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尊師重道
第一節“任”“教”并重
劉伯承常說：搞劇團要有梅蘭芳那樣的名演員，開醫院要有手到病除的高明醫生，辦學校則要有一支精通業務的高水平的教員隊伍。他把周密的計劃、完善的教材、精通業務的高水平的教員隊伍這三者，稱作是學院教育訓練工作的三要素。軍事學院成立初期，教員非常缺乏。人民解放軍的幹部絕大部分出身于工農家庭，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較低，而且長期處于革命戰争艱難困苦的環境之中，沒有進學校學習深造的機會。這種特定的曆史條件，給劉伯承從軍隊幹部中選拔調用教員帶來了很大困難。在困難面前，劉伯承堅持“任”、“教”并重的用人之道，不僅重選拔調任，更重訓練培養。為了造就一支政治思想好、業務水平高的又紅又專的教員隊伍，他做了大量深入細緻的工作，耗費了無數心血和汗水。
軍事學院擔負訓練任務的部、系和教授會的班底，主要是由華東軍政大學和華北軍政大學的一部分領導幹部和教員組成的。這兩所經過戰火考驗的學校，集中了一批抗日戰争、解放戰争時期投身革命的知識分子，其中一些人具有一定的實踐經驗、理論水平與教學能力，可以勝任教員工作。但是，這部分人畢竟是為數不多，遠遠滿足不了軍事學院正規化教學的需要。于是，劉伯承請聶榮臻從全軍範圍内給他物色教員，并派人到北京、重慶、上海等地的部隊中訪賢問能，尋找合适的教員人眩這樣做的結果，依然是杯水車薪，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最後，劉伯承斷然采取了三條措施：一是從做訓練工作的幹部和從軍隊院校畢業的學員中間，挑選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改任為教員；二是從地方大專院校招聘一定數量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到軍事學院邊工作邊學習，培養作教員；三是從起義、投誠和解放過來的原國民黨軍隊的軍官中，篩選政治表現好、有較高文化水平和軍事學術素養的留用當教員。他決心以這三部分人為基礎，立足于自力更生，自己動手培養造就軍事學院的教員隊伍。
對于從做訓練工作改行當教員的人員，劉伯承嚴格要求，言傳身帶，手把手地教，放心大膽地使用。為了使他們盡快走上訓練崗位，他從一開始就采取了召開訓練準備會的方法，把各教授會主任、副主任及一些準備作教員的訓練工作幹部組織起來，分類負責和集體讨論相結合，審查了教材，研究了4個科的教學計劃，統一了一些重點軍事課業的教授方法，還到野外進行了演習與想定作業的準備工作。
這次訓練準備會是應急性的，很倉促。劉伯承風趣地說是“熱鍋炒，熱鍋賣，十天就出台。”但它為軍事學院正式開學奠定了教學基矗1951年的暑假，劉伯承又主持召開了第二次訓練準備會，研究高級兵團戰術的基本部分――軍進攻戰術概則。南京是全國聞名的三大“火爐”之一，這時的氣溫高達40攝氏度。屋子裡就象蒸籠一樣，坐着不動，也會汗流浃背。
他帶領大家冒着盛暑工作，讨論研究課目的理論與教授方法，并完成了10個想定作業、13個集團作業和兩個軍事導演，為高級速成科在10月份學習這門課程作了充分的準備。
開學之後，為了統一學術思想，了解各個教授會的學術水平和授課能力，劉伯承還對全院各教授會主任、副主任，各學員科主任及全體軍事教員進行了一次諸兵種合成戰鬥概則的理論測驗。測驗分兩次進行，第一次是進攻戰鬥概則。内容包括戰術、炮兵、裝甲兵、航空兵、工兵、通信、後勤和情報等7個部分。第二次是防禦戰鬥概則。内容包括戰術、炮兵、工兵、通信、情報和後勤等6個部分。他親自主持了各教授會主任、副主任和各學員科主任的考試。考試時間前後達一個多月，參加人員共有200多人。
類似這樣的訓練準備會和對各教授會成員的考核，劉伯承前後主持舉行了十多次，每次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以後，他把這種形式固定下來，并發展成為培訓教員和考核選拔教員的一系列制度。
從1952年7月開始，劉伯承選拔任用教員的範圍更寬了。這一年，軍事學院高、上級速成科第一期學員畢業。劉伯承從中挑選了一批年齡結構、文化程度和理論水平都合适的留校任教。此後，這種做法逐步形成了制度。選留任教的學員絕大多數能服從革命需要，甘願投身教育事業，邊教邊學，迅速成長為學院教員隊伍中的中堅力量。但也有個别的不願意當教員。主要是嫌工作繁瑣，發展慢，不如在部隊裡當指揮員發号施令痛快，升遷快。一個原任師長的學員有軍事地形學方面的特長，學院決定把他留下來當軍事地形學教授會主任，但他堅決不同意。劉伯承親自做工作，跟他反複講明院校教育在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從事教育工作是十分神聖而光榮的。這位學員仍然不肯服從分配。劉伯承根據紀律條令的有關規定，把他關了“禁閉”，并給予了紀律處分。後來，這個學員在組織上的幫助下，認識了自己的錯誤，表示願意接受分配。劉伯承得知後很高興，風趣幽默地說：“說服說服，心悅誠服；如若不服，那就要‘阿彌陀佛’，繩之以紀律了。
我們的口号是‘教之以政治，繩之以紀律’。其目的就在于團結起來，辦好院校嘛！”
對于從地方大專院校招聘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劉伯承尊重他們，熱情關懷他們，把他們視為加強院校建設的“寶貴财富”。軍事學院成立之後，他想方設法，通過多種途徑，從南京市和華東地區的大專院校招聘了近百名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到軍事學院當教員。
開始，這些人由于不熟悉部隊生活，缺乏軍事知識，在使用上受到局限。
為了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劉伯承采取多種辦法，如讓他們下部隊當兵代職，到海、空軍及各特種部隊參觀見學，觀摩規模較大的實兵示範演習和現地作業，參加在職幹部的短期軍事集訓等，使他們在政治上、軍事上都受到了鍛煉，樹立了獻身國防教育事業的思想，積極把所學專業與軍隊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挂起鈎來。
在教學實踐中，劉伯承不斷啟發教員從部隊需要出發，從學員的實際出發，走理論聯系實際的正确道路。他讓有關部門認真填寫教學卡片，及時把學員的意見、要求反映給教員。當每一門課程結束時，他都要求搞好評教評學，總結經驗，寫出專門材料。對這些材料，他非常重視，經常親自審閱并及時批示，肯定好的經驗，指出不足之處。他曾在基本科第一學期的一個教學總結上批道：“此總結很好。其中好的經驗應如何普及，其中缺點應如何改正，特别是‘幾點體會’，請注意研究。至于對學員教課，應深入淺出，力求改進，要以學員了解得正确與否作為評定教學之根據。??教員與學員打成一片，聲應氣求，非常重要。”
第二節“打敗仗的教打勝仗的”
劉伯承還以一個無産階級革命家特有的膽略和氣魄，大膽啟用起義、投誠和解放過來的原國民黨軍隊的軍官，從他們中間挑選一些人留用當教員。
建院初期，經中央軍委批準，調到軍事學院任教的原國民黨軍官，達600人，約占當時教員總數的70％。其中有原國民黨陸軍大學的教官，有國民黨軍隊師以上的高級指揮官，還有原國民黨政府國防部的廳氏、陸軍副總長。
這些人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和軍事學曆，在指揮作戰中有失敗和成功的實戰經驗，有的人還經曆過若幹政權更疊的政治風波。當時，人們都稱呼他們為“舊軍官教員”。這種做法，有着當時的特殊原因。由于軍事學院采取邊建邊開課的辦法，以加速訓練朝鮮戰争和新形勢下部隊建設急需的幹部，而解放軍裡一時難以選到足夠數量的教員人才。因此劉伯承決定先将這批原國民黨軍的軍官用起來，然後再逐步用自己培養的教員來補充替代。
這些“舊軍官教員”為能在名揚中外、德高望重的劉伯承領導下，在全軍最高學府裡工作，感到非常高興。但是，他們在思想上還存在着不少的顧慮：怕提起過去，怕不被信任，怕做不好工作。
劉伯承十分理解他們的心情。每當他們來軍事學院報到時，不管是一二十個，還是一兩個人，他都專門去看望他們，和他們親切交談，有時還請他們吃飯。他風趣而又誠懇地說：“你們來，我們非常歡迎。不管是請上梁山的，逼上梁山的，還是捆上梁山的，過去走錯了路不要緊，改過來就行了嘛！對大家要求不高，遵守共同綱領，認真轉變立場，好好為人民服務。在課堂上你們可以講講國民黨軍隊打敗仗的教訓，也可以講講人民解放軍受挫的例子。通過你們對比來講，一定更加生動深刻。今後，諸位都是人民軍隊的教員了，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千萬不要背過去的曆史包袱。”
然而，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風順的。這些“舊軍官教員”在工作中遇到了不少困難，最突出的是與學員之間的矛盾。從“舊軍官教員”方面說，由于政治立場不可能一下子轉變過來，表現在軍事學術思想上比較陳舊機械，有的崇拜英、美，有的迷信德、日。還有的在介紹戰例時，不自覺地使用過去慣用的貶低人民軍隊的語言，引起了學員們的強烈反感。
從學員方面說，一些人對“舊軍官教員”很不尊重，認為讓他們講課是“打敗仗的教打勝仗的”；個别人甚至在課堂上當面頂撞：你懂什麼！老子當年就是這樣打的，還不是照樣打勝了！
劉伯承覺得這個矛盾不解決，将直接影響教學的進程。在一次全院教、學員大會上，他十分嚴肅地說：“我們學院，有不少人看不起出身舊軍官的教員同志。今天，我坦率地告訴大家，我也是舊軍官出身，也當過四川軍閥嘛！我和朱老總都是半生軍閥半生革命。毛主席說過，革命不分早晚，不計先後，站到革命隊伍中的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這些舊軍官教員’是經毛主席、周總理批準，由我把他們請來的。他們當中，有的已經轉變了原來的立場，有的正在轉變。他們積極為我們傳授軍事科學和文化知識，就是我們的老師。我們就要尊重他們，協助他們搞好教學。大家都是中國人，要團結起來，共同為新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建設奮鬥。”
象一塊石子投入了一池靜水，這些感人肺腑的話給學員很大震動，在“舊軍官教員”的心中更是激起了層層漣漪。他們撫今追昔，感慨萬端。既敬佩劉伯承嚴于律己、寬厚待人、胸無宿物、光明磊落的名将風度；同時，也從劉伯承這些赤誠相見、團結合作的言行中，看到了共産黨統一戰線政策的光輝，看到了自己參加革命隊伍後的光明前途。
這次講話之後，劉伯承深入到學員中間，首先教育學員正确對待“舊軍官教員”，正确認識“打敗仗的教打勝仗的”問題。
劉伯承反複給大家講述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重要性，并聯系蘇聯紅軍和中國革命戰争曆史上利用舊軍官搞教育訓練的事例，說他在蘇聯學習時，教員中就有沙俄軍隊的舊軍官。至于國内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活捉的陳時骥，就到紅軍學校當了教員。華北、西南軍政大學專門羅緻了一批原國民黨軍官任教。他語重心長地告訴學員：從現象上看，是‘打敗仗的教打勝仗的’，但從實質上看，則是我們改造‘舊軍官教員’，‘舊軍官教員’接受我們的改造，發揮其特長來教我們，這對于我們建軍有啥子不好嘛！”
對那些驕傲自大、不尊重教員的學員，劉伯承毫不客氣地給予批評，他說：“大家明白了道理，就要堅決去做。今後，誰要再頂撞教員，在課堂上給教員難堪，就開誰的黨小組會，執行黨的紀律。我們都是共産黨員嘛，要有長江、黃河那樣寬廣的胸懷和度最，切不可擺‘勝利之師’的架子，總以為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而容不得别人。”
在對“舊軍官教員”尊重愛護、鼓勵的基礎上，劉伯承也注意加強教育，幫助他們克服舊思想，改變舊觀念，把立足點轉到無産階級和勞動人民一邊。
針對他們不少人受資産階級軍事思想影響較深，常常自覺不自覺地誇大軍事科學的純學術性，把軍事科學與階級利益、政治立場對立起來的種種表現，一再要求他們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無産階級軍事思想，并且親自作報告，啟發和指導他們在世界觀的根本改變上下功夫，用思想改造帶動軍事上的提高，用真實的本領為人民服務，成為人民軍隊裡稱職的教育人才。他還以平等的态度，商讨的形式，組織這些人座談，引導他們自己教育自己。他運用蔣百裡和楊傑的經曆，具體、生動地闡明政治立場與軍事科學的關系。
蔣百裡曆經清王朝、北洋軍閥和國民黨三個時期，任過若幹軍事要職，在作戰實踐和軍事理論上都産生過相當的影響。楊傑曾任國民黨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陸軍大學校長等職，是國民黨軍中有聲望的人物，晚年參加反蔣愛國活動，遭蔣介石派遣的特務暗殺。劉伯承肯定他們軍事上學有所成，研有所見，但指出他們在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情況下，不可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才智，獲得真正的成就。
通過一系列嚴肅而又生動的教育，使“舊軍官教員”感觸很深，認識到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意義，堅定了自我改造的信心，任教的積極性也大大提高了。
在軍事學院創辦初期，“舊軍官教員”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編寫與翻譯了大量教材，承擔了技術兵種和文化教學中90％以上的授課任務，參與組織實施了許多次規模較大的實兵演習與現地作業，為軍事學院的訓練工作貢獻了力量。同時，他們自己也在政治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有的後來還加入了中國共産黨。以後，他們陸續轉業到地方工作，不少人成為人民政協的骨幹，為祖國的統一大業，為振興中華繼續努力工作。每當他們回顧在軍事學院的那段生活時，都十分懷念劉伯承院長，懷念當時黨内黨外赤誠相見、互相信任、團結合作、寬松和諧的那種政治環境。
第三節給教員行“加冕大禮”
1951年5月5日，是軍事學院建立的第一個學習節。在歡慶學習節的大會上，劉伯承提出了著名的“尊師重道，教學相長”的口号。他對此解釋說：“我們的學員、機關工作人員要尊重教員，協助教員搞好教學。當然，教員也要向學員學習，幫助學員總結作戰經驗。不管是教員，還是學員，都要認真學習馬列和毛主席著作，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道統帥‘教’與‘學’，使‘教’與‘學’兩個方面互相促進，共同提高。”
針對那種“金教員、銀學員、破銅爛鐵是機關”的說法，他斷然予以批駁：“這個說法對不對呢？顯然是不對的。我們的教員、學員和機關工作人員都是黨的幹部，是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的。但是，在學校裡，教員起五更，睡半夜，工作是最辛苦的。應該提高教員的地位與待遇。教員是學校裡的無冕之王，就象李太白，遇官高一級嘛！今後，每年的學習節首先要表彰教員，給教員行加冕大禮。最高學府應該樹立這種尊師、敬師的高尚校風，才能培養出高質量的人才。”
講到這裡，他走到台前，舉手向全場的教員們行了一個軍禮。頓時，全場響起了一陣雷鳴般的掌聲。劉伯承在台上侃侃而談，風趣幽默，深邃透徹；教職員工們在台下細細聆聽，點頭稱贊，喜形于色。他們就象品嘗一杯香醇美味的露酒，心裡感到無比舒坦。這種心與心的相貼，情與情的交融，是對尊師重道的共識，是全院上下獻身教育事業的交響樂章。
望着劉伯承樸實、誠摯的笑容，大家想起了他關懷教員、尊重教員的一樁樁往事――院辦公室的秘書想起了院黨委“編外委員”的故事。有一個從南京工學院招聘來的教員，不僅科技課講得好，還編寫了一套通俗易懂的軍事科普教材，深受學員們歡迎。劉伯承對這個教員十分尊重。每當召開全院大會時，他就指示院辦把這個教員請到主席台上，和院的領導幹部坐在一起。人們都親昵地稱這個教員為院黨委的“編外委員”。
訓練部的參謀想起了“二兩米”的故事。建國初期，全軍實行供給制。
當時學員的供給标準是每人每日28兩（每斤16兩制）米，而院校教員和幹部卻隻有26兩米。為了這二兩米的差别，劉伯承簽發了一個給中央軍委的報告，建議院校教員和幹部的待遇應與學員一樣，“即若因财政困難，則将學員與院校工作人員一同日領26兩米也好。”
政治部的幹事想起了電影票的故事。開學不久的一個周末，文化俱樂部的幹事們正在給全院分發電影票。這時，突然接到了劉伯承打來的一個電話，囑咐他們給每個正在上課的教員多發一兩張票，以便他們偕同愛人、孩子一起歡度周末。這件事使幹事們深受教育。以後，他們把劉伯承的這一指示變成一項制度，每逢周末和節假日發電影票、演出票時，都對教員實行優待。
院務部的助理員想起了寫字台和皮椅子的故事。這一年的春天，營房部給全院配發營具時，按标準，團以上幹部才能發一張寫字台和一把皮椅子。
劉伯承指示營房部，對教員要打破級别限制，每人都發一張寫字台和一把皮椅子，以照顧他們工作上的需要。在劉伯承的支持下，軍事學院還試行過一段“教員補貼費”制度，即每月增發給教員一些錢，讓他們購買學習進修的書籍雜志。
這一件件、一樁樁的往事，乍看起來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它卻如同一盆炭火，溫暖着每個教員的心房；如同綿綿春雨，滋潤着每個教員的心田。
由劉伯承提出并身體力行的“尊師重道”的口号，将永遠镌刻在人民解放軍院校建設的史冊上。
第四節“水龍頭”與“重工業”
一天，劉伯承收到了周恩來的一個批件。批件上寫着：伯承同志：從國外來京的高明翻譯6人，本拟以兩人分往軍事學院。
但他們堅決反對分開，并反複聲明不懂軍事，不願任軍事譯員而專往黨和國家機關工作。因此，無法勸他們前往軍事學院。
實情如此，特複，并緻以敬禮！
讀完批件，他長長地歎了一口氣。他明白，解決眼下事關訓練全局的翻譯問題，需要另尋蹊徑了。依他的指導思想來說，辦好軍事學院，固然要立足于本國的實際，認真學習與總結中國革命戰争的經驗。但是，隻學習總結本國的經驗是不夠的。還要學習與借鑒外國軍隊先進的軍事科學技術和先進的軍事理論與作戰經驗。眼下，軍事學院所缺的，正是這方面的教材。學員上課使用的教材，都是“熱鍋炒、熱鍋賣”，即先組織一些人把外軍的有關教材翻譯出來，然後加以改寫而成的。因此，精通外文而又懂得軍事的譯員，在學院的教學與科研工作中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一個多月之前，劉伯承在北京開會時，聽外交部的人講，有6名外國語言專家即将來京專任翻譯工作。
于是，他提筆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請求将其中的兩名分給軍事學院，以解決教學上的燃眉之急。沒想到，他的這個請求落空了。
既然從上面調不來，隻好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問題。
劉伯承決定從地方大學外語系選調十幾名青年知識分子，來軍事學院邊學習邊工作，培養他們作軍事譯員。
當這些青年人高高興興來軍事學院報到的時候，劉伯承親切會見了他們，給他們講述作軍事譯員的重要性，希望他們勇于實踐，邊幹邊學，争取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煉，由一般的外文翻譯成長為軍事科學的翻譯，即學術翻譯。
這些青年人見德高望重的老院長這樣和藹可親，平易近人，也就無拘無束地與他交談起來。
有個人對他說，自己喜歡文藝，不大願意作軍事翻譯。他風趣地說：“你喜歡文藝，這很好。但學點‘武藝’也很好嘛！要知道，軍事戰線是保衛祖國的一條極其重要的戰線。”
另一些人向他反映：現在是學俄語吃香，英、法、德、日等語種好象不怎麼行時了。
他耐心地加以開導：“你們青年人，無論學習、工作、為人處世，都要牢牢記住毛主席的話，要有實事求是之心，不要有嘩衆取寵之意。不要追時髦、趕浪頭。我們要建設一個新中國，要學習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要與世界各個友好國家交往，需要掌握許多國家的語言。俄語需要，英語、法語、德語、日語同樣需要。它們都是重要的工具。你們有精力的話，應該學第二外語、第三外語。要把眼光放遠一點，看長一點嘛！”
劉伯承還根據自己20餘年搞軍事翻譯的經驗，對這些青年譯員在業務上進行具體指導。他指出：作一個好的軍事譯員，必須具備三個方面的基本功，一是外文的基本功，二是中文的基本功，三是軍事素質的基本功。這三個方面是相輔相成的，“三套本領，缺一不可”。他強調要學好語法，從根本上掌握語言的基本規律。現身說法介紹他當年在蘇聯學俄語的體會：“單詞就象一個個銅錢，語法就象一根錢串子。積累了許多單詞，就象積累了許多銅錢，但如果沒有一根錢串子，就不能把它們提起來。”為此，他開列了當時中華書局出版的《俄語句法》、《俄語常用語例解》等語法工具書，讓訓練部購買，發給他們學習、使用。
在中文方面，劉伯承強調要學點語法修辭，加強中文修養，提高表達能力。他指示訓練部邀請專家學者，專門給這些青年譯員開設現代漢語語法修辭講座，每人發一本《新著國語文法》。他還多次囑咐他們閱讀魯迅的小說、雜文和中國優秀的古典文學作品，說：”讀書利于叙述，讀雜文利于論辯，而讀《水浒傳》、《西遊記》、《紅樓夢》、《三國演義》、《儒林外史》、《老殘遊記》之類的優秀文學作品，可以熟知中國人如何說話，如何使中國人聽得懂、記得祝”在劉伯承的精心培養下，不到一年時間，這些青年譯員的外語水平和中文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能比較流暢地翻譯外國軍事教材和其他軍事著作了。但是，他們的軍事知識還比較缺乏，軍事素質還比較差。反映在他們的譯稿中，則常常出現錯譯的現象。例如，把“包圍”譯成“周圍”，把“混成旅”譯成“雜種旅”，把“海軍陸戰隊”譯成“水陸兩用戰鬥隊”，把”設置障礙物”、“排除障礙物”譯成“蓋房子”、“拆房子”等。
每當看到這樣的譯文時，劉伯承都忍俊不禁，對人說：“你看看，這些娃娃兵，真拿他們沒辦法。月亮壩頭耍刀――明砍，巷巷裡頭扛竹竿――直進直出，拐不得一點兒彎嘞！”
怎麼辦呢？劉伯承決定再給他們接上軍事知識“這一條腿”。讓這些肯年譯員和從地方大專院校招聘來的青年教員一起，下部隊當兵代職鍛煉，到各軍兵種部隊參觀見學，觀摩實兵示範演習和現地作業，參加在職軍事幹部短期集訓班等等，給他們補上軍事這一課，把軍事“這一條腿”接起來。
為了勉勵他們深造，劉伯承還力他們揮筆題詞：“軍事科學的翻譯：在經驗上，在理論上，必須有軍事基本知識，才能鑽研軍事科學的本質；在俄文修養上，必須有掘發軍事科學本質的能力；在中文修養上，必須有表達軍事科學本質的能力。”這個寓意深遠的題詞，進一步給這些青年譯員指明了努力方向。
劉伯承大力抓軍事譯員的培養，目的就是通過他們的工作，了解外國軍事科學技術的發展，掌握世界軍事鬥争的形勢，從而編寫出高質量的教材。
他經常把翻譯工作稱為學術研究的“水龍頭”，把教材編寫稱為學院建設的“重工業”。他多次對軍事譯員們說：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你們的工作就是勸他山之石”，其目的就是學習借鑒外國先進的軍事科學技術和作戰經驗，提高我軍的軍事理論水平，提高我軍在現代化戰争中的作戰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好的翻譯就沒有好的教材。翻譯這支“水龍頭”必須靈敏、暢通而不堵塞，全院的“重工業”建設才能面向未來，才能充滿生機和活力。
為此，劉伯承領導翻譯室的譯員和各教授會的教員，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蘇聯紅軍的一些教材為基礎，結合世界軍事科學技術的最新發展，依照人民解放軍現有武器技術裝備狀況，編寫學員上課使用的各類教材。
這項工作是十分繁重而又艱苦的。以軍事教材為例，從團到軍、再到集團軍和方面軍，從軍兵種知識到軍兵種技術、戰術，從各軍兵種戰術到合同戰術，從合同戰術概則到想定作業，再到想定作業指導法，多達二、三百種，是一個龐大的教材體系。
對這個龐大教材體系中的一些重點教材，劉伯承親自審閱，仔仔細細地修改。對每句話、每個詞，甚至每個标點的使用，他都反複推敲、認真琢磨，考慮如何表達才能做到準确無誤。他在給訓練部長陳伯鈞的一封信中談到，自己之所以要花大氣力做這些細微的工作，是因為誠恐馬克思主義軍事科學為老百姓或半軍人所曲解，從而以訛傳訛、誤人子弟，贻害國防建設之大業。
從1951年下半年開始，劉伯承在審閱修改教材當中，頗感頭疼的一件事是使用軍事術語不統一、不規範，緻使學術思想混亂蕪雜。他感到，作為全軍的最高軍事學府，軍事學院有責任做好統一軍事術語的工作。一方面，需要對傳統的軍事術語，包括人民解放軍使用的軍事術語加以整理；另一方面，則需要引進一大批新的現代的軍事術語。
如何統一軍語？劉伯承提出，首先要“正本清源”，從翻譯做起。在确定軍語譯名時要做到：一、根據軍事科學實質正确命名；二、文字表達清晰通俗，不使互相混淆；三、中國原有軍語，尤其是人民解放軍用過的軍語，盡量引用，如有不統一者，則統一它。
根據這三條原則，學院修訂了一系列重要的軍語名詞，如把“工兵”改為“工程兵”，把“戰車”改為“坦克”，把“有生力量”改為“生動力量”，把“驅逐飛機”改為“殲擊飛機”，把“統率機關”改為“領率機關”，把“河川地戰鬥”改為“江河地戰鬥”。
在修訂過程中，翻譯們對“自動推進火炮”這個詞拿不準，對“門橋”不會解釋。劉伯承告訴他們：對一些軍語名詞的翻譯，不能片面命詞。“自動推進火炮”也可以“自動推遲”嘛！倘若如此，也可以叫“自動推退火炮”！這樣譯不行，還是譯“自行火炮”更确切。
對“門橋”這個名詞，劉伯承解釋說：這個詞是從日本傳來的。日本河流多，造橋費事又不便于船隻航行。于是，就用許多平面舟連結在一起，架成浮橋，中間留一個缺口，讓來往船隻航行。人和車輛過河時，又用平面舟把缺口封閉，讓人和車輛從上面通過。所以，缺口的地方叫“橋門”，橋之門也。封閉缺口的平面舟叫“門橋”，門之橋也。軍隊渡江河，常将若幹個制式的平面舟結合起來，用以渡送車輛、火炮、坦克等，也借用這個詞，稱這些平面舟為“門橋”。
聽了劉伯承的糾正和解釋，譯員們的疑問全消除了。他們心裡暗自佩服，忍不住内心發出贊歎：”老院長做學問，鑽研問題真是細緻入微啊！”
第五節清涼山――紫金山
1951年6月，臨淮關陸軍師江河進攻戰鬥實兵示範演習結束不久，劉伯承又組織指揮軍事學院高、上級速成科學員實施軍首長――司令部野外演習。這次演習勝利結束後，軍事學院即全面完成了1951年的訓練任務，開始了1952年的各項工作。
1952年，是訓練任務更為繁重的一年。年初，劉伯承作了軍首長――司令部野外演習的總講評，寫出了《關于軍（師）司令部野外演習的總結》。2月，組織了軍事學院第一批赴朝見學團，赴朝鮮前線參觀見學。然後，投入創建海軍系和空軍系的工作，并把原有的基本、上級速成、高級速成和情報4個學員科也改名為學員系。
5月30日，海軍系和空軍系正式成立。這樣，軍事學院就成為一所名符其實的訓練陸、海、空三軍中、高級指揮幹部的綜合性軍事學府。
在創建海、空軍系的同時，劉伯承按照預定的教學計劃，又領導高、上級速成系學習最後一門課程――集團軍進攻戰役。這門課程學完，高、上級速成系所學課程即告全部結束，學員們開始複習考試。
這時，劉伯承召集院、系和各個教授會的領導幹部總結了這兩個系第一期訓練工作、政治工作和後勤保障工作的經驗教訓，起草了給毛澤東主席的《關于高、上級速成系第一期訓練總結報告》。
在報告中，劉伯承分析了第一朗347名中、高級幹部在軍事素養、政治覺悟和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基本特點，指出了有些學員重戰術、輕技術，隻願意學作戰指揮，不願意學司令部工作和後方勤務的不良傾向。總結這一期訓練工作的主要做法是：“先進行新兵種兵器和技術見學，以增進對新事物的感性認識。教授的順序是：先理論概則，後各兵種應用戰術，再作想定情況，進行圖上作業，把諸兵種串聯組織起來，鍛煉學員分析綜合、判斷情況與組織合同戰鬥的能力。随後又由課堂到野外現地作業，以至實兵演習，結合實地證明理論原則。這樣以戰術為經，技術為緯，縱橫連貫，組織起來，是最實際有效的方法。”
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日理萬機的情況下，時刻關懷着軍事學院的建設。從1951年3月15日起，劉伯承每兩個月都給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作一次軍事學院兩月工作綜合報告。對這些報告，毛澤東都仔細閱讀，親筆批示。
對劉伯承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也都及時批轉給周恩來、聶榮臻和其他有關領導人辦理。
這一年的春天，毛澤東到南方視察，路過南京時，讓劉伯承和總高級步兵學校校長宋時輪，到他下榻的地方，彙報兩校的情況。這一天，正趕上劉伯承不在南京，而在上海治療眼疾，改由副教育長陳伯鈎和政治部主任鐘期光代為彙報。
毛澤東聽完彙報，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延安有個清涼山，南京有個紫金山。”
延安，清涼山，這是說的抗大啊！當年在抗大當過訓練部長和第二分校校長的陳伯鈞，心裡頓時感到熱乎乎的。他一下子想起了毛澤東關懷抗大的許多往事――毛澤東曾為抗大教員題詞：“忠誠黨的教育事業”；毛澤東曾用《西遊記》中小白龍馬的故事勉勵抗大的教員，說：“你們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龍馬，它不圖名、不圖利，埋頭苦幹，把唐僧一直馱到西天，把經取回來了”；毛澤東還曾到窯洞裡和抗大的教員們促膝談心，說：你們在抗大當教員教學員，每個隊七八十人，如果他們都當連長，就是七八十個連，如果他們都當營長，就是七八十個營，如果當團長、師長呢？教育工作就是革命工作，要樹立死在延安，埋在清涼山的決心。
延安，清涼山，這些激動人心的往事，一直留在陳伯鈞的心頭，留在許多抗大幹部的記憶中。
幾天後，劉伯承從上海回到南京。陳伯鈎、鐘期光把毛澤東接見的情況向劉伯承作了彙報。劉伯承很快向全院作了傳達，要求大家以南京比延安，以軍事學院比抗大，學習抗大幹部的獻身精神，不圖名、不圖利，一輩子忠誠黨的教育事業，最後“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從此，“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這句話，就成了軍事學院教員和工作人員的口頭禅，成為他們獻身于黨的教育事業的座右銘。
1952年7月，高、上級速成系第一朗347名學員經畢業考試後勝利結業。
7月10日，毛澤東給軍事學院發來了熱情洋溢的訓詞。訓同高度評價了軍事學院業已取得的成績：“軍事學院的創辦及其一年多以來的教育，對于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是有重要貢獻的。這是劉院長的努力，全體蘇聯顧問同志的努力，以及全體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後勤工作人員、教員和學員共同一緻努力的結果。”
訓詞正确地分析了革命戰争時期，軍隊建設一直處于低級階段的客觀原因和表現，要求全軍和軍事學院必須利用已經變化了的條件，進行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我們現在已經進到了建軍的高級階段，也就是進到掌握現代技術的階段，客觀條件己完全具備了這種可能，隻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觀努力，就一定可以實現。與現代化裝備相适應的，就是要求部隊建設的正規化，就是要求實行統一的指揮、統一的制度、統一的編制、統一的紀律、統一的訓練，??必須加強整個工作上、指揮上，而首先又應該是從教育訓練上來培養的那種組織性、計劃性、準确性和紀律性。”
訓詞還強調了在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司令部建設，指出“為了組織這種複雜的、高度機械化的、近代的戰役和戰鬥，沒有健全的、具有頭腦作用的、富于科學的組織和分工的司令機關不可。過去那種不健全的、效率不高的、甚至是極不勝任的司令機關，今後就必須大大的加強起來；過去那種隻重視政治工作（重視政治工作是對的，今後也還必須重視），而忽視參謀工作的現象，必須加以堅定的改變；過去把一些比較弱的、缺乏組織能力的、甚至是犯了一些錯誤而積極性不高的人來做司令機關的工作，因而也或多或少地影響到對司令機關的缺乏威信，影響到若幹指揮人員不願意當參謀長，不願意當參謀，這種現象必須加以根本上的改正。今後必須挑選優秀的、富于組織和指揮才能的指揮員到各級司令機關來，以創造司令機關新的作風和新的氣象。
7月12日上午，軍事學院隆重舉行高、上級速成系第一期畢業典禮。劉伯承在大會上莊嚴宣讀了毛澤東的訓詞，給畢業學員頒發了畢業證書，給15名品學兼優的優等生頒發了獎狀獎品。下午，在南京市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熱烈的慶祝大會。劉伯承在緻詞中反複強調了毛澤東訓詞的重要意義，向畢業學員提出了三點希望：理論聯系實際，不斷地學習，不斷地克服保守觀念，把所學知識運用到實踐中去；在黨的領導下作為人民服務的工具，但這個工具必須是有用的工具，是機器工業時代的工具，是現代化的工具；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到各自的崗位上努力工作。
軍訓部長肖克也在會上講了話。他說：高、上級速成系第一期學員畢業是全軍的一件大喜事。這個大喜事是人民解放軍現在有了一批學過現代軍事科學知識的幹部。他們對全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将起帶頭作用和骨幹作用。
高、上級速成系第一期347名畢業學員，是新中國成立以後，人民解放軍高級指揮院校培養出來的具有現代戰争知識的第一批幹部。它标志着人民解放軍經過正規院校培養提拔幹部的時期已經開始。同時，也标志着軍事學院的初創階段業已結束。在毛澤東訓詞的指引下，走上了全面發展的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