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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毅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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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傳檄到中原

書籍名:《陳毅傳》    作者: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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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四千裡路風塵雪

  
      在沙土集戰鬥之前,1947年8月24日,毛澤東就已緻電陳毅、粟裕,把他們所率領的華東野戰軍西兵團(将包括一、三、四、六、八、十、特縱7個縱隊以及中原野戰軍的第十一縱隊)的作戰範圍規定為“黃河以南、淮河以北、運河以西、平漢以東”。在慶賀沙土集大勝利的電報上,中共中央更明确地指示要求陳、粟率部“在黃河淮河運河平漢之間創造鞏固根據地”,以“協助劉鄧、陳謝創造鄂豫皖與鄂豫陝兩大根據地,協助饒、黎、譚保衛山東根據地,協助蘇中蘇北恢複根據地”。中央認為這是一個“偉大任務”,“你們處在上述四大根據地之中間地帶,你們的勝利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接着在9月22日的電報上,中央又在組織建制和領導關系上重新作了區分:陳、粟西兵團改為晉冀魯豫野戰軍,(歸)晉冀魯豫中央局領導。現轄之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縱隊外,王秉璋縱隊(即中野第十一縱隊)劃歸陳、粟轄。

  
      陳、粟、張(雲逸)、鄧(子恢)同志為晉冀魯豫中央局委員。鄧小平仍為中原局書記兼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薄一波為晉冀魯豫中央局第一副書記井代理書記,陳毅為該局第二副書記。陳、粟代表該局指導黃河以南運河以西平漢以東淮河以北之黨政軍民工作,以利直接支援前線;張、鄧代表該局指導渤海地區工作(渤海暫時劃歸晉冀魯豫領導)。

  
      晉冀魯豫中央局負責統籌劉鄧、陳粟兩野戰軍及陳謝兵團的後勤供給。

  
      目前除供應劉鄧、陳謝兩軍不放松外,應将供應陳粟野戰軍工作放在緊要地位。

  
      華東野戰東兵團改為華東野戰兵團,由許(世友)譚(震林)指導,受華東局直接領導。轄第二、七、九、十二縱隊。

  
      但是中央這個電報所作的規定後來有一部分并沒有實行。渤海地區沒有暫歸晉冀魯豫。10月16、21、24日,陳、粟報中央并邯鄲局、華東局的3個電報依然自稱“華野”。

  
      當然,規定的任務是很好執行了的。

  
      首先,是掃滅敵人保安團隊,掃除國民黨反動政權。陳毅十六七年前就有在中央蘇區内掃除白色堡壘的經驗,深知在豫皖蘇新區消滅反動地主武裝,在挺進初期來說,甚至比殲滅敵人正規軍還重要。陳毅、粟裕用善于運動戰的華野一、四、六縱以及第三、第八縱隊分區橫掃,長途奔襲,有時一夜行軍100多裡,突襲一個縣城。

  
      可憐保安團隊怎能抵擋天外飛來的頭等主力軍,不到一個月,華野在隴海路南連下10餘城,豫皖蘇地區各縣國民黨地方團隊3萬多,被消滅了三分之一。進入12月,這3萬多地方團隊,基本上都被掃滅。各級國民黨的政權也就土崩瓦解。

  
      其次,是較普遍地發動了群衆,宣傳了土改,分配浮财,并在原來的蔣管區建立了部分人民政權。陳毅原以為豫皖蘇地區是抗戰中期新四軍第四師反摩擦反掃蕩失利而放棄的地區,群衆受了敵頑的摧殘當較難發動,不料大軍一到,群衆熱情歡迎,而且踴躍參軍。雖然當時因為基層政權匆匆建立,幹部人數又少,新來乍到,開展土地改革為時實在過早,因而中共豫皖蘇區黨委領導的土改工作隻能是大轟大嗡。部隊與地方執行的“開倉濟貧”往往打擊面過大,侵犯了中農與工商業者的利益。但是,軍隊和地方協力工作,畢竟給廣大群衆以獲得土地的希望,為建設根據地和準備大戰役的戰場打下了基矗野戰軍因匆忙分兵外線出擊雨季行軍而疲病減員,此時也得到大批兵員物資的補充,恢複了體力,并減輕了老解放區的負擔。這些,為嗣後的一系列勝利的戰役增添了有利因素。

  
      第三,是加強了組織建設,調整了關系,更有力地支援了戰争。

  
      陳、粟率部到豫皖蘇不久,即明确“以實行土改和建設财糧為中心任務”,并抽派劉瑞龍、楊一辰、向明等重要黨政财經幹部到豫皖蘇工作,加強和建立了以吳芝圃、張國華為首的豫皖蘇區黨委、政府和軍區。到11月初已建立了25個縣政府、6個專員公署。把隴海路南20裡至30裡一帶地區劃歸路北的冀魯豫統管,以求統一隴海路的破襲與開辟。特别是與薄一波為首的邯鄲(晉冀魯豫)局建立了關系,使陳粟大軍得到強大的支援。從此,陳粟大軍的補充除大量取給于敵方外,炮彈、醫藥仍主要取給于山東,而糧食、兵員、民工、被服與經費,主要來自晉冀魯豫。

  
      陳毅子1947年11月上旬離開華野司令部(當時隴海鐵路的大破擊已布置好,即将全線展開)去邯鄲,就是去和薄一波等商讨大軍的供應的。

  
      1947年11月上旬到1948年1月上旬,整兩個月的時間,陳毅一直在途中,乘坐着七十四師已故師長張靈甫的黑皮篷黑噴漆的軍用吉普,後面還挂了個拖鬥(内鋪卧具,夜間行車時可睡覺),帶着一輛工作人員警衛人員乘坐的大卡車,在黃河南北簡陋公路的塵灰中颠簸。他們從九女集起程,經華野指揮部的後方機關駐地朝城,再經陽谷、聊城、惠民,16日聽康生彙報山東情況,18日重新上路,經臨清、威縣、永年到邯鄲市。出邯鄲進入山區,于11月24日黃昏到達晉冀魯豫中央局所在地冶陶。薄一波等熱情接待,打着馬燈親自郊迎。商談時,陳毅考慮到晉冀魯豫要供給劉鄧、陳謝、陳粟,有時還要供應西北野戰軍,困難很大,因而代表野戰軍提出的清單數字不是“獅子大開口”。薄一波也對華野的需要很重視,答應得爽快,于是彼此滿意。在冶陶停留時,朱德、劉少奇得知陳毅已到邯鄲,打電話要陳毅去西柏坡彙報華東野戰軍情況。陳毅乃于12月初離邯鄲局去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工委)。陳毅彙報後,劉少奇、朱德告訴他,中共中央在陝北楊家溝召開十二月會議,早就準備讓他去參加,現又來電報邀他即去。于是陳毅遣回了自己的車子。改乘中工委提供的汽車出發,經五台,到代縣,然後過雁門關出長城,越管涔山,再入長城,經神池、興縣到黃河。這一段崎岖山路,正逢大雪,一再受阻,多日無法前進,有時改騎馬匹,有時還得下馬爬山。待到過黃河,經佳縣、米脂到達楊家溝時,已是1948年1月7日了,中央十二月會議已在12月28日結束。這時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高幹會議(亦即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正在召開。1月10日,陳毅應邀向高幹會作了華東部隊情況的報告。

  
      這一路,陳毅的心情比較複雜,主要是振奮,卻也有疑慮。

  
      于全國的戰局,他滿懷信心,認為勝利在望。11月9日他在給華東随營學校作反攻形勢的講話時,具體分析了各戰場的情況,作出判斷:“照這個趨勢下去,戰争會很快解決,很快結束;不會到10年、5年,而隻要1年、2年至多3年。”這表明,在他到陝北見到毛澤東,聽毛澤東談全國勝利之前,他已經有了正确的預計。

  
      就在這種勝利在望的心情中,他到處被歡迎作報告:邯鄲局、晉察冀、晉綏、西北局??他當時“身價”相當高。2年多前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他作為新四軍代軍長,他的報告就排在毛、劉、朱、周、彭(德懷,代表八路軍)之後,居第6位。這次一路行來,他又是勝軍之将――解放戰争第一年戰果最大的華東野戰軍的司令員,當然大可言勇了。

  
      他的報告确實與衆不同,豐富、深刻而生動。這主要是因為他有20年的實際戰争經驗和軍事理論思考。1927年起他就先後伴随毛澤東、朱德進行史無前例的無産階級的軍事實踐和軍事理論的探讨。從主力紅軍的遊擊性運動戰,直到此時的大量殲滅敵人的運動戰和攻堅戰;從井岡山的軍事方針的争論,直到1945年他為朱德起草軍事報告提出“毛澤東軍事學派”的觀念:陳毅确有第一等的優越條件來理論聯系親身實踐地談毛澤東軍事思想。

  
      所以陳毅在外地的第一個報告,便是在邯鄲局談毛澤東軍事思想。那天是1947年11月25日,聽衆是土地會議的參加者,聽衆中還有陳毅的老戰友賀怡。陳毅古今中外,引證曆史,分析現實,抓住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這個核心,從戰略戰役戰術技術戰勤等各方面論證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學習和運用的偉大意義。如此着重地提出“毛主席的軍事思想”、“毛主席的軍事學”、“毛主席有關戰争理論的問題”,并給予比較系統的闡述,當時是不多見的。

  
      陳毅此後所作的報告都是有關華東野戰軍自衛戰争一年來的情況。陳毅報告中總結得最好的是在戰争初期如何“抛出空間,換取時間”,執行誘敵深入,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戰略方針。他的論點是唯物辯證的。既要反對保守地方不願集中的地方主義,又要反對不顧地方堅持的高度集中主義。在集中的進度與程度上,也是既不集中過晚過少,又不宜集中過早過多,要做到兼顧主力殲敵與地方堅持。對于解放區的城市,則是既反對拼命死守,又反對不戰就逃,以利消滅敵人,保存自己,并掩護地方撤退和主力集中。在過分性急要求決戰的問題上,則既強調戰争的長期性,反對拼命主義的決戰,又強調每次殲滅戰都是部分的決戰。執行此方針最要反對的是逃跑主義,因為逃跑主義者還有理論:蔣占區不能堅持,蔣介石比日軍有社會基矗所以陳毅與華東領導者們既從行政上阻止逃跑,組織和督促撤逃者回原地堅持鬥争,又分析了反動派在共産黨的鬥争揭露與自身的橫行暴虐之下已失去了包括大部分地主富農在内的民心。對毛澤東的殲滅戰戰略方針的運用執行能作如此全面的分析,隻有陳毅、粟裕這樣的負戰争重任的實踐家和戰略家才能做到。

  
      此外,陳毅在他的幾個報告中有3個很值得注意的要點:一是戰役組織實施中采取以強勁主力對敵重兵集團實行縱深楔入,分割包圍,并鑽隙挖心,打掉其指揮部的戰法;二是指出我軍戰略的先進與戰術技術的落後;三是反複強調既要支援戰争又要愛護民力,要科學地組織後勤工作。這在山東作戰時陳毅就已有聯系戰略全局的講話。此次在邯鄲,他從薄一波和地方幹部那裡更多地了解到華北解放區的沉重負擔,因而每次報告都要講到。

  
      這樣豪情激越,縱目中華的陳毅,還能有所疑慮嗎?陳毅1947年一路北上,所見所聞所遇是不能不令人驚動的,以至他在1948年元旦到晉綏,覺得有必要把使他驚動和警惕的情況和問題用電報告訴粟裕、陳士集、唐亮,以免犯右傾的錯誤。(在華東,有人愛在背後告陳毅的狀)這就是1948年1月陳毅“對華野部隊(粟陳唐)整黨的建議”。“建議”中說:“??土地會議後整黨放在第一位。整黨以來短短的二三個月很快發現在我各級黨委内純良分子甚少,一般為地主富農分子所竊據,或直接間接為地主富農所掌握,至少是地主富農思想處于統治地位。在晉冀魯豫??一般估計該區50萬黨員至少20萬應清洗。”

  
      陳毅1月的“建議”,顯然是受到了當時的一些地區“搬石頭”的影響,因而提出的建議就過分強調出身成份,過分強調“組織解決和紀律制裁”。

  
      陳、粟部隊1948年1、2月份的“貧雇農當家”等過“左”的做法,和陳毅這份“建議”不會沒有關系。這和1948年4月華野一兵團高幹會議反軍閥主義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大會對各種不良傾向作了嚴格批判,但沒有傷一個人,沒有處分一個同志”(陳毅總結),恰好成為鮮明的對照。而陳毅4月主持高幹會議之所以和1月判然不同,正是1948年1月上旬到了楊家溝,受到了中央十二月會議反“左”的啟迪,并與毛澤東、周恩來一起“評衡左右費思量”的結果。

  
      陳毅一路的生活也不自在。在雁門關雖有晉綏軍區副司令員周士第帶一個團前來迎接,但這還是在“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時候,廣大地方幹部正在被“搬石頭”。1948年6月陳毅在寶豐向中原幹部傳達時回憶說:“有些地方土改整黨過左,幾個縣政府被解散,縣長縣書記都押起來,以緻有幾個縣飯都吃不到。因為縣政府揭了底,打垮了,沒有人負責。”“今天是貧雇(農)當權,成立主席團時,選出了一個火夫,一個馬夫,一個奶媽。那些部長、廳長、委員、科長都傻了眼。會場裡貼着‘貧農席’、‘雇農席’、‘王八旦席’,入會場時,貧農入貧農席,雇農人雇農席,有些人既非貧農,又非雇農,無處去坐,他們就講‘你為什麼不坐,你們還客氣,要整黨,要革命,就是革你的命。你們回去把你們所有的表、筆、皮袍,全部集中大禮堂,我們要分浮财!’并且強迫他們去坐‘王八旦席’。更惡劣的是當奶媽的也不帶孩子了,反過來說:‘你給我弄飯吃,現在你要為人民服務’。火夫也不做飯了,‘你們廳長來給我做飯’。馬夫也不喂馬了,這是徹底的翻身。”

  
      陳毅就是在這樣的政治氣氛與生活環境中行路的。當時正逢大雪,“雪擁蘭關馬不前”,陳毅行行止止,除了惕然地寫了給粟、陳、唐關于華東部隊整黨工作的建議之外,又寫了《大雪過雁門關》、《神池岢岚道中》:昨日過雁門,今日越管涔。

  
      冽風吹裘薄,積雪照夜明。

  
      在海拔2400公尺以上的管涔山區的雪夜,冽風吹得皮大衣也薄如羅缟倒是真的。然而“左”的冰雪能否照明,卻屬疑問。真正使陳毅心明眼亮、胸襟一暢的,還是楊家溝的晴空。

  
      第二節  “小住楊溝一月長”

  
      陳毅到達楊家溝時,“十二月會議”已結束了一個星期。中央辦公廳安排陳毅住在小招待所。這是一幢平房,緊靠毛澤東、周恩來兩家住的那個院子,從雕花門樓出入來往很方便。

  
      毛澤東當即把“十二月會議”的全部文件和記錄交給他看。其中主要的當然是毛澤東所作的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陳毅吞讀之下,頓覺心胸開朗,急欲一吐肺腑之言。

  
      中央辦公廳為替陳毅“接風洗塵”,特地通過賀龍的部隊從黃河東邊搞了魚來。有肉有魚,在當時的陝北算是盛筵了。毛、周、任、彭、賀都出席奉陪。誰料一到席前,陳毅突然大笑道:“這裡都是王八蛋席啊!沒有一個貧雇農!”衆皆愕然。陳毅乃将一路所遇的“左”的現象如實道來。陳毅後來在寶豐向中原幹部傳達時說:“我到陝北會見毛主席和中央許多同志時,那時他們正在作這個決議(糾正左傾機會主義的決議,後以任弼時講話形式發表),我也起了一點作用――把沿途所見報告了一番??作了一次新聞記者。”

  
      陳毅“小住楊溝”最有意義的事是和毛澤東促膝長談,在毛澤東無拘無束的暢談中,深入領會十二月會議的精神實質、背景奧妙。陳毅自己已經能夠預見1年2年最多3年取得解放全國的勝利,因而與毛澤東大有共同語言。

  
      但是聽毛澤東詳細談來,卻又不能不佩服這位領袖所慮之深,所謀之遠。

  
      中國共産黨曆史上,除了“左”傾盲動、發昏做夢,從來沒有說過已可奪取全國勝利,隻說局部的勝利。即使在日寇投降之日,毛澤東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正視着強大的國内敵人,不提全國勝利。即使在1946年11月21日,毛、周、劉作出了全國人心向我及“蔣軍必敗”的判斷,作出了可以争取在3至5年之内打倒蔣介石的曆史性判斷,也還是作了最困難打15年的準備。隻有到如今,戰争第一年的内線殲滅戰方針完全成功,戰争第二年的外線出擊,把戰争負擔加到蔣介石身上的戰略也已肯定成功,才宣布将要奪得全國勝利。這就顯出這一判斷的充分有把握和極為慎重。這才是全局駕馭者的風度。

  
      從外線出擊以來,一直到1948年元旦在晉綏作長篇報告,陳毅一直在講反攻,為反攻的真實性和勝利辯護。而毛澤東12月25日的報告開宗明義的最先兩句,卻是“中國人民的革命戰争,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即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打退了美國走狗蔣介石的數百萬反動軍隊的進攻,并使自己轉入了進攻。”“反攻”與“進攻”,一字之差,一般人讀來不會注意,陳毅卻眼前一亮,立刻想起關于“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讨論。當年有的同志主張改為“我必自衛”。毛澤東說“不,一定要‘犯人’。”如今,反攻還可以理解為打到自衛戰争爆發前的位置,進攻就不再有限度了。毛澤東交談中幽默地表示:去年8、9月中央隻說反攻,反不過去還可以退回來。現在劉、鄧和你們反出去站住了,不會被趕回來了,我們才決心說:進攻。

  
      勝利在望,毛澤東卻仍然慎重,即使在黨内也隻是講“準備在幾年内取得全國的勝利”,具體一點,則估計5年,從1946年7月算起的5年。這主要是為了防止産生速勝論,防止對困難和意外事件估計不足,驕傲輕敵盲動而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和曲折。僅此一端,也使陳毅感到毛澤東畢竟比自己老練沉穩,因而反倒能使人對勝利信心更足。

  
      對陳毅啟示最大的是毛澤東從戰略談勝利的戰争理論,陳毅驚歎說“這是古今中外沒有人講過的”。這一内容,後來成為陳毅在寶豐向中原的縣團以上幹部傳達的極為精彩的主要部分。這軍事理論的具體闡明,還解決了陳毅他們的一個疑問。陳毅在寶豐傳達時說:“我們(華野司令部及六縱)在渤海曾要求一個禮拜的時間作些準備工作,中央不準,連電要我們趕快過河。

  
      到聊城後,我們要求停3天,解決給養問題彈藥問題,并安置一下傷病員,中央急電催我們過河??當時真是火燒屁股追的緊。現在我們才懂得了這是事關戰争成敗。”

  
      陳毅他們在山東和豫皖蘇時還有一個疑問:為什麼中央在1947年夏秋來電常常表揚西北野戰軍?連同“火燒屁股”催過黃河一起看來,好象中央對華野領導頗有不滿,特意擡西北壓華東似的。這次陳毅到楊家溝,正好西北野戰軍召開高于(團以上幹部)會議。毛澤東就讓陳毅去參加,并作華東野戰軍情況的報告。陳毅看了前幾天的幾個報告,先後出席了10次會議,他在西北野戰軍會議上的報告就和以前的報告有所不同。陳毅真誠地說了西北野戰軍艱苦奮鬥的許多優點,并說“我參加了這次會議,對我幫助也很大。”

  
      陳毅回華野後,在4月5日的濮陽團以上幹部會議上說:“西北野戰軍是作戰條件最苦的一個野戰軍,麥面有一年多沒有吃到了,小米也很難吃到,主要是吃黑豆,過去是喂馬的馬料,有時還要吃野菜吃糠。??他們每打一仗每門山炮隻準打5發炮彈,迫擊炮每門隻能配5發到15發炮彈(華東每門山炮過去300發炮彈,每門迫擊炮200發,外線出擊後炮彈少了。山炮每門150發,迫擊炮100發,就感覺不能打仗了),他們聽了我的報告,說你們這樣大的家務,給我們可以打一年,??西北野戰軍最苦,特别他們人數不多,炮彈很少,可是面對的敵人隻是比華東戰場中原戰場少一些,一共30多個旅。這次在宜川戰役一下殲滅敵人5個旅,創造了西北戰場的空前大捷,而且在兩年戰争中在全國戰場也是不多見的大捷。值得我們學習。”

  
      陳毅所說的這些話,對于打仗雖好但紀律不太好、浪費嚴重而且“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華野一兵團來說,針對性無疑是很強的。

  
      從1948年1月18日開始,毛澤東召集了一月中央會議,經常參加開會的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彭德懷、賀龍、陸定一。在1月18日下午,會議原則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一月決定,發中工委征求意見,準備修改後半公開發表(即《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

  
      1月19日下午3時開始,陳毅向會議彙報華東野戰軍的情況,共講9個問題,全面而詳荊經過1月20日11時開始的會議,1月21日下午4時開始的會議,才彙報完畢。9個問題為:(一)到山東時期問題;(二)和平時期;(三)執行中央戰略方針及經驗;(四)戰役經驗;(五)戰術與戰鬥技術;(六)政治工作;(七)供給衛生工作;(八)部隊現狀;(九)部隊需要解決的問題。

  
      這次彙報的基本内容和一路所作報告相似。但是陳毅有機會把許多問題特别是人事問題擺到中央的桌面上,說明底細,溝通意見,是很大的收獲。

  
      陳毅的一系列觀點和做法,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理解。

  
      有一個極端機密的戰略問題卻是不能在會議上談的,即使是在這樣的内層會議上;而隻能由極少幾個直接有關的,要決策和執行的高級負責人來研究。擺在陳毅面前的,正是一個事關戰争全局而又應由他和粟裕全力承擔的大問題――向江南作戰略躍進的問題。這無疑是毛澤東電召陳毅到陝北,需要面談的最重要的絕密問題之一。

  
      派野戰軍主力縱隊躍進到江南的方案,最早形成在電文中為1947年7月23日毛澤東親自為中央拟發的電報,那是作為整個戰略反攻全盤計劃的一翼加以布置的。這電報命令劉、鄧即日南下建立大别山根據地,并預示陳赓兵團8月下旬出豫西建立鄂豫陝根據地,陳(士榘)、唐(亮)來往隴海南北機動。而葉(飛)、陶(勇)兩縱出閩浙贛:第一步至魯西南,第二步至皖西建立臨時根據地,第三步相機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臨時根據地,第四步至閩浙贛根據地。電報還規定:兩廣縱隊受葉、陶指揮随行,還考慮組織中共中央東南分局,由鄧子恢、張鼎丞、曾山前往主持。

  
      陳、粟對這方案是認真對待的。他們在1947年9月17日向中央報告華野西兵團狀況時,在電文中:“如中央最近期内,準備以一、四、六縱隊向長江以南出動時,則拟将一、四縱開(黃)河北整補1個月,待機南下,執行新任務。如無此必要,則拟将兩縱分到西南方面,執行遊擊任務,自求整補。”

  
      中央收到此電後5天,經研究,由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周恩來親拟複電:“??半年内,不拟派一、四縱去江南。??”半年以後又将如何呢?1947年10月15日毛澤東在給陳、粟的電報中指示:“戰局可能發展得快,6個月内(10月至3月)你們各縱在河淮之間作戰??6個月後(約在明年4月)你們需準備以一個或兩個縱隊出皖浙贛(不是去浙贛)邊區,那時拟以劉、鄧方面派一個、兩個縱隊,出湘鄂贛邊區。”

  
      “哪些可以實行,哪些與情況不符,不能實行,表示你們具體意見。”

  
      11月20日,陳、粟向中央軍委發報,如實彙報了部隊進入豫皖蘇情況:部隊南下後,脫離後方,無休息整頓,連續作戰,艱苦疲勞,情緒受影響。

  
      打了幾個勝仗後逐漸好轉。但部隊水土不服,患南方疾病多,且缺乏藥物治療,傷病員安置無安全保障等困難,嚴重存在,從而影響指戰員決心與信心。

  
      有的部隊風聞要南渡長江,也有不安心現地工作的。

  
      毛澤東在8天後複電粟裕,并轉告(預計已首途去邯鄲的)陳毅:“??在明年8月以前,不準備派主力部隊渡江,各部均要在現地安心工作與作戰,僅準備在明年8月以後,派一部分部隊渡江南進,究派何部,臨時決定。”

  
      正當此時,劉、鄧已直搗長江邊的望江地區,控制長江北岸300餘裡。

  
      蔣介石害怕解放軍渡江,立即宣布從九江至漢口各口岸同時戒嚴,派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親率軍艦至九江組織護航。又令國防部長白崇禧立即成立“國防部九江指揮部”,統攬豫、皖、贛、湘、鄂5省軍政大權,搞“總體戰”,并指揮33個旅,加緊對大别山的“圍剿”,以防解放軍渡江,并争奪大别山,保住中原。

  
      戰略進攻形勢很好,但鬥争尖銳。中原有國民黨五軍、十八軍等蔣系頭等主力,七軍、四十八軍等桂系精悍主力,逐鹿甚難。此時,似乎亟需派一精銳兵團再次向長江以南作戰略躍進,牽動和改變全國戰局。

  
      此次一路去陝北,陳毅已得到毛澤東電示“8月以後派一部分部隊渡江南進”,便在他所到之處的報告中一再說到“今年到一定時期,我們組織強大的兵團渡江過長江”,“秋天大進軍到長江以南”(陳毅在晉綏的報告);甚至帶着些理想色彩地說:“今年秋天能組織100萬兵力渡過長江,今年就能結束戰争”(陳毅在晉冀魯豫軍區的報告)。

  
      可見,陳毅是熱烈主張把解放戰争第三年(1948年7月中旬起)上半年戰略重點放在躍進江南的行動上的。

  
      這樣,陳毅在毛澤東與他密商這重大問題時,當然會由衷地贊成渡江躍進的方針。

  
      1948年1月27日,中央軍委給粟裕發出電報指示:“關于由你統率葉、王、陶3縱渡江南進執行寬大機動任務問題,我們與陳毅同志研究有3個方案”,在具體地叙述了三個方案的渡江地點、時間并作了分析之後,電報說:“以上3案各有優劣,請你熟籌見複,至于你率3縱渡江以後勢将迫使敵人改變部署可能吸引敵20至30個旅回防江南。你們以七八萬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兩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應使休息時間多于行軍作戰時間,以躍進方式分幾個階段到達閩浙贛,使敵人完全處于被動應付地位防不勝防疲于奔命。渡江地點似以钜砂、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石首、監利附近,此地渡口進入湘西為較宜。

  
      由洪湖、沔陽地區渡江至鄂南,敵似更不及料,亦可考慮。

  
      此事隻先由前委幾個同志及葉、王、陶作極機密讨論,不讓他人知道。”

  
      這個電報發出後,陳毅原打算在2月1日離楊家溝東返,但粟裕的複電在1月31日就出乎預料之快地來到了,于是陳毅又留幾天參加研究和布置。

  
      粟裕的電報說已與陳、唐詳細研究,并把葉、王、陶3個縱隊的現狀詳細作了報告,感到無論在兵員補充、幹部選配、物資裝備等均很不足,特别是部隊的整黨整軍、思想工作方面都還很差,均需時間,所以最近即行出動比較困難。因此建議兩個方案:一是即将葉、王、陶縱調到隴海路附近繼續休整一個半月,到3月下旬出動;二是葉、王、陶縱仍照目前部署南下參加一二個戰役,3月中旬起休整一個半月或兩個月,到5月中旬出動。

  
      粟裕還建議:将目前在中原的3支野戰軍由劉、鄧統一指揮采取忽集忽散(要有突然性)的戰法,于3個地區尋機殲敵,争取在短期内打幾個殲滅戰,取得較大勝利。如果我軍再能在數量及技術上對敵人取得優勢,則戰局的發展可以急轉直下,也将推進政治局勢的迅速變化。①對于渡江路線,粟裕提出兩個方案:一是由武漢以西渡江,好處是江面狹小,易于渡過,易于阻擊蔣軍兵艦,缺點是到閩浙贛遠,一路去要減員一半。

  
      二是從湖口當塗之間甚或南京至江陰之間采取寬正面的分路與分梯隊的偷渡,缺點是江面寬防禦嚴,好處是江南江北我群衆基礎好,葉、王、陶縱的幹部熟悉,渡江後主力向浙贛沿線及閩贛腹地挺進亦可調動敵人。

  
      中央軍委接電後就和陳毅一起深入研究。顯然,從調動中原敵軍主力去江南的意圖考慮,向蔣介石的要害地區出擊是最有效的。整整一夭半後,中央軍委2月1日午夜複電粟,并緻劉、鄧及饒、鄧(子恢):“1月31日午電悉。

  
      1.完全同意第一方案葉、王、陶3縱隊即開隴海線附近再休整一個半月下旬出動。3萬新兵中以兩萬補充葉、王、陶3縱。渡江路線争取走湖口當塗間及南京江陰之間。渡江方法采寬正面分路及分梯隊偷渡。望加緊布置水上及兩岸工作。

  
      ①粟裕在探讨渡江問題時插入這樣一段,正好表明他對戰略重點應放在“殲敵主力于長江以北”的傾向。

  
      2.三、八、十、十一等4縱集中配合劉鄧、陳謝兩軍,由劉、鄧統一指揮采忽集忽分戰法機動殲敵。

  
      電報并說:“陳(毅)日内動身東返。”

  
      為了及時調動敵人,減輕大别山的負擔,毛澤東還和陳毅聯名給華東局發去一個電報:“現在南線最緊,戰場仍在大别山”。要華東局考慮:許世友仍留山東,由韋國清率部南下蘇北,開辟一個重要戰場,調動敵在大别山的部分兵力東移。

  
      1948年2月2日,中央辦公廳為陳毅餞行。

  
      當時,毛澤東親筆寫了一個手令面交陳毅。手令内容是任命陳毅為東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粟裕為東南野戰軍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又兼東南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葉飛為東南野戰軍第一兵團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第二兵團領導幹部名單另定)粟裕為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書記,金明為副書記。

  
      這樣,渡江躍進的戰略方針和方案就正式确定下來。

  
      毛澤東顯然對陳毅在思想、路線、方針、政策方面的表現很感滿意,故委派陳毅在歸途中有向中共中央後方委員會(簡稱中央後委)、晉察冀、中工委、華東局、邯鄲(晉冀魯豫)局傳達中央十二月會議及一月會議的精神的任務。毛澤東特意說明:十二月會議反“左”,中央不打算以中央文件形式發表,而是以任弼時講話形式發表,這是為了保護士改的積極性,不緻造成潑冷水。但黨内的傳達仍很重要。

  
      毛澤東還說:“這些日子我們已經談得很多了,你們作戰是可以放心的,從山東轉入外線前的幾個仗沒有打好,不傷大體。别的沒有什麼大問題,今後要講究政策,整頓紀律,各級幹部要重視政策,不要胡來。回去代我問候同志們好,問候華東部隊全體指戰員好!”

  
      2月4日,陳毅東返。

  
      陳毅在楊家溝整整住了一個月,“小住楊溝一月長,評衡‘左’右費思量。”收獲很大。

  
      陳毅經過中央後委,作了幾天停留。“我過三交,參加後委會議,傳達了中央的指示,有王明、謝(覺哉)吳(玉章)老、趙林參加。他們中後委同意毛主席和中央的意見和指示。??對貿易、過左、貫徹土改等問題,已根據中央會議精神有新的部署??”。這是陳毅到達晉察冀後在2月21日給中央寫的報告。下文就是他參預協調内部關系的一些情況和進展,以及他“經過調查後”提出的意見。他的意見還能力一些領導幹部所接受。據陪同鄧穎超在三交的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說:幸虧陳毅來傳達了中央指示,不然許多搞土改的幹部繼續挨整,就被打得一塌糊塗了。

  
      陳毅路過興縣時,更是喜氣洋洋。同樣是晉綏軍區副司令員周士第帶部隊來接,但地方的氣氛不同了。“左”的寒氣開始消退,幹部們和群衆一同活躍起來。當時正屆陰曆戊子年春節(大年初一是2月10日)。當地有過年娶親、一場酒筵辦兩件事的風俗,沿途處處挂燈結彩、唢呐笙箫。

  
      第三節  大動作

  
      陳毅本當一處一處去傳達。但是中共中央工委決定在3月召開重要會議,陳毅便可在會上一并傳達。這次會議是個大動作。華東、晉察冀、晉冀魯豫3個中央局的負責人饒漱石、聶榮臻、薄一波,以及滕代遠、廖魯言、黃敬、蔡樹藩、康生等都參加。已到邯鄲休養的李先念就代表中原局到會。

  
      中工委劉少奇、朱德、董必武、柯慶施等出席。這次會議要研究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大戰略區合并為華北區,準備成立華北人民政府,這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雛形;還要讨論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的草案,這更是帶有政綱性質的文件。會議意義重大。

  
      陳毅給會議帶來中央十二月會議、一月會議的精神和毛澤東的許多重要指示,非常及時。3月2日,會議的第一天,在劉少奇主持下,陳毅作了詳盡的傳達。

  
      陳毅的傳達既集中突出他講透了兩個主要問題,勝利與反“左”;又講得全面妥當。這正是“評衡左右費思量”的結果,更反映他此時和毛澤東的思想更為一緻。陳毅說:1947年9月土地會議決定整頓隊伍,通過土地法大綱及其後的轟轟烈烈的運動,正是中國革命的主流。這樣一整,面目為之一新,徹底地反掉了右,必須依靠這一主流正派,才能達到革命的勝利。中央無論如何支持這一主流。但主流東向中引起3個浪花。一是侵犯中農,二是對中小資産階級采取冒險,三是踢開三三制(按:不再要黨外人士參加政權)。

  
      晉綏蔡家崖共90多戶定了21戶地主、富農,而且不讓中農參加農代會。毛澤東說:“這在我看來真是驚心動魄!”我們隻有兩個朋友――中小資産階級及中農,對中農如此,這就是根本“左”的表現。土改整黨是主流向東,保障勝利。但是3個浪花不堵就會泛濫,妨礙主流的前進。陳毅特别強調了毛澤東的名言,我們不怕美援,隻怕“左援”。對于蔣政權,美援已被證明是無法挽救其滅亡的;但是如果我們自己一任“左”的錯誤泛濫,失去民心,那倒是對蔣介石最有力的援助。

  
      從陳毅的傳達中,還可聽到毛澤東和陳毅研究新區土改的聲音,從而透露了毛澤東的根據不同地區,采取不同土改辦法的思想;在新區可先實行減租減息。“過去我們的減租減息是争取了地、富的左翼,中立了地、富之一部,打擊了地、富之右翼。減租減息之妙即在于此。這一經驗即應拿到新區中去應用,一定有成績。”後來,在1948年5月25日正式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1948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指示》中,就向全黨明确了新解放區先不搞土地改革而先實行減租減息的政策。全國解放後,這一政策便普遍适用于大半個中國。

  
      陳毅在關于軍事問題的傳達中談了4個問題。耐人尋味的是這4個問題都是他自己和華東野戰軍其他領導人已經提出或開始解決的:第一是今後作戰中對于幾個軍的集團進攻及對于重點設防的城市如何打。陳毅在去陝北一路的4個報告中都介紹了華野打破敵重兵集團進攻的經驗。在給中央的彙報中也作了分析。

  
      第二是軍隊在營以上各級成立黨委,恢複古田會議的黨的領導制度,實行黨委統一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陳毅在西北野戰軍高幹會議的報告中就介紹了華野“最近我們恢複了黨委會”的經驗。

  
      第三是加強政治工作,進行土改政策、城市政策、軍事政策教育,加強部隊政策觀念和紀律性,擔負起戰鬥隊兼工作隊的任務。

  
      第四是後勤工作建設,需要有戰争觀念與群衆觀點之結合,亦即支前與生産之結合。

  
      後兩個問題也是陳毅幾個月來反複演講和彙報的。從這裡可以看出,陳毅向中央彙報的情況、經驗和問題,已經交融彙合到中央軍委的指導思想中去了。

  
      這一次在中工委召開的3月會議上的傳達是向全黨的很大一部分闡述中央有關全國勝利的政治綱領。同樣的内容将更詳細生動地傳達到解放戰争最前線的中原。擔負這樣的使命發揮這樣的作用,在陳毅一生中也是極少有的。

  
      中工委會議從3月2日到3月27日。陳毅于4月初回到已在黃河北岸濮陽的華東野戰軍司令部。這時,一個重要會議已在濮陽召開。

  
      這個會議正式稱為中共華東野戰軍前委擴大會,但也稱為一、四、六縱隊高于會議,一兵團高幹會議。“從3月起至5月底止”,包括兵團縱隊聯席會議24天,各縱隊與師的聯席會議12天,在陳毅作了初步總結後大家又在團以上幹部會上分頭讨論政策,直到5月29日正式通過陳毅起草的《華野前委擴大會對第一兵團部隊工作展開反軍閥主義傾向的決議》。

  
      這在華東野戰軍也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動作。這是華野一兵團一次劃時代的思想整頓。

  
      一、四、六縱隊解放戰争以來連打大勝仗,繳獲大,俘虜多,受表揚歌頌多。部隊的戰士大部分已是解放成份,而各級指揮員的驕傲自滿有所發展。

  
      部隊行軍相遇互問,“哪一部分?”“七戰七捷!”“天下第一團!”加以對紀律問題疏忽,戰鬥頻繁,沒有時間整頓幹部思想,部隊中破壞紀律、山頭主義、宗派主義、本位主義、貪污浪費的傾向愈趨嚴重。一、四縱隊從魯南突圍後雨季跋涉魯西南,某些村子群衆罵有的部隊是“三子部隊”(一到宿營地就搶房子、打棗子、抓雞子)。陳毅報告形容地方控告信“如雪片飛來”。陳毅1948年1月從晉綏寫給華野的整黨工作的建議也指出整頓思想整頓紀律過去雖一再進行“僅僅涉及皮毛”、“未達到根本糾正”,因而建議“以2個月至3個月進行整黨工作”。

  
      中央軍委對此也極為關切,特别因為一兵團即将南渡長江進行無後方作戰,政策紀律執行的好壞,關系部隊生死存亡。軍委1948年3月12日指示華野一兵團各縱隊應嚴格整饬紀律。“必須進行一番普遍深入的教育,嚴格整饬,做出決定,使各級領導幹部及各級黨委直到支部認識此問題的嚴重性,必須負起責任,教育和領導全體指戰員保證出動後不僅在作戰上而且在執行黨的一切政策上樹立人民解放軍的模範。”

  
      陳毅1月寫建議時,受當時地方上整黨工作的影響,強調的是“進行挖根工作”,“集中力量打擊地富思想及其代表分子”,“用組織解決和紀律制裁”。而3月份開始整訓和開會時,卻已明确主題是反對軍閥主義傾向,“使用自我批評的武器”,“把政治民主運動發展了一步”。這充分說明這次會議的方針正确,而且具有很高的建軍思想水平。

  
      中國共産黨内很少有人象陳毅那麼清楚:人民軍隊建軍之初就和軍閥主義的影響作深刻的鬥争。在中國,資産階級軍事路線,準确地說就是封建買辦資産階級的軍閥主義路線。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領導下,當前部隊中并沒有軍閥主義傾向的代表人物,但是軍閥主義傾向的影響卻在軍民、軍地、官兵、上下級、同級、軍政以及前後方等關系中或多或少地普遍存在。抓住反對軍閥主義傾向來整頓軍隊的共産黨組織,是抓對了。而由陳毅來傳達這次到中央的有關情況和意見(4月5日),并作内容豐富的總結,起草決議,也是最為适當和有效的。

  
      陳毅的總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對軍隊中黨委領導的論述。從紅四軍“七大”開始到中央“九月來信”,到古田會議決議,關于黨在軍隊中的領導體制和領導作風,陳毅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李立三等反複争論、探讨,互補短長,而以毛澤東的思想為主形成了古田會議決議。陳毅谒誠擁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以及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他此後曾一再宣傳論述。但古田會議決議并沒有恃别注意防止黨内家長制的嚴重化,經過紅四方面軍及新四軍的曆史教訓,陳毅對于黨委書記的地位、作用和作風有了更深入具體的認識。他在這次總結中(在華東野戰軍普遍恢複了黨委領導的情況下),用3000多字的篇幅來全面地、充滿辯證精神地分析了黨委領導(決議中也寫了近千字)。特别是對黨委書記,他寫了“不要認為非通過我的意見不可,那樣就會變成黨内家長制。”“不要什麼事都要照自己的意見辦,更不要以為不照自己意見辦事就是反黨”。他同時也充分論述了黨委内部“自覺培養一個中心”的重要性和黨委書記堅持自己的正确的原則性意見并善于吸收意見的重要性。才從毛澤東那裡回來的陳毅,态度鮮明地提出“黨内家長制”的問題,正好說明當時以毛澤東為中心的黨中央,其政治生活是正常的。的确,在處理粟裕對渡江戰略的不同意見時,毛澤東充分表現了最高水平的軍事民主。

  
      在舉行前委擴大會的同時,粟裕個人采取了一個大動作,一個最終把1948年的南線作戰重點從渡江躍進完全轉為“殲敵主力于長江以北”的大動作。

  
      中央軍委對一兵團渡長江躍進江南的戰略行動是十分重視的。1948年2月下旬,決定一兵團開赴黃河以北濮陽地區休整補充二三個月,以免在黃河以南魯西南地區休整要受國民黨主力整編第五師等部的襲擾,并決定晉冀魯豫十一縱和華野十縱掩護後方撥給的大量新戰士到達後留在平漢路以東機動作戰,以掩護一兵團整訓。這樣,粟裕才能率一兵團在濮陽地區熱火朝天地作各種準備,華野前委才得以從3月到5月召開前委擴大會反對軍閥主義傾向,進行空前的思想整頓。

  
      4月4日,中央軍委直接發電報給東南分局的領導人粟裕、金明、葉飛,要求一、四、六縱隊休整到5月15日為止,5月15日以後,部隊出動南下。

  
      中央軍委并且指示中野:“你們新行動方向是豫西南、鄂西、豫西北及整個漢水流域,殲滅分散之敵,調動平漢線以東之敵向平漢線以西,以利粟兵團行動。”

  
      毛澤東是非常鐘愛渡江躍進的戰略計劃的,且有軍事理論的分析。後來陳毅在5月14日向華野幹部傳達毛澤東對時局與工作方針的報告時曾闡明:毛澤東的戰略先是内線殲敵,再就是轉入外線作戰。毛澤東認為“轉入外線又有兩個方式,一為北伐軍方式,背靠後方,逐步前進;一為躍進方式的前進,超越敵人。有陣地的前進是很合理想的,但依據我軍性格,應采取躍進式的。這是由于我軍依靠農村,裝備不如敵,攻堅條件不好,與有帝國主義援助的敵人作戰等條件決定的。應承認躍進是主要辦法,要避開自己短處,發揮自己長處。”

  
      的确,毛澤東的這種躍進方式,在劉鄧大軍千裡躍進大别山的戰略壯舉中獲得了偉大的成功。以此為主要的一擊,使全國解放區的形勢大大改觀,各戰場的勝利大大發展,以緻扭轉了蔣介石的反革命的車輪,使之走向滅亡。

  
      1948年的渡江躍進,則預期必将促使蔣介石統治迅速走向崩潰。

  
      這樣有理論闡明有實踐依據的布置周詳的重大戰略決策,由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主席親自主持,并經和陳毅、粟裕反複商議,最後同意了粟裕自己提出的具體實施方案的戰略行動,還可能對之持異議嗎?

  
      然而粟裕在兩個月中逐漸對渡江躍進的利害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分析判斷。

  
      主要在于對部隊與作戰無比熟悉。這是長期持續對部隊實行全局性實兵指揮的粟裕過人的優長。一兵團的3個縱隊,和華野其他主力一樣,經過近兩年勝利的解放戰争,已逐漸成為火力裝備不下于蔣軍頭等主力的部隊。今後要攻克敵重點設防的城市,必須有這種部隊,在野戰中,與迅速構成防禦陣地的蔣軍作戰,也需要強大火力才能迅速有效地大量殲敵,并需要大兵團協同作戰才能殲滅旅、師以至兵團建制的敵軍。(而解放戰争作戰基本經驗正是隻有成建制地殲滅敵軍主力,才是決定戰争勝負的第一要旨)這樣的部隊和作戰,對戰争的貢獻極大,而消耗糧食、彈藥、兵員及其他戰争物資也極大。這些雖可以部分地取給于敵方敵區,事實上也如此做到了,但其大部還是需要取給于解放區的後方。劉鄧、陳粟、陳謝三軍,目前實際上是半後方作戰,還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靠晉冀魯豫和山東的支援,才能逐鹿中原,争取在統一指揮協同作戰中打大殲滅戰。粟裕1948年1月31日複中央電中的有關段落充分說明他對于3軍配合打幾個大殲滅戰是有信心有把握的。

  
      粟裕還有20多年的作戰經曆,積聚的經驗教訓很豐富。他擔任參謀長的紅十軍團的覆滅,他擔任司令員兼政委的蘇浙軍區部隊天目山作戰的絕糧,以及劉、鄧躍進大别山幾乎丢棄全部重裝備,使他明白10餘萬人躍進長江以南作完全沒有後方的作戰,必然會丢棄全部重裝備;減員一半(傷亡、傷員無法收容與歸隊、逃亡失散);火力減弱與傷員、彈藥的極大困難使指揮員難以捕捉戰機和堅持殲敵;糧食嚴重困難和“與民争食”使大部隊(不是小遊擊隊)難以立足。

  
      粟裕了解敵人。解放軍以一個兵團渡江,蔣介石不會調整編第五師、整編第十一師等機械化重裝備的主力部隊,放棄重武器到江南水網地區尋解放軍作戰,也不會讓戰鬥力很強的廣西部隊第七軍、第四十八軍回江南,以免“放虎歸山”。如此,則調動中原敵軍到江南的意圖隻可能做到調動若幹二三等部隊,于大局沒有決定作用。

  
      陳毅傳達中說到,中央的意圖是“變江南為中原,變中原為華北,勝利就來了。”粟裕卻感到若不能在中原先打幾個殲滅戰,大量消滅敵主力,就急忙躍進江南,則江南在無後方的半遊擊性作戰中,未必能迅速變成半後方大兵團作戰的中原,而中原敵人能夠重點防禦、機動增援,在解放軍分兵江南主力削弱的情況下,也不大可能迅速變成鞏固的華北。躍進大别山和中原,确實是避我之短揚我之長。而躍進江南,對一兵團這樣一個于重裝備運用已很熟練,圍殲敵人能力很強的部隊來說,卻反是丢棄其所長。把躍進江南,邊打邊走,要付出的5萬人的損失用在中原作戰,完全可能消滅蔣軍好幾個整編師。減輕老解放區負擔,避免後方崩潰的戰略任務既已由于出擊中原而完成,就沒有必要放棄集中主力在中原殲敵的機會而急于躍進江南。

  
      在擴大會的間隙,粟裕把自己的想法向陳毅作了彙報。

  
      陳毅大感意外。這種改變中央戰略方針而牽動全局的意見,其嚴重性是顯而易見的。親身參與這一戰略方案的制定并和毛澤東的軍事性格相當一緻的陳毅一時難以接受。但是,一次次促膝交談使陳毅進入深思。以善下快棋著稱的陳毅,幾天之内,常常舉棋不定,心不在“馬”。

  
      陳毅的軍事想象力雖豐富,他卻也有很具體的實踐經驗,足以體會粟裕的深思。1940年5月2日他不是早就和粟裕聯名緻電中央反對項英“長征閩浙”并列舉了好幾個無後方的長征作戰損失嚴重的曆史事實嗎?1947年7月華野匆促分兵,雨季行軍作戰,遠離後方的幾個縱隊每縱損失數千人至萬餘人,内線作戰的縱隊卻因兵力不足而南麻、臨朐均未得手,這些事實更在眼前。而集中2個以上的戰略單位的兵力,在強有力的統一指揮下,能較前成倍地殲滅敵軍,不是在1946年秋天起就在陳毅力主之下以宿北、魯南、萊蕪、孟良崮的輝煌勝利作了證明嗎?

  
      陳毅是個善于堅持自己意見也善于放棄自己意見以服從事實服從真理的人。他開始被說服,并欣賞起粟裕的這種置個人得失于不顧、大膽直陳的勇氣來。陳毅明确表示:粟裕的建議很重要,他鼓勵粟裕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報告。

  
      粟裕的思慮特别周密。他首先向劉、鄧報告,他深知劉、鄧的意見和支持的重要。4月16日,他以長近1300字的電報把意見陳述給劉、鄧。“請鈞座予指正”。

  
      4月18日,粟裕又以個人名義向“中工委并請轉中央軍委”發出電報,電報首先說明經陳毅等“鼓勵勇氣”,才“鬥膽直呈”。電文長近3000字,除上述意見外,更增加了對淮河到長江間派出數路強有力的遊擊兵團,對江南蘇浙皖贛閩及湘黔派出多路堅強的遠殖遊擊隊等具體意見。同時,還說明“我們對南渡準備仍積極進行,決不松懈”。

  
      同日,如所期望的,劉、鄧發電報給軍委及陳、粟,表示:“照現在的情況看來,我們耽心的是過江很少把握。”“如果過江與自身準備尚不充分,則以遲出幾個月為好(先派多支小部隊去)。??如果粟部遲出,加入中原作戰,争取在半後方作戰情況下多殲滅些敵人,而後再出,亦屬穩妥,亦可打開中原戰局。”

  
      劉、鄧十分敏銳,在兩天後,召集陳士榘、唐亮、陳赓等商讨作戰時,進一步明确:敵目前在淮河以北機動作戰者為9個師,而我方野戰部隊為20萬人,如果粟兵團加入中原作戰則為28萬人,實力可大大超過敵人。如能尋機殲敵兩三個師,即可完全掌握主動。”

  
      毛澤東1948年4月13日深夜,到達晉察冀軍區所在地――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

  
      還在東行途中,毛澤東已電告中工委,要通知陳毅、粟裕到中央來研究戰略行動問題。

  
      毛澤東收到粟裕的電報後,親自拟電文:“為商量行動問題”,請陳、粟于4月25日至4月31日數日内,同來平山中工委開會。4月21日發出此電。

  
      陳毅當時正主持華野一兵團高幹會議反軍閥主義傾向,要作報告,并組織下一步的政策讨論。事關華野全部隊,不能無人主持,故陳、粟于4月22日急電中央,請求由粟裕于4月24日作完報告後即北來,陳毅不北上。

  
      但是中央軍委于同日(22日)電陳、粟:“請你們兩人提前于卯感(4月27日)趕到中工委會晤。”

  
      于是,陳毅、粟裕于23日電複中央:“拟于明晚及後天白天作一天半報告,傳達中央指示及政策,并布置分組讨論,使會議不間斷。我們兩人于有(25日)晚即動身北來。”

  
      陳毅并不知道此次毛澤東一定要他去,還因為要調動他的工作。他也不知道中原對他的“企圖”。

  
      早在1948年2月,劉、鄧鑒于中原廣大地區的财政經濟問題嚴重,如豫皖蘇地區,“至今毫無建樹,也沒有幹部,對今後大軍供應已無辦法。而沙河北岸已有災民200餘萬。”國民黨的“法币”不斷貶值,而解放區發行的鈔票與“法币”的比值還不斷下降,農民損失慘重。部隊的供給紛亂,浪費嚴重。如不迅速糾正,“則軍隊供應與人民生活均将産生嚴重危機。”因此,劉、鄧希望中共中央調一位對土地改革與财經工作富有經驗的大員到中原。

  
      “建議鄧子恢同志統一主持中原各區、首先是3部分野戰軍的财經事宜。”

  
      并于4月2日再度報中央并緻陳、粟:“仍切望子恢同志來加強中原局領導,主持地方工作和财經工作。”

  
      在得知毛澤東已到阜平,陳毅已回華野,特别是他們自己同意了粟裕率部遲出留中原作戰的建議後,劉、鄧來了一相應的大動作:發電中央請調陳毅到中原工作。劉、鄧稱:中原局轄區甚大,領導力量極嫌薄弱,3部分野戰軍在20萬人以上,如粟裕遲出,則達30萬。軍區武裝約為20萬人,亦須統一指揮及供應。因此,建議:(一)以陳毅同志為中原局第一副書記。(二)組織中原軍區。劉、鄧對陳毅到中原後的軍職,提出3個方案:一、以陳毅力中原軍區副司令員兼中原野戰軍司令員;二、陳毅為軍區與野戰軍第二政委;三、陳毅作軍區第二政委兼野戰軍政委。劉、鄧還建議:“不管那種形式,陳毅同志華野職務不變。”

  
      在此電報中,劉、鄧還表示:小平必以極大精力主持黨政,劉、陳主持軍事,子恢能來任第二副書記頗好,主持運購,對許多困難問題更易解決。

  
      毛澤東接到電報後立即批示:“朱、劉、周與陳、粟、薄(一波)、李(先念)商複。”中央也電告劉、鄧:“陳、粟二人日内可到阜平和我們會商行動問題及你們提出的中原機構組織問題。”

  
      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會合一起,中央會議有許多重大問題要研究。如關于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并成立臨時中央政府問題,關于在今年冬季召開二中全會問題??華野一兵團的行動問題也列在議程。讨論時,陳、粟、雹李參加。

  
      敢于實事求是地提出與中央戰略行動方案不同的意見的将領是大智大勇的,而善于實事求是地采納部屬不同意見的最高統帥更是大智大勇的,毛澤東采納了粟裕的意見正說明當時黨内軍内的高度民主。這是革命戰争得以迅速勝利的重要保證。

  
      會議在傾聽粟裕的意見後,決定:華野應繼續依托中原、華東兩解放區,會同中野作戰;同意一兵團在整訓結束以後,4到8個月内,暫不向江南作戰略機動,先加入中原作戰,以便集中力量,殲滅敵人,粉碎敵人在中原的防禦體系。5月5日,中央把這一決定電告了劉、鄧和華東局。在讨論的過程中,劉、鄧向中央表示支持粟裕意見的4月18日電當然也起了作用。後來,彭德懷曾在5月21日電毛澤東對全軍各戰場的作戰提出建議,其中指出:從目前情況看,粟裕部按原計劃渡江問題值得考慮。不如先不渡江,而集中五六個縱隊出中原作戰以求打開豫鄂皖局面。

  
      經過後來戰役的實踐,證明“殲敵主力于長江以北”是更有利的。而渡江也就成為“百萬雄師”從江陰到武漢全線渡江了。

  
      關于陳毅調中原的問題,中共中央也已開始研究。在征求意見的過程中,粟裕向毛澤東力陳“華東離不開陳軍長”。劉、鄧則在5月5日又一次緻電中央:中原局面太大,情況複雜。現在中原局的能力實難勝任??因此再作如下建議:(一)請彭真同志任第一書記,陳毅、小平分任第二、第三書記。

  
      (二)陳毅兼軍區第二司令員兼野戰軍司令員。

  
      (三)粟裕如暫留中原,則兼軍區副司令員及野戰軍副司令員。

  
      正是此時,中央會議已基本确定了中原的幹部配備。等到會議結束,5月9日,中央、軍委才給劉、鄧複示,慰勉有加:“在中央會議上,陳、粟、先念關于中原情況均有詳細報告。一年來,你們率先深入敵區,展開全國進攻的勝利局勢,雖部隊本身稍有削弱,但艱苦任務的堅決執行,我們正以你們為模範,要求全黨全軍均向蔣管區,将戰争引向更深遠的敵後??會議詳情,托陳毅同志面告。陳毅大約于辰哿(5月20日)開完一、四、六縱隊團以上幹部會後,即将偕同子恢經太嶽轉往豫西與你們會晤??”同日,中共中央發出《華北、中原兩解放區的轄區和人遜的通電。其中對中原的決定如下:“除華中解放區現轄境地外,凡隴海以南,長江以北,直到川陝邊區均屬中原解放區。中原中央局以鄧小平為第一書記,陳毅為第二書記,鄧子恢為第三書記,以劉伯承、鄧小平、陳毅、鄧子恢、李先念、宋任窮、粟裕、李雪峰、陳赓、張際春、謝富治、劉子久12同志為委員。

  
      “劉伯承為中原軍區及中原野戰軍司令員,鄧小平為政委,陳毅為軍區及野戰軍第一副司令員,李先念為軍區及野戰軍第二副司令員。陳毅仍兼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及政委??”這是一個很大的動作。從此,南線形成一個指揮中心,中原、華東兩大野戰軍的協同配合進入新的更高的水平。

  
      四、五月間接連發生的大動作反映着全黨全軍争取全國勝利的蓬勃生氣和巨大努力。

  
      第四節  “軍委代表”

  
      新任的中原局第二書記、中原軍區和中原野戰軍第一副司令員陳毅和華東軍區、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兼代政委粟裕,于1948年5月11日陪同來華東野戰軍視察工作的朱德總司令到達濮陽。

  
      到濮陽的第二天,陳毅就把華野消滅整編七十四師繳獲的該師師長張靈甫的勃朗甯手槍和鋁合金制折疊桌椅奉贈給總司令(這套桌椅朱德一直保存,直到1976年6月他逝世前20天,才親自批示捐贈給平山西柏坡革命博物館展出)。

  
      朱德在濮陽期間,聽取了一縱司令員葉飛、六縱司令員王必成、特縱司令員陳銳霆的彙報,并與一兵團的師以上幹部逐個談了話,還先後出席了一兵團直屬隊的歡迎會、一兵團的團以上幹部歡迎大會和一兵團連、排、班及士兵代表會議,都作了講話和報告。

  
      在團以上幹部會上,陳毅作了《向朱總司令員學習》的講話。朱德作了部隊建設和作戰問題的報告。報告中最突出的内容是“釣大魚打五軍”。當時華野一兵團最強的對手之一是整編第五師(習慣稱為第五軍),朱德教導部隊用“釣魚戰術”即把釣竿擺來擺去迂回曲折地擺布強敵,使其疲勞而圍殲之。

  
      5月18日朱德離濮陽。5月21日,中央軍委電促陳毅盡可能迅速和鄧子恢及大批幹部去中原。但軍委随即又來電告陳毅:軍委後勤部長楊立三要來濮陽協助精簡整頓華野龐大的後方機構,要陳毅、鄧子恢等楊立三到達,共同研究好處理方案後,再行西去。

  
      華野後方的問題确實相當複雜,潴集了7萬人。其中地富分子、貪污腐化分子、怕死避戰分子為數不少。陳毅在楊家溝、西柏坡都作為重要問題向中央作了彙報,自己也初步布置了整頓工作。楊立三于5月25日到達。陳毅、鄧子恢和楊立三研究了整頓精簡方案,建議楊立三同粟裕到朝城去具體安排。

  
      楊立三臨行,陳毅托他把繳獲的交直流電兩用的收音機一架帶去中央送給“恩來、小超”,并附一信說:“此美國新出品、許昌戰鬥繳獲品,你們有電燈,利用其開動起來十分好,兩夫婦可以在屋内跳舞。”也就是在這信内,卻寫着:“明日即西去,毫無企圖留部隊之意,并望将來能随軍入川”。

  
      此信是陳毅5月29日親筆,“臨行清理”在華野的“行李”,鋁合金桌椅給了朱德,收音機送與恩來,這輕裝“西去”的調子頗有某種抒情意味。

  
      此信周恩來閱後,特意親筆批轉毛、劉、朱、任傳閱。他們都圈閱了,不知是誰還在“毫無企圖留部隊之意”這一句的旁邊用毛筆劃粗杠一道以示值得重視。

  
      陳毅、鄧子恢一行,帶着數名随員和精幹的警衛部隊,乘坐吉普車、救護車和幾輛大卡車,在5月30日黃昏出發,經館陶渡口,過邯鄲,越太行山。

  
      劉、鄧對陳毅、鄧子恢的到來非常重視,早已派陳赓率警衛部隊專程到太行山南部的晉城迎候。過黃河,到洛陽,又有中野各縱隊的負責人齊集到此迎接,并陪同陳毅、鄧子恢看了當地著名的豫劇。陳赓還陪同陳毅視察了20多天前陳謝兵團和華野三、八縱隊解放洛陽時戰鬥最激烈的地區,彙報了對洛陽進行步炮協同攻堅作戰的經驗。

  
      陳赓的介紹使陳毅對攻堅作戰的彈藥消耗特别是炮彈消耗的巨大數字印象更加深刻。陳毅強烈地聯想到那沒有橋、沒有大型渡船、隻有人力絞渡的衛河館陶渡口,在那裡他們受阻,陳毅渡過河去,而鄧子恢因身體不好乘坐的救護車卻遲遲不能過渡。陳毅更強烈地聯想到險峻的太行山中那狹窄、崎岖而破爛的公路和公路下時常可見的汽車殘骸,這可是華北大後方為前線運輸彈藥、糧食、被服等等的主要交通幹線之一啊!按照3部分野戰軍統一指揮打大殲滅戰的戰略意圖,今後的戰役将動辄一二十萬人,現在的這種後勤運輸條件怎能适應!更多更複雜的後方支前的問題,從山東起就思考、實踐,取得了經驗,經過豫皖蘇、邯鄲、阜平、楊家溝、西柏坡的宣講、彙報、探讨,如今在陳毅頭腦中得到了解決。他充分認識這裡主要是“戰争經濟學”的問題,即在戰争中如何兼顧人民生産需要和軍隊作戰需要的戰略性問題,在戰争中如何講求經濟核算和價值規律的問題,他連夜找日本留學生鄧子恢商讨,結果是英雄所見略同。他倆從半夜直談到淩晨,陳毅決心給中央寫一個意見書。非常工于計算的鄧子恢贊同:“你來起草,我也簽名。”

  
      陳毅開始起草電報,題為《支前與生産結合經驗介紹》,報中央軍委并緻華北局。

  
      陳毅從運輸問題入手,因為這是耗費民力最大的事。過去軍隊裝備差、人數少,又是分散遊擊。而今起了基本變化,有些野戰軍的裝備并不亞于精銳蔣軍,戰争又是高度集中,幾十萬人在一地作戰,糧彈消耗、繳獲及傷員之多,史所罕見。但解放軍缺乏火車、汽車及交通幹線,即使有一部分,也損壞嚴重,效率很低。軍運主要靠馬車、牛車、獨輪車以至驢馱、擔挑,傷員靠擔架。解放戰争初期是動員臨時民夫,但戰役連續,常常頭一個戰役的民夫複員,而後一個戰役的民夫未及趕上,造成催逼争吵,影響團結,影響戰争。後采用半年為期的常用民夫制,于作戰需要較好,耗費民力卻更大。

  
      名為半年,集中開進、複員回鄉,路途中即耗費兩個月。一輛小車載糧200斤,路途遠時,推車拉車的人吃糧和送糧不相上下。北方農民不習慣擡擔架,一付擔架要8個人輪兩班擡。再加戰争需要急如星火,地方政府隻好預作準備,一批民工未回,另一批已集中,有的地區甚至集中幾千幾萬民工待命。

  
      由于大批勞力離鄉或凍結,嚴重妨礙生産,出現了毀大車、殺牲口以避出差的現象。陳毅在電報中概述了這些情況,寫道:“勞民傷财,妨礙生産,莫此為甚,至今思之,極為痛心。”

  
      “主要是部隊沒有自己的辎重兵編制所緻。”因而陳毅在1947年夏秋間,即令華野所有部隊試行運輸兵和擔架兵的編制,随隊行動,随時調用,熟練本職,必要時可用于作戰。如無特殊情況,部隊基本上可不再調民工到一、二線使用,相當地節省了民力。這在戰争的總成本核算中是很劃得來的。

  
      陳毅寫道:“因此,我們建議軍委,嚴令部隊建立此種辎重兵編制。”

  
      華東部隊在陳毅、鄧子恢等的主持下,為減輕人民負擔,鼓勵群衆的積極性,改善軍運、軍需的質量,已經突破了軍事需要無償征調的框框,試行了運送彈藥、傷員、包制軍鞋等均用付給報酬的辦法,效果很好。過去攤派得來的“擁軍鞋”3天就破的現象大為減少。故陳毅建議軍委“将此包幹制與軍鞋定購制普遍施用于各解放區。”在最易于“竭澤而漁”、厲行“軍事共産主義”的階級大決戰時期,陳毅、鄧子恢能尊重生産力和價值規律,提倡經濟核算,這是難能可貴和發人深省的。

  
      陳毅還建議充分利用繳獲的汽車,培訓駕駛員。“1輛10輪大卡車相當于300輛牛車的運輸量”,修整公路,分段設公路局,建汽油站、電話站,并及早建立煉油廠等等。

  
      這份電報,實際上是我軍現代化後勤建設的倡議書。發報日期是1948年6月12日。署名:陳毅、鄧子恢。

  
      中央和軍委于6月24日聯名電複陳毅、鄧子恢:“??關于支前勤務中建立擔架辎重兵編制,采用按勞記工包運制,按件計工定購制及統一管理汽車和公路等建議,甚好。”“我們正在計議實施計劃,議走後當通令實行。”

  
      在華北的徐向前閱後緻電軍委:“??野戰部隊組織辎重部隊,擔架部隊很需要,既可省民力,又便于管理。”

  
      不久,全軍遵照軍委指示,都開始建立辎重部隊和擔架隊;邯鄲到洛陽的公路等運輸命脈,也組建、修築,逐步改善。

  
      陳毅、鄧子恢一行,于1948年6月14日下午,到達河南省寶豐縣西北商酒務地區皂角樹村。這是當時中原軍區的駐地。劉伯承、鄧小平親自到村外熱烈歡迎。陳毅與劉、鄧自從1945年8月25日由延安飛抵山西黎城随即分道以來,雖然電報聯系、作戰配合十分密切,卻近2年沒有會面。闊别重逢,百事興隆,他們晝夜暢談。6月17日起,就由陳毅向中原野戰軍機關和附近駐軍的團以上幹部傳達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自1947年12月以來的一系列指示和方針政策。劉、鄧給予陳毅最充分的時間,劉伯承介紹陳毅時稱他是“軍委代表”。此次傳達連續進行了整整3天,為近年來陳毅作報告時間最長的一次,報告的内容也最全面、豐富、深刻和生動。傳中央之檄,劉、鄧給了陳毅發揮其記憶力、理解力、雄辯力的最佳條件。這次傳達,對中原廣大幹部思想和工作的提高是很有稗益的。

  
      陳毅的傳達報告中,講得最為透徹、最有軍事理論深度的是和中原野戰軍關系最密切的外線作戰問題。

  
      毛澤東是從戰略高度透視這個問題的:“繳獲多少這是戰役問題、戰術問題。自然我們黨若不能繳獲俘虜大批敵人、馬匹、武器,便不能壯大自己。

  
      可是,如果死看這一點,就以為滿足,不去解決戰略問題,也是要失敗的。

  
      戰略是能否在戰争中掌握主動,是把戰争引向什麼方向。”

  
      陳毅紅軍時期就深通毛澤東的戰略思想。誘敵深入,放敵人到蘇區内部來打,決不隻是布陣伏兵的戰役問題,而是人民戰争性質的戰略問題。敵軍強過我軍,我軍必須加上蘇區群衆的力量,才能壓倒敵人的優勢。解放戰争第一年也是如此,蔣軍在數量、裝備、技術上優勝于我,我軍采取内線作戰,使蔣軍陷入人民戰争的大海,我軍以空間換取敵軍的有生力量,掌握着主動,削弱了蔣軍,壯大了自己。

  
      但是蔣介石這個人懂得戰略。蔣介石的戰略方針是無論如何把戰争擺到解放區。他懂得把戰争引向何方主要是個吃飯問題也就是經濟問題。蔣介石把他的蔣管區看守起來不受戰争影響,或出得很少;把我們一百多萬軍隊,他的二三百萬軍隊一起堆到解放區,加上民夫,雙方五六百萬人,吃它三年五載,不愁解放區不垮。你能俘虜他的兵。可是俘虜也要吃你的。小米沒有了,棉花沒有了,壯丁也沒有了。毛主席講:假使我們不出擊,劉、鄧在魯西南打了那樣的勝仗,仍舊撤到黃河北休整補充,當然不會有躍進大别山的損失。可是人家就要繼續過河。劉、鄧不出擊,山東的部隊也不能夠出來。

  
      敵人仍在你解放區打,一直打到現在(指1947年12月底),我們的解放區一定要垮。西北首先要垮台,逼迫我西北的野戰軍退過黃河。不是敵人厲害,而是沒有飯吃。山東也一定不能堅持。關内解放區一垮,就隻剩東北了。毛主席講:“如果照去年八、九月西北和山東的情形,戰争能否支持,任何人沒有把握。”所以去年七、八月無論如何要轉入戰略進攻。當時敵人的兵團都擺在黃河邊,屁股後面很寬。我們一進攻,敵人被迫來一個大轉身,但是來不及,蔣介石手忙腳亂。這對老解放區是一個極大的幫助。軍事上轉變了戰局,政治上穩定了人心,經濟上也具有積極的意義,敵人退了,地方安定下來,老百姓都回來開始生産。戰争形勢就大變了。

  
      陳毅用他從山東到陝北的親身經曆講述了中國共産黨當時的經濟危機。

  
      最大的問題是經濟問題,毛主席當時說:戰争的負擔放在我們身上,戰争一定失敗;由蔣介石擔負,蔣介石就必然失敗。毛主席在給劉、鄧的指示中說:“蔣介石的反革命戰略方針是要把全國戰争的負擔加到解放區身上,達到徹底破壞解放區的反革命計劃。我們的戰略就是要盡量破壞蔣介石的戰略方針,把戰争引向蔣管區,使蔣介石擔負全部戰争負擔,達到解放戰争的勝利。

  
      “這是戰略上的勝利,再加上戰術上戰役上的勝利,我們一定能打勝。如果不考慮戰争消耗,不考慮幾百萬人的吃飯穿衣,就不是戰略家――這是古今中外沒有人講過的。毛主席講了這句話。

  
      陳毅還傳達了毛澤東所說有了解放戰争第二年戰略進攻的偉大勝利才敢講奪取全國勝利,這是對劉鄧大軍千裡躍進所作的高度評價。陳毅還說:躍進大别山取得的在新區如何建設解放區的全面經驗直到中原局的“六六指示”,對于下一步的戰略行動和在全國各地争取作戰和建設的勝利,是無價之寶。

  
      在這樣高瞻遠矚的戰略宏圖前面,外線出擊的3部分野戰軍所受的損失就有“一本萬利”之感。“我們丢了的是幾門大炮,得到的卻是整個中國。”

  
      有的幹部诙諧他說。

  
      這樣,陳毅所傳達的勝利的前景和第三年的方針:“軍隊向前進,生産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的精神①以及一系列的政策策略,就更顯得有理有據,可信可行。

  
      ①1948年5月14日,陳毅、粟裕緻中共華東局,中原局的電報中,曾傳達了這三條方針。

  
      第五節  團結戰鬥

  
      陳毅一到中原,就加入了解放戰争南線的協調和指揮的中樞,和劉、鄧一起,在中央軍委的統一指揮下組織華東、中原兩大野戰軍協同作戰。

  
      5月31日,粟裕率一兵團渡黃河南下。此時,華野的三、八、十縱也逐漸向東靠攏。以殲滅整編第五師為主要目标的大戰役正在企劃。

  
      為配合華野作戰,劉、鄧已在6月13日向中野部隊下達了襄(陽)樊(城)戰役的基本命令。此戰展開,必能調動張轸、胡琏兩個兵團往西。

  
      粟裕根據敵情變化,籌劃了“攻其必救”的豫東戰役。即以攻克河南省會開封迫使五軍或其他部隊救援再加殲滅。粟裕報軍委并劉、陳、鄧。軍委同意。劉、陳、鄧亦同意,并指示戰役第一步以殲開封之敵為主,乃決定停止襄樊作戰,組織中野主力牽制南面敵人。

  
      華野攻克開封後,繼續轉兵睢杞以圍殲區壽年兵團。蔣介石急令各方增援,除邱清泉的整編第五師、黃百韬的整編第二十五師和胡琏的整編第十八軍等主力馳援,企圖以7個兵團之衆向華野合擊,在豫東決戰以“肅清中原”。

  
      粟裕切望中野阻擊北上之敵。

  
      劉、陳原拟在中野四縱駐地召開團以上幹部會,接電後即與鄧商定:停開幹部會,立即出動6個縱隊配合殲滅區兵團。以一部監視十八軍,并主動攻擊北進之吳兵團。劉、陳、鄧并于6月29日組成前進指揮所親赴前線指揮。

  
      此戰确有決戰性質。一兵團不渡江而集中兵力殲敵重兵于3大鐵路之間四方馳援之地。能否辦到,在此一舉。而增援敵軍有五大主力之二的整編第五師和整編第十一師;還有黃百韬部與桂軍,亦屬悍将強兵。

  
      華野第三、八、十縱阻擊敵邱清泉兵團十分頑強。中野部隊對吳紹周兵團進攻,給予重大殺傷,迫使張轸急調十八軍折向西平與吳兵團靠攏。接着,中野又于7月5日突然将前進中的胡、吳兩兵團割裂,并将吳兵團的1個師和胡兵團的3個師分割于商水地區,有效地遲滞了敵人。直到粟裕來電報告已殲滅區壽年兵團,部隊并已北移,劉、陳、鄧才率前指返回寶豐。

  
      劉、陳、鄧在一起,對中原地區全軍的戰力了解更全面。豫東激戰之時,劉、陳、鄧判斷可能是打襄樊的更好時機,乃留下主力第六縱隊,并作了與桐柏軍區部隊及陝南第十二旅共同攻取襄樊的部署。就在華野殲滅區壽年兵團部的7月2日,乘蔣軍幾個野戰兵團陷于豫東之際,突然攻占老河口,既而攻擊襄樊。7月16日,戰役勝利結束,全殲敵2萬餘人,活捉國民黨特務頭子、十五綏靖區中将司令官康澤。

  
      豫東與襄樊兩戰役,不到1個月共殲敵12萬餘人,堅固設防的大城市再次攻破,成為中原戰局轉變的關鍵。兩大野戰平仕一個團結戰鬥的指揮中樞統一協調下直接配合作戰,其優越性和潛力明顯可見。隻有如此,才能殲滅敵重兵集團。

  
      但是,兩大野戰軍直接配合作戰,也不都是凱歌和頌歌。和中野幹部們坦蕩相處、融洽無間的陳毅,可以聽到“不見外”的反映。中野幹部談到華野部隊總的來說印象是很好。然而也有一些具體意見。除了說華野西兵團個别部隊“驕橫”之外,有兩點意見特别引起陳毅注意:一是華野負責人(以“軍事觀察家”名義)對豫東戰役的評論中,對于中野部隊在南線牽制胡琏、吳紹周兩兵團,在西線牽制鄭州敵人的作用未具體提到,顯得對中野的作用認識不足。

  
      二是華野參謀長陳士榘在和陳度一起指揮了洛陽戰鬥後在中野營以上幹部會總結經驗之時,很好地強調了火力的配系,但據反映過分誇大了炮火作用。這就會影響部隊依賴炮火,炮彈少就信心不足,同時會造成不知節省炮彈的毛玻陳士榘談用炮一事,頗有戲劇性。陳士榘對于炮特别有戰鬥感情。他1939年曾向彭德懷借1門炮25發炮彈,結果打了3炮解決問題。1發炮彈打到山上敵人堆中,敵人跑了,占了陣地。追到城根,敵人又跑了,進城繳了幾百發炮彈還給彭。1943年用炮百米抵近日軍碉堡打,1炮就把碉堡打啞了。

  
      戰後他親自去裡邊看,碉堡完整的,3個爬在槍眼上射擊的敵人,下肢還在,上身全掀到後牆去了。這次打洛陽他掌握着那麼多炮,又是和善于連續爆破、城市攻堅的部隊配合,真是兵家一大快事。最後他把山炮、105榴彈炮都推到前面抵近射擊,這次洛陽攻堅用兵不多,發展順利,步炮協同作用甚大。

  
      陳士榘作總結報告時,卻忽略了一個問題:中原野戰軍堅決執行中央賦于的偉大戰略任務,沖破層層強敵在道道大河上的封鎖攔襲,不得不把重武器埋棄在大雨泥濘之中。對于合同戰術家劉伯承,這是多麼痛心的事!中野指戰員目前還在為此焦慮呢!沒有足夠的炮火掩護,中野作戰增加困難、增加傷亡。有的戰鬥經驗差的部隊,還因此影響勝利信心。所以那次陳士榘講完,天已黑了,劉伯承還叫大家不要走。劉伯承接着報告,批評了部隊裡光靠大炮的心理,強調了過去作戰中摔了多少手榴彈。

  
      所以陳毅注意這些問題,并不僅僅是為了具體宣傳報導、戰術技術,而主要是重視感情,珍愛階級戰友的革命情誼。

  
      陳毅于1948年7月24日電粟、陳(士榘)并報中央,在肯定成績和良好反映的同時,鮮明地批評了這些情況,“在雨季整訓中希望注意上述問題的檢讨。”

  
      粟、陳(士榘)、唐(亮)很快于7月28日電複“陳軍長,并報軍委”,表示“完全接受并進行檢讨。”并向劉、鄧以及各兄弟部隊表示歉意。陳士榘也表示“講後當時自己也有體會”,“是有毛病的”。并且步炮協同在華野來說“缺點甚至錯誤是很多的,希望各方多加指示”。粟、陳、唐還具體地分析了步炮協同的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作了研究和解釋。

  
      陳毅的這種在野戰軍之間開展批評的做法,隻有處于他的地位才能順理成章地做好,也隻有他這種光明磊落的人物才能做好。這樣做了,對于防止驕傲,增強團結,深入研究戰術均有好處。特别是對華野領導,他們是在敵軍雲集、軍委考慮“目前打很大規模的殲滅戰主客觀條件都不成熟故須避免”的指示下(軍委1948年6月22日電)主動提出殲滅區壽年兵團方案的,更需要适時提醒:千萬要戒驕戒躁。

  
      陳毅到中原,當然遠不止“傳檄”,也遠不止協調,而是有大量工作要做的。首先,5月21日中央催他“盡可能迅速偕同子恢及大批幹部去豫西和劉、鄧會面”,就是要他們“建立中原軍區及中原局經常工作”的。

  
      原來劉鄧大軍千裡躍進大别山,鬥争尖銳艱苦,後來又分兵作戰,再後會合豫西,軍情緊急,遊動不定,中原局及中原軍區的機構及經常工作都來不及建設。此次粟裕原準備南下,華北與山東集中了1.4萬幹部,本拟渡江南下,沿途建立地委縣委分區武裝的。現今一分為二,粟裕帶7000人到豫皖蘇和淮南,陳毅、鄧子恢帶7000人到中原局和中原軍區。中原幅員遼闊,人口4500萬,要從上而下建立地方與軍區的各級黨組織、建立地方武裝,7000人遠遠不夠,何況經過精簡,後來實有的隻剩4700人。中原局領導研究決定成立兩所培訓幹部的學校:一是中原軍政大學,由劉伯承任校長兼政委,培養軍隊幹部;一是中原大學,由陳毅任籌備委員會主任。

  
      這個中原大學也很有水平。河南省會開封解放,河南省的一些高等學府如河南大學、中原工學院、焦作工學院及開封部分學校的進步師生便在蔣軍尚未重占開封之時投奔解放區。到達豫西的有300餘人,其中包括河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曆史系主任嵇文甫、經濟系主任王毅齋、教授羅繼武等。接待他們,做他們的工作,投筆從戎的劉、陳、鄧當然都是工作的能手。

  
      7月份是忙碌的。陳毅回到寶豐,就接待這批學界朋友,還給大家作了《來解放區的學習與工作問題》的報告。那4700多幹部從黃河北走了兩個月終于到達。他們中不少人思想問題複雜,有的是被作為“地富分子”清出來的,包袱更重。陳毅是“帶”他們同來的,義不容辭,現身說法,在中原局歡迎外來幹部大會上以中原局第二書記兼外來幹部的意味深長的身份給他們講話。

  
      7月份還有另一種團結工作。襄樊戰鬥俘虜的國民黨十五綏靖區副司令寫信一紙,逞稱“伯承、仲弘兄”,要求見面,參謀們不知“仲弘”是誰,陳毅說“是鄙人”,接過一看,正是川軍者友、成都同學郭勳祺。于是劉、陳兩次宴請,郭勳祺表示愧悔,晤談甚為相得。這是布置川軍聯絡工作的好渠道,陳毅當然也要化些精力,直到送郭勳祺登上歸途。

  
      7月份忙碌,8月份陳毅的擔子更重了,因為第一書記鄧小平于7月25日啟程去河北平山,向中央彙報中原詳細情況和經驗,參加中央政治局九月會議。中原局的日常工作,就由第二書記陳毅來主持。8月1日至8日,陳毅、劉伯承、鄧子恢、張際春等組織領導了中原局暨中原軍區縣團以上幹部的整風整黨運動;由陳毅向到會幹部傳達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自1947年12月以來的一系列的方針、政策和指示,還談了中原新區建設諸問題。陳毅還專門向軍隊幹部作了《部隊黨在整訓中的任務》的報告。會議結束時,陳毅作了總結性發言。

  
      陳毅還有他軍事工作方面的具體分工,主管中原軍區的工作。中原軍區新建不久,各級機構不全,人員缺乏,而要擔負起廣大中原維護政權、發展地方武裝、剿滅匪特、擴充新兵等任務。鄂豫皖3省地主武裝和散匪很多,河南尤甚。陳毅是共産黨最老的省軍區司令之一,對付反動匪恃是行家。中原野戰軍司令部駐皂角樹村,為了防空,劉、陳、鄧住在村邊上,屋後便是曠野,當然設有哨兵。沒想到這一哨崗還兩次黑夜遭襲擊,搶槍支,第三次竟槍擊哨兵,打碎膝蓋骨。當時陳毅已到,親自調查,限令7天破案。在軍民協同下,第4天即将首惡捉獲,判處槍決。自此當地即告平靖。

  
      方城縣縣長被匪特綁到

  
      南陽殺害。陳毅立即和劉伯承研究決定,令二縱對方城一帶的土頑進剿。二縱徹底消滅了保安旅及敵第九師一部,當地政情很快好轉。

  
      陳毅用很大精力組建和加強各地的軍區地方部隊。鄂豫、皖西、豫皖蘇、豫西、江漢、桐柏、陝南等各軍區都進行了組建和整頓。軍區地方部隊迅速發展,對中原解放區的開拓與鞏固起了很大作用。

  
      9月12日陳毅寫給毛澤東的中原綜合報告,原該由鄧小平寫。“小平7月北去,我們托其面達”。7月份的報告沒有寫。此次9月份的綜合報告,就彙報了5、6、7、8四個月中原的情況和政策轉變。陳毅代替鄧小平主持中原局日常工作。雖然繁忙,但事情是順利的。因為經過中央十二月會議的貫徹,全解放區的“左”的偏向日益糾正。中原局在中央指示下,總結進入新區以來的工作,得到了許多新的收獲。特别是鄧小平主持寫成的《六六指示》,明确了新區暫不搞土改,而是實行減租減息和合理負擔等新政策,使工作的局面明顯好轉。許多個廣闊無敵的中心區在中原大地上出現了。豫西20縣無敵蹤;豫皖蘇的恢複尤為重要,因為這是津浦、隴海、平漢3大幹線之間的中心地區,又靠近蔣介石軍事主于所在的徐州、蚌埠、南京之線,是我軍進行大戰役用武之地。一年前的打土豪、分浮财,開倉放糧,走馬點火,以糧換菜等做法,無論在大别山或在豫皖蘇都嚴重影響了生産,而現在農民已紛紛回來買牲口,積極生産;知識分子開始接近共産黨,逃亡地主也開始回家。

  
      豫皖一帶,曆來軍閥混戰,兵匪如毛,抗戰時“水旱蝗湯(恩伯)”,民不聊生。群衆反映:20年來從未如此安定。

  
      陳毅在報告中對今後的工作方針,野戰軍狀況,地方建設,财經、文教等工作,都作了分析,指出了問題,提出了解決辦法。

  
      報告結尾概括的話則是一個共産黨的領導幹部兼軍事家在偉大決戰前夕最切中時局的判斷:“中原局面,已具備了初步根據地,正走向足以應付大規模作戰的條件。”

  
      8月16日,劉、陳接到中央軍委來電:“9月華野攻濟打援是一次嚴重作戰,需要你們有力的配合”。其所以嚴重,是粟裕計劃,既攻城,又打援。

  
      曆來兵家多攻城阻援,或圍城打援。攻城打援則須用不足總兵力一半來攻克城市,而以超過一半的兵力來殲滅援軍。何況所“攻”的是王耀武統兵10萬固守的堅城:而要“打”的援敵是五大主力之一第五軍為骨幹的17萬國民黨正規軍。

  
      劉、陳積極尋覓戰機,陳兵宛(南陽)确(确山)之線,準備以6個縱隊出擊,緻使中原南部的國民黨軍不敢行動。

  
      在豫東大捷的聲威之下,以五軍為主力的邱清泉兵團,竟連日在隴海路商邱一帶逡巡不前,眼望着北方津浦路兩側華野的8個打援縱隊,不敢冒然進擊。濟南戰役于9月16日至24日以實現“掃開濟南府,活捉王耀武”,全殲守敵10萬的大勝結束。

  
      在濟南戰地,粟裕與張震等研究下一步的行動方向。9月24日,粟裕報中央軍委、華東局、中原局:建議進行淮海戰役。

  
      軍委和劉、陳都很快複電同意。後來,毛澤東所拟《關于淮海戰役的作戰方針》中非常符合實際情況地指出:“你們第一個作戰,應以殲滅黃(百韬)兵團于新安鎮、運河之線為目标”。但此時的方案,還是“小淮海戰役”的方案,目标隻是兩淮與海州一帶之敵。

  
      而兩大野戰軍密切配合的指揮機構的組成,兩大野戰軍負責人求殲更大重兵集團早日解放全國的戰略意願,以及他們之間的信任和友愛,都在促成“大淮海”。

  
      軍委10月11日在《關于淮海戰役的作戰方針》中指示的“望劉伯承、陳毅、鄧小平即速部署攻擊鄭徐線,牽制孫元良兵團”初步為組成更大戰役準備了條件。而劉、陳、鄧(鄧當時已回中原)協同打大仗的态度更積極。

  
      他們決定的部署是:劉伯承坐鎮豫西,指揮中野二、六縱隊和地方武裝在江漢、桐柏等地區分散殲敵,以牽制吸引黃維、張淦等兵團盡可能遠離東線戰場,并以陝南部隊僞裝主力,以使敵人誤認為劉伯承率中野主力仍在豫西;陳毅、鄧小平則率中野一、三、四、九等4個縱隊,并有豫西、豫皖蘇部隊及華北十四縱配合,東進直指鄭州,這種寬廣近2000裡的戰略與戰役的積極配合,實屬罕見!

  
      有了這樣的基礎,中央軍委才可能在10月22日的電報中指出:目前态勢極好,白崇禧所屬的黃維、張淦兩兵團已被中野第二、第六、第十縱隊吸引到桐山區,在相當時間内不可能進到黃泛區以威脅徐州地區我軍的行動。

  
      這樣,就有利于我中野主力在攻奪鄭州以後,以一部,或大部、或全部向東行動??以主力在邱、李兩兵團大量向東增援黃百韬的時候,舉行徐蚌作戰,“相機攻取宿縣、蚌埠”,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破毀津浦路,使敵人交通斷絕,陷敵劉峙(按:徐州“剿總”)全軍于孤立地位。

  
      中央的這一指示,顯然已含有遼沈戰役的“關門打狗”的意圖,但能否肯定,能否實現,還要看兩大野戰軍的主觀努力。

  
      10月22日,鄭州守敵1萬餘棄城北竄,為中野全殲。陳、鄧報軍委:待打下開封後,即“出商邱或直出徐蚌??協同華野作戰。”24日,開封守敵東逃。陳、鄧于解放開封後,率4個縱隊向商邱繼而向永城、毫州、渦陽機動位置集結。

  
      10月31日,華野發動淮海戰役的準備工作已就緒,粟裕向中央軍委、陳鄧、華東局和中原局作了報告,并提出:“此次戰役規模甚大,請陳軍長、鄧政委統一指揮。”中央軍委決定,本戰役由陳、鄧統一指揮。陳、鄧複電:“本作戰我們當負責指揮,惟因通訊工具太弱,故請軍委對粟、譚方向多直接指揮。”顯然,上下關系融洽,處置恰當。

  
      11月3日,劉伯承、鄧子恢、李達向軍委和陳、鄧建議首先截斷徐、宿間鐵路線、造成我軍會攻徐州的态勢。粟裕、張震等也在11月7日、8日報軍委、陳、鄧等,建議:在戰役第一階段即破壞徐蚌段,“抑留敵人于徐州及其周圍”,以便在江北大量殲敵主力。

  
      毛澤東于11月9日電複粟裕、張震并告陳鄧、華東局、中原局:“應極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殲滅敵人主力,勿使南竄。華東、華北、中原3方面,應用全力保證我軍供給。”

  
      軍委統帥部和南線3個指揮部:陳、鄧、劉、鄧、李、粟、譚、張,目标一緻,“大淮海戰役”的格局形成了。

  
      截斷徐蚌的具體責任落到陳、鄧肩上。中央軍委、毛澤東從11月9日至11日,連續在6個電報中強調要占領宿縣、截斷徐蚌。其中10日2時和3時連發兩電給陳、鄧:“你們務須不顧一切,集中4個縱隊全力攻取宿縣”,“你們應集全力(包括三、廣兩縱)攻取宿縣??斷敵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

  
      劉伯承、粟裕的建議中,都沒有提出“攻取宿縣”。宿縣是津浦線上敵軍主要兵站,堆積大量彈藥物資,有重兵堅城和鐵甲列車、裝甲車守衛,并不比省會易打,鐵路沿線敵增援又便,故而最初都未把攻取宿縣作為主要目标。

  
      接受軍委任務後,陳毅即與華野聯系調撥重炮及炮彈。有華野力量可以就近調用,陳毅對此戰信心特強。在敵人縮守城内、中野三縱總攻前夕,陳毅主動給攻城指揮員打電話予以炮兵支援,送去出人意料之多的大炮與炮彈,主攻方向東門便又增加榴彈炮6門。

  
      11月15日,宿縣全部解放。

  
      毛澤東對于此戰評價甚高,在11月23日“慶祝你們殲滅黃百韬兵團10個師的偉大勝利”的電文中,說“在戰役發起前,我們已估計到第一階段可能消滅敵人18個師,但對隔斷徐、蚌,使徐敵完全孤立這一點,那時我們尚不敢作這種估計。這種形勢的造成,主觀上是因為我華東、中原兩大野戰軍會合并攻占宿縣”。兩大野戰軍會合的威力在淮海戰役第二階段殲滅強大的黃維兵團時表現得更為明顯。有恃無恐,調動及時,先是中野頑強阻擊黃維兵團,有力地保障了華野最後消滅黃百韬;繼而中野有華野作依托,大無畏地以幾乎相等的兵力包圍12萬現代化裝備包括頭等主力第十八軍在内的黃維兵團。戰役第二階段以圍殲黃維兵團為主要目标,這是劉、陳、鄧組成的淮海戰役總前委的決策而經中央軍委批準的。

  
      在此之前,攻克宿具之次日,11月16日,中央軍委判定當前的淮海戰役已成為南線的戰略決戰。“此戰勝利,不但長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國局面亦可基本上解決。”故而電令“由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5同志組成一個總前委??由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為常委,臨機處置一切。

  
      小平同志為總前委書記。”

  
      常委“臨機處置”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決心圍殲黃維兵團。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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