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東進北上（上）
第一節 “寇能往，我亦能往”
1938年1月15日，陸續下山的經曆三年遊擊戰争的各部隊奉命集中。3月，一、三支隊先後在安徽款縣岩寺集中。4月，二支隊也抵達岩寺。長江以北的四支隊也抵達皖西集中。新四軍所轄共4個支隊，開始休整待命開赴抗日前線。
紅軍遊擊隊3年苦戰，給養裝備早已極度困難。新四軍在江南的數幹部隊裝備十分簡陋，步槍都已陳舊，子彈每人不過幾發。要開赴前線抗日，理應由國民黨政府解決這些問題。但是，關于新四軍的經費、彈藥問題，雖經周恩來出面與國民黨當局多次談判，還是“交涉困難”（1933年1月5日周恩來緻中央電），遲遲不得解決。
鑒于這種情況，陳毅積極主張依靠自己的力量到敵後去解決。
1938年2月15日毛澤東曾電報指示新四軍的發展方向：“目前最有利于發展的地區還在江蘇境内茅山。”茅山位于蘇南敵後。當時的江南敵後由于1937年11月國民黨大軍的倉惶潰退，遺棄有大量槍支彈藥。而日軍兵力不足，尚未能控制廣大農村，是占領抗日陣地、搜集彈藥槍支、并組建遊擊隊、發展抗日力量的好時機。陳毅認為，要及早到敵後去，軍分會開會讨論，同意并委托陳毅組建一支先遣支隊，先入敵後作戰略偵察。
4月28日，以第二支隊副支隊長粟裕為支隊司令員的先遣支隊組建完畢，準備出發。陳毅代表軍分會和新四軍軍部（簡稱軍部）首長給先遣支隊作了動員。他給大家分析了江南的重要性和先遣支隊任務的重要性。他指出，我們要靠三條進江南：模範的群衆紀律，廣泛的統一戰線和勝利的戰鬥。随後，他先期趕到南陵，與川軍交涉，為先遣支隊疏通了前進道路，并随軍一直目送他們過了日軍的蕪湖一宣城封鎖線。
正如項英4月29日給毛澤東的電報中指出，國民黨當局“以命令強迫”新四軍，“顯然是将我送出到敵區聽其自滅，含有借刀殺人的用意”。他們遲遲不發給經費，不補充槍支彈藥；同時，又在劃給新四軍遊擊活動的地域周圍，派遣和任命了許多牽制武裝。對這些，陳毅當然是洞悉的。而對共産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對國共兩黨在這場戰争中既聯合又鬥争、争奪抗日戰争領導權的微妙關系，他了解和認識得更為透徹。他積極主張挺進敵後，正是為了以打擊日寇的實際行動，來争取江南抗日的領導地位。這是和中共中央毛澤東的疊次電報指示的精神完全一緻的。
5月4日，毛澤東緻電項英，指示向敵後進軍，發動廣泛的遊擊戰。項英乃決定同意陳毅率一支隊立即挺進江南敵後。陳毅率一支隊先由潛口赴南陵，6月1日離開南陵，3日夜通過宣（城）蕪（湖）鐵路封鎖線，抵達蘇南的高淳。6月12日，到達茅山附近的竹簧橋，召開了進入敵後的第一次幹部會議，分析了情況，布置了任務，進一步統一了對進軍蘇南敵占區腹地開展遊擊戰争的認識。6月15日，支隊司令部進駐茅山北的寶撚鎮，立即開始組織殲擊日軍的戰鬥。
在此之前的6月上旬，一支隊與先遣支隊于溧水的劇新橋會師。先遣支隊司令員粟裕向陳毅作了整整5個小時的關于敵後情況的彙報。大家認為，根據淪陷區的黑暗和群衆情緒的低沉，必須盡快地打幾個勝仗，以打擊日軍的驕橫氣焰，以鼓舞民衆的抗戰情緒，以震懾漢好、團結友軍、樹立信心、振奮士氣。6月11日，國民黨第三戰區（簡稱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曾向先遣支隊下達了破壞鎮江一下蜀間鐵道以牽制日軍會攻武漢的命令。陳毅立即從一支隊第二團派出兩個連隊加強先遣支隊，同時，命令二團一、二兩營靠近鎮江下蜀一帶活動，一面策應先遣支隊，一面積極尋機殲敵。
6月17日晨，粟裕率先遣支隊和一支隊的兩個連，完成了破襲鐵道任務後，又于鎮江西南的韋崗伏擊了日軍從鎮江開往南京的車隊，擊毀敵汽車4輛，斃敵13名，傷敵78名，繳獲日軍軍用品4車。這就是新四軍在江南首戰告捷的韋崗處女戰。
誠然，韋崗伏擊戰是一場不大的戰鬥。但在江南這個特殊地區，其影響卻極其廣泛。國民黨幾十萬大軍接連丢了蘇州、杭州、鎮江、蕪湖、南京，半年來，日軍在江南的統治已經得到強化。國民黨雖有數萬之衆的正規軍，還有号稱6萬人槍的忠義救國軍，“恐日脖正在流行，難以與日軍交戰。
那多如牛毛的遊擊武裝，雖然都打着抗日的旗号，有的是力不從心，有的專門“遊吃”、“遊劫”，更不敢主動與日軍交鋒。新四軍說到做到，不但真敢打“蘿蔔頭”（江南百姓給日軍的綽号，因其帽頂高聳），而且旗開得勝。
這就使敵、友、民衆及各種社會力量都對新四軍刮目相看。
韋崗的繳獲：日本國旗、日軍軍旗、日軍指揮刀、槍械、大衣、鈔票、鋼盔、皮鞋、望遠鏡、留聲機，在一座祠堂裡布置了一個臨時展覽，群衆遠遠近近，紛紛來看，勝利消息頓時傳遍鎮江、丹陽、句容??28日，繼韋崗首戰之後，二團二營又在離韋崗不遠的竹子崗得手，伏擊了日軍的一個車隊，俘虜了敵華中派遣軍的特務機關黎明公司的經理管明弦政南。這是新四軍入江南後俘虜的第一個日本軍人。7月1日，陳毅親自布置了攻擊京（南京）滬鐵路新豐車站的戰鬥。新豐是個大據點，三層大樓，80餘名日軍駐守，新四軍先以偷襲，将日軍圍困，進行激戰，繼而采用火攻，烈火燃燒與火力封鎖，将日軍全部殲滅，迫使京滬鐵路一天多不能通車。8月13日，淞滬抗戰一周年紀念，陳毅又指揮第二團第三營等部夜襲句容縣城，摧毀了僞縣政府。這是新四軍在江南攻入的第一個縣城。此外，一支隊一、二團還進行了高資、新塘、小丹陽等戰鬥，都取得了震動人心的戰果。
新四軍殺敵攻城的捷報，傳遍江南，傳到南京，上海，連上海租界裡的外國人也為之震驚。
新四軍初入江南所表現出的積極抗戰精神和所取得的一個接一個勝利，極大地鼓舞了江南人民，赢得了人們的稱贊和信任。新四軍的裝備比較差，一支隊的兩個團2000餘人，隻有三分之二的人員有槍支，有的隻有幾顆手榴彈；槍支的質量也很差，許多是單打一（一次隻能裝填一發子彈）和半截子（三年遊擊戰争時為了便于隐蔽，長槍鋸成的短槍），彈藥又少，更沒有什麼重武器。這樣一支人數不多、武器破舊的武裝，面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侵略軍不但頻頻出擊，而且次次勝利，就不能不使大家欽佩感動。江南人民從新四軍身上看到了勝利的希望，地方上有抗戰熱情的遊擊武裝開始向新四軍靠攏，友黨友軍中一些有民族正義感的官兵也開始主動和陳毅聯絡，願意和新四軍攜手抗戰。當地的熱血青年更是踴躍投奔新四軍，其中還有從敵人的據點裡逃出來的年輕姑娘。7月1日的火燒新豐車站戰鬥中，管文蔚領導的地方抗日武裝丹陽自衛總團，派出自衛隊擔任了警戒及破壞敵人交通和通訊設施，隊員們一聽說打日軍，個個踴躍。8月13日的夜襲句容戰鬥中，張雍沖所率領的句容地方遊擊武裝也擔任了阻擊援敵和破路等任務。此後不久的8月23日，二團三營還配合國民黨七十九軍一部進行了勝利的珥陵河川伏擊戰。
項英曾提出江南抗戰原則是：積小勝為大勝。事實證明，這一原則是符合江南的實際情況的。正是這一次次看來是較小的勝利，使新四軍的威名很快地遠播大江南北，以至國外。江南有了真正抗日的部隊了！
在進入江南前的南陵會議上，陳毅曾在《新的戰鬥條件和新的戰鬥任務》的報告中，針對一部分幹部的“江南特殊”思想指出：“寇能往，我亦能往”。
這一系列的勝利證明：不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是荒謬的，江南平原水網交通發達的地區不能打遊擊的想法也是沒有根據的。
還是在這次會議上，陳毅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戰勝日寇的基本路線，取得廣大群衆的擁護是開展遊擊戰争的基本條件，而我軍的模範紀律、宣傳和執行黨的政策及不斷取得戰鬥勝利，又是發動敵後人民抗戰的中心環節。在不斷取得戰鬥勝利的同時，新四軍廣大幹部戰士熱情宣傳和執行黨的政策，嚴格遵守紀律，江南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很快出現了可喜的局面。
陳毅對統戰工作十分重視。
還在挺進寶撚的途中，他就分别與土匪武裝的頭目許維新，國民黨寶撚區區長樊玉琳，民族資本家、茅麓公司的經理紀振綱進行聯絡。經過3天的說服教育，首先争取到樊玉琳的完全支持，使新四軍有了第一個比較安全的敵後落腳點――寶撚鎮。許維新不堪日軍的燒殺擄掠，曾殺死過兩個下鄉為非作歹的日軍，表現出在敵人淩辱面前還未完全泯滅的天良。對此陳毅十分重視。挺進茅山途中，支隊部曾與他們遭遇。當時，不少人主張為民除害，解決他們，也好用他們300多人的武器裝備來裝備自己。陳毅堅決不同意，在說服大家之後冒雨在戶外給許維新寫了親筆信，希望他能夠認清大勢，和新四軍攜手抗戰。開始，許維新對新四軍既不放心也瞧不起。但當他看到新四軍果真是一支真心抗戰又英勇善戰的隊伍以後，就主動找上門來，向陳毅表示願意改邪歸正，接受新四軍的領導。陳毅對他毫不歧視，立即收編他的300多人槍為一支隊獨立營，任命他為獨立營營長，并派去一批幹部。後來雖曾有些反複，但獨立營的大部分官兵都被改造成真正的新四軍戰士，許維新本人也為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最後在戰鬥中犧牲。
巫恒通擔任過泰興縣的教育局長，抗戰爆發後，回到了江南的句容老家，與胞兄巫全仁等拉起了一支不大的自衛武裝，後經管文蔚介紹與陳毅取得了聯系。經過陳毅的工作，他很快理解并接受了共産黨的抗戰主張，接受了新四軍的領導。後來，以巫恒通領導的自衛武裝為基礎成立了新四軍的新三團，巫恒通本人也參加了中國共産黨。他率新三團一直在江南堅持鬥争。1941年秋的一次戰鬥中，他負傷被捕，在獄中絕食至死，表現出一個共産黨員和民族英雄的掙掙鐵骨和崇高氣節。
大地主王成龍、王成鳳兄弟倆有良田萬畝，佃戶千家，在茅山地區是一股頗大的地方勢力。經過陳毅的統戰，二王對日、僞、頑、共四方面都能應付，既和新四軍做生意賺新四軍的錢，又積極為新四軍搜集情報、給新四軍提供各種服務，在四方應付中私下支持新四軍抗戰。新四軍缺糧缺款時可以先從他們的倉庫賬房支取，新四軍征集到糧食時又可用他們的倉庫儲存。對他們賺新四軍的錢，也曾有人提出意見。但陳毅說，不賺錢的生意是不會有人做的。隻要他們是通過做正當生意賺錢，我們依然要和他們搞好團結，讓他們在廣泛的統一戰線裡發揮作用。
在所有這些統戰對象中，紀振綱的勢力最大，影響最大，陳毅對他花的精力也最多。紀振綱頗有來曆。他投入過辛亥革命，據說還入過黎元洪的幕府。茅麓公司資金雄厚，“40萬投資，20年經營。”在上海、南京、鎮江等都有業務。陳毅甫抵茅山，就給他去了信，表示了團結抗日的誠意。
對一支隻有一二千人、武器裝備十分破爛的新四軍隊伍，紀振綱看不上眼。對蔣介石的消極抗戰他是痛恨的，但對共産黨倡導的積極抗戰的主張，認為也隻是宣傳而已。他不願意做漢奸，但也不願意把自己苦心經營的茅麓公司斷送在沒有把握的抗戰行動上。韋崗戰鬥後，又見新四軍取得一連串的勝利，他的看法逐漸改變。
陳毅邀請他，他乘轎子來了。晤談之下，他對陳毅的學識風度頗為佩服。他開始相信，隻要象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所說的那樣堅持下去，江南抗戰還是會有希望的。
陳毅多次到茅麓公司去拜訪他，希望他能合作抗日，最好能公開出面參加抗戰。紀振綱終于表示了願意支持新四軍的明确态度。他擔心過分暴露會惹來日寇的燒殺，不肯擔任新四軍組織的四縣抗敵自衛委員會的主任，隻肯當挂名的副主任。陳毅認為，這樣的人物，能争取到這程度，已經很不錯了。
紀振綱果然給新四軍捐錢捐糧捐贈西藥，還給新四軍送槍支彈藥。
紀振綱不久就遭到了國民黨和日軍的壓迫，後來還被日軍抓到據點裡去，強迫他出面擔任茅山幾縣的“剿匪司令”。陳毅對他的命運十分關心，多方慰勉和保護，最終他選擇了抗戰的道路，收起了過去“玩虎弄蛇”的做法，把整個茅麓公司的自衛隊伍和武器彈藥全部送給了新四軍，自己避居上海，繼續為新四軍籌款送藥。
為了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陳毅憑他老共産黨員的政治水平和學識、風度、口才、人品，在江南上層中做了無數細緻的工作。從國民黨的正規部隊、政府官員，到地方上的遊擊隊領導人、幫會刀會的首領，都建立了良好的關系。新四軍在江南被大家稱為“王者之師”。陳司令成了江南家喻戶曉的抗戰領頭人。
新四軍進入江南不久的1938年7月7日，在一支隊活動地區成立了表面上是群衆組織實際上是由共産黨、新四軍領導的抗日行政機關――鎮江、句容、丹陽、金壇四縣人民抗敵自衛委員會（簡稱四抗會），同時成立了共産黨的工作委員會。四抗會及各縣抗敵自衛委員會的建立，是在江南政治環境中特殊的抗日政權建設。
江南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建設，一開始便是在國民黨三戰區和江蘇省政府的敵視阻撓下進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内部的矛盾是多方面的，歸根到底，當然還是領導權問題。國民黨在江南淪陷後，各級政府大都還堅持在當地。縣有縣政府，區有區政府，京鎮地區也有京鎮督察專員公署。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新四軍再建一套抗日民主政府，就會引起嚴重摩擦。按國、共的協議，新四軍屬國民黨第三戰區節制，而且無權任命政府人員，如果自立政府，新四軍軍部和三戰區的關系當然要惡化。但是國民黨的政府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空架子，甚至是白吃民脂民膏妨礙發動群衆抗日的攔路石。領導江南抗日的重擔必須由共産黨新四軍來挑，必須由人民的抗日民主政權來挑。所以陳毅和第二支隊副支隊長粟裕他們就精心設計了“抗敵自衛委員會”的組織。四抗會成為實際上的政權機關，既管政治，又管軍事，也管财政，幾乎把當時茅山幾縣的抗日領導工作都承擔起來了。
在諸多重要的工作中，四抗會的一項重要工作是開展減租減息（簡稱雙減）。這是直接關系到民生的大事，是發動廣大群衆投入抗戰行列的重要環節。陳毅對此十分重視，曾以新四軍一支隊支隊長陳毅署名的布告來推動和實行減租減息。由于上層統戰工作的成功，在新四軍經常活動的地區，雙減一般都開展得比較順利。通過雙減，群衆的生活有了改善，抗戰熱情也随之高漲。各種各樣的敵後抗戰協會如“農抗會”、“工抗會”、“青抗會”、“婦抗會”、“兒童團”，以至“和尚抗敵協會”、“道士抗敵協會”，雨後春筍般地成立和發展起來。這些抗敵協會不但幫助新四軍籌糧籌款，偵察帶路，救護傷員，做鞋縫衣，經常配合新四軍戰鬥，還在地方上決定民政大事，并使一些不法士紳威風掃地。原國民黨政府人員如果違背抗日宗旨，也無法立足。
為新四軍輸送戰士也是各抗敵協會的重要工作。“吃菜要吃白菜心，當兵要當新四軍”就是那時流行起來的歌謠。除了各種各樣的遊擊武裝主動投奔新四軍外，遊擊區内廣大青年踴躍參加新四軍是最使國民黨當局感到害怕的。
為了達到“劃地為牢”、“借刀殺人”的陰險目的，國民黨當局曾打着“統一政令”、“統一軍令”旗号，給新四軍規定了許多條條框框，饬令隻準打仗不得幹預地方行政事務。擴軍、雙減和“越界”都被視為違反“軍令”、“政令”的行為。三戰區還曾派特務部長親到茅山視察，搜尋陳毅的“違令”事實。
面對着強大的日本侵略軍，背後又有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的掣肘和破壞，陳毅領導江南抗戰的責任是很重大的。因而，他除了親自抓統戰工作和政權工作以外，主要的精力還是用以對江南抗日遊擊戰争不斷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他把紅軍時期遊擊戰争的豐富經驗，毛澤東的人民戰争的戰略戰術，和江南的敵我情況緊密聯系起來，在一系列重大的問題上都有精辟的見解和正确的措施。這在他抗戰初期的文章如《茅山一年》中有充分的闡述。
江南遊擊區必須更加深入地發動群衆。茅山，乍一聽滿以為是林莽茂密的山區，實際上部隊一到，“吃驚的是茅山完全是一個童山”，山上祗有茅草，遊擊隊無法隐蔽。在平原水網、交通發達、人口稠密、敵軍較多的江南地區，更加要依靠“人山”――群衆。陳毅運用和發展了紅軍時期的群衆工作經驗，他的做法是：布置廣大幹部戰士調查研究社會情況；部隊模範地執行紀律；勝利的抗日戰鬥；廣泛的宣傳工作；成立各種抗日群衆組織進行抗日活動和組訓；用主佃協商、“讓租讓息”來解決民生問題和階級合作共同對日的問題；武裝群衆。陳毅有南方三年遊擊戰争中對待赤、白交界區群衆的經驗，他很能體諒遊擊區群衆“敵人到來沒有應付辦法，受到摧殘後無任何救濟”的苦衷，因而對他們“不得已的與敵人妥協”采用争取其轉變成為“兩面派”進而走向抗戰的辦法。群衆因為新四軍的活動而受到日軍摧殘，新四軍就主動組織救濟。在這種熱愛群衆、宣傳群衆、組織群衆、武裝群衆的方針指引下，江南人民從一開始的同情新四軍進到支援新四軍作戰，甚至發展到帶槍上陣、配合作戰的水平。
江南遊擊區必須團結和整理地方武裝。江南地區國民黨遺棄槍支甚多，“司令如毛”，是相當巨大的抗日力量。陳毅把他們細分為十大類：“（一）國軍派遣的遊擊兵團；（二）地方擁兵自衛土皇帝式的武裝；（三）抗日分子，如文化人前進青年集合成的；（四）幫會首領号召成立的，徒子徒孫一大堆，加上綠林成份；（五）地方縣、區政府的常備部隊；（六）兩面派武裝；（七）反正的部隊；（八）含封建迷信的武裝，如大刀會、紅槍會之類；（九）含黨派性的或黨派領導的武裝；（十）散在民間未成軍的武裝。”陳毅除了對投敵的、不可救藥的部隊堅決予以消滅外，對這些地方武裝都保持其地方性和獨立性，扶助其發展；幫助他們整理紀律，洗刷壞分子；調解他們之間的内争，杯酒化仇為友，共同抗日；幫助他們訓練幹部和部隊。最有意思的一條，是能領導他們在戰鬥中鍛煉，作戰時分給他們較輕松的、易獲戰果的任務，絕不令其打硬仗置之于險地，這樣來給予最實際的訓練，提高其抗日信心，增強其對新四軍的信賴。這最能使地方武裝得到鼓舞。對于素質好的部隊，還派得力幹部幫助其逐漸“黨化”。後來。不少地方武裝能夠和日僞軍獨立作戰，有的更發展為共産黨所領導的正規軍。江南遊擊區必須認真而敏銳地研究敵人的戰術。陳毅分析：江南地區是在敵人心腹區域；是在敵人包圍分割之中；敵人兵力大、運輸快、指揮統一；敵我長期相持。因而更需要密切注視敵軍的動向。陳毅還掌握着日本國民以及日本軍隊的一個民族特點：模仿能力強，變化靈活。新四軍戰術上有什麼長處，日軍往往很快能應付。因而新四軍必須注意學習敵軍的長處，敵變我變。新四軍善于夜戰；日軍的夜戰很快也有進步，由白天的多路合擊變為黑夜奔襲，專走小路，突然包圍。新四軍的偵察、警戒、情報、敵僞軍工作便進一步加強。新四軍重視白刃格鬥；日軍的刺殺練得更精熟，腰上還圍着不易刺透的帆布護肚。
新四軍就利用日軍刺殺時不頂上子彈的弱點搞“格鬥射擊”，出刺刀的同時擊發子彈，使日軍大吃其虧。新四軍利用日僞軍同守一幢建築、同走一條路，首先把僞軍打亂，波及日軍；日軍後來就和僞軍分守不同的碉樓。新四軍便采用以一部兵力監視日軍碉堡，大部兵力先迅速解決僞軍，然後集中全力總攻日軍的部署。夜襲延陵全殲日僞軍便是一例。新四軍集小勝為大勝，專打小據點；日軍便撤退許多小據點，守備交通要道及大中據點，加強掃蕩奔襲。
新四軍江南部隊在陳毅指揮下，對于友軍、群衆及部隊本身希望新四軍打大中據點的要求沉着不為所動，堅持集小勝為大勝的方針，發動廣大群衆和地方武裝積極參戰，在反掃蕩中采取伏擊奇襲手段消滅敵人。後來的賀甲戰鬥（延陵大捷）便是典型的戰例。
此外，象遊擊區行政系統問題、遊擊區敵我政治争奪的問題、敵僞軍工作問題等等，陳毅都帶領部隊和地方幹部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特别是對國民黨三戰區給予新四軍的刁難，陳毅既堅持原則，又能作靈活的處理。如減租減息、擴軍等關系到江南抗戰成敗的大問題，陳毅是決不讓步的，但在做法上又實事求是，因地制宜。他接受了鄧子恢提出的“讓租讓息”的建議，使江南的雙減比較溫和地進行。在擴大武裝方面，他也指示在邊緣區采用組織冬防隊等一些地方群衆色彩更濃的辦法。
新四軍在江南的積極進攻，直接威脅着南京、鎮江等日軍的戰略據點，威脅着京滬鐵路、京杭國道等交通命脈。這迫使侵華日軍不得不調整部署，抽調兵力增防江南。以南京為中心的日軍增加到一個師團，以鎮江為中心的日軍增加到一個旅團，以蕪湖為中心的日軍增加到一個師團，另外還增加了從滿州調來的僞軍5000人。
從1938年8月下旬開始，日軍連續向江南新四軍發動進攻。8月22日至24日，日軍分8路合擊小丹陽；9月10日，5路進攻寶撚；9月12日，3路進攻蔣墅橋；9月15日，分2路進攻上興鎮和上沛埠；10月7日，分2路進攻新王莊、北鎮、火燒茅山；10月24日，5路進攻句容以北地區；11月10日，又進攻蔣墅橋；11月30日，5路合擊延陵??面對敵人的瘋狂進攻，新四軍一面機動阻擊，一面深入敵後，不斷消滅敵人，打擊日軍的要害。如小丹陽戰鬥，日軍抽調第十八旅團兩個聯隊及其他部隊，計步兵4000餘人，騎兵500餘人，配備重炮十餘門，輕炮數十門，并以轟炸機、裝甲車掩護。新四軍第二支隊第三團機動遊擊，一部利用有利地形，殲擊日軍，主力變内線為外線，分兵襲擊當塗、陶吳等城鎮，還以精銳部隊奔襲南京近郊，奪取雨花台制高點，向中華門内外日、僞軍事目标射擊。同時，一支隊積極配合，動員群衆和地方部隊破擊京滬、京杭、鎮句、溧武等公路，還派部隊突襲南京東郊麒麟門。戰鬥三日夜，日僞軍死傷50餘人，狼狽收兵，新四軍無一陣亡。
1938年下半年，江南新四軍對日僞作戰200餘次，殺傷日僞軍3000餘人。
新四軍的勝利，必然招來日軍的報複，招來國民黨頑固派的忌恨。新四軍面臨着“前門有虎後門有狼”的三角鬥争。因此，陳毅一方面堅決在茅山地區打擊日軍，另一方面便更積極地執行“東進北上”的戰略方針，以擴展抗日遊擊戰争的戰常第二節面對“牢籠”和“陷阱”國民黨當局劃定給江南新四軍活動的區域，隻是京滬鐵路以南，東西不過百餘公裡、南北隻有五六十公裡的一塊狹長地帶。劃定的區域内交通相當發達，日寇據點越築越多，給新四軍回旋的餘地十分有限，給新四軍的遊擊活動造成很大困難。顯然，這是國民黨當局的“劃地為牢”，如不沖破“牢籠”，勢必會使江南新四軍在日寇和國民黨軍的夾攻下越來越處于不利的境地。
毛澤東早在1938年5月4日給項英的指示信中，就曾明确指出：“在茅山根據地大體建立起來之後，還應準備分兵一部進入蘇州、鎮江、吳淞三角地區去，再分一部渡江進入江北地區。”文字很簡短，陳毅卻從中領會到一個重要的戰略意圖：即從長江南北兩面向東向敵占區發展，夾江而陣，正好扼住華中日軍運輸兵員、供應品和掠奪品的咽喉，對扼制日軍有很大作用。
陳毅在創建茅山根據地的同時，就已開始籌劃向東向北分兵發展的具體行動。
江南司令多如毛，茅山周圍不下三五百個，京滬沿線及其以東地區也不下三五百個。這些司令手下，多則幾百人槍，少則幾十人槍，都是可資利用的力量。在分兵向東向北發展上，陳毅也同樣先做好這些地方武裝的工作，争取讓他們做開路先鋒。
京滬鐵路以東以北地區除了号稱有6萬人槍的國民黨特務武裝忠義救國軍（簡稱忠救）和省保安旅的一部駐軍外，在那幾百個大小的司令中，力量比較大也比較靠近茅山根據地的，主要有丹陽北部的管文蔚和江陰西鄉的梅光迪、東鄉的朱松壽等。管文蔚在大革命時期曾參加中國共産黨。他抗日熱情高，領導的丹陽自衛總團規模大，自衛團幾乎遍及丹北的所有區、鄉，武器也多，也有一定的戰鬥力。梅光迪和朱松壽據說曆史上也曾和共産黨有過聯系。朱松壽的部隊曾被忠救解決過一次，但他想抗日，又悄悄地重新拉起一些人來。梅光迪的部隊有三五百人槍，聽說已有中共上海地下組織的幹部在工作。
陳毅首先聯系上的是管文蔚。在火燒新豐車站的戰鬥中，他們進行了有效的配合。7月上旬，陳毅就到延陵，和管文蔚作了長談，給他宣講了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戰争時期的方針政策，并指示自衛團要逐漸向江邊發展，伺機過江。陳毅又派支隊參謀長胡發堅和政治部主任劉炎到丹陽自衛總團作了視察，随後于9月中旬，派了20幾名黨政軍幹部到自衛總團工作，把自衛總團改編為丹陽挺進縱隊（簡稱挺縱），開始了全面的黨化。陳毅又派惠浴宇等到挺縱工作，準備随挺縱到蘇北，加強和統一中共蘇北地方黨的工作。挺縱發展迅速，部隊的素質有了很大提高，并很快把丹北根據地擴大到長江邊。
10月8日，挺縱第一次進駐長江中的揚中。但陳毅迅速發現，盤踞揚中的與日軍勾結的僞化頑軍并未就殲，顯然正在密謀反撲，消滅挺縱。陳毅急令撤回，頑軍果然多路反撲，結果撲空。1939年1月，挺縱第二次進擊，解放了揚中。這一次由于徹底解決了僞化頑軍保安九旅的賈長富團，揚中得以鞏固。挺縱一部并進駐長江以北的大橋、嘶馬地區，開展抗日遊擊和群衆工作。
這樣，新四軍北上江北的跳闆就架起來了。①梅光迪處在忠救、保安旋和新四軍的三面争取之中，有些搖擺。梅光迪部隊所踞的位置十分重要，是新四軍跨出茅山向東路發展的重要落腳點，陳毅曾兩次派二團參謀長王必成率部進入東路，在尋找中共上海黨組織派出人員的同時争取與梅部聯絡。1938年11月，上海黨組織派往梅部工作的何克希奉命到茅山向陳毅作了詳細彙報。據何克希、葉飛等後來回憶，從那以後，梅光迪和朱松壽根據陳毅的決策，率所部到了茅山，由陳毅親自主持對他們進行了短期整訓，提高了軍政素質。年底，陳毅把梅、朱兩部編為江南人民抗日義勇軍（簡稱江抗），并派支隊參謀長胡發堅去江抗全面負責，江抗随即開回東路（指滬甯鐵路以東的常州、江陰、無錫、常熟、蘇州、太倉一帶地區）。于是，向東發展的第一步也已有了比較具體和有效的布置。
揚中解放後，在管文蔚的陪同下，陳毅視察了這塊江中跳闆。揚中四面環水，人口物産均多，建設鞏固好了，不但是向北發展的重要通道，也是部隊休整的理想基地。陳毅還指示：揚中不但要成為軍事上的跳闆，還要成為政治上的跳闆，成為給蘇北廣大群衆及紳商各界展示的範例。為此，陳毅特别給挺縱重申了群衆紀律，批評了一些過“左”的行為。他給管文蔚詳細交代：揚中地處要沖，商販特别多，往來于蘇北、上海等地，影響很廣。必須注意執行好共産黨的政策；又吩咐要盡量把揚中各界代表人物吸收進抗日的民主政權中來，千萬不要把他們排斥在外。所有這些，對蘇北各界的影響都會十分巨大。
向東向北發展的藍圖已經十分醒目。隻要茅山再發展一些，就可以分派主力跨出茅山，向東路和蘇北挺進抗日了。
然而，此時國民黨第三戰區突然來了命令，讓一支隊去接替國民黨軍一○八師，擔任蕪湖以東水陽一線的陣地防禦。
水陽是水網地區。讓一支隻有一個多團、沒有重武器的部隊去接替一個正規師的防務，顯然是置之于死地的陷階。三戰區見多種辦法都無法限制住新四軍的抗日範圍，丹陽挺縱又占領了揚中，于是定出了這個把一支隊送到日軍炮火下守備水網陣地的毒計。
事出突然，大家一時都感為難。按國、共協議，三戰區有權向新四軍下命令。這種情況下，不去接防，就是“抗命”；而去接防，無異送死；如果準備翻臉“摩擦”，不但力量懸殊，且也“理”不在我。陳毅思考再三，決定親自去找三戰區前敵副總指揮，節制江南各作戰部隊的國民黨中将冷欣說理。
對這個命令的要害，冷欣當然更清楚。但他也清楚，如果陳毅據理力争，卻也不好對付。因為，這命令并不符合國、共兩黨談判之初所商定的讓新四軍到敵後擔任“遊擊任務”的精神。
陳毅果然據理力争，擺了大量事實，充分闡明新四軍深入敵後以來卓有成效地開展抗日遊擊戰争，并疊受蔣介石、顧祝同電令嘉獎；批駁了誣蔑新四軍“遊而不擊”、“保存實力”等不實之詞；也申述了敵後鬥争的種種物質困難，鑿鑿有據。冷欣組織一批官員謀士和陳毅舌戰，核查具體事實，對照各種條文，談判長達三晝夜，但事實勝于雄辯。冷欣不得不承認，克扣新四軍的經費、被裝彈藥兵員補充不及時而且數量也極小，确是事實。他也不①管文蔚：《陳毅在大江南北》，江蘇人民出版1981年4月第1版，第52頁。
得不承認，如果這些問題不另想辦法解決，新四軍在敵後無法生存。而同時，他也隻得在一樁樁的事實面前承認，在如此困難的條件下，江南新四軍的抗日遊擊活動是戰績卓著的。因而，命令陳毅所部放棄敵後遊擊而以劣勢裝備作陣地防禦是不用其長而用其短。當陳毅步步緊逼，最後提出兩黨協議精神并聲稱要報中央解決時，他隻好表示收回成命。此番鬥争，陳毅在1941年5月17日所作的《在華中局高幹會議上的報告》中作了叙述。
1938年10月25日，武漢失守。日本政府加緊了對國民黨的誘降活動。
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投敵。這樣，日軍便更加重視江南腹地的“治安”。
日軍對江南新四軍的報複“掃蕩”也就更加頻繁，更加嚴酷了。江南茅山的心腹地帶，在一支隊初到時隻在交通沿線較大的鎮上有日軍據點，到這時三五裡就有一個據點。據點之密集，猶如古代比武打拳用的梅花樁。1939年1月上旬，日軍又6路進攻二支隊三團。三團占據山地殺傷敵人，同時派部隊襲擊敵側後，迫其回竄，又在其回竄途中給以伏擊，并乘勝攻克小丹陽、陶吳，鎮壓了漢奸。1月中旬，二支隊奇襲蕪湖近郊的官陡門，8分鐘解決了戰鬥。一支隊也在不斷粉碎日軍“掃蕩”的同時，主動襲擊敵人。1939年2月4日，襲擊丹陽城西門，突入城内，殲敵僞50餘名。2月6日，王必成率領二團，攻克東灣據點，全殲守敵日僞軍50餘名，2月18日，即農曆除夕之夜，在陳毅親自布置下，段煥競率領二團一營長途奔襲延陵。按預定計劃，由一連占領簡渎河東北地區，監視大廟内日軍；二、三連突襲河西南的兩個大碉堡裡的僞軍，悉數将其俘獲。随即全營向日軍發起總攻，用長竹竿捆綁集束手榴彈炸開圍牆槍眼，攻入廟院，逐屋激戰，最後用火攻殲滅了頑抗的日軍，攻克延陵。此戰全殲日軍川野中隊1個分隊和僞軍100餘名，還生俘日軍1名。
但是，在敵、頑的夾擊中，還必須有更有力的措施，才能使江南新四軍獲得鬥争的主動權，使東進北上的戰略意圖得以實現。
在這個問題上，部隊内部有一些不同的意見。有的人認為陳毅在江南敵後行動過火，開展雙減，解放揚中，發展武裝，刺激了友軍友黨，是什麼“人、槍、款主義”。陳毅感到，根據敵後的實際，根據中共中央一再強調的“獨立自主”精神，新四軍應該制定一個更明确、更具體的沖破敵、頑夾擊的方針了。
恰于這時，陳毅得到通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即将到皖南軍部視察工作。
1939年2月23日，陳毅與項英等在新四軍軍部所在地泾縣雲嶺附近的章家渡迎接周恩來。
周恩來當時在國共合作中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這一次，他以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來三戰區視察工作，借此機會專程來新四軍傳達和貫徹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
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批評了以王明為代表的統一戰線問題上遷就主義的錯誤，再次強調了中國共産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必須“獨立自主”地宣傳抗日，發動群衆，擴大武裝，建立、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的精神。會議還指出，華中是目前全國最好發展的區域。根據華中的實際情況，會議決定：撤銷長江局，成立中原局，以劉少奇（當時化名胡服）為書記；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仍以項英為書記；以便更有力地開展華中和江南敵後的抗日工作。
周恩來到皖南，進一步與東南局及軍分會的領導人，商讨六中全會精神的貫徹和新四軍的發展方針。
新四軍應向何處發展？曾有人認為，江南的情況特殊，敵、僞、頑的力量過于強大，平原水網又給部隊的行動帶來許多困難，不如向南，向閩浙一帶發展，那兒是老區，群衆基礎好，又多高山密林，地理環境也十分有利，為部隊的大發展提供了許多江南所沒有的條件。陳毅則認為在日軍并未侵占浙贛閩廣大地區時向南、向閩浙一帶國民黨統治區發展，必然會造成政治上被動。他深感中央關于新四軍向北發展的方針是正确的。武漢失守後，蔣介石政府在對内對外政策上的嚴重變化，國民黨的五屆五中全會上制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在江南已經逐步表現出來的現實，都使他看到全國性的反共高潮将難避免，新四軍必須更積極地向東向北沖出三戰區所設置的牢籠。
周恩來和項英、陳毅都作了長談，并廣泛聽取了各支隊負責人和其他一些幹部的意見。他肯定了陳毅在江南的發展是符合六屆六中全會的精神的。
他指出，去年10月25日日軍攻占武漢後，抗戰的相持階段已經到來。他說，我們現在的方針是正面戰場必須使日寇不再深入，而要做到這一點，敵後戰場就必須開展更廣泛更深入的遊擊戰争。他說，五台山和江南，一個牽制敵人主力五、六萬，一個牽制敵人主力三、四萬，全國如果有十幾個、二十個這樣的地區，就可以使日軍疲于奔命了。在這相持階段中，我們還要發展壯大，準備将來的反攻和決戰。而這，勢必就要牽涉到與國民黨的關系。中國共産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所作出的華中是目前最好發展的區域的指示，是有深刻含義的。由于日本政府在攻占武漢後改變了侵華方針，把對國民黨政府以軍事進攻為主的方針，改變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這就會使國民黨政權在日本政府的新政策中強化曆來的限共防共的政策。國民黨五中全會上制定的反共政策，就是這一政策發展的必然結果。随着這一政策的繼續發展，國共兩黨的矛盾必然繼續深化。抓緊時機發展華中，既是壯大共産黨、新四軍抗戰力量的需要，也是為一旦國共間發生不測事件時機動回旋的需要。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在華中攜手，将會促使整個國共合作持久和順利。
在東南局和軍分會負責人的會議上，經過了整整兩天的讨論，根據中央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精神，在周恩來的啟發下，大家終于商定新四軍今後發展的戰略方針是：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
陳毅這次皖南之行收獲很大，不僅在大局上得到了英明的方針，而且在個人生活上得到了張茜的一張照片。對于這位武漢參軍的軍部服務團的主要演員，陳毅心向往之非止一日了。
第二節 東進東路
北上江北回到茅山，陳毅立即着手部署東進北上。
此時，江南鬥争局面也在不斷發展變化。正如項英1939年4月12日給中央的報告所說：“随一支隊對東灣據點的進攻和延陵據點攻擊的勝利，使敵梅花樁據點動搖??一些小據點陸續放棄，集中大兵力到必要的據點去”，而加緊了對新四軍各部的多路機動的跟蹤“掃蕩”。一支隊二團一部在襲擊日軍後，被日軍跟蹤包圍，在上下會發生激戰，二團的政治主任肖國生壯烈犧牲。在東路，由于梅光迪所轄的一些大刀會等地方勢力在頑固派進逼的形勢下發生動搖，領導江抗的一支隊參謀長胡發堅，到處奔波處理，在一次處理緊急情況時被走火的流彈擊中犧牲，緻使江抗的工作更加困難。陳毅與支隊其他領導人研究後，決定先分兵“向東作戰”。
此時江南的一、二支隊有二、四、六3個主力團。初進江南時一支隊有一、二兩團，二支隊有三、四兩團，共4個主力團。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主要為了加強皖南，軍部從1938年10月開始就将一、三兩團陸續調回皖南，将三支隊的第六團（缺一個營）開赴茅山，歸陳毅領導。從1939年深秋開始，六團已在茅山活動半年時間，多次打擊日軍。陳毅決定讓六團打過京滬鐵路，以江抗二路的番号到東路去抗日。同時，組建一個新六團。
1939年5月下旬，老六團已進行了動員教育和短期整訓，以段煥競為團長的新六團也同時組建完畢，報告軍部後，隻待軍部回電同意。但是，就在預定出發的前夕，軍部發來了停止東進的電令。
停止東進，主要是擔心六團到日軍頑軍衆多的東路去會被消滅；其次是越出了原定新四軍遊擊的範圍，可能刺激三戰區，影響統一戰線。
的确，東路完全是平原水網地區，河寬水深；公路、鐵路、航道交叉連接，主要交通線都控制在日軍和忠義救國軍手裡，在那兒開展遊擊活動十分困難。新四軍去到那裡，稍有不慎就會吃大虧。再者，周恩來來皖南後，蔣介石急忙派陳誠和白崇禧趕到三戰區，與顧祝同得出了“葉項乃甕中之鼈。
手到擒來；陳粟如海濱之魚，稍縱即逝”的結論，決定進一步限制江南，對付陳毅、粟裕。六團東進抗日可能使三戰區惱火。
同樣敏感到整個局勢的變化，陳毅卻更感到必須堅定地抓緊執行“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方針。接到軍部的電報後，他經過反複思考，把六團團長葉飛找來當面商量。
葉飛也同意東進的主意，向陳毅表示，軍事上他可以保證：部隊不會被消滅。葉飛的态度進一步堅定陳毅的決心，在十分慎重地考慮後，決定六團按時于翌日拂曉東進。一面電告軍部請予追認。
六團東進後，在葉飛的率領下，放手發展，打擊日軍，很快打出了聲威，并收繳了大量武器彈藥，其中輕機槍特别多，既調撥給軍部，還補充給六團加強了部隊的戰鬥力。三戰區很快就發現江抗已經不是原來的江抗，可能是陳毅把茅山的主力派過去了，便讓冷欣幾次向陳毅追查。但冷欣并沒有抓到确鑿的證據，乃提出請陳毅派人去東路聯系。陳毅提出：派人可以，但必須帶電台；人少了還不行，起碼得去一個營，等等。冷欣生怕新四軍打着合法的旗号進一步“越界”，連忙拒絕。六團東進的事也便隻好不了了之。
六團東進後不到3個月，人槍就翻了好幾倍，由東進時的不到500人發展到了5000人，槍支彈藥和經費還源源不斷地往茅山和軍部輸送。在蘇州到上海的敵寇心腹地區，六團不斷打擊日軍，進行了攻占浒墅關，截斷京滬鐵路，火燒上海虹橋飛機場等驚動中外輿論的勝利戰鬥。分兵東進北上的第一個大步驟完全成功了。
派遣六團東進之後，陳毅匆匆趕到挺縱，在管文蔚等陪同下，視察了長江北岸，研究了向北發展的方針。
當時的蘇北，除了日軍和僞軍任援道的江浙綏靖軍一部占據各水陸要沖外，國民黨系統的軍隊主要是江蘇省代理主席、魯蘇戰區副總司令（總司令于學忠，駐山東）兼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韓德勤的7萬人，和蘇魯皖邊區遊擊總指揮部正副總指揮李明揚、李長江的3萬人。韓德勤（人稱省韓）的主力是李守維的第八十九軍和翁達的獨立第六旅；以及何克謙、張少華等的10個保安旅。李明揚、李長江（人稱兩李）轄下主要是10來個遊擊縱隊。此外，孔祥熙、宋子文系統的稅警總團，也有4個團的武裝。蘇北的這些國民黨武裝，名義上都歸韓德勤指揮，實際上因為地盤、稅收、供應等問題互相間意見紛紛，更因為有大魚吃小魚的争鬥，兩李和稅警總團與韓德勤的矛盾都很深。他們當中，韓德勤是國民黨内的實權派，是蘇北的主要反共頑固勢力。
韓德勤既不積極抗日，日軍一般也不向他們進攻，韓德勤乃以主要精力收刮民财和摧殘抗日的民主力量。1939年，韓德勤先後出動正規軍包圍突襲東海抗日武裝――八路軍獨立第三團，殺傷該團團長以下數百人；圍攻高郵湖北的抗日遊擊隊，慘殺遊擊隊領導人陶容以下數百人。韓德勤連不是共産黨的遊擊隊也并吞殘殺。敢于抗擊日軍的陳文部隊發展到3000多人，被韓德勤派主力八十九軍突然包圍，狠打一個星期，全部繳械或殺害，團長陳文也遭謀殺。顯然，韓德勤是在蘇北發展抗日進步力量的絆腳石。兩李的幾個縱隊中，有比較反動的，也有比較傾向于抗日和進步的，一方面他們不願事事受制于韓德勤，一方面，目前表現出對“挺縱”北渡長江的部隊尚能容納。因此，兩李可算作是蘇北的中間力量。這樣一分析，陳毅感到“向北發展”的具體方針清晰起來。他給挺縱領導提出的發展蘇北的方針是：滅敵、聯李、反韓。（一作“抗日、聯李、孤韓”）新四軍在長江下遊的戰略是江南、江北部隊都沿江在敵占區向東推進，控制華中日軍的咽喉。兩李的部隊分駐在泰州一線，正處在新四軍到江北向東發展的大路旁。同兩李的關系搞好了，還可以使兩李成為挺縱和由興化一線南進的韓德勤部隊的緩沖。因此，陳毅決定親赴泰州會見兩李。1939年7月中旬，陳毅一進泰州。
兩李中，決策的是李明揚。李明揚并非蔣介石嫡系，但在北伐時期就擔任第三軍的副軍長，在國民黨内是有較深資曆的人物。韓德勤排斥他，但又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指揮他，李明揚老謀深算，對新四軍的态度基本上是既不得罪也不靠近。挺縱在揚中消滅賈長富團他并不反對。他暗地希望能借新四軍的力量多少為自己掃除一些荊棘，牽制一下韓德勤的力量。但他自己又不願意得罪韓德勤。新四軍支持挺縱北渡的意圖，他是清楚的。他的手下有個别縱隊司令傾向新四軍、個别支隊司令可能是共産黨員，他也略知一二，但是他裝做不知，讓他們與新四軍暗中來往。總的來說，李明揚當時是企圖兩不得罪而從新四軍與韓德勤的矛盾中得些好處。
基于這樣一種立場，兩李對陳毅的首次拜訪，禮儀上做得還體面，李長江出迎，李明揚主宴；對實際問題卻是避而不談。對李明揚這樣的人物，陳毅是深所了解的。事實上，也不可能希望他經過一次晤談就和新四軍攜起手來共同發展蘇北抗戰事業。對兩李來說，韓德勤兵力雄厚，而且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是蔣介石、顧祝同的親信，可以直接“告禦狀”。
觸怒了省韓，吃虧的首先就是自己。陳毅并不強求兩李。初訪兩李，目的就是建立高層的聯系，以便繼續争齲此時，全國局勢正急速地變化着。國民黨張蔭梧部襲擊冀中八路軍後方機關，慘殺八路軍幹部戰士400人。楊森部包圍新四軍湖南平江通訊處，殘殺了新四軍幹部塗正坤等制造了“平江慘案”。全國反共高潮的端倪已經越來越明顯。這使陳毅更急于打開蘇北抗戰局面。
陳毅準備“二進泰州”，進一步聯絡兩李。恰于此時，出現了一個争取和團結兩李的良機，李明揚緻函陳毅，請新四軍幫助從三戰區運送一大批彈藥到江北。
李明揚請陳毅幫助運輸子彈，既是與韓德勤矛盾的結果，也是陳毅“一進泰州”的結果。這批子彈，來之不易，是李明揚通過私人關系要來的。李明揚無力運輸，韓德勤曾幫助運輸過一小批。但是，不知被誰中途掉包，運到的子彈全都不能用，李明揚隻好通過轄下的那個共産黨員支隊司令陳玉生轉求陳毅。從位在浙皖交界的三戰區彈藥庫運到江北，要穿過整個蘇南地區，要通過公路、運河、鐵路、長江等多道日軍封鎖線，除了新四軍是辦不好這件事的。陳毅接信，十分高興，立即找二支隊負責人、副司令員粟裕商議。
為了打擊日軍的需要，1939年8月，一二支隊開始合并指揮（于這年的11月7日正式成立了江南指揮部，以陳毅、粟裕為正副指揮）。陳、粟商量後，決定派四團副團長張道庸（後改名陶勇）和政治處主任盧勝率四團的一個加強營，負責與陳玉生支隊一部一同押送子彈并趁機渡江北上。為了遮掩三戰區的耳目，部隊到江北與管文蔚挺進縱隊的梅嘉生支隊合編，改名為蘇皖支隊。
11月中旬，幫助兩李押送彈藥的任務順利完成了。李明揚大力欣喜，覺得新四軍既有能力，又有誠意（既然幫運子彈，決不會來攻打），與新四軍的關系立即親近起來。這自然是統戰兩李最好的機會，陳毅準備抓緊時間“二進泰州”。可是就在這時，江抗在東路出現了亟待解決的問題：從事“曲線救國”的國民黨忠義救國軍已經和他們擺開了決戰的架勢。
江抗在東路所遇到的緊張局面，自然是由于江抗的發展直接影響到了忠救搜刮民财的地盤，而忠救的阻撓破壞又直接影響到了江抗抗日活動。在忠救偷襲中，六團副團長、英勇善戰的吳馄不幸犧牲。因此矛盾愈來愈尖銳；更重要的，還是來自重慶的策勸。
對新四軍的東進北上，蔣介石早已十分重視。很清楚，八路軍南下，新四軍北上，一旦攜起手來，發展蘇北，那對他來說後果将是不可想象的。蘇北是打開華中抗日局面的關鍵所在。新四軍占領揚中，跨江北上已是大患；江抗如果也來個掉頭向北，由江陰北渡進入靖江、泰興、南通地區，那就更危險了。因此，這年9月間，他把韓德勤急急召去重慶述職，面授機宜，饬令他務必嚴密注意新四軍的動向，并正式任命他為江蘇省政府主席，授予軍政全權，便于處理蘇北事務。同時，饬令顧祝同，務必将江抗等部堵截在江南。顧祝同則把忠救一部集結在長江沿岸，務求堵住江抗，不使渡江北上；另一部配合六十三師積極尋釁，企圖在決戰中危害江抗。陳毅接到葉飛的電報之時，忠救已多次和江抗交火，在無錫和江陰的交界處西膠山一帶擺開了決戰陣勢，一觸即發。
就當時江抗的戰鬥力說，和忠救摩擦一下也不緻失利。但是，一、這一來勢必進一步惡化本來就已十分緊張了的江南統戰關系，有可能被反共頑固派用力借口，擴大事端，有損于國共合作大局；二、江抗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大規模摩擦必然要嚴重消耗自己的力量；三、現在國民黨既已注意到新四軍的北上意圖，則沖破國民黨的封鎖、堵截、限制，向江北發展，已時不我待。而“向北發展”，争取華中，是大方向，是關系整個抗戰前途的大局，為局部摩擦影響這個大局更不可齲因此，陳毅連電葉飛，要避免和忠救決戰。
老六團東進之初，陳毅交給他們的任務就是：發展人、槍、款，開辟抗日遊擊根據地。半年間，人、槍、款已大大發展，東路抗日遊擊根據地也已初步開創出來。如今，為了向北發展争取華中，陳毅決定實行戰略轉兵；把江抗的主力撤出江南的東路，轉用到蘇北去，這是争取蘇北、争取華中的戰略性措施。
為此，陳毅趕到江抗，和葉飛等作了詳談，給幹部們作了動員。11月下旬，江抗經江陰安全撤至揚中，與管文蔚部合編為新四軍挺進縱隊，開始整訓，準備北渡。這就在東進北上的鬥争中又一次争得了主動。
江抗到了揚中，蘇皖支隊（簡稱蘇支）已在長江北岸的大橋、吳家橋一帶集結。兩隻向北發展的有力的拳頭都準備好了。陳毅于是“二進泰州”，會見兩李。
這一次和兩李會晤，“所談甚好”。項英報中央說：通過秘密晤談，陳毅和兩李商定，“以第四團張道庸部北進與羅支周團取聯系”，以江抗二路即葉飛部和管文蔚部一個團“與兩李部隊配合，向啟東、海門、如臯、東台挺進”。羅支周團即羅炳輝第五支隊的周駿鳴第八團，此時正活動在淮南，沿長江北岸逐步向東發展。取得“兩李”諒解後，張道庸（陶勇）就率蘇支西入揚州、天長、六合、儀征地區活動，與羅炳輝支隊呼應，管文蔚、葉飛則率主力進入江北的大橋、吳家橋一線，準備與兩李部隊配合向東發展。同時，派一個團回到東路堅持。到此，“向北發展”已形成十分有利的戰略展開了。
此時，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動正在緊鑼密鼓地展開。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确定從政治限共為主的方針，進而實行軍事限共為主的方針。不久，國民黨甘肅省主席朱紹良策劃了襲擊八路軍的“隴東事件”；山西省主席閻錫山制造了以6個軍的兵力進攻抗日決死隊、殺害共産黨員和革命群衆5000多人的“晉西事件”；國民黨九十七軍朱懷冰等部進攻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太行山區等；掀起了第一次全國性的反共高潮。與此相呼應，在新四軍活動的地區，繼“平江慘案”之後，8月，頑固派又制造了“竹溝慘案”；11月，在茅山制造了殺害新四軍二團獨立營營長馬烽、吞并獨立營300多人槍的”鎮江慘案”。一時間，烏雲翻滾，山雨欲來。
為了應付全國性的突然事變，12月19日，陳毅親自主持，在茅山地區的建昌圩召開了中共蘇皖區第一次代表大會，進一步健全了黨組織的建設。
會議後成立了蘇皖區黨委，以吳仲超、譚啟龍為正副書記，下面分設蘇皖特委、蘇南特委和蘇北特委，從黨的建設上開辟了一個與軍事布置一緻的足跨大江南北的局面。
對新四軍的處境，中共中央十分關切。12月26日，中央在對時局的指示中強調指出：顧、韓兵力在冬季反攻名義下，從江南、江北兩面包圍新四軍，各地必須在一切地方準備對付突然事變。為此1940年1月，項英主持召開了東南局和軍分會的聯席會議。
聯席會議決定：南方在發生突然事變時應有一支軍隊堅持作核心來團結與領導南方各省武裝與群衆的鬥争。同意江南大力争取和發展蘇北，但要求在不影響争取蘇北的條件下，由江南加強皖南力量。這樣，在國民黨大舉進攻皖南軍部時，項英主張先打破其進攻，随即向浙閩發展。項英以此報告中央。
對于争取和發展蘇北，陳毅當然同意。蘇北的重要性已越來越明顯。
1939年11月劉少奇從延安趕回中原局。與中原局其他領導幹部研究後，劉少奇指出：“應集中最大的力量”向江蘇北部發展，應把蘇北作為“突擊方向”，并于12月19日電中央提出正式建議。劉少奇的建議為中央所接受，使陳毅的目标更為明确。然而從後來陳毅發給中央及項英的電報看，陳毅對于“長征閩浙”和由蘇南加強皖南，都是有異議的，相反，他的主張是皖南軍部率主力到蘇南，迅速增強蘇南力量，而後向蘇北及浙西發展。
中央書記處接到項英1月14日的報告後，于1月19日複電指示項英：新四軍向北發展的方針六中全會早已共同商定，後來周恩來到新四軍又商得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一緻意見，華中是目前在我國最好發展的區域，我們主張大大的發展華中力量。“今後全國形勢的發展，即使全國發生大事變後新四軍能否向南發展，向皖浙贛大活動，抑或應過江向北，要看今後的形勢來決定”。“江南陳毅同志應努力向蘇北發展”。
中央的指示鼓舞了陳毅。他憑借着自己和項英個人關系親密，到軍部必同室而卧的有利條件，力勸項英将軍部和皖南主力移到江南敵後去。
擺在項英面前的局勢是現實的。向南發展的時機确實還沒有到來，中央的意向基本上還是向北發展；皖南軍部周圍有國民黨的7師之衆，泾縣雲嶺确實在虎狼窩内。從這一點看，江南敵後的條件就不同。在那兒，國民黨軍隊不敢去，即便去了，也是少量的，摩擦起來，新四軍完全有把握取勝。而發展蘇北，項英和陳毅一緻，認為兩李确是中間派，大可聯合，蘇支、挺縱又已鞏固好了前進陣地，今後也大有發展前途，陳毅還說蘇南力量壯大了可以向浙西和蘇北東部發展，這對項英也有觸動，如果能在蘇浙皖打開局面，當然是一個大事業。經過陳的再三動員之後，項英答應：軍部和皖南主力可以東移，與江南部隊連成一片。
第三節 斷然的抉擇
陳毅回江南指揮部後立即進行緊張的準備，迎接皖南主力東移和布置江南主力繼續北渡，此時江南江北都亟需增兵！
江北部隊已站住了腳跟，開始抗日遊擊，并準備東進敵後。江南抗日的形勢也令人振奮。敵我雙方的戰鬥已越打越大。1939年11月8日，王必成率二團兩個營和段煥競率新六團一部，加上“四抗會”領導的樊玉琳、巫恒通、孔慶哲的地方武裝，和日軍在延陵附近的賀甲村展開了一場持續20幾個小時的戰鬥。這是一場惡戰，日軍固守祠堂大屋，增援的日軍又很快趕到，突入祠堂。新四軍三餐未吃，淋雨受凍，但鬥志堅強，進行艱苦的攻堅戰，還與善于拚刺刀的日軍進行了白刃格鬥，終于将日軍全部殲滅。這次被稱為“延陵大捷”的戰鬥，殲滅了日軍武村大隊長以下170餘名。這是一次與以前江南新四軍所打的完全不同的戰鬥。過去新四軍打的是遊擊戰，這一次打的是正規戰，是運動攻堅戰。過去對抗的時間都很短，這一次卻相持了整整的一天一夜。這标志着江南新四軍的成長，也更響地給日本侵略者敲響了警鐘，以緻日軍又向茅山腹地大規模增兵。與此同時，國共的矛盾也已越來越緊張。在三戰區的慫恿下，國民黨鎮江縣縣長莊梅芳率常備隊殘殺了延陵大捷中的新四軍傷病員，制造了又一次“鎮江慘案”。新四軍根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原則，鎮壓了這個反動縣長。
三戰區随即派一個正規團（團長鐘鐘山）楔入茅山，蓄意尋釁；三戰區第二遊擊區副總指揮冷欣又率3師之衆緊緊圍逼。因此，除了将兵力作适當調整，以便順利迎接皖南主力外，陳毅還派出一個由作戰科長吳肅率領的偵察組，在軍部東移的線路上從軍事和政治角度進行詳盡的調查和勘察，并制訂出整套應付突然襲擊的方案，務求軍部東移萬無一失。
決定了軍部東移的意向後，開初項英對坐鎮江南，指揮向北向東發展的興趣也很大。陳毅回江南後，為了配合陳毅的行動，項英把三支隊副司令譚震林也派到江南來，布置他到東路發展，以使東路和茅山、蘇北成一有力的鼎足而立的局面。但是，随着全國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反共高潮的重心逐漸南移，華中的反共風雲日緊，江南形勢更是緊張，軍部東移江南的決心又動搖起來。軍部有大機關，有電台，有醫院，有工廠，有家屬，有圖書館，有服務團，在搬動過程中如遭敵頑襲擊，後果很難設想。1940年3月，軍部派袁國平到蘇南，借傳達中共中央2月1日發布的《關于目前時局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之機，同時向陳毅進行解釋。
軍部突然改變主意以及決策的猶疑不定，使陳毅大為失望。中央2月1日的決定明确強調發展人民抗日力量以争取時局好轉，克服時局逆轉。軍部東移，江南主力向北展開，正是十分有力的一着。中央軍委根據中央2月1日決定的精神指示：八路軍、新四軍當前在敵後的戰略任務，是将整個華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使之成為民主的抗日根據地。并再次指示：“陳毅猛烈發展蘇北。”軍部改變主意，實在使陳毅焦急。
陳毅給袁國平解釋：軍部過來，這邊去接，兩頭對開，最多一天半時間就可以會合。他認為，南邊有顧祝同、冷欣，北邊有李品仙、韓德勤，這4個摩擦專家硬要摩擦，新四軍回避不了。待到頑固派“摩”上頭來再考慮行動，無論北上東移都容易使自己陷于被動局面。目前軍部東移，顧祝同來襲擊，也并不可怕；軍部過來，這邊去接，兩頭對進，最多一天半時間就可以會合。
袁國平再沒有理由可以說服陳毅。隻好承認陳毅的看法和中央的指示是一緻的。中央也已批評了軍部，隻是他們保留看法。
一聽說中央批評了，軍部卻沒有及時告訴他，陳毅非常惱火，作為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唯一的副主席，這麼一個關系到新四軍發展方向、生死成敗的大問題都不能及時知道，确實太不應該了。
陳毅十分嚴肅地告訴袁國平，請他回皖南報告軍分會和東南局，他的電台要和中央直接聯系。
由于軍部的态度突然變化，陳毅重新調整部署，準備在必要時以江南現有力量獨立向北發展。
蘇北情況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韓德勤集中了以主力獨六旅為骨幹的8個團的部隊向新四軍淮南路東根據地的中心半塔集大舉進攻。此時淮南路東的主力部隊以及蘇皖支隊均在津浦路西，鄧子恢及黨政軍機關在半塔集總共隻有不足一個團的兵力，固守待援，壓力沉重。在劉少奇的緊急要求下，陳毅急令葉飛親率挺縱4個主力營馳援，江北的前進基地大橋、吳家橋地區隻剩1個主力營了。
而兩李方面，關系也告緊張。陳毅後來總結蘇北統戰工作經驗時提及：由于“大作兩李部下的争取??引起兩李反感”，而新四軍五支隊又在湖西誤傷了兩李部下，于是“省韓即進行挑撥，甚至用武力。”陳毅知悉後急寫密信給兩李解釋和作出保證，“結果，兩李有諒解，又申明不受省韓利用，我們才能調葉飛西開增援”。但如果兩李在韓德勤進一步挑撥下乘虛大舉向吳家橋進攻，1個營無法守衛，“跳闆”将跌落江心。
于是陳毅在惠浴宇陪同下三進泰州。此行是冒生命危險的，也确實發生了危險。他們進泰州時被韓德勤派駐的特務認出，急報韓方。陳毅與兩李在筵席上晤談時，韓德勤的參謀長已帶衛士排從興化趕到兩李的司令部。陳毅請李明揚去應付，自己和惠浴宇、李長江匆匆終席，然後連夜出泰州回部。
這次晤談由于陳毅不慮謀害，坦然親訪，使兩李對新四軍的懷疑大為減輕。
挺縱主力在淮南一個多月之久，兩李對吳家橋根據地沒有侵犯。
挺縱到半塔集外圍時，淮南主力及蘇皖支隊亦從路西趕回，乃合力将韓軍殲逐。此戰以少量部隊固守據點一星期，消耗圍攻之頑軍，待強大主力趕到，大量殺傷了頑軍，如果預先有準備，可望将進攻的頑軍基本殲滅。這就創造了一種固守預設陣地，消耗疲困頑軍，并充分暴露頑方破壞團結罪行，然後以大部隊迂回合圍殲敵的戰例，而為後來郭村、黃橋戰鬥所發展運用。
半塔集戰鬥大勝，但國共關系仍越來越緊張。3月28日，蔣介石發布“密令”，責成各軍“剿辦”蘇、魯、皖、豫邊的八路軍、新四軍，内有着“韓（按：指韓德勤）兼副總司令??先肅清運河以東”的新四軍各部，爾後與“李（按，指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兼總司令部隊協力”将新四軍“壓迫大江以南或一舉剿滅之”，“務截斷南北”八路軍、新四軍之“聯系”，蔣介石還密示機宜：“或将其向倭寇較多之地區壓迫”。就是說，要造成與日軍共同夾擊新四軍的态勢。
此時，陳毅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在國民黨軍隊多方面壓迫襲擊的形勢下，向何處集中主力以求打開局面。國民黨三戰區向新四軍軍部施加壓力，要求将葉飛、張道庸兩部（即挺縱與蘇支）以至新四軍的四支隊五支隊全部調到江南，以實現蔣介石的截斷八路軍、新四軍南北聯系，使新四軍陷于皖南蘇南狹窄地區的意圖。項英則向中央提出調葉飛部或葉、張二部回皖南。
中原局書記劉少奇亟望打開華中局面，亟需有強将強兵（此時中央已将長江以北的新四軍部隊劃歸中原局指揮，但葉、張等蘇北部隊暫時仍歸項、陳指揮）。劉少奇在半塔集一戰中看到葉飛部裝備整齊、戰鬥骁勇，葉飛智勇兼備，就很想留葉飛部在淮南，受中原局節制。（張道庸部實際上已在淮南。）陳毅則認為應先集中主力打開蘇南局面，猛烈擴大人槍，随後向蘇北東部與浙西發展。因而他建議把葉飛部調回蘇南，還建議新四軍軍部率皖南主力也向東移，和蘇南聯結，共同發展。究竟将主力集結到哪裡，項英、劉少奇、陳毅和中共中央從4月初起一直到5月底，将近兩個月一直在電報上讨論。
将四、五支隊甫調，大家都反對；但是葉飛部調往何處就各有所見。
軍部與皖南主力移向蘇南的事，更為重要也更為複雜。陳毅在1月到6月的5個月中，先後對項英當面谏勸、發電催請、電請中央力促、派幹部帶信??做了許多工作。
4月9日，中央軍委指示項英：如頑軍大舉進攻皖南、蘇南，軍部與皖南部隊向陳毅靠攏為有利。4月10日，項英立即複電中央，表示：軍部北上江北和東移蘇南都困難，他決心還擊頑軍的進攻。在這段時間内，項英一方面和中央密切電報聯系，要求把葉飛部或葉、張兩部南調，另一方面和國民黨三戰區談判。袁國平在與三戰區談判中試探提出新四軍軍部率部東移蘇南的問題，三戰區顧祝同竟表示同意。項英即在4月18日向中央表示：軍部和皖南主力可移蘇南郎溪一帶與陳毅靠攏。但事後未見行動。
陳毅一直無法直接向中央表達自己的意見，他急切地盼望中央與軍部同意他與中央直接通電報。
4月21日，電報通了，陳毅即與粟裕及江南指揮部參謀長羅忠毅、中共蘇皖區委書記鄧仲銘4人聯名向中央直接發出第一份電報，建議：把皖南軍部及主力移到蘇南，“集中力量發展蘇南”，向“淞、滬、杭”并“浙西”發展以及“渡江至海門、啟東”。但同時，陳毅等也建議把葉、張二部調回蘇南。
因中共中央和劉少奇堅持發展蘇北，陳毅于4月24日又電中央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堅持華中發展蘇北的計劃，葉飛部不調江南開回蘇北。5月4日，中央發電表示同意。葉飛部乃于5月中旬回到大橋、吳家橋地區。
5月2日，陳、粟再次緻電中央建議把皖南主力集中蘇南，并指出；曆史上多次長征損失均大，皖南部隊不宜于頑軍進攻時長征閩浙。
1940年5月4日是個重要的日子。這一天，中央同意陳毅意見令葉飛部開回蘇北，還再次表示同意新四軍軍部及皖南主力東移蘇南，指出一、二、三支隊主力的發展方向應是在蘇南蘇北廣大敵後，尤其是長江以北地區。這一天，毛澤東拟稿，由中央政治局向東南局、軍分會、項英、陳毅，發出《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的極為重要的指示，即“五四指示”。（為區别于1938年的“五四指示”，或稱第二個“五四指示”。）“五四指示”說：“在一切敵後地區和戰争區域??我們均能夠發展，均應該發展。這種發展的方針，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來了。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饷，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衆，建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向一切敵人占領區域發展。例如在江蘇境内，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驟有計劃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中央前要你們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兩省敵後地區擴大抗日武裝至10萬人槍和迅速建立政權等項，不知你們具體布置如何？過去已經失去了時機，若再失去今年的時機，将來就會更困難了。”
“五四指示”批評了“江南特殊”和統一于國民黨的政令軍令的錯誤觀點，也指出了以為一旦發生重大摩擦，則國共合作就不可能的想法是不對的。
“共産黨在全國範圍内愈發展，則克服投降危險争取時局好轉的可能性愈增加，我黨在全國的文章就愈好做。”中央并明确規定“此指示，在皖南由項英同志傳達，在蘇南由陳毅同志傳達??對于全黨全軍的工作布置，則由項英同志按照中央方針統籌辦理”。
陳毅在5月17日、19日、27日，又三次報中央和項英，促請軍部及皖南主力速移蘇南。中央也于5月26日緻電項英、陳毅并劉少奇、張雲逸，表示同意陳毅5月17日電所說的新部署，再次明确指示：“皖南軍部以速移蘇南為宜”。
在商讨皖南軍部和主力速移蘇南的同時，劉少奇主張八路軍南下部隊向東南和四、五支隊及陳毅所部一同解決蘇北問題。從1939年12月起他就緻電中央明确華中“大有發展希望的地方是在江蘇北部”，要以此為“我們的突擊方向”。
中央支持劉少奇的主張。從1940年3月14日至3月31日，中央軍委、中央書記處、毛澤東多次緻電朱德、彭德懷、劉少奇、項英及華北、中原、東南等中央局、山東分局，指出國民黨頑固派武裝摩擦中心将移到華中，華中是敵、頑、我必争之地，華中發展方向是向東，催促八路軍南下增援。4月1日，中央軍委緻電上述各負責人及各中央局，提出“八路軍以4至5萬人分三期南下華中的計劃”，南下的最後一個目的地是“蘇北揚州附近”。5月5日，毛澤東、王稼祥（中央軍委委員、總政治部主任）緻電彭雪楓、黃克誠、陳光、羅榮桓、彭德懷、劉少奇，指出“華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線”，整個蘇北皖東淮北為我必争之地，統須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據地。
要求黃克誠部和彭（雪楓）吳（芝圃）支隊應趁目前時機南下。
陳毅認為，有了八路軍南下部隊的增援，蘇北皖北的力量就足夠了，陳毅所部8個團已有4個團在蘇北，江南兵力薄弱，請求從蘇北調兩個團到江南以應付頑軍壓迫。5月26日，中央書記處電告陳毅：4個團的“主力仍應留在蘇北發展但可酌抽一部加強蘇南。”
然而“酌抽一部”也無法做到，彭、黃二部因隴海路一帶鬥争需要和日軍阻攔，未能按中央計劃及時南下。蘇北兵力仍然單保劉少奇緻電中央說：“葉飛部隊甚力孤立，有被韓軍消滅之危險”。
葉飛部隊（即挺縱）在蘇北抗日戰績卓著。1940年2月初，日僞軍“掃蕩”揚州、泰州地區，兩李部隊望風而逃。日軍在陰曆大年三十拂曉大雪中襲擊挺縱一團，卻被一團打得血染雪野，搶屍而逃。挺縱出擊直追至揚州附近，一路繳獲很多槍支彈藥。如果不是韓德勤圍攻半塔集，挺縱遠道增援，抗日的戰果一定更大。5月份挺縱回來，又遇日軍“掃蕩”，挺縱激戰，斃傷日軍200餘人，日軍燒屍一夜。但是，前有日軍、後有韓軍，與兩李的關系也在惡化，挺縱處境的确險惡。八路軍卻一時來不了。
陳毅隻能把加強蘇南兵力的希望寄托在軍部東移上。經過葉挺、袁國平與顧祝同的最後談判，在取得顧祝同正式認可後，項英于5月28、29日連電向中央作了報告。兩個電報均表示要東移郎溪地域與蘇南打成一片，還具體說定軍部率兩個團移蘇南，皖南留一個團及指揮機關一部。
此時，蘇北情況已十分緊張，韓德勤正挑唆兩李向葉飛部發動大舉進攻，韓并答應以保安第三旅配合。戰端一開，葉飛部孤軍作戰，而蘇北國民黨部隊就将逐步形成韓德勤亟望的反共大聯合。同時，江南冷欣的部隊正向陳毅部步步進逼。而軍部東移仍未見行動。6月4日，陳毅請中央再次電促項英。
6月12日，項英卻報中央并告陳毅，說頑方正積極作軍事準備，布置與增調軍隊，很可能在軍部東移時借詞進攻。東移路經地帶在兩河之間，作戰極不利。所以目前隻能待機移動。很明顯，東移的事又“黃”了。
6月10日陳毅已向中
央報告：冷欣部隊對我江南指揮部形成大包圍，蘇南我力量不足不能突破，決心北移，到京滬線大舉肅清敵僞勢力，然後決定今後動向。接到項英12日電報後，陳毅終于明白了：八路軍南下蘇北既不是短期内能實現，軍部東移蘇南也十分渺茫。陳毅下決心了。6月15日，他向中央和項英、劉少奇發出電報：“目前隻有集中蘇北攻擊韓或者集中蘇南打冷欣兩個途徑。一切應付已到窮盡之時，再不決定必緻蘇北蘇南兩方受損。”既然陳毅在蘇北的部隊無法南調，“在你們未指示前我決心布置移往蘇北。到蘇北後，皖南軍部方面宜速部署。”
陳毅的這一斷然的抉擇十分重要，它對此後打開蘇北抗戰局面，争取整個華中帶有決定性的意義。
陳毅發此電的時候，北移的全部工作實際上都已準備就緒。為緩和一下緊張局勢，也為了放松一下冷欣的警惕，以便各部能盡量在沒有頑固派的糾纏下及時開動，陳毅專門派粟裕率戰地服務團的演劇隊前去冷欣的第二遊擊區副總指揮部作了一次慰問演出，并特地讓新婚的妻子張茜也一起去，同時還派作戰科長吳肅前去進行一次聯絡。茅山這兒的布置，留下了新三團和新四團兩個團的主力，并成立了一個新的江南指揮部，留在江南的各後方機關和醫院等，分批搬入茅山腹地，也都已經妥當。對根據地的群衆，已分别作了說明。北移的路線已經勘定，并已派羅忠毅到江邊準備渡江工具。6月15日電報發出，各部即已按指定路線開始行動了。
冷欣突然發現江南主力有渡江北上意圖，大為驚惶。蔣介石曾親自布置要把陳毅主力陷死在江南，冷欣怎敢怠慢。茅山腹地本已楔進了一個正規團，這時冷欣又命令連夜再調一個團，匆匆趕來堵截。
陳毅得報，命令新六團配合新四團堅決予以還擊，肅清前進道路。6月18日，反頑戰鬥在茅山腳下的西塔山附近打響。
在此之前，段煥競率領的新六團已于這個月的上旬遭到過冷欣派來的鐘鐘山團的暗算。團長鐘鐘山深悉蔣介石利用日軍消滅新四軍的奧秘，在六團的抗日遊擊活動中，他們秘密跟随，故意引誘日軍發現目标，緻使新六團被多路日軍包圍，損失嚴重，團長段煥競也身負重傷。這一次，鐘鐘山又想故伎重演，戰鬥打響後，他故意往日軍據點方向撤退，企圖引動日軍出擊。新四軍早已看透他的用心，緊迫不放，不讓他們有抽身溜走的可能。結果，兩個團被新四軍殲滅了一部分，和日軍“誤會”了一場又傷亡了一大批，隻好匆忙逃出茅山腹地，再也不敢向茅山附近來了。這一仗為此後的茅山根據地的堅持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頑軍一方面自己動手堵截，一方面還招引日軍出動阻擊。陳毅率部抵茅山北麓後，揮戈一轉，東入水網地區，避開了正面日軍的截擊。
可是這時，江北來了急電，兩李已派10倍于挺縱的兵力包圍了挺縱駐地郭村，局勢千鈞一發。陳毅接報大驚。原先，陳毅認為盡管兩李的态度有變，但還是可以争取的，“滅敵，聯李，反韓”的方針還是适用的。能否争取兩李嚴守中立，甚至争取到偏向新四軍這邊來，關系到争取蘇北的大局。如今卻突然逆轉，馬上要化友為仇。陳毅立即決定輕舟簡從，星夜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