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揮師過大江
第一節敵前渡江
1948年底，劉伯承與陳毅抵達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這時正逢吳玉章七十壽辰，12月30日，他們聯名寫信緻賀：“吳老：我們北來中央開會，值你年滿70。黨内外同志熱烈慶賀。我們代表南線各同志共申賀忱。
你50年來，以革命為職業，中國革命無役不從。每當革命運動受挫折之際，你臨難不退縮，堅持奮鬥的精神，更值得學習而示人以典範。”短短的況詞，表達了他們對這位老革命家的敬仰和友誼。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目前形勢和黨在1949年的任務》的報告，提出1949年的主要任務是：解放湘、鄂、贛、蘇、皖、浙、閩、陝、甘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進一步加強各野戰軍的正規化建設。
l月7日，劉伯承在會上發言。針對渡江作戰和奪取全國勝利，他着重講了四個問題：（一）前年我們躍進式的進軍是品字形的中央突破，這次渡江是一字長蛇陣齊頭并進。在最後勝利時，穩健地集中使用兵力，真正講起來是最快的。（二）開辟新區的組織問題。在未出動前最好即有一套地方黨政及軍區的配備，這是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實行軍政府、軍事管制。
（三）正規化。現在是轉變關頭，如何正規化，如何着手，看來隻有首先從司令部着手，隻有加強司令部才能組織戰争。（四）野戰軍與後方問題。毛主席說過“補充在前線”，現在又提出“加強後勤工作”，這是不矛盾的。
補給主要并盡可能取給于前線，但完全解決人力、物力、财力問題，還必須靠後勤。這次170萬人南下江南作戰，沒有後勤，沒有财政是不行的。
這四項意見，表明了他對渡江戰役及奪取全國勝利的總體設想。這四項意見，涉及到了下一步向全國進軍最為重要的作戰指導思想、新區政權建設、軍隊正規化建設和野戰軍大規模的後勤供應等問題。其中“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是說的用軍隊和根據地的幹部控制、管理新解放區的應急措施，是針對及時、有效地控制和開展新區工作而言的。根據大别山的經驗，再加上可以預計的城中工作的大規模開展，因此，他主張未雨綢缪，預先準備好新區政權的幹部班子，以便到時迅速組織起政府機構或軍事管制機構，開展工作，然後再逐步過渡、完善到由各種政治力量組成的人民政權。
劉伯承在石家莊稍事休養後重返前線。2月11日，他回到河南商丘附近的張菜園中原野戰軍司令部，立即投入了緊張的渡江準備工作。
首先，他以主要精力主持部隊的整編工作。2月間，根據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中原野戰軍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治委員，張際春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李達任參謀長。以劉伯承、鄧小平、張際春、李達、陳赓5人組成前委，鄧小平為書記。部隊以原有的第一、二、三、四、六、九、十一等7個縱隊為基礎，加以地方兵團升級，補充新兵、俘虜等，擴編為第三、四、五兵團。第三兵團由陳錫聯任司令員，謝富治任政治委員，王近山、杜義德任副司令員，闫紅彥任政治部主任，王蘊瑞任副參謀長，鐘漢華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轄第十、十一、十二等3個軍。第四兵團由陳赓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郭天民任副司令員，劉志堅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胡榮責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轄第十三、十四、十五等3個軍。第五兵團由楊勇任司令員，蘇振華任政治委員，張霖芝任副政治委員，甘渭漢任政治部主任，潘焱任副參謀長，石新安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轄第十六、十七、十八等3個軍。此外，還組建了特種兵縱隊，由李達兼任司令員和政治委員。整個野戰軍實力達到28萬餘人，裝備大大得到加強。
通過整編，人民解放軍達到了空前的規模，武器裝備大大得到加強，它面臨的建設任務也更為繁重。劉伯承在3月份向毛澤東所作的工作報告中，圍繞着部隊整編工作，系統地表達了軍隊建設的意見，提出了組織調整、兵員補充和後勤建設等三個問題，并敏銳地把這些問題提高到正規化建設的高度。關于組織調整，他提出：要把部隊按照新的編制和三三制的原則改編為兵團、軍、師的建制，這裡不僅是名稱上的改變，而且是組織上的變動或擴大整編，這就必然牽動其他組織的調整。他強調指出：統率機關的司令部、政治部和後勤部，尤其是特種兵的組織，在正規化建設急需之中??應成為我們必須抓緊的一件大事。
關于兵員補充，他詳細分析了補俘、補新兵、地方部隊升級與歸建等不同形式。認為中原野戰軍兵員補充的來源是複雜的，按地區有冀魯豫、豫西、豫皖蘇、鄂豫、皖西等5個地區。俘虜也是各地各兵種來的，而且有許多老弱及警察、機關雜員、差役等非戰鬥兵。按時間說則是參差不齊的，整個整訓期間都在陸續零星的補充中。政治覺悟極不齊，原來在中原野戰軍正規化建設中曾提出反對遊擊主義，現在又添加了這樣一些因素，就必須在一個時期内加強政治教育，提高組織性、紀律性，鞏固部隊等指導責任。同時在正規化的口号之下。對那些指導不深入幹部隊實際活動中的官僚主義還是要反對的。
關于後勤建設，他繼續發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精神，認為時至大兵團作戰的今日，必須建立起軍械、軍需補給與輸送勤務等一整套的機構及制度，方能适應部隊大縱深行動的需要。鑒于淮海戰役前後數十萬大軍雲集于狹小地域，道路不暢通，部隊物資擁擠和一切需要同時要當地人民供應，造成人民負擔過重的教訓，他指出：“正規軍軍械軍需的補給，??火車、汽車及其道路的整理，汽油站的設備，軍械修理場的建立，應有計劃地進行。但我們最主要的應照顧所處的環境條件，照顧政策，實事求是，盡量就各地已有物資與輸送工具善于組織起來，供給軍隊急需，不可能者才仰給于後方，這應成為今後後勤工作的方針”。
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二大戰役，國民黨軍的主力已基本喪失，殘存的100多萬作戰部隊，退守到長江以南及邊遠省份。為了阻止人民解放軍南進，争取時間編組新的軍隊，以便等待條件成熟，進行新的反撲，國民黨在美帝國主義的策劃下，又一次玩弄起反革命的兩手策略：一方面，蔣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以代總統的名義出面，和中國共産黨進行“和談”；另一方面，搜羅殘兵敗将，加緊布置江防，企圖以殘存的軍隊憑借長江天塹阻遏人民解放軍前進，夢想重複“南北朝”分江而治的曆史。在上海至宜昌的長江防線上，國民黨軍兵力不敷使用，隻得布置了兩個重點防禦集團：一個是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湯恩伯集團的26個軍共75個師，約45萬人，主力置于京滬杭地帶，以54個師擔任湖口至上海段的沿江守備及控制江北各橋頭堡，其餘21個師配備在浙贛線、蘇南、浙江、皖南縱深地區；另一個是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集團的14個軍40個師，約25萬人，其中27個師擔任宜昌到湖口段江防和武漢地區守備，以13個師配置在長沙、南昌等縱深地區。此外，還調集其海、空軍主力，投入長江防線：以鎮江為基地的”第二艦隊”轄艦艇89艘，歸湯恩伯指揮，擔任長江下遊防務；以九江為基地的“江防艦隊”轄艦艇44艘，受白崇禧指揮，擔任長江中遊防務。這就是當時國民黨軍拚命鼓吹的所謂“陸海空立體防線”。實際上由于戰線長、兵力少，它已無法設置有效的長江防線，而隻能采取這種東重西輕、顧此失彼、外強中幹、點線脫節的處置。
對于這種虛張聲勢的防禦态勢，劉伯承一針見血地指出：“長江布防，有所謂‘直接配備’，即将其主力直接配備于長江南岸。有所謂‘前進配備’，即将其主力前出于長江以北廣大地區作戰。有所謂‘後退配備’，即以一部配合長江兩岸要點強化偵察，而以主力分别配備于南岸縱深的機動地點。在判明我軍主攻方向時，即抓住我渡江的困難适時出擊。蔣介石長江防禦的‘前進配備’，大而言之，即其在黃河、長江之間的防禦，小而言之，即其經常叫嚣的‘守江必固淮’。這些都是因淮海戰役基幹兵力的喪失而無法實施。
其‘後退配備’，也因兵力少，江防寬，與南岸交通困難而不能做。如此，他就不能不着重于‘直接配備’，但還是因兵力少而不容易做了，漢口以下長達2000餘裡的江防線及其必要的縱深配備太費兵力了，在長江向北岸鼓出的突出部如漢口、浦口等地點，也各隻有兩個基于軍的機動兵力，遂使這樣漫長的江防線成為一條不能動彈的‘死蛇陣’，任人橫斬。如其一處被斬斷，則全線震撼。江防艦隊在北岸沒有掩護，航線極受限制的條件之下，到處易遭短兵炮兵的襲擊，也不易起撞沉木船的作用。特别是蔣介石發動賣國獨裁的反人民内戰到了現在階段，土氣越發不振，守備越發困難了。”
盡管渡江戰役的勝利己完全在預計之中，而且不會遇到敵人頑強的抵抗，但劉伯承一如往昔，認真地領導部隊進行一系列的準備，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減少障礙，降低兵員傷亡和物資損耗，求得任務的圓滿完成。這不僅體現了他一貫的缜密仔細的作風；而且反映出向黨向人民極端負責的精神。
3月初，根據中共中央軍委和總前委的部署，劉伯承指揮第二野戰軍3個兵團分由阜陽、沈丘、漂河地區，向湖口至貴池間的長江北岸挺進。以第三兵團為左路軍，從阜陽直趨安慶；第四兵團為右路軍，從沈丘移向望江；第五兵團為中路軍，從漯河開赴桐城，尾第三兵團之後集結待機。并令第十一、十五兩軍為先遣軍，先期到達預定地域，為主力開辟渡江前進陣地。為牽制迷惑華中白崇禧，又令桐柏、江漢軍區部隊向安陸、應城、天門之線寬大機動作戰，威脅武漢側背，吸引白崇禧部分兵力西顧。
當第十一、十五軍冒雨疾進，跋山涉水，穿過了大别山區，将達江邊時，劉伯承于3月24日下達了《關于渡江戰術注意事項的指示》，對實施渡江作戰規定了十項重要的戰術原則。其中要求先遣部隊“首先要把敵人在江北的掩護陣地掃除，直達江邊，才能進一步作切實的準備”。“在掃除敵江北橋頭堡、支撐點時，特别對防礙我主要渡江點之敵，力求截斷其退路，割裂其部署，予以速殲，不使其退守江南，增加以後的抵抗力”。為了保證先遣部隊動作的突然性，他還布下了一系列的疑兵計：在桐柏、江漢軍區部隊佯攻的同時，電令剛剛配屬第二野戰軍的第四野戰軍第十二兵團直出信陽，威逼平漢路南段，加大白崇禧集團的壓力；令行經麻城、羅田的右路軍第四兵團故意暴露行軍企圖，制造将出團風波江，抄襲武漢的假象。白崇禧果然懾于鄂東空虛、九江受威脅，急将安慶守軍第四十六軍主力經宿松撤往黃梅、九江，增強該地防務。僅留下第一七四師附一個團退縮安慶及其周圍要點固守。
這時，第十一軍就勢進逼安慶及其東西沿江一線，控制渡口，征集船隻，并作攻擊安慶的準備。第三兵團率第十、十二兩軍即迅速跟進至桐城以南地區。
第十五軍也進展順利，連克英山、羅田、太湖、望江諸城，先頭第四十五師以迅速勇猛的動作，一舉攻占華陽鎮及其附近的敵橋頭陣地，全殲敵第六十八軍留守部隊。于是，第二野戰軍完全占領了長江北岸的預定地域，開始轉入直接渡江的準備工作。
為了集中力量進行渡江作戰，劉伯承适時改變了攻取安慶的部署。安慶這個突出于長江北岸的曆史名城，是著名的軍事重鎮，它曾經有過多次阻礙或牽制北方軍隊南渡長江的記錄。劉伯承審時度勢，認為當前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陳兵千裡江岸，國民黨軍防不勝防，個别孤立據點已起不到障礙作用了。但是安慶擅城堅濠深之利，攻擊起來必然增加傷亡。因此，他命令第三兵團不加攻擊，隻作監視、封鎖。
在這前後，劉伯承的精力轉入以戰役、戰術的組織領導為中心的準備工作。部隊開進時，他發現部分指揮員隻注意行軍進度和殲敵數字，忽略了及早着手進行各項實際的渡江準備。立即發出指示：“關于偵察，渡江器材，渡江部署戰術、技術諸問題，力求精确周密準備，尤應在行軍中至渡江前着重對部隊切實訓練渡江戰術、技術，萬勿驕惰疏忽，誤此大事。”在另外的一個電令中，他再三強調，“這是目前的重點工作，不可放松。”當兩個先遣軍兼程前進，第三、五兵團跟進到淮河一線時，他要求各部隊就河川湖沼地形開展渡江軍事訓練。雖然這種訓練的時間是短暫的，加上受地形條件和器材的限制，不可能收到很大的效果，但使廣大指戰員從思想上、行動上産生了一種緊迫感。通過訓練，為全軍江岸大練兵打下了基矗第二野戰軍在長江北岸的待機出發地域，湖泊沼澤連綿，是理想的水戰練兵場所。4月初，各兵團主力相繼抵達渡江出發地。劉伯承及時發出指令，要求“各部隊戰鬥準備工作必須善于搜集船隻；善于組織部隊作戰鬥渡江的演習；善于偵察南岸敵人的防禦配備進行周密的研究，力求在寬正面同時渡江的情況下，針對敵人的弱點作出重點突擊的部署；善于組織集中的炮火以支援渡江的步兵，使其不遭到敵人船隊、炮兵和坦克的阻礙。”各部隊遵照劉伯承的指示，立即展開了全面的準備工作和熱火朝天的練兵活動。
水戰，舟楫是基本的條件。尤其在長江這樣寬闊的水面上進行大兵團作戰，沒有足夠的船隻和相應的器材，那簡直是不可想象的。國民黨軍鑒于湖口至貴池一帶，長江向南岸凸出的地形特點，着意在這裡實行嚴密的軍事控制，平毀村寨，驅逐居民，尤其将船隻劫掠一空，企圖增加人民解放軍渡江的困難。第二野戰軍先遣部隊橫掃江北守敵，攻取江岸敵軍橋頭堡後，即依照劉伯承關于“抓緊船筏及其他渡江器材的搜集”的指示，全力投入籌集船隻的工作。他們面對村寨殘破、人煙蕭條的困難狀況，發揚人民軍隊人民子弟兵的優良傳統，訪貧問苦，救災濟困，宣傳大軍渡江對奪取全國勝利的巨大作用，很快取得了人民群衆的信任。沿江居民在短短的幾天内，就貢獻出一批預先藏匿的船隻，并提供了許多找船的線索。野戰軍主力全部到達後，根據先遣部隊的經驗，劉伯承指示各部隊普遍與中共地方組織、政權機關組成船隻管理委員會，專門負責籌集船隻的工作。經過半個月的努力，共搜集、打撈、修補船隻1478艘，動員船工2000餘名，加緊訓練其成為渡江駕船的水手。結合水上訓練，戰士們制作出以稻草救生圈為主的救生器材，用15斤稻草，即可保證一人全負荷飄福舟楫之難，終于得到基本解決。
随着舟楫的解決，部隊在内湖、夾江日夜展開了緊張的水上練兵。由于部隊中北方籍戰士居多，不谙水性，對滾滾長江，更有一種恐懼心理。雖經反複政治動員，思想認識、戰鬥意志有所提高，但克服天塹的信心仍然不足。
劉伯承了解到這些情況後，指示部隊：組織水上訓練要由淺入深、循序漸進。
開頭着重消除大家的畏水心理，爾後再進入戰術、技術綜合演練。各部隊通過“談水”、“看水”、“試水”等方法，請南方籍戰士和當地居民講解長江水性，組織北方籍戰士座談和輪流觀察長江水流和敵岸情況，組織練習遊泳、用船和試制救生圈等活動，使戰士們逐漸摸熟了長江的特性，久擾于心頭的畏水情緒逐漸消失。在此基礎上，劉伯承要求部隊加快訓練進度和加大訓練強度。各部隊從上下船、船隻操縱、救生器材試驗和各類兵器的水上射擊等一般性課目，轉入到航渡隊形、指揮聯絡、步炮脅同及登陸突破等戰術動作。水手的訓練也在加緊進行中。要把數千名船工訓練成勇敢、熟練的渡江水手，确實是一項艱巨的組織、教育工作。通過形勢教育，使船工們認清了個人翻身與革命前途的關系。通過訴苦運動，啟發了船工們的階級覺悟，激發了他們在解放全中國的曆史任務中貢獻力量的光榮感。到4月中旬，各部隊進一步舉行了綜合演習，在江沿湖沼找出相似地形，作出想定，反複演練。一時間，江漢湖面船行如梭，人湧如潮，呈現出一片繁忙的水上練兵場景，顯示出人民解放軍旺盛的鬥志和必勝的信念。
在諸多的準備工作中，部隊組織指揮又是劉伯承最為關心的。3月份以來，他發出一系列渡江戰術指示。當年開始戰略進攻突破敵黃河防線時制訂的《關于敵前渡河的指導》，及在開展軍事民主基礎上彙編而成的《渡江作戰之研究》，都作為教材印發全野戰軍幹部學習參考。尤其是他精心撰寫的《關于渡江戰術注意事項的指示》，全面地科學地規定了渡江作戰的戰術原則，從掃除敵人江北橋頭堡到建立渡江前進陣地，從思想的、物質的準備到戰術、技術的演練，從突破江防到縱深追擊，都一一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措施。當這個指示傳到第二野戰軍全體幹部手中時，人人感到解決了組織指揮上的各種難題，戰術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後來，當時的一些指揮員，隻要一提起第二野戰軍橫渡長江之戰，總會情不自禁地回憶起劉伯承所寫的這十項戰術原則，異口同聲地稱贊它“周到具體、簡練管用”。
渡江準備工作中的戰役、戰術偵察，劉伯承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從派出先遣軍掃除敵人在江北的掩護陣地起，他就強調了偵察的重要性。以後他又直接部署了野戰軍的戰略偵察和戰役偵察，指示司令部通過各種手段，包括派人偷渡，盡力搜集長江南岸的敵情，實地研究長江地形、水情，繪制出渡江作戰地圖。對于長江的水位、流速、暗礁、淺灘、江洲、航線，天候的晦晴、風向；兩岸的地勢、土質；以及船隻的航速、性能、載人量；人馬上下船的時間，拖拉船隻所需的時間、人力等，他都要求進行細密的觀察、記載，實地試驗，精确計算，并依據其結果制訂出适當的計劃和具體的動作。
對各部隊的戰術偵察，他指示必須“派出于部觀察，攜帶望遠鏡、察明江幅、江洲，尤其是南岸地形、工事、敵人配置，對于所發現目标在何地如何動作，都應登記下來，作為判斷、決心的基矗”他認為“這種觀察的偵察與戰鬥的偵察結合起來作用更大”。對于渡江的步、炮、工兵等組織協同動作，他也指示“應由相關幹部在實地偵察中實施之。”根據劉伯承的指示，各級指揮機關組織了觀察所，晝夜不停地進行觀察，結合實地偵察，掌握到許多重要的敵情和長江水文地質情況，為實施渡江作戰準備了可靠的資料。
3月31日，總前委書記鄧小平根據中共中央、毛澤東關于“和談以揭露敵人，備戰以實施渡江”的指示，結合國民黨軍江防情況和第二、三野戰軍的兵力配置，制訂了《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決定以第二野戰軍組成西作戰集團，以第三野戰軍組成中、東兩個作戰集團，在靖江至望江段實施渡江作戰，共同協力，求殲沿江防禦之敵，奪取南京、上海、杭州，占領蘇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前出浙贛路，徹底摧毀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政治、經濟中心。
另以第四野戰軍第十二兵團位武漢正面，在中原軍區部隊配合下，鉗制白崇禧集團，策應第二、三野戰軍作戰。戰役計劃分為渡江展開、割襲包圍敵人前出浙贛路、分殲被圍之敵三個階段。鄧小平強調指出，戰役的關鍵在于東、中兩集團迅速對進，打亂敵之作戰體系，完成鉗形合圍，達成割裂包圍敵人之目的。西集團着重密切協同第三野戰軍行動，适時以主力東進，擔任攻占蕪湖、奪取南京和杭州的任務，并以主力一部速出衢縣地區，确實控制浙贛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斷敵退路。
劉伯承遵照中共中央軍委、總前委的指示，于4月8日下達了《第二野戰軍渡江作戰基本命令》。他在分析判斷了敵情多種變化的可能性後，指出：“敵人主要是扼守長江。隻要我軍渡江成功，無論敵人如何處置，戰局的發展都将發生于我有利的變化，并有可能演變成敵人全部混亂的局面。故戰鬥渡江乃為京、滬、杭戰役重大關鍵。我野戰軍當前江防之敵（劉汝明）較弱，又為蔣桂兩系的結合部，而我軍态勢則處于蔣匪的側背，成為有利的渡江突擊方向。”為了便于戰役進行得更為順利，他決心以3個兵團并列在貴池至馬間寬約200裡的正面，以安慶東西地段為重點實施突破。具體部署為：第三兵團從安慶以東至棕陽段渡江，挺進歙縣（徽州），截斷徽杭公路，爾後沿公路東向杭州；第五兵團在安慶以兩至望江段渡江，爾後速沿浮梁、婺源直出衢縣，控制浙贛線，斷敵退路；第四兵團于望江至馬間渡江，爾後沿江東進，接替第三野戰軍第九兵團監視蕪湖敵人的任務，并準備奪取南京。
各部隊在成渡後，即派有力部隊向兩翼擴張，主動接應友鄰登陸，協同作戰。
第四野戰軍先遣兵團主力位于武漢以東，并指揮桐柏、江漢、鄂豫軍區部隊積極活動，牽制白崇禧集團，策應第二、三野戰軍渡江。
第二野戰軍渡江對岸的國民黨軍，是第八兵團劉汝明所部3個軍7個師，約4萬餘人。其第六十八軍3個師位于湖口到吉陽鎮一線，第九十六軍兩個師位于吉陽鎮至烏沙閘一線，第五十五軍1個師位于烏沙閘至貴池一線。綿亘200餘裡的防線上，區區4萬之衆，面對兵精彈足的第二野戰軍，劉汝明白知難以抗拒，心中焦慮萬分。劉伯承曾通過多種途徑規勸劉汝明放棄無謂的抵抗。投到人民方面來。劉汝明執迷不悟，竟然加以拒絕。
4月20日，國民黨南京政府撕下“和談”假面具，拒絕在國共雙方代表團拟就的《國内和平協定》上簽字。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随即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軍“奮勇前進，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國民黨軍隊，解放全中國，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号令既出，第二、三野戰軍百萬雄師，發起了聲勢浩大的渡江作戰。第三野戰軍中突擊集團于4月20日夜，首先在貴池至蕪湖間突破，将敵長江防線攔腰斬斷。第二野戰軍各兵團繼于21日黃昏，同時在西起馬，東至枞陽鎮，約200裡的寬正面上，有重點地對敵發起攻擊。
第二野戰軍的渡江是在強大的炮火掩護下進行的。戰前，劉伯承強調指出：“現代戰鬥的權威就是火力，而炮兵的火力就是要掩護步兵突擊的成功。
我們在突破縱深陣地的戰鬥中，必須在每一階段完成每一任務時盡量造成火力的優勢。各種炮兵有組織而有互相聯系的射擊與飛雷發揚高密度的一齊發射作用極大。”據此，野戰軍司令部适時強化和調整了炮兵編成，除留少量炮兵對付敵人的艦隊、飛機外，主要炮火都集中在第一線支援渡江，特别是集中在安慶上下流由第三、五兵團組成的主要突擊地段上，正面不到30裡就放列各種火炮300餘門。4月21日16時，炮兵群開始試射，由于事先偵察周密和測算精确，急雨般的炮彈紛紛直接命中目标。17時30分，炮兵轉入摧毀性射擊，在安慶上下流的主要突擊地段上，數百門大炮紛紛吐出火舌，發出震天動地的轟響。炮彈鋪天蓋地傾瀉到對岸敵人陣地上，朵朵煙雲倏忽間彙聚成濃黑的煙幕，不斷地升騰和擴展着。經過整整1個小時的猛烈轟擊，南岸敵人堡壘大部遭到摧毀，敵軍的炮火顯得極為微弱，18時30分，主渡突擊基地響起了雄壯嘹亮的《人民解放軍進行曲》的樂曲聲。滔滔江面，霎時千船齊發，争入激流。指戰員們與水手密切合作，橹翻槳飛，直沖對岸。
驚恐萬狀的國民黨軍慌亂地進行抵抗，打出一些零亂的炮彈，在江面上掀起點點水花。數架飛機趕飛上空偵察投彈，幾艘炮艇前來襲擾。但在人民解放軍防空、阻截、壓制各類炮火的堅決還擊下，飛機、炮艇連忙逃竄，對岸炮火漸漸歸于沉寂。船過中流，國民黨軍殘存的火炮和機槍再次恢複了射擊，企圖作最後的掙紮。突擊船隊立即集中各式武器予以還擊，直接掩護沖鋒。
勇士們發揚船自為戰，舍生忘死的大無畏精神，冒着彈雨破浪前進，有的船隻被擊中擊翻，他們邊搶修邊劃行，有的甚至幹脆躍入水中，進行泅渡。各部先頭船，僅以15至30分鐘的時間，即橫渡長江，分頭強行登陸，很快搶占了灘頭陣地。由于準備充分，組織嚴密，第三、五兵團第一航次成功的6個步兵團，傷亡不到10人。第四兵團第十三、十五兩軍的突擊隊在彭澤上下流遭到第六十八軍較為頑強的抵抗，傷亡稍大。
渡江那天，劉伯承渡過了一個不眠之夜。在作戰室裡，他不停地命令參謀們了解部隊進展情況，計算航次、航速和過渡兵力。當第一航次報告成功時，他立即要求部隊按預定方案行動。下令“一達南岸，首先是以足夠兵力橫掃敵人，擴大突破地段，接應友鄰登陸，貫穿敵人縱深，截敵退路而兜擊之。”成渡部隊根據劉伯承的命令，一面分兵橫掃沿江之敵，一面以主力向敵縱深挺進。後續部隊則源源過江登岸，加入了對敵人的連續突擊。至21日20時，已渡過了16個團，控制了寬200餘裡、縱深10至20裡的登陸常至23日，野戰軍主力全部渡過長江。
第二野戰軍和第三野戰軍在千裡江面全線突破，使敵人防不勝防。湯恩伯眼看江防軍一觸即潰，有在沿江被分割圍殲的危險，就于22日下午下令總退卻。蕪湖以西部隊向浙贛路撤退，蕪湖以東部隊分别向上海、杭州兩個方向撤退。從22日晚起，第二野戰軍當面之敵劉汝明所轄3個軍，紛紛從殷家彙、東流和彭澤向浮梁、祁門、石埭潰逃。安慶守敵第一七四師棄城渡江南逃，随即被追殲于吳田鋪地區。第二野戰軍部隊乘勝進占青陽、高垣、至德一線和馬要塞，迅速肅清了據守江沿的殘敵。與此同時，第三野戰軍連克江陰、無錫、常州、蕪湖等城鎮，23日，解放了國民黨盤踞了22年之久的南京。至此，國民黨軍苦心經營3個半月的長江防線完全崩潰。第二、三野戰軍百萬大軍順利地完成了渡江戰役第一階段的任務。
第二節千裡追擊
一連串的捷報傳到第二野戰軍恫城指揮部，劉伯承望着作戰地圖上不斷向南延伸的紅色筋頭和小紅旗，不禁露出會心的微笑。國民黨軍長江防線一觸即潰，這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但潰逃如此之快，似乎超出了預想。他判斷：戰局雖已急轉直下，但敵人仍有繼續組織頑抗的可能。國民黨軍成建制地向南狂奔，看來是想利用錢塘江、滬杭路和浙贛路，以皖浙邊山區作為依托，構成新的防線。目前京滬鐵路、京杭公路已被第三野戰軍切斷，浙贛鐵路和徽杭公路就成了敵人退卻的唯一通道。想到這裡，劉伯承的目光移開地圖，回身叫作戰參謀起草給總前委的電報。他邊沉思邊說：“根據敵人在江防被突破演變為潰亂的趨勢，黃山、鄱陽間的交通、糧食狀況和我軍渡江後的态勢，可決定不以主力與第三野戰軍成交叉運動去南京地區，而以全力直出貴溪、上饒、徽州以指向浙贛路進賢至義烏之線，這樣，既可以割斷蔣桂兩敵之聯系，放松桂敵而以全力迂回蔣敵之側背。”在總前委主持工作的陳毅、鄧小平，立即複電同意他的意見。于是，取消第四兵團接管南京的任務，改沿第五兵團右側出上饒東西地區，協同第三、五兵團殲滅浙贛線上的敵人，并視情況向東發展，擴大預定的京滬杭戰役的範圍。第三、五兵團仍向原定目标徽州、衢州追擊，協同第三野戰軍鉗擊京滬杭地區之敵。他一再督促各兵團“排除困難，不怕疲勞，兼程前進，勿使敵逃脫”。
渡江戰役的順利發展和江南國民黨軍的狼狽逃竄，使指戰員們十分鼓舞，但也影響到戰術思想的正确運用。劉伯承在部署渡江作戰的準備工作時，就預見到後一階段的大縱深追擊戰是一個新課題，曾明确規定部隊在過江後的作戰指導上，“主力應放膽向指定地點透入挺進，貫穿敵人縱深，截敵退路而兜擊之。不可為途中殘敵（或掩護隊）所抑留。這些殘敵，隻能由後梯隊派出一部兵力肅清或封鎖之。”他還就火力部署和偵察指揮等問題作了具體指示：“應有随伴炮兵與大量發揚飛雷與爆炸的威力”，“應向主要方向派出先遣支隊，察明敵人縱深部署與我軍前進道路之狀況，最好以工兵帶器材附與該支隊，掃除地雷與修複道路。”在追擊初期，恰恰在這些方面發生了問題。有的部隊追上逃跑的國民黨軍後，為敵少數掩護隊所迷惑，拘泥于查情況、調火器以及擺開架子再打等老一套戰法，結果贻誤了戰機，使其主力逃掉。有的部隊不敢進行大膽、機動的作戰，不敢及時分遣，不敢長驅直入，不敢獨立作戰，因此錯過了一些戰機。還有的不注意偵察，不派出先遣部隊開路，輕率冒進，反為敵所乘。劉伯承彙集了這些情況後，向各級指揮員重申了猛打、猛沖、猛追的方針，并強調指出：“敵人已成崩潰之勢，在布成新防線之前，不可能進行有效的抵抗。追擊越深入，敵人越驚惶，勝利也越有保障。這是我軍作戰不同于以往任何時期的最根本的特點。為此，各部隊應不顧一切疲勞，不為地形及天候所限制，勇往直前，大膽迂回包圍，務求抓住其主力而殲滅之。”在戰術上，他又具體提出了不應輕敵，加強機動，實行平行追擊、跟蹤追擊和超越追擊相結合，求得分遣與合圍能運用自如，加強情報、通信工作和充分利用繳獲的運輸工具等一系列的要求，使各級指揮員較快明了追擊不力的原因，及時調整了部署和改變了戰術，大大加快了進軍速度，擴大了追擊戰果。
暮春時節的江南大地，霪雨霏霏，芳草萋萋，山巒聳翠，九派透碧。戰士們顧不得欣賞沿途的绮麗風光，晝夜兼程，飛速挺進。不管氣候陰晖多變，不管道路崎岖泥濘，滾滾鐵流直向敵人縱深卷去。所過之處，但見遍地狼藉，十室九空，國民黨軍奸淫擄掠的暴行更加激起了指戰員們的無比仇恨。左路第三兵團的第一個攻擊目标徽州，是徽蕪（湖）、徽杭（州）、徽金（華）等多條公路的彙合點，為進出皖浙邊山區的重要門戶。人民解放軍渡江前，國民黨軍以侯鏡如兵團第一0六軍在這一帶設防，企圖控制皖浙邊山區，掩護主力在浙贛線展開。第三兵團先頭第十二軍第三十五師師長李德生率部取山間捷徑，一鼓作氣插到徽州城下，接着迂回包圍該城，迫使守敵倉皇棄城南逃，被殲6000餘人。第三兵團第十一軍随後進占屯溪。這就打亂了敵人在徽屯地區組織抵抗的部署。右路第四兵團，過江後一直對敵第六十八軍緊追不舍，不使其有喘息的機會，終于在樂平西南石鎮街殲滅該軍一部。中路第五兵團也以疾風卷殘雲之勢，迅速前出至婺源地區。至5月1日，野戰軍主力控制了屯溪、婺源、樂平一線，橫掃敵第一0六軍、四十六軍、九十六軍等部，完全粉碎了劉汝明、侯鏡如控制皖浙邊山區、掩護其主力在浙贛線展開組織抵抗的企圖。
第三野戰軍東、中兩個集團，于4月27日将逃竄的國民黨軍5個多軍包圍在郎溪、廣德地區，全部予以殲滅。其餘敵人，則麇集滬、杭及其周圍地區，妄圖負隅頑抗。
5月2日，劉伯承和由總前委回到第二野戰軍的鄧小平，根據毛澤東主席關于“二野應殲滅皖南、贛東、浙西之敵，開辟地方工作”的指示，給各兵團下達了新的任務：第三兵團向浙贛線義烏至龍遊段，第五兵團向衢縣至上饒段，第四兵團向橫峰至東鄉段進擊，追殲潰散之敵并開辟地方工作。同時各兵團留置部分兵力于屯溪、浮梁、樂平等地清剿殘敵，協助中共地方組織開辟新區工作。
各部隊按規定路線和區域，冒雨向浙贛線挺進。第四兵團主力首先到達貴溪、橫峰地區。第三、五兵團也緊接着攻占金華、衢縣，第三兵團一部并東進至諸暨，與第三野戰軍由杭州西來的部隊勝利會師。國民黨軍己呈解體狀态，除拼命向浙贛線以南山區逃審外，殘敵紛紛向解放軍投降。第二野戰軍控制了義烏至東鄉長達800裡的浙贛線，完全割斷了湯恩伯、白崇禧兩大集團的聯系，勝利地完成了渡江作戰第二階段的任務。
5月3日，第三野戰軍一部解放杭州，主力準備發起上海戰役。第二野戰軍為擴大戰果，并密切配合第三野戰軍作戰，劉伯承、鄧小平于5月7日發出新的命令：“各部隊抵達浙贛線之休止地區後，應分别以輕裝師或輕裝團附電台續向南猛追，尋殲逃竄之敵（近日某些部隊日行百裡左右，窮追逃敵之精神，應予發揚）。三兵團追擊方向為永康、武義、宣平、遂昌、松陽地區，五兵團為龍泉、浦城、崇安地區，四兵團為鉛山、資溪，臨川地區。
如四兵團能速以有力部隊挺進到建陽截斷敵人逃到福州之公路，則更在及時總結前一階段作戰經驗的基礎上，各部隊戰術更加機動靈活，采取了适時分遣合擊、大膽迂回穿插的戰術，并充分利用繳獲的汽車等交通工具，大大加快了追擊速度。各兵團一路所向披靡，連下麗水、青田、古田、南平等浙南、閩北重要城鎮，前鋒直達閩江、贛江，為第三野戰軍進軍福建，第四野戰軍進軍江西創造了有利條件。至此，第二野戰軍在渡江戰役中共殲敵10萬，解放了安慶、歙縣、金華、上饒等86座城市和皖南、浙西、閩北、贛東北的廣大地區。
渡江戰役的偉大勝利，不僅使國民黨反動派喪魂落魄，而且使美帝國主義氣急敗壞。美帝國主義眼看着他們的在華利益即将丢失，對中國人民的勝利充滿了仇恨。他們仍然企圖玩弄帝國主義的強權政治，在中國東南沿海增調海軍兵力，對人民解放軍進行挑釁和恫吓。中共中央、毛澤東為了有效地對付美帝國主義可能的軍事幹涉，令第二野戰軍主力停止南進，在浙贛線集結待機，随時準備協同第三野戰軍粉碎美帝國主義的侵犯。根據新的形勢和任務，5月14日，劉伯承、鄧小平下達了《關于休整與備戰的指示》，指出：渡江進軍之作戰，至現刻已告結束，為準備将來之機動或任務，特根據地形與經濟條件和部分的作戰任務，規定新的工作。新的工作包括調整休整地區和确定休整内容。休整地區，指定三兵團主力以金華、江山為中心，五兵團主力以上饒、弋陽為中心，四兵團主力以鷹潭、東鄉為中心。基本地域在浙贛線兩側。休整内容，除大力展開城鄉工作，收剿散兵遊勇，安定社會秩序外，主要進行戰後組織整頓，調配武器裝備，總結作戰經驗和展開以山地、河川、稻田地戰鬥為中心的軍事訓練，認真進行政策紀律教育。
5月14日，第四野戰軍先遣兵團一部由蕲春、黃岡間渡江，迫使白崇禧集團放棄長江中遊，向南撤退。當即解放武漢。5月16日，劉伯承令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迅以主力出豐城、高安之線，配合第四野戰軍先遣兵團作戰，并準備接管南昌。5月22日，第四兵團進駐南昌。第三野戰軍部隊于5月27日解放上海。至此，渡江作戰宣告勝利結束。
第三節首任南京市長
随着人民解放軍向全國進軍的雄壯步伐，中國共産黨的工作重心，開始由鄉村移到城市。中共中央、毛澤東正确地把握着形勢的這種新特點，指示全黨全軍“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必須學會在城市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資産階級作政治鬥争、經濟鬥争和文化鬥争，并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鬥争。既要學會同他們作公開的鬥争，又要學會同他們作隐蔽的鬥争”。并明确地規定了“軍隊不但是一個戰鬥隊，而且主要地是一個工作隊”。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期間，中共中央鑒于渡江戰役勝利在即，國民黨首都指日可下，便預先确定由劉伯承擔任南京市首任市長兼市委書記。南京剛剛宣告解放，又任命他為南京市軍管會主任。劉伯承在指揮第二野戰軍渡過長江、部署好挺進浙贛路的行動後，即率領第二野戰軍領導機關由桐城向南京進發。
4月29日，劉伯承一行風塵仆仆地抵達浦口碼頭。在蒼茫的暮霭中，揚子江畔一片沉寂。道旁的店鋪，幾乎家家大門緊閉。偶或也見有門扉半掩的，但少人出入，顯得十分蕭條。被敵人丢棄的破車爛炮觸目皆是。稍遠處，黛色的群山漸漸失去光亮，間或傳出凄厲的槍聲和轉瞬即逝的信号彈光。這一切，表明蔣軍殘餘尚未肅清，南京城并沒有安甯；也預示着治理這座被蔣介石盤踞多年的城市，将經曆一番艱巨的鬥争。
過江的輪渡徐徐駛向南岸。人們興奮地伫立船頭，放眼燈火交爍的南京市區，期待着即将踏上“鐘阜龍蟠，石城虎踞”的形勝之地。他們知道，自從蔣家王朝定都于茲以來，南京就成了舊中國反動政治的代名詞。雨花台下，埋葬着多少烈士的忠骨；中華門内，銘刻着日寇大屠殺的奇恥大恨。22年間，南京人民一直在苦難中呻吟。而今，人民軍隊旌麾南指，蔣家王朝頃刻瓦解，南京終于獲得了新生。對劉伯承來說，他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是，怎樣把官僚的消費都市改造為人民的生産城市，他感到這個任務并不比指揮淮海戰役輕松。
由于臨行倉促，事先未及與南京警備部隊聯系，過江後，隻好包租了一輛公共汽車乘坐。等到劉伯承上了車子，警衛員突然拍着額頭大叫：“唉呀不好，還沒有叫人号房，這麼大一個南京城，車子該往那裡開呢？”劉伯承一聽，呵呵大笑，說：“到了家門口，反倒找不着家了。”略一沉思，就果斷地說：“叫司機直開‘總統府’，到了那裡就好辦了。”果然，一到僞總統府，很快就與南京警備部隊聯系上了。陳毅聞訊，親自坐車趕來，把劉伯承安排到赤壁路一座原國民黨要員的公館裡。兩位老戰友相見，談起革命形勢的飛速發展，興奮得歡笑不止。第二天，劉伯承就投入了緊張的工作。
5月1日，在南京“人民大會堂”裡，中共中央華東局召開了解放區與地下黨幹部的會師大會。華東局和第二、三野戰軍的領導人鄧小平、劉伯承、陳毅等出席了大會。會場裡洋溢着熱烈、歡樂的氣氛，口号聲、歌唱聲此起彼落。鄧小平、陳毅分别代表華東局和第三野戰軍發表了講話，勉勵第二、三野戰軍的幹部和南京地下黨的同志團結一緻，同心同德，為建設一個嶄新的人民的南京而共同奮鬥。劉伯承代表第二野戰軍即席講話，他說：“國民黨22年的反動統治被推翻了，中國人民渴望的日子到來了！然而，正象毛主席教導我們的：‘這隻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我們要把革命進行到底，要下苦功夫，花大力氣，建設人民的新南京，建設一個全新的中國。”三位領導人的講話赢得了經久不息的掌聲。與會的許多人，尤其是地下黨員們，這是平生第一次目睹他們的豐采。原來心目中的叱咤風雲的形象，加上眼前這種和藹可親的音容笑貌，使他們更加感到可敬可愛。會場裡不斷爆發出歡聲笑語，高潮疊起。
當時，人們還缺乏管理城市的知識和經驗，工作人員大多是剛放下槍杆的軍人，對經濟建設一竅不通。各項工作處于草創階段，許多事情都需要劉伯承親自決斷、處理。那些天，各種會議接連舉行，各種人物川流不息地來仿或要求接見。劉伯承都一一出席或安排接見。還有衆多的群衆集會和座談會，僅從5月13日至18日的6天之内，工人、學生、文化、工商各界座談會就開了近10次。各界人士忠于對新市長的尊敬和愛戴，所有會議一律要求他出席，甚至提出到會見見面也好。身邊的工作人員見他勞累不堪，一再勸他少參加一點會議。他回答說：“從目前來講，會議就是一種實施領導的形式，我作為南京市的主要負責人，怎麼能輕易放棄自己的職責呢？群衆要求見我，并不是我劉伯承有什麼特别之處，而隻是表達了人民對共産黨和解放軍的感情和希望。”他把出席工作會議和群衆大會，當作宣傳、解釋黨的方針政策的極好時機，總是一絲不苟地起草和準備發言稿。有時在辦公室忙到曙色臨窗，接着就開始第二天的工作。每天傍晚，他拖着疲憊的身子回到住處，大聲招呼警衛員：“裝茶。”警衛員知道，這是他多年來用茶解乏的老習慣，隻要喝下一大缸苦澀的濃茶，他又會顯得精神抖擻，繼續伏案工作。
5月9日，坐落在市中心的南京市人民政府的大院裡張燈結彩，喜氣洋洋。一塊印着“南京市人民政府”字樣的閃閃發光的大牌子，被人們擡進辦公室。明天，它就要懸挂到市政府大樓的門牆上，莊嚴宣告一個新政權的誕生。工作人員來向劉伯承彙報慶賀典禮的準備情況，他邊點頭表示同意，邊微笑着诙諧地說：“我這個市長走馬上任，理當有一篇就職演說吧。”當天，他專門召集市政府局長以上幹部開會，發表了一席精彩的講話。他首先指出：“南京在4月23日解放了，從這一天起，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中心南京就成為人民的南京了，南京的人民大衆在共産黨領導之下，從這一天起由被統治者變成統治者了。國民黨集中表現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在南京永遠被消滅了，從此南京将永遠成為人民的南京了。因此，23日這一天是一個劃時代的日子。”接着，他對當前革命性質和有關政策作了深入的分析：“今天中國的革命是無産階級領導的，人民大衆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我們說無産階級領導的，就是說無産階級是司令員，是領導力量，沒有無産階級這個司令員來領導，革命就不會勝利。但是如果不依靠工農為基礎，團結人民大衆、人民民主專政就不能鞏固。所以，如何組織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如何争取盡可能多的自由資産階級與我們合作，是鞏固人民民主專政重要的一環。我們所以要争取自由資産階級與我們合作，不僅是使反革命孤立的問題，而且在于團結一緻努力于恢複生産和發展生産，使中國由農業國穩步走向工業國，因此争取自由資産階級及其代表與我們合作，要在思想上确定下來，工作上确定下來。
誰要是忽視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的問題，誰就會在工作上犯錯誤。記住我們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那就要嚴格地分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要明确認識自由資産階級不是敵人而是朋友，即使有時也要進行必要的鬥争，也是為了團結他們，決不是打倒他們。??我們在分清營壘及對有關政策問題處理之時，必須調查研究，謹慎小心。”
在談到當前尖銳複雜的鬥争時，他的語調變得嚴肅起來：“現在我們是勝利了，敵人是失敗了，但敵人失敗不等于完全停止抵抗，相反地，是企圖從各方面繼續抵抗。現在敵人一般是由集中的公開的轉為分散和隐蔽的鬥争形式，來反對中國人民争取中國成為獨立自主、富強繁榮的國家。尤其是南京解放不久，潛伏的敵特會用各種辦法來反對人民的統治，如造謠破壞、挑撥離間，尤其是要利用各種合法名目一面掩護活動，一面破壞我們和民主人士的合作。所以在實行軍事管制中必須加以警惕。不僅要注意公開的拿槍的敵人，而且要注意隐蔽的不拿槍的敵人，以确保人民民主秩序迅速建立。”
作為市軍管會和中政府的主要領導，他着重講述了人民政府的任務和職責，提出：“我們今後要做什麼？首先要進行生産建設并作為中心工作。自然，我們軍管會首先要把南京順利地接下來才能好好地管，而管就要把官僚龐大消費的南京逐漸變為人民生産的南京，這就是如何實行毛主席指示我們的經濟綱領中的發展生産、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這裡首先就要解決國民黨在南京造成的失業問題，而發展生産與恢複生産必須依靠工人，要依靠工人階級的覺悟性和組織性，從唯物史觀去看事物。了解公私工廠生産情況，即原料制造、銷路情況，如何恢複與發展生産，如何對國民生計有利，對工人有利，對資方有利。工廠恢複了，資方有利可圖，工人生活有保障。工廠生産發展了，資方利潤大了，工人就以勞資兩利的方針适當地改善生活。同時農村也要恢複與發展生産。必須使城市供給鄉村以必需的工業品，而鄉村則供給城市以糧食和原料，且逐漸使之向工業方向發展。其次，要進行教育文化建設，培養大批知識分子科學人才，為人民大衆服務，首先使之參加生産恢複與發展的工作以及政治、軍事、文化各種建設工作極為重要。”
為了實現上述任務，劉伯承認為關鍵在于政府工作人員的政策和策略觀念。他繼續說：“用政策聯系群衆、依靠群衆，向他們解釋南京解放的意義，解釋黨的政策，經過群衆路線，使其一道來執行黨的各種政策，建設新的、生産的、人民的南京。應分頭召開各界座談會宣傳與解釋黨的政策，耐心征詢意見，特别歡迎他們對我們的各種批評，知道他們的問題的症結所在，并給以合理的解決，使人民大衆從自己生活體驗中認識今日的天下真是人民大衆的，而來擁護我們，使政權鞏固起來，而不要使他們把共産黨看成恭敬的神象，猶之乎農民對玉皇大帝那樣。如果玉皇大帝三年不下雨，農民也會把它搬出廟來曬太陽。假使共産黨做事未為人民有利，就不會得到人民的擁護。
我們說依靠工人、聯系群衆，但工人是否一定讓你依靠，群衆就一定讓你聯系，這就必須加以主觀的努力，貫徹我黨正确的政策，把工作做好，造福于群衆才行。”他這是把人民軍隊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引伸到人民政權的建設上，并且深刻指出人民政府的生命力在于獲得人民的擁護，否則會有被人民抛棄的危險。
為了進一步說明群衆路線是人民政權的根本路線，他又指出：“聯系群衆、團結群衆、依靠群衆，就要解決群衆必須解決的問題。古人說：‘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其意也在于此。我們要以毛主席的作風在群衆工作中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不要犯官僚主義的錯誤，把群衆路線當作口頭禅。須知脫離群衆是非常危險的事，我們的敵人經常在窺伺我們，一發現我們脫離群衆就要來攻擊我們，企圖打倒我們。??同志們對此須再三警惕。”
他還聯系太平天國的曆史教訓說：“農反革命的首領洪秀全，他到了南京脫離了群衆，自己腐化起來，就失敗了。”
對于軍隊和政府工作人員中滋長起來的嚴重脫離群衆、貪圖享樂、甚至腐化堕落的現象，他毫不容情地批評說：”我們的幹部一到南京，驕傲蛻化的現象已經在發生中。??不要忘了我們的母親是誰，敵人就隐蔽于我們的卧榻之側，窺伺我們，挑撥我們，使我們脫離群衆，以便打倒我們。我們一定要警惕起來，與這些惡劣傾向作鬥争，尤其要以此作為教訓，絲毫不能放松，讓它們發展。”
他号召大家說：“由解放區南下的同志和南京地下黨的同志，首先要緊密地團結起來，互相幫助，互相學習，做到組織上、政策上、思想上的會師，共同堅持黨的政策，認真地聯系群衆、團結群衆、依靠群衆。果能這樣做得好，我們就能把消費的南京建設成為生産的南京。”
最後。他以簡潔的口号作為結束語：“學習毛主席的作風，調查研究，實事求是，虛心學習，不驕不躁，艱苦樸素，以樹立新的人民作風。”
劉伯承平穩而又宏亮的聲音，一再被熱烈的掌聲所打斷。聆聽者一緻稱贊這是一篇出色的“就職演講”，人民政府的性質、任務、工作方法以至應注意克服的傾向，都全面而深刻地進行了闡述。來自第二野戰軍的幹部覺得，劉伯承的施政報告一如他打仗時發布的作戰命令，敵情、我情、任務、條件、薄弱環節，交待得清清楚楚，使人完全明白以後該怎樣去執行和落實。另外一部分來自地下黨的幹部，則為他高超的政策水平和對政情民風的了解而深深折服。他們發出由衷的贊歎：南京市長遴選得人！南京的治理與建設大有希望！
恢複生産是一項最為繁重的任務。解放前，南京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鲸吞豪奪的指揮中樞，久已形成畸形的、消費城市的特點。它的特點是工廠少，衙門公館多；工人少，公務人員多。少數“國營”工業，多屬官辦消費性質，半殖民地色彩尤為濃厚。解放後，官僚企業陷于停頓，公務人員閑散街頭，私營企業開工不足。緻使失業人數急劇增加，要求就業、複業與救濟的比比皆是。
在劉伯承主持下，南京市軍管會和市人民政府首先抓緊接管和複工工作。接管主要是對官僚資本企業進行的。軍管會一開始工作，就立即組建了财政接管委員會，對國民黨政府的經濟部、資源委員會、農村部等12個經濟機構實行了全面的接管。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自上而下地、有系統地了解各企業的情況，掌握了主動權。同時自下而上地發動工人積極參加接管，幫助整理、清點帳本、物資，還盡力争取廠方人員給予必要的協助。劉伯承和市軍管會副主任宋任窮等人，親自參加各系統舊職員座談會，宣傳中國共産黨的城市政策，講解接管的意義，宣布解放軍約法八章及接管辦法，較快地解除了這部分人的顧慮，使他們較積極地協助接管工作。由于深入發動和争取了公私企業勞資兩方面的人員參加，接管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曆時一個月即告結束，為複工準備了有利條件。
對于有益于國計民生的官僚資本企業，财政接管委員會根據其現有條件，使接收工作與複工同時進行。華中礦務局等單位采取接收與複工并進的辦法，工人、職員情緒很高。因為接收快就是複工快，他們即将有工作可做，生活也就有了保障。
對複工的全面領導工作，市軍管會組織了生産設計委員會來負責。該委員會的成員以市政府指派為主，吸收職工代表和适當數目的工業資本家、工程技術人員參加，制訂出3個月恢複生産的初步計劃。劉伯承特别重視發揮工人階級的領導和骨幹作用，他多次深入到工人群衆中去，宣傳黨的新民主主義總路線，講解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曆史使命。他還注意虛心聽取工人群衆的建議和意見。在一次工人座談會上，他誠懇地提出四個問題請大家研究如何解決：（一）怎樣從被統治者變為統治領導者來管理自己的城市。（二）怎樣使消費城市變成生産城市。（三）怎樣使城鄉矛盾變為城鄉結合互助。
（四）怎樣過物質生活和學習生活。這幾個問題在工人群衆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工人們紛紛向他表示：我們一定要努力恢複生産，拿出主人翁的姿态，樹立新的勞動觀念和勞動紀律，争取生産出盡可能多的産品支援國家建設，支援解放軍。
生産設計委員會成立後，立即組織硫鐵礦、機械廠、兵工廠、被服廠複工，使之為戰争服務。
由于公私企業的相繼複工，解決了一部分人員的就業問題。但工廠企業少是南京的固有弊病，對于龐大的失業大軍來說，仍然存在着僧多粥少的矛盾。在劉伯承的直接關心下，生産設計委員會主要以組織轉業與開辦工人學校來解決就業問題。轉業是為了調劑各勞動部門之間勞動力的不平衡。開辦工人學校則是貯備産業大軍，以适應祖國建設事業的大發展的需要。
經過這樣的綜合治理，短短3個月内，主要工廠企業的生産基本得到恢複，失業問題也大體得到解決。不僅工人和市民群衆皆大歡喜，而且一些民族資本家也感到滿意。
緊接着是解決職工的工資問題。這個問題事關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劉伯承堅持以維持現狀為原則。對于解放前因通貨膨漲造成的工薪差額，他主張在調查研究後依據實際情況作出決定，适當進行調整。這樣，獲得了工人、職員的普遍滿意，同時也減少了職工之間的矛盾和市場物價的波動。複工、就業和工資三大問題的基本解決，标志着南京市政治理工作的初步成功。
在金融貿易問題上，經曆了一場複雜的鬥争。特務和奸商一面造謠惑衆，一面大搞銀無投機，曾一度造成市場的混亂。劉伯承加強了财政委員會和财政金融辦公室的領導力量，選派得力幹部去從事這項工作。财政部門在黨的領導下，緊緊依靠工人階級和人民群衆，切實抓了禁止銀元流通、發行人民币、掌握物價這三個環節。為了迅速處理和排除僞金元券，5月2日财政委員會公布了比價及限兌辦法，不過8天時間，即基本兌換完畢。人民币的信譽确立了，物價也平穩了，敵人的破壞陰謀終究歸于破産。
中共南京市委成立後，劉伯承兼任統戰部長。他出色地完成了這項任務。
在恢複生産的過程中，南京的工商業界和文化科學界經曆了從動搖到積極的變化。開始，由于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采取經濟封鎖政策，使南京的工商業發生很大困難，工商業者普遍憂心忡忡。敵特散布的大量謠言，又使工商業者十分懼怕共産黨進行清算鬥争。在部分工程技術人員中，存在着對共産黨領導經濟建設能力的懷疑和對美帝國主義援助的幻想。劉伯承在同有關部門詳細分析了這些現實狀況後，認為應從宣傳教育和解決實際問題入手，雙管齊下，調動工商業者和文化科學界人士的積極性。他還親自出面作動員教育工作，或出席座談會慷慨陳詞，或與有代表性的民族資本家和文化技術專家促膝交談，較快、較好地解除了這部分人的思想顧慮。
在南京市市委、軍管會、市政府聯合召開的工商業代表座談會上，劉伯承精辟地闡述了中國共産黨“發展生産、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綱要。他指出：“為了執行這個綱要，就必須照顧到四面八方。公私是一面的兩方，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中，國家（公營）經濟是領導成份，而私營經濟是占了第二位。單純地發展公營企業，而不在原料、制造與推銷上，去照顧私營企業，即等于在發展經濟上去了一隻腳。隻有既顧公而又顧私，才能幹國計民生有利，将農業國引向工業國的方向發展。勞資，這又是一面的兩方，既要照顧到工人無法生活之苦，而改善對工人不合理的生活待遇，又要照顧到資方的有利可圖。片面偏重那一方，就不能發展生産，也就于人民無利。城鄉，是另一面的兩方，過去的城鄉是矛盾的，是對立的，是城市剝削鄉村的。今後應該是城市着重為農村服務，以合理的價格收買原料，以足夠的工業品，合理的廉價供應農村。而農村則給城市以生活必需品，且将來也能向工業化發展。内外，又是一面的兩方，即是在貿易問題上，既有對内的貿易，又有對外的貿易，以使物資、經濟的交流得到合理的暢通。”他運用唯物辯證法，運用生動、貼切的語言，深入地分析了公私、勞資、城鄉、内外等的對立與統一關系，活畫出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一幅藍圖，澄清了各方面人員的疑慮，使各種思想障礙迎刃而解。
針對工商業者害怕清算鬥争的心理，他特别指出：“共産黨毫不隐諱地宣布，我們是為共産主義事業而奮鬥的，我們是要在最後實現共産主義的。
然而共産黨人是唯物史觀音，現階段的革命，隻能是屬于新民主主義性質的。
應該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作朋友，起來作主人。我們反對的，隻是百分之十以下的反動統治者。這是根據今天現實社會的物質基礎的條件來規定的。所以，隻有照顧了這四面八方，才能達成發展生産、繁榮經濟的目的。”
劉伯承正确通俗地解釋了黨的政策，民族資本家的憂慮為一掃。水利化學廠廠長感慨地說：“在過去，要想在中國獨立地發展民族工業，真是何其艱辛，内受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外受帝國主義的欺詐。現在已經是人民自己的世界了。我們要積極解決運輸和電力困難，研究減輕成本，提高産量，為發展農業生産服務，這也是我們發展工業的唯一道路！”一家百貨公司的經理也頗有感觸地說：“往日國民黨請我們商人的客，是要我們出錢。
今天共産黨的市長請我們的客，則是商量發展工商業，并且可以貸款發展生産，這是我們從來想不到的。”
在文化科學界座談會上，劉伯承說：“今天文化科學界歡聚一堂，大家都是主人。我們都看到舊的中同即将完全打碎，我們建設新中國的任務，是繁重而又光明的。在這個建設中，無論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方面，都需要大量人才，希望共同工作，開展南京市的文化科學建設。”與會的文化科學界知名人士聽了非常感奮，一緻表示：決不負共産黨和人民政府對文化科學專家的高度重視與殷切期望，一定要為建設新南京貢獻各自的力量。當場有許多專家、教授對南京市各方面的建設提出了建議和意見。劉伯承代表市委、軍管會、市政府表示熱誠歡迎。原中央大學醫學院一位教授，概括了與會者的心情說：“與君一席談，勝讀十年書。人不能專為生活而生活，生活就要工作。在人民政府教育下的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必能人盡其才，為新社會服務。”
劉伯承一貫重視教育工作，特别是重視對青年一代的教育。在南京市學生代表座談會上，他即席向學生們講解了五個問題：（一）我們的勝利是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衆反對百分之十以下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者的勝利。（二）目前的鬥争要看清敵人由反人民的公斤鬥争，變為隐蔽破壞的鬥争。（三）我們要進行生産與文化科學的建設上作。（四）學習為人民服務的态度。（五）在學習中要預見困難與克服困難。他深入淺出、循循善誘的語言，博得與會者衷心的歡迎，激發了一顆顆奮發向上、報效革命的心。
6月下旬，劉伯承以中共中央華東局委員的身份，赴上海參加了華東局會議。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封鎖和發展城鄉生産。
7月9日，他在南京市支部書記和軍隊團級以上幹部會上，結合華東局會議精神，作了題為《關于反封鎖與城鄉生産的互助和交流問題》的長篇報告。
在這篇報告中，他詳盡地總結了南京市各方面的工作，肯定了恢複生産、文化教育和處理失業、疏散人口、維護社會治安的成績，指出了幹部中存在着在調查研究、政策學習、組織觀察、群衆路線等方面的缺點。對怎樣打破敵人的封鎖，他從執行黨的工商業政策、進行城鄉互相交流、搞好宣傳教育、實行精兵簡政等方面作了系統的回答。
就在這個報告中，劉伯承提出了進軍西南的任務，指出：第二野戰軍幹部一部要繼續留在南京，堅持經濟戰線上的鬥争，另一部将到西南去進行軍事戰線的鬥争。??不論留在南京的或要到西南的，都要服從黨的決定。??我們向西南發展，去消滅敵人殘餘力量，建立西南國防，乃是完成全國徹底勝利的光榮任務。不要因”此間樂”，就“不思蜀”了。此後，他就離開南京市的領導崗位，去籌劃進軍西南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