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向正規化、現代化進軍
第一節建立正規制度
軍事學院成立之後，劉伯承在院黨委會上提出了開頭3個月的中心工作：完成解放戰争經驗總結的任務；為學習新兵種學術而奮鬥；在學習、工作中建立軍事學院的隊列生活、政治生活的秩序；在學習、工作中加強計劃性、組織性、準确性和紀律性。後來，他又把這幾項工作概括為“建立正規制度”、“學習新兵種學術”兩項，指出這不僅是開頭3個月的中心工作，而且是軍事學院建設的基本要求和長期任務。
1951年1月下旬，劉伯承以中央軍委給軍事學院的贈詞“為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軍而奮鬥”為題，在華東軍區和軍事學院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一個報告。他指出：現代化就是新兵種及其學術的建設。新兵種，指步兵以外的其他諸兵種，包括各種輔助兵種；學術，指諸兵種的戰鬥條令，應用技術、戰術，在各種情況下的協同動作。正規化主要是軍隊正規化生活秩序的建設，具體他說，就是嚴格地制訂與執行各種條令、條例，一切按條令、條例辦事，使軍隊象一部大機器一樣，車間與車間，這一齒輪與那一齒輪，能有準确的規律，向共同的生産目标協同動作。
他還指出：現代化與正規化，二者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現代化必須正規化，正規化是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條件。有了新兵種及其學術的建設，還要有正規化國防軍隊生活秩序的建設，才會有計劃性、組織性、準确性和紀律性。否則，無組織、不準确，就無正規可言，更無諸兵種協同動作可言。
劉伯承和學院的其他領導幹部一起，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以勇于探索的精神，首先研究制訂學院的各種規章制度，使各項工作逐步走上正規。
一天下午，劉伯承來到基本科學員住的宿舍樓前，正好學員們下課回來。
隻見百十号人的隊伍豎不成行、橫不成列，三人一夥，五人一群，又說又笑，雜亂地走着。
看到院長站在樓前，帶隊的值班員不知道喊“立正”口令，不知道整隊向院長報告，而是用手摸着腦袋，“嘿嘿嘿”地笑着，結結巴巴地說：“院長，您??有事嗎？”
“唉！”劉伯承歎了一口氣，搖了搖頭，走進了學員的宿舍――多數房間還比較整潔，可有的就顯得又髒又亂。水壺、牙具到處亂放，書、本、地圖橫七豎八，擺滿了桌面。床下塞着一團團的髒衣服、臭襪子，發出一股難聞的氣味。
“看看你們住的這個屋，真象是個亂雞窩！”劉伯承滿臉不悅，扔下一句批評話就走了。
幾天之後，劉伯承主持一個訓練工作會議。在會議進行之中，他無意間看到這樣一幅情景――會場的一邊坐着兩個蘇聯顧問。他們軍裝筆挺，姿态規正，神情專注地聽着彙報。會場的另一邊坐着學院的十幾個幹部。他們多數衣冠不整，風紀扣松着；有的人還敞胸露懷，雙手在身上搓泥搔癢。這種鮮明的對比和反差，使他的心裡很不舒服。
劉伯承又深入到各單位，專門調查了解全院存在的自由散漫、無組織無紀律的現象――有的學員無故不出操、不上課，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有的學員上課時翹着二郎腿，回答教員提問也懶得站起來；有的學員聽報告、看電影，正門不走爬窗戶，或從鐵栅欄上跳進跳出??機關裡也存在着自由散漫的現象。有的部門人浮于事，各自為政，工作無計劃，職責不分明，辦事效率很低；有的幹部值班睡大覺，交接班時草率敷衍，出了問題互相推诿。
這種種現象使劉伯承意識到，建立正規制度，不僅在于制訂一些有約束力的行為規範，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須同戰争年代的遊擊習氣，同小生産者自由散漫的劣根性，同長期以來形成的舊的習慣勢力進行鬥争。
這時，正好周恩來交給劉伯承一項任務，讓他審查修改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個共同條令草案：《内務條令》、《隊列條令》、《紀律條令》。這三個條令是周恩來、朱德和聶榮臻指示軍訓部，依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原有的傳統法規，吸取了外國軍隊的先進經驗而制定的。
劉伯承初步閱讀後，認為内容基本正确，是完全可行的。于是，他決定讓全院都來學習讨論這三個條令，借這股“東風”，進行一次作風紀律的檢查與整頓。
一天，劉伯承再次來到基本科。在學員大會上，他首先重申了院黨委提出的“建立正規制度”、“學習新兵種學術”兩項中心工作。強調指出：這兩項工作概括起來，一個是學“禮”，一個是學“法”。“建立正規制度”是學“禮”，就是學習一個革命軍人應該遵守的禮儀、禮節和禮貌。“學習新兵種學術”是學“法”，即學習各兵種的技術戰術知識，及其協同作戰的法規法則。學“禮”與學“法”猶如一個人的兩條腿，缺一不可。如果我們學習了現代化的軍事學術，而生活作風還是自由化、散漫化，也一定要打敗仗的。
接着，劉伯承列舉了全院存在的種種自由散漫、無組織無紀律現象，高聲告誡大家說：“我們要搞現代化，首先思想要跟上時代，也要現代化。我們的學員、教員和工作人員，都是來自各個野戰軍，有的還幹過遊擊隊。以後，來自野戰軍的不可再‘野’了，幹過遊擊隊的也不可再帶‘遊擊習氣’了。有的人自由主義，違犯紀律，國防部、毛主席都知道。真是‘搞臭了南北兩京’，光着腚推磨盤――轉着圈丢人。”
最後，劉伯承要求從基本科做起，來一場思想革命，人人都用三個條令對照檢查自己，制訂出整改措施。他把這種做法叫作“結舊賬開新支，割下麥子種晚稻”。
全院結合學習讨論三個條令，進行了一場嚴肅認真的關于作風紀律的檢查與整頓。
在此基礎上，劉伯承因勢利導，領導建立了軍事學院的隊列生活、行政工作和訓練工作制度。
隊列生活制度包括早操制度、内務衛生制度、交接班儀式、升降國旗儀式和典禮閱兵儀式等。劉伯承強調，從軍事學院畢業的學員，應該具有良好的軍人儀表和軍人舉止。他經常在起床号剛剛吹響的時候就來到操場，檢查學員的隊列訓練。發現無故不出操者，馬上命令值班員去找，及時進行批評教育。
劉伯承還深入到學員宿舍，檢查内務衛生，教育學員要愛清潔、講衛生，做到工作有定時，生活有秩序，着裝整齊幹淨，軍人儀表良好。為此，他指爾院務部建立了一個洗衣房，專門為學員拆洗被服，受到了學員們的歡迎。
除此之外，還建立健全了其他一些隊列生活制度。每天清晨和傍晚時，交班和接班人員要按一定的儀式和程序，嚴肅認真地交接工作。每當新的學員科成立，新學員入學或老學員畢業時，都要舉行盛大的典禮和閱兵，請中央軍委代表或由院領導檢閱并講話。
從1951年秋開始，軍事學院每年都要選派一批學員參加首都的國慶閱兵。當這些學員赴京訓練前，劉伯承總要先檢閱一次，檢查他們的訓練情況，要求他們以雄偉氣概走出國威軍威，作正規化的表率。1951年的首都國慶閱兵，就是由高級速成科班主任楊勇高舉着軍事學院的校旗，帶領軍事學院的方隊，走在整個閱兵隊伍的最前列。他們以整齊劃一的動作，雄健有力的步伐通過天安門廣場，受到全國人民的交口稱贊。
行政工作制度包括會議制度、請示報告制度和分工負責的崗位負責制等。劉伯承強調建立健全各級領導機關的工作職責，充分發揮機關工作人員的作用，改變戰争年代一切由領導者“包打包唱”的現象。為此，他提出了“統一集中領導，單刀直入基層”；“集中領導，分工負責”；“共同學習政治，各自鑽研業務”三個口号。這三個口号概括了他對于機關建設的三個基本思想：機構要精幹，職責要分明，業務要精通。
建院之初，有的領導幹部片面強調“大而全”，在機關“三部一處”（即訓練部、政治部、院務部和幹部管理處）下面設二級部，二級部下面設科，有的科下面還設股。另外，由于缺乏經驗，各學員科也照搬機關的編制，設立相應的機構，使得一個學員科就有行政管理人員20多人。造成機構龐大，層次過多，學員與教職員比例嚴重失調。
劉伯承對這種狀況作了尖銳的批評，把它稱作“疊床架屋，骈枝叢生”，好比人的手上長了6個手指頭。遇有問題時，參謀、幹事靠科長，科長靠部長，部長又靠院領導。就象京劇《法門寺》裡告狀一樣。狀紙一層一層往上遞，官司總也打不了。他多次強調：我們現在是在城市環境中辦學校，不是戰争年代在農村分片辦學。領導方法要适應這一變化，要學會“彈鋼琴”，克服“單打一”的現象。
為此，劉伯承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裁并編制，砍掉多餘的“一指”。把重疊的組織機構合并，把不必要的中間層次裁去，精簡各級行政管理人員。首先，将機關“三部一處”改為訓練、軍事科學研究、政治、幹部管理、隊列、物資保障六部和秘書、保密、财務三處。這“六部三處”下面一般都不再設第二層的機構。同時，裁減各學員科的行政管理人員，改設協理員協助科主任工作。并撤銷了專供演習使用的教導團。這樣，使得學員與教職員的比例由最初的1：8下降到l：2.3，而領導作風進一步深入，工作效率進一步提高了。
制定各級幹部的工作範圍和工作職責，使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有職、有權、有責，使整個機關在統一集中領導之下，經緯交織，協同動作。劉伯承把這種做法叫作“執事者各司其事”。他說：我們四川有一種風俗，辦婿喪嫁娶等紅白大事的時候，總要找一個聰明能幹的人當司儀，統管各項事務。
每當舉行儀式，司儀照例高喊一聲：“執事者各司其事”。于是，奏樂的奏樂，擺宴的擺宴，接待的接待。因事設人，各盡其責，有條不紊，忙而不亂。
要求機關工作人員努力學習與本職工作有關的各種知識，成為精通業務的專門家。劉伯承指示有關部門開辦文化夜校、理論學習班、俄語集訓班，舉辦各種講座、報告會，讓機關工作人員學文化、學政治、學科學、學管理，“鑽研業務，精通一門，向專門家方向發展，不能滿足于‘萬金油’式的項項都懂一點，而項項不精通的現象。”
對于院校來說，最重要的是訓練制度。訓練制度包括訓練部組織系統、各教授會的工作、訓練時間的配當，以及在施訓受訓中的紀律與秩序等。劉伯承強調“以教學為中心”，圍繞教學活動對整個訓練工作做出科學合理的安排。既注意全面、系統，又注意重點突出、中心明确，做到有主有從、穿插配當、縱橫連貫、密切協同，使教、學、保障工作三個方面構成行動的統一，克服“單打一”和紊亂無章的現象。
劉伯承領導制訂了《訓練組織及其工作暫行規定》，以此作為軍事學院建立正規的教學制度的依據。
這個暫行規定，嚴格規定了學院訓練系統各個部門的工作紀律和各級幹部的工作職責；規定了教員在編寫講義、想定，組織課堂教學、課題讨論和作業講評等方面應注意的事項；也規定了學員在課堂、現地作業和野外演習中應該遵守的各項紀律。
暫行規定中關于學員的學習時間，尊重蘇聯顧問的意見，規定每天授課6小時，即連續上6節課，每節課50分鐘，休息10分鐘。另外，還要進行3小時的自學。共為9小時。
關于考試問題，規定每一主要課程學完之後都要進行考試，還有學期考試、學年考試和畢業考試。考試時要成立各級考試委員會。學制兩年以上的完成科畢業考試，要成立國家考試委員會。考試方法有筆試和口試兩種：筆試閉卷答題，口試抽簽答題。由一個主考官和兩個陪考官主持進行。
對這種課業制度和考試制度，有人贊成，有人反對。這就是軍事學院成立後，院内院外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的所謂“6小時一貫制”和“三堂會審”問題。
盡管如此，暫行規定作為軍事學院訓練制度的一個雛型，在當時還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以後，院黨委在總結創建初期的工作時，劉伯承曾經形象地說：1951年1月15日以前，一切均無基礎，好比是“氣體時代”；自1月15日到3月底，有是有了一些，但尚不健全，未走上正規，好比是“液體時代”；到了4月，《訓練組織及其工作暫行規定》頒布之後，組織才漸趨健全，訓練才走上正規，才成了型，才進入初具規模的階段，氣體變成液體又凝固成固體了。
在建立與改進行政工作制度的實踐中，劉伯承深深感到，院校編制的最大特點是“橫寬縱短”。因此，領導院校工作就要實行團一級的、面對面的、單刀直入基層的領導方法。
有人對劉伯承說：“團一級的領導方法太低了，與最高學府的地位不相稱。”
劉伯承幽默地回答：“團的領導方法有什麼不好？周總理出國訪問，不就是代表團的團長嘛！”
第二節學習新兵種學術
各項正規制度的不斷建立與完善，使軍事學院象一部龐大的機器一樣，和諧地、有規律地運轉起來。
與此同時，劉伯承領導全院學員努力學習軍事、政治和科學文化知識，掌握諸兵種協同作戰的指揮本領，向現代軍事科學的各個領域進軍。
教育訓練，必須與科研相結合。1951年2月，為了給教員、學員搞學術研究提供一個陣地，劉伯承決定在軍事學院創辦一個刊物――《八一雜志》。
他将此事向毛澤東作了書面報告。
不久，毛澤東在劉伯承的報告上批複：中央軍委準備出版一個刊物，已定名為《八一雜志》。你們的刊物就叫《軍學》好了。并題寫了“軍學”二字。于是，軍事學院的院刊就定名為《軍學生活》報。後來，“軍學”就成了軍事學院的代名詞和顯著标志而一直沿用下來。
有了學術研究的陣地，還需要建立學術研究的組織與機構。在劉伯承的倡議下，學院成立了學術研究會和學術研究室。前者是由全院教員、學員參加的群衆性的學術研究組織，後者是院長領導訓練部長、各教授會主任進行學術研究的工作機構。
在學術研究會和學術研究室成立會上，劉伯承提出了軍事學術研究的方向是：一、以毛澤東理論與實際結合的思想方法去學習斯大林的軍事科學，并先從條令着手，有步驟地使學員學會現代諸兵種協同作戰；二、以毛澤東曆來的幾個時期的著作，去幫助學員搜集自己的經驗，加以研究整理而作出經驗總結；三、研究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作戰的經驗以及美軍的作戰方法，用以教育學員。
這三條，不僅是軍事學術研究工作的方向，也是學院訓練工作的方向。
根據這三條，劉伯承首先組織學員以馬列主義、毛澤東軍事思想為指南，認真學習研究蘇聯紅軍各兵種的戰鬥條令。劉伯承認為，由于現代諸軍兵種裝備衆多，技術複雜，要想協同動作，必須要有條令、條例。條令、條例是軍隊行動組織性、準确性的具體體現。否則，無組織、不準确，就無正規可言，更無諸兵種的協同動作可言。因此，學習新兵種學術，就要結合我軍的實際情況，從學習研究條令、條例入手。這是部隊教育與訓練的要項之一。
當時，人民解放軍的一些技術兵種剛剛建立，全軍上下還沒有一本諸兵種協同動作的戰鬥條令。于是，中央軍委軍訓部把校譯《蘇聯紅軍野戰條令》的任務交給了軍事學院。劉伯承對此事非常重視。他讓科研部組織專門班子，把這本條令的1948、1952、1953年三個版本全部譯出來。并多次對參與這項工作的人指出：現代戰争是諸兵種的合同戰争，這就要求各兵種在戰争中應有嚴格的、和諧一緻的協同動作。因為隻有各兵種和諧一緻的努力，才能達到勝利。由此可知在集中統一指揮之下各兵種協同動作的組織工作，是何等繁劇，何等緊張，卻又不能不落在指揮員的肩頭之上。所以有人說，指揮員的組織能力，就是軍事學術。這句話是有道理的。我讓你們仔細地準确地翻譯這本野戰條令，其意就在于此。
一個月之後，《蘇聯紅軍野戰條令》譯出來了，并據此編寫了相應的教材供學員學習。科研部領導感到這項工作總算比較圓滿了，可以向院長交差了。可劉伯承仔細地看了譯稿，并不滿意，嫌它粗糙。他對科研部領導說：“這本野戰條令是學院最基本的教材，一定要譯得十分準确才行，不能有絲毫差錯，不能有任何含糊其辭的地方。現在全軍正在進行正規訓練，武器裝備也大大改善了。如何使用這本條令，結合我軍的現實情況來學習新兵種及其學術，這是解決教育與訓練理論聯系實際的一個重要問題。這件事還沒有結束，我還要親自校正譯稿。将來你們還要幫助我做好這件事！”
經過一段時間條令、條例的學習，學員們初步掌握了諸兵種協同作戰的一般理論概則。這時，劉伯承又帶領他們到海軍、空軍和其他技術兵種部隊參觀見學，了解這些軍兵種的技術與戰術，為下一步組織實施協同作戰的野外作業和實兵演習打下基矗劉伯承不辭辛苦，和學員們一起，到南京大校場空軍機場參觀飛行訓練；到駐長江口的海軍部隊學習艦艇知識；到駐徐州的裝甲部隊觀摩坦克打靶。
從坦克的履帶、艦艇的舵輪和飛機的引擎學起，熟悉它們的技術性能和戰術動作。
在海軍部隊參觀見學時，劉伯承對海軍術語“破雷衛”的确切内容搞不大清楚。于是，他就請教海軍的一位幹部，這位幹部告訴他，由兩艘軍艦拖索破雷的工具叫做“破雷衛”。他聽完之後非常高興地說：“你是專家。我從你這裡學到了知識，以後還要向你請教。”
在空軍部隊參觀見學時，劉伯承卻遇到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當他提出讓學員看看進口的蘇制米格戰鬥機時，空軍部隊的負責人支支吾吾地說，這件事他作不了主，需要征求蘇聯顧問的意見。結果，蘇聯顧問不同意，飛機沒有看成。
這件事使劉伯承很氣憤。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不愛發脾氣的。但是，這一次，他卻真火了，非要把這位負責人找來當面質問不可。
這位負責人自知理虧，不敢再見劉伯承，讓一位副手去。
劉伯承毫不客氣，嚴肅地批評說：“你們空軍究竟是中國人當家，還是外國人當家？飛機我們已經花錢買來了，已經是我們自己的了，為什麼組織學員參觀還要外國人批準呢？”
參觀見學活動，使學員們初步了解了海、空軍等軍兵種的技術與戰術知識。為了在人民解放軍作戰經驗的基礎上，學習現代諸兵種聯合作戰的組織與指揮，劉伯承又召開了戰例編寫會議，決定以各軍區和各野戰軍為單位，把學員組織起來，成立戰例編寫小組，由戰史教授會和學術研究室派人輔導，以個人寫作和集體寫作相結合的方式，首先編寫第三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戰例。他要求全體學員積極行動起來，人人動筆動口，參加編寫工作。
在劉伯承的發動下，編寫戰例的活動蓬勃開展起來。許多學員利用課外時間，廢寝忘食地工作。他們找資料、繪地圖，座談讨論，反複修改。經過5個多月的努力，共有100多人編寫出了82個戰例。從類型上，有運動戰、攻堅戰、阻擊戰，以及渡海登陸作戰等。從内容上，有著名的三大戰役中的一些戰鬥，還有石家莊戰役、太原戰役、蘭州戰役、上海戰役、粵桂邊追擊戰鬥和海南島登陸戰鬥等一系列戰役戰鬥。
當這些戰例彙集起來送給劉伯承審閱的時候，他非常高興地對訓練部的幹部說：“我們要從原有基礎上學習現代軍事科學，學習諸兵種協同作戰，就必須珍惜我們過去流血的經驗與創造，發揮戰例的積極作用，把它用到訓練中去。”他指示訓練部趕快彙編成冊，鉛印出版，發給全院學習。并揮筆寫下了“戰例彙集――劉伯承題”八個字，作為封面。
第三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戰例彙集》，一共分4集陸續出版，它的意義是很大的。對于教員來說，給他們提供了許多生動的實戰經驗，充實了教學内容，提高了教學質量；對于學員來說，使他們注重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學習方法，有利于在總結自己作戰經驗的基礎上去學習現代軍學科學和指揮藝術；而對于劉伯承來說，這隻是他理論聯系實際領導教學的開始。下一步，他又在考慮如何學習與總結正在戰鬥着的志願軍的作戰經驗，并把它運用到軍事學院的教學之中去。
第三節來自朝鮮前線的彙報
從志願軍一入朝，劉伯承就密切注視着抗美援朝戰争的每一步發展。他指示宣傳部門利用多種形式宣傳抗美援朝的偉大意義，指示訓練部門認真收集整理、學習研究志願軍的戰役和戰鬥經驗，貫穿到學院的教學中去。1951年，軍事學院舉行了3次抗美援朝作戰經驗報告會，以後又請志願軍第九兵團第二十軍軍長張翼翔、赴朝慰問團負責人陳沂，以及朝鮮人民軍訪華代表團的成員，報告五次戰役等的作戰情況。他贊揚這些報告給全院“上了一堂生動的政治課，上了一堂實際的軍事課。”
劉伯承還通過被調劉朝鮮前線指揮作戰的高、上級速成科學員，直接了解朝鮮戰場上的發展變化和最新經驗。
軍事學院成立後兩個月，由于朝鮮前線需要，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從高、上級速成科直接調走了44名學員。這些人好學上進、勤奮刻苦，具有豐富的作戰經驗，正當年富力強之際，是很有培養前途的中、高級指揮員。
劉伯承十分喜愛這些學員，把他們的提前調離比喻為“雞雛尚未孵出，雞蛋即已取走”，為他們未能完成學業而深感惋惜。
這一年5月，彭德懷提出，再調50名學員和一些院、系的領導幹部，充實志願軍各級指揮機構。
劉伯承十分支持朝鮮前線的急需，按要求選調了一批正在學習的學員和在職幹部。當這些學員離開學院時，劉伯承叮囑他們要多寫信回來，介紹朝鮮戰場的現實情況，并希望他們在戰争結束後，再回到學院深造，完成未竟的學業。
不久，志願軍第三兵團第十五軍軍長秦基偉從朝鮮前線來信，談到了他率領部隊參加第五次戰役的情況。還談到了作戰指揮、通訊聯絡、後勤保障，以及戰鬥的整體性、機動性和争取時間等有關戰術思想的一些問題。
以後，志願軍第十九兵團司令員楊得志也從朝鮮前線給劉伯承來信，談到了五次戰役後，在西線指揮兩個軍擔任防禦作戰的情況。信中說：“我軍在攻防戰術上亦有進步，首先從幹部思想上扭轉了不願指揮特種兵的問題。
現在都嫌炮兵配屬太少了。在步炮脅同與炮火運用上，組織嚴密，發揮了炮火的威力。現在我軍在技術上基本克服了零敲碎打的現象，并以坦克炮及山炮抵近打點，對摧毀敵工事也起很大作用。”
信中又說：“在防禦戰鬥中，近來出現了不少典型戰例。如果連一個排，在冶洞阻擊戰中，由于陣地選擇适當，工事僞裝良好，使山頭、山腰、山腳的配備密切結合起來，構成綿密火網，曾打退敵兩個步兵連在18輛坦克掩護下的集團沖鋒，以傷3亡1的代價，斃傷敵100餘名，而且陣地寸土未失。”
劉伯承看了楊得志的這封來信，非常高興，立即指示學術研究室加以整理，刊登在學院《軍學生活》報上，作為研究朝鮮戰争的一個重要資料，供全院學習。《軍學生活》報在刊登時，他還指示要加按語。按語指出：“所有這些經驗對于我們學院目前的訓練工作是有極大參考價值的。如果過去有人認為所學與朝鮮戰場不符合的話，現在應該得到解決。全體學員教員應該接受我志願軍在朝鮮作戰中所取得的寶貴經驗，來努力加以研究，争取學習的勝利。”
7月1日，在學院舉行紀念中國共産黨成立30周年大會上，劉伯承作了關于抗美援朝戰争與軍事學院訓練工作的長篇報告。他着重強調了軍事科學與戰争實際的特殊聯系，指出：“軍事科學的理論必須是與實戰相結合的理論，它是直接地、明顯地受着戰争勝負、流血多少的檢驗的。《孫子兵法》第一句就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道，存亡之地，不可不察也。’從這裡也可以看到軍事理論與實際結合的重要。”
然後他從理論的高度概括了志願軍在朝鮮對美軍作戰迫切需要解決的四個問題：（一）軍事上要大大提高一步。
侵朝美軍不但有制空權與制海權，而且其陸軍的裝備也占優勢。目前中朝軍隊的裝備與這一敵人比較起來，則是劣勢。然而在五個戰役中，敵人都被打敗了。這是因為中朝方面是正義的戰争，因而它能夠軍民一緻奮鬥，軍人能以自我犧牲的勇氣作戰，而其統帥則能在現實的條件之下發揮其主觀的能動性以取得勝利。可以想象，如果他們已成為正規化、現代化的軍隊，則困難必少，代價必小，而勝利的日期也必[。因而志願軍體會到必須适應新的情況，在軍事上大大提高一步。
（二）兵器物資要送得上去。
朝鮮是一個半島，地形狹長，島上河川很多，在敵人掌握着制空權與制海權的情況之下，鐵路、公路不能暢通，物資等的前送、後送常受限制。因而部隊戰鬥必需品與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就發生了困難，他們站在全世界反對侵略、保衛和平的最前線，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之下，在殘酷鬥争之中取得了不斷的勝利。但由于供應困難，卻使他們受到了不可想象的艱苦。我們軍事學院做的事，就是研究他們的鬥争情況，以改進和充實自己的學習。這裡就要求我們大力學習後勤工作。
（三）兵器物資要用得上去。
在兵器物資拿上去之時，志願軍同志便考慮如何用得上去的問題，這就明确地給我們提出了如何學習現代軍事科學知識，如何組織與指揮諸兵種協同動作等問題。我們學員的戰鬥經驗是很豐富的，但是對于現代化的某些新的技術兵種，則缺乏應有的知識。毛主席給軍事學院的題詞是“努力學習，保衛國防”，并且為我們聘來了許多軍事科學專家，就是讓我們學習以上問題的。我就是帶頭學習的人。我們必須專心學習，而且一定要學好。
（四）前方與後方要密切協同。
現在來看一看我們抗美援朝的前方與後方是不是密切協同呢？我們說是協同的，但是未達到密切的程度。??今後在學術研究工作上更要進一步研究朝鮮戰争中各方面的經驗教訓，寫成材料。各教授會則應将有關的經驗加以仔細研究和科學分析，融化于上課、作業之中，有些情況還應做出模型陳列于專修室内，以求學習得合于實際。
為了更好地把教學同朝鮮戰争結合起來，加強教學的針對性和效果，劉伯承連續派出了赴朝見學團，到朝鮮前線實地考察、參觀見學，吸取這場現代化戰争的豐富養料。
第一次是在1952年3月，由陳伯鈞任團長，帶領12名領導幹部到朝鮮進行了為期3個月的參觀見學。劉伯承反複強調，出去的目的是為軍事學院“搭個橋”、“接上氣”、”填好空子”，把抗美援朝戰争的經驗學到手，并運用到學院的訓練工作中。
見學團到了朝鮮，先在志願軍司令部聽了彭德懷關于朝鮮戰場形勢的報告，然後分頭到各個部隊見學。當他們來到楊得志所在的第十九兵團兵團部時，楊得志花了4個鐘頭時間，将敵我雙方戰術特點及其演變情況，作了一次詳細報告，使見學團收獲很大。
見學團在朝鮮，既見學志願軍的戰役戰術，也見學志願軍的政治工作。
學院政治部副主任仲曦東寫的專題調查報告，全面總結了志願軍的思想政治工作經驗。至今，仍保存在軍事博物館裡。
見學團還在陣地上辦學講課。合同戰術教授會主任陳慶先，多次給志願軍團以上幹部講授現代諸兵種協同作戰的理論概則與指揮藝術，受到志願軍中、高級幹部的熱烈歡迎。
第二次赴朝參觀見學是在1953年9月。見學團由軍事學院和總高級步兵學校聯合組成，以軍事學院訓練部副部長戴潤生為團長，以系和教授會的領導幹部為主。主要是學習志願軍上甘嶺防禦戰役和金城戰役的經驗。見學項目包括戰役戰術、司令部工作、後勤保障，裝甲兵、炮兵運用等許多方面。
這是朝鮮停戰以後，劉伯承組織的一次規模較大、範圍廣泛的戰地參觀見學活動。
見學團11月10日回到南京。戴潤生等人向劉伯承彙報說，在朝鮮的兩個月中，所到之處，看到志願軍的許多幹部都在學習軍事學院的教材，力求按教材的基本觀點指揮作戰和指導訓練。一些在學院學習過一段時間的志願軍中、高級幹部，也向見學團反映，所學的内容對他們有很大幫助。
聽了戴潤生等人的彙報，劉伯承感到十分欣慰。過去，他曾經為那些未完成學業就被調到朝鮮前線的幹部感到惋惜。現在，他又為這些幹部經過初步學習之後，即能将所學知識運用到戰争實踐中去而感到莫大的鼓舞。
這兩次見學之後，劉伯承組織和指導見學團編寫了《朝鮮戰地見學報告》和《朝鮮作戰經驗彙集》。并組織和指導這一年暑期入學的志願軍學員編寫了《志願軍抗美援朝戰争戰例彙集》，一共有10餘冊，100多篇文章。這種前線與後方的密切合作，部隊與院校的相互交流，既升華了志願軍的作戰經驗，同時也給軍事學院的教育訓練帶來了生機和活力。
第四節送“金鑰匙”的人
1952年，根據中央軍委關于部隊訓練以科學文化教育為主的指示，一場聲勢浩大的學習運動猶如一次偉大的戰役一樣，很快在全軍打響了。很短時間，全軍就調配教員5萬多人，開辦速成小學200多所，速成中學60多所。
200多萬幹部戰士投入到學科學、學文化的戰常這一年，軍事學院的科學文化教育則以新成立的海軍系、空軍系、政治速成系以及高級速成系第二期為重點進行。劉伯承決定對這4個系實行半年預科制。首先補習半年文化，然後轉入正科學習軍事和政治。對在職幹部，則開設文化補習班，實行半日工作半日學習。
在教學準備會上，劉伯承對教員們說：“工農出身的學員，他們的文化都是從戰争年代的識字牌上學來的。數、理、化從未學過。這就給他們了解世界、認識世界帶來了困難。世界好比一間大房子，裡面博大精深、萬物皆有。但是，這間房子是鎖着的。沒有開門的鑰匙，隻能從門縫窺視。這樣看就很狹窄。有了開門的鑰匙，就能打開房門，走到裡面去看，就能看得寬廣，看得深遠，看得全面。什麼是開門的鑰匙呢？科學文化知識就是開門的‘鑰匙’，是了解世界、認識世界的‘金鑰匙’。我們要把這個‘金鑰匙’送給學員，讓他們打開房門，入室登堂，去攀登現代軍事科學的高峰。”
其實，從軍事學院一成立劉伯承就堅持把科學文化教育作為“入門教育”和“基礎教育”，以此推動整個訓練工作。當時，學員們來自“勝利之師”，都是經過血與火考驗的中、高級幹部。他們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作戰經驗比較豐富，二是文化水平普遍較低。這兩個特點使得一部分學員對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他們以“大老粗”為榮，以沒進過“洋學堂”為榮，認為國防現代化，主要是武器裝備的現代化，用不着多高的“文化水”。
劉伯承很快察覺到這是學院訓練中的重大障礙。他在大會小會上多次語重心長地指出：“不懂科學，沒有文化，是舊社會在工農身上刻下的愚昧傷痕，是套在工農頭上的一副枷鎖。這是我們的恥辱，而不是我們的光榮。我們要奮起醫治這個傷痕，打碎這副枷鎖。我們如果隻在政治、經濟上翻身，而在文化上不接着翻身，不能掌握科學，不能以軍事科學保衛國防，要實現‘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瘡是有困難的，是建設不了社會主義的，建設不了現代化國防的。”
劉伯承還深入到學員中間，給他們講述1905年日俄戰争史，幫助他們正确認識學習科學文化對于實現國防現代化的重要意義。他說，那時，沙皇俄國盡管花費了億萬盧布購買和建造軍艦，但由于俄軍的統帥和将軍們都是些不懂科學、不學無術的庸碌無能之輩，軍官和士兵們缺乏訓練、愚昧無知、目不識丁和孤陋寡聞，結果被日軍打得大敗。正如列甯在《旅順口的陷落》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在不會使用現代軍艦的情況下，在缺少能夠熟練地利用軍事技術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況下，這些花費是沒有用處的”，“因為現代戰争也同現代技術一樣，必須有質量高的人才。”
通過反複教育，學員們認識到了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重要性，穩定了學習情緒。但是，在課程進行當中又出現了問題：有些學員對軍事課、政治課感興趣，能坐得住，聽得進去。而對文化課，特别是數、理、化課，一講什麼公式定理、結構式、方程式就頭疼，尤其是念那拗口繞舌的各種外文字母，更是感到如同念“天書”一樣難。慢慢地，學員們開始叫苦了，坐不住了，聽不進去了。課堂上也亂哄哄地不成樣子了。
劉伯承認真分析了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他感到主要是學員們對學習數、理、化沒有産生興趣。而産生興趣的關鍵又首先是坐下來、學進去。于是，他堅持到課堂上和學員們一起聽課。實際上是進行“督陣”。
老院長來聽課，猶如一鳥入林壓百音，課堂的秩序與往常大不一樣了。
思想“開小差”的沒有了，交頭接耳的沒有了，念外文字母出怪聲的也沒有了。學員們個個坐得端端正正，教員講課也格外有勁。慢慢地，學員們從坐不住到坐得住了，從學不進到鑽進去了，逐漸産生興趣了，感到學有用處了，因而學習的勁頭也越來越足。
看到課堂上的變化，學員們學習上的變化，劉伯承愉快地笑了。有人問他是用什麼辦法促使學員們發生這種轉變的，他風趣地說：“我這是砂鍋炖肉，炖不爛而蹲爛了。”
1952年8月，毛澤東批準了總政治部關于全軍科學文化教育座談會的報告，肯定了報告中提出的全軍文化教育應該采勸速成的，聯系實際的，但又是正規的”方針。
根據這一方針，劉伯承進一步調整了軍事學院的部署，強調要抓住重點實施教學，在打基礎上下功夫。即“按正規的理論系統，以速成的方式，結合部隊實際，養成學員科學文化的基本知識，以适應其學習軍事科學及政治理論的需要。”
在具體實施中，劉伯承要求按照學員的文化程度安排恰當的教學内容。
并注意有所取舍，“重點課目要窄而深，非重點課目要寬而淺，不重要的課目索性删掉”，以突出基礎理論和基本知識的教學。整個教育要在半年（速成系）或一年（完成系）時間内，使學員從原有文化程度基礎上提高二至三級，力争使所有學員都達到初中畢業的水平。這是根據當時學員的實際情況，以及當時學習軍事科學對文化程度的起碼要求而提出來的。
劉伯承還針對學員在學習上聽強于看，說強于寫，理解力強于記憶力等特點，強調在教學方法上也要改革，要貫徹“練多于訓”的原則，即教員少講、精講，學員多作業、多練習、多實驗，求得融會貫通與熟練運用。他親自聽課、參加讨論、批改作業，在實踐中總結了語文、數學和理化課的教學方法。對語文課，他建議采勸精讀、廣看、常寫文章”的原則。對數學課，他總結了“邊講、邊練、邊研究、邊總結”，四個方面統一結合的方法；對理化課，他歸納了“講解、實驗、總結”六個字，強調講解與實驗相結合的重要性。為了上好理化課，他還幫助文化外語教授會克服許多困難，開設了理化實驗室，使學員都能普遍進行理化實驗，增強感性知識。實踐證明，這些都是“速成”教育的好方法。有一段時間，教學難度較大，學員當中産生了畏難情緒，叫嚷“時間少、内容多、消化不了”。有的主張學點容易的，難的就不要學了；有的要求取消考試，學多少算多少，掌握到什麼程度算什麼程度；還有的總想走“捷徑”、找“竅門”，從教員身上打主意，希望教員給予“照顧”，評個及格，弄一張文憑了事。一些教員也産生了急躁情緒，為學員們達不到标準而着急。有一個教員竟無原則地遷就照顧學員，把考卷上本來答錯的題也悄悄地打了分。
這件事雖然“秘密地”出現在考卷上，但卻沒有瞞過劉伯承的眼睛。根據學員們的反映，他親自查閱了考卷，并把這個教員和教務部長找來，嚴肅地批評說：“學員學得不好，卻給高分，這或許對他提職有利，但對他增長知識有什麼好處呢？對部隊建設有什麼好處呢？放松要求、降低标準、遷就照顧、弄虛作假，隻講‘速’不講‘成’，這不是我們的方針。我們的方針是既要‘速’又要‘成’。因為‘成’才是我們的目的。如果隻有‘速’而沒有‘成’，那麼這個‘速’還有什麼實際意義呢？當然，‘成而不速’，任其自由發展而不加時間限制是不行的。但是，‘速而不成’則更足錯誤的，是贻害于國防建設大業的，是最要防止的方面。我們應該做到求‘速’又求‘成’，一定要把住質量關。”
為了克服學員的畏難情緒，進一步提高教學質量，劉伯承多次召開學員座談會，親自做學員的思想工作。他說：學習中遇到困難，正如翻山過關，松不得勁。坡要一步一步地爬，坎要一個一個地邁，一鋤頭挖個金娃娃的事是沒有的。針對個别學員自己不努力，光想找“竅門”的思想，他強調：“學習的竅門就是努力加方法。自己身上癢自己抓，看别人吃飯永遠是不會飽的。
教員要輔導、要幫助，但必須有主導，主導就是靠自己努力。學習是不能投機取巧的，有多大的勞動量才可能有多大的收獲量。”
劉伯承不僅在深入教學中歸納總結了一些教學方法，同時也歸納總結了一些通俗易記、切實可行的學習方法，給學員以具體的指導和幫助。他針對當時大多數學員聽得懂而記不住的困難，提出了許多加強記憶的方法。他說：“凡鑽研一門學科，大都是：一面是以理解力開道，另一面以記憶力收成。
兩者又要相互為用，切實檢驗學科的思想體系，以求獲得真正的有系統的知識。而在提綱挈領之處，尤須多用功夫。”
怎樣才能加強記憶呢？他指出：一要處理好學與習的關系。課堂上學，課後就要習。“習有幾種，每種必具有目的性。例如：每日溫習的主要目的在熟悉，适時練習的主要目的在熟練，适時實習的主要目的在運用。”二要處理好聽講與融化的關系。課堂上聽課，課後就要融化。融化分随時随地的融化，如教室自習、作業之時；大小關節的融化，如課題讨論、測驗、期考和年考之時；整個系統的融化，如學完每門學科乃至畢業，整個課業都能分析綜合，都能以理論聯系實際運用之時。他把這些方法形象地統稱為“反刍消化”，就象牛羊吃了草料之後，慢慢地、細細地、長時間地咀嚼消化一樣，既能加深理解，又能增強記憶。劉伯承還特别強調作業與考試的作用。把做作業叫作“結疙瘩”，做一次作業結一個“疙瘩”，增強一次記憶。以此循環，就能結無數個”疙瘩”，串聯起一門知識的主要内容。把考試叫作“打收條”，通過教員評卷打分，看看自己能夠向教員交回去多少知識，看看“接收”與“交回”之間還存在多大的差距。
這些方法，既通俗易記，又切實可行，學員們都能看得見、摸得着、用得上。總結推廣這些方法之後，大大增強了學員的理解力和記憶力，提高了教學質量。
在劉伯承直接領導下，軍事學院科學文化教育結出了豐碩的果實。通過半年到一年的教學，有27％的學員達到了高中畢業的文化水平，有71％的學員達到了初中畢業的文化水平。在職幹部通過文化補習班、文化補習夜校的學習，也取得了很大成績。這樣，就為廣大中、高級幹部學習現代軍事科學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
全院一緻稱贊劉伯承院長是給大家“送金鑰匙的人”。
第五節臨淮關演習
1951年6月20日清晨，安徽省鳳陽縣臨淮關鎮籠罩在一種不同尋常的氣氛之中。軍事學院正在這裡組織一次較大規模的實兵演習。
劉伯承和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一早就登上了參觀台。7點正，劉伯承下令演習開始。
突然，3顆信号彈騰空升起。隻見一門門火炮從農田的“谷垛”裡推出來，一輛輛坦克從路旁的“土堆”裡開出來，向河對岸猛烈射擊。一會兒，伴随着一陣轟鳴聲，3架轟炸機飛臨河灘上空，向地面投下了一連串炸彈。
霎時間，河灘頭、河對岸火光閃閃，濃煙滾滾??這次陸軍師江河進攻戰鬥實兵示範演習，是在高級速成科開學一年多以後舉行的，目的在于使他們學習了一般的技術、戰術知識和理論後，進一步從實踐中掌握諸兵種協同作戰的指揮藝術。
劉伯承象當年指揮大規模的戰役一樣，有條不紊地指導着這場演習。他自任總導演，組織了演習指導部，主持拟定了演習實施計劃和演習訓練計劃。
在演習的準備階段，劉伯承多次到現場指導訓練，重點抓陸、空之間與各兵種之間的協同動作。
一天上午，劉伯承來到演習場，首先巡視了渡河先遣分隊的陣地。指出：先遣分隊前出時，一定要保持疏散的戰鬥隊形，不能密集，連、排長的指揮位置也要适當。接着，又巡視了炮兵和裝甲兵陣地，要求這兩個陣地一定要僞裝好，不能暴露。坦克行進路線要做出标記，互相之間不能太近，又不能距離步兵太遠。當他看到通信報話所的位置離坦克固定發射點比較近，就提醒說：“這樣近能聽清楚嗎？要注意避免幹擾。”
在酷熱的陽光下，劉伯承從一條塹壕走進另一條塹壕，從一個陣地來到另一個陣地，連續步行4個小時。汗水順着臉頰往下流淌，浸濕了軍帽，浸透了軍衣。随行的人員熱得實在受不了，就解開領扣.摘下軍帽，拿在手裡一左一右地起來。但是，劉伯承一直不解領扣，不摘軍帽，始終保持着良好的軍人姿态。
臨走的時候，劉伯承對演習指導部的人員說：“這次演習，中央軍委和全國各大軍區、各軍事院校都要派代表來參觀學習。因此，這次演習有建軍的政治意義。不僅單獨為着學員，同時也是為着訓練部隊，為着部隊的現代化建設。”他要求在組織工作方面，要防止“五霸強，七雄出”①的局面，加強集中統一領導，嚴格各項制度和紀律。在安全工作方面，要做到不死一人，不出重大事故，而且要防奸保密，警惕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
正式演習前，還組織了預演。劉伯承對預演進行了講評，指出了工事僞裝、步坦協同和戰鬥隊形變換等幾個方面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三點要求：要求嚴格，防止松勁散漫；要求切實，防止形式主義；要求協同一緻，防止各自為戰。并提出在原案中增加一個佯渡口，并要求把“敵人”空軍情況加進去。他說：“過去，二野挺進大别山，過沙河、汝河和淮河，不論哪一次，都有敵人空軍襲擾。演習等如實戰，一切都要力求與實戰相同，才有示範指導作用。”
到了演習正式進行的這一天，一切都顯得緊張而有秩序。演習開始後，①語出宋代兒童啟蒙讀物《三字經》。這裡是借用來說明防止互相争強、各自為政之意。
在“我方”第一次火力急襲之後，渡河先遣分隊的戰士們從隐蔽地點向渡河地點飛速前進，第一航部隊也向渡河器材集結地挺進。“敵人”開始瘋狂反撲，以炮火封鎖河岸，以飛機俯沖掃射，阻擊地面部隊渡河。“我方”又組織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火力急襲。高射炮向“敵機”射擊，各種火炮和坦克向“敵人”陣地繼續猛烈射擊，轟炸機再次向敵人陣地投彈。在飛機、大炮、坦克的掩護下，先遣分隊登陸，第一航部隊泛水，第二航部隊向河岸開進。接着，先遣分隊占領“敵人”灘頭陣地，第一航部隊登陸，第二航部隊乘木排、竹筏、葫蘆等各種就便器材泛水。接着，水陸兩用坦克也開始渡河。工兵分隊一邊架設浮橋，一邊用鐵舟、門橋漕渡各種武器。團指揮所乘船向對岸轉移，并發出向“敵人”縱深陣地進攻的信号。“我方”幾架運輸機飛過之後，天空中開出一大片銀花，空降部隊在“敵人”後方降落，并迅速集結起來，占領了有利地形。接着，第二航部隊登陸成功。一輛輛坦克、一門門火炮通過浮橋，到達沖擊位置。團指揮所發出全線沖擊信号。步兵在坦克的掩護下向“敵人”發起猛烈沖擊，占領“敵人”陣地，與空降部隊會合。演習經過兩個多小時，勝利結束。
在演習進行之中，劉伯承頭戴軍帽，腰紮皮帶，在驕陽下正襟危坐，全神貫注在演習場上。當他看到有的學員穿着襯衣、戴着草帽，有的還把草帽拿在手裡來去，不覺轉身對陳毅喟然歎息道：“我們的幹部現在養嬌了，怕把臉子曬黑了嘛！”
演習勝利結束之後，舉行了總結講評大會。劉伯承作了總講評。他主要講了三個問題：第一，我們是江河進攻戰鬥的演習。我國地形是西面多山、東臨大海，能成為交通障礙的大的河流，一般是自西向東入海。因此，在将來抵抗帝國主義的入侵中，江河戰鬥占着重要地位。我國曆史上江河戰鬥的戰例和經驗是很多的。但是現代化、正規化諸兵種協同動作的江河戰鬥，還應在原有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學習，尤其是反抗現代裝備的美帝國主義集團，我們更應在保衛國防任務上進行有的放矢的學習。這次渡淮河的戰鬥演習就是在這樣一個想定之下進行的。
第二，我們是以現代各兵種協同動作進行帥的渡河進攻戰鬥的實兵演習。此次演習有步兵，有炮兵，有坦克，有水陸兩用的汽車，有空軍與空降部隊，有工兵，還有火焰噴射器、煙幕，各種應用的制式的渡河器材，各種通信工具等。我們系用這些兵器在師的江河進攻戰鬥課題下，組織協同動作的實兵演習。現代諸兵種合同戰鬥就要靠諸兵種在一個共同目标之下一緻努力，特别在它們協同動作之中各自發揮長處并獲得其他兵種的幫助以彌補自己的缺點。例如各兵種協同動作先求得克服河川障礙，渡過河去再打擊敵人。
此時敵人就容易乘我兵力在渡河中或分在兩岸時的困難，施行反擊。這樣我們先頭部隊就要控制對岸登陸場，掩護着我們主力集結與組織另一個協同動作，繼續進攻以突破敵人防禦地帶。這就顯得戰鬥的計劃性、組織性、準确性和紀律性特别重要。
第三，我們是以高級速成科為訓練對象，組織戰術的現地作業與實兵演習結合進行。高級速成科學員都是有豐富的戰鬥經驗的高級幹部，剛在教室與野外完成師一級戰術的綜合訓練，現在又到此來作師渡河進攻的現地作業與實兵演習。其目的在組織與指揮各兵種渡河進攻的具體的、生動的協同動作，以使學員獲得深切一緻的戰術見解。在現代戰鬥中如何組織各兵種協同動作構成順暢的通信網，如何集中地面的與空中猛烈的火力射擊必要之點，如何布置疏散的戰鬥隊形，如何構築掩護的工事，如何施行切合現地的僞裝等必須學會。
陳毅也在大會上講了話，高度評價了這次演習所取得的成績。
臨淮關演習，不僅演練了諸兵種的協同作戰，也演練了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這突出表現在參加演習的部隊在臨淮關訓練中受到了深刻的階級教育，繼承和發揚了擁政愛民的光榮傳統。
臨淮關所在的鳳陽縣，是全國聞名的花鼓之鄉，也是曆史上聞名的重災區之一。黃河曾經從這裡奪淮入海，造成淮河連年泛濫。解放初期，這裡的農民依舊十分貧困。演習部隊來到這裡，看到群衆住的是黑暗矮小的草房，鋪的是破破爛爛的蘆席，吃的是黍面粥加野菜，心裡十分難受。劉伯承指示政治機關要及時搞好階級教育，激發訓練熱情，并教育部隊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處處維護群衆利益，做好群衆工作。許多幹部戰士拿出衣服，捐出零用錢，節省出口糧支援群衆，在訓練之餘幫助群衆鋤地、拾糞、收割麥子。演習結束後，劉伯承又指示一定做好善後工作，不能讓群衆利益受到一點損害。各個分隊在駐地普遍召開村幹部會、群衆大會征求意見。對在演習中損害的莊稼認真進行丈量，照價賠償。由于與群衆關系密切，部隊撤離時，群衆敲鑼打鼓，一直送出許多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