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探索正确路線
第一節 湘南八月失敗
朱毛會師後，堅持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根據地，發動群衆實行土地革命，紅色區域逐漸推廣，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這時有些人因為井岡山糧少人稀，主張遠出遊擊。中共湖南省委來信，說部隊要和邊界特委一緻行動，要有休整的根據地。反對意見暫時平息。陳毅當時是贊成井實行堅持井岡山、波浪式推進的主張的。
但是在6月份軍事上獲勝後，湖南省委認為湖南反動勢力十分動堯更加削弱，制定了湘南第二次武裝起義計劃，6月19日兩次給紅四軍來信，既肯定鞏固羅霄山脈中段根據地的計劃，又提出了一系列大規模發展的策略，并要求“以後四軍須集中力量向湘南發展。”
6月30日，由毛澤東主持，在永新城内召開了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和永新縣委的聯席會議。會上，關于邊界的割據以及圍繞這一中心展開的一系列問題形成激烈的争論。
湖南省委的發展策略有：（1）發動湘南遊擊戰争，造成鄉村大規模割據，分散敵人力量，牽動湘南各軍的行動。（2）發動并擴大蓮、萍、安一帶工農的鬥争，以牽制贛方的部隊。（3）在甯岡、永新、遂川，積極的深入土地革命，擴充工農的武裝，向敵人嚴密警戒。（4）發展攸、茶、酃3縣的遊擊戰争。（5）打開酃縣後，立即向茶、攸、蓮、永進攻，乘敵人未集中前予以迎頭痛擊。（6）鞏固羅霄山脈中段的根據地。（7）擴大反軍閥戰争宣傳，并立即開始在敵軍中的兵士工作。
這麼多發展策略，顯然和井岡山黨與紅軍的實際能力不相稱。
因此，當湖南省委巡視員杜修經趕到永新來到會場時，毛澤東很高興，因杜修經了解情況，可以幫助解決争論。5月下旬杜修經第一次到井岡山，送來的正是湖南省委肯定應在井岡山建立根據地的信。杜修經在毛、朱、陳的陪同下比較廣泛地接觸了紅軍官兵、傷病員、被服廠工人。20歲的杜修經情緒振奮，回省委作了内容豐富但過于樂觀的報告。陳毅後來在1929年8月向中央政治局彙報時說：湖南省委對井岡山力量估計得很高，以為有兩萬人一萬槍。後來巡視員回去報告，又說得過分的好甚至以為不要紅軍主力隻靠地方武裝和赤衛隊井岡山即可保存。
這樣，此次杜修經帶來的湖南省委分别緻湘贛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的二信，便比前二信（6月19日）更為不妥了。湖南省委6月26日緻待委的信中指示：“省委決定四軍攻永新敵軍後，立即（前信是“以後”）向湘甫發展。留袁文才同志一營守山，并由二十八團撥槍200條，武裝蓮花、永新農民，極力擴大赤衛隊的組織，實行赤色戒嚴，用群衆作戰的力量，以阻止敵軍的侵入，造成以工農為主體的湘贛邊割據。”“澤東同志須随軍出發，省委派楊開明同志為特委書記”。省委緻軍委的信中除與緻特委信基本相同的内容外，還有：“出發湘南的四軍軍委應取消，另成立四軍前敵委員會指揮四軍與湘南黨務及群衆工作”。“前敵委員會，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組織之：澤東、朱德、陳毅、龔楚、喬生及士兵同志1人，湘南農民同志1人組織之，前委書記由澤東同志擔任，常務委員會由3人組織：澤東、朱德、龔楚，并派杜修經同志前來為省委巡視員，幫助前委工作。”
對此，毛澤東據理力争：現在是統治階級暫時穩定、軍閥混戰暫時停止的時期，不宜分兵遠攻；湘省敵軍強硬，實力大于贛西敵軍七八倍，此時離開地形高險、有良好群衆條件的井岡山而去湘南，有根快被消滅的危險；湘南各縣燒殺之餘，無法解決四軍的經濟問題；贛省會有正規軍隊來打，僅用極少部隊與赤衛隊保衛，将無法守住井岡山大本營；等等。這些都是嚴峻的事實，為戰争實踐者所共見。會上不但宛希先等對省委指示“力持異議”，朱德、陳毅都不同意此時去湘南。對此，陳毅後來向中央政治局彙報說：省委的意見是錯誤的，會上沒有通過。
永新聯席會議很快形成決議：即以特委和軍委名義向省委陳述此時不能離開井岡山往湘南的理由，請省委重新讨論，予以新的決定。7月4日，即寫送了這一正式報告――“決定四軍仍應繼續在湘贛邊界各縣作深入群衆工作，建設鞏固的根據地。”“在新軍閥戰争未爆發前，尚不能離開甯、永、蓮往湘南。”
不久湘贛敵軍“會剿”井岡山。當紅口軍正在永新、蓮花、安福等地開展群衆工作之際，湘敵吳尚的第八軍乘虛進攻甯岡。陳毅由安福趕回永新，與朱德率部間道迎擊湘敵，卻與敵人失之交臂，湘敵已進入永新。特委、軍委遂決定：毛澤東率三十一團留永新對付即将來犯之贛敵，由朱德、陳毅率軍部與二十八團、二十九團進擊褊瓜亍⒉枇辏迫使湘敵回援。據杜修經1982年12月回憶：毛澤東寫信給正在永新鄉下巡視工作的杜修經，要他随朱、陳行動，幫助軍委工作。
7月12日，朱、陳率部攻克鄙縣，吳尚第八軍之熊震、程澤潤兩師果然退出“會剿”，倉忙經蓮花撤回茶陵。
酃縣已臨湘南的大門口。主要以宜章農軍編成的二十九團許多人思鄉心切，地方主義的情緒在官兵中陡然高漲。前不久湖南省委曾指示要紅四軍毫不猶疑地向湘南發展的消息也已在部隊傳開。據當時曾參加在酒渡舉行的軍委擴大會的紅軍老戰士李步雲回憶：打開酃縣時二十九團一營黨代表李光中即到他所在的一連說：省委代表要他們部隊回湘南去。李步雲還記得：當時二十九團黨代表龔楚對各營黨代表說，要各連士兵委員會負責人在部隊中造成“非回湘南不可”的聲勢。于是，有的單位就背着軍委領導，召開士兵委員會，暗中找向導，擅自決定不管軍部是否同意決計返回湘南，并定于7月13日就出發。楊克敏（即楊開明）的《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2.25）也記載了這些情況。
陳毅得悉了一些情況，當即召集軍委擴大會。經過緊急磋商後決定加強紀律教育，說服29團官兵服從革命需要，克服思鄉觀念。于是先召開士兵代表會，又召集官兵開大會，由朱德、陳毅反複講話，進行說服解釋。但是，由于軍委未能在黨委會内部首先嚴格執行黨的紀律，貫徹永新聯席會議的決議；龔楚等人自行其是，他與團長胡少海雖參加了所有會議，實際上仍是回湘南的積極倡導者。因而朱德、陳毅的講話扭轉不了湘南官兵的意向。
為了防止二十九團潰于一旦，朱德、陳毅被迫允諾回甯岡解了井岡山之危後再有計劃地去湘南。這樣才勉強穩住了軍心，使部隊向甯岡回師，但行動遲慢。楊克敏的綜合報告說：“走了一天隻走了30裡，兵士垂頭喪氣，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淩亂，軍心渙散，組織改體，如果途中遇着敵人定是不能作戰，馬上潰散。”
而龔楚等卻以打開酃縣便調動了湘敵回援為例，在部隊中說去湘南正可解井岡山之危。行軍到達污渡，二十九團士兵再次群集要回湘南，有的甚至說官長如不允許，他們就留下槍自己走。
陳毅作為軍委書記對部隊的錯誤動向力圖制止，在軍委成員尚未統一思想遵守紀律的情況下在沔渡再次召集軍委擴大會議，試圖整頓紀律，克服松弛渙散現象。出席這次會議的除連以上幹部外，還有各連士兵委員會的負責人約100餘人。不料會議由紀律問題迅速轉到回湘南的問題。絕大多數不願回井岡山，要回湘南或贛南。據李步雲回憶：當時他作為連士委會負責人也在會上振振有詞地主張回湘南。龔楚聽了說：“這個小同志說得很好！”後來龔楚建議舉手表決，話猶未了，一下舉起80多隻手。
陳毅後來曾在向中央政治局的口頭彙報中說這次會議是“代表會”。和其他材料綜合研究，可以認為酒渡會議還推選陳毅為前委書記（湖南省委原指定毛澤東為前委書記，毛澤東不去湘南，便推選了陳毅）。如此，則沔渡會議實際上就是一次黨代表會議或黨代表大會。
為了使部隊不緻失去約束，陳毅提出暫不就去湘南及有關問題作出正式決定，先應報告特委及毛澤東同志。據杜修經1982年12月回憶：當時他也提議，部隊暫停一天行動，由他回甯岡茅坪向毛澤東和特委報告部隊當前的狀況和要求，以便決定走留。會議采納了他們的提議，陳毅乃迅速寫信報告。
①散會時龔楚對杜修經說：“你去吧，我們等你一天，你不來我們也走了！”
杜修經回憶，他趕回茅坪時，毛澤東已去永新，他隻報告了新任特委書記的楊開明。楊開明說：“既然你們決定了，就走吧！老毛那裡我跟他說一下。”
杜修經回到沔渡，軍委乃正式決定同意二十九團打回湘南。楊克敏的《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說：為了避免二十九團“孤軍奮鬥為敵所算，乃複決定二十八團同去湘南。”毛澤東在1928年11月25日給中央的報告中說：“當軍隊由污渡出向湘南時，原有之軍委取消，組織湖南省委任命之前委，陳毅為書記。”
這正是陳毅後來常檢讨的，兩次被推舉代替毛澤東為前委書記中的第一次。
行軍一天多，忽然接到毛澤東派入送來的親筆信。信是寫給杜修經、朱德和陳毅的，由中共茶陵縣委書記黃琳（即江華）一天趕100多裡送到。毛澤東要求軍部及二十八、二十九兩團按永新聯席會議決議行事，斷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動，以避免不應有的損失，并曆述不能貿然開赴湘南的理由。為此，當晚宿營決定次日停止行動，召開連以上幹部會就毛澤東來信進行讨論。
這次連以上幹部會由杜修經主持。開會前幾個領導人碰了頭，當時宣讀了毛澤東的來信，多數人認為事已至此，隻能朝前走，争取到湘南打幾個勝仗，萬一不利再向井岡山靠攏也不難。據杜修經1982年12月回憶：那次會“主要是我發言，沒聽到什麼反對意見。”
7月24日晨，兵臨郴州。朱德在一部書稿中曾有一段詳細叙述，他說：“在郴州的範石生部隊，我不想去襲擊。有人批評我是講‘個人交情’。實際是他與紅軍的确有交情。當時上面是盲動，下面農民意識那麼濃厚，也是沒有辦法的??我們給範石生部隊一個襲擊，在軍事上說，這一次是勝利了。
白天他們約一團人正在出操，結果一打就垮了，趕進城去，在裡面有很多的①江華1990年11月說：毛澤東在1958年南甯會議前夕曾告訴江華等，陳毅在去郴州前有請示報告。
西藥、子彈、地圖、衣服??”
“一打就垮”是朱德這樣的多經惡戰的大将的看法，實際上城東的制高點還是經過沖擊、反擊、再沖擊才占領的。在攻擊過程中，陳毅正在發着高燒，還一直和朱德一起指揮作戰，布置進城後掌握政策紀律的工作。
可是進了城，面對着範石生部隊的大批物資、銀元，在井岡山熬了兩三個月艱苦生活的紅軍官兵，有不少人就抑止不住了。這不是群衆的東西，是敵人的東西。楊得志當時還是二十八團的班長，他在軍用倉庫門口站崗，可是“搶倉庫”的官兵他擋不祝郴州人民對紅軍是熟悉的，不少商店很快開門營業，不少官兵也就自由散漫地上街吃喝、購物、理發、洗澡。
朱德特别喜愛軍用地圖，繳獲大批地圖，他很興奮。陳毅卻體溫更高，頭昏腿軟、舌燥唇焦。但是他們都關心着敵情，朱德、王爾琢等親自去接敵方向了解動态，還兩次秘密接見了郴州城裡的和範石生部隊的共産黨員，朱德、杜修經查明：範石生部兵力遠超過紅軍，而且正在調整部署，組織原駐城外的主力部隊反擊。朱德、陳毅乃召集緊急會議，布置迅速收繳好各種軍用物資，準備撤出郴州。領導幹部分頭到各部隊檢查督促。陳毅頭昏目眩，舉步艱難，留守軍部。
天擦黑時，杜修經才找到一位老中醫來給陳毅診治。豈知上街買藥的人未回，槍聲驟起。
範石生部駐城北10餘裡有4個團，現在大舉反攻了。從火力判斷，投入的兵力有兩個團以上。駐防北郊的二十八團向城區後撤。夜9時後，敵人加強攻勢，駐守城南的二十九團也受到攻擊。此時尚有不少物資未及處理，朱德下令緊急撤出郴州向資興舊縣轉移。
陳毅在杜修經和馬夫的護送下緊急撤離時，大街上已子彈橫飛，隻得走小巷出城，涉水過河。範石生部奪回郴州之後并未迫擊。
真正的打擊并非範石生部隊的反撲而是農民意識、地方主義和近來大為滋長的無組織無紀律情緒。二十九團的人進了郴州就想打回宜章。他們在敵軍攻擊之下集結，雖然有的分隊一再被沖散，但還是在城外以營、連為單位集合了。據肖克等親曆者回憶：軍部和團部的命令由通信員傳到，命令他們立即向資興舊縣轉移，他們卻不聽。先後三次命令，反而加速了他們成連成排向家鄉奔跑的進程。他們槍上挑着在郴州發到的“洋财”，奔向死亡和潰散之路。
隻有副營長肖克堅決壓住了他所率領的一個連，“坐下不準動”，未被裹走，完整地帶回資興。
部隊終于在資興舊縣的布田村集結完畢，二十八團損失不大，二十九團隻剩下團長胡少海、黨代表龔楚、團部零星人員和肖克的一個連了。怨聲四起。陳毅病未全好，就投入緊張的工作，不但抓部隊的解釋動員和整理，也抓與地方黨和群衆的聯系。布田的共産黨組織和群衆為部隊打探敵情，到遠地為部隊買糧買菜買鹽買藥，使部隊得以穩定地休整到8月中旬。
下一步怎麼辦？二十八團有不少人是一直主張到贛南的（見毛澤東：《井岡山的鬥争》），而當時部隊的主要領導人也不想迅速回井岡山。據杜修經回憶，陳毅在布田曾起草《告湘南人民書》，并讓杜修經幫助審定。這文告中提出了開展土地革命，發展武裝力量和反對盲目燒殺等方針政策，顯然旨在把湘南的工作健康地堅持下去。派出先期探路的二十八團二營和團直機炮連，其行軍方向也是向東，去沙田以及他們所熟悉的湘粵贛邊區。
這支先遣部隊的派出，卻又給湘南之行一個新的打擊。二營營長袁崇全，在郴州時就按兵不戰被發現有企圖叛變的迹象，到布田後事例更多。部隊領導在對袁的處理上發生了分歧。陳毅等主張将其槍斃，朱德不同意。召開代表會意見仍不一緻，後又召開緊急前委會議，決定将他改任團副，①但是朱德沒有向部隊宣布。由于袁崇全向朱德表示了悔過，派出的先遣部隊仍由袁崇全以營長身份率領。派出後第一天還送回報告，接着就斷了消息。數日後送信回來說：不殺朱德、陳毅，不回來了。朱德乃痛感“人心難問”。此事向黨員大會宣布後，一緻聲讨袁崇全的反革命罪行，決心革命到底，并要求派隊追回。
8月中旬，部隊東移桂東縣的沙田，此時，被袁崇全以“打遂川”為幌子拉走的第二營，陸續自動歸隊，才知道袁崇全自行組織了“特委”，自任書記，“并要換旗子”。各連識破其陰謀，先後脫離了這個反革命分子回返二十八團。
湘南之行的一系列事實，使陳毅深感自己作為前委書記領導不力。在沙田他已一再向部隊作過檢讨，此時，他與前委成員們商議決定召開黨員代表大會。會議由二十八團黨代表何長工主持，未通知杜修經參加。會上，陳毅檢讨了自己此前作為軍委書記，對錯誤傾向制止不力的責任，聽取了與會代表的尖銳批評。前委委員，特務營營長宋喬生的批評更是激烈，要求将朱德、陳毅撤職查辦。會議充分發揚了民主，加強了理解和團結。最後決定分别給予朱德、陳毅以“留黨查看3個月”的處分（陳毅1929年8月向中央政治局彙報中說了這些情況，此處分後來似未得到批準和執行，朱德、陳毅于10月4日至6日舉行的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均當選為特委委員）。
這時，毛澤東率領三十一團在永新一帶與贛敵苦鬥了一個月之後，親率三十一團一部南下迎還朱、陳部隊。二十八團一營亦于8月18日在林彪率領下占領桂東。8月22日，毛澤東率三十一團三營進抵桂東。朱、陳聞訊乃與杜修經趕往桂東，毛澤東、朱德、陳毅于8月23日再次會合。
毛澤東态度和婉而關切，他說前些日子，贛敵經過猛攻，最後占領了永新，還占了蓮花、甯岡，但是敵人又發生了内讧，大部隊倉皇退去打内戰。
“你們不走就好了。”那就可能乘機把割據地區推進到吉安、安福、萍鄉，和平江、浏陽連起來。他還拿出幾塊布片，原來這是朱、陳率部向郴州進發後不到10天，袁德生帶來的湖南省委的指示信，要紅軍不去湘南，而要“毫不猶豫”地去湘東。
陳毅報告了部隊失控和先勝後敗的情況并作了自我批評。
8月24日，在桂東城内唐家大屋召開前委擴大會。當日下午，湘敵吳尚第八軍兩個團襲擊桂東，将三十一團三營和二十八團一營隔斷。會議中斷，擴大會成員随二十八團一營撤離桂東，在通往沙田的一個村子宿營，恰與龔楚帶來接應的人會合。住下後在一個農家的堂屋内繼續開會。經過充分協商，統一了認識。決定一起回井岡山，取消前委，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行動委員會（簡稱行委）。
8月25日，得悉袁崇全脅騙團直機炮連駐紮在思順圩，團長王爾琢親自帶領警衛排去追尋。機炮連是應聲回歸了，王爾琢卻在追勸袁崇全歸部時被①團副，是低于副團長相當于副官長的職務，無指揮權。
袁開槍打死。全軍深感悲痛。陳毅以為“紅軍極大損失”。朱德痛心地兼起了二十八團團長。陳毅一如既往，忠誠積極地協助朱德工作。全建制集結歸隊的二十八團，編入了肖克帶回來的二十九團一個連。實踐證明，一支戰鬥力很強的正規紅軍，有黨的統一團結的正确領導，有鐵的革命紀律，便是武裝割據的最可靠的保證。在“我軍經崇義、上猶向井岡山回軍之際，贛南敵軍獨立第七師劉士毅部追到遂川。9月13日，我軍擊敗劉士毅，繳槍數百，占領遂川。”（毛澤東：《井岡山的鬥争》）9月26日，朱、毛、陳率工農紅軍重回井岡山。
第二節 重振雄風
8月中旬起，陳毅經曆了黨内鬥争的考驗。陳毅心情沉重。下山前後對比鮮明。下山前紅軍4個團，如今隻剩3個團了。下山前武裝割據3城數縣，土地革命蓬蓬勃勃，如今隻占住幾個山頭，縣城與平壩盡被敵占，群衆遭受血洗和摧殘。陳毅痛感自己的責任。更使陳毅焦慮的是統一思想、加強團結的問題。對有些問題看法不一緻，本來就有。有些人傾向于鞏固井岡山根據地；有些人傾向于遠道大規模遊擊。有些人主張把繳獲的槍更多地發給農民武裝，有些主張大力擴大紅軍。湘南之行造成了“邊界與湘南同歸失敗”的大損失，大家意見更多。主張遠出遊擊的人被稱為“逃跑主義”，相反，主張鞏固井岡山根據地的人被稱為“保守主義”。思想上的隔閡增加了。其實，要搞武裝鬥争，要搞土地革命和蘇維埃政權，大家還是一緻的，堅定的。為了大局，陳毅深感必須溝通思想。他的辦法首先是用自己的認真檢讨來承擔責任，同時，還在行委的會議上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毛澤東在兩軍重會時也曾對部隊說過：湘南的問題讓二十八團自己講，三十一團不要講。這時毛澤東召集部隊講話，說明了朱軍長本人是反對去湘南的。這一來，團結的氣氛就大為增強。軍事勝利與政治團結相互促進。10月1日，在甯岡擊潰周渾元旅一部（第十四旅第二十七團），殲其1個營，收複甯岡全縣。同時，湘敵駐桂東的部隊有126人攜械投入紅軍。陳毅負責收編工作，編為特務營。
1928年10月4日至6日，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在甯岡茅坪召開。這是一次堅持原則、堅持團結的會議，通過了《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等決議，對“八月失敗”作出了相應的結論。陳毅在這大會上與毛澤東、朱德、譚震林、何挺穎、袁文才、王佐農、陳正人、楊開明等一起當選為第二屆特委委員。11月2日，四軍收到中共中央6月4日來信。盡管時隔5個月，這對長期得不到中央指示的湘贛邊界和紅四軍來說，是破天荒的大事。
11月6日，特地推遲向遂川出動的日期，召集特委、軍委和地方負責人30多人參加的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擴大會讨論貫徹。陳毅參加了讨論。來信涉及邊界黨和紅軍在割據地區的軍事、土地、政權和黨的組織等許多重大問題。
中央指定朱德為軍委書記。中央更指示特委與軍委統轄于前委，指定由毛澤東、朱德、地方黨部書記、一工人同志、一農民同志5人組成中共紅四軍前委，毛澤東為書記。前委當即在11月6日成立，除毛澤東、朱德外，推選譚震林（特委書記）、宋喬生（工人）、毛科文（農民）為前委委員。11月14日至15日，在甯岡新城召開了紅四軍第六次代表大會。陳毅作為上屆軍委書記和現任前委秘書長，直接參與了提案審查和決議起草工作。11月初，周渾元旅再次來犯。朱德率部下山迎擊。陳毅同去。11月9日，紅軍擊破周旅1個團于甯岡城與龍源口；10日再占永新城。因為敵增援部隊向側後迂回，紅軍主動撤回甯岡。這時，南自遂川的井岡山南麓，北至蓮花邊界，包括甯岡全縣，遂川、酃縣、永新各一部，成了南北狹長的整塊。各級政府、群衆武裝又恢複，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工作蓬勃展開。井岡山進入了複興和發展時期。
陳毅先是擔任前委秘書長，後調任紅四軍士兵委員會秘書長。當時敵人的軍事進攻與經濟封鎖給紅軍的物質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難。陳毅跟随着朱德，和大家一樣穿單衣單褲，吃紅米南瓜，并和朱德一樣經常加入運糧的行列背糧上山。陳毅不用扁擔，他使用的工具是自己的褲子，褲腳一紮，糧食灌在褲管裡，然後扛在肩上。那時的褲管肥大，一次能裝上七八十斤。
不久，彭德懷、膝代遠率領平江起義的紅五軍一部來到井岡山。12月12日，在甯岡新城召開了紅四軍、紅五軍會師慶祝大會。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聲威更大了。
中國共産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給井岡山的革命實踐者們注入了新的血液，引發了許多人對理論的興趣。
“六大”決議是中共中央派專人從上海送來的。毛澤東主持召開前委擴大會學習，并以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的深刻認識作了精心的傳達，引導與會者把理論和當前的鬥争實踐結合起來。陳毅懷着濃厚的興趣參加了學習，從對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特點、策略的研讨中深感自己跟着朱德、毛澤東走着的是一條正确的道路。他們緊緊把握住了中國革命必須進行武裝鬥争的重要特點，堅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把武裝鬥争和土地革命緊密結合起來。通過學習，他們更有決心沿着這條道路走下去。陳毅從南昌趕隊開始，走這條路是比較自覺的，粵、閩、贛、湘千裡轉戰、湘南暴動、八月失敗、重上井岡山，成功和失誤的豐富經驗教訓如今得到理論的提高，他更加堅定也更為清醒了。這在他1951年《學習毛主席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創造作風》一文中表達得很明确：“因為毛主席的領導是以井岡山的革命實踐為基礎，很自然地在許多問題上又超過‘六大’決議而更深入實際地去解決問題。”
但是，雖然身在井岡山，身在紅軍，有一些極為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在陳毅思想上以及其他領導人的思想上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其中最突出的是共産黨對軍隊的領導問題和建軍的政治路線問題。這需要在新的實踐中思考、争論、總結，共同探索，來确立和認清正确的路線。
第三節 “敗軍氣猶壯”
1928年入冬以來，井岡山地區連下大雪，奇寒。國民黨的軍事壓力和經濟封鎖也步步加緊。正值紅四軍前委召集會議傳達中共“六大”決議期間，傳來湘、贛、粵3省國民黨軍準備對井岡山發動第三次“會剿”的消息。井岡山地區出現了他們18個團級番号。軍事形勢嚴峻。
更為嚴峻的是：在國民黨軍的嚴密封鎖下，井岡山經濟極度困難。陳毅後來（1929年9月1日）在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反映了當時的情況：“井岡山紅軍衣服飲食非常困難，又因敵人封鎖，紅軍未能到遠地遊擊，以緻經濟沒有出路。”在1928年9月至12月4個月中，紅軍要不要派主力打出去擴展遊擊區域，在紅四軍内部是有争論的。因有7月湘南遠行的失敗，遠出遊擊的主張當然不可能實現。至此，全軍守在山上難以維持。毛澤東在1929年3月20日寫給中央的報告中明确表達：“??離開井岡山，主因是經濟無出路。”
1929年1月4日至7日，紅四軍前委在甯岡柏露村召開四軍、五軍軍委，湘贛邊界特委及邊界各縣黨組織負責人聯席會議。陳毅出席了這一決定戰略方針的會議。
會議經過充分讨論決定：由彭德懷，膝代遠率原紅五軍的部隊（此時編為紅四軍第三十團，彭德懷任紅四軍副軍長）及紅四軍的第三十二團留守井岡山，堅持内線作戰；由朱德、毛澤東率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實施外線機動作戰，尋機殲敵，打破敵之經濟封鎖。這種将主力用于遠出機動作戰的思想，已含有嶄新的軍事因素，已突破以前不離開井岡山地區，隻作較近距離機動的常規。但此次遠距離迂回的目的，還是為了調動圍山的敵軍，以堅持井岡山。
這就說明：經過新的實踐，紅四軍的領導人對于堅持和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必須創造必要的經濟條件，對于開創和鞏固農村革命根據地可以有更多的作戰方法，已有了新的感受。
1月14日黎明，朱德、毛澤東率紅四軍軍部、二十八團、三十一團和特務營共約3600人，由井岡山小荇州等地下山。陳毅作為紅四軍士兵委員會秘書長随軍部行動。
當晚紅軍一舉殲滅大汾守敵一個營，突破封鎖線，乃日夜兼程，向大餘前進。大餘城無敵軍設防，紅軍下費一彈占領大餘城。
出敵不意所取得的勝利卻帶來了自己的“不意”。紅四軍前委在城内天主堂召開的連以上幹部會上，确定以二十八團（團長林彪、黨代表何挺穎）配置于城東北一帶山地擔任警戒，軍部、三十一團、特務營和獨立營在城裡和近郊開展群衆工作。
并規定：如遇緊急情況，部隊到廣東境内南雄的烏徑集合。據肖克等親曆者回憶，這次會議對出現敵情時應予堅決回擊雖已舉手通過了決議，但行動上未嚴格貫徹。二十八團進入警戒位置後即各管一段，沒有組織營連主官看地形，也沒有研究各種戰況下的協同配合。
陳毅以主要精力從事宣傳群衆的工作。他親自上街向群衆講解剛剛張貼的四言92句的《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并聯系他和朱德在1927年秋天經過大餘和此次紅軍入城的種種事實，說明紅軍的宗旨和革命的前途。
陳毅主持召開了大餘城的群衆大會。會場選在章江畔大路邊的廣闊沙灘上。人們從四面八方湧到會常毛澤東、朱德先後講話。大會後，當場把打土豪得來的财物分發給貧苦群衆，群情沸騰。
但是，大餘縣畢竟是沒有共産黨的組織、沒有群衆革命鬥争基礎的地方，贛敵李文彬旅悄悄逼近大餘城時，就沒有人來向紅軍急報。李文彬旅突然發起猛烈攻擊，二十八團在城東的警戒陣地被突破。部隊的急速後撤在城内引起驚亂，很快，城北街區出現敵軍，軍部被迫向南轉移。
陳毅從分發财物的地方趕回，在城邊追上軍部，隻見毛澤東帶着少數機關人員，林彪也後撤到此，毛澤東正督促林彪返回二十八團部隊，擋住敵人。
林卻說部隊已退下來了，面有難色。毛澤東怒令：“撤下來也要拉回去！”
陳毅也憤然說：“主力要堅決頂住敵人！”林彪帶着身邊的少數兵員殺回去了，敵人的攻勢果然被擋住了一陣，這就為集合做群衆工作的部隊赢得了時間。
這一仗，三十一團營長周舫、獨立營營長張威犧牲，二十八團黨代表何挺穎負重傷，用擔架擡着行軍。部隊越大餘嶺，向粵北南雄方向撤退，按規定到達烏徑。
在烏徑宿營不久，接到當地中共組織的報告：敵追兵逼近。部隊緊急撤離，重新進入贛南，但又遇敵情，部隊倉促奔走，重傷的黨代表何挺穎在混亂中不幸犧牲。
厄運遠未結束。部隊日夜東行，想擺脫追兵。在平頭坳，與追兵接觸，又小有損失。在圳下，軍部險遭覆滅。當夜軍部駐圳下，前衛三十一團駐圳下以東的吉潭，後衛二十八團駐圳下以西。次日拂曉，後衛二十八團先于軍部開拔，特務營也未及時察覺敵情，敵人進圳下時，陳毅、毛澤覃等正在吃早飯。毛澤東經常夜間工作，晚睡晚起。這天他尚未起床，槍聲驚醒了他，實際上敵人的先頭分隊已越過他的住房，他當即随警衛員乘昏暗向村外轉移。朱德離開住屋時，敵軍已近在眼前。警衛員開槍掩護，中彈犧牲，朱德依依不舍地摘下警衛員的沖鋒槍，在敵我交錯中奪路撤退。當時彈雨橫飛，人群奔突，他同妻子伍若蘭被敵沖散。陳毅披着大衣急走，被突然沖上來的敵人一把抓住了大衣。陳毅立即把大衣向後一抛正好罩住了敵人的腦袋，自己快跑脫身。
特務營全力抵抗，三十一團、二十八團紛紛來支援，火力壓住了敵人。
軍部被沖散的人陸續歸隊。主要負責人都安全。隻毛澤覃腿部中彈，行軍艱難。伍若蘭卻被敵軍俘去，後押送贛州，英勇就義。
三十年後，陳毅在接受中共江西省委黨支研究室人員的采訪時說：“當時紅軍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響導??一走錯路便有全軍覆沒的危險。”
毛澤東在1929年3月20日寫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沿途都是無黨無群衆的地方，追兵5團緊蹑其後，反動民團助長聲威，是為我軍最困苦的時候。”
直到2月1日，紅軍才暫時擺脫追兵，來到尋邬境内的羅幅嶂，歇腳一天。紅四軍前委在羅幅嶂開會，就這支紅軍的領導體制、行動的方向和如何使部隊精幹利索以對付嚴峻複雜的敵情，展開了讨論和争論。為應付緊張的情況，須指揮便捷。前委過去有大量地方工作要領導，所以需要有軍委專管軍隊，現在暫時沒有固定地區的工作，前委可以全力管軍隊工作，大家認為不需要重疊機構，軍委可以“暫時停止辦公”，軍委的機關可以改為軍政治部，由前委直接領導紅軍。為解決給養和宿營困難，大家認為部隊有必要分成兩個有獨立機動作戰能力的單位。于是決定将紅四軍所屬部隊進行改編，一縱隊由二十八團、特務營編成，黨代表陳毅，縱隊長林彪。三縱隊由三十一團編成，黨代表蔡協民，縱隊長伍中豪。必要時軍長朱德、軍黨代表毛澤東分别率一、三縱隊行動。毛澤東不同意立即分兵，認為分兵活動容易遭敵人各個擊破，此事議而未決。關于行動方向，因為此時已有消息證實吉安東固一帶的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尚在堅持且有發展，就決定逐步向東固轉進，以便找到一個有黨有革命群衆的休息地，安置一路拖累的傷員；并可以抛吉安敵軍之背，救援堅持井岡山的紅軍。
在将近一個星期的“打圈子”行軍中，3000多人吃飯很難，目标很大，不少幹部要求分兵活動，要求前委開會決定。毛澤東看到如果開會則分兵可能成為多數意見，就壓下不予讨論。對于因此而增加的不滿情緒他置之不理。
而實踐正好證明，分兵就不會有後來大柏地的勝利。
1929年2月10日，紅軍到達瑞金、甯都邊界的大柏地。贛敵劉士毅聞風尾随而來。陳毅、林彪命令一縱隊二支隊支隊長肖克、黨代表胡土儉率隊阻擊，使敵軍暫時不敢前進。胡士儉卻不幸犧牲。這天，正是舊曆除夕，然而大柏地的群衆不了解紅軍，逃跑一空。部隊饑寒疲乏，追敵又無法擺脫，大年三十面對冷竈黑房，20多天郁積的煩悶惱怒簡直要爆炸。有的怪軍長“無能”。有的叫“拼了算了！”
陳毅出席當夜的前委會。他見朱德在會上特别沉靜。朱德引導大家分析敵我形勢。集體的經驗和智慧使大家的認識産生了飛躍：敵我形勢有了轉化的條件！敵氣焰驕橫，必然輕進。劉士毅師在遂川曾被紅四軍打敗，朱德、陳毅都了解他的戰鬥堅韌性不足。此次他孤軍深入，态勢很不利；紅軍雖然疲憊不堪，彈藥不足，但久屈求伸，求戰心切。此地雖無群衆助戰，但地形有利。朱德在來到大柏地途中已留心看過周圍地形，他指出大柏地以南的山谷地帶有條件設置伏擊圈。毛澤東微笑點頭。
紅軍趁夜進入預定陣地：一縱隊一支隊在大柏地以南西側山上設伏，三縱隊在大柏地以南東側山上設伏，一縱隊三、四支隊配置在東、西兩側之間正面堵擊，一縱隊二支隊為總預備隊留大柏地由軍長親自掌握。
2月11日（大年初一）拂曉，敵人冒着蒙蒙細雨向大柏地前進，受到紅軍阻擊。敵人以為得手，不斷投入新的兵力，猛攻求殲。一縱隊三、四支隊佯作不支，輪番掩護退卻：逐步退到大柏地附近，便與東、西兩側伏軍形成一個口袋形的伏擊圈。敵人不知是計，猛鑽口袋直至底部，遇堅強抗擊仍增兵不已，以緻全部進入口袋。9時許，東、西兩側伏軍向敵後迂回出擊，紮住了袋口。接着，各路紅軍向敵人發起進攻，殺聲四起。但是，紅軍畢竟于彈少，沿途又有損無補，如今火力薄弱。雖然力争彈無虛發，打完了子彈的用刺刀、石塊、槍托拼搏，卻逐漸出現僵持局面。此時，朱德軍長命令總預備隊出擊，各路紅軍也同時奮勇沖鋒，戰況才得扭轉。經過反複肉搏，“與敵在血泊中掙紮”，終将敵第十五旅兩個團大部殲滅，獲人、槍各800餘。
這是出山以來的首次勝仗，胸中的郁悶為之一掃。陳毅稱之為“紅軍成立以來最有榮譽的戰鬥。”
戰前，為了讓部隊有足夠體力打山地肉搏戰，前委書記毛澤東親自批準可以動用群衆家的糧食，留下借條，保證日後償還。群衆回村見條将信将疑。
後紅軍再次路過，果然按借條歸還。
甯都守敵吓跑了。2月12日，紅軍不戰而進甯都城。紅軍得短暫休整和少量補給。數日後，贛敵李文彬旅3個團急急趕來，紅軍主動撤離甯都。
陳毅、林彪率一縱隊取道興國向東固進發。行至葛拗，遭衆多敵軍截擊。
林彪指揮果斷，迅速突圍，得以脫離。2月19日到達東固地區。
東固位于吉安縣城東南120餘華裡，是5縣交界的邊境，四周崇山峻嶺，地勢險要。早在大革命時期這裡就建立了共産黨的組織和農民協會。大革命失敗後，共産黨人賴經邦、高克念、曾炳春等秘密恢複了黨組織，并發動了東固暴動，先後建立了贛西工農革命軍第七、第九縱隊。1928年9月，七、九縱隊合編為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團長兼政委李文林，副團長段月泉（即段起鳳）。1929年初，正是紅四軍出井岡山之時，紅二團又幫助當地的群衆幫會武裝組建成獨立第四團，段起鳳任團長，政委是金萬邦。以東固、橋頭為中心的方圓約200裡的範圍不僅成為群衆鬥争異常活躍的遊擊區，而且創造了“遊擊秘密割據”或“飄忽不定的秘密割據”的成功經驗。紅四軍前委領導人對此曾有很高的評價。毛澤東在兩個月以後在紅四軍前委給湘贛邊界特委信中寫道：“這番我們到東固則另是一種形式，反動勢力已驅逐了，政權完全是我們的，但公開的政權機關和固定的赤衛隊都沒有，郵路是照常的，商業貿易是照常的，邊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沒有，敵軍到來尋不到目标，黨的組織和群衆的組織（農民協會）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暴動之時這種形式是最好的，因為這種形式取得群衆不緻失掉群衆，武裝群衆不是守土的赤衛隊而是遊擊隊??敵人完全奈何他們不得。”紅二團、紅四團在共産黨對軍隊的領導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現，毛澤東對此十分欣賞。他在4個月後答複林彪的信中寫道：“至于二、四團，四軍的同志見了他們真是慚愧萬分，他們是指導員支配軍官的，花名冊上軍官的（名字）列在指導員的後面，一個子彈不問過黨不能支配，他們是絕對的黨領導。”
紅四軍開進這樣的地區，群衆歡迎的熱情可想而知，擡着整豬，挑着成擔的棉花和糧食來慰問。陳毅與毛澤東、朱德一起同二、四團領導人、當地黨組織和農協的負責人親切會見，交流經驗。22日，召開會師慶祝大會。
紅四軍對東固紅軍也作了切實的幫助，毛澤東、陳毅給東固戰友們傳達和講解中共“六大”的決議案。陳毅從一縱隊抽調幹部和槍支給二、四團。
在東固休整僅一個星期，李文彬率3個團向東固進逼，張與仁旅也進窺東固。前委開會研究戰略方針。
這時若以東固為陣地加以死守而與強敵作戰顯然是不利的。紅二、四團的公開鬥争和秘密鬥争相結合的優勢在兩軍對陣時将完全喪失。紅四軍來東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救援井岡山，此時卻得悉井岡山已經失守，由紅五軍部隊編成的三十團及三十二團已突圍。這樣，前委“乃決定抛棄了固定區域之公開割據政策而采取變定不居的遊擊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對付敵人的跟蹤窮追政策。”（毛澤東為前委寫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3月20日）這個決定對中國革命武裝鬥争及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擴大是有深刻曆史意義的。毛澤東在1928年11月25日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即《井岡山的鬥争》）中說：“環邊界而‘進剿’的敵軍，尚有十餘團之多。但若我們于現金問題能繼續找得出路（糧食衣服已不成大問題），則憑藉邊界的基礎，對付此數敵人，甚至更多敵人，均有辦法。”因此他力主“紅軍不走”，“隻有”在井岡山作長期的鬥争才是正确的，而将任何想遠出遊擊的意圖都視為不要革命根據地。然而實踐卻證明雖然采取了變通辦法，派主力突圍下山打外線，範圍不大的、沒有誘敵深入條件的井岡山還是沒有辦法守住，因而不得不暫時放棄過去認為隻有如此才正确的固定區域的公開割據。從主力下山外線遊擊到正式采取打圈子政策，不僅是戰術上的改變，而且在實際上認識了大範圍的遊擊行動也是鞏固、擴大或開創革命根據地的主要戰略手段。突破了片面性和局限性，就為紅軍此後在閩、贛兩省機動遊擊最後創立中央革命根據地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此時，紅四軍全軍約3000餘人，從一、三縱隊中抽調人員，編為第二縱隊，縱隊長胡少海、黨代表彭枯。
2月25日，紅四軍撤離東固，繞道經永豐、樂安、廣昌、石城、甯都進入瑞金境内。贛敵張與仁旅仍緊蹑其後。然而部隊進抵瑞金壬田市時，贛敵忽悄然折回，去向不明，令人疑惑。為避免贛敵暗算，前委決定轉向東行，進入敵兵力較弱的閩西。
一縱隊取道瑞金、古城間的荒僻山路入閩，3月12日進占四都。四都距閩西土皇帝、福建省防軍第二混成旅旅長郭鳳鳴盤踞的長汀城80餘裡。郭鳳鳴急派一個團向四都撲來。紅四軍一舉将其擊潰。3月14日，紅四軍向長汀挺進。郭鳳鳴親率主力在長嶺寨憑險據守。紅四軍一路直取長嶺寨，一路迂回敵後，僅3小時便将敵大部解決，殲敵2000餘人，繳獲大批武器彈藥。郭鳳鳴被擊斃。殘敵向上杭潰逃，長汀為紅軍占領。
紅軍進城後，接管了原有的軍需工廠，并籌得大批軍饷。紅四軍官兵第一次穿上統一的青灰色的軍裝，戴上綴有紅五星的新軍帽，打上新裹腿，每人還領到4塊錢的津貼費。對從不關饷的紅軍官兵來說，這簡直是一筆巨款。
他們上街理發洗澡，全身上下煥然一新。
陳毅有詩表達了1929年春天他們的心情：閩贛路千重，春花笑吐紅。
敗軍氣猶壯，一鼓下汀龍。
此詩收入詩集出版時“敗軍氣猶壯”改為“鐵軍真是鐵”。
在汀州，紅四軍有兩件大事。一是3月20日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決定了行動計劃；二是成立了軍和縱隊兩級政治部。
當時已查明，張與仁旅的悄然引去是蔣桂戰争爆發的一個震波，整個戰局必将大動蕩，前委擴大會一緻認為應抓緊有利時機發展革命形勢。同時已知紅五軍（當時習慣上仍稱紅五軍）從井岡山突圍後到達贛南。因此，會議作出決定，紅四軍應與紅五軍及江西紅二、四團密切配合。“以贛南、閩西計餘縣為範圍，用遊擊戰術從發動群衆以至于公開蘇維埃割據，由此割據區域與湘贛邊界之割據區域相連接。”毛澤東特别強調：“這一計劃是決須确立，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因為這是前進的基矗”（見毛澤東3月20日給中央的報告，後在于都會議形成正式決議。）陳毅參與作出這一決定并始終贊成。他在9月1日給中央的報告中不無自豪地寫道：“以閩西贛南為遊擊區域，相機與湘贛邊界取得聯系，恢複井岡山附近群衆割據。”
政治部成立。毛澤東在汀州親筆書寫了“中國紅軍第四軍政治部”的紅旗。自此，遊擊區域的群衆工作就由政治部負責組織實施，在地方赤色政權未成立之前，由政治部代行政府的職權，部隊的籌款及分配也由政治部指揮各級黨委負責實施。政治部成立将更好地執行黨的政策，保護各階層群衆的利益，配合黨的政治任務更有計劃地統一地開展部隊政治工作、群衆工作和政權工作。在軍政治部指導下，長汀相繼建立了工會和農會組織（分公開和秘密兩種）。不久成立了長汀縣革命委員會。部隊籌款5萬元。
第四節 主持紅四軍
“七大”4月1日，紅四軍回師贛南到達瑞金與紅五軍會合，局勢很有好轉。4月3日，前委卻接到輾轉送達的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信（後稱“二月來信”）。
這封信是在革命形勢嚴重時寫的，中共中央按照中共“六大”時布哈林演說的精神，要求紅四軍将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紅軍，隐匿大的目标，以保存紅軍和分散發動群衆。
前委接到“二月來信”後，就在毛澤東主持下舉行前委擴大會讨論。會議的結果，在毛澤東寫的前委4月5日緻中央的信中得到充分的體現。這信一開頭就坦誠地指出“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
并從四個方面闡明了紅軍必須集中、領導者不能離開的理由，表現出理論上和組織上很大的政治勇氣。
其實，在蔣桂戰争爆發後，中共中央也已開始改變看法。中共中央在4月4日通過的給紅四軍的指示信（4月7日發出）中說：紅軍目前總的任務是擴大遊擊戰争範圍，發動農民武裝鬥争，深入土地革命。朱、毛“若一時還不能來，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來與中央讨論問題。”
但是，二月來信要求分散遊擊，卻使紅四軍中一部分主張分兵遊擊的人增加了争論的借口。
4月8日，紅四軍主力和紅五軍由瑞金進抵于都城。前委召開會議繼續讨論紅軍行動的策略問題，通過了抓緊蔣桂戰争時機分兵發動群衆、在贛南創造群衆割據局面的決定。
在于都東門外河灘上召開了紅四軍、紅五軍第二次會師慶祝大會，毛、朱、彭、陳都講了話。其後，彭德懷率紅五軍回湘贛邊區，毛澤東率三縱隊，朱德率一、二縱隊與軍部，在贛南分兵活動。
此時，中共中央派來紅四軍工作的劉安恭從上海輾轉來到甯都。劉安恭四川人，早年留學德國，回國在四川省當過郵政局長，後來加入了共産黨，南昌起義後，到蘇聯學過軍事，在軍事理論上有一套。由于他是中央派來、蘇聯回來的，一到紅四軍就受到推崇。前委通過任命他為紅四軍政治部主任。
後來，在紅軍再次入閩，于5月23日一舉攻克龍岩城之後，由于地方工作一度繁忙，前委決定成立臨時軍委，并決定由劉安恭任臨時軍委書記。
劉安恭回國不久，才到蘇區，不了解中國紅軍的發展曆史和鬥争實況，就主張搬用蘇聯紅軍的一些做法。尤其是他主持了一次臨時軍委的會議，竟作出決定：前委隻讨論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的其他事。下級黨委作決定限制上級黨委的領導權，這顯然是錯誤的。于是就以軍委的問題為焦點，加劇了紅四軍黨内本已存在的有關當時軍隊的領導、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思想等問題的争論。
5月底，永定守敵省防軍第二混成旅黃月波團棄城而逃。紅四軍開赴永定的湖雷、金豐等處遊擊。前委與軍部駐湖雷。
在湖雷的前委會上，有些人對前委領導提出很多意見，并要求恢複正式的軍委。會議對黨的工作範圍、黨的組織指導的原則展開了争論。
主張設立軍委的意見是：既有四軍，就要有軍委；建立軍委是完成黨的組織系統。這些意見指責前委“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包辦了下級黨部的工作”、“代替了群衆組織”，甚至指責前委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的傾向。
反對設立軍委的意見是：贛南、閩西的蘇區尚未發展，地方工作不多，領導工作的重心還在軍隊，“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于作戰，不必要重疊的機構。這些意見批評了硬要成立軍委實際上是“分權主義”。
争論結果，意見未能統一，相反地，争論擴大起來。
問題的症結在于：當時的紅四軍，雖然堅決走工農革命的道路，走武裝鬥争的道路，英勇善戰，百折不撓，但的确存在着不少非無産階級的錯誤思想。由于官兵中許多人是從舊軍隊脫胎出來的，必然帶着舊思想、舊習性。
他們習慣于“軍官權威”，不習慣黨的領導；他們樂意“流動遊擊”、“走州過府”，不樂意做艱苦的根據地群衆工作。另一方面，由于紅軍的大部分是農民出身，自由散漫、無組織無紀律的作風也随而來。因而，在當時部隊中，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極端民主化等等錯誤思想确實是存在的。
問題在于黨和軍隊的領導人如何對待。
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幹部，在總路線上是一緻的（見毛澤東在1944年3月15日緻華中局電）他們之間的争論，在于黨怎樣領導軍隊，軍隊的農村武裝鬥争怎樣進行。
充分重視部隊政治建設和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的領導幹部，對部隊的各種非無産階級思想采取從嚴糾正的态度，主張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思想教育，加強組織紀律性，主張在敵情緩和時分兵發動群衆。
有的領導幹部側重于軍事鬥争，主張在敵情緩和時分兵遠出遊擊，對于部隊中“軍隊隻管打仗”的觀點、流寇思想、軍閥殘餘，以及破壞政策紀律的現象就采取從寬對待的态度；有的領導幹部對新型革命軍隊的民主主義有誤解，主張實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反對所謂“自上而下的家長制”，更容易助長部隊的極端民主化思想。
毛澤東在1929年6月14日的一封信中，對争論的問題作了充分的闡述，大部分在後來古田會議決議中得到紅四軍全黨的重視和認可。
但是在1929年6月，争論的雙方各持己見。臨時軍委堅持要搞偏于軍事觀點的一套，因而堅持要“分權”。這就使前委無法統一領導，不好工作。
前委6月8日在白砂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讨論了成立正式軍委的意見，以及相反的意見――目前不要設立軍委一級黨部、臨時軍委應撤銷。表決時，41人參加的前委擴大會，以36票對5票的壓倒多數通過了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這樣，劉安恭擔任的臨時軍委書記一職自然免去。政治部主任一職後來也由陳毅接替。
前委擴大會議決定召開中國共産黨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簡稱“七大”）。大會原定計劃是通過總結過去鬥争的經驗、統一思想認識，解決紅軍建設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以進一步提高紅軍的政治素質和戰鬥力，更好地擔負起創建發展農村根據地的偉大革命鬥争任務。這無疑是必要的，當時集體決定召開“七大”，目的和願望無疑是好的，是想統一認識，解決分歧，結束争論，加強團結，以利革命。但是在當時，解決問題的條件不成熟，指導思想也存在着缺點，前委把各方面的争論意見原文印發給各黨支部，并号召“同志們努力來争論吧”，就有“自己不先提辦法，而交下級自由讨論”、“公開提到群衆中沒有指導的任意批評”（中共中央“九月來信”）的傾向。前委還決定由陳毅代理前委書記（陳毅：1929年8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彙報記錄稿）。這樣，陳毅勢必擔負起主持籌備“七大”的重任，要統一黨内意見，起草前委工作報告，并保證大會能夠順利進行不緻分裂。對于28歲的陳毅來說真是十分艱巨的任務。
前委成員們每天交換意見，陳毅日夜工作。
由于蔣介石令福建的陳國輝、張貞、廣東的蔣光鼐和江西的金漢鼎務必于半個月内向閩粵贛3省邊界地區集結兵力合力剿滅閩西紅軍，紅四軍便先行動作，乘陳國輝旅返回龍岩喘息未定，在閩西群衆支援下于6月19日三打龍岩，攻占縣城，殲敵約2000人。陳國輝混入亂軍中才得以逃命，從此一蹶不振。
環境又暫得穩定。6月20日、21日，前委擴大會在陳毅主持下讨論修改并通過了準備在“七大”作的工作報告。
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龍岩城一所中學内召開。
出席這次大會的除了前委委員及大隊（相當于連）以上黨代表外，還有部分軍事幹部和士兵代表，約四五十人。
陳毅為大會主持人之一。他代表上屆前委作了工作報告。據大會的參加者傅柏翠、江華、肖克等回憶：會場空氣緊張熱烈，有什麼意見都可以講。
代表們對幾位領導人提出很多意見。有些意見是中肯的，但有些意見偏激誇大。
代表大會開了一天，其成果集中表現為大會通過的《紅軍第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這是紅四軍黨的集體創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陳毅當時的政治思想水平。
決議首先企圖回答的是過去的政策中的重大争論的問題。其中最關緊要的是要不要根據地及如何建立、鞏固和擴大根據地。這個問題關系到紅軍的性質和任務，牽涉到“保守主義”，“逃跑主義”，“流寇思想”以及單純軍事觀點。“七大”決議批評了1928年7月開往湘南，有“農民意識的回家觀念，避免邊界鬥争的逃跑主義，是不對的。”決議對井岡山時期的一些曆史問題和紅軍實行的一些制度的結論，基本上也是正确的。如“地方武裝與紅軍武裝應同樣擴大”；“宣傳兵制度??是紅軍非單純打仗的工具的特征之一”，反對“宣傳兵制度”的偏見“非糾正不可”；“士委制度?是絕對正确的”等。決議還認為“毛同志所指出的偏于軍事觀點，不注意地方的武裝，湖南軍事行動之錯誤??及其他腐敗思想，這些都是對的，的确有些同志犯這個錯誤毛玻”在黨對軍隊的領導方面，決議否定了在前委之下再設立一個軍委的意見，認為這确系機關重疊，無再設軍委之必要。決議并說“規定前委隻讨論行動問題，這是臨時軍委的錯誤。”決議還指出：“黨代替群衆組織，完全不是事實”；說前委包辦了下級黨部的工作，“失于武斷、不合事實”；所謂前委領導是“書記專政”，則“純屬偏見”。
但是，決議對于“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的主張、對于部隊中确實存在的流寇思想，都沒有給予批評。對于争論的不少問題，都作了折中平衡、息事甯人的批評和回答。可惜的是，毛澤東曾向大會提出了關于堅持和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克服紅軍中正在滋長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各種非無産階級思想的正确主張，未被大多數代表所接受，因而未能充分明确地寫入決議，“七大”也就未能“從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線”（中共中央“九月來信”），未能完全解決存在的分歧，這也是客觀的曆史局限性所決定，并非任何個人的主觀意志所能轉移。
最後是改選前委。陳毅當選前委書記。
“七大”決議規定：改選結果的“這個決定須呈報中央批準”，在批準前可以開始工作。“七大”決議案包括改選結果和有關重要材料于會後不久即送中央。
“七大”對于紅四軍長期存在的争論，隻是作了一次展開，隻是部分地解決了一些問題，問題的展開對于以後解決問題是必要的、有益的，但不是問題的解決。陳毅自己也認為，大會通過的決議案隻是一個折中的決議案，“并沒有把問題徹底解決了”，就是寫到決議上的一切，都還有待于中央的指示和批準。所以他在1929年9月1日寫給中央的報告中稱：“靜待中央派人去主持，所謂前委，隻是一個‘過渡内閣’。”
第五節 黨中央“訓練班”
以陳毅為書記的“過渡内閣”在6月底7月初的工作重點是閩西。新的前委決定仍在閩西遊擊和建立根據地。前委書記于7月9日寫了關于閩西情況及前委的工作計劃向中共中央報告：“目前江西、福建正預備着會剿朱、毛（注：紅四軍仍以朱德為軍長，毛澤東為黨代表），我們應以極努力發動閩西群衆以對付将來到之鬥争局面，此時贛南、東江敵有重兵我們不能去，隻有在閩西堅決奮鬥，從7月起我們即以這目的開始閩西工作布置。”
前委并同意毛澤東的提議讓毛澤東暫時離開軍隊工作到閩西地方作調查研究并指導閩西的工作。毛澤東乃于7月8日與賀子珍、黃琳、蔡協民、曾志等同往閩西特委所在地皎洋。
不久，接到中央來信，要紅四軍派領導幹部去上海參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軍事會議，彙報紅四軍情況（中央政治局1929年6月12日讨論前委4月5日信時說到“常委已通過召集一個軍事會議，朱、毛處應來人。”）。
前委全體成員便在蚊洋開會，毛澤東也曾到會。前委決定陳毅去上海向中央彙報，乃由朱德代理前委書記。
會後，陳毅在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陪同下，經上杭、龍岩到廈門。在廈門候船期間，陳毅受到中共福建省委書記羅明的接待，陳毅向省委作了彙報并讨論了發展閩西鬥争的問題。
在廈門，他給在上海擔任四川軍閥劉存厚的少将代表的胞兄陳孟熙發了一信，說他将乘香港英國輪船到滬，并告以大緻船期。
當時，堂兄陳修和也在上海兵工廠任職。他們自武漢分别以來雖然各奔前程，陳毅判定他們依然會尊重各自的信仰，給他方便和掩護。
陳毅乘船到達香港，同中共廣東省委接上頭，見到了留法老同學、廣東軍委書記聶榮臻和中共中央派赴廣西路過香港的鄧小平。
英國輪船經幾晝夜航行于8月下旬抵達上海時，黃浦江邊租界碼頭氣氛緊張，搜查異常嚴格。陳毅正打算擠到人流中去乘亂下船，忽然發現兩位兄長已經登船，正在延頸尋人。相見後，修和、孟熙立刻示意他緊随他們下船上岸。兩位兄長一式西裝革履，胸佩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徽章，氣宇軒昂。
陳毅衣着也得體，象個廣東來的技術工人。當他們随着人流穿過碼頭稽查線時，沒有警察攔問。
已經安排陳毅住英租界四馬路新蘇旅館，開了一個有裡外間的客房，陳孟熙住外間，陳毅住裡間。陳修和則回兵工廠，常來關照。兄長們備好西裝全套，警備司令部徽章一枚。
陳毅很快同中共中央機關接上頭，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報告了紅四軍“七大”情況。這位一同勤工儉學、一同被押送回國的老同學聽完便表示：他會盡快向政治局報告，并要陳毅盡快寫好幾種上報的書面材料。在這次會見中，陳毅才得知：就在他抵達上海的前兩天，由于叛徒的出賣，陳毅的入黨介紹人中央軍委委員顔昌頤，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農委書記彭湃，中央常委、軍事部長、對紅軍農村武裝鬥争情況熟悉并有卓越見解的楊殷以及正與他們一起的邢士貞、張際春于8月24日下午4時許同時被捕。
陳毅好幾天深居簡出，趕寫材料。李立三在8月27日向中央政治局扼要報告了與陳毅談話的内容。會議決定召集臨時政治局會議，由陳毅出席作一詳細報告。
8月29日，專為聽取陳毅報告而召集的政治局會議在上海一處秘密所在召開。出席的有總書記向忠發及政治局成員李立三、周恩來、項英、關向應，陳毅作了全面而詳細的報告。鑒于紅四軍的經驗和問題極為重要，政治局決定以李立三、周恩來、陳毅3人組成一委員會深入讨論審議，提出決議到政治局讨論通過。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召集（周恩來是中央軍委書記、軍事部長）。
9月1日，陳毅寫完了李立三代表中央要求寫的5個書面材料：《關于朱德、毛澤東軍的曆史及其狀況的報告》、《關于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關于朱、毛争論問題的報告》、《關于贛南、閩西、粵東江農運及黨的發展情況的報告》和《前委對中央提出的意見――對全國軍事運動的意見及四軍本身問題》。陳毅的口頭報告和書面報告，總的精神和内容完全一緻。他襟懷坦白，公正無私，如實地反映了紅四軍各方面的詳情，對紅四軍的戰略戰術、組織編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鬥争藝術都作了準确的叙述，因而中央在1930年初把《關于朱德、毛澤東軍的曆史及其狀況的報告》發表在中央出版的《中央軍事通訊》創刊号上，并指出：“這是很值得我們寶貴的一個報告”，很多寶貴的經驗“都是在中國‘别開生面’”。
從8月底起，李立三、周恩來便一次次地到陳毅的客房來聚會，他們都閱讀了陳毅所寫的報告，然後來和陳毅一同讨論。他們在陳毅房中一談幾個小時。陳孟熙就在外面擺弄圍棋擔任望風，有時與陳修和對奕，空氣更為閑逸。他倆和李、周都認識，或是法國勤工同學，或是黃埔師生，所以相見十分自然。
早在接到紅四軍前委于7月9日寄出的“七大”決議案及其他文件之後，8月13日，中央政治局就讨論決定由周恩來起草一信，提交政治局讨論。
周恩來起草的信是8月21日由中央政治局通過發出的。這封信很重要，對于紅四軍黨内争論中涉及的一些原則問題作出了比較全面正确的回答。8月份的這些回答，在李、周、陳的9月讨論中，當然要起重要作用。把全國形勢、中央指示、毛澤東的幾封重要信件和陳毅全身心參與的紅四軍的實踐結合起來，對于陳毅就發生了巨大的作用，使他的思想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得到提高，甚至得到飛躍。陳毅在多年後曾幾次對跟随自己工作的同志說，到上海黨中央兩個月，等于上了兩個月的訓練班。
“九月來信”是在周恩來主持下，3人讨論，由周恩來代表中央委托陳毅執筆起草的。
從8月21日信到“九月來信”，内容中最重大的問題是紅軍（朱、毛紅軍是其中佼佼者）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以及朱、毛紅軍在全國的影響。8月21日信已有“現在朱、毛紅軍對于全國的政治影響較對于閩西一處大的多多”；“九月來信”更有“紅軍第四軍??在全國政治局勢中有極大影響”。
紅軍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估量，過去以及後來的一段時間内，都隻說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重要力量之一。1930年有的文章中，有寫為“主要條件”、“主要工具”、“最重要因素”的，據查對，都是後來公開出版時修改而成，原件隻是“重要條件”、“重要工具”、“重要因素”，并無“主”字和“最”字。
這樣，1929年“九月來信”中所寫的一段話就很值得注意：“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産物。”
陳毅過去沒有表達過這樣的思想，李立三、周恩來也沒有，周恩來不久前（6月12日政治局會議）在讨論朱、毛問題時還說：“目前中國割據的形勢是有的，問題是要有城市的領導。城市工作一旦發展，割據局面一定可以發展到固定的方面。”李立三則一直主張“城市中心論”，到1930年3月他還發表一篇《城市頭腦論》，更加強調這種觀點。而在“九月來信”中的這種“先”、“後”的提法，雖然含義不很精确，卻顯然是從大局上戰略上意識到一種階段性與因果性的關系，把農村紅軍看成取得城市政權的主要原因了。（當然，所謂“農村紅軍”，隻是簡略的說法，它實際上就是紅色武裝割據，除紅軍外，還包括着農村的人民群衆、革命根據地、蘇維埃政權和領導這一切的黨。）這隻能來自陳毅親身參加的由毛澤東、朱德領導的實踐，而在中央“訓練班”的集體思考下得到飛躍。因此，陳毅當然更加熱愛和珍惜他參與創建的紅四軍，更容易接受中央對“七大”的批評：“誰固執着自己小資産階級的成見，誰便是破壞這艱難困苦轉戰千裡的革命組織”，也就會更親切地懷念共同為此而奮鬥的毛澤東、朱德。
8月21日信和“九月來信”所強調的第二個重大問題是紅軍的根本任務。
8月21日信尖銳地指出：“誰忽視了這一點（即紅軍負有發動群衆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使命），誰便要将紅軍帶向流寇土匪的行徑。”陳毅執筆的“九月來信”便将紅軍的基本任務定為：“一、發動群衆鬥争，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實行遊擊戰争，武裝農民，并擴大本身組織；三、擴大遊擊區域及政治影響于全國。”這樣，加上紅軍與地方武裝應同時擴大，糾正“好槍不發給地方，壞槍盡數送給農民”的不良傾向等等，“七大”沒有充分強調反對單純軍事觀點的缺點就明顯地有所改正。
再一個重大問題是紅軍分散與集中的戰略問題。在這一方面，周恩來先後起草或修改過“二月來信”，4月4日的信，6月12日“堅決改變此（紅軍分散）原則”的信。直到如今，在“九月來信”中寫上了“絕不能把紅軍四軍分成幾路各不相屬的部隊，這樣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紅軍四軍分小，化成無數的遊擊隊而不相聯屬。兩者都是取消觀念，皆原于對政局的估量不正确，恐懼反動勢力穩定，紅軍會被消滅，才發生減少目标各個自了的右傾思想。這種傾向于紅軍發展及對全國政治影響有極大危險。”親自經曆這戲劇性轉變的周恩來、李立三，當然會告訴陳毅6月12日他們讨論前委（毛澤東）4月5日來信的情況，以及寫上這一段的意義，除了有助于解決紅軍中某些幹部存在的此種錯誤思想外，實際上也是中央對此的自我批評。
隻有在這時候，陳毅才更能體會毛澤東政治上的大智大勇。
以上這些重大問題，正是當時紅軍與階級敵人艱苦鬥争的政治路線的主要内容。從這樣的高度看問題，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小團體主義等等就比較容易在思想上解決。保證紅軍在黨的絕對領導下鞏固發展的偉大意義也更加清楚了。
在組織路線方面，身為中央組織部長、起草中共“六大”的組織決議案的周恩來，當然更熟知組織原則。“九月來信”在堅持黨委的集中統一領導的前提下，黨如何通過軍政部門和軍政首長實施領導作出了指示：“黨隻能經過黨團作用作政治的領導。目前前委指揮軍部、政治部，這是一個臨時的辦法，前委對日常行政事務不要去管理，應交行政機關去辦，由政治委員監督”。“黨對軍隊的指揮盡可能實現黨團路線，不要直接指揮軍隊，經過軍部指揮軍事工作，經過政治部指揮政治工作。??黨的系統，軍事系統，政治系統，要弄清楚。”可以看到，後來的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在這裡已有比較明确的規定。後來凡是執行得好的都得益。相反，實行書記專政象張國焘，其錯誤就無可遏止不斷膨脹。
對于集權制與家長制，8月21日信和“九月來信”都明确地斷言“在紅軍中黨的組織原則，尤其是目前環境中之紅軍黨的組織原則，必須采取比較集權制，才能行動敏捷，才能便于作戰，才能一緻地戰勝敵人。”‘黨的一切權力集中于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确的，絕不能動遙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絕不能先征求下級同意或者不作決定俟下級發表意見後再定辦法??這就是極端民主化發展到極度的現象。前委在前次黨的争論問題，即表示這個弱點，這是一個損失。”
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九月來信”也提出糾正一切不正确的傾向。那主要是指“右傾思想如取消觀念、分家觀念、離隊觀念與縮小團體傾向，極端民主化，紅軍脫離生産即不能存在等觀念”。與後來毛澤東起草的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之一的《關于糾正黨内的錯誤思想》相對照，着重點和分量都大不相同。這反映在起草“九月來信”時中共中央以及陳毅對部隊中的錯誤思想估量不足，特别是對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思想有大力糾正之必要認識不足。
“九月來信”十分嚴肅地指出了紅四軍“七大”及前委擴大會處置的缺點及其危害，并決定“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這就從路線的高度來肯定了毛澤東的領導。
“紅軍是生長在與敵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應是對付敵人。前委??沒有引導群衆注意對外鬥争，自己不先提辦法，而交下級自由讨論，客觀上有放任内部鬥争關門鬧糾紛的精神，前委自己鑄成這個錯誤，這是第一點。第二，沒有從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線，使同志們得到一個政治領導來判斷誰是誰非，隻是在組織來回答一些個人問題，這是第二個缺點。第三，這次擴大會及代表大會的辦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權力，客觀上助長極端民主化的發展。第四，??沒有顧及他們在政治上的責任之重要，公開提到群衆中沒有指導的任意批評，??這樣不但不能解決糾紛，而且隻有使糾紛加重。”
這樣一段文字是陳毅自己逐字寫在“九月來信”中的。這樣高水平的要求，特别是“從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線”的要求，“七大”時的陳毅是達不到的，但是他現在承認應該如此。通過一個月的讨論、思索、總結，他确實感到了毛澤東在政治路線方面的遠勝同輩的睿智勇敢和堅定正确，使他毫無抵觸地參與确定并親筆寫下了“仍為前委書記”。
陳毅堅決地接受中央的委托，回紅四軍去向有關同志做好解釋說服的工作。因而中央政治局在9月28日讨論通過這份《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時，特在後面加上一段：“凡此各項，概指其大要，詳細解釋及具體辦法已向陳毅同志面談，當由其口達前委及全軍同志。”
①
10月初，陳毅又象堅決迫趕南昌起義軍一樣，堅決地趕回紅四軍，他要把已經逐步上升到理性認識的紅軍初創時期的實踐經驗，再運用到新的鬥争中去檢驗、提高。
①“九月來信”全文刊載于1990年4月第1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卷（中央檔案館編，公開發行）。
第六節 堅決糾正錯誤思想
陳毅在1929年10月1日離開上海，4日到香港，6日過汕頭，11日到達中共東江特委所在地，與特委開會研究中央指示紅四軍進入東江的工作。
他繼續北行，走梅縣南部山區，繞過梅縣，一路了解敵軍兵力的分布，當他意外地在梅縣到蕉嶺的路上與正向南開進的紅四軍第一縱隊相遇時，才知軍部現在松源。陳毅立刻趕去松源與朱德見面。
陳毅首先詢問毛澤東的近況。朱德告訴他養病尚未回來。10月初召開的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有許多個支部提議請毛澤東回來主持前委工作，由彭枯、郭化若起草了一信請毛回來。毛回信說不能回來。他反對敷衍調和、模棱兩可的“陳毅主義”，不打倒“陳毅主義”他不回來。
這消息對陳毅當然震動很大。但此時的陳毅已是黨中央“訓練班”畢業了的，他已真誠地承認自己有調和折中的錯誤傾向，“陳毅主義”雖然主觀上是為了維護黨内團結，但沒有支持正确主張，實際上壓抑了正确主張。他這次回來，就是為了糾正這種錯誤傾向所造成的、“沒有從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線”的不良後果。因而，陳毅表示：毛澤東所說的“陳毅主義”是非無産階級的東西，他自己也要和同志們一起打倒這個“陳毅主義”。後來他在11月4日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也明确地如此寫了。
陳毅這樣說，也這樣做。他當即向朱德原原本本地詳盡地介紹了在黨中央所見所聞所感受所讨論所決定的一切。當天夜裡，前委召集會議，由陳毅正式傳達中央“九月來信”，并詳細作了解釋談了具體辦法。會後，陳毅派專人把中央“九月來信”送去蚊洋給毛澤東，并附自己一信，促請毛澤東回前委工作。陳毅和好幾位前委委員談話，他還直接向紅軍官兵廣為宣傳中央指示的精神。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在主持前委工作期間有缺點錯誤，“七大”沒有開好需要公開檢讨的話，“這個檢讨我來作”。
前委及軍部機關即随部隊向梅縣前進，陳毅随軍南下。在此以前的10月初，陳銘樞、陳濟棠争奪廣東地盤的戰争爆發了，贛敵乘機向閩西進逼。
中共中央指示紅四軍進軍東江（陳毅此時離上海在歸途中）。紅四軍前委就決定到東江。當時有兩種意見，一種主張兵貴神速，立即挺進到梅縣一帶；另一種主張逐漸推進，先在閩粵邊界分兵做群衆工作。前委采取了第二種主張，于是“遲遲不前”。後來第二縱隊在峰市爐下壩擊潰敵軍兩個營（但是二縱隊長劉安恭在此戰中犧牲），一縱隊在松源打敗敵軍1個營，氣勢很壯，紛紛要求到梅縣。事實上梅縣敵兵甚少。陳毅從上海回來，10月中旬過梅縣時，也了解到松口敵隻有2營兵，梅縣1營兵，蕉嶺1營兵，大埔1營兵，興甯1營兵。據傅柏翠、肖克等人回憶，陳毅當時認為：敵人如此分散，紅四軍若能及時集中直掃，以長驅之勢，速下東江數要地，東江勢必震動。東江群衆必大大振奮。然而，部隊南下既驚動了敵人，又分兵做群衆工作，不能迅速前進，到10月24日前委和軍部随大部隊到達蕉嶺時，實際上大好時機已失，敵人的大隊援兵已在向東江地區開進了。陳毅是能辯證地考慮問題的，他決不因為在上海進一步提高了紅軍做群衆工作的覺悟就片面突出，就忽略作戰勝利的決定性作用，他對于在戰機稍縱即逝的情況下還要分兵做群衆工作感到激憤。
到蕉嶺，當即探明梅縣無正規敵軍，僅縣警備隊相當于1個營的兵守備，乃決定直取梅縣。10月25日，紅四軍主力進占梅縣，縣警備隊紛紛繳槍潰逃。陳毅作為前委和政治部的負責人，立即投入緊張工作，與東江特委、梅縣、蕉嶺縣委籌劃成立各種群衆組織和東江革命委員會。
26日下午正準備召開群衆大會成立東江革命委員會，突然發現粵敵蔣光鼐率3個團的正規部隊于3天前啟程，現已抵達梅縣附近，其先頭部隊已向梅縣猛撲。戰火突起，全城驚亂。一部分敵軍仗着人地熟悉竟突入城廂。梅縣兩面臨水難以機動。陳毅當機立斷，乘敵人未及插到南門江邊，迅速指揮前委和軍部人員搶渡南門河，随戰鬥部隊退入梅南山區。全軍在朱德軍長沉着指揮下适時避開惡戰，安全轉移，僅亡2、傷4，斃敵50餘人。
紅四軍再次讨論行動方案，有些人主張3個縱隊分開到3個地區發動群衆。讨論結果多數人認為在強敵面前分兵易遭各個擊破，而且中央也已指示了紅四軍不應深入東江的政策；同時，又探得梅縣隻留駐敵軍1個教導團。
就一緻主張再打梅縣。這在戰略方針上是正确的。但實際上梅縣敵人不隻1個團；而且廣東軍有巷戰訓練，而巷戰卻是紅軍所生疏的。因此，紅軍黑夜運動淩晨突襲雖然得手，前鋒沖入大街，卻在巷戰中抵擋不住敵軍用手提機關槍、手榴彈等優勢火力的反擊而被迫撤到城外。當晚包圍攻城，戰至清晨4時仍打不下，而梅縣城内150名共産黨員和共青團員又沒有接應配合的動靜。若繼續攻擊，粵敵增援會使紅軍陷于被動。前委研究，根據粵軍頑強抵抗和大量增援的情況判斷，廣東戰局恐己出現不利于紅軍的發展，于是決心主動撤圍，向敵兵力薄弱的贛南轉移。後來查明戰局确已發生變化。紅軍原拟趁張發奎入粵作戰，粵敵自顧不暇的時機，在廣東東江地區發展，因張發奎遲遲不肯入粵，使得粵敵可以全力對付紅軍，繼續留在廣東極為不利。
紅四軍經平遠到尋邬，在尋部赤色區域大田鄉安置了傷病兵。此次梅縣作戰，傷亡200餘人，而上杭補充的俘虜兵逃亡甚多。在尋邬，陳毅又去信請毛澤東回前委，并開始籌備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
11月中旬，朱德、陳毅率紅四軍回閩西。11月18日，在上杭官莊的前委會議上，決定擴大閩西蘇區，确定了建立閩西政權的有關政策。11月23日，紅四軍再次攻克汀州。
在占領汀州的第四天，11月26日，毛澤東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視員謝漢秋陪同下，心情舒暢地從蛟洋到達汀州。毛澤東向朱德、陳毅等前委委員表示誠懇地接受中央的批評（“九月來信”除對前委有批評外，對朱、毛個人的工作方式等也有批評），表示願意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陳毅也誠懇地向毛澤東當面作了檢讨，詳細介紹了上海之行，并轉達了李立三對毛澤東的問候。毛澤東也說“八大”時他因為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了一些傷感情的話。這樣，“不能一朝之慨”就消除了。
11月28日，在毛、朱、陳出席的前委擴大會上，氣氛融洽而熱烈。這是半年多來第一次團結民主的會議。一緻通過三項決議：一、召集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二、用各種方法建立紅四軍的政治領導；三、糾正黨内各種錯誤傾向，掃除紅軍内部的封建殘餘制度（廢止肉刑、禁止槍斃逃兵等）。
這些積極的變化，在同一天毛澤東寫給中共中央和李立三的兩封信中躍然紙上。“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軍黨内的團結，在中央正确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陳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達到。”
在緻李立三的信中更是充滿友情地寫道：“多久不和你通訊了，陳毅同志來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月，現全好了，但精神未全複元。”從信中也可看出毛澤東對陳毅的感情已經和好如初。
但是，陳毅要和大家一起糾正錯誤的決心卻不因此而減弱。他從12月3日随軍到達新泉的當天即協助毛澤東對部隊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重點在于應該糾正的錯誤思想和如何加強與改進黨對部隊的領導。移駐古田後，工作更緊張，白天開調查會，夜間整理材料寫意見。隆冬寒夜，他和毛澤東房裡的燈光經常徹夜不滅。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大會由陳毅主持。
陳毅傳達了中共中央9月28日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并作了詳細的解釋和說明。毛澤東、朱德分别作了政治報告和軍事報告。到會代表展開熱烈讨論，發言中提出了許多切合實際的意見。陳毅還在大會上作了反對肉刑、反對槍斃逃兵的專題發言。
經過讨論和充實，一緻通過《中國共産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
“九大”決議是在中央“九月來信”的指導下聯系紅四軍的實際形成的，它和“九月來信”的精神一緻，同時又大大地豐富和具體化了許多重要内容，在“關于糾正黨内錯誤思想”方面則根據實際情況作了必要的調整和強調，内容有了很大不同，從而彌補了“七大”決議在這方面的嚴重不足。
“七大”決議雖然肯定毛澤東給林彪的信中政治觀點和軍事觀點的問題是對的，雖然在地方武裝、宣傳兵等問題上有正确的規定，但整個說來，對于單純軍事觀點的批評很不夠。“九月來信”貫穿着對紅軍根本任務的闡述，強調做群衆工作，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和蘇維埃政權，武裝群衆，因而從根本上反對了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思想；但是把“糾正一切不正确的傾向”隻列為“紅軍中黨的工作”中的第六點，其中根本沒有指出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思想。“九大”決議就不同，第一個大問題便是“糾正黨内非無産階級意識的不正确傾向的問題”，其中的第一條就是“關于單純軍事觀點”。
“九大”決議把八個錯誤思想傾向作為建設無産階級軍隊必須糾正的主要錯誤，在“黨内教育問題”中又列為經常進行教育的材料，這充分體現了“九大”決議的無産階級的戰鬥性。
對于流寇思想，“七大”決議意在調和，說“不見得這意見就是流寇思想”（按：二十九團要回湘南确不是流寇思想），但是，打進郴州後二十八團官兵的表現卻理應引起陳毅的注意。周恩來起草的8月21日信說得尖銳：忽視紅軍發動群衆，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使命，就會“将紅軍帶向流寇土匪的行徑。”但“九月來信”便隻有正面闡述紅軍的根本任務而沒有對流寇思想的批評了。“九大”決議把“關于流寇思想”列入“八個錯誤思想”之一，是對“七大”決議的糾正，是對“九月來信”的補正。
“九大”決議在黨對軍隊的領導上下再為中央已明确否定了的“黨管一切”、“家長制”、“書記專政”等作分析讨論，而是在“黨的組織問題”、“黨内教育問題”、“紅軍宣傳工作問題”、“士兵的政治訓練問題”等方面具體詳細地定出章程作出規定，從而使從舊軍隊轉變過來不是太久而文盲占絕大多數的中國工農紅軍有了一個貫徹無産階級及其政黨領導的切實可行的法規。雖還沒有寫定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文字，但是這部法規中無論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紅四軍都在黨的絕對領導之下，而黨委又不包辦代替軍政機關的工作。這顯然和“九月來信”的精神是一緻的。
“九月來信”最有決定性的“精神”，還在于由毛澤東仍力前委書記。
選定毛澤東為紅四軍黨的核心，這是中央指示最英明之點。這一點，中央政治局8月13日、27日讨論中都沒有，隻說“組織問題要解決”，8月21日信當然也不會有，隻有“九月來信”才作了這一明确的認定。“九大”決議和“九月來信”最根本的一緻正在這裡。
“九大”選舉毛澤東、朱德、陳毅、李任予、黃益善、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宋裕和，田桂祥為前委委員，楊嶽彬、熊壽祺、李長壽為候補委員，毛澤東為前委書記。
毛澤東已回前委任書記，與錯誤思想作不調和鬥争的決議也已通過，陳毅回四軍的任務完成了。今後怎麼辦呢？在上海時，鑒于他卷入矛盾很深，中央組織部曾征求他的意見，是否到鄂豫皖或廣西正在醞釀組建的紅七軍工作。他回答說：還有一件事沒辦好，沒有把毛澤東請回來，等辦好這件事再考慮工作問題。如今，他向前委書記毛澤東談起自己的工作問題了，毛澤東不假思索他說：你哪裡也不用去，就在這裡。
陳毅便繼續留在朱毛紅軍工作，至于幹什麼，他向來是不介意的。
二十五年後，譚震林在1954年4月2日的華東局擴大會議上發言說：“我覺得陳毅同志在我們黨内對黨有三次貢獻。一次是三河壩。假如那個時候沒有陳毅同志作核心，保持力量，後來回到井岡山，而井岡山隻有秋收暴動那一點力量，很難存在。這個功勞除了朱德就是陳毅同志。第二，七次大會到九次大會之間是中國革命很重要的關鍵，雖然犯了囗囗路線的錯誤，但是如果沒有他到上海把中央的精神帶了回去，中國今天究竟怎麼樣就很難說。從七次大會到九次大會的開始，除了毛主席之外主要是他。”（按：第三是黃橋戰役打開華中抗日局面）1959年8月陳毅曾向來訪者談起紅四軍“九大”以後他的經曆，談得太簡略，事實上，有幾點是應該記載的。
回江西，他和毛澤東同行。翻越雄偉的武夷山時，毛澤東接到黃公略派人送來的信，報告說正籌建工農紅軍第六軍。毛澤東征詢陳毅的意見：為了實現争取江西兼及閩西浙西的割據計劃，需要更多紅軍，毛澤東初步設想請陳毅去負責紅六軍。不需要立即回答，考慮成熟再談。陳毅卻當即表示願意受命。
陳毅雖沒有參加“二七”會議，但被選為前委的委員。“二七”會議是紅四軍前委，五軍、六軍的軍委和贛西南特委的聯席會議。選出的前委委員有毛澤東、郭貞（贛南）、曾山（贛西）、王懷（湘贛）、方志敏（贛東北）、朱德、潘心源（中央巡視員）、黃公略（六軍）、劉士奇（贛西南）、彭德懷、譚震林、陳毅、鄧子恢、張鼎丞（二人為閩西）、袁國平（五軍）、李文林（贛西南、紅二團）、滕代遠（五軍）。從這陣容就可看出，這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委所領導和管轄的部隊和地區，己為後來中央蘇區勾劃出輪廓。
“二六”會議以後，前委決定陳毅力紅六軍政治委員，紅六軍軍委書記。
紅六軍轄三個縱隊。一縱隊長何武東，政委李韶九；二縱隊長羅炳輝，政委王如癡；三縱隊長徐彥剛，政委劉作述。每縱有八九百條槍。在黃公略、陳毅率領下，六軍二縱隊曾配合紅四軍主力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一次圍攻。先在富田以北之水南全殲獨立十五旅兩個營；次日又與獨立十五旅激戰竟日，将其擊潰，俘敵1600餘人，殘敵倉皇逃往贛州。至此，陳毅在新的崗位上開創了新的局面。他和黃公略、羅炳輝相處特别融洽。
第七節 血的教訓
然而從1930年仲春開始一直到1934年中秋，整整4年半時間裡，中共中央先是開始了李立三的盲動，接着又被王明、博古“左”傾機會主義所統治。陳毅經常身不由己，雖然工作一直積極努力，但成果難評。
1930年4月間，中央給前委的信中即嚴厲批評邊境割據、争取江西“在目前是極端錯誤的了”，而“猛烈的擴大紅軍與堅決的向中心城市發展，是紅軍當前最主要的任務。”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中央還先後制訂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6月中下旬陳毅到汀州參加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聯席會議後，根據中央精神，前委将紅四軍、紅六軍（不久改為紅三軍）、紅十二軍整編為第一路軍（後改稱第一軍團），由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6月底，進入贛南後，前委決定将陳毅調離紅三軍，留在贛南組建紅二十二軍。
1930年7月，紅二十二軍在信豐宣告成立，軍長陳毅、政治委員邱達三。
全軍編5個縱隊，有槍2000餘，這是在贛南原有的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等縱隊和贛南獨立師的基礎上編成的，歸屬一軍團建制。
紅二十二軍成立後，陳毅在組訓部隊的同時，還以很大精力參加土地革命的工作。他在信豐、興國、于都等地調查研究，幫助總結經驗。在贛南地區召開的南路擴大會上他還提出了馬上分田割禾、抽多補少的“八個綱領”，并參與了土地法的制訂。
陳毅率領二十二軍當時突出的任務是發動群衆配合部隊拔除“白點子”。
那是一些留在蘇區内部有堅固城堡和頑固武裝的地主據點。這些釘子的拔除，對鞏固根據地、深入發動群衆很有好處。
陳毅很重視幹部的培訓，他在信豐縣的黃泥排、犀牛和信豐城内先後辦起了紅二十二軍幹部學校，親任校長，為二十二軍及地方武裝培養骨幹。在幹部學校，他結識了女學員肖菊英，後來并與她結婚。
此時前方的戰事在錯誤路線下步履艱難。
毛澤東一開始就在行動上抵制進攻中心城市的錯誤路線，沒有用主力強攻南昌。
紅五軍、紅八軍組成的紅三軍團在彭德懷指揮下打進長沙，旋即撤出，并與紅一軍團在湖南浏陽的永和市會師。
在永和市，一、三軍團前委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成立第一方面軍和總前委，毛澤東任總前委書記，總政治委員，朱德任總司令。
一方面軍又奉中央命令再攻長沙。總前委書記毛澤東于8月24日緻信贛西南特委并抄轉陳毅、伍中豪：“贛西南預備軍須在信到半月内選1萬人到長沙來，信到2月内再送2萬人，總之愈快愈好”，陳毅努力配合，大量的預備軍招之即去。但是，在錯誤路線的支配下，這些活生生的預備軍，換得的隻是血的教訓。
血的教訓隻是開始，此後4年中，血的教訓太多了！
紅一方面軍攻打長沙不克，返回江西。10月初，師指吉安。陳毅奉命率二十二軍北上，配合攻吉作戰。守敵鄧英所部乘夜潛逃。紅軍未經激戰進占吉安。10月7日，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在吉安成立，主席曾山，陳毅為53名政府委員之一。
1930年10月，蔣馮閻大戰結束，蔣介石即開始了對紅一方面軍的第一次“圍剿”。敵軍由北向南，分進合擊，企圖以10萬兵力将紅一方面軍消滅于袁水流域。
大敵當前，決戰在即。但是，在中央的“左”傾思想指導下，全國各蘇區從地方到紅軍的肅反擴大化也大規模地展開了。
10月14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稱：“贛西南黨、團、蘇維埃政府的領導機關，多數為AB團所充塞”，必須“來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這一危機”。10月26日總前委與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簡稱省行委）發出指示，“現在贛西南的黨内和團内充滿着富農反革命”，必須“改造全部黨的組織，重新建立，不使有一個富農反革命分子（AB團）留在贛西南的黨内團内”，“嚴厲的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此後，打AB團的活動即全面展開。
紅二十二軍當然也奉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