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殚精竭慮建設國防
狠抓軍工産品質量
1959年9月，中共中央組成了新的軍事委員會。26日，中央軍委發出《關于軍委組成人員的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為毛澤東，副主席為林彪、賀龍、聶榮臻。11月7日，中央軍委常委在聽取了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趙爾陸關于國防工業情況的彙報以後，認為應該在軍委領導下成立一個國防工業委員會，加強對國防工業的領導。10日，軍委常委向中共中央建議成立國防工業委員會。1960年1月5日，中共中央批準了這個建議，并任賀龍為主任。從此，賀龍便将巨大的精力，投入到了國防工業領域。
國防工業，是實現軍隊現代化的物質基矗作為主管國防工業的軍委副主席，賀龍深知自己肩上擔子的份量。他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召開國防工業委員會會議，研究确定委員會的性質和任務。他說：”國防工業委員會是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領導下的協商組織，是研究、發展國防工業并協調解決建設中有關問題的辦事機構，是協商委員會。國防工委向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提出發展和建設國防工業的建議，經批準後組織和監督執行。
委員會不是一級行政機構，不代替國務院、中央軍委行使行政職權。”為了工作方便，委員會下面設立一個辦事機構，叫國防工委辦公室，處理日常事務。随後，賀龍于1月13日召開了國防工業系統各企業、事業單位負責幹部會議。他鄭重地對大家說：“黨要我管，我就要真管。我管國防工業，不能隻挂牌子，不做實際工作。我要紮紮實實地把工作抓起來。”
賀龍在工作上重視調查研究。2月下旬，在廣州參加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時，他便同聶榮臻、羅瑞卿商定，會後一起去視察國防工業。準備用1年時間，對全國的重點軍工企業巡視一遍，作一次全面的調查研究。27日，軍委擴大會議結束。3月1日他們就動身了。先去南甯、貴陽、重慶視察，3月13日到達成都。17日，賀龍、聶榮臻、劉亞樓①等到成都市郊的飛機制造廠視察。
這個廠是1958年自行設計、自行建設的第二個殲擊機制造廠。該廠的口号是“一年建成”，當年生産飛機。賀龍去這個廠視察時，因腿疾未愈，以手杖助行。走進工廠辦公室，他見廠領導人夾着厚厚的一疊文件，就問：“你拿那麼多資料幹什麼？是不是要彙報？”廠領導答道：“是的。”賀龍說：“先不用了，我們看看再說。”
賀龍說罷，便從屋頂到地面，從牆到窗戶，看了幾眼。這裡的牆沒有粉刷，露着磚縫。他用手杖輕輕一捅，一塊磚竟被捅出了半截，還旋轉了90多度！他驚奇地問：“嗯？怎麼搞的？”總工程師回答說：“這是建廠時，為了‘多快好石，用空心磚砌的空心牆，又沒有填滿土，砂灰粘接不牢，所以??”賀龍生氣他說：“四川素稱天府之國，窮得連磚都沒有了嗎？這麼簡陋的房子，我看不是‘多快好石，而是‘少慢差費’！”他又轉身問劉亞樓：“你是空軍司令員，是使用飛機的。你也到外國考察過，人家的飛機制造廠是這個樣子嗎？”劉亞樓苦笑了一下，沒有回答。賀龍又問廠領導人：“你拿那麼多材料，是不是想說建成了多少建築面積，速度如何快？”
這位廠領導人連忙解釋說：“我們廠是在大躍進中開始建設的。為了省錢，①時任空軍司令員。
一個錢頂兩個錢用。要求一年建成，第二年國慶節飛機上天??”賀龍打斷了他的話：“我們就是來看工廠和你們去年上天的飛機的。是好是差，眼見為實。”
賀龍和聶榮臻等來到飛機總裝配車間。這座廠房的設計和施工，都非常粗糙。廠房的跨度有30多米，卻用了很細的立柱和橫梁，一看就有岌岌可危之感。賀龍問道：“這麼大的跨度，柱子和梁又這麼細，會不會垮下來？”
總工程師說：“設計的人說有安全系數。能不能垮，現在還難說。看來必須加固。”賀龍問，“你能保證不垮嗎？”黨委書記連忙為他解釋：“他是總工程師，是管生産的，不管基建。”賀龍說：“那好。你既然是管生産的，我就問你，這樣的廠房能生産飛機嗎？”總工程師說：“不能。建廠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也有過不少争論。我們也提過意見，但上級沒有采納。”
賀龍追問：“哪個上級？”“機械工業部、航空工業管理局和基建設計院，都是我們的上級。”賀龍說：”你們向中央反映過沒有？建築質量這麼差，你們有意見，上級不采納，你們可以向中央反映嘛。”工廠領導人回答：“沒有。”賀龍說：“建設國防工廠，要保證工程質量，這是百年大計。你們廠搞成這個樣子，不能生産，這怎麼行！”他對工廠領導人說：“你們馬上整理一個材料，我拿着‘通天去’。”他把手杖朝天空指了指，又問：“你們去年上天的新飛機在哪裡？我要看看。”“新飛機連影子還沒有哪！”總工程師說。
賀龍默然了。
18日，賀龍、聶榮臻來到成都航空發動機廠。該廠負責人聽說有中央領導人要來視察，臨時作了準備。
賀龍一行在廠部辦公樓前下了汽車，賀龍對聶榮臻說：“我們不上辦公室去了，先到工地看看吧。”聶榮臻點頭同意，他們徑直朝車間走去。
黨委書記快步趕上，介紹說：“這個廠是在‘大躍進’的1958年10月18日動工的。上級提的口号是‘一個錢頂兩個錢用’，‘一百天建成工廠’，要全面鋪開，快速施工，就地取材，因陋就簡；還要邊施工、邊試制，邊生産。到現在，已經過去了17個月，但主廠房僅僅建成了外殼，内部還沒有安裝。輔助系統也隻有工具、木工車間投産。”
賀龍、聶榮臻放慢了腳步，認真地聽着。
黨委書記繼續說：“所有的廠房，設計标準都低，屋架跨度大，橫梁小，立柱細，承受重量過大。廠房全部采用木屋面、木望闆、木檩條、木框天窗和木制大側窗，就連鑄、鍛和熱處理高溫車間也是木結構，随時都有起火的危險。車間的地坪過薄，而且把原設計的水泥地面改成了瀝青地面。機器一開，地面就震動、下陷，不能保證加工精度。因為存在這些問題，我們現在已經不是‘三邊’，而是‘六邊’了。”賀龍停住腳步問：“什麼‘六邊’？”
黨委書記說：“就是‘邊施工、邊返工；邊開工、邊停工；邊建設、邊加固’。”
賀龍輕輕地“哦”了一聲說：“還是到車間看看去吧。”
賀龍、聶榮臻來到三号車間，看見有一扇大型水平折頁玻璃窗開着，就問：“天氣還涼，為什麼不關上？”說着，用手杖把窗子輕輕一推，準備關上。突然，一塊近1平方米的玻璃劈頭掉落下來。賀龍急忙向後退了一步，那塊玻璃落地，嘩的一聲在他腳前摔得粉碎，把在場的人們驚呆了。
賀龍面帶怒容他說：“這樣的廠房能生産發動機嗎？工人的安全有保障嗎？”
無人回答。因為從廠長、黨委書記、總工程師，軍代表到每一名工人，誰都不情願蓋這樣的廠房。
在會議室裡，由于激動，賀龍不時地用手杖戳着地闆，連聲音也有些顫抖了：“造飛機廠的錢，是六億人民勒緊褲腰帶省下來的！建得這麼糟，簡直是犯罪！設備還沒有完全搬進來，房子就快塌了！你們對得起老百姓嗎？！”
說着，他又戳了幾下手杖。“有人說你們廠在搞多快好剩我看這是少慢差費！”廠長說：“我們提出過這樣蓋廠房不行。但是，‘胳膊扭不過大腿’，争不過來。”賀龍問：“那你們為什麼不堅持原則？為什麼不直接向中央彙報？”廠長答：“我們向主管部門彙報過，但隻同意我們維修，不準重建。
說如果重建，就是否定大躍進的成果。其實維修比重建還費錢。”賀龍說：“你們寫個報告，把什麼時候向誰彙報過，都寫清楚。我傾向推倒重建。我回北京請建委派專家來，在技術上再作一次檢查。推不推倒，最後由技術部門定。”
賀龍在四川視察中，深深感到國防工業基本建設中的問題嚴重。3月25日返回北京，第二天下午，他就到周恩來那裡，詳盡地彙報了視察中發現的問題。兩人一直談到入夜時分，回到辦公室，他又和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通電話交談了許久。放下電話，他寫了一封信，附上成都兩家飛機工廠的材料，作為急件送給了李富春。李富春看後，決定向這兩個工廠派出專門檢查組。
檢查小組在成都進行了兩個月的檢查，寫出了《關于成都兩廠質量問題的檢查報告》，6月，由賀龍轉呈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批示說：“成都兩廠工程質量問題的性質是嚴重的，必須從中吸取教訓。”機械工業部應“進行一次全面的工程質量檢查，凡質量不好的，影響安全和生産的工程，從速采取措施，予以解決。”
根據這一批示，賀龍委托羅瑞卿去成都，同成都軍區、成都市委負責人一起，采取落實措施，并決定從軍區抽調兩個工兵團、兩個運輸連，四川省和成都市增派一定數量的施工隊伍，快刀斬亂麻，重建成都那兩個廠不合格的工程，返修、加固尚能保證生産的工程。在返修、重建的幾年裡，羅瑞卿每年都要到成都去，督促檢查一遍。兩廠的基建和生産逐步走上了正軌。
國防工業系統中的質量問題，不僅存在于基本建設，而且産品質量也在普遍下降。1960年4月，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趙爾陸到沈陽檢查，發現航空産品質量嚴重下降，以緻大批飛機無法出廠。他立即給賀龍和軍委寫了報告。
賀龍看到報告，感到問題嚴重，決定進一步聽取一機部領導的彙報。5月10日，軍委常委會聽取彙報以後認為：“目前國防工業生産中存在的質量不好問題是嚴重的，需要立即采取有力措施解決。”并且決定：“在一切國防工業生産中，應當明确提出：質量第一，在确保質量的基礎上提高數量的口号；堅決反對單純追求數量，隻計算産值，不顧質量的錯誤觀點。”于是，“質量第一，”作為方針，在國防工業系統第一次被明确提了出來。
24日，賀龍給中共中央寫了兩份報告：一份是《關于沈陽飛機廠和沈陽發動機廠産品質量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他詳細地叙述了這兩個廠極其嚴重的質量問題，以及造成的嚴重後果。着重指出“象沈陽飛機廠和沈陽發動機廠這樣的質量事故，并不是個别的情況。根據一機部的檢查和各軍種、兵種的反映，其他一些軍工産品，在質量上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問題。”“軍工産品是直接使用于戰場上的，隻有質量好，數量多才有意義。”針對這兩個廠嚴重的質量問題，他提出了四項改進措施：黨委書記、廠長親自抓質量；加強企業管理，迅速恢複和健全必要的規章制度；材料不合格，甯可不生産；加強重要國防工廠的幹部，首先是加強導彈、航空、造船、無線電等工廠的幹部。他建議從全國範圍内遴選最優秀的、最認真負責的幹部到這些工廠去擔任廠長和黨委書記，堅決撤換不稱職或玩忽職守的幹部。
另一份是《關于國防工業生産和建設中幾個問題的報告》。這份報告反映了國防工業生産中新材料、優質材料不足，基本建設中材料、設備、勞動力不足以及幹部缺、弱等問題，相應地提了五項改進措施。中共中央同意了賀龍的報告。
在處理了成都兩個工廠的施工質量和沈陽兩個工廠的産品質量問題以後，5月31日，賀龍到株州湘江機器廠視察。他聽取了工人和技術人員對産品質量的介紹；檢查了正在生産中的零部件；分别召開了上廠領導人、工程技術人員、工人和軍事代表座談會，聽取意見，研究工廠的現狀及發展前景；視察了廠屬生活福利設施，了解了職工的生活情況。賀龍在這個廠住了6天，臨行時一再叮囑黨委成員：産品質量不好，是黨性不純的表現，一定要确保産品質量，在此基礎上，加快生産和試制的進度。
6月2日，賀龍到達湘潭，視察江南機器廠。6日到達上海，參加8日至18日在那裡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他利用會議的空隙時間，在6月14日，給中共中央軍委寫了《關于檢查湘江機器廠生産情況的報告》，提出了對軍工廠發展方向的設想。他首先肯定了湘江廠從生産炮彈發展到生産噴氣發動機的成績，然後，根據軍事工業普遍存在的問題，指出：“該廠今後不應再擴建”，而應“充分挖掘潛力，廣泛地開展技術革新，充分利用已有的條件，做到在基本上不擴大規模的情況下，建設成為以尖端産品為主的工廠。亦即是說向‘尖’的方向發展，而不是向‘大’的方向發展。”
經過賀龍和國防工業戰線其他領導人的種種努力，不少軍工企業的領導人頭腦清醒了，開始采取措施，提高産品質量。但是，也還有一些領導幹部的思想沒完全轉過來，甚至有抵觸情緒。針對上述情況，在9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的電話會上，賀龍再次就軍工産品質量問題作了重要講話。他說：軍工産品中比較突出的問題，是質量問題。産品質量不好，不僅影響了國家計劃的完成，給國家經濟造成重大損失，而且直接影響了部隊裝備供應和對敵鬥争，還喪失了寶貴的時間，耽誤了掌握新技術的進程。因此，必須明确認識質量問題的嚴重性和解決這個問題的迫切性。要下最大決心狠抓質量。他強調，産品質量不好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是思想問題，特别是領導思想問題。有些幹部對确保軍工産品質量的特殊重要性缺乏明确認識。軍工産品都是直接用于戰場上的。在戰場上，你消滅不了敵人，敵人就消滅你。所以，軍工産品的質量必須精良，産品質量不好，在戰場上出了故障，實際上起了幫助敵人的作用。因此，對軍工産品質量的态度，是一個黨性問題，一個對待革命事業是否忠誠的問題。每一個共産黨員、幹部、工人都要像愛護自己的生命一樣去關心産品質量，堅決同一切忽視産品質量的現象作鬥争。他對如何提高産品質量，提出了五條措施：一，要把提高質量為中心的整風運動搞深搞透；二，部、局領導和工廠廠長、黨委書記要對産品質量負完全責任；三，大力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廣大職工的政治覺悟和戰争觀念；四，認真整頓工藝；五，對每一個質量事故，都要認真嚴肅處理，找出原因，總結經驗教訓。這個講話，在國防工業系統産生了廣泛影響。
11月11日，賀龍和羅瑞卿率領中國軍事代表團結束了對朝鮮的訪問回國。他們在火車上商定，先不回北京，到哈爾濱和沈陽飛機廠去看看。
代表團的專列直駛哈爾濱。14日上午，賀龍一行到哈爾濱飛機發動機制造廠視察。這個廠的負責人13日下午接到通知，連夜準備了一本厚厚的彙報材料；在總裝車間布置了一個小型實物展覽，挂滿了各種圖表。最引人注目的，是挂在入口處的“前言”。
賀龍走到“前言”處停住了腳步，仔細地看了一遍，沒有說什麼，就走進展室，聽廠黨委書記念彙報稿。
廠黨委書記剛讀了一段，賀龍便打斷了他的話：“請你講講目前産品的質量情況。”書記說：“産品質量情況，我還說不清楚。”賀龍問：“這幾年來，你們廠交付了多少台合格的發動機？”書記答不上來。工廠的另一位負責人回答說：“我們廠3年來還沒有交付過1台合格的發動機。”賀龍問道：“為什麼？”但是，沒有一個人回答。賀龍嚴肅他說：“3年了，投入了那麼多材料，合格的發動機還造不出來。你們知道制造發動機的材料是哪裡來的嗎？這是全國人民省吃儉用，節約外彙買來的，被你們白白糟踏了。
要是人民知道你們這樣幹，是不會饒恕你們的。”他邊說邊用手杖戳着地坪，發出“咚咚咚”的聲響。“帝國主義仇視封鎖我們，蘇聯撤銷合同卡我們，都是看我們落後，欺負我們！你們還不争口氣！一旦發生戰争，怎麼辦？”
小小展室，氣氛立時緊張起來。賀龍雙手一按手杖站了起來，徑直走到“前言”下，指着上面寫的“在省市委和部、局正确領導下，勝利地完成了國家交給的任務”這句話，對那位書記說：“你把我們當成什麼人？對我們也不講實話。明明3年沒有出過1台合格的發動機，卻寫什麼‘勝利地完成了國家交給的任務’。這套做法不就是浮誇嗎？！”
臨出廠時，賀龍的情緒已經平靜下來。他用和緩的語氣和藹地問那位書記：“你當黨委書記幾年了？”“6年了。”“在這個廠當了6年的黨委書記，彙報時卻講不出生産和質量情況。你要好好學習啊！”
書記點點頭，愧疚他說：“我們馬上把‘前言’撤下來”。賀龍用手杖指指工廠大門說：“先不要撤。要有勇氣把這個‘前言’放在工廠的大門口，‘示衆’3天，讓職工們看看。”
這天下午，賀龍一行來到飛機制造廠。賀龍在總裝車間看到有一批飛機正在檢修，便問：“飛機的交付情況怎麼樣？”廠黨委書記很誠實地回答：“幾年來還沒有交付1架合格的飛機，”賀龍、羅瑞卿一聽，哪裡也不去看了，徑直來到廠部會議室。這裡已經坐滿了哈爾濱幾家軍工廠的廠長和黨委書記。一進會議室，賀龍便說：“今天把大家找來，主要是談談軍工産品的質量問題。首先請飛機制造廠的同志談談質量情況。”
制造廠的軍代表說：“這個廠制造的一架直升機，原來是準備贈送給越南胡志明主席的。但運到南甯後，因為質量有問題，沒有送出去。飛機上的零件也是進口的。”
他所說的這架飛機，是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贈送給胡志明作專機用的。
賀龍來廠前，隻知道這架飛機困質量不行，沒有送出去，卻不知飛機零件還是蘇聯産品。他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快，嚴肅地批評說：“裝的什麼零件？又去送給誰？你們也不看看對象？這種沒有志氣的做法，怎麼也說不過去。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有義務支援兄弟國家，但是，必須用力所能及的東西去支援。要實事求是，不要欺騙。本來這種直升機已經是比較落後的型号。你們試制了3年，交付了幾架？”制造廠的一位負責人回答說：“還沒有交付1架合格的飛機。”
賀龍聽罷，嚴肅地用手杖指着會議室挂着的領袖像說：“你們要為我們的國家，為我們的國防想想，為毛主席、少奇同志想想，要為總理、小平同志想想，你們對得起誰呢？你們是一個大廠，國家花了這麼多錢，黨把這麼重的擔子交給你們，可是你們幾年出不來合格的飛機，還這樣心安理得！”
他又看看發動機廠的負責人，接着說：“他們那個廠還在‘前言’裡寫上‘勝利地完成了黨和國家交給的任務’。3年沒出合格的飛機發動機，給誰完成了任務？現在看來，整頓産品質量問題，靠修修補補是不行了，必須下決心同過去那一套錯誤做法‘一刀兩斷’，要采取徹底的辦法，重新來過。”
在從飛機制造廠返回哈爾濱市區的途中，賀龍一行順便視察了鋁加工廠。賀龍看到制造飛機能夠用上自己加工的各種鋁闆，很高興。他與羅瑞卿興緻勃勃地參觀了鋁冶煉車間，又來到鋁闆壓延車間。當他發現該廠因衛生狀況不太好，影響到鋁闆的質量時，就叮囑廠長說：“要文明生産，才能保證質量。鋁闆出廠前要嚴格檢查呀！”
賀龍和羅瑞卿在離開哈爾濱之前，又把那裡的幾家軍工廠的廠長和黨委書記召集在一起，再一次強調了質量對于軍工産品的重要性。他們指出：軍工廠的産品質量一定要好，如果不好，會誤國誤民；軍用産品是用于打敵人的，質量如果不好，不僅會傷害戰士的生命，還會影響戰鬥的勝利。敵人每時每刻都想整我們，我們如果刀子不快，就會被敵人殺害。
11月18日，賀龍一行到達沈陽。20日，他們來到沈陽飛機制造廠。半年前，軍委常委曾聽取過一機部領導人關于這個工廠和發動機廠産品質量不合格的彙報；賀龍還給中共中央寫過專題報告。所以，賀龍很關心該廠目前飛機的質量。他走進工廠總裝車間的大門，指着一排排飛機，問正在檢修的工人：“這些飛機的質量怎麼樣？”工人們回答說：“修來修去，還是出不了廠！”
賀龍看了看車間的黑闆，上邊”質量第一”四個字，是剛剛寫上去的，牆上也貼着帶有”質量第一”四個字的标語，他摸了摸，漿糊還沒有幹，就轉身問總工程師：“飛機的質量究竟怎麼樣？”總工程師回答說：“飛機的抖動問題還沒有解決，不能出廠。”
賀龍沒有再問什麼，就直奔停機坪。這裡停放着兩排銀白色的米格19殲擊機。由于故障沒有完全排除，一直停在那裡。因而這個停機坪被工人們谑稱為“養雞（機）潮。賀龍望望“養雞潮，心情沉重地對該廠負責人說：“關于‘質量第一’的問題，今年1月中央上海會議時毛主席講過，劉主席、周總理、總書記都講過；5月軍委又作了決定；9月在全國國防工業電話會議上，我直接給你們傳達了。這樣三番五次他講‘質量第一’，按理說大家應該很好的執行了。這麼多飛機擺着出不了廠，還在投料，還在追求産值！你們為什麼不按中央、軍委的指示辦？全國六億八千萬人民甯可不吃肉，不吃雞，換回來的材料，你們卻把它做成超差品，怎麼對得起全國人民？”
“上次空軍接收的飛機，也是架不合格的。”駐廠軍事代表插了一句。
“啊？”賀龍吃了一驚，“上次聽說那架飛機合格了，我在電話會議上還說‘要發電報表示祝賀。’原來是架不合格的，我們受騙了！”羅瑞卿也氣憤他說：“你們敲鑼打鼓喊着報捷，我們聽了非常高興。我想，外國專家撤走了，我們自己也可以造飛機嘛！我見了毛主席、劉主席和周總理，見了元帥們，都報告了。大家都挺高興，還給你們發了賀電。
沒料到你們是搞假動作，瞞上啊！”
賀龍當即果斷地決定：“重新試制！不要采取改良的辦法。新的與舊的要一刀兩斷，不要藕斷絲連。從圖紙、資料、工藝規程，第一道工序，一直到出飛機，都要嚴肅認真。”羅瑞卿表示贊成：“對，從頭做起。新的、舊的之間劃一條線，不要搭界。新的，按正規做法搞，重新投料；舊的，這批不合格的飛機，要考慮補救辦法。”他問廠長和工程師：“你們有什麼打算？”
他們回答：“我們就照這個指示辦。”
當天，賀龍一行還到了沈陽航空發動機制造廠。
賀龍問廠長：“你們對引進的外文資料消化透了沒有？”廠長說：“前幾年，引進的資料有一部分還沒有開箱，試制工作就已經開始了。我們把亞音速飛機發動機的零件裝配到超音速飛機發動機上，結果不合格。”
賀龍對廠長和黨委書記說：“已經造出來的，要一件一件地檢驗，合格的就要，不合格的就不要。要下這個決心。發動機質量不好，空軍就不接收。
規章制度，不該改的就不改；過去改錯了的，要堅決改回來。我們講改革，是指改那些不合理的，不要把合理的也改掉了。在技術上一定要‘先學楷書後草書’，按原來資料進行改正。未經認真試驗的不能随便改。我說的中心意思就這麼一句：隻許往前爬，不許往後退！相信你們一定能搞出合格的産品來。”離廠前，賀龍、羅瑞卿建議這個廠進行一次質量整風。
11月22日，賀龍召開沈陽地區軍工廠負責人彙報會，詳細了解沈陽地區軍工産品的質量問題。當他聽到這個地區存在的、駭人聽聞的巨大浪費時，痛惜他說：“當帝國主義對我們封鎖禁運，蘇聯撤走專家、撕毀合同卡我們，給我們造成很大困難的時候，我們不該争口氣嗎？我今年65歲了，隻要叫我管事，我還要認認真真地管。何況你們還這樣年輕，更應該争口氣嘛！”會議結束時，賀龍談了考慮了很久的一個問題：“抓軍工産品的質量，已經整整1年了。到頭來飛機還是出不了廠。原因在哪裡？我看是領導幹部的思想問題，要整頓整頓才行。我們回去以後，準備在北京召開一個大一點的會議，整頓一下領導幹部的思想。”
23日，賀龍一行結束了在東北的視察，回到北京。
一直随同賀龍視察的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後來說：“賀總曾經告訴我們，毛主席說過，國内問題決定國際問題。他勉勵我們要聽毛主席的話，要争一口氣。賀總甚至憤慨他說，我今年65歲了，我還要拼命于它幾年，拼死就算了。說老實話，我當時聽了這些話曾流了眼淚。”
盡管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三令五申，要求解決軍工産品的質量問題，“質量第一”的方針也提出半年多了，但賀龍從調查中發現，産品質量不好似乎已經成了國防工業的“頑症”，僅靠過去那種開會、發文件的辦法已經不能徹底扭轉“大躍進”遺留下來的這種片面追求産值、數量，不顧産品質量的傾向了。他以對黨對國家對人民極端負責精神，經過反複考慮，決定在國防工業部門召開一次整風式的三級幹部會議，來一次強烈的“沖擊波”，降一嘲狂風暴雨”，促使那些至今還不重視産品質量的領導幹部猛醒。
1960年11月25日，賀龍把準備在國防工業系統召開部、司（局）、廠三級幹部會議進行質量整風的設想報告了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 28日晚，又向毛澤東主席請示。毛澤東同意召開這次會議，并指出：“帝國主義壓迫我們，修正主義也欺負我們，我們要争口氣呀！”30日，賀龍在北京友誼賓館召開了國防工業系統三級幹部會議的預備會議。他說：“當前國防工業的軍品質量問題很多，很嚴重。這次會議的中心任務是：以整頓軍工産品質量為中心，整頓國防工業各級幹部的思想和作風。”“開會的方法是擺事實，講道理。把以前質量不好的情況都翻出來，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目的不是追究誰的個人責任，而是找出經驗教訓，改進今後的工作。”接着，他首先自我批評說：“國防工業産品質量不好，已經受到了損失。這個損失由我向中央、軍委檢讨。因為我是主管國防工業的，不要你們負責。”“前天，富春同志給我寄來一封信，贊成召開這樣一次會，希望好好地整頓一下幹部的思想和作風。并且說，首先要推動國防工業的領導同志作檢讨。”“我們要看到戰争的危險還存在，要對國家的安全負責，對我國六億八千萬人民負責。
我們如果不發奮圖強，自力更生，還象個共産黨員嗎？”他号召與會同志“整頓好思想和作風，克服缺點，糾正錯誤，統一認識，團結一緻地把我們今後的工作做好。”
12月1日，賀龍向周恩來報告了會議準備情況。周恩來表示同意，并囑咐：“軍工産品質量确實要好好整頓。”
8日，國防工業系統三級幹部會議開幕。根據賀龍的建議，會議在北京工業學院主樓舉辦了軍工劣質産品展覽會（共有展品1309項），以期引起人們對質量問題的高度重視。
在大會發言中，代表們充分肯定了11年來國防工業取得的成績，同時也揭露出了不少問題，分析了産生的原因，研究了克服的辦法。
賀龍在會議中間，于12月24日給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寫了一份《關于國防工業當前存在的問題及今後工作安排的報告》。《報告》根據三級幹部會上揭露出的大量事實指出，目前國防工業問題确實十分嚴重。主要是：産品質量普遍下降；軍品生産任務一再延誤；國防工廠基本建設的質量不好；工廠管理紊亂，事故不斷，傷亡嚴重；浮誇、弄虛作假、瞞上欺下之風盛行；軍工廠在生産民用産品方面也存在着不少嚴重問題。因而國家在國防工業中的巨額投資，未獲得應有的成果。賀龍把這比喻為“鑄劍成犁”。
國防工業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在會上作了幾次發言，高姿态地檢查了工作中缺點，承擔了責任。
12月27日，賀龍當面向周恩來彙報了會議情況、會議總結的内容以及今後的工作安排，周恩來同意。1961年1月6日，賀龍作了會議總結報告。
報告肯定了國防工業11年來的成績，指出了存在的問題及産生的原因，提出了國防工業建設必須遵循的17條準則。準則的主要内容是：必須立足于應付帝國主義可能發動的世界戰争和原子戰争：必須為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服務；必須發奮圖強，自力更生發展國防工業；必須随着國家獨立完整的經濟體系的建立，逐步建成為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做到工業配套、地區配套、産品配套；必須貫徹執行軍民結合，以軍為主的方針；必須貫徹質量第一，在确保質量的基礎上提高數量的方針；無論是突擊尖端、基本建設，都應當集中兵力打殲滅戰；必須迅速地建立一支又紅又專的幹部隊伍；必須堅決貫徹勤儉辦國防工業的原則；必須加強政治思想工作，以政治統帥業務；必須樹立忠誠老實、實事求是的作風，反對浮誇，反對弄虛作假。
這些準則，是經過與會者集體讨論和研究後拟定的。既是對三級幹部會議的總結，也是對建國11年國防工業建設諸問題的科學、系統、全面的總結，是國防工業建設長期的指導方針和工作原則。它體現了賀龍對于國防工業建設和社會主義企業經營管理的遠見卓識。中共中央書記處曾專門就賀龍的總結發言稿進行了讨論，并由彭真等作了修改；劉少奇、鄧小平、李富春、聶榮臻、羅瑞卿也先後審閱并作了修改補充。
這次會議于1961年1月7日結束，曆時40天。聶榮臻當時評價此次會議說：我完全同意賀龍、羅瑞卿同志在會議上的講話。這次會議在中共中央、毛主席、總理的關懷和指導下，賀總親自主持，開得很好，是我們國防工業具有曆史意義的一次會議。軍工産品的質量低劣，已經嚴重地影響我軍當前的對敵鬥争和對未來戰争的準備，我相信通過這次會議，一定能迅速扭轉局面。
這次會議，以整頓産品質量為中心，總結建國11年來國防工業建設的經驗教訓，要求深入開展整頓幹部思想和整頓産品質量的運動，對全面貫徹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關于國防工業建設和生産的方針政策、糾正軍工企業管理混亂、改變浮誇作風、樹立質量第一的思想，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在會議揭問題、查原因、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過程中，有過激、過火現象，傷害了一些幹部。賀龍在4年後提到這次會議時說：“質量不好不要整嗎？幹部思想不對頭不要整嗎？會議不要開嗎？實踐證明那次會議開得是及時的，有效的。不過也有缺點。如果把會議領導得好一點，特别是會議的領導方式好一點，會收到更好的效果。那次會我是有缺點的，你們可以批評。”
1961年2月，賀龍和羅榮桓一起視察部隊到達南昌。24日賀龍住進了南昌飛機廠，對該廠進行了3天調查研究。在工廠領導人及有關人員參加的座談會上，賀龍聽取了他們關于國防工業系統三級幹部會議精神貫徹情況，以及生産、基本建設和職工生活情況的彙報。廠長說：傳達了國防工業系統三級幹部會議精神以後，幹部很高興。
賀龍說：“也高興，也失望。失望的是生産任務不飽滿，工廠吃不飽。
要和幹部講清楚， 1961年到1964年，鋼材品種不齊，外彙不多。隻要國民經濟建設起來了，國防工業也就起來了，如果把國民經濟壓下去，就變成窮國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任務吃不飽，就要搞民用産品。今天做民品，明天還要做民品。要向職工講清楚，要貫徹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隻顧軍品是不對的。在把軍品生産安排好以後，多餘的力量搞民用産品，軍民結合不隻是軍工廠和各民用工廠協作的問題。民品生産，也要保證不出廢品。”廠長說：“有的幹部認為軍品難搞，民品好搞。”
賀龍當即指出：對于部這種松勁情緒要注意，要批評。民品也要保證質量，不能出次品。無論軍品和民品都要質量第一。他說，資本主義國家軍火商出的飛機、汽車，寒帶、熱帶、亞熱帶都能開。我們難道連外國軍火商都不如嗎？我們的産品，一定要在寒帶、熱帶、亞熱帶都能用。因此，要教育廣大幹部職工，提高信心，嚴把質量關，做到材料進廠合格就收，不合格就不收、不投産；工具、卡具、樣闆、工藝裝備要檢查清楚，合格就用，不合格不用。廠長說，廠黨委為貫徹三級幹部會議精神，決定在全廠進行質量整風，開展“七查”工作。
賀龍聽了，語重心長他說：整風要堅持實事求是，有什麼就整什麼，是什麼就整什麼，從上而下，一級一級搞。首先把幹部思想搞通。廠級幹部整風可以開黨委擴大會，吸收工程師、軍代表參加，要和風細雨，不要把北京開會那一套搬來。
26日，賀龍給羅瑞卿、孫志遠①、方強、趙爾陸4人寫了一封長信，通報了他視察南昌飛機廠了解到的情況。他在信中指出：工廠對三級幹部會議精神的傳達貫徹抓得緊并進行了初步檢查，群衆也還滿意。但在幹部中存在着等挨整，怕負責任，以及對提高産品質量信心不足等問題。在生産方面，存在戰線長，技術力量不足；産品種類增加，工人技術等級下降；生産任務不飽滿，每天都有2000左右工人停工等問題。為了解決該廠産品積壓和飛機出廠問題，賀龍建議三機部派薛少卿副部長來南昌指導幫助工作。
3月7日，賀龍在杭州又給羅瑞卿等4人寫了一封信，根據在南昌、長沙視察發現的問題，對當前國防工業提出了四點意見：第一，大抓政治思想教育。除應繼續整風，貫徹三級幹部會議決定的17條外，還應對中央的12條②進行深入教育；第二，大抓生産安排；第三，大抓技術力量；第四，大抓設備檢修。
同年11月至12月，賀龍在廣東省視察期間，組織中南局、廣東省委、廣州軍區主管軍事工業的負責人，參觀了廣州地區三機部所屬的黃埔造船廠、廣州造船廠、無線電工廠和無線電器材廠。12月18日，賀龍再次給羅瑞卿和孫志遠寫信，指出了這些廠在領導班子、企業管理、物資儲備、職工生活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建議三機部派出得力工作組到廣州檢查和幫助工作，解決存在的問題。
賀龍四處奔波，推動國防工業系統三級幹部會議精神的貫徹，在國防工業系統起了很好的作用。“質量第一”的方針逐漸深入人心，國防工業建設和産品質量不好的狀況有了不同程度扭轉。4年之後，當賀龍再到西南和東北的一些軍工廠時，見到面貌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感到十分欣慰。
1965年4月13日，賀龍、聶榮臻和四川省委書記李進泉走進4年前視察過的成都飛機制造廠。當年陪同他視察的工廠領導人和成都軍區政治部錢副主任前來迎接。
賀龍聽了工廠領導的彙報，很高興。他說：“上次來，我批評了你們，是不是有意見呀？我今天向你們道歉！”廠長馬誠齋懷着感激之情說：“批評得對。就是您上次來捅了兩棍子，我們廠才得救了。”總工程師晉川诙諧他說：“我們廠那時像嬰兒發高燒，得了小兒麻痹症，半身不遂。我們當時提意見也解決不了。全靠賀老總那次視察才解決了問題，工廠翻了身。全廠職工都非常感謝您哪！”黨委書記黃明說：“要不是您那次下了‘推倒重來’的決心，我們廠不會有今天。”
“沒有意見就好。有意見就當面提。”賀龍爽快他說，“走，到車間看看去！”
賀龍一行興緻盎然地參觀了廠區主要建築模型、飛機模型和幾項工藝、新産品，以及總裝配車間。他問馬誠齋：“飛機出來了吧？”馬誠齋說：“出①時任第三機械工業部部長。
②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關于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共12條，故簡稱”12條”。
來了。但是防彈鋼闆未過關。”賀龍問“飛機質量怎麼樣？”“質量問題還不少，基本功不過硬。”賀龍說：“要保證質量啊！質量隻能上升不能下降。
因為這是上天的東西，若是在空中出問題就完蛋了。”他問廠領導人：“你們現在勞動不勞動？”晉川說：“每星期勞動一天。”賀龍說：“勞動是應該的。要每天跟班檢查質量。腦力勞動也是勞動。出這個飛機真是費功夫啊！”
他轉身對錢副主任說：“你也要抓質量啊！”錢副主任笑着說：“我是搞政治工作的。”賀龍笑着說：“我知道。政治工作就是要落實到質量上，否則就是空頭政治。”
賀龍返京後，5月21日約見孫志遠，就視察中發現的航空工業質量問題進行研究，再次囑咐要紮紮實實搞好産品質量，“千萬馬虎不得”。此時，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已經爆響。賀龍滿懷喜悅之情，聽取第七機械工業部負責人彙報發展航天工業的規劃，設宴招待了參加制造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專家和全體工作人員。
7月25日至8月16日，賀龍又到東北視察。26日，他在沈陽飛機制造廠，聽廠長陸綱說，今年飛機可以超産，新技術産品也可以按計劃交付。賀龍滿意他說：“嗯，現在和1960年大不一樣了。那次我來時，這兒裡裡外外都是‘雞（機）窩’。現在嘛，才象個飛機制造廠。”他走到剛剛組裝好的一架飛機旁，撫摸着光滑平整的機身和機翼，稱贊道：“你們做得好！”
他側身四顧，一幅寫有“千萬不要忘記殲擊機一年生産，三年返修的沉痛教訓”的大标語映入眼簾。他連說：“好，好，貼在這裡好。這是誰提出來的？”陸綱回答說：“三機部黨組的指示。”賀龍贊許地點點頭：“提得好啊！”
8月4日，賀龍再訪哈爾濱飛機制造廠和飛機發動機廠。他先到兩個廠的總裝車間看了一遍，詢問了生産和産品質量情況，然後到會議室，點燃一支雪茄，坐在沙發上休息。曾經挨過他批評的工廠負責人靜靜地坐在一旁。
賀龍贊許他說：“過去你們3年造不出合格的飛機，也造不出合格的發動機，我批評了你們。如今，你們1個月就可以生産幾架優質飛機和若幹發動機，該是鼓勵、表揚你們的時候了。”
他表揚了工人們搞的一項可以縮短工時幾倍的技術革新。他說：“還是工人聰明。我們中國人是聰明的。”當工廠領導談到正在自行研究設計新産品時，他鼓勵說：“要發展生産，沒有後繼機型不行。隻仿造外國的，不自行設計不行。飛機工廠要建立自己的設計隊伍，要設計新機種，從改進到創新，循序漸進。隻是仿制，跟在别人後面跑，永遠追不上，還會掉隊的。”
賀龍懷着對國防工業的滿腔熱忱、以對黨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态度，沖破各種阻力，狠抓産品質量，锲而不舍，終于使國防工業系統生産的軍品和民品，在人們心中樹立起了可以信賴的形象。
建設國防工業要“靠自己”
早在1954年1月，賀龍在中央軍委召開的全軍高級幹部會議上，就曾明确提出：“現代化軍隊的裝備，必須依靠國家重工業建設，尤其是國防工業的建設來解決。依靠外國訂貨隻能解決臨時問題，而不能解決長久問題。”
新中國成立初期，軍事工業主要由國民黨逃離大陸時留下的為數不多的兵工廠和各解放區的兵工廠組成。這些工廠設備簡陋陳舊，隻能生産一些輕武器和檢修重裝備。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開始建設新中國的國防工業，它在國家156個重點建設項目中占百分之二十七。到1959年，建成了一批重點工廠，國防工業初具規模，并陸續仿制了蘇式飛機、艦艇、坦克、火炮和各種輕武器。
賀龍擔任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以後，根據國際形勢和人民解放軍建設的需要，提出了要建立一個獨立完整的現代化的國防工業體系的宏偉藍圖。他強調，要建立這樣一個國防工業體系，不能光依賴别人，要靠自己，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蘇聯政府同中國政府簽訂了援助中國經濟建設的協議。赫魯曉夫上台以後，中蘇關系日趨惡化。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面決定撤走全部在華專家，撕毀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除科學技術合作項目。蘇聯專家撤走時，帶走了大批圖紙、計劃和資料。蘇聯還停止供應中國急需的重要設備和原材料，大量減少成套設備和各種設備中關鍵部件的供應，妄圖壓中國屈服。
在上述撕毀和廢除的協議中，國防工業約占四分之一強，給中國剛起步的國防工業建設造成了嚴重的困難。
面對如此嚴重的形勢，8月5日，賀龍召開國防工業委員會議，和聶榮臻、劉伯承、羅榮桓、薄一波、羅瑞卿、譚政以及一機部、冶金部、化工部、建工部、國家計委、經委和建委的負責人一起研究對策。賀龍和與會者都認為：沒有外援，不可避免地會遇到許多困難，對此不能估計過低。但是，隻要我們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充分發揮群衆的智慧，我們不但完全可以克服困難，而且完全可以用比過去更快的步伐前進。
蘇聯毀約停援，使完全依靠進口的1691種新型材料供應中斷。國防工業面臨着重大困難。賀龍在會上鄭重提出，我們要卧薪嘗膽，發奮圖強，打破一切依賴思想，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材料、設備問題，“應該仔細摸一摸，那些問題還沒有解決”，“摸個水落石出。”“我們面前有一堆困難，這是前進路上暫時的困難，但必須下大力量加以克服。這是關系到能否建成現代化國防的問題，是關系到6億8千萬人民能否挺起胸膛的問題，是關系到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問題。我們一定要完成突破關鍵、實現自力更生的任務。”會議要求國防工業部門深入、細緻、全面、徹底地弄清楚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存在的困難是什麼？缺什麼條件？在摸清情況的基礎上，訂出全面解決困難的具體措施。優先安排當前最急需的、在本年度内必須解決的問題，一定要設法把依靠外援或進口的東西，在國内解決。
根據會議研究的問題，8月14日賀龍向中共中央、毛澤東寫了《關于在當前形勢下國防工業建設幾個問題的報告》。22日，中共中央批準了這個報告，并批轉各部門貫徹執行。
在中央批轉賀龍的報告以後，他開始抓落實工作。賀龍決心使急需的材料、設備逐項落實。他選擇了一個僻靜地點――北京養蜂夾道一号，以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名義，召開新材料、新設備協作定點會議。在1960年9月到1961年9月長達1年多的時間裡，他邀請有關的國務院副總理和國家計委、經委、建委、冶金、化工、機械、石油、輕工、紡織等工業部的副主任、副部長以及有關司、局長等“各路諸侯”，開了30多次集體辦公會議。每次會議都由賀龍主持。他同大家反複協商，逐項落實急需材料和設備的研制和生産。有一天，會議從上午9時一直開到下午3時，賀龍招待大家，吃罷飯，他放下筷子後說：“今天帝國主義封鎖我們，蘇聯又卡我們，逼着我們非自力更生不可。在這個關鍵時刻，大家可不能慢慢來。一定要疾如星火，日夜兼程，争取早日實現啊！”說罷，他站起來，雙手抱拳，極為莊重地對在座的人說：“軍工材料，就拜托各位了！”
為了堅定國防工業戰線上廣大幹部、技術人員、工人走自力更生道路的信心和決心，賀龍在各種會議上反複強調要“發奮圖強，自力更生”。他說：自力更生，是我們黨曆來堅持的方針，在當前形勢下，更為重要。我們必須從産品設計、試制和生産，到原材料供應，都立足國内。仿制的目的是鍛煉技術力量，積累經驗，以便為獨立設計和制造創造條件。一切依賴别人，隻搞仿制，不積極培養設計力量，不積極支持自己設計的産品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錯誤的。在獨立設計和試制過程中，失敗和挫折是難免的，我們應該給予積極的幫助和支持，絕不能潑冷水。材料、資金、人力，總要付出一些代價，這是應該出的學費。在獨立設計和試制的時候，要虛心學習一切先進經驗，認真考慮現實條件，把敢想敢幹和科學分析很好地結合起來，把戰略上藐視困難和戰術上重視困難很好地結合起來。當前要突破材料、技術和設備這三關。突破這三關，歸根到底是人的問題。應該大力加強培訓工作，迅速建立一支又紅又專的技術隊伍。同時要加強各種新型材料、精密設備、測試儀器的研究、試制和生産。特别要抓緊立足于國内資源的各種新材料和代用材料的研究、試制和生産。1962年9月，賀龍在國防工委工作會議上又指出：“帝國主義和蘇聯都欺侮我們。蘇聯賣給我們幾架米格21飛機，給的圖紙還把重要部分抽掉幾十張，不靠自力更生行嗎？我們要争這口氣！自力更生就是要靠這些軍工廠和各有關部門。原材料工業部門――冶金部、化工部等要共同努力，首先是三機部要努力。原材料、尖端産品、無線電等，都要靠自己的力量過關。”
在貫徹自力更生的方針中，賀龍認為，應從組織體制止解決工廠、科研機構、學校三結合和研究、生産、使用三結合問題。他專門到國防部第六研究院及其所屬的研究所作調查研究。科技人員希望把研究所合到廠裡去。賀龍說：這個意見很好。我早就提出過幾個三結合。聽了你們的意見我心中有數了，回去就為你們講話。
廠、所合并是個大問題，賀龍覺得還應征求各方面的意見。在沈陽，他征求了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中共遼甯省委第一書記黃火青、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等人的意見，他們一緻贊成。回到北京，他又同孫志遠交換意見，孫也完全同意。随後，賀龍就科研機構和生産單位合并問題，給羅瑞卿寫一封信，通報了下去調查的情況，建議“國防工業各部黨委認真研究讨論一下，把能夠合并、要求合并的廠、所合一批試試。這個方向我認為是不會錯的，而且從當前技術發展需要看，這個問題越早解決越有利。”後來，中共中央采納了賀龍這個建議。
到1963年，國防工業部門許多過去不能制造的儀器設備、武器裝備能夠研究制造出來了，賀龍十分高興。1963年4月9日，他在軍工廠的領導幹部會上說：“在自力更生方面，這兩年成績很大，應該鼓勵。三級幹部會議時我批評了你們，今天應該鼓勵。使我們堅持自力更生的有兩個教員：在抗日戰争時期，國民黨不給八路軍發晌，迫使我們各根據地自力更生，大搞生産，搞得豐衣足食； 1960年蘇聯停止援助，逼着我們非自力更生不可。設計、原材料、技術都要自力更生。開始時對怎麼搞，自己沒有一套，最近兩年已經摸到了一套，要在這個基礎上鞏固、提高、發展，不能滿足。我們的武器裝備，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還是海上的都比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落後很多年，帝國主義就認為我們搞不出最新武器，我們能不發奮圖強、自力更生嘛！”
在賀龍主持下，1960年1月，國防工業委員會拟定了《關于我國國防工業建設的建議》（草稿）。1月22日，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審查這一建議時，賀龍着重指出：随着我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建立，在盡短時間内建成一個現代化的獨立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是國防工業建設總的目标。必須大搞尖端，兩彈為主，導彈第一，積極發展噴氣技術和無線電電子技術。在和平時期，為了集中力量發展現代化武器，常規武器隻應作小量的制造和儲備，還要軍工廠騰出力量大力進行民品生産、加強科學研究、建設新廠和培訓幹部，以便既能支援國民經濟建設，又能早日擺脫對國外的依賴。我們要把眼光放遠些，不要舍不得壓縮常規武器生産，有了國民經濟的高度發展，有了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等新武器的制造工業，我國的國防就有了真正的可靠的基礎，而常規武器的制造和儲備問題也就好解決了。為了迅速突破尖端技術，在國家經濟許可的原則下，建議把國防工業部門的力量和軍隊的力量彙合起來，擰成一股繩。
六十年代初期，國家經濟形勢嚴峻。因此，賀龍反複提醒國防工業戰線和軍隊的幹部，要顧全大局。在考慮國防工業和軍隊建設需要時，應首先想到國家經濟條件是否可能辦得到，要自覺服從國家經濟建設。
12月，賀龍在《關于國防工業建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再次重申：“在國家經濟建設中，妥善地處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極為重要。國防工業是建立在基礎工業之中的機械加工、高能化學和電子組裝的綜合性工業，如果沒有現代化的基礎工業提供原料，國防工業也不可能制造現代化的武器裝備。因此，就全國來說，在目前和平時期積極發展國民經濟，是第一位的，發展國防工業是第二位的，也就是國防工業建設要服從國家經濟建設。”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通過了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①5月21日至6月12日，又召開工作會議，制定了進一步調整國民經濟，壓縮城市人口的措施。
為了貫徹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在賀龍、聶榮臻、羅瑞卿主持下，7月18日至8月16日在北戴河舉行了國防工業委員會工作會議。賀龍在開幕時說：“我們常講國防工業必須服從國家的經濟建設。這次國防工業實行調整，就是具體的服從。我們原來想把國防工業搞多一點，搞快一點，現在看來不行，多了的這次要退下來。”“要堅決執行全國一盤棋的要求，服從國①即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通過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
家計委的統一安排，調整軍委提出的國防工業八年規劃。”
8月12日，賀龍請周恩來向參加會議的國防工業企業的負責人講國防工業和國民經濟的關系；生産尖端武器和生産常規武器的關系。周恩來對當前的“三大任務”，即“第一，支援農業；第二，支援輕工業和市場；第三，兼顧國防”作了闡述。在賀龍的影響下，國防工業部門從實際情況出發，将原定的新産品試制項目削減了百分之八十三，基本建設壓縮了百分之六十五。
由于貫徹“八字方針”，國民經濟形勢日漸好轉。國防工業也随之向前發展，到1964年底，形成了既能生産飛機、艦艇、坦克、槍炮和無線電器材等等常規武器裝備，又能生産核武器、火箭、導彈和航天器材等尖端武器和技術裝備，門類、品種齊全的國防工業體系，實現了賀龍要建立一個獨立完整的現代化的國防工業體系的美好願望。
心中裝着群衆
六十年代初，中國處在經濟暫時困難時期，人民生活受到了很大影響。
賀龍響應毛澤東的号召，不吃肉，不吃蛋，但卻時刻關心着全國人民，特别是國防工業戰線上廣大職工的生活疾苦，想方設法為他們排憂解難。
在1960年12月召開的國防工業系統三級幹部會議上，賀龍要求各級領導幹部關心職工的生活，要“一手抓生産，一手抓生活。”他說：“人是生産力中最主要的因素，生産的好壞決定于人。因此，各級黨委、行政和工會領導人，除了應當經常關心職工群衆的政治思想以外，還必須經常關心他們的生活。”“這在目前糧食和副食品供應比較緊張的情況下，尤為重要。要千方百計搞好食堂，辦好各項福利事業，保證職工的身體健康，這是當前各級黨委、行政和工會領導幹部的一項重要任務。各工廠企業要根據中央的指示，指定一位副書記、副廠長專管安排包括家屬在内的職工生活。這是一件大事，工廠黨委一定要把它做好。同時，要堅決貫徹中央關于勞逸結合的指示，嚴格控制加班加點和過多的業餘活動，精簡會議，減少職工不必要的體力消耗。對于最近某些工廠發生流行病的現象，必須迅速采取有效的治療和預防措施。”
1961年2月下旬，賀龍到南昌飛機廠觀察，看到不少工人得了浮腫病，臉色臘黃發亮，滿面愁容。他立即召集廠長、黨委書記了解情況。然後他又到工人宿舍，找工人談心，到工廠的農嘗養豬場等處調查，随後同工廠領導人研究怎樣安排好職工生活。
廠長說：工人糧食不夠吃。廠裡不少人得了浮腫病，最多時曾達到全廠職工總數的百分之十左右??。賀龍聽後心裡十分難過，問道：”部隊中戰士的糧食可以調劑，工廠是不是也可以調劑？你們廠裡空地很多，應當多種蔬菜。還要多喂豬，現在喂多少頭？”廠長答：“我們現在喂了1000多頭豬。”
賀龍說：“太少了！你們廠那麼多職工，應多養些豬。還要多開點荒地，把機場周圍的空地都利用起來。多收點糧食，既可補助職工，也給農民減少些負擔。如果能做到職工平均1人1頭豬，1個人1個月可以吃到3斤肉就好了。還要想法子喂些雞，多搞些副食。你們在戰争年代搞過農副業生産嗎？”
廠長說：“我們在太行區搞過，那時搞得挺紅火。”
賀龍說：“你們要一手抓軍工生産，另一手抓農副業生産。把農副業生産搞好了，讓職工吃飽、吃好了，浮腫病人沒有了，工業生産也就好搞了。
你們廠在江西，先帶個頭，敢不敢？”“敢，我們敢！”廠長、書記齊聲回答。“你們工廠黨委開個會、大家商量一下，作個決定。”賀龍繼續說，“關心職工生活，還要把家屬工作做好。家屬、小孩是職工的後方，人數比職工多3倍，家屬、小孩吃飽了，職工情緒也就穩定了。你們要拿很大力量做好家屬工作，這是穩定職工很重要的一環。”
賀龍從南昌到長沙視察了幾個軍工廠。3月上旬，他在杭州給羅瑞卿寫了一封信，建議把“大抓生活安排”列為國防工業系統必須狠抓的4個最重要問題之一。
回到北京以後，賀龍又建議盡快把關心職工生活的工作在國防工業系統全面展開。賀龍更想到了知識分子。5月4日，他同聶榮臻在聽取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領導人彙報工作時，交侍說：要好好照顧科技人員的生活，特别是對老知識分子，更要多加注意。不僅要讓他們本人住好吃好，對他們的家屬、小孩也都要照顧好。他說：“你們去找劉仁同志①，專門和他談一談，要他搞個定點供應。我們不吃，也要他們吃好。如果不行，可以來找我。工作上出了成績，要挂他們的名字，讓他們出名。”6月9日國防工業委員會發出了《關于加強企業職工生活福利工作的指示》，對做好職工生活福利工作作了具體部署。
按照《指示》規定，國防工業系統各企業迅速行動起來，經過半年多的努力，農副業生産取得了顯著成績。11月份，賀龍看了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文年生《關于湖南6個工廠大抓農副業生産的調查報告》以後，十分高興。立即給羅瑞卿寫信說：“這個報告，我認為很好，可以轉發各國防工廠參考。”
“湖南的幾個軍工廠，今年3月才開始抓農副業生産，到現在就已取得了顯著成績，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生産，解決了職工及其家屬的生活問題。
這說明，在目前條件下，自力更生，搞農副業生産，改善生活，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意凡是有條件的工廠，都應該下決心大抓一下農副業生産。”
由于堅恃一手抓生産、一手抓生活的方針，解決了職工的生活困難，調動了職工的生産積極性，既取得了經濟效益，又取得了社會效益，因而，這“兩手抓”在國防工業系統作為傳統，被延續了下來。許多關于賀龍關心群衆，愛護人民的生動事例，也給大家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在國防工業系統傳為佳話。
①時為北京中副市長。
強化武裝力量建設
1960年9月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決定：在軍事工作中貫徹抓兩頭、帶中間的方針，即既抓解放軍建設，又抓民兵建設；既抓機關，又要大力抓好基層建設。據此，賀龍除繼續抓好國防工業之外，以更多的精力抓了武裝力量建設。1961年初，他和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相約，一同去作調查研究，檢查、推動軍委擴大會議精神的貫徹落實，特别是要摸一摸在國家經濟暫時困難時期，加強軍隊基層建設，加強政治思想工作，保持部隊穩定的情況和經驗，以及民兵工作落實情況。
2月4日，賀龍和羅榮桓乘火車南下。5日下午兩點多到浦口，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副政治委員肖望東、政治部主任鮑先志等在車站迎接。他們利用輪渡過江的時間，向兩位元帥簡要彙報了南京軍區貫徹軍委擴大會議精神，在部隊中進行“兩憶三查”①和部隊生活等方面的情況。當天下午，賀龍和羅榮桓看望了南京軍區警衛部隊的1個連隊，了解戰士們的學習、生活情況。6日到上海，第二天，聽取了駐滬陸、海、空三軍領導人的彙報。
上海警備區副政委方中鋒彙報時說，在當前經濟暫時困難的情況下，有些家在農村的戰士，對親友沒有飯吃，幹部作風不好等說了一些“怪話”。
有些連隊幹部就認為這是“反對三面紅旗”，并根據戰士的思想情況，把他們分為三類。有的還被劃為“落後分子”。
賀龍聽了馬上指出：“不能因為說了幾句‘怪話’，就說人家是落後分子。現在說幾句，可能以後還要多些，因為現在才2月份，南方5月小麥登場，北方到7月小麥才登場，困難還在後頭呢！”羅榮桓說：“在戰士中不準劃類。不要把說‘怪話’的戰士說成是落後分子，不能随便戴帽子。”賀龍接着說：“帽子不能随便戴，大了不好，小了也不好，戴得不好就不舒服。
我們要尊重戰士的自尊心，
一定要強調耐心說服教育，不能壓服，逼得太厲害，矛盾會激化，甚至铤而走險，不利于部隊穩定。”
8日，賀龍、羅榮桓到達杭州。賀龍對浙江省軍區和駐杭州地區陸軍、空軍部隊領導人說：部隊的政治教育與政治思想工作，必須根據當前新形勢和部隊的新情況，不斷改進，不斷提高，不能搞老一套。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每天都有許多新問題出現，停頓就等于落後，尤其是特種兵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應區分對象，不要一般化，一般化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沒有力量的。比如空軍有飛行員，有地勤人員，有雷達兵等，對各類人員的思想工作怎麼做，要摸出一套來。要做好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首先要認真進行調查研究，這是搞好政治工作的前提。調查研究不但今天要抓，明天要抓，而是一輩子都要抓。
結束了對浙江駐軍的視察，賀龍、羅榮桓于11日南下，13日到達福州。
14日是農曆除夕，他們不顧旅途勞累，把福州軍區的領導人請到賓館，聽取他們關于海防鬥争和民兵工作情況的彙報。
福建省地處海防前線。那時，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島上的國民黨軍不斷派飛機、艦艇進行騷擾，派特務和小股武裝登陸滲透，還常常向廈門、閩江口等前沿區域和在近海作業的大陸漁船打槍打炮，鬥争①“兩憶”是憶階級苦、憶民族苦；“三查”是查立嘗查鬥志、查工作。
十分尖銳。賀龍對福州軍區領導人說：“加強海防，就要搞好民兵工作。首先你們大軍區的領導幹部屁股要坐到人民武裝方面來，不能隻抓部隊那幾萬條槍。要把主要的力量，比如說百分之六十的力量去抓民兵那幾十萬條槍。那麼長的海岸，隻靠那幾個正規軍防守是不行的，要靠人民武裝。不懂得這一條，也就沒有真正懂得毛澤東思想。”羅榮桓說：“沒有人民武裝，也就談不到積極防禦。海防主要靠民兵防守，要很好地發揮民兵的作用。這是個戰略問題，不是個戰術問題。”賀龍問：“你們考慮一下，拿十分之六的力量去搞民兵，你們思想搞通搞不通？”軍區領導人回答：“搞得通”。賀龍風趣他說：“共産黨人是聰明人，但聰明人有時候也會辦傻事。民兵有幾十萬條槍他不去抓，眼睛隻看到那幾萬兵。我要是軍區司令員，就親自抓民兵。我們是魚，民兵是水，你們想一想，沒有水，魚怎麼能遊動！因此，首先是你們軍區的幾個領導人思想上要搞通。”羅榮桓說：“不很好抓民兵，萬一發生了事情就壞了。
現在主要是思想沒有轉過來，總是把民兵看成小玩藝兒。不要忘了，我們是搞人民武裝起來的。”
賀龍接着說：“你們算算，假如福建一個省有1600萬人，起碼可以動員160萬民兵。如果把民兵搞好，再加上正規軍，這有多麼大的力量！剛才羅帥提到用百分之五十的力量抓民兵，我說應當拿百分之六十的力量抓民兵，都是一個意思：希望你們重視民兵工作，希望下次再到你們這裡來，能看到民兵工作比現在搞得好些。司令員、副司令員，一個去抓正規軍，一個搞民兵。你們一動，下邊也就動起來了。”說到這裡，他加重語氣提醒軍區領導人：“要懂得，不搞人民武裝就是忘本，就是沒有真正懂得毛主席的人民戰争思想。省軍區更要把工作重點放在搞人民武裝上。民兵訓練不要搞那麼多，不要搞形式，不要搞會操，把各種姿勢的射擊和利用地形地物這兩項學好就很好了。”
春節剛過，年初二（16日）賀龍、羅榮桓從福州出發，視察駐莆田、泉州地區的部隊。17日，到達與金門隔海相望的廈門，聽取當地駐軍的彙報。
他們冒着金門國民黨軍炮擊的危險，視察了第一線炮兵陣地，了解戰士們對武器的使用和生活情況，指示部隊領導人要加強政治思想教育，進一步搞好各項戰備工作，守衛好祖國的南大門。
19日，賀龍和羅榮桓離開福建到達南昌。江西省是福州軍區的後方。所以，賀龍在聽取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省軍區司令員鄧克明和副司令員倪南山等關于省軍區情況彙報時再次強調省軍區要以主要力量抓民兵。他說：“你們軍區的民兵有6萬多條槍、2000多挺機關槍，還有那麼多子彈，比紅軍一、三軍團的武器都多，了不起。你們要把屁股坐到這邊來――要抓民兵。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人民麼。江西省搞民兵工作比其他省有利條件多，你們有井岡山擺在那裡，不要忘了井岡山啊！你們今後主要是搞民兵。省軍區有六、七位領導同志，起碼經常得有四、五位搞民兵；軍區的幾千名幹部，不要盡在機關裡寫指示、寫文章，要多下去抓民兵落實工作。”
南昌步兵學校是福州軍區培養連、排基層幹部的學校。賀龍、羅榮桓在視察該校時，對教育内容、教學方法和領導方法等作了重要指示。賀龍說：“你們是初級學校，主要是搞思想、搞戰術、搞技術和傳統教育。你們學校的教育應該比地方學校搞得好些。要使學員接觸社會實際，看到好的和壞的，有個對比。把學員關在學校裡是教不好的，要出去走走，讓他們上井岡山看看。沒有汽車就走着去，邊走邊做課目。南昌暴動時有幾萬人，但失敗了；井岡山千把人，卻成功了。這兩件事是鮮明的對比。江西地區可以學習的東西很多，在江西的部隊如果教育搞不好，那要打屁股。”
羅榮桓很贊成賀龍的意見，他說：“上井岡山是實際教育，比在課堂上講要好得多，學員的印象就會很深刻。現在講大抓基層，在學校把連排長教好了，對抓好基層大有益處。”
這次巡視，賀龍調查了南京、福州兩個大軍區的陸、海、空軍，蘇、滬、浙、閩、贛、湘等6個省軍區和警備區以及一些軍工廠，曆時近兩個月。通過這次調查，他對部隊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以及民兵工作等有了進一步了解，進一步明确了加強國防建設主要是抓好三件事：第一，抓好解放軍的建設；第二，落實民兵工作；第三，抓緊對國防尖端技術的研制和國防工業建設。在軍隊建設的“兩頭”――基層和機關中，賀龍更為關心基層建設，尤其強調加強黨的領導。1962年10月，福州軍區第二政委劉培善，對人閩加強東南沿海戰備的原武漢軍區某師的戰備情況作了調查，并給賀龍送來了他寫的調查報告。這月26日，賀龍給劉培善複信，強調部隊工作主要是把基層建設，特别是黨的建設搞好。他說：“軍隊是要打仗的，是要在戰場上和敵人拼死活的。所以，軍隊工作就要過得硬，不過硬是不行的。要軍隊工作能夠過得硬，沒有堅強的黨的領導，沒有紮紮實實的支部工作是不行的。”“我們的軍隊不同于其他任何軍隊，它不是靠強迫命令，而是靠政治工作，也就是黨的工作。沒有黨的領導，沒有廣大黨員積極的、模範的工作，很難設想能把我們的軍隊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做到一聲令下，大家視死如歸。因此，能不能把黨的工作，特别是支部工作做好，是部隊工作能否過硬的一個根本因素。所以在考核一個部隊工作時，也要首先看一看他們各級黨的領導如何，支部工作如何，黨員的情況如何，階級覺悟如何，因為這是部隊領導的核心，團結的核心，是部隊的堡壘，對于這一環節必須抓緊。”
後來，賀龍在一次全國性的會議上進一步指出：在軍隊建設的一系列工作中，重點要放在基層、放在連隊。連隊是軍隊戰鬥力的基礎，是戰鬥中的尖刀，任何高明的戰略戰術，任何優良的武器裝備，都要通過連隊在戰場上應用，才能發揮作用。所以同機關建設比較起來，連隊建設更為重要。領導機關的工作，要為連隊服務。把連隊建設好，這是軍隊建設中最普遍、最大量、最起作用的事情。連隊基礎打好了，就能經得起任何考驗，在戰時就一定能過硬。
對于軍隊各級領導機關的建設，賀龍認為：領導機關“是軍隊行動的指南”。如果領導機關搞不好，“就要打瞎仗、走瞎路，無指針可依。”因此，也要認真抓好，這是軍隊建設的另一頭。他多次主持軍委常委會議研究軍兵種和大軍區領導班子的配備，親自到一些軍兵種、大軍區機關視察，抓思想和作風建設。
賀龍從1962年12月起，就按當時軍委分工親自抓了海軍機關的建設。
他找海軍主要領導人和海軍黨委的一些常委談話，了解情況，聽取意見。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 1963年1月中旬，他主持軍委常委會議，專門研究海軍存在的問題和解決辦法。賀龍在會上對海軍領導班子出現的不團結問題，特别是對李作鵬等人打擊貶低别人、标榜擡高自己的惡劣行為，作了嚴肅的批評。劉伯承、徐向前對海軍的建設也談了許多重要意見。會後，軍委就海軍問題向中共中央、毛澤東寫了報告。毛澤東對此作了重要指示。
海軍根據軍委指示，召開黨委擴大會議，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檢查海軍貫徹軍委擴大會議決定的情況，肯定成績，總結經驗教訓，使海軍的工作在1963年有了明顯的轉變。
1964年3至6月，賀龍多次對海軍司令員肖勁光、政委蘇振華等表示他對海軍的進步深感欣慰。賀龍指出：海軍過去工作中之所以出現一些問題，主要是對軍委指示沒有認真貫徹，過分強調海軍特殊。你們海軍有特點，其他軍兵種也有自己的特點，特點并不是海軍特有的。最根本的、共同的是要學好毛澤東思想，堅決地、具體地貫徹軍委指示。要使中央、毛主席、軍委的指示結合實際具體落實，而不是借口特殊，不認真執行上級指示。針對海軍機關的實際情況，賀龍要求：“首先要把班子搞好。領導機關要解決的問題很多，要抓住關鍵。關鍵就是要把班子配好，搞好黨委團結，這在什麼時候都是第一條。大慶油田為什麼工作好，就是班子強，團結好。要搞好黨委團結，一是要實行民主集中制，自覺地搞好團結，搞好集體領導。但團結是有原則的，在原則問題上不能讓步，非原則問題應相互諒解。這一點很重要，要向大家講清楚；二是要把批評和自我批評開展起來。這個問題，正、副司令員，正、副政治委員都有責任。政治機關是黨的機關，要敢于堅持真理，敢于明辨是非，敢于起來鬥争。要把正氣扶起來，把邪氣壓下去。有的人‘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不高興。我是主張‘摸’的。黨章規定，黨員有權利在黨的會議上批評黨的任何組織和任何工作人員，對中央委員也可以批評。過去海軍批評和自我批評開展得不夠，現在要很好地開展起來。對過去批評和處分錯了的，領導上應當很好地進行自我批評，向他們道歉，把問題談清楚，把這些同志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大家團結一緻，同心協力，把工作搞好。”
賀龍還向肖勁光、蘇振華提出，你們應該下去，蹲到艦上去、島上去，到連裡、班裡呆一呆。好好把情況摸一摸。下去不能搞官僚主義，要了解問題，解決問題。下去一趟，怎麼都要搞點東西出來，對下面有點幫助。海軍機關要為基層服務。要把機關搞精幹一點，有些領導幹部身體不好，不能做工作的就離職休養，挑選一些年輕力壯的優秀幹部上來工作。不是要搞接班人嗎？我們要搞子孫萬代麼！艦隊、艦艇和院校也都應該是這樣。
9月中旬，賀龍在聽取副總參謀長張宗遜彙報時，再次指示要抓好領導機關的建設。他說：首長對司令部要很好地抓，使司令部成為能幹的司令部，成為自己的得力助手。司令部要戰鬥化，做到一聲令下立即出動。根據東南沿海戰備行動的經驗，司令部組織上一定要精幹，政治上一定要強，業務上一定要精通。不能成為官僚機構，浮在上面。
在這一年中，賀龍在視察廣州軍區、空軍、工程兵時也都一再強調抓好“兩頭”的重大意義。“抓兩頭”，是賀龍在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期間一直努力貫徹的一個重要思想。
賀龍一向注重幹部的培養。他認為軍隊是人和裝備的有機組合，而在“人”的方面，主要的又是幹部。因而，他在主持中共中央軍委日常工作期間，對于部培養、軍隊院校建設，投入了很多精力。
1964年3月27日，他在聽取張宗遜彙報時說：要很好抓高等軍事學院和軍事學院的工作，這兩所學院辦得好不好，培養出來的幹部好不好，關系重大。學校是基本建設，關系軍隊的建設、國家的安危，隻能搞好，不能搞壞。你們應該親自到那裡去住，去聽課，細緻地摸一下。
9月中旬，賀龍在聽取政治學院領導彙報時說：政治學院要研究思想政治工作。毛主席現在一周找政治局同志談一兩次話，就是講的這方面的内容。你們自己要把毛澤東思想學好、貫徹好。黨委一定要在原則的基礎上搞好團結。黨委要以身作則，言傳身教，自己上課教書，給學員講為人民服務，特别要強調走社會主義道路，解決人生觀問題。
10月12日，賀龍主持第四十九次軍委常委會，專門研究院校問題。葉劍英彙報了在長沙政治學校召開的院校工作現場會議的情況以及對院校進行整風的意見。賀龍發言說：“辦軍事院校，必須貫徹以我為主的方針。全軍所有院校，包括高等軍事學院，都應該貫徹以我為主的方針。以我為主，最根本的是要用毛澤東思想作指導。因為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都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建設起來的，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建黨建軍的根本。”“辦學數量，應根據需要，抓住重點。需要培訓多少幹部，就辦多少學校，不十分需要的學校，應當合并、取消一些。對全軍兒所重點院校，要好好抓，領導要親自抓，要花一些力量把這些學校搞好。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更要抓好。”“領導幹部要發揚光榮傳統，培養好接班人。我們要把我黨我軍的好傳統、好作風，一代一代傳下去，就需要培養接班人。但是，要下一代接好班，首先要求我們這一代人交好班，你交班都交不好，人家怎麼接好班呢？”
1964年11月22日，在高等軍事學院學習的福州軍區副政委廖海光和浙江省軍區副司令員張秀龍來看賀龍。賀龍熱情地接待了他們，親切地詢問他們學習的情況。對他們說：毛澤東思想是系統的東西。學習毛澤東思想，就要學習黨的優良傳統，發揚黨的優良傳統。主席不是講要培養接班人嗎？老幹部首先要搞好自己，同時要注意培養接班人，苗子要選對選好??廖海光、張秀龍向學院領導彙報了賀龍的談話。學院組織大家進行了熱烈的讨論，并于30日專門派宣傳部的梁唐向賀龍彙報情況。
賀龍所了彙報後說：培養幹部是基本建設，你們的責任就是把全軍高等學府辦好，用毛澤東思想教育培養幹部。我們這一代鬥争經驗很豐富，打仗、建黨、建軍，幾十年革命，堅定不移。但帝國主義從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變化得出結論說，到了第三、第四代就不行了。我們的幹部好的是多數，但也有極少數組織上人了黨，思想上沒有入黨，高官厚祿、貪圖享受、腐化堕落，所以帝國主義把希望寄托在我們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因此，高等軍事學院要強調我們的光榮傳統。艱苦樸素，密切聯系群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當人民的勤務員，這是真正的優良傳統。講到這裡，賀龍十分感慨他說：“過去我們大家在一起，有鹽同鹹。無鹽同淡；有錢就花，無錢不花；官兵一緻，軍民一家。現在同志間疏遠了，和群衆也不打成一片了，把過去的老傳統丢了。所以，高等軍事學院一定要把老傳統揀起來，保持發揚下去，培養出合格的接班人。我們交班，就是要交艱苦樸素的班，交為人民服務的班，交做稱職的人民勤務員的班”。賀龍還對梁唐說：“你回去和李志民（學院政委）講，要把學院辦好，就必須搞好黨委的團結。貫徹黨的方針政策靠什麼人？靠黨員、靠幹部。如果執行方針政策變了樣，就要受損失。所以，搞好黨委團結很重要。黨委工作做好了，一切工作就好了。不團結，無原則，思想不統一，就無力量。”這時，賀龍伸出手，先分開五指然後握成拳頭比劃着說：“5個指頭分開就無力量，形成拳頭才有力量”。對于高等軍事學院黨委的整風，賀龍說：“我講兩條：第一，要堅持以理服人，擺事實，講道理，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按黨章辦事。不要講意氣，不要不講理。思想問題不容易一下子弄清楚，總有個認識過程。所以，黨委整風必須多花點時間，要平心靜氣地交換意見，在黨的原則的基礎上團結起來。某些同志一時轉不過來，要等待。第二，在政治理論和軍事教學中，要貫徹以我為主的方針。特别是把毛主席講的10條軍事原則好好地溫習一下，這10條在革命戰争中證明是正确的。我們的幹部一定要把《毛澤東選集》和劉少奇同志的《論共産黨員的修養》學通、學好。”
賀龍的這些發言和談話，反映了他對軍隊院校建設的基本思想，也反映了這位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對培養優秀軍政幹部的殷切期望。
精心備戰，保衛邊疆
1962年2月至5月，根據周恩來提出的“整軍備戰”建議，中央軍委在廣州和北京召開了全軍編制裝備會議，着重讨論了部隊的戰備方針、編制原則、整編方案和裝備保障，并規定了整編的步驟和時間。2月19日至3月6日，賀龍參加了會議在廣州舉行期間的領導工作。會議之後，林彪因病休養，軍委的日常工作落到了賀龍和聶榮臻兩位副主席的肩上。
1962年是很不太平的一年。在國際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肆反華，中蘇矛盾日趨尖銳；在國内，由于自然災害和工作中的失誤，經濟出現了暫時的困難。從春天開始，國民黨軍隊就從各方面加緊進行竄犯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的準備；中印邊境局勢也很緊張，印軍不斷調兵遣将，侵入中國境内，甚至發生了流血事件。5月上旬，賀龍主持中共中央軍委常委會議，分析研究中印邊境地區形勢。根據印度軍隊在中國境内占地設點，步步推進的勢頭，軍委常委一緻認為，中印邊境武裝沖突難以避免。為了防範印軍的進攻，會議決定，立即指示西藏和新疆軍區的邊防部隊提高警惕，作好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
為了部署東南沿海地區的戰備工作，5月下旬，賀龍同中央軍委戰略委員會領導小組成員一起，研究分析了美蔣關系和國民黨軍隊的動向。中央軍委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關于堅決粉碎國民黨軍隊企圖在東南沿海地區登陸的指示，命令人民解放軍立即加緊備戰，調整部署。與此同時，賀龍還召開有國防工業辦公室和各個國防工業部領導人參加的緊急會議，部署了保證戰備需要的軍工生産。
部署完畢東南沿海的戰備，賀龍又着手檢查中印邊境的戰備工作。7月16日上午，他召集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領導人和總參謀部有關部的領導人研究中印邊境戰備問題。賀龍指出：“對部隊的戰備情況，總部要好好檢查一下，看看還需要解決什麼問題，已經解決的是不是已經落實。對邊防建設要作長期打算。邊防部隊的物質生活、文化生活很差。他們為人民、為祖國忠心耿耿守衛邊疆，我們要盡量滿足他們的要求。”說到這裡，賀龍停了一下，對總政副主任甘泗淇說：“要加強邊防部隊的政治工作，要根據不同特點進行工作。”賀龍又向總後參謀長胥光義交代：“總後要以支援進藏部隊的精神來支援他們，搞好對邊防部隊的供應。要注意保持部隊的體力。
同時，要認真研究改進用于高原地帶的被服、裝具、炊事用具和主副食供應辦法，做到輕便堅固，經濟适用，重量輕、質量高。”
7月底賀龍再次召開軍委常委會，研究東南沿海和中印邊境形勢。大家認為，由于我們在東南沿海地區加強了戰備，使美國與台灣蔣介石之間，以及國民黨内部的矛盾擴大了。在這種情況下，由國民黨軍隊單獨搞大、中規模的進犯雖然不能完全排除，但至少被推遲了。因此，會議決定，調整東南方向的軍事部署；中印邊境地區則要進一步采取措施，作好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
在東南沿海，由于中共中央作出了正确的決策，蔣介石被迫放棄了軍事冒險計劃，取得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但是，中印邊境地區的形勢卻愈發緊張了。6月份，印度軍隊在中印邊界東段越過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侵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區。至8月底，印軍在東段“麥克馬洪線”以北中國境内設立了9個據點，在中印邊界西段的中國境内設立了43個據點。9月20日，印軍向擇繞橋的中國邊防哨所射擊，制造了流血事件，中印邊境形勢進一步惡化。賀龍在9月底召開軍委常委會議，再次研究中印邊境鬥争的最新情況和邊防部隊的戰備工作。
10月20日，印度軍隊在中印邊界東、西段同時發起全面進攻。中央軍委立即命令西藏和新疆的邊防部隊進行自衛反擊。對印自衛反擊作戰的第三天（23日），賀龍和聶榮臻召開軍委常委會議，讨論中印邊境作戰問題。大家根據兩天的戰況和中共中央關于下一步政治和軍事鬥争的部署，研究了作戰方案，對解決部隊的後勤保障（特别是運輸補給），加強戰地政治工作和群衆紀律等也提出了具體要求，作了安排。
自衛反擊作戰開始後，賀龍的心也飛到了前方。他像過去戰争年代一樣，在辦公室裡挂上了中印邊境地區的大比例尺地圖，标示出雙方的态勢及變化情況，以便于根據戰局變化，通過總參謀部對作戰部隊下達指示。
至28日，中國邊防部隊在東段驅逐了侵入克節朗、達旺地區的印軍；在西段清除了印軍在中國境内設置的百分之八十六的據點，取得了自衛反擊戰第一階段的勝利。中國政府于10月24日發表聲明，提出停止沖突，重開談判，和平解決中印邊境問題的三項建議。為了表明中國方面的誠意，中國邊防部隊于28日停止戰鬥行動。但印度政府再次拒絕了中國的建議，并于11月4日宣布成立“國防會議”和”國防生産部”，擴大軍火生産，在全國進行戰争動員，中印邊境地區印軍總兵力由2.2萬人增至3萬人，準備進一步擴大邊境武裝沖突。
根據上述情況， 11月上旬軍委常委開會，賀龍、聶榮臻、劉伯承、徐向前等對下一步作戰的兵力使用、組織指揮、戰前準備、後勤保障以及作戰中可能出現的情況和對策，進行研究，作了具體指示，從而保證了邊防部隊從11月16日至21日第二階段自衛反擊作戰的勝利。從22日零時起，中國邊防部隊奉命在中印邊境全線主動停火，自衛反擊作戰勝利結束。
國民黨軍隊在1962年進犯大陸的陰謀被粉碎後，不甘心失敗，便變換方式，由空中、海上派遣小股武裝，對南起廣東，北至山東的沿海地區，進行滲透襲擾。為了粉碎這種襲擾破壞，經中共中央軍委批準，1963年2月11日至3月12日，解放軍三總部在福州召開了島嶼戰備工作業務會議。
這是一次保證中央軍委戰略方針和全軍作戰計劃落實的重要會議，賀龍十分重視。4月上旬，他主持軍委常委會議，專門聽取了楊成武副總參謀長關于會議情況的彙報。賀龍認為，中國的海岸線很長，島嶼多，海防任務繁重。要做好海防戰備工作，黨的領導最重要，要突出強調黨的領導；要迅速解決守島部隊的統一領導、統一指揮問題，加強各大島上的軍隊幹部；各島都要把民兵工作搞好，進行人民戰争，隻靠幾個軍不行。他還提出：要加強對島嶼的建設。島上的部隊應該既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生産隊。要生産糧食，解決水源，修路綠化。大的島嶼如海南島，還要能造子彈、手榴彈等。
隻有把島嶼建設好，才能長期堅守，獨立作戰。船隻太少的問題也要解決。
船隻要輕巧，速度快，能
抗風，既能用于交通運輸，又能用于作戰。
楊成武彙報時提出，這次會議沒有研究1950年解放金門島失利的戰例。賀龍說：“為什麼不能研究？那是經驗教訓。不能因為某些人看法不一緻就不研究。不要愛面子，我們要的是‘裡子’。
應該總結起來研究一下，作為教訓來接受，以後還有可能打島子，應該好好研究過去的經驗教訓。”
1962年以後，新疆的邊境也不安定。1963年9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研究了新疆問題。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林彪同志長期生病，身體不好，我建議由賀龍同志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與會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一緻同意。
“兵是練出來的”
1963年12月下旬，葉劍英到南京軍區參加推廣“郭興福教學方法”①現場會以後，向中共中央軍委報告，建議在全軍推廣。
賀龍同意葉劍英的建議。1964年1月3日，中央軍委轉發了葉劍英的報告，号召全軍立即行動起來，掀起一個學習郭興福教學方法的運動。此後，全軍推廣郭興福教學方法的群衆性練兵運動蓬勃地開展起來。
2月5日，南國羊城春意盎然。這天，賀龍、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4位元帥和總參謀長羅瑞卿等軍委領導人，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廣州軍區領導人的陪同下，接見了該軍區學習郭興福教學方法評比現場會議的全體代表。
在接見時，賀龍說：“兵是練出來的。過去戰争時期，我們就很重視練兵。如果發100發子彈給一個新兵，就得用50發訓練他打槍。表面上看，這樣劃不來，用100發子彈去打敵人不是更好嗎？可是，沒有經過訓練的戰士，100發子彈不一定能打中一個敵人。相反，一個經過訓練的戰士， 50發子彈可能打中50個敵人。”
羅瑞卿問一個叫袁春陽的炮連班長：“表演時，為什麼最後一發沒有命中？”袁春陽答道：“炮筒打熱了，影響命中率。”賀龍說：“恐怕是緊張了吧！如果元帥們、将軍們來一看就影響命中率，打起仗來怎麼辦呀！”“我們不怕敵人。”袁春陽堅定地回答。賀龍贊許地點點頭說：“好啊！腦子裡要經常裝個敵情，任誰來看，心裡也不緊張，也不影響成績。”
1964年，賀龍以極大的熱情同軍委其他領導人一道，全力推廣郭興福教學方法，推動全軍群衆性練兵運動的開展。他親自抓北京軍區，4至6月間，先後7次到北京軍區視察。
4月7日，賀龍首次觀看了北京軍區在推廣郭興福教學方法中湧現出來的”尖子”分隊的表演。他說：部隊平時不打仗，要訓練好才有戰鬥力。苦練才能出精兵。各部隊要認真推廣郭興福教學方法，要把這些“尖子”的經驗普及全軍。應該把每個戰士都練成這個樣子，全團、全師、全軍都練成這樣，人人過得硬，就能大大提高部隊的戰鬥力，就能打勝仗。他還強調：搞好部隊訓練，先要抓好幹部訓練，幹部訓練不好，戰士就訓練不好。
為了進一步掀起群衆性的練兵熱潮，4月中旬，中共中央軍委決定在全軍進行一次全面的軍事訓練“比武”，并成立了全軍軍訓比武籌備委員會。4月下旬，總參謀部主管軍事訓練的張宗遜副總長向賀龍彙報了“比武”計劃及所需經費、器材和彈藥等。賀龍同意了這個計劃。于是，“比武”的準備工作在全軍展開。
北京軍區為選拔參加全軍“比武”的代表隊，5月中旬，在天津楊村召開訓練現場會，組織各部隊“尖子”分隊表演。賀龍用了兩天時間，觀看“尖子”分隊白天和夜間的幾十個課目的表演。在觀看表演期間，他對在場的各①“郭興福教學方法”是南京軍區某團二連的副連長郭興福在上級幫助下總結出來的。其主要特點是：1.善于在教學中抓活思想，發揚軍事民主；2.把練技術、練戰術、練思想、練作風緊密結合起來；3.采取由簡到繁，由分到合，情況誘導，正誤對比的方法；4.把言傳與身教、苦練與巧練結合起來；5.嚴格要求，一絲不苟，諄諄善誘，耐心說服。
級領導人說：訓練為了打仗，所以訓練首先是個政治問題。不僅軍訓部門要抓，作戰部門、通訊部門也要抓；不僅司令部要抓，政治部、後勤部也要抓。
隻有這樣，訓練才能搞好。所以，這種表演，總政、總後也要看看，因為這不光是訓練問題，還是一項很大的政治工作。做好政治工作，是各級幹部、各級機關的首要任務。行軍有行軍的政治工作，作戰有作戰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做好了，其他就好辦了。
在表演時，賀龍看到神槍手、神炮手百發百中，技術能手個個身手不凡，不由得興奮地鼓起掌來，不住地叫道：“打得好！”“好極了！”他說：“把兵都練得這麼好，有這樣的本領，不消滅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