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自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央軍委賦予編寫《賀龍傳》的任務以來,已逾十年。今天,這部書終于同讀者見面了。鄧小平同志為本書題寫了書名。
賀龍是偉大的無産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黨和國家卓越的領導人,是南昌起義的總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始人之一。他經曆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各個曆史時期的艱苦鬥争,從一個普通農民,成長為堅定的共産主義者,他的一生,與孫中山和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鬥争的曆史,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誕生、發展、壯大,與新中國的建立和繁榮昌盛緊密相連。我們能為這樣一位中外馳名的開國元勳、共和國元帥立傳,既覺得十分光榮,又深感責任重大。
這部《賀龍傳》寫了10多年,除了因為傳主的經曆十分坎坷曲折,實踐豐富,是一位傳奇式的人物,而我們在各方面都與他的距離很大,要準确、全面、生動地反映他的一生,使其光彩照人的形象躍然紙上,做到傳如其人,實非易事。此外,還由于戰争年代的許多重要文獻資料沒有保存下來,特别是“十年動亂”期間,傳主遭到林彪和“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的迫害,許多重要的史料被查抄、銷毀、散失,大大增加了傳記寫作的難度。加之由于各種原因,多次更換編寫人員,因而影響了寫作的連續性,延緩了工作的進程。
沒有材料,就無法寫傳。因此,我們首先從調查研究着手,點點滴滴地搜集資料,采訪老同志,搶救“活資料”,沿着傳主進行革命活動的足迹,到全國25個盛市和自治區、近110個縣、11個大軍區進行了調查。中央檔案館、國務院檔案處、軍委檔案館、外交部、國家體委、軍事科學院、國防科工委、海軍、空軍等都給了大力支持,提供了許多檔案材料;曾與傳主一起鬥争或曾受過傳主領導下的老紅軍、老八路和各根據地的革命老人,以及民主人士、國民黨起義将領等共數百位,其中不少是黨、政、軍高級領導人,他們提供了許多生動材料,為傳記寫作奠定了基矗在寫作過程中,我們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實事求是精神,遵照總參《賀龍傳》編寫領導小組确定的“史文結合,以史為主,文為史服務,”“既要有可信性,又要有可讀性”等原則,對傳主的光輝業績用事實說話,不虛構浮誇;對傳主的評價,力求準确公允,不人為拔高;對與傳主有關的重大曆史問題,按曆史本來面目秉筆直書,力争達到見傳如見人之目的。但實際效果如何,尚待大家評判。
總參黨委和總參首長對編寫《賀龍傳》十分重視,在各方面給予支持,為編寫工作創造了條件。還專門成立了以王尚榮、遲浩田副總長為正、副組長的總參《賀龍傳》編寫領導小組,直接抓傳記的編寫工作。後來,因王尚榮有病,遲浩田調軍區工作, 1983年6月,總參黨委請裝甲兵司令員黃新廷出任第二組長,後勤學院院長楊秀山、總政副主任顔金生、總長助理劉凱任副組長,主持領導小組工作。領導小組提出了編寫《賀龍傳》的原則,确定了實施方案,對寫作步驟、方法和進度提出了具體要求,對傳記書稿,從初稿到疊審稿進行了認真審閱,并提出了具體修改意見。
王震副主席生前對寫《賀龍傳》非常關心,親自過問。在接見編寫人員時,一再指示一定要把這本書寫好,還閱讀了《賀龍傳》書稿。
1988年,《賀龍傳》征求意見稿完成後,曾送給肖克、餘秋裡、廖漢生、王恩茂等許多老同志及黨史、軍史部門審讀,廣泛征求意見。1988年9月至1989年2月,先後在武漢、成都、蘭州、西甯、烏魯木齊、北京和上海召開了9次座談會,分别由張秀龍、李文清、陳明義、李書茂、張國聲、王恩茂、張希欽、馬森、黃新廷、楊秀山、顔金生、邢永甯和何以樣等主持,參加者僅軍隊軍以上、地方部(省)級幹部就有90多位。還有10幾位老同志寄來了書面意見。他們以高度負責的精神,補充與訂正史實,提出改進意見,對修改《賀龍傳》書稿幫助很大。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各元帥傳編寫組、軍事卷各編輯部都給了真誠的幫助。特别是《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和《當代中國》叢書國防軍事卷編委會辦公室給予具體指導,對改好這部傳記稿起了重要作用。總參政治部、管理局、作戰部、裝甲兵部等部門,在政治、經濟、人力和工作上給了很好的保障和大力支持。在此,我們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謝!
《賀龍傳》是集體勞動的成果。到《賀龍傳》編寫組工作過的先後有20餘人,其中撰稿的有朱澤雲、劉雁聲、黎白、金江、劉桐樹、孫叔揚、孫臨平、謝武申、顧永忠、徐惠恩等。另特約王鼎華、劉正棟撰寫了傳主主管國家體委和國防工業部分的書稿。初稿完成後,由黎白、金江、孫叔揚、顧永忠、徐惠恩負責修改、改寫為最後成書各章節書稿。全書由張靜波、金江統稿。劉伍和周奮,曾于1981年10月前,先後擔任編寫組組長,劉秉榮、王景乾、王敬顔、程義懷、韓俊亞、張岩、辛淑梅等也在編寫組工作了一段時間。他們分别參加了編寫組的籌建、調查研究、資料搜集等工作,為寫《賀龍傳》作出了貢獻。
本書自寫出初稿到定稿,曾反複進行修改,7易其稿,統稿4次。但由于編者水平所限,不當之處仍難避免,歡迎讀者批評指正。
總參謀部《賀龍傳》編寫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