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解放大西南
第一節大迂回，大包圍
經過渡江戰役，國民黨軍不斷被殲滅，主力喪失殆盡，殘存的全部兵力僅剩150萬人。這些部隊紛紛潰退到華南、西南和台灣等地，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以白崇禧、胡宗南兩個集團為骨幹，進行最後的掙紮，他以為西南地區的地理和政治條件可資利用。秦嶺、大巴山和武陵山山脈，象一道天然的圍屏，隔斷了川黔與内地的聯系；盤根錯節的封建勢力和遍地林立的軍閥土匪，是他的反動統治的基礎；地處邊陲，便于取得帝國主義的直接援助。他的部署是：第一步，以白崇禧集團及粵軍餘漢謀部組織所謂湘粵聯防，阻止解放軍向兩廣進軍，作為他部署西南的掩護；同時以嫡系胡宗南集團等扼守天險秦嶺、大巴山、武陵山，阻止解放軍入川。第二步，白崇禧部退入廣西，與四川的胡宗南互為呼應，聯絡雲貴軍閥，負隅頑抗。
5月23日，中共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發出關于向全國進軍的指示，其中明确指出：“胡宗南全軍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蔣介石、何應欽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慶割據西南的夢，第十八章解放大西南而欲消滅胡軍及川康諸敵，非從南面進軍斷其退路不可”。9月12日，又進一步指示第二野戰軍和第四野戰軍：對白崇禧和西南各敵均取大迂回動作，插至敵後，先完成包圍，然後再回打之方針。基于這樣的方針，對第二野戰軍的行動又先後作了具體的規定：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歸第四野戰軍指揮，擔任大迂回任務，由贛南就勢于10月出廣東，爾後再由廣西兜擊雲南，徹底截斷敵軍逃竄國外的退路。第二野戰軍主力，侍廣州解放和國民黨政府遷至重慶後，在第四野戰軍發起廣西作戰的同時，以大迂回的動作，取道湘西、鄂西，挺進叙府（即宜賓）、滬州、重慶之線，直出貴州，切斷胡宗南集團及川境諸敵退往雲南的道路及其與白崇禧的聯系，以位于寶雞地區的第一野戰軍第十八兵團等部，在賀龍、李井泉指揮下，積極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團于秦嶺地區。待第二野戰軍将川敵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斷後，即迅速占領川北及成都地區，爾後協同第二野戰軍聚殲胡宗南集團，并迅速擴占全川。這就是大迂回，大包圍的決策。
為了領導西南的全面工作，建設西南，中共中央還決定由鄧小平、劉伯承、賀龍等24人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以鄧、劉、賀分任第一、第二、第三書記。
按照中共中央、毛澤東的部署，第二野戰軍全軍立即轉入了進軍西南的準備工作。
在中共中央軍委下達進軍指示的次日，劉伯承、鄧小平就召集了第二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讨論進軍西南的部署和加強部隊政治思想工作以及後勤工作等問題。會後頒發了《關于進軍西南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在部隊和全體指戰員中立即開展三項工作：一是進行進軍必要性的教育。向大家指明敵人的殘餘力量還存在，企圖垂死反抗，廣大待解放的人民正熱望人民解放軍前去協助解放，全國各野戰軍的進車任務尚未結束。不繼續進軍，殘敵就不能最後消滅，革命就不能徹底勝利。要發揚以往将革命進行到底教育的成績，提高全軍政治認識，鼓舞全軍戰鬥意志，與各野戰軍共同繼續進軍，消滅殘敵，解放全中國。二是明确進軍的目标。指明這次解放西南廣大地區，解放7000萬人民，以及西南在國防地位、軍事、政治、經濟上的重要意義。
正确地介紹西南一般地理、交通、軍事、政治、經濟、社會情況。消除一切驕惰、怕苦、保守、松懈、厭倦等不良情緒。三是大力加強進軍的實際組織工作。在樹立進軍西南的光榮感和明确任務艱巨性的基礎上，做好一系列的保障工作，包括走路、吃飯、穿衣、宿營、運輸，保持部隊健康，鞏固部隊情緒，争取沿途居民，團結兄弟野戰軍，熟練山地、河川作戰，習慣西南生活等。指示強調各級領導幹部必須實行科學分工和随時了解、掌握部隊情形，嚴格督促檢查工作，深入下層進行教育，與士卒同甘苦，以此來保證新的進軍任務的勝利實現。
7月26日，劉伯承去到第三兵團，對團以上幹部作了關于進軍西南的動員報告。接着在第二野戰軍直屬隊黨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他指出：每一個共産黨員，都必須知道我們的路是很長的。經過新民主主義還要走向社會主義、共産主義。我們要時時刻刻檢查自己是否合乎毛澤東思想。揭發和糾正現存的各種錯誤思想和行動，對于進軍西南是一個關鍵。
針對某些幹部中開始滋長起來的驕傲自滿、功臣自居、停頓不前和貪圖享樂的情緒，他尖銳地提出了批評：我們第二野戰軍現在最重要的錯誤傾向是驕傲，不是我們的戰士和下級同志驕傲，而是大幹部驕傲，所以危險性也更大。毛澤東主席再三指示我們要不驕不躁，我們的勝利隻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應該把驕傲的包袱放下，免得使我們犯錯誤。第二野戰軍有些同志背着一個功臣的大包袱，自以為有功勞，該得大賞??如不把這個思想弄清楚，無法接受工作與進軍西南的任務。
他告誡大家：我們的勝利是由于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領導，以及黨的群衆工作和農村的土地改革工作，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下鬥争，相配合而得來的，不可以為全靠槍杆子打出來的。自以為了不起，特别是以為個人了不起，這是軍人非常可怕的思想，要經常警惕。否則，小則犯錯誤，大則不可設想，更甚可看到張國煮之流的榜樣。
經過自下而上的黨代表會議，部隊充分發揚了民主，開展了嚴肅認真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艱苦奮鬥的正氣更加上升，居功驕傲、違法亂紀的歪風受到打擊。因而大大激發了黨的各級機關和廣大黨員的積極性，提高了指戰員的階級覺悟和政策水平，加強了部隊進軍西南、建設西南的信心和決心。
8月19日，劉伯承、鄧小平發出川黔作戰的基本命令。命令規定：第二野戰軍主力（除第四兵團）的任務在于攻略貴陽及川東南，以大迂回動作，先進擊宜賓、滬縣、江津地帶之敵，并控制上述地帶以北地區。以使宋希濂、孫震及重慶等地之敵，完全孤立于川東地區。爾後聚殲這些敵人，或運用政治方法解決之，以便協同川北賀龍部隊逐次解決全川問題。具體行動分為三個步驟：首先，第三兵團以車運由浦口經徐州、鄭州到武漢，再徒步至常德、江陵、枝江地區集結就補，第五兵團由上饒車運到樟樹，再徒步經長沙至邵陽、武岡、湘潭線集結就補。其次，第三兵團攻取遵義、彭水、黔江線，第五兵團攻取貴陽。最後，第三兵團直出滬縣、江津，第五兵團直出宜賓、納溪，順勢迂回重慶，控制川東，完成南面兜擊的任務。
9月初，第二野戰軍開始向湘西、鄂西開進。第三、五兵團按預定路線，分别乘車、乘船或徒步，急馳集結地域。配屬第四野戰軍的第四兵團，也于9月下旬由贛西向贛粵邊挺進，執行廣東作戰任務。
9月7日，劉伯承動身去北平，參與了開國大典的一系列活動。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劉伯承代表第二野戰軍全體指戰員，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衷心祝賀新中國即将勝利誕生。他回顧了人民解放軍22年的光榮曆程，表示要迅速解放西南，并準備竭盡全力保衛新中國。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劉伯承作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登上了北京天安門城樓。毛澤東主席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随着這傳向全國、傳向全世界的雄偉聲音，他的心潮猶如大海的怒濤，洶湧激蕩。面對迎風招展的五星紅旗、威武雄壯的受閱隊伍，他不禁想起長征的鐵流，抗戰的烽火，解放戰争的硝煙，以及千千萬萬為革命事業英勇獻身的戰友、部屬和民衆。他聆聽着朱德總司令宣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我們的戰鬥任務還沒有最後完成。殘餘的敵人還在繼續勾引外國侵略者，進行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革命的活動。我們必須繼續努力，實現人民解放戰争的最後目的。”他覺得，這既代表了人民解放軍全體将士的意志，也表達了他和第二野戰軍幾十萬指戰員的心聲。
10月21日，劉伯承和鄧小平剛剛開完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便帶着會議作出的繼續向全國大陸進軍的決定，匆匆乘車南下。第二天，他們趕到徐州，登上第二野戰軍司令部西進列車的指揮車廂，立即投入緊張的工作。10月23日，他們發出了進軍川黔的作戰命令，要求第三、五兵團加快準備，提前實現基本命令規定的目标。
為了阻止解放軍入川，國民黨軍以主力川陝甘邊區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部14個軍約16萬人布防于秦嶺、漢中、川北一帶，對北面作重點防備。另以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張群所轄23個軍約30萬人布防巴東一帶，其中川湘鄂綏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8個軍約10萬人，控制于巴東、恩施、鹹豐之線，作為西南防守的前進陣地。川陝鄂邊綏靖公署主任孫震部3個軍約4萬人，控制巫山、巫溪及萬縣、忠縣之線，屏障川東北。其餘兵力則散布于川滇黔各地。
敵人的這種配置，是解放軍佯攻秦嶺、威逼巴山的結果。第二野戰軍開進之初，第十八兵團曾對秦嶺之敵發動攻勢，牢牢吸住了胡宗南集團。活動在陝南和鄂西北地區的中原軍區部隊，也積極佯動，造成通過大巴山進擊四川的聲勢。緻使蔣介石發生錯誤判斷。認為解放軍人川的主攻方面在川北，這裡有中原進川的傳統要道，交通和補給都方便。在川黔邊方面，由于地勢險要，交通不便，大兵團行動困難，而且白崇禧集團又集結在湘、桂地區，解放軍不會舍近求遠，更不會冒腹背受制的危險。因此，他制定了上述以秦嶺為主、巴東為輔的防禦部署，并抽調東線的羅廣文兵團北移，加強川北防線。
在中央軍委的統一部署下，劉伯承決定将計就計，以第二野戰軍的行動進一步迷惑敵人。他命令野戰軍領導機關率第三兵團經津浦、隴海鐵路公開乘火車西進。行至鄭州，他特意出席群衆歡迎大會，宣布大軍即将入川。而部隊則秘密南下，直奔湘、鄂西。同時令第五兵團乘第四野戰軍進行衡（陽）寶（慶）、廣東戰役的機會，就勢隐蔽地到達湘西集結。這樣，一方面是第四野戰軍浩浩蕩蕩、勢吞兩廣；一方面是第二野戰軍潛形匿迹，迂回西南。
進至武漢，劉伯承曾高興地對部屬說：“毛主席就是要這種氣氛，這很好。”
10月間，第四野戰軍主力及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已勝利結束了衡寶戰役和廣東戰役，分别殲滅桂系白崇禧集團主力4個師和粵軍餘漢謀大部，正乘勝挺進廣西，直搗桂系的巢穴。第四野戰軍分派部分兵力加入川黔方面的行動。
11月1日，進軍川黔的作戰發起。劉伯承、鄧小平在北路以第三兵團主力和第四野戰軍第四十七軍為左集團，直出彭水、黔江地區，協同第四野戰軍第五十軍、四十二軍及湖北軍區部隊所組成的右集團，會殲宋希濂集團于彭水以東地區。在南路以第五兵團及第十軍，實行大迂回，直入貴州，奪取貴陽、遵義，進擊宜賓、納溪、滬州，斷敵逃往雲南的退路。由于第二野戰軍主力的行動方向完全出敵意外，敵川黔防線很快被突破。第五兵團及第十軍，不至10天即挺進到貴州境内，連續解放了鎮遠、三穗地區，直插貴陽、遵義。第三兵團主力與第四野戰軍部隊也在宋希濂集團的兩翼突破，跨越武陵山，深入到秀山、西陽一線。國民黨軍在慌亂中急忙調整部署，黔境之敵拟西撤畢節、貞豐之線，阻擋解放軍西進；東援的羅廣文兵團和西撤的宋希濂集團拟會合在彭水、黔江地區，依托烏江，進行頑抗。
劉伯承、鄧小平電令南路第五兵團和第十軍加速迂回行動。在占領貴州後，休息時間不得超過3天，即應繼續挺進。并強調指出：“當前戰役的重心，仍在隔斷宋希濂4個軍、羅廣文3個軍向雲南退卻，并力求在長江南岸殲滅。”他們慮及部隊連日冒雨行軍，艱苦跋涉于大山險峰之間，特意囑告：“望注意鼓勵士氣。使用現洋，保障戰士的給養和健康，千萬不要因小失大。
每人每天的4錢油鹽和1斤蔬菜絕不可少。至要至要。”同時電令北路的第三兵團主力和第四野戰軍部隊，排除萬難，加速猛進。還号召所屬各部，充分運用渡江迫擊作戰的經驗，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堅決執行黨的新區政策，鞏固部隊，團結人民，利用舊鄉保人員，求得進軍的順利。
在劉伯承、鄧小平的正确指揮下，各路部隊克服了天候、地理和敵人破壞所造成的重重困難，勇往直前，所向彼靡。有的部隊甚至日夜兼程近200裡。11月15日，南路第五兵團和第十軍解放了貴陽、思南等地。16日，北路左集團解放了彭水，直逼烏江東岸。19日，北路右集團将西逃之敵宋希濂所部第十四兵團，舉圍殲于鹹豐東北地區。
貴陽的解放及第十四兵團的就殲，使敵人的所謂大西南防線陷于崩潰，白崇禧和張群兩大集團被割裂。蔣介石見大勢不妙，急令胡宗南加速南撤，令第一軍開赴重慶“保駕”，令孫震、宋希濂、羅廣文等趕快收縮，以求合力突圍。
戰役到了關鍵的時刻。劉伯承運籌帷幄，牢牢掌握着戰場的主動權。21日，他和鄧小平再次指示部隊，迅速切斷胡宗南及川境諸敵退路，是當前作戰的關鍵。令南路第五兵團除留第十七軍在貴州境内進行城鄉接管、肅清殘敵、維護交通外，兵團主力和第三兵團第十軍沿畢節、遵義一線采取連續的攻勢行動，直插川南，控制叙永、赤水、宜賓、滬州一帶，堅決截斷敵人退向雲南的後路。他們精确地估算了國民黨撤退的路線和行程，判斷其主力将在綦江集結後分别向滬州、叙永、鹽津逃竄，并判斷他們可能到達的時間為：12月1日到叙永，12月6日到鹽津。為此，他們電令第十六軍于12月2日左右趕到叙永或鹽津，第十八軍迅速跟進，3天後到達；第十軍于12月2日趕到赤水。同時，又令北路第三兵團主力和第四十七軍，強渡烏江，力争合圍宋、羅兩敵于南川及其以東地區。如敵後撤綦江，則應稍緩攻擊動作，待第五兵團和第十軍迂回到預定位置，再全力出擊。
南路軍先頭部隊，為了先敵占領川南要津滬州、宜賓，在黔北山區日夜冒雨急進，不顧泥深路滑、山崖陡峭，指戰員們毅然輕裝前進。最險峻處甚至要魚貫爬行，時速隻一裡，有的指戰員不幸墜入深淵。就這樣，一路打跨了國民黨軍的抵抗。第十軍占遵義、渡赤水，第十六軍克畢節、下叙永，直逼長江，提前到達指定位置；北路第三兵團主力和第四十七軍，分由龔灘、彭水等地強渡烏江，以鉗形攻勢向南川合擊。敵人進退失據，頃刻瓦解。解放軍奮勇沖擊，分割穿插。激戰至28日，将宋希濂集團和羅廣文兵團3萬餘人，聚殲于南川山地，乘勝解放了綦江、涪陵、江津諸城。重慶已直接暴露在北路軍矛頭之下。
劉伯承決心乘勢奪取重慶。當即令第三兵團主力和第四十七軍，不顧疲勞，寬正面地分路挺進，控制東至木洞、西至江津百餘裡的長江南岸，伺機渡江。與此同時，電令第五十軍從涪陵、豐都段北渡長江，向墊江推進，兜擊重慶側背。當解放軍多路渡江成功，先頭部隊沖向重慶近郊白中驿飛機場時，蔣介石于30日淩晨，慌忙爬上飛機逃往成都，重慶守敵也棄城西逃。當日，國民黨政府的所謂陪都重慶，回到了人民手裡。
12月8日，劉伯承、鄧小平率野戰軍領導機關迸駐重慶。在這裡，劉伯承曾經度過保衛共和、軍閥混戰和最初投身革命的年代。現在，他親率人民的雄師解放了桑梓大地，内心充滿了感慨。第三天，他在重慶市工人座談會上，發表了情感灼熱的講話，他說：作為一個解放軍軍人，一個政府工作者，尤其是作為一個共産黨員，與人民大衆，尤其是與工人同志在解放了的重慶如此見面談心，是何等高興啊！我又想到在大革命時代，我們就在重慶遭到“三・三一”慘案。我們順滬起義失敗的老工友、老戰友、老同學們被蔣介石打散了。我們分别了22年，而今天竟在重慶見面了，真是無窮的高興呀！
12月15日，他在另一次座談會上又說：感慨萬端，不知從何說起。這次戰友們在重慶會師，象嘉陵江與揚子江兩江在朝天門的合流，流向大海。大海就是新民主主義。在未合流之前，被兩江之間一條浮圖關的山脈隔斷了，就是說，國民黨的統治把我們隔斷了。
重慶一解放，劉伯承的眼光就盯住殘敵猬集的成都。由于重慶及川東、川南廣大地區的迅速解放，蔣介石不得不再次收縮兵力。他命令由重慶及其以北地區西撤之敵，在正面遲滞解放軍行動；命令胡宗南、張群等部，悉數退向成都，企圖向西康和雲南逃竄。這時候，華南方向的廣西戰役取得重大勝利，白崇禧集團主力在桂粵邊境被第四野戰軍及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殲滅。西南境内的國民黨軍更加孤立和氣餒。
劉伯承、鄧小平堅決不給敵人以喘息的機會，決定乘勢發起成都戰役。
12月6日，令第五兵團主力及第十軍搶占樂山、青神、浦江等地，從南面兜擊敵人，并強調指出：“這個戰役的關鍵在于占領樂山，完全截斷敵人退往西昌、會理、雲南的公路線”。又令第三兵團主力迅即攻占簡陽、邛崃、大邑等地，從東、西兩面向敵人推進。同時，電告賀龍、李井泉率領所部越過秦嶺，兼程南下，由北面壓向敵人。
在軍事打擊的同時，政治争取也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統一領導和部署下，劉伯承、鄧小平積極開展了對敵政治攻勢和策反工作。11月21日，他們向西南國民黨軍政人員提出四項忠告，号召他們停止抵抗，投向光明，改過自新，立功贖罪，并明确規定了政策界限，對業已起義和投誠的武裝，一律暫不編散，不收繳武器，指定地點集中，聽候處理。
這在國民黨軍中産生了巨大的影響。12月9日，川、康、滇國民黨高級軍政官員盧漢、劉文輝、鄧錫候、潘文華等，分别率部在昆明、雅安、彭縣宣布起義。12月10日，國民黨軍第十九兵團副司令官土伯勳率部在貴州盤縣起義。12月11日，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官兼第七十二軍軍長郭汝瑰率部在宜賓起義。這些，加速了西南國民黨軍的分化和瓦解。
解放軍各路大軍浩浩蕩蕩彙向成都盆地。第一野戰軍第十八兵團等部沿着“難于上青天”的蜀道，勇闖劍門關、朝天驿，以破竹之勢直下綿陽、新都，追殲逃敵8萬餘，進逼成都。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第十二軍連克邛崃、大邑。胡宗南妄圖作最後的掙紮，嚴令第二十七軍、六十三軍、九十軍等攻占邛崃高山鎮，奪路逃命。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第十二軍第三十五師頑強阻擊，以寡敵衆，抗住了國民黨軍的多批次集團沖鋒，牢牢守住了高山鎮，封死了敵人西逃的通道。消息傳到野戰軍指揮部，劉伯承高興地說：“十二軍已占邛崃，至此胡匪向康滇逃竄之路業已截斷，勢必依托成都周圍作困獸之鬥。”
20日，劉伯承和鄧小平、張際春、李達等在作戰室再三研究，認為目前已将胡宗南集團壓縮成一個核桃，追擊戰已告結束。當前的注意力應放在精心組織指揮、大膽分割芽插、逐個擊破上面，要嚴防輕敵亂碰。對胡宗南集團，絕非一兩個沖鋒所能消滅。渡江作戰以來所采用的猛追、猛打、猛沖的戰術，不一定能奏效。必須依敵情、地形、群衆條件等的變化，及時轉變戰術。為此，他們緻電第三、五兵團：“須知敵尚有反擊的力量和局部進攻的可能。我們必須十分慎重，爾後各軍應就現地調整态勢、掌握部隊、恢複體力、調集火力、鼓勵士氣、瓦解敵軍。特别加強對敵作精密的戰術偵察，提出你們的作戰意見。今後的作戰方式，仍用先打弱點和集中力量割開敵人，一點一點吃的戰法。千萬不可進行無準備無把握的戰鬥。??免傷部隊元氣，至要。”劉伯承特别指令楊勇、杜義德兩人統一指揮第三、五兩兵團作戰，并明确指出：“新津有敵4個軍的番号，令十一軍暫時停止攻擊該敵，集中十、十一、十二、十六軍，有準備地攻殲敵人，進行一場勝利結束的大戰。”
在野戰軍指揮部裡，參謀人員不斷收到前線勝利的捷報，不免個個喜形于色。
劉伯承卻嚴肅地說：“越在勝利的時候越要兢兢業業，切不可粗心大意。”
12月21日，董宗珩率第十六兵團在金堂地區宣布起義，這是成都敵人趨于瓦解的開始。胡宗南為穩定軍心，于22日在新津召開了軍以上指揮官緊急會議，他聲嘶力竭地叫喊“要團結一緻，抵抗到底”，還煞有介事地聲稱“本人亦抱定為黨國犧牲的決心”，拼命鼓動部屬頑抗到底。可是，會議的第二天，他卻緊步前幾天逃走的蔣介石的後塵，悄悄乘飛機溜之大吉。蔣介石、胡宗南的相繼逃跑，使成都守軍陷于極度混亂。24日，胡宗南的親信、第五兵團司令官李文，懷着絕望的心情，集中了7個軍，由崇慶、新津地區向西南突圍，被擊潰。這一失敗加速了敵人内部的瓦解。25日至27日，敵第十五兵團司令官羅廣文、第二十兵團司令官陳克非、第七兵團司令官裴昌會、第十八兵團司令官李振，相繼在彭縣、德陽、成都地區宣布起義。劉伯承、鄧小平緻電表示慰勉。李文仍然執迷不悟，組織殘餘兵力，向邛崃、大邑一線展開猛攻，企圖奪路逃命，再次遭粉碎。26日，參戰部隊指戰員在“打好大陸上最後一仗”的口号聲中，勇猛地向敵軍沖去。激戰竟日，全殲殘餘國民黨軍，生俘第五兵團司令官李文以下5萬餘人。27日，由于敵第十八兵團在成都以東地區起義，解放軍不戰而下成都，成都戰役遂告勝利結束，進軍西南的戰役也就勝利結束。
劉伯承在給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西南進軍作戰經驗彙集》的題詞中，集中地概括了進軍西南的經驗，他寫道：“兩南進軍是在毛主席的戰役指導下，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上進行的。在部署上為出敵不意，突然拊其側背，斷其逃路。在行動上，則猛打猛追，使敵人無喘息餘地，更來不及變動原來部署，被動應戰。在政策上，尤以本軍委布告的八項切實執行，收效很大。”
第二節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任命劉伯承為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
12月31日，毛澤東發布了《祝賀新年告前線将士和全國同胞書》，提出1950年的新任務是：“解放台灣、海南島和殲滅蔣介石匪幫的最後殘餘，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不讓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我們領土上有任何立足點。”同時提出要逐步轉入和平建設，醫治戰争創傷，克服戰後的财政經濟闌難，恢複工農業生産和交通事業。
1950年元旦，即成都戰役結束後的第5天，劉伯承出席重慶市慶祝西南解放大會，發表入川後的第一次長篇演講。他開宗明義地提出了建設新西南的三項任務：“第一項是，建立革命的秩序，維護治安。西南區是全國最後解放的地方，也是蔣介石匪幫盤踞得最久和他在大陸上最後覆滅的地方。因此，治安問題，更加複雜，急待解決的社會問題也很多。”“目前首先就是對分散隐蔽繼續造謠破壞的特務匪徒，和流竄在農村的土匪特務武裝，必須人人一緻警覺起來加以徹底肅清。對散兵遊勇，必須進行登記，集中訓練，妥善處理。隻有這樣，城市與農村的社會秩序才能安定下來，人民才能各自好好生産，經營工農商各業。這是解放後第一個要解決的關鍵問題，不然，生産、文化教育等一切工作無從做起，即使做了也無安全保障。”
關于第二項任務，他指出：“恢複和發展生産。這是共同綱領中的基本問題，也是使我們國家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本問題。”他解釋這項任務的必要性和艱巨性說：“兩南區蔣介石匪幫統治最久，經濟遭受摧殘最深，解放以前為蔣匪依靠作賣國内戰的基地，所受兵災也最深，臨敗走時該匪又有計劃地進行了瘋狂的破壞。恢複和發展生産，目前困難很多，而首先是如何有步驟地恢複生産的問題。我們必須切實執行毛主席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以達到發展生産、繁榮經濟的目的。這是一切任務所圍繞的中心工作”。
關于第三項任務，他說：“毛主席說過，生産建設即物質建設與文化教育即思想建設是相輔并行的兩個車輪，缺一不可。同時，文化教育更主要的是為生産建設而服務，是以生産為中心來進行的。”對内南區開展文化教育工作的特殊意義，他強調指出：“重慶是蔣介石匪幫首腦機關長期盤踞的地方，曾經大規模地開辦各種訓練班，印發反動的報紙書籍，進行反革命的宣傳，灌輸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思想，蒙蔽毒害青年知識分子和人民；同時摧殘進步文化，封閉進步的學校和文化機關，屠殺進步的文化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學生，使進步的思想輸入困難。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科學的、民族的、大衆的文化，堅決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思想。新的文化教育是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大衆文化水平的提高，對于生産建設及其他建設，必然要起更大的推進作用。”
劉伯承鞭辟人裡的演講，博得了與會廣大群衆的熱烈歡迎。會場裡掌聲不絕，歡聲四起。他在川中素孚衆望，這次發表的政見，表現了高度的政策水平，又完全切合西南的現狀，也符合人民渴求新生活的強烈願望。
解放後的西南情況極為複雜，建設任務極為艱巨。當時，西南區人口有7000萬之多，物産資源豐富，當然是進行和平建設的有利條件。另一方面，西南區域遼闊，地形起伏多變，與内地交通阻塞。對外與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緬甸、老撾、越南等國接壤，邊防線達數千裡之長，直接涉及到外交方面的事務。這裡少數民族衆多，曆史遺留下來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内部糾紛，一時難以拆解。開發和治理确非易事。最嚴重的問題是封建勢力強大，國民黨反動派長期統治，茶毒人民，為害至酷。在解放軍大兵壓境時，一些上層人物迫于大勢所趨，受到共産黨政策的感召，紛紛起義投誠，減少了流血和破壞。然而，封建勢力卻原封不動地保存着。廣大的鄉村仍置于他們的控制之下。封建迷信組織如哥老會、青紅幫、大刀會等及大量匪特武裝，還掌握在他們手中。國民黨軍被俘虜、起義、投誠的達90萬之多，其中不少将領系兩南封建勢力的代表人物。他們中有的靜觀形勢變化，繼續招兵買馬，擴充實力。蔣介石早在淮海戰敗後，即派遣大批特務進入西南區，與本地封建勢力共同策劃了“應變計劃”，夢想建立“反共複國”的基地；并在川、黔等地舉辦“遊擊幹部訓練班”，訓練了5000多名反動分子，作為其發展匪特武裝、破壞人民經濟恢複和建設的骨幹。他們乘群衆尚未發動，串連地主惡霸，勾結反動武裝，裹脅落後群衆，嘯聚山林，打家劫舍，制造謠言，煽惑群衆，挑唆起義部隊叛變，阻擾解放軍開展地方上作。一時問，匪患猖獗，成為危害社會治安和人民生命财産的一大禍害。
劉伯承清醒地認識到，要實現建設西南的任務，還需要努力奮鬥，克服當前的許多困難，例如城鄉人力、物力、财力，都大量地被敵人摧毀破壞，帝國主義者的封鎖，大批城鄉失業者的存在，大批的舊公務人員急待安置，衆多的散兵遊勇急待收容，特務土匪的活動急待肅清，以及要把以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統治的經濟結構，改變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結構，把戰時的經濟結構，改變為和平建設時期的經濟結構等等，困難都是不小的。他領導西南軍政委員會，進行了艱苦細緻的工作，一一克服了這些困難。
中共中央西南局于2月初召開了全體會議，研究了西南局的工作任務和西南軍政委員會的組成問題。劉伯承作為西南局統戰部長，提出了遴選黨外人士參加軍政委員會的意見。他說：“西南軍政委員會對黨外人士提名，亦采取德、才、資的幹部政策。不過黨内德、才、資是統一的，而黨外人士德、才、資是有矛盾的。功過折算謂之德，有代表性是謂資。按照德、資提名，量才分工。”會議采納了他的意見，使軍政委員會組成比例和人選問題得到了順利的解決。中共中央在得到西南局關于遴選軍政委員會黨外委員的方針的報告後，立即表示贊許，并批轉其他地區參照執行。
1950年2月8日，西南軍政委員會宣告成立。這一天，多霧的重慶出現了罕見的晴朗天氣，旭日的光芒驅散了山城上空的陰霾。西南各界代表沐浴着春晖，興高采烈地聚集到重慶市人民路西南軍政委員會的駐地。劉伯承主席，鄧小平、賀龍、王維舟、熊克武、劉文輝、龍雲等副主席，親切地同委員一一握手相見。成立儀式熱烈而莊重。劉伯承作了西南軍政委員會成立經過和基本任務的報告。他說：在西南工作山接收轉入管理，并且建立集中統一管理的時候，軍政委員會急需建立，也利于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迅速安位。
但由于情況了解不夠，夠格和适宜的人選需要醞釀讨論，所以軍政委員會的建立相對延遲。關于軍政委員會的基本組織原則，既能保證黨的領導，又能團結各方面的人士，委員中黨内外人士大約各占一半。還考慮到照顧地區，照顧黨外各方面的人物：起義軍人、工商界人士、文教專家、少數民族、民主黨派。這個人選比例，主要依據代表性适當放寬了尺度，但又是寬而不泛。
比如工人委員，暫時選不出合适的人選，便沒有硬湊，因為共産黨員就代表了工人階級。鑒于部分委員因事或外出沒有出席，劉伯承對軍政委員會的基本任務隻是重申了剿匪和征糧工作。總的任務，他說留待全體委員會議再去确定。
西南軍政委員會成立後，相繼建立了各個機構，認真選拔了一批賢能人才，分别承擔起各個方面的領導管理工作。
對西南區所屬的雲南、貴州、西康、川北、川南、川西、川東等7個省區以及下屬的各級政權建設，劉伯承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西南局的決定，采取了軍隊“分區包幹”的辦法，即将一定建制的部隊，固定在一定地區，在同級黨委領導下，負責城市接管和農村工作，建立黨的組織，建立政權，發動群衆，建立工會、農會和其他民衆團體。建立軍區、軍分區和人民武裝力量。肅清土匪，征收公糧，幫助農村春耕，恢複和發展生産。
劉伯承号召駐西南全體部隊說：艱巨的任務正安排在我們面前，90萬起義、投誠、俘虜的部隊急需改造，7000萬的群衆尚待發動，土地改革必須在明冬後春完成。而當前的肅清匪特、鞏固治安和急不待緩的征糧工作，都有待于軍隊為主去參加完成。當我們戰敗了武裝的蔣介石集團後，徹底消滅封建的戰略任務已經放在我們當前的日程上了。
各部隊緊緊抓住了剿匪這個當務之急，堅決執行“野戰軍地方化”“領導一元化”的指示，和“軍事清剿、政治攻勢、發動群衆三結合”的剿匪方針，首先在腹心富庶地區與交通線兩側，集中兵力重點圍剿肅清危害最大的匪幫。西南軍區所屬的川東、川西、川南、川北、西康、雲南、貴州等7個軍區，采取靈活機動的戰術，或對集團匪徒進行圍剿、進剿，或遠途奔襲，直取匪特巢穴，或對流竄匪特窮追不舍，不殲不止。至1950年8月底，西南全區共殲土匪40萬餘，有力地打擊了匪特的兇狠氣焰。8月以後，剿匪鬥争轉入大規模邊沿圍剿和深山進剿。以後，在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政治委員鄧小平的領導下，全體指戰員英勇戰鬥，積極發動群衆，依靠群衆逐步完成了艱巨的剿匪任務，從而根除了大兩南的嚴重的匪患。
劉伯承出身農家，熟知西南農村的狀況和農民的疾苦。舊社會剝削階級的反動統治，災荒頻仍、兵連禍結，以緻千裡蕭條、民不聊生。他決心以強有力的組織措施迅速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産，使廣大城鄉人民的生活有一個較大的改觀，他在抓好城市生産的同時，抽出足夠的力量逐步把工作重點放到農村。除要求所有駐軍起到工作隊的作用外，還抽調了許多幹部，動員了大批工人、學生，到農村去開展工作。明确要求農村工作必須從基層做起，盛區以下各級領導機關在春耕期間，隻留少數人員處理日常工作，大部分人員逐級下去督促，指導農業生産，并結合進行清匪治安、生産救災、合理負擔、反惡霸地主、改選舊保甲，以實際行動取得廣大農民群衆的信賴和擁護，然後适時地籌建農民協會，向封建地主勢力奪回農村的統治權，為爾後的土地改革創造條件。
經過各級黨委、政府的認真領導和廣大幹部、農民群衆的努力，西南地區農村的面貌發生了較快的變化，1950年的春季作物獲得了豐收。在6月中旬的中共中央七屆三中全會上，劉伯承報告說：“在農業生産方面，一般的年景是很好的，達到了七成收成，這個現象已是很好的了。由于我們西南軍政委員會把生産指示和減租減息政策一公布，又有少奇同志‘五一’幹部大會關于經濟問題的講話，農民群衆表現出了極大的生産熱情，這在西南地區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對西南軍政委員會的全面工作，劉伯承于7月27日，在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所作的《西南區的工作任務》的報告中，進行了這樣的總結：“西藏還待解放。其他地區在解放後曾經猖獗一時的匪特活動，又受到緻命打擊，大部地區業已淨化。但在邊沿山地，仍然活躍，需要努力加以肅清。物價雖已穩定，但财政經濟狀況尚未獲得基本好轉。開支暫時不能減少，而公糧征收僅達1949年的百分之六十，故赤字浩大，目前仍賴中央補助。此種情況如不在收入方面加緊努力，很難繼續下去。由于我們在經濟方面的努力，調整公私商業關系已見成效，市場開始活躍，城鄉内外交流開始疏暢，人民币開始下鄉，成渝鐵路開始興築，整個工商業已顯現好轉的境況。但公私工商業困難仍多，國營企業隻有少數開工，絕大部分還在維護狀态，私營工商業恢複和發展的條件，尚待繼續創造。農村手工業和副業在長期反動統治壓榨下，遭受到嚴重的破壞，亟待政府予以扶植。農民已有初步的組織和發動。他們在長期的封建反動統治、壓迫、剝削之下，已陷于極端貧困的地步，迫切要求減租減息、退押和實行土地改革，并從惡霸地主統治下解放出來。城市工人失業需要妥善地加以救濟和安置，社會上的廣大失業群衆需要在經濟的恢複和發展中謀求出路，少數民族熱烈地歡迎和擁護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
這一段總結，既說明了軍政委員會短短5個月的工作成績，也如實地反映了存在的問題和困難。表現出劉伯承仍然保持了戰争年代那種實事求是、謙虛謹慎的作風，對成績不溢美，對問題不回避。到10月下旬他奔赴新的工作崗位時，雖然西南區的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和各項經濟建設都已取得基本成功，西南軍政委員會的工作已初具規模，他還是謙遜地說：“西南軍政委員會的工作沒有達到應有的程度，我的責任是不可推卸的，補課的工作還請大家來做。”劉伯承總是用很高的标準衡量自己的工作。
第三節統戰工作的模範
在進軍西南之前，劉伯承就在國民黨川軍中做了許多工作。1946年11月滑縣之戰，國民黨軍第一○四旅旅長楊顯明、副旅長李克源被俘。這兩人系川軍舊人，劉伯承親自接見，并設宴招待。交談中劉伯承向他們詢問蜀中故舊，指出蔣介石利用内戰消除雜牌軍的陰謀，勉勵他們返回四川，為桑梓做一點有益的工作。楊李二人深感劉伯承和藹可親，語重心長，表示銘記劉伯承的忠告。原國民黨第十五綏靖區副司令官郭勳祺被劉伯承指派回川後，積極勸說潘文華、鄧錫侯等人棄惡從善，對他們發動起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進軍西南之前，為了争取四川的國民黨軍起義，劉伯承在南京通過關系，找到川軍第九十五軍軍長黃隐的侄子、黃慕顔之子黃實，要他輾轉返回四川，向川軍鄧錫侯、黃隐以及川軍故舊黃慕顔、韓伯誠等打招呼，說明共産黨不念舊惡，歡迎及時棄暗投明、将功贖罪的一貫政策。并指示黃實，将在成都建立共産黨、解放軍交通站，告鄧錫侯等部與其聯系，還将直接派聯系人員去黃隐部開展工作。不久，劉伯承通過情報部門派出一位幹部，攜帶電台聯絡訊号和密碼，經過重重險阻，間道黔江、涪陵，于10月間到達成都。這位于部通過黃實找到鄧錫侯、黃隐、黃慕顔等人，當場傳達了劉伯承、鄧小平對川軍故舊的問候和希望，指出二野部隊進川在即，川軍不應作蔣介石的殉葬品，而應早作準備，歸向革命陣營。考慮到四川的現狀和鄧錫侯等人還有顧慮，劉伯承、鄧小平提出了三個方案供他們選擇：一、解放軍未到即宣布起義；二、解放軍迫近時才宣布起義；三、不公開宣布起義，但負責保護好地方倉庫和公共财産。這既體現了共産黨人顧全大局和寬大為懷的胸襟，又體現了設身處地為川軍人士着想的實際态度。鄧錫侯、黃隐等深為感動，種種疑慮為之一掃，遂決心起義。雅安劉文輝方面，劉伯承同樣派人作了聯絡工作，溝通了電台通訊。國民黨軍政人員的紛紛起義和投誠，減少了解放西南的阻力。
對蔣介石嫡系胡宗南等部，劉伯承、鄧小平也沒有放松争取工作。在軍事上堅決打擊的同時，在政治上堅持做到仁至義盡，及時争取了裴昌會、陳克非、羅廣文等部的起義和投降，避免了更大的破壞和損失。
四川解放後某些上層人物利用起義為政治資本，在籌建人民政權時争權争位。劉伯承依靠黨組織和人民群衆，同他們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争。有人提出“川人治川”的口号，意在排斥共産黨的領導。劉伯承在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士座談會等場合，毫不留情地予以批駁。他用四川解放前軍閥連年混戰，人民饑寒交迫的事實，說明在反動階級政治之下，無論劉湘、楊森、張群，還是别的什麼人，都不可能治理好四川。隻有在共産黨的領導下，四川才能由亂到治，才有了大發展的希望。
起義、投誠部隊的中下層人員，由于受到國民黨特務的蠱惑、欺騙，普遍擔心算舊帳。特别是在訴苦運動中，部分軍官惶惶不安，害怕過不了關。
劉伯承親自出面作宣傳解釋工作。他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們接收了大量的舊公務人員、起義軍人、投誠和俘虜人員。他們是後至者，他們要由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我們要管飯，要改造，要錄用，要整編。毛主席說：‘禹王治諸侯，後至者誅。這個政策是錯的。’後至者誅，誰還敢回到中國大家庭一起為人民大衆作好事呢？今天我們隻要于人民事業有利，隻要進步，隻要願意改造，為大衆服務，就可以一齊來幹。”這一席話，安定了原國民黨軍政人員的情緒，使改造和整編工作得以比較順利地進行下去。
減租退押，遇到了西南封建地主階級的嚴重抗拒。從原國民黨舊軍人、工商界人士和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到農村的中小地主，大部反對共産黨的這個政策，因為這直接損害到他們的經濟利益。而農村工作能否真正開展，廣大農民群衆能否發動，完全取決于減租退押政策的能否落實。劉伯承始終堅持了共産黨的原則立場，在減租退押問題上跟反對者進行了堅決的鬥争。
他一再強調減租退押跟清匪、反霸一樣，是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不可缺少的步驟。他鮮明地指出：“西南地區，特别是四川，土地甚為集中。軍閥官僚、土豪劣紳等封建勢力，用巧取豪奪的方式集中土地的過程，也就是農民破産失業的過程。農民迫切地要求上地，并從地主惡霸的統治之下解放出來。但是由于西南解放較晚，封建勢力特别強大，群衆尚未普遍發動與組織起來，實行土地改革的條件尚未成熟。故在今冬明春期間，應以清匪、反霸，減租、退押為中心。這個步驟不但可以初步解除農民的痛苦，為恢複與發展工、農、商業創造初步的條件，而且也是為明冬後春開始的土地改革運動打下堅實的基矗”在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有些黨外人士對減租退押采取抵制态度。他們有的強調西南地區民窮财竭，地主實際不富，租、押一時難以減退；有的聲你會引起諸多糾紛，不要自找麻煩：有的說押金己按年扣祖，不該退還；有的借口土改将行，何必多此一舉。更有的甚至重彈地主養活農民的老調。一時間議論紛起，人心不定。這股歪風在黨内也産生了影響，個别黨員幹部表現了動搖，乃至站到地主階級立場上說話。在西南局的領導下，劉伯承堅決執行共産黨的政策，團結認識較好的黨外人士，嚴厲批判了反對減租退押的謬論。他針對封建地主代表人物的錯誤言論，斬釘截鐵地說：“減租減息作為土地改革的準備條件，這是共同綱領明文規定了的，也是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決議了的，西南人民必須為此而努力奮鬥。??減租本身就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争。如果不打垮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如果不充分發動農民群衆，如果不保障農民的佃權，其結果必然是明減暗不減，或先加後減等現象的普遍發生。同時惡霸地主和特務分子必然千方百計地造謠破壞，制造混亂，乃至組織所謂‘遊擊戰争’，以達到破壞減租的目的。”
劉伯承大義凜然的态度，震懾了某些上層人物反對減租退押的嚣張氣焰，博得了軍政委員會大多數成員的熱烈贊同。
劉伯承又在小組讨論會上和個别交談中做積極的說服教育工作，規勸持錯誤觀點的人抛開一己的私利，而着眼于國家、民族的興旺。他親自說服弟弟劉叔禹帶頭減租退押。黨外人士反映共産黨不是盛氣淩人，而是以理服人；既堅持了原則，又避免了刺激。熊克武率先表示原來認識有偏差，共産黨确實是為人民大衆謀利益的。民主人士胡子昂、舊軍人但懋辛關于擁護減租退押的發言，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他就及時予以鼓勵，調動了進步人士的積極性。
8月8日，他在上報中共中央的《關于西南局統戰經驗的報告》中說：“由于地主階級在軍政委員會會議上的攻擊，可以看出封建地主雖然遭受了打擊，但勢力仍然強大。而這次會議有組織地進行反攻，因此使我們堅定了兩個堅決：一是堅決退押，二是堅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以孤立地主階級。因不如此，不能發動農民打垮封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這些話，表現了他掌握黨的政策的原則性和靈活性。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這個經驗，特将這個報告批轉各大區參考。
團結、教育民主黨派，是黨的統戰工作的一項重要内容。對此，劉伯承采取了積極慎重的方針。西南區民主黨派，在反蔣反美的民主運動中，曾起過積極的作用。但到了解放前夕，由于國民黨反動派的打擊、滲透和利用，成都、重慶等地的民主黨派變得組織渙散，成份複雜，内部矛盾，意見分歧。
解放後，某些民主黨派的領導人拉隊伍、搞武裝，擅自接收反動報社和敵特财産，以擴展自己的勢力。劉伯承根據中共中央統戰工作的方針和部署，有計劃、有步驟地抓了整理、人事和工商方面的工作。整理工作，又區分了四類情況：一是對機構健全、成份大體整齊的黨派，幫助他們學習共同綱領等文件，着重于提高思想認識。二是對機構建立雖久，但其中成份較複雜，領導思想不純的，進行組織整理。在尊重其獨立性的基礎上，幫助其調整領導班子，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加強其自身的團結。三是對剛建立機構的，則進行登記審查，先集中學習，着重共同綱領及民主黨派性質任務的教育。四是對尚未健全機構的黨派，幫助他們作調查了解，發現和物色領導骨幹，逐步建立起較完善的機構。經過這樣既具體指導又不包辦代替，既堅持團結又不放松必要的鬥争的整理工作，西南區各民主黨派都得到了健康的發展。
人事工作的重心是配合有關部門安置民主黨派人士。除在西南軍政委員會安排相關人士當委員外，各委、部以及盛區及行署以上單位，也量才錄用了一批民主黨派負責幹部和工作人員。這使民主黨派十分滿意，對團結各方面的力量，搞好各級政權建設，起到了促進作用。
但是，在部分人員中出現了兩種不良的傾向。一些黨員存在着關門主義偏向，錯誤地認為“烈士血迹未幹，他們義騎到我們頭上了”。有的甚至居功驕做，不服從黨外人士的領導。劉伯承對此進行了有力的批評。他教育大家說：”做好民主人士的工作，可以争取一大片人。作為一個黨員幹部，應該是統戰工作的模範。”
也有一些擔任政府職務的民主人士，自高自大，脫離群衆，官僚作風，輕視共産黨的幹部。針對這些情況，劉伯承利用會議和個别談話，進行了适當的批評教育，指出人民政府與舊官僚衙門的根本區别，人民政府工作人員是人民的勤務員，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教育、啟發上述人士注意思想改造和作風轉變。他的這些工作，促進了人民政權中黨内外人士的民主合作。
解放初期，西南工商界曾一度對共産黨的經濟政策持疑慮、觀望态度，有資金不願大膽投用，反而要求政府救濟。更有的向政府要求定貨、貸款、收購産品、供給原料，限制工人提出工資要求，并一再聲稱：“賢明政府，定能辦到”，言外之意如辦不到，便不是賢明政府。劉伯承和鄧小平親自參加工商界人士座談會，誠懇說明共産黨對民族資産階級團結、利用、改造的方針，說明了工商界隻有接受人民政府的領導，為新中國建設事業服務，才有出路。劉伯承說：“公私兼顧，并不是偏顧，尤不可顧私不顧公。勞資兩利并不是單利，而是勞資兩面都利。城鄉互助，而不是矛動員令，還對進軍西藏的偉大政治意義、親密團結康藏人民、必須樹立長期戰鬥的思想等問題，進行了明确而詳盡的說明。這個動員令，給了進軍西藏的全體指戰員以巨大的鼓舞。
随後，劉伯承協同鄧小平、賀龍等加緊部署了進藏的各項準備工作。組織部隊對西藏情況進行調查研究，收集整理現有資料，派出先遣支隊分赴甘孜、巴塘等地調查了解，為進軍西藏開辟道路。為了保障進藏部隊的後勤需要，還調集了一批工兵和步兵部隊，搶修雅安到甘孜段公路，為進軍西藏準備了交通條件。
5月14日，劉伯承專電西藏班禅堪布會議，規勉其“當本西藏人民大團結之精神，一緻協力，以求達成解放兩藏之目的”。
6月，西南軍政委員會為了争取西藏上層集團，發布了對藏的四項政策，既嚴肅闡明了西藏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不容任何人分裂的原則立場，又表示了承認西藏權力結構的現狀，以西藏地方政府為談判對象的靈活态度。對西藏上層統治集團起到了一定的團結争取作用。西康甘孜白利寺活佛格達，當年紅軍路過甘孜時，曾給予了積極的支援，這次又熱情地投入和平解放康藏的活動，主動向劉伯承表示竭誠擁護中央政府和西南軍政委員會，被遴選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和康定軍管會副主任，在康藏上層統治集團中産生了較大影響。西藏地區的反動派對他恨之入骨，竟下毒千殘害了他。
劉伯承堅決支持格達活佛的正義行動，對特務們的無恥行徑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和藐視，他親自為格達活佛寫了一副挽聯：“具無畏精神，功烈永垂民族史；增幾多悲憤，追思應續國殇篇。”表達了他對少數民族上層進步分子的正确評價，推動了對少數民族上層集團的争取團結工作。
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積極在藏東昌邵地區部署軍事行動，妄圖阻止解放軍進軍兩截。在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下，劉伯承、鄧小平、賀龍于1950年10月間，發動了昌都戰役。經過進藏部隊神速而勇猛的進攻，藏軍6個代本（相當于小團）全部和3個代本大部被殲，1個代本起義。昌都總督阿沛・阿旺晉美站到了人民方面來。上述工作和作戰為西藏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