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蒙難
當風暴襲來的時候
1965年12月6日，賀龍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到上海去開會。
以往通知開會都同時告知會議内容，可是這次沒有。前不久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加強東南沿海戰備的通知，賀龍以為會議可能與此有關，臨走前，秘書問他要帶什麼材料，他說帶上作戰地圖。到了上海以後，才知道會議是“要解決羅瑞卿的問題。”
賀龍與羅瑞卿，一個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一個是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兩人不僅工作聯系密切，相知也很深。賀龍絕不相信羅瑞卿這個鐵骨铮铮、對黨忠心耿耿的漢子竟然會反黨。賀龍聯想起了不久以前發生的一件事：11月初，軍委直屬機關按照林彪的安排批判軍委辦公廳主任肖向榮。31日，會議将要結束時，會議主持人跑來對賀龍說：“賀總，現在正在批判肖向榮，肖的後台是羅瑞卿。”賀龍問：“根據是什麼？”主持人說：“一次，一位外國的國防部長來訪，羅聽說他不愛看打仗的片子，就說：‘不愛看戰争片，怕見流血，還是國防部長呢？！’羅說這話，就是暗指林總，說林總不能當國防部長。”賀龍又問：“還有别的根據嗎？”主持人說：“沒有了。”
賀龍說：“如果你們沒有别的根據，就不要胡亂猜疑了。羅是扛大旗的，是擁護毛主席、擁護林總的。說他反林總，這是不可能的事，你們不要往那方面去想”。但是，過了兩天， 12月2日，那位會議主持人又來了，一坐下來就哭。賀龍不知他為什麼要哭，不耐煩地說：“哭什麼？有什麼事就說嘛！”
主持人說：“賀總，還是上次那件事。馬上要出簡報了，簡報裡還是要寫上肖的後台是羅瑞卿。”賀龍生氣了，大聲說：“我上次不是說了，你們不要往那方面去想嘛！”主持人說：“那不解決問題。我現在聽你一句話，你能不能擔保羅瑞卿沒有問題？”賀龍說：“我可以擔保羅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絕不會反黨。”主持人又問：“你這話能不能傳達？”賀龍斬釘截鐵地說：“我既然說了，當然就可以傳達！”
此事剛過6天，中共中央就召開了這個批判羅瑞卿的會議。賀龍敏銳地感覺到，這次會議非同尋常，有可能牽連到自己。
在上海，賀龍被安排在興國路1号的1座平房裡，距劉少奇的住處不遠。
會議第一天的晚上，劉少奇、王光美夫婦來訪。恰好李井泉也在座。談到這次會議時，劉少奇問賀龍：“事情真有些突然。賀老總，你是管軍委日常工作的，這件事你事先知道嗎？”賀龍說：“我也是剛知道。”劉少奇又問李井泉：“你呢，事先知道嗎？”李井泉說：“我也不知道。”劉少奇沉默了一會說：“這麼說，咱們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第二天的會議，主要是葉群，還有林彪安排的幾個人發言。開會回來，賀龍對薛明說：“今天，葉群一個人在會上就講了好幾個鐘點，中間還不斷地插話。”“她說了羅瑞卿那麼多壞話，有的離奇得很。你看葉群說的那些，羅瑞卿真的會做得出來？不，不會的。我看葉群的話靠不祝”會議開始後的第四天，葉群突然來訪。她說林彪很關心賀總，要她來代為問好。過了兩天，薛明回訪葉群。葉群說：“1965年8月1日《人民日報》上刊登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民主傳統》一文，是林總決定用賀總名義發表的。因為林總考慮到賀總在群衆中的威望高，特别是近幾年來在國防建設上有功。”“過去我多年不到你們家，是因為怕賀總罵我，我摸不透賀總的脾氣。”“過去你說過我那麼多壞話，隻要以後不再說了，我也就既往不咎了。”
薛明說：“過去的事你我都清楚。”
葉群，原名葉宜敬，又叫葉瑾。1937年在南京時，曾在國民黨電台裡當過廣播員，在青年戰地服務訓練班與國民黨教官關系暖昧，還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舉辦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講演比賽，并向國民黨CC系辦的壁報投稿。1942年延安整風時，薛明出于對朋友的關心，曾勸葉群把這些事情向組織講清楚。這是一個共産黨員、革命戰士應有的态度。但當時已與林彪結了婚的葉群卻為此撒起潑來。薛明無奈，隻好把她拉到中共中央組織部去說理。從此，林彪和葉群一直對此事耿耿于懷。葉群在這裡說的“過去你說過我那麼多壞話”，就是指的這件事。
過了兩天，葉群又對薛明說：“我提醒你一個問題。你們的鄰居林月琴（羅榮桓元帥夫人）的弟弟是軍統特務①，你們還來往那麼密切，還把機密文件給他們看。要說你們通軍統，你們說不清。”薛明解釋說，這是總政治部的一位負責人讓送給她看的，都是一般文件，但葉群根本不予理會。
薛明将她與葉群之間的談話告訴了賀龍。賀龍說：“不能小看葉群來訪。
葉群說，她對以前的事情不記恨，難道她真的是這樣嗎？如果她真的不記恨，還會這樣念念不忘嗎？”停了一會，又說：“這次會議也不那麼簡單，他們是有更大目的的。”
上海會議從12月8日一直開到15日。在7天的時間裡，除莫須有之詞和造謠誣蔑，沒有揭發出什麼實質性的問題。然而，在會議結束時舉行的一次中共中央軍委常委會上，羅瑞卿卻被免去了軍委秘書長和總參謀長的職務。這次會議以後也不讓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了。
會議結束後，賀龍與董必武等一起到廣州休息。第二年3月，賀龍按照預定計劃到成都，并視察正在建設中的大西南鋼鐵基地攀枝花。這是毛澤東不久前交給他的任務。視察中，他翻高山、涉峽谷，深入工地各個角落，與工程技術人員一起研究規劃，讨論解決各種問題。他還不顧危險到正在施工的隧道深處，了解工程進度，向職工和戰士問好，使全體人員受到很大鼓舞。随後，又不顧疲勞視察了正在建設中的官村壩鐵路隧道工程。待他視察完畢回到北京，已經是1966年4月9日了。
不久，一場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動亂開始了。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人的所謂“反黨罪行”，制定了指導這場動亂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而後，在8月1日至12日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指名地批評劉少奇“站在反動的資産階級立場，實行資産階級專政”。同時毛澤東又寫信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對他們的“造反行動”表示“熱烈的支持”。動亂局面遂由北京擴展到全國。
賀龍具有堅強的黨性是盡人皆知的。他對黨中央、毛澤東堅信不疑，不論在戰争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隻要一聽說是黨中央的決定、毛澤東的指示，他總是堅決貫徹執行的。但是他對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怎麼也不能理解。革命一生的幹部一夜之間變成了“走資派”，戰功赫赫的将軍成了“叛徒”、“特務”，這種曆史的大颠倒，他無論如何不①林月琴的弟弟為此被迫害緻死，此冤案已于1978年以後徹底平反。
能接受。
在批判所謂“資産階級反動路線”，揪工作組時，有人将反對劉少奇的大字報貼到了王府井大街上。賀龍聽說後着急地說：“這樣做很不妥當，劉少奇還是國家主席嘛！”“把一個國家主席弄成這樣，對外影響多不好。”
當時，周恩來負責解決清華大學的問題，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參加了清華大學工作組，賀龍要薛明立即到人民大會堂去向周恩來轉達他的意見說：“解決清華問題應該和北大有所不同。要照顧到團結。”
薛明來到人民大會堂向周恩來說明來意。周恩來問：“這都是誰的意見？”薛明說：“是賀龍、李井泉，還有王任重，他們在一起研究的意見。”
周恩來問：“他們是這樣說的嗎？”薛明說：“是。”
回來以後，薛明把這一切告訴了賀龍。賀龍說：“好，見到了就好。”
當時，在天安門廣場開群衆大會，什麼人登上天安門成了政治晴雨表。
人們一般可以從某個領導人是否登上天安門和站在什麼位置上看出他政治地位的變化。8月18日，毛澤東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群衆和紅衛兵時，劉少奇、鄧小平與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上了天安門，盡管他們已在黨内受到了批判。賀龍對這樣的安排是滿意的。回來後，聽到有人說：“今天場面很大，效果也很好，就是劉少奇有點灰溜溜的。”他立即嚴肅地批評說：“你這個同志是咋個搞的嘛。一個國家主席有什麼灰溜溜的，你這樣說是不對的。”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期及會後，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連續召開黨的生活會，解決所謂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由于毛澤東已經點了劉少奇、鄧小平的名，會議越開越不實事求是，上綱越來越高。賀龍對此很不以為然。
一次，毛澤東問賀龍：“你發言了沒有？”賀龍說：“還沒有發言。”
毛澤東又問：“怎麼不講一講？”賀龍把身體挺了一挺說：“報告主席，我上不了綱噢！”
不久，生活會不開了。賀龍高興地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來看望的友人。有人問：“怎麼不開了？”賀龍說：“再開下去不得了，還要上綱！”
在此期間，賀龍和肖華談起文化大革命和怎樣看待老幹部問題，他說：“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照現在這種搞法，好象是要在黨内重新清理階級隊伍。這些老幹部為革命工作幾十年，有的幾次都差點被敵人殺頭。
他們是什麼階級，難道黨還不清楚嗎？”
9月中旬，一個被當作“叛徒”、“走資派”批判的領導幹部把他的檢查稿拿給賀龍看。檢查稿的最後提到要“炮打司令部”。賀龍看後說：“你為什麼要提炮打司令部？難道你承認你自己是資産階級司令部嗎？”賀龍自始至終都不認為黨内存在一個什麼“資産606階級司令部”，不認為在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領導人是“站在資産階級立潮，“實行資産階級專政”，更不相信那麼多領導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一天，康生碰到賀龍，問他：“你知道楊植霖這個人嗎？”
賀龍說：“我知道。”康生說：“他到僞軍裡工作，是叛徒。”賀龍反駁說：“他不是叛徒，是組織上派他去的。”1986年劫後餘生的楊植霖在談起此事時說：“事實上當時賀老總已經處在非常困難的境地，還這樣仗義執言，保護我們。這種為他人和黨的事業不顧個人安危的高尚品格，隻有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真正體會到他的特别可尊和可貴。”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會後開展了“掃除阻力，搬掉絆腳石”的“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線”運動。軍隊院校也亂起來了，一大批外地軍事院校的師生來到北京。他們與地方的“造反派”聯合起來，沖擊軍事要地，搶劫國家機密檔案，一時間，弄得各軍事機關無法工作。11月13日，中央軍委“文革小組”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大會，請幾位元帥出面做工作。出席這次會議并講話的有賀龍、陳毅、徐向前、葉劍英。在陳毅講話之後，賀龍講了話。他特他講了軍隊院校師生在大串連中要做好樣子的問題。
賀龍說：“應當發揚解放軍既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的作風，在串連途中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為人民群衆做好事”，“應着軍裝，發揚三八作風，模範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鋪張浪費，不搞特殊化”，“不洩露軍事機密，不攜帶機密文件，不攜帶武器”，“不個人單獨行動。”他特别要求軍隊院校師生“不介入、不幹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參加地方炮打司令部、上街遊行和吵架之類的活動”。這是賀龍生前最後一次在群衆大會上講話，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公開場合談如何參加“文化大革命”的講話。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這次講話，賀龍一直不相信黨内存在“兩個司令部”。他維護劉少奇、鄧小平的威信，反對“造反有理”。很顯然，賀龍與其他幾位老帥關于如何參加“文化大革命”的講話，是與林彪、江青一夥相對立的，也是對他們亂中奪權陰謀的揭露和批判，因此，自然遭到了他們的忌恨和反對。
“告我的陰狀，我不怕”
林彪要打倒賀龍，還有着深刻的曆史淵源。
1942年春，賀龍到達延安擔任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司令員。有一次，毛澤東同他談到了林彪，提到在遵義會議時，林彪表面上承認毛澤東的領導，背地裡卻經常散布不滿情緒，甚至罵娘；1938年洛川會議時，林彪不顧全大局，對毛澤東關于留兵保衛陝甘甯邊區的建議，默不表态；抗戰期間，林彪曾說與蔣介石談判時要說些好話等等。毛澤東的這次談話，後來被林彪知道了。
再加上1937年參加洛陽會議之後，在返回山西的路上，林彪曾給賀龍寫過一張紙條，說蔣介石有抗戰到底的決心，回部隊我們可以吹吹風（這個紙條，後來被賀龍警衛員洗衣服時泡壞了）。這些事情成了林彪的一塊心病，生怕會被賀龍揭出來。全國解放以後，賀龍按照毛澤東的建軍思想，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每到一地都強調駐軍應向地方黨委彙報工作，要求地方黨委認真抓軍隊；部隊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古田會議決議，把工作重點放在基層；要練為戰，不為看；要重視新式武器的研制和生産，加強國防後備力量建設。他堅持黨的三大作風，深入實際，深入群衆，調查研究，在于部問題上搞“五湖四海”。在他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軍隊各項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績，特别是他同葉劍英、羅瑞卿一起，通過推廣郭興福教學法，把全軍的軍事訓練推進到一個新階段，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贊揚。這些都令林彪十分不滿，害怕毛澤東不斷委賀龍以重任，威脅自己的地位，成為他們陰謀奪權的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在一次會議上，林彪公開表露了這一點。他說：他之所以要打倒賀龍，考慮的是“主要危險在毛主席百年以後”，怕那時，賀龍“會放炮起哄，會鬧亂子”。
1959年林彪接任國防部長以後，就在海軍、空軍等單位培植親信，打擊、陷害那些不随波逐流的幹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在這兩個單位的林彪親信乘機奪權。在海軍的李作鵬等搞陰謀活動，制造假材料，要把海軍的主要領導幹部打成所謂“羅瑞卿分子”；在空軍的吳法憲也要把反對他的幹部打成“反黨小集團”。1966年7月初，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聽取彙報後，指示要解決海、空軍的問題。
7月7日，在中央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傳達了劉少奇、鄧小平的指示：“李作鵬等搞地下活動是不對的。”賀龍雖已不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了，但他仍然直率地在會上說：“搞地下活動是第一位的錯誤。有問題擺到桌面上來，要搞陽謀，不要搞陰謀嘛。”7月11日，軍委常委讨論解決空軍問題時，賀龍在發言中批評了吳法憲，指出他在空軍的工作“隻報喜、不報憂”，“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許多都是假的。”李作鵬，吳法憲被批評，當然威脅到了林彪。為了穩住自己的陣腳，林彪在軍委常委會後提出：“海、空軍現在班子不動。”賀龍卻說：“個别的也可做些調整嘛。”林彪對此極為不滿。
8月28日，林彪把吳法憲找去，對他說：賀龍“有野心”，“到處插手，總參、海軍、空軍、政治學院都插了手”。“空軍是一塊肥肉，誰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奪你的權”。他讓吳法憲回去把賀龍“插手”空軍的情況寫個材料給他。
9月2日，林彪打電話給李作鵬說：“你要注意賀龍，賀龍實際上是羅瑞卿的後台。他??拉了一大批人來反我。軍委很快要開會解決他的問題。
你就這個問題盡快寫個材料。”
在此之前，總參謀部外事局的一些工作人員提出暫時不讓某領導幹部參加外事活動。他們的要求遭到總參黨委的反對，但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于是他們敲鑼打鼓到總參黨委“報喜”。總參作戰部部分幹部寫大字報表示支持，作戰部長王尚榮也被迫在大字報上簽了名。林彪立即抓住這件事，先是将它誣陷為“奪權”性質的行動，然後，因為王尚榮曾在賀龍領導下工作過，就誣陷說：“這是受賀龍指使的”，是賀龍“到處插手”、“奪權”的“證據”，并告訴他的親信：“你們要就此事盡快寫個材料給我。”
在總後勤部、裝甲兵、後勤學院、政治學院等單位，林彪他們也作了同樣的布置。
林彪深知，要搬倒賀龍，還必須在最忌諱的問題上作文章。葉群指使中央軍委辦公廳警衛處長宋治國在一份誣陷賀龍的材料中寫道：“賀龍親自保管1支精制進口小手槍，夜間睡覺時常壓在自己的枕頭底下，外出帶上”。
“這支槍最近兩個月又每天放在枕頭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帶在身上。”後來，又有人告密說，賀龍有支小手槍，“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放在住中南海的董必武女兒那裡，以便賀龍“借到懷仁堂開會之機，用來暗殺毛主席”。
這樣荒唐的誣陷，很快得到了澄清。有一天董必武為此事嚴肅地詢問了他的女兒。他女兒驚訝地說：“這是從哪裡說起！這支槍不是賀老總放到我這裡的，而是很早以前有一天我和幾個男孩子一起到賀老總家時，賀老總給我玩的。那還是1957年的事。”為了說明事實真相，她趕緊從箱子裡把放了近10年的那支小手槍找出來，交給了有關部門。驗槍的人發現槍栓鏽的拉不動，用了很大的勁去拉，才拉動了一點，此人笑了笑說：“這支槍根本不能用。”
然而，林彪仍然将這些誣告信連同李作鵬、吳法憲這些人寫的誣告賀龍的材料疊給了毛澤東。
9月5日上午，在中南海遊泳池休息室裡，毛澤東把林彪送來的吳法憲的誣告信交給了賀龍。賀龍看後問道：“我要不要找吳法憲他們談談？”毛澤東說：“有什麼好談的？”又說：“你不要怕，我當你的保皇派。”“我對你是了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于黨、忠于人民、對敵鬥争狠，能聯系群衆。”接着兩人談起了關于孫中山鬧革命以及護國、護法鬥争中的一些往事，談話時間很長。
賀龍哪裡知道，這次談話後的第三天，林彪就在一個“小型打招呼會”上，要大家對賀龍的所謂“奪權陰謀”“提高警惕”。
9月9日晚上，毛澤東讓秘書徐葉夫給賀龍打電話說：“經過和林彪還有幾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結了，你可以登門拜訪，征求一下有關同志的意見。”
大半生都在槍林彈雨中渡過的賀龍，最看不得在背後搞陰謀活動，他氣憤地說：“有什麼能耐擺到桌面上來嘛！背後嘀嘀咕咕算什麼本事！”又說：“哼！告我的陰狀，我不怕。”但是，他還是聽了毛澤東的話，9月10日上午到林彪住處去征求意見。
賀龍說明來意後，林彪說：“賀老總，我對你沒有意見。”賀龍說：“不，林總，總會有一點吧。”林彪停了停，好像想起什麼似的說：“要說有吧，也隻那麼一點點。就是，你的問題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後要注意一個問題，支持誰，反對誰。”賀龍笑了笑說：“林總，我革命這麼多年，支持誰，反對誰，你還不清楚！誰反對黨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對誰；準擁護黨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誰！”話不投機，倆人都無話可說，賀龍坦然起身告别。
在賀龍和林彪談話時，葉群與幾名警衛埋伏在幕後，企圖捉住賀龍暗殺“林副主席”的把柄，結果什麼也沒得到。這次談話，使林彪感到精心策劃的誣告并沒有達到“控制”賀龍的目的。于是，一個更加陰險毒辣的迫害賀龍的陰謀活動接着開始了。
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毛澤東向賀龍打招呼，請他到前面就坐。賀龍坐到了毛澤東身邊。這是賀龍生前最後一次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在西山的日子裡
1966年底，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挑唆、鼓動下，體育系統的造反派将鬥争目标集中到賀龍身上。他們分批不停地找賀龍“澄清問題”、對各種事情表态。賀龍日夜不得安甯，無法休息。12月26日，周恩來對賀龍說：“你身體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組織決定你暫時搬到新六所去祝家中的事情由我來管。”到新六所沒有多久，解放軍政治學院造反派聲稱要結隊前來揪鬥賀龍。薛明三次向周恩來告急，沒有及時得到回答。賀龍對薛明說：“有什麼了不起的事，他們是瞎胡鬧！走！我們回去和他們講理去！”路經中南海，賀龍、薛明來到周恩來的住處，他要向周恩來報告準備搬回家去祝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沒有回來，秘書為他們在西華廳搭了床，對他們說：“總理讓你們先在這裡休息，暫不要回家。”
周恩來很忙，每天都是天快亮時才能回家，沒有時間與賀龍談話。但賀龍住在他的家裡，他承擔着巨大壓力。1967年1月19日下午4時，周恩來與李富春一起來找賀龍正式談話，周恩來說：“本來這次談話還有江青同志，但她臨時說有事不來了。”周恩來告訴賀龍：林彪說你在背後散布他曆史上有問題，說你在總參、海軍、空軍、裝甲兵、通信兵到處伸手，不宣傳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後他不放心。還有，關于洪湖肅反擴大化問題，你、夏曦、關向應都有責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賀龍幾次按捺不住，站起來想說話，但沒有等他說話，周恩來緊接着說：“你不要再說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給你找個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來。”
周恩來還勉勵賀龍說：“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賀龍聽了周恩來的話，傷心地說：“我沒想到把我看成這樣的人”。
1月20日淩晨4時，賀龍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地方。這是一處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是山，隻有一條路可以出入，除了賀龍、薛明以及看守他們的警衛戰士以外，什麼人也看不到。大半輩子都是在激烈的戰鬥和緊張的工作中渡過的賀龍，驟然離開群衆，離開工作，到這麼一個荒僻的山溝裡，真是難以忍受。賀龍對薛明說：“我真不該到這個鬼地方來。别人不了解我，難道他周恩來還不了解我？看來周恩來的處境也很困難了。”停了片刻，賀龍又說：“洪湖的事可以考慮，其他事情都是林彪對我的陷害。我在舊社會見過各種人，碰到過各種主義，選擇來選擇去，最後認定隻有共産黨才能救中國。從此以後，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黨和共産主義。兩把菜刀鬧革命、北伐、南昌起義、湘鄂西、陝甘甯、晉西北，誰不知道我賀龍？毛主席不是還贊揚過我嗎？我要回去，找他們算帳。”說着，起身芽鞋，但看到門外有警衛走來走去時，又坐了下來。從此，他像一頭關在籠于裡的雄獅，整日坐卧不甯，食量減少了，睡眠也差了。
他經常思考着周恩來與他的談話，對薛明說：“說我背後散布林彪曆史上有問題，這完全是無稽之談！”“還說我到處伸手奪權，不宣傳毛澤東思想，這也是林彪一夥編造的，能有人相信嗎？”“這話聽起來厲害，實際上完全是胡扯。”“關于湘鄂西肅反，說我要負多大責任，我想不通。當時，我不是肅反委員會的委員，審訊、殺人我都不知道。”“過去，周逸群曾跟我說過，要警惕黨内有‘老雞婆’（機會主義分子）。我懂什麼是老雞婆？
參加黨才那麼幾年，政治水平隻有那麼高。”“要說我當時作為最高負責人之一，最終沒有保住像段德昌等一大批好同志，使黨的事業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損失，我是有責任的，但不能各打三十大闆，那樣是不公平的。”
他開始如饑似渴地學習，想通過學習來尋求“文化大革命”以來那些使他疑惑問題的答案。
賀龍上山以前就已掀起的上海“一月奪權風暴”，這時刮得更厲害了。
全國從上到下差不多所有的黨政組織幾乎都被砸爛或處于癱瘓狀态。大規模的武鬥此起彼伏，打、砸、搶、抄、抓之風蔓延全國，生産停頓。看到這些，賀龍憂心如焚，他對薛明說：“這是要不得的啊！連最起碼的生産都不搞了，将來人民吃什麼，穿什麼呢？！”他沉痛地回憶起1932年到1934年間，王明路線的代理人在洪湖地區錯誤地大搞“肅反”的情形。他說：“那個時候，有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誣蔑為改組派而被殺掉了??啊，一灘灘的血，真是血的教訓噢！”“把革命的同志當作敵人對待，是要不得的呀。我真擔心有人再搞這一套！”
賀龍反複學習了《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他說：“看，講得多好！要是都按照這本書上講的去做，那就好了！”一次，他看着看着猛力把書本一合說：“不對頭啊！現在矛盾都搞亂了，把自己的同志都當成了敵人。‘洪洞縣裡沒有好人’喽！”他說：“你看，按照毛主席的說法，動機與效果是統一的，但現在的情況是怎麼也統一不起來。盲目地破壞與有計劃地建設，能統一起來嗎？
對幹部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往死裡打倒與關心愛護幹部，能夠統一起來嗎？
除非他們是另一種動機，追求的是另一種效果。”他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在此期間，賀龍養成了看名單的習慣。隻要報紙上報道什麼大的政治活動，他都要戴上老花鏡，逐個看那長長的名單，每當看到一個熟悉的名字，嘴角上就挂上了笑容；發現過去和他一道戰鬥過的老幹部不見了，他就歎口氣說：“怕是又叫他們給關起來了！”不禁感歎地說起這個人在戰争年月的往事。最後又總要加上一句：“又是和我連到一起了！要是我能出去，替他說上句把話就好了！”
這年夏天，天熱少雨。一連45天每天隻給賀龍、薛明一小壺飲用水。水不夠用，他們隻好在下雨天，把水盆、臉盆甚至水杯都拿到門前去接雨水。
一次，雨下得大些，賀龍、薛明擡着盛滿雨水的盆子往回走，在上台階的時候，腳下一滑，賀龍摔倒了，扭傷了腰。劇烈的疼痛使他靠在椅子上18天不能活動，連大便也解不下來，十分痛苦。醫生不來，薛明急中生智，用那條備用氧氣袋上的橡皮管給賀龍灌腸，什麼辦法都用了，總算使賀龍的便秘有了緩解。薛明還不時緊搓雙手，使手心發熱，為賀龍熱敷，賀龍幽默地說：“薛明的兩隻手是個小小發電廠。”
賀龍的頭發、胡子長了，薛明用做衣服的剪刀為他理發、修胡子。每次剪理完了，賀龍都幽默地摸摸頭發和胡子說：“很好，完全可以去參加宴會。”他望着窗外湛藍的天空說：“他們越是迫害我，我賀龍越應該是賀龍的樣子。”
到西山以後，在賀龍和薛明之間，有一個萦繞心頭卻誰也不願觸及的話題，那就是孩子。賀龍很愛孩子。在離開中南海西華廳來西山以前，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造反派”正在圍捕賀龍等人的子女，賀龍很為此事擔心。
在西山與警衛副官楊青成握别時他囑咐說：“你要替我保護好孩子，說什麼也不能讓他們給抓去。”現在，已經過了兩個多月了，他們的兒子、女兒以及那些由他們撫養的孩子們生活得怎麼樣了？還活着嗎？如今在哪裡？薛明向有關部門提出：作為父母，很想念孩子，能不能讓我們見見他們。但是沒有得到下文。3月下旬，楊德中代表周恩來到西山看望賀龍，問他有什麼事要辦，賀龍說，他想請總理代為尋找孩子。周恩來立即派人查找賀龍子女的下落。不久，賀龍、薛明就收到了躲在廖承志家裡的小女兒賀黎明的來信。
信中說：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媽媽。又告訴他們：“哥哥（賀鵬飛）、姐姐（賀曉明）隐姓埋名在一隻海船上勞動，表現很好，八級大風也不暈船，水手們對他們很愛護??”這封短短的信，給賀龍帶來了很大歡樂。一連幾天，他都非常高興，不時地念道：“麼女喲，我們的麼女來信喽！”從此以後，在賀龍的生活裡又多了一件事情：給孩子寫信。這個一生從未給孩子寫過信的人，在一封封深情的信裡，勉勵子女好好地經受革命風雨的鍛煉，無論發生什麼情況，都要跟着黨，跟着毛主席幹革命。其實，這些信子女們是連一封也收不到的。
從天氣轉涼的那一天起，賀龍就盼望周恩來派人來接他。但是，日子一天天過去，樹葉黃了，枯了，隻剩下光秃秃的枝桠了，也不見有人來。賀龍感到了形勢的嚴峻。他對薛明說：“總理沒有派人來，說明總理已無能為力了。黨内鬥争這麼複雜，可能總理也相當困難了。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全國部搞成這個樣子，難道他不知道？我現在理解總理當時同我談話時的心情和他所說的一些話了。他也不得已啊！我們當時住在他家裡，林彪、江青那些人會不攻他？”
這個時候，報紙上發表了一篇關于體育的“大批判”文章。誣蔑體委系統“長期脫離黨的領導，脫離無産階級政治，鑽進了不少壞人，成了獨立王國”。賀龍看後氣憤地說：“這是不公平的”，“很不公平”。“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而是關系到全國體育戰線一大批幹部和群衆的事。這樣，不知道又要有多少體育戰線的好幹部、教練員、運動員挨整了！”說完，他憂愁地疾步在室内走來走去。
對黨和國家命運的窮思苦慮，隔斷與社會聯系後的孤寂，使賀龍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壞。疲乏、心慌、頭昏、脈膊極不規律，睡眠不好??，這對賀龍本來就患有高血壓、糖尿病的身體屢屢發出危險信号。薛明隻好給中共中央辦公廳寫信，請求治療。
1968年3月26日，賀龍病倒了，患的是腦缺血失語症。被送到醫院後，接診醫生遵照林彪、江青的“醫療為專案服務”的方針，誣蔑賀龍得的是“詐脖，并且在病曆上寫上“要知道，右派是從反面教育我們的人”；“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等語錄，在醫囑上寫了“請經治軍醫主宰”幾個字。賀龍在醫院住了幾天，遭到了種種刁難，病未治愈，就讓出院了。
回到西山以後，他從懷裡掏出一張紙條。這是他抄錄的毛澤東在延安給王觀瀾的信：“既來之，則安之??”。他讓薛明将這張紙貼在床頭上，作為向疾病及當前惡劣環境作鬥争的座右銘。賀龍告訴薛明，在醫院裡，一個戰士告訴他，又有好幾個老幹部成了“反革命”。賀龍說：“這些幹部是反革命？他們也成了反革命？我不信。看來問題複雜了，他們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接着，談起了以前與他多年在一起的一些老同志和幾位老帥，憤憤地說：“他們南征北戰，是有功的埃這些開國元勳若被打倒了，還靠誰呢？！”
賀龍住院期間，薛明給周恩來寫了封信，報告賀龍在西山的情況，并提出要藥和改善生活條件。賀龍說：“目前情況有了變化，看來周總理無能為力了，如果信落到别人手裡還以為我們向他們求情。我們會向他們求情？不就是沒藥吃，身體不好嗎？這吓不倒我。”
這時，繼上海、黑龍江等盛市之後，又有内蒙古、天津、江西、四川等22個盛市、自治區被奪了權。報紙發表一篇篇支持奪權的社論。看到這些，賀龍的心情更加沉重，他說：“他們奪誰的權？這些老幹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戰，是有功的嘛！是為無産階級掌權嘛！都叫他們給奪走了！”四川省的奪權，點了幾位老幹部的名，賀龍看了之後非常氣憤地說：“說他們搞‘獨立王國’，這是有所指的。要搞我，就公開地搞嘛，為什麼要找替死鬼？！
老子不怕！”又說：“看見了沒有，揪出來的都是好同志呀。清理來清理去，把好人都給清理出黨了！”賀龍十分感慨地對薛明說：我幾十年拼死戰鬥，一輩子戎馬生涯，在生死關頭，在最困難的時刻，都跟着黨，從沒有二心，我本來就是在共産黨最背時的時候參加黨的，所以，無論多麼背時我都不怕。
“可是，現在搞成這個樣子，黨怎麼辦，國家怎麼辦？”
薛明看到賀龍吃不好，睡不安，怕這樣下去會影響他的健康。一天，她對賀龍說：“咱們兩個今天開個夫妻娛樂會吧。我給你唱個歌。”說着，就為賀龍唱起了戰争年代的革命歌曲。一開始賀龍還認真地聽着，好像回到了那如火如茶的戰争年代。但是，這種情緒很快就被身背刺刀的哨兵在窗外走來走去的現實所打破。賀龍揮揮手對薛明說：“算了吧，你不要再表演了！
心裡是什麼滋味，你也清楚。”說着，兩人都沉默了。
早在1966年12月30日，江青就在一次群衆大會上公開煽動說：賀龍有問題，你們要造他的反。幾天以後， 1967年1月9日，林彪在一次會上誣陷賀龍“到處搞奪權”，是個“刀客”。說，現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賀龍的問題端出來”。他們編造賀龍搞“二月兵變”①的謊言，操縱指使部分不明真相的群衆成立所謂“鬥争賀龍籌備委員會”，發“通令”，遊行示威，沖擊賀龍住地，制造輿論，向中共中央施加壓力。
前文已寫過的1933年賀龍槍決反動政客熊貢卿的事，本來早有定論，這時又被翻了出來。當年經辦此事的國民黨南昌行營第二廳廳長晏勳甫的兒子、武漢市第二十中學教員晏章炎于2月14日寫信給“中央文革小組”，無中生有、颠倒黑白地誣陷賀龍在曆史上有所謂向蔣介石“乞降”，企圖“叛變投敵”的問題。②林彪見到這封信，如獲至寶，立即批轉江青等人，并煞有介事地派人外出“調查”。調查人置曆史事實于不顧（此事鄂湘西中央分局曾給中共中央有過報告，報告就在中央檔案館），在沒有取得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按照林彪、江青授意，就此事誣陷賀龍“叛變投敵未遂”，于7月12① 1966年7月，北京大學一個工作人員就北京衛戍區曾在2月份來校聯系進駐一部分部隊負責民兵訓練一事，寫了一張大字報，提出質疑。大字報的标題為“觸目驚心的二月兵變”，文中沒有點任何人的名。康生知道後，先說是彭真搞“二月兵變”，後又說賀龍搞“二月兵變”。8月2日，處境已十分困難的鄧小平在人民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公開宣布：“這個二月兵變問題，我們查了。因為我們早知道這個事，我正式跟同志們說，沒有這個事。”但林彪、江青一夥仍繼續以此為借口，誣陷賀龍，迫害原紅二方面軍的一大批幹部。當他們誣陷賀龍搞“二月兵變”時，賀龍已被送到西山，因此，他至死也不知道有這件事。
②晏章炎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寫信誣陷賀龍，造成嚴重惡果，并長期作了隐瞞，1983年被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追究刑事責任，判處有期徒刑7年。
日上報中共中央。1967年9月7日，葉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會議上提出：賀龍在湘鄂西同國民黨大員秘密接頭，企圖投敵，問題嚴重，要立案審查。康生、江青、陳伯達、謝富治等人積極支持。9月13日，賀龍被正式批準立案審查。
11月8日，康生和葉群親自主持讨論和批準了對賀龍專案審查的《工作設想》，并要求專案組在工作中“不要純客觀主義，要有傾向性”，“防止右傾”，“不要被同化”。專案組一方面繼續搜集複制敵僞報刊上誣陷賀龍的一些“報道”，當作賀龍的罪證；一方面派人會同有關單位把賀龍過去的一些下屬幹部、他們的子女乃至賀龍家鄉的親友非法關押，刑訊逼供，強令他們揭發交待賀龍的所謂“罪行”。而後将這些逼供出來的、矛盾百出的材料進行剪輯，拼湊，拍照或指供重抄，制造僞證。1968年，專案組查到了1934年3月17日，賀龍、夏曦、關向應聯名寫的關于槍斃熊貢卿一事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湘鄂西中央分局來信》，卻故意隐匿不報，仍說賀龍“投敵叛變”并上報中共中央。
1968年6月13日，專案組将手伸進了賀龍的西山住地。從此，賀龍、薛明的處境就更加困難了。專案組借口有人要揪鬥賀龍，把居室的窗簾拉上，不許再拉開。床上的被褥、枕頭也被收走了。有一段時間，賀龍夫婦整天處于暗淡的燈光下，睡在光秃秃的木闆上把手臂當枕頭。夥食本來不好，這時就更差了。兩層的圓形飯盒裡，一層是盛不滿的飯，一層經常是清水煮白菜、蘿蔔，或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賀龍經常感到饑餓。薛明隻好到被允許他們走動的山邊去搞些野菜給賀龍充饑。有一次，薛明看到一些形似豆角的野菜，滿心歡喜地摘了一大把用衣服兜回來。賀龍拿來一看，是一種不能吃的野菜，他向薛明笑笑說：“不能吃，你白白費了勁。”薛明拿起野菜自嘲地說：“唉，空歡喜了一常”賀龍的醫療，從1968年下半年起，由警衛一師某營營部的沈醫生負責。
他對賀龍很關心，經常來看望，還不時幫助買些必需的藥品和日常生活用品。
1969年1月，這位醫生突然不見了，換了一個經過6次“政審”，精心選中的所謂“醫生”。這個“醫生”其實是個護士，而且是個神經科的護士，根本不懂賀龍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壓玻他按照林彪、江青一夥的授意先以檢查藥品是否變質為名，強行收繳了賀龍從家中帶去的全部自備藥品。接着，又在醫療上進行控制，減少藥品和調換重要藥品，使得每天必需的普通降糖藥也沒有保證了。1969年1月15日，專案組竟然毫無人道地對“醫生”下達了這樣的指示：“盡量用現有的藥物，維持現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向（像）對待好人那樣”對待賀龍。
賀龍和薛明原來住在山上。一天夜裡，他們都睡了，突然來人要他們搬到下面去祝這樣，賀龍和薛明不論是上廁所或在走廊裡散步，都要經過那個“醫生”所住的地方。賀龍明白，這是為了便于監視他們夫婦的行動。他對薛明說：“說不定這屋裡還為我們裝了竊聽器。”薛明說：“我找找。”
賀龍說：“你不用找了。有竊聽器才好呢，我可以罵他們這些野心家、陰謀家。毛主席應該聽聽各方面的意見，再也不能總是讓他們愚弄了。隻要毛主席一句話，就能把颠倒了的曆史再颠倒過來。我們這些受冤枉的人，不要總是處在被告的地位，也讓我們說說話，這可是關系到國家命運的大問題。”
一天，那個“醫生”送來的藥膠囊破裂，藥末已經漏出來了，膠囊上面還有手櫻薛明說：“這藥不能吃，弄成這樣子，誰知道裡面裝的是什麼。”
于是，退了回去。賀龍說：“要小心，他們是什麼事都能幹得出來的。”
過了幾天，那個“醫生”讓一個戰士來送藥。藥裡忽然多了一片其他藥片，被薛明發現了。那個“醫生”後來解釋，說是“送錯了”。賀龍說：“把藥都送錯了，你還算個醫生嗎？”那個“醫生”說：“要不是上級決定，我還不願意來呢。”賀龍說：“什麼上級，我罵的就是你那個上級！醫生是救死扶傷的，是有人道主義的，你這個醫生是幹什麼的？！”說完，怒沖沖地把手杖向門口一指，說：“滾！你給我滾！”
“醫生”走了之後，賀龍對薛明說：“他們竟派來這麼個蠢人。和他吵吵也痛快。他是來監視我們的，你罵他，他隻有聽着，向上打小報告，反正誰也不敢來見我。”又說：“想當初不該來到這裡。你說，全國那麼多地方，他們為什麼要把我們送到這裡來呢？連人也見不到一個！”
日益加緊的折磨，使賀龍清楚地看到了林彪、江青一夥的險惡用心。賀龍對薛明說：“他們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殺人不見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們鬥到底。”他還說：“我相信黨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總有一天會說話的。”
一天，賀龍向薛明談起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曆史，從南昌起義談到毛澤東與朱德的井崗山會師，從抗日戰争談到解放戰争，從抗美援朝談到保衛社會主義建設。他說：“這個軍隊太可愛了！隻要這次不被他們害死，将來打起仗來，我們這些老家夥還能出把力！”他又說：“這樣的軍隊，有人想利用它搞陰謀，那是辦不到的，是要倒黴的！”一天夜裡，賀龍聽到了雨聲，便對薛明說：“叫哨兵到走廊裡來吧，别淋着了。”哨兵到走廊裡避雨之後，賀龍連聲地說：“好，好，過來了就好。”
這個時候，賀龍還做了與薛明分開的準備。他對薛明說：“要有思想準備喲，他們完全可能把我們分開。”薛明說：“我不能跟你分開，你沒有人照顧怎麼行呢？”賀龍說：“要做最壞的準備喲！”又說：“你放心，我完全能夠自己照顧自己。”幾天以後，薛明被叫出去配眼鏡，回來時看到，屋裡的地已經掃了，煙灰缸也清理了，竹杆上還晾了一件洗好的襯衣。她明白，這是賀龍在告訴她，讓她放心，一旦遇到情況，他們分開了，他是可以自己照顧自己的。
1968年下半年，為了阻止賀龍參加中國共産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始進一步審查賀龍的“問題”。專案組想搞“面對面的鬥争”，“中央文革碰頭會”認為賀龍的“脾氣大，怕鬥不過”，改為“背靠背”：提問題，讓賀龍回答。
9月18日，第一批“問題”提出來了：“南昌起義你幹了些什麼陰謀活動？你要如實交待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樣派親信持密信向國民黨乞降的？”“1933年蔣介石的招撫員熊貢卿去你處叙舊，你是怎樣向他表示乞降蔣介石的？你們是怎樣談判的？最後達成什麼協議？??”賀龍看後狠狠地把這些紙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真是活見鬼！哪裡有這種事。人都給我槍斃了嘛！栽贓，完全是栽贓！白日撞見鬼了！”
“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這些辦事的人。27、29、33年的事情統統是假造的”。他們“用毛主席的指示來壓我。完全是給我栽贓”！
一連幾天，他怒火中燒，吸煙很多，說話很少，不時地在屋裡走來走去。
有時他突然坐下來，打開筆記本，用毛筆在上面不停地寫着“冤枉”兩個字。
那“冤”字他寫得特别用力，最後的挑，寫得又細又長，好像要把天戳個窟窿似的。
冷靜下來以後，賀龍以一種投入戰鬥的心情，針對林彪一夥的誣蔑，就參加“八・一”南昌起義，湘鄂西肅反、槍斃熊貢卿以及其他一些曆史問題作了詳細的回顧，讓薛明記下來，作為對強加給他的罪名的反擊。賀龍的回顧，不虛掩，不誇大，實事求是地說明了每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他以為，這些材料或許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能夠看到。
賀龍哪裡知道，毛澤東已經完全偏聽偏信了林彪、江青一夥。在1968年10月13日舉行的中共第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宣布，他對賀龍不保了。
然而，賀龍寫的這些材料仍使康生和專案組十分懼怕，先則封鎖，繼而篡改。這可以從現存的專案組檔案中清楚地看出來。1968年8月6日，康生在賀龍寫的材料上批示：“賀龍寫的材料沒有交代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到底如何要他交待，要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議一議”。8月12日，康生批評專案組不該将賀龍寫的材料原樣呈送。他說：“不摘要，不提問題，不說你們的看法，即送出傳閱，這辦法很不适當。望注意。”8月27日，專案組沒有将賀龍寫的另一份材料原樣上送，而是隻作了摘要，并在報告中說：賀龍寫的材料“極力吹噓标榜自己，不交代（待）實質性的問題。并有誣蔑、攻擊無産階級司令部同志處”，“态度極不老實”。“由于我們的水平低也缺乏曆史知識，摘錄的内容可能有錯誤，希首長閱後給予批評指示。”康生看後，先是批：賀龍“極不老實”。後在另一處批示說：賀龍寫材料“吹噓自己，掩蓋錯誤，不交待問題。我建議專案組要仔細研究，尋找漏洞，現在不必傳閱，以免幹擾。”賀龍的不屈服态度，使林彪、江青他們十分惱怒，于是更進一步加緊了對賀龍的迫害。
1969年4月，中國共産黨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由于毛澤東講過“對賀龍不保了”，因此賀龍沒有能夠出席這次大會。大會通過的黨章，把林彪作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了總綱。選舉時，林彪、江青的不少親信進入了黨的中央委員會，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進入了政治局。這使賀龍進一步看清了這嘲文化大革命”的實質。他用手指着林彪、江青一夥的名字說：“他們反老幹部有功，把老幹部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邊沒有人了。他們這樣做，就是要搞今天的大換班。用心狠毒！”“王洪文以前誰知道他是誰，别看他們現在盛氣淩人，日子長不了。”在談到另一個人當了中央委員時，賀龍說：“中央委員輪不上他，他沒有本事。”又說：“不過，他可能是因為有所‘貢獻’。”
一天，賀龍用手杖敲着林彪的頭像，憤怒地說：“你這個卑鄙的家夥，為什麼不準我革命？你這個家夥，心虛得很，怕别人摸着你的把柄！”“黨内出了奸臣，這個奸臣就是你。”又轉身對薛明說：“江青也是個整人的家夥。你看報紙上那一套都是他們摘的。他們是要把老同志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邊沒有人了，他們好大換班！”“還有林彪的老婆葉群也不是個好東西。
過去你在延安整風時揭發了她那麼多嚴重問題，她能饒得了你？”薛明說：“可能由于我這個問題牽累了你。”賀龍說：“你不要這樣想。不是由于你的問題，他們要打倒我。是因為我妨礙他們篡黨奪權，他們才打倒我，反而是我牽累了你。”在談到康生時，賀龍說：“這個人老奸巨滑，做盡了壞事。”
這個時期，賀龍非常想把他的意見、想法和遭遇告訴黨和群衆。他說：“黨是了解我的，群衆是了解我的，我願意見群衆，我要跟他們去講毛主席對我的三條評價，毛主席還說要做我的保皇派呢！”他要薛明給他弄了個布挎包，裝上一點糧票，錢和常用藥，挂在牆上，随時準備出去時使用。一天，賀龍用手指着毛澤東和林彪的像片說：“現在已經不是這個人（指林彪）的問題，而是這個人（毛澤東）的問題了。隻要毛主席說一句‘賀龍沒有問題’，事情就完結了。我相信，毛主席總有一天會說這個話的。”
生命的最後時刻
賀龍久患糖尿玻醫學專家診斷過，認為病情是輕的，隻要用一般的藥物和注意飲食就能夠保持病情平穩。再加上他那強健的體質，堅強的革命毅力，豪放樂觀的性格，他的生命之火是能夠燃燒得很久的。但是，由于政治上的陷害，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虐待，醫療上限制、拖延，他的病情很快惡化了。1969年5月上旬，賀龍連續摔倒了7次。“看守日志”上對此有明确記載。
這樣連續的摔倒，對于一個糖尿病人來說，無疑是病情惡化的征兆。可是“醫生”按照林彪一夥“盡量用現有藥維持”，”也不要像對待好人那樣”的指示，視而不見。薛明多次要求檢查血糖和尿糖，始終沒有得到同意。可是，讓賀龍寫交待材料的活動卻有加無減。
5月24日23時，賀龍又摔倒了。醒過來後，聽見窗外的哨兵在唱《洪湖水浪打浪》。在這樣的時候，聽到這樣的歌，賀龍、薛明很是感動。薛明問哨兵：“同志，你是什麼地方的人呀？”哨兵回答的聲音很小：“湖北??陽??”、“陽”前面的字沒有聽清。賀龍說：“沔陽，一定是沔陽。洪湖過去叫新堤，歸沔陽縣管。”接着他談起了洪湖，談起了他家鄉的人民。說：“人民是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誰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誰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絕不會饒耍”6月8日，早上聽完廣播以後，賀龍連續嘔吐了3次，呼吸急促，全身無力。薛明意識到，這可能是出現了過去那位保健醫生講過的糖尿病酸中毒的嚴重情況，非常着急，立刻去找醫生。但這個“醫生”外出了，中午12時回來後，薛明向他講述了病情。下午3時，“醫生”為賀龍打了一針“止吐針”，但并未止住嘔吐。這時，有人送來了一碗黃瓜湯。薛明把碗端到賀龍面前說：“你能吃一點嗎？”賀龍看了看湯說：“你看那湯。”薛明拿起筷子一挑裡面全是老黃瓜皮。結果，這生前的最後一餐也沒有吃成。下午5時，賀龍血壓減低，上腹部劇烈疼痛。這時，住地工作人員和“醫生”才決定向上級報告。4個小時後，派來的醫生才到。從賀龍當天早上發病到派來的醫生到達，中間整整經過了13個小時。
派來的兩個醫生不作血糖、尿糖檢查，反而将賀龍的尿樣送到豐台藥品檢驗所去化驗，企圖給賀龍帶上畏罪自殺的帽子。他們又給賀龍輸了對于糖尿病人不宜随便使用的高滲葡萄糖。9日零時5分，他們在确診賀龍為糖尿病酸中毒之後，仍然使用了這種葡萄糖，而不用糖尿病的特效藥胰島素。于是賀龍的病情急劇惡化。他們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中，零點40分以後，才打電話要求送醫院搶救。
這時候的賀龍，神志仍很清醒，當看到兩個醫生都走出了房間，便對薛明說：“他們都跑了！要小心，他們要害死我！”并堅定地說：“我不能死，我還要活着和他們鬥下去！”
9日早晨5時半，專案組人員和三○一醫院的醫生、護士才來到西山。
他們先是作檢查，後又向醫院請示，直到7時許，醫院才答複說：“可以送來。”
當宣布要送去住院時，賀龍明确表示不願意去。他說：“我沒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個醫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他們堅持要送去住院，并聲稱這是“組織決定，非去不可”。這時，賀龍仰起臉看着薛明問：“我去住院，你呢？”薛明說：“我當然跟你一起去！”但當她用征詢的目光望着在場的專案組人員和醫生、護士時，看見的卻是一張張木然的臉，誰也不表态。薛明隻好說：“如果他們不允許，我就在這間房子裡等你。”賀龍躺上了擔架，薛明握住了賀龍那隻變得瘦骨嶙嶙的大手。賀龍微微睜開眼深情地看了看薛明，也緊緊地握住了薛明的手。這是這對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侶的最後一次握手。
賀龍入院之前，林彪的親信邱會作就指示醫院：“如果專案組找醫院，叫我們派醫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醫生就可以了。”因此，盡管醫護人員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按邱會作指令辦事的醫院負責人沒有作搶救的準備，更沒有組織有經驗的專家到場等候搶救，賀龍上午8時55分住院， 10時25分才開始治療。10時55分，賀龍的血壓下降到70/40。11時半，主治醫生提出組織有經驗的專家會診和搶救。但是，那個醫院負責人卻不允許請對治療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關系的代謝科專家會診，并且不顧病情危急，把會診放在兩小時以後的13時30分進行。會診時又不讓專家接觸病人、不讓他們知道這個病人是賀龍，隻允許“背靠背”地讓專家們根據“彙報情況，結合化驗和X光片讨論”。在這樣的會診之後的1個半小時，這個曾使敵人聞風喪膽的開國元勳、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始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就含恨離開了人間。時間是15時04分。從入院到逝世，僅6個小時零9分鐘。
恢複曆史本來面目
賀龍逝世後，北京衛戍區一個參謀到西山通知薛明，讓她到醫院“核實材料”。他們也先後通知了賀龍的子女賀捷生、賀鵬飛、賀曉明到三○一醫院。到醫院後，薛明和子女們才知道賀龍已經去世了。有一個不知姓名的人帶領他們到第十四病室，在賀龍遺體旁默哀悼念。賀龍的遺體什麼時候火化，沒有告訴家屬；火化後，骨灰放在什麼地方，也不讓家屬知道。骨灰盒上的名字不是賀龍，而是王玉――專案組為賀龍取的化名。1978年，薛明将他寫的反映賀龍被害情況的報告《向黨和人民的彙報》送給鄧穎超看了。一次在李井泉家，鄧穎超對薛明說：“如果恩來看到這個材料，會哭死的。賀總去世時，恩來很難過，是他通知黃永勝讓你們去三○一醫院與遺體告别的。”
當時在旁的李井泉、葉飛、譚震林各家都在照像，鄧穎超拉着薛明和賀鵬飛說：“來，我們也一起照個像。”
賀龍逝世後的第二天，6月10日上午，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召集專案組人員開會。授意說：賀龍的死亡報告“要寫得詳細，某年某月治過病，（讓人們）知道我們做過許多工作”，“專門有醫生照顧到，人家一說，我們盡到了責任”。這樣，專案組在6月11日寫的報告中，對收繳藥品、拖延搶救時間和進行反治療等一概不提，隻說“經多方全力搶救終于無效而死”，故意隐瞞事實真相，欺騙中共中央和全國人民。
賀龍逝世兩年以後，1971年5月17日，專案組才寫出了《賀龍罪行的審查報告》。他們運用編造、“拼湊”的假材料，把賀龍定為“黨内軍内通敵分子”和“篡軍反黨分子”，提出了“開除黨籍、軍籍，并在一定範圍内公布其罪行，肅清流毒和影響”的處理意見。由于中共九屆三中全會以後形勢的變化，他們的這一結論沒有做成。
但是，對賀龍妻子和子女的迫害并未停止。
賀龍逝世後的一天下午，葉群給吳法憲打電話說：“還有薛明，她對我們的情況很了解，要把她送得遠遠的。”“一不能讓她死，二不能讓她逃，三不能讓她胡說八道。”于是，薛明被押送到了貴州的一個大山溝裡。無論是走路、吃飯、勞動，還是上廁所、睡覺，都有幾個人看管，還讓她每天來回步行20多裡，到茶田裡幹重活。林彪摔死以後，又以準備打仗練習行軍為由，要薛明半夜裡打起背包在狹小陰暗的房間裡轉來轉去。林彪和“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之所以要這樣折磨薛明，是因為賀龍在西山被害情況隻有薛明知道，是為了殺人滅口。
當周恩來派齊英武、徐心坦兩人從貴陽飛機場附近的磊莊找到薛明并把她接回北京時，她已經被折磨得滿頭白發，身體虛弱得連飛機都不能乘坐了。薛明回到北京以後，江青的親信遲群對她說：“你回來了。好嘛！賀龍的問題不談了，我不感興趣，說說你自己吧，主要是說說你和葉群的關系。你們是什麼關系？”薛明又處在了江青的監視之下。這時，周恩來派劉西堯代表他來向薛明及其子女問好，讓他們一家在二裡溝的新疆辦事處團聚。然而，江青并不放過薛明，她讓遲群派了兩個女護士，其中一個叫張汝妮的對薛明說，我們名義上是照顧你，實際上是來監視你的，是讓我們和遲群配合，要你交待和葉群的關系。但是，我相信你是好人。
曆史是不會停頓的，曆史還在發展。
1973年2月底，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對張春橋說：“我看賀龍沒有問題，策反的人，賀把他殺了。”“我有缺點，聽一面之詞。”但是，張春橋既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傳達，也沒有着手為賀龍平反。
12月21日，全國八大軍區司令員調動時，毛澤東在軍委常委擴大會上講話，再次指示要為賀龍平反。他說：“我看賀龍搞錯了，我要負責呢。”
“當時我對他講，你呢，不同。你是一個方面軍的旗幟，要保護你。總理也保護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都是林彪搞的，我聽了林彪一面之辭，所以我犯了錯誤。”
1974年9月4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催問說：“賀龍恢複名譽搞好了沒有？不要核對材料了。”
在毛澤東的一再催促下，中共中央于9月29日發出了【1974】25号文件，即為賀龍恢複名譽的通知。通知在概述了賀龍專案一直為“林彪、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等人所把持”之後，對所捏造的“罪狀”予以否定：“一，所謂‘通敵’問題，完全是颠倒曆史、蓄意陷害。事實是： 1933年12月蔣介石曾派反動政客熊貢卿‘遊說’賀龍同志，企圖‘收編’。賀龍同志發覺後，報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經分局決定，将熊貢卿處決，并于1934年3月17日，将此事經過報告了中央。二，所謂‘圖謀篡奪軍權’和支持軍隊一些單位的人‘篡奪軍權’的問題，經過調查，并無此事。三，關于所謂賀龍同志搞‘二月兵變’的問題，純系訛傳。”通知宣布：“中央決定，對賀龍同志予以平反，恢複名譽。”但是，由于“四人幫”還在台上，這個平反是不徹底的，通知中仍留有“中央當時認為，把賀龍同志的問題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賀龍是“病故”這種不實事求是的錯誤提法。
1975年6月9日，即賀龍逝世六周年的時候，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賀龍同志骨灰安放儀式”。周恩來總理抱病出席。周恩來一下車即悲痛地邊走邊喊：“薛明！薛明呢？”薛明趕緊出迎。周恩來握着薛明的手說：“我沒有保護好他呀。”說完，彼此淚如雨下，休息室外的人都能很清楚地聽到他們的哭聲。賀曉明說：“周伯伯，你要保重。”周恩來凄然說：“我的日子恐怕也不多了。”哀樂聲起，周恩來起身到賀龍遺像前深深地一連鞠了7個躬，并即席發表了講話。他說：“賀龍同志是一個好同志。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幾十年來為黨、為人民的革命事業曾作出重大的貢獻。在他的一生中，無論在戰争年代，或在全國解放以後，他是忠于黨、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線、忠于社會主義事業的。”他的逝世，“是我黨、我軍的重大損失。”
但是這次由中共中央批準的骨灰安放儀式，不久，即被江青誣蔑為“右傾翻案風的典型”，是“用死人壓活人”，并且又開始收集與賀龍一起工作過的一些老同志的材料，妄圖把已經平反的問題再翻過來。
但是，曆史豈容再颠倒。
粉碎“四人幫”之後，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舉行了中國共産黨曆史上有深遠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曆史上一大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此前不久，有關部門根據中央軍委關于查證謀害賀龍同志的批示，組成了聯合調查組，對賀龍的死因作了查證。聯合調查組經過1年多的工作，于1980年3月24日作了結案報告。報告在列舉了大量确鑿證據之後指出：“賀龍同志完全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夥殘酷迫害緻死的。”林彪、江青、康生一夥“直接操縱和控制專案組”對賀龍“在精神上肆意摧殘折磨，生活上虐待，醫療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療，使賀龍同志的糖尿病發展、惡化成酸中毒和引起一系列并發症後，含冤而死。”
在這次查證中，中央軍委和中央保健委員會還組織首都各大醫院的著名醫學專家從醫學上對賀龍的死因進行了分析。在有他們簽名的《對賀龍同志醫療經過的意見》的結論部分寫道：“1.賀龍同志的糖尿病本來是輕的，穩定的，這種病在正常情況下預後良好。1967―1968年的情況進一步證明，即使存在其他不利因素，隻要有一般的藥物和飲食條件，病情仍能保持平穩。
2.賀龍同志的病情惡化是從1969年初開始的。這種惡化具有明顯的誘因，主要是失去了充分的藥物治療和必要的飲食治療，精神折磨也有重要關系。沒有這個量變的基礎，不緻引起最後酮症酸中毒的發生。3.酮症酸中毒雖然是糖尿病的嚴重并發症，但在通常情況下，隻要有恰當和及時的醫療措施，預後仍屬良好。但是在賀龍同志的酮症酸中毒治療過程中，在某些方面存在着與一般治療原則相反的、有重大錯誤的治療措施，以至不但起不了治療作用，反而促使病情一步步趨于嚴重，直至造成死亡。”這兩個報告很快得到批準，從此，賀龍被迫害緻死的論斷方得到了确認。
又過了兩年，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為賀龍同志徹底平反的決定》。《決定》高度評價了賀龍的一生，說：“賀龍同志是我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無産階級革命家，卓越的軍事家，是我軍的創始人之一。他在土地革命戰争、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中曆盡艱險，百折不撓，英勇善戰，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堅持執行正确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為人民軍隊的創建、發展、壯大，為人民戰争的勝利，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誕生，建立了豐功偉績。建國後，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他對我軍革命化、現代化建設，對我國體育事業的創建和發展以及國防工業建設等，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輝的一生。他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社會主義事業，善于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運用于實際。他光明磊落，剛直不阿，顧全大局，豁達大度，平易近人，對革命堅信不移，對困難從無畏懼，始終充滿革命樂觀主義。他的英雄形象和崇高品德，受到了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愛戴和崇敬。”
《決定》對賀龍在林彪、江青一夥的誣陷迫害面前表現出來的共産黨員堅貞不屈的氣節和高尚品德贊賞說：“賀龍同志被關押期間，林彪、江青一夥對他在生活上百般虐待，在精神和肉體上摧殘折磨，在醫療上橫加限制、拖延，但賀龍同志始終堅貞不屈，對林彪、江青一夥進行了堅決鬥争；他始終堅持黨的原則，堅持實事求是，表現了共産黨員堅貞不屈的氣節和高尚品德。1969年6月8日，在賀龍同志病情惡化後，林彪、江青一夥不但不采取應有的搶救措施，反而使用了促使其病情惡化的卑劣手段，緻使賀龍同志于1969年6月9日含冤逝世。”
《決定》還指出：“賀龍同志被林彪、江青和康生一夥殘酷迫害緻死，是十年内亂期間發生的一起令人極為痛心的大冤案。毛主席、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曾多次指示要為賀龍同志平反，恢複名譽。1974年9月29日中央發出了《關于為賀龍同志恢複名譽的通知》。但《通知》對賀龍同志的平反是不徹底的，有些提法是錯誤的。因此，中央決定，撤銷原中發（1974）25号文件和中發（68）71号文件①，為賀龍同志徹底平反昭雪，恢複名譽。對林彪、江青和康生一夥強加給賀龍同志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全部予以推倒；同時為受賀龍同志冤案所株連的所有同志徹底平反，消除影響。”
經過不平凡的曲折的道路，曆史終于恢複了本來面目。青山常在，綠水長流。賀龍的名字和他光輝的業績作為曆史的豐碑，永遠銘刻在人們心裡。
①即《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命令》。該命令稱：“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包括國防俱樂部）系統，是黨内頭号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夥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賀龍、劉仁、榮高棠完全按照蘇修的辦法炮制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