一首：昆侖雪峰送我行，唐古雪峰笑相迎。
唐古雪峰再相送，旭角雪峰又來迎。
七日七夜雪峰伴，不苦風砂樂晶瑩。
同人舉酒喜相賀，輕車已過最高層。
明日拉薩會親友，漢藏一家叙别情。
4月17日，浩浩蕩蕩的汽車長龍遊進拉薩。陳毅在日記中寫道：“12時進入拉薩，有6萬餘人歡迎，空前盛況也。達賴、班禅率官員至接官亭迎接，即在亭内會談井發表歡迎詞，旋與餘驅車檢閱儀仗隊，旋即告辭起駕回宮。另有官員陪餘通過歡迎行列，到接待亭小坐，由藏員獻哈達。旋出席群衆大會，向數萬人發表講演，旋驅車通過群衆行列。”
日記上還寫了西藏官員昨日對達賴、班禅是不是出席群衆大會“發生激烈争論”。陳毅讓張國華去調停，同意達賴、班禅不出席群衆大會，“始妥協作罷。”陳毅感歎：“按餘出訪外國時的禮節安排，并無如此緊張程度，西藏改革宜緩宜有耐心。”整個的歡迎儀式充分體現了尊重西藏民族的誠意。
4月22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開幕。達賴喇嘛緻開幕詞。
陳毅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澤東主席向達賴、班禅額爾德尼和西藏人民緻以熱烈的祝賀。陳毅在講話中充分肯定了西藏和平解放以來漢、藏人民互敬互助取得的多方面的進步。陳毅還稱贊達賴與班禅恢複了友好關系，實現了西藏内部的團結。指出今後西藏的主要工作就是進一步實現“團結、進步和更加發展”的方針。對于今後的改革問題，陳毅指出：改革是肯定的，《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中已有明确規定。但中央一向主張依據本民族的志願來做，隻有西藏民族的領袖和人民有了一緻的要求和決心的時候，西藏地方的改革才可以進行。今後也應如此。陳毅還強調了培養足夠數量的本民族幹部的重要性，井預祝“在祖國各兄弟民族的互相幫助下，經過必要的改革，在幾十年之内，西藏民族将以一個有高度發展的經濟和文化的民族出現在祖國大家庭内，對社會主義祖國做出更大的貢獻。”
參加這次大會的，有西藏各地區、各階層、各教派和各群衆團體的代表。
大會上，還有中央代表團32位代表分别代表各兄弟民族、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黨政各部門緻賀詞。會議期間，西藏各方面的代表踴躍發言，圍繞着西藏解放以來的工作，籌委會組織簡則和主要幹部人選等問題認真讨論。
陳毅與中央代表團成員也積極參加讨論，随時解答各種疑問。特别是對代表們最關心的民主改革和康南發生的武裝沖突詳細他說明了真象，說明了政策。陳毅與代表團成員進一步強調了中央對于西藏改革“隻許改好，不許改壞”的精神以及與内地的重大區别。西藏改革不采取開鬥争會的方式，實行改革的結果，将使各階層人民的生活都能逐漸提高。國家将采取适當的方式，保障貴族和喇嘛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不緻降低，堅決貫徹保護宗教和喇嘛寺廟的政策。達賴、班禅在各自的報告中對改革問題也作了必要的說明。出席大會的代表們在最後的大會發言中紛紛表示擁護中央的政策，要為将來實行改革創造條件。
大會通過民主協商選出自治區籌委會的領導人。一緻通過了籌委會組織簡則的決議，還通過了達賴、班禅額爾德尼、張國華、王其梅所作報告的決議。這次大會是圓滿成功的。班禅額爾德尼在閉幕詞中高度評價了這一成果。
大會後，中央代表團即分成幾個分團在拉薩和到各地訪問。陳毅率總團部行動。陳毅先後拜會了達賴與班禅，并接受他們的回拜，和他們分别進行誠懇親切的交談。陳毅等領導人還在拉薩分别接見了阿沛・阿旺晉美、噶丹寺的總法台噶丹赤巴和達賴的副經師赤江活佛、西藏地方政府助理噶倫夏蘇和代理噶倫噶章、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噶倫索康・旺清格勒，以及噶廈、堪廳、昌都3方面三品以上的官員，還分别接見了白教噶瑪巴、花教薩加法王、江孜敏珠林等活佛，昌都解放委員會副主任邦達多吉、委員松松、阿曲以及洛隆宗寺堪布等人。
中央代表團進藏期間，中央決定調撥大批糧食幫助西藏，4月份可運到3000萬斤，5月份預計可運到5000萬斤。代表團來時，還特意把許多農作物的優良品種随車帶來。這是贈送給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的寓意很深的禮物。陳毅以中央代表團團長身份親自把其中一小部分精品送到達賴與班禅的手上。布施、禮物、紀念品，演出、慰問、參觀，代表團到處受到熱情的歡迎。
5月10日，陳毅率總團部一行離拉薩赴日喀則訪問。當晚至旭各拉山附近宿營。因所處位置在海拔4800米以上，高山反應強烈，同行中有兩人難以忍受而折返拉薩。在翻越5000多米的旭各拉山時，陳毅也臉色蒼白，可是他卻讓停車觀景。隻見遠遠近近，群峰潔白玉立，唯有6000米高的旭各拉山峰，反倒全無冰雪，露着黑褐色的巨岩，嗟峨雄奇。陳毅艱難地喘着氣，流連不去。醫生勸他快下山，他卻說：“如此奇景，人生難得第二回啊！”陳毅就是以“難得第二回”的精神，克服高山反應的痛苦，堅決前往日喀則的。
5月12日中午抵達日喀則，受到先期返回的班禅大師的熱情歡迎，并參加萬餘人的歡迎大會。一連幾天，陳毅一行在達賴、班禅派出的僧俗官員的陪同下，分别到寺院、醫院、學校、居民新村、軍營參觀和慰問，還看了騎射表演。幾十名日喀則郊區農民聞訊趕來向中央代表團敬獻哈達和雞蛋。
5月18日，陳毅在日喀則接見了堪布會議廳四品以上官員。和在拉薩一樣，陳毅在講話中強調西藏民族内部團結的重要性，強調噶廈、堪廳、昌都3方面要緊密團結，說過去帝國主義和反動政府就是慣用離間的毒辣手段，以達到他們控制和奴役的目的。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希望西藏民族内部團結，希望大家幫助兩位大師做好工作。
陳毅一行動身來日喀則時，有人在背後說：陳毅要到日喀則說悄悄話去了。事實卻是陳毅與總團部的一切活動都開誠布公，和拉薩一個樣。
陳毅一行離日喀則東返，此行印象美好。前路卻逢磨難，引日記兩則為證：“5月19日，班禅大師來寓送别，同車渡年楚河，到雅魯藏布江與年楚河會流處。群衆萬餘人已集會歡送久等了。餘在帳篷内與班禅建議，要與達賴、張國華3人如何保持團結和統一領導，并引毛主席對此問題所提供的各項原則與經驗。班禅再次表示感謝我們的提示和指教。在送别大會上，班禅發言，依依不舍。餘答詞引李白詩：‘請君試問東流水，别意與之誰短長。’意即東流之雅魯藏布江不及我們團結為人民服務的情長和義重也。”
“5月20日，上午8時半啟行。昨夜頭痛甚劇，啟行後亦然。翻過東拉後，天大雪，翻旭角，風雪交加，愈來愈甚。下山到羊八井大草原，天開始晴，雨雪亦止。但頭痛，體疲，坐卧不甯，為此行2月來最難過的遭遇。”
拉薩各界是在5月30日舉行歡送大會的。此次訪問“功德圓滿”。至今西藏人士言談及此，還很懷念陳毅。有的人還說，從古以來，進入西藏的漢人，隻有兩個是家喻戶曉、口口相傳的，一個是文成公主，一個就是陳毅。
飛機通航了。中央為确保安全，特派空軍副參謀長張廷發專程到西甯布置，要西藏當雄機場現有4架飛機中先試飛兩架到西甯，嚴格檢查。
飛機小，裝載不了許多人。各分團分别經青藏、康藏公路返回。6月4日，陳毅與西藏噶廈官員、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領導人一一告别，在當雄機場起飛東返。
第五節 向知識分子行“脫帽禮”
1958年2月以後，陳毅的主要任務就是外交了。可是在中國人的印象中，這位陳老總在“廣州會議”的講話是他長期分管或兼管的科學文化的“施政”演說，是他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萬言書”。
問題還得從頭說起。
分管科學與文化，就是分管知識分子。國務院分工陳毅管這一門是很對的。
要管知識分子，自己就得熱愛知識、尊重知識。陳毅對知識的追求是如饑如渴的。戰争年代他的行囊或大或小，多半是書。當上海市長，他“微服”上街逛舊書店；對于善本古籍，隻要有文史價值，不論内容“紅黃蘭白黑”，都下令圖書館、博物院妥為收藏保存或影印出版。調中央工作後，古籍書畫較多的北京琉璃廠更是常客。有病住院，在他是樂事，可以大量讀書。1955年1月，他牙病住院11天，除了每天送來的文件報紙不能不看外，他通讀了杜甫集、《白氏長慶集》、馮至的《杜甫傳》，還有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裡斯多夫》。他不僅閱讀，還在書上評點，在日記上寫讀後感。象對李白、杜甫、白居易，有的專家偏愛一個偏惡另一個到偏激的程度。陳毅寫道：他們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要求，這便構成中國文學上的優良傳統”，“其價值應放在不同尺度上去估價，不可樂此惡彼。”
由于他知識豐富，而且能作胸襟寬闊、目光精微的分析評價，許多知識分子就願意接近他，希望和他交朋友。陳毅在科學、文化界的朋友不僅量多，而且質高；不但是知友，而且是诤友。著名學者、商務印書館的老闆張元濟，年齡比陳毅大34歲，陳毅與他也成為“忘年交”。1950年，張老83歲了。
因商務印書館經濟困難，發不出工資了，來向陳毅市長要貸款。陳毅卻給他深談改善經營管理之道，談得老先生豁然開朗，錢也不要了，回去就搞整頓。
從此友誼更深，每年逢張老生日，陳毅必送筵席上門祝壽，調任副總理後也不忘記，直到1959年張老92歲仙逝。
陳毅副總理既然分管科學、文化，對共産黨的科學、文化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的制訂，其作用是很切實的，他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内提供意見或參予修改文件。
陳毅應召于1955年12月底赴杭州在毛澤東領導下參與農業發展綱要的修訂工作時，他的文件包裡還裝着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的征求意見稿。同樣也是急件，因為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在1月中旬就要召開，他也得把修改意見正式寫出來送中央。陳毅就雙管齊下，交替進行。到1月4日，終于研究确定，陳毅給周恩來寫信報告。信上說：“這幾天搞十七條條文的修改補充，故把對中央關于知識分子指示意見一事辦遲了。現各同志已提了一些意見，特送上供參考，”“我昨夜又把中央指示讀了一遍，覺得該指示頗為全面。各同志的意見均已提到，隻是應否對某幾點着重多說一些的問題。
陳毅認為需要多說一些的問題主要就是一個：知識分子改造與資産階級分子改造的區别。他寫道：“??知識分子的改造與資産階級分子的改造各有其難易。資産階級改造在某幾點上反較高級知識分子較為容易。即是說思想體系和作風的改造較之企業的物質改造當然是更困難，更應是長期的。”
“還應說精神與思想改造當然更要講究方法，”“??把知識分子與資産階級兩種改造略作比較加一小段，我認為有必要。”
陳毅還轉達了毛澤東幾次與他們談話中“約略談到的意見”：“一、認為中央關于知識分子文件不如工商改造指示明确。二、許多問題應提得恰如其分，免翹尾巴。三、認為曾希聖提的對中層知識分子的關心和處理也應寫到指示中。”
北返途中，毛澤東與修訂農業發展綱要的原班人馬讨論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回到北京，陳毅到家就接到周總理的通知，要他參加修改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他随即去參加修改。日記中記着，他直到深夜1時半才回家。
因此，周恩來1956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報告，也包括陳毅意見在内。
正如陳毅所說，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和周恩來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是“頗為全面”的。對知識分子充分發揮其力量，不斷提高其政治覺悟，大規模擴大其隊伍，盡可能迅速地提高其業務水平，都講到了，報告強調了知識分子在各條戰線上的重要作用，也強調了“黨中央認為：對于舊時代的知識分子必須幫助他們進行自我改造，使他們抛棄地主階級和資産階級的思想，接受工人階級的思想。”報告特别指出：“目前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主要傾向是宗派主義，但是同時也存在着麻痹遷就的傾向。”還具體規定，“必須保證他們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在自己的業務上，其餘的時間可以用在政治學習、必要的會議和社會活動方面。”指示和報告都是符合當時知識分子隊伍基本需要的，對知識分子的隊伍中先進、中間、落後和極少數敵對的情況也有明确的分析，并沒有象在實踐中特别是在反右的“拔白旗”以後那樣給廣大知識分子一律扣上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
所以這次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和報告，與随後不久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講話中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方針，鼓舞了廣大的知識分子，激發起加強自身思想改造、學習馬列主義和鑽研業務的熱情。
1957年的反右派鬥争陳毅沒有參加。因為他在1956年秋季因疲勞過度，在出席印度駐華大使的宴會中突發腦貧血暈倒；經查還有高血壓、動脈硬化、心肌硬化等病，休養長達一年多未能視事。
然而作為副總理的陳毅即使能夠“視事”又有何用呢？反右擴大化之風刮起後，不可抗拒。陳毅的好友不止一個被劃為右派。陳毅的成都者同學、勤工儉學同去法國、同被押回的金滿城，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也被打成右派。陳毅所能做到的，隻是照常和他來往，并彙集大包材料，讓他撰寫有關留法勤工儉學的書稿，使他得到些慰藉而已。
當然，既然管科學、管文化，在具體工作上陳毅還是有權照顧各種人才，促進各種業務的。他對中國圍棋（以及象棋）的發展所作的貢獻便是突出事例之一。他多次召集棋藝界講話，傳達中共中央的關懷和國務院的規定。他告訴大家：賀老總同意了，錢由他出，編制上劃歸體委管理，待遇可按大學教授、講師的标準，可以自辦棋類刊物，出棋譜、出個人專輯，光明、文彙、新民等報刊可登載棋譜和比賽情況。在他的鼓勵和支持下，新中國第一部《圍棋名譜精遜很快問世。陳毅的題詞說明他的見地。
紋枰對坐，從容談兵。
研究棋藝，推陳出新。
棋雖小道，品類最尊。
中國絕藝，源遠根深。
繼承發揚，專賴後昆。
敬待能者，奪取冠軍。
後來，他又把圍棋溶合進中日友誼的暖流中去，确實推動了兩國棋藝的發展和人民的友好。日本棋院先後授予他名譽七段、名譽八段。
對于多種體育、文藝活動，他都很關心，而且積極使他們成為外交工作的開路先鋒，東方歌舞團便是他很重視的“文藝大使”。
運動一個接着一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又來了。陳毅的頭腦一度發熱膨脹，也跟着說了一些冒進的話，但當外交部院子裡也築起了小高爐冒煙煉鐵的時候，他的頭腦很快清醒起來。外交部不辦外交！化大功夫去煉報廢的鐵疙瘩！尤其是全國不講科學，把真正的科學家恥笑為扯革命後腿的資産階級知識分子，使陳毅感觸殊深。
有人認為陳毅敢于作廣州會議上的講話是因為1962年1月毛澤東已在七千人大會上作了自我批評。那是有根據的，因為陳毅廣州會議上的講話鮮明地引用了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話：“你們要相信過去三年有時候我們是做蠢事呀！我們是很蠢的呀！”陳毅還明白他說：“我參加了中央七千人的擴大會，我才敢講。”但是也應看到，在這之前，陳毅對黨在思想戰線上的“左”傾早有感受，也早有批評。在1961年3月22日，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開的戲曲編導工作座談會上（這會正是他建議召集的），他出語驚人：“我看到有些文章把古人罵得一塌糊塗，把李清照完全否定了。李清照當然有她的局限性，她不可能超過那個時代去解決問題。”“有篇文章講陶淵明，為什麼當時不去和九江、郡陽湖的起義軍結合，卻坐在那裡喝酒，因此認為陶淵明的詩一無是處。”“不僅曆史上的人物都有缺點，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也都有缺點。毛主席從來沒講過他沒有缺點。”“我們今天不要把毛主席神化。凡是把毛主席神化的人是别有用意的。”“不僅過去的時代有局限性，我們這個時代也有局限性。封建階級有局限性，資産階級有局限性，無産階級也有局限性。我們隻能盡量做我們這一代所能夠做到的事，不是說一切事情我們都能做。”“今天，在農業方面，有人想很快就跳到共産主義，刮共産風，犯了錯誤??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過今天時代去解決問題，否則就要犯錯誤。”
1962年3月2日，全國科學家座談會和全國後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同時在廣州召開。周恩來給兩會的報告中重申了他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的論斷。小組會上科學家、劇作家傾訴了幾年來遭受“左”傾思潮迫害的痛苦：被“拔白旗”點名批判，乃至開除黨籍遣送勞改的人數，竟占了與會代表的大部分！
陳毅又驚又怒，他是共産黨員，黨教導他既要反右也要反“左”，在“左”傾思潮依然猖獗的年代他不能不挺身戰鬥。
“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我們國家勞動人民中間3個組成部分，他們是主人翁。不能夠經過了12年的改造、考驗，還把資産階級知識分子這頂帽子戴在所有知識分子的頭上，因為那樣做不合乎實際情況。”“你們是人民的科學家、社會主義的科學家、無産階級的科學家，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應該取消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給你們行‘脫帽禮’！”
說到此，陳毅站起，向全場知識分子深深地鞠了一躬。當然是掌聲雷動。
陳毅繼續說：
“12年的改造，12年的考驗，尤其是這幾年嚴重的自然災害帶來的考驗，還是不抱怨，還是願意跟着我們走，還是對共産黨不喪失信心，這至少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心！”
“10年8年還不能考驗一個人，10年8年12年還不能鑒别一個人，共産黨也太沒有眼光了！??今天我們團結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學家是我們的國寶！真正有幾個能替我們解決問題的人，一個抵幾百個！??愚昧是個很大的敵人。帝國主義是個敵人，封建勢力是個敵人，愚味――幾萬萬人沒有知識、沒有科學知識，也是很大的敵人。”
陳毅講話很大的特色是态度明朗，這次他更是毫不含糊地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那便是在“有些黨的領導機關”和知識分子之間“産生了矛盾，傷了感情，傷了和氣”。“這裡面有個是非，總有一方面對一方面不對。隻有弄明哪一方面主要是對的，哪一方面是錯了，才能夠團結起來。如果來一個兩邊都對，或兩邊都不對，各打50大闆，不能解決問題。”顯然，“經過了12年的改造、考驗，還把資産階級知識分子這頂帽子戴在所有知識分子的頭上，”是有些黨的領導機關不對，“因為那樣做不合乎實際情況。”而且，“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明确他說“有些黨的領導機關”是“錯了”，而“對的”卻是知識分子，這是驚人的。
陳毅講話還更深一層觸及矛盾的實質，那就是某些黨政領導幹部缺乏民主作風。陳毅認識到問題很嚴重，很危險。他說：“我是心所謂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這個作風不改，危險得很！??嚴重到大家不寫文章，嚴重到大家不講話，嚴重到大家隻能講好，這不是好的兆頭。将來隻能養成一片頌揚之聲??危險得很呵！”弄得科學家們見你吹畝産一萬斤，也不敢說話；見你的大水庫不合科學原理将來要造成災難，也不敢提批評意見。如果為了人民利益鼓起勇氣提了批評，“一批評就是反黨，一批評就是反社會主義，就是資産階級知識分子。”陳毅說：“我們共産黨就是有點民主，自己能夠謙虛，能夠團結人，大家願意加入共産黨，舍死忘生的來進行戰鬥，這樣才打敗了反動派。假使有今天這種情況，共産黨還能夠勝利嗎？”
關于領導作風和領導方法的問題，陳毅在這次講話中說到了“無為而治”。這四個字後來成了陳毅的一大罪狀。這裡特地把他的真正的意思長文引用：“在井岡山的時候??一個戰鬥的布置，我們大家參加，軍事指揮員：軍長、師長、團長，有時營長、連長都參加，我們（黨代表）也參加。戰鬥一發生了，毛主席就說：‘我們走，你跟我來。讓他們（軍事指揮員）去指揮。我們在那裡很麻煩，弄得指揮員很難下決心。你在那裡，他要征求你同意，不征求你同意，獨斷專行，将來要受批評，打了敗仗，說他目無黨代表。
要征求你的同意呢，商量來商量去，喪失時機，讓他一個人在那裡，當機立斷，馬上就進攻，或者是撤退，或者迂回，或者把預備力使用上去。避免多頭指揮。實際上我們也沒有實際作戰的指揮經驗，我們隻抓作戰計劃，定下來就行了，以後就讓他們有經驗的人去搞。’――唉，我很長知識呵！因為我這個人，恰恰就是什麼都要幹涉，也是仿佛有那麼個精神：把革命的一切都要包辦完的。很多指揮員最惱火我，經毛主席這麼一搞，把我這腦筋就搞得通了一點，以後我就好辦了。所以有很多事情，看來是可以無為而治的。
什麼事情都去領導一番，反而會領導壞了，有些不去領導，反而好一些。要懂得，領導有領導成功的，也有領導失敗的。有把握領導成功的就去領導，沒有把握就不去領導，就讓有經驗的去搞，自己‘坐享其成’。??黨委領導業務，也是要通過黨的專家來領導，和專家合作，取得他們的幫助來實現領導。毛主席講過，共産黨員不懂自然科學，怎麼辦呢？通過專家，委托他們來領導。或者幫助專家提高政治，吸收他們入了黨，通過他們來領導。”
顯然，陳毅所主張的完全不是放棄領導。相反，他對怎樣實現領導有很正确的嚴格要求。他以軍隊的一個班作比喻：“人民解放軍的班長，打仗沖鋒，班長是第一個??其餘的人跟了來，這個領導，是帶頭。分東西班長最後分，??吃飯，人家裝滿了，班長才去裝了來，什麼領導？你要講領導，就是要帶頭，吃苦在前，享樂在後。??所以現在領導這兩個字，要加以正确的解釋。講黨領導一切，主要是路線、方針、政策??至于專業問題，最好不要亂幹涉。”
陳毅這篇講話的主要内容，是在改善黨對科學文藝、對知識分子的領導。
如果所有黨的領導機關，都能象陳毅所說的這樣來領導，那就必然能團結廣大的知識分子以及工農兵群衆，心情舒暢、鬥志昂揚地跟着黨的正确路線走。
文藝工作者聽着這樣的講話，怎能不歡欣鼓舞！笑聲、掌聲??當年的記錄稿注明，在陳毅這篇3萬餘言的講話中，會場裡響起60多次掌聲和笑聲。
但是，“黨内”有人不滿意了。據說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下了指示，不許傳達陳毅的講話。怕什麼？怕“翹尾巴”。普通的黨員幹部也有的說，要不是看見文件上寫明陳毅，還以為是“右派分子”的講話呢！
就是這樣的一個陳毅，“二月逆流”中成為“黑司令”是理所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