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敵進我進
第一節無規律對有規律
八路軍在華北發動的百團大戰，極大地震驚了日本侵略軍。日本中國派遣軍迅速調整了作戰部署，重新集結重兵進攻華北敵後根據地。在晉冀豫根據地周圍，1941年3月和7月，日軍相繼推行了第一、第二次治安強化運動，加緊整頓内部、發展僞軍、增設據點、封鎖交通，對平漢路、白晉路兩側進行蠶食，并在平漢路西側修築了第二道封鎖溝牆；對太行、冀南加強了奔襲和“掃蕩”。通過增修大量公路、據點和碉堡，局部侵占和分割各根據地。
駐守在中條山、豫北、冀魯邊等地的國民黨軍，與皖南事變相呼應，乘國民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機會，一再向根據地軍民尋釁磨擦。第二十七軍範漢傑部越界侵犯太行平順地區。龐炳勳部積極策劃東越平漢路，進入冀魯豫濮縣、範縣、觀城地區，企圖隔斷華北與華中兩大根據地的聯系。晉冀豫根據地進入了嚴重困難的時期。
為了扭轉這種不利的局面，劉伯承、鄧小平根據中共中央軍委、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訓主力兵團，加強軍區建設，發展地方武裝和人民武裝，堅決進行反蠶食、反“掃蕩”鬥争。
主力兵團整訓，從1940年12月下旬開始，至1941年6月底結束。分兩期進行，每期兩個月。針對百團大戰後部隊減員很多，基層組織不夠健全，指戰員戰鬥動作不夠熟練，射擊等軍事技術不精等情況，規定了整訓的基本方針：迅速提高部隊戰術技術，深入政治教育，加強連隊支部建設，進一步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加強部隊，提高部隊戰鬥力。
戰術訓練，進行了小分隊襲取據點、野戰進攻及伏擊、遭遇戰鬥等的演習，進一步提高了部隊遊擊戰的戰術水平。同時，舉辦了各級輪訓隊，增強幹部的組織指揮能力。技術訓練，着重刺殺、投彈和射擊三項練習。一面有組織地發動群衆性的練兵熱潮，一面開辦連、排、班基層幹部集訓班，培養師資和骨幹。
政治教育，以時事教育和政策教育為主要内容，使指戰員具有應付嚴重艱苦困難的思想準備和開展全面全力對敵鬥争的政策水平。通過大量發展共産黨員，集訓基層黨組織骨幹，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加強了黨的建設和政治工作。
力口強地方武裝建設方面，健全了軍區、軍分區組織機構，充實了分區基幹武裝。先後将新編第九旅、新編第十一旅、決死第三縱隊和新編第十旅等主力兵團與冀南、太行有關軍分區合并，所隸各團改為軍分區的基于團。
到1941年底，晉冀豫根據地大多數軍分區都已有一至三個基幹團（太嶽各分區為基幹營）。同時，恢複、建立和健全了縣、區遊擊隊，縣遊擊隊少者數十人，多者二三百人，區遊擊隊少者十幾人，多者百餘人。整個根據地地方武裝迅速發展到5.6萬人。
人民武裝建設方面，狠抓了發展與壯大民兵的工作。民兵是不脫離生産的武裝骨幹，執行比自衛隊更高級的任務，即農忙時從事生産，農閑時進行訓練，敵軍來犯時參加作戰。晉冀豫區的民兵是1940年秋百團大戰前夕創建的。太行軍區在1941年1月底召開了武裝幹部會議，制定了全年發展民兵的工作和要求。3月18日，軍區及各分區分别舉行了民兵檢閱大會。4月，冀南、太行、太嶽聯合辦事處和太行軍區聯合頒布“晉冀豫軍區人民武裝抗日自衛隊暫行條例”。接着，通過民主選舉，成立了軍分區以下各級人民武裝抗日自衛委員會，以便領導人民武裝進行群衆性遊擊戰争，配合抗日軍隊作戰，維持社會治安，擔任後勤任務。
在此基礎上，劉伯承從5月起連續發布命令，要求健全與強化遊擊集團，對敵展開全面、全力的鬥争。遊擊集團是地方武裝與人民武裝相結合，廣泛、經常地開展遊擊戰争，配合正規軍作戰的組織形式。村級以民兵的遊擊小組為幹隊，自衛隊和其他民兵為支隊；區級以區遊擊隊為幹隊，各村人民武裝為支隊；縣級以縣獨立營為幹隊，各級遊擊集團為支隊。分區基幹團、營分遣到縣，即是該縣遊擊集團的幹隊。這個日趨完善的地區性遊擊戰争的組織形式，是對敵鬥争的一個創舉，在爾後的反“掃蕩”作戰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政權建設和軍事鬥争從來是相輔相成的，與軍事鬥争的同時加強了政權建設。7月，在冀南太行，太嶽聯合辦事處的基礎上成立了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楊秀峰任主席，薄一波、戎伍勝任副主席。邊區政府轄有太行、太嶽、冀南、冀魯豫等4個行政區。在軍事上，冀魯豫軍區歸八路軍總部領導，第一二九師兼晉冀豫軍區，下轄太行、太嶽、冀南3個軍區。
上述一系列工作任務的完成，為晉冀豫根據地的反蠶食、反“掃蕩”鬥争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10月，日軍又推行了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對晉冀豫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與此相配合，從9月開始，日軍對太嶽、太行根據地進行大“掃蕩”。
這次大掃蕩首先從太嶽南部新區開始。嶽南原由國民黨軍隊駐守。5月間日軍發動中條山戰役，國民黨25萬大軍不戰而潰，中條及嶽南大部地區淪人日軍之手。8月初，第三八六旅和決死第一縱隊各一部組成太嶽南進支隊，進入臨屯公路以南、沁河以西地區，創建嶽南根據地。9月22日，日軍企圖趁嶽南八路軍立足未穩，一舉予以驅逐，于是集中2萬餘人進入嶽南“掃蕩”。
太嶽南進支隊在新區極為困難的條件下，采取了以小部隊與日軍保持接觸，主力避免與日軍拼消耗的方針，使日僞軍合擊屢次撲空，不得不于10月初放棄對嶽南的“掃蕩”。
10月13日，“掃蕩”嶽南的日軍和嶽北周圍的日軍結合，集中3萬餘人，對嶽北開始了所謂“鐵壁合圍”、“反轉電擊”的大“掃蕩”，企圖以合擊和捕捉的手段，消滅太嶽領導機關和部隊主力。嶽北軍民預有準備，進行了空舍清野，分遣基幹軍隊幹部領導人民武裝開展遊擊戰争。日軍進入根據地腹地時，遊擊隊、民兵、自衛隊進行廣泛的襲擾。主力實施分遣作戰，适時轉至外線，擊敵側後，在安澤疙瘩溝、沁源将軍溝，連續給敵人以重大殺傷。地方武裝對同蒲路大力進行破擊，在平遙、靈石間毀日軍機車3輛。
通過嶽北軍民的一連串打擊，日軍被迫退出嶽北根據地。
劉伯承充分估計到日軍将移兵“掃蕩”太行區，預先進行了各種準備。
10月初，他簽署頒發了太行軍區和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的聯合布告，号召全區黨政軍民，立即投入反對日軍秋季大“掃蕩”的鬥争，做好空舍清野，開展地雷戰、麻雀戰，鏟除漢奸特務，鞏固根據地内部。
從10月15日開始，下令太行全區實行戒嚴：鄉村要道分别派出自衛隊、青年抗日先鋒隊等組織的青壯年代替兒童團站崗放哨，日夜盤查行人。凡未帶通行證，攜槍而不帶武裝證及行迹可疑者，立即扣押。對武裝間諜、漢奸立即逮捕，遇有抵抗者即行擊斃。凡可能為敵利用又為根據地必需的糧、棉、油、鹽及器材，一律妥善隐藏。一切政治動搖分子、有資敵可能的嫌疑分子，予以嚴密監視和看管。
16日，劉伯承頒發了《反對敵人大“掃蕩”的戰術指示》。文中指出：現敵人常集結最大兵力“掃蕩”一個區域，強化其總力戰，連續一月甚至兩月之久，以圖徹底摧毀抗戰的人力、物力、财力，特别是尋求與消滅我軍有生力量。并具體分析了日軍實行佯動迷惑、鐵壁合圍、夜行曉襲、輾轉清剿、搜劫資材等活動的戰術特點，詳盡地規定了正規軍、遊擊集團的行動要領和通信、偵察、防諜、防空、夜戰、保密和注意節省彈藥等一系列要求。
對于正規軍的行動，指出一方面應分遣必要的兵力和幹部，領導地方武裝和人民武裝，強化全面的遊擊集團的頑強鬥争。一方面要在遊擊集團的掩護下，進行機動作戰，适時分遣集結，靈活地出入于根據地内外線，分遣以牽動敵人，錯亂其合擊陣勢，集結以有力地突擊敵人。
對于遊擊集團的行動，要求活動在敵人背後者，大肆破襲敵人交通和補給線，使敵人大軍無法補給糧秣、彈藥、油料，無法持續“掃蕩”；活動在根據地腹地者，積極配合基幹軍隊作戰，運用地雷戰、麻雀戰和破路、改造地形等各種手段，襲擾、牽制敵人，随時偵報敵情，掩護基幹軍隊的活動。
23日，劉伯承與鄧小平召開了太行區各旅和各軍分區幹部會議，具體布置反“掃蕩”作戰。要求各級領導進一步落實“戰術指示”，建立和健全縣、區、村各級臨時指揮部，統一領導各該地域内的遊擊集團和其他力量作戰，加緊備戰演習，徹底空舍清野，以高度的警覺準備反“掃蕩”。
31日，日軍7000餘人對太行區的“掃蕩”開始了。他們分南北兩路行動，南路第三十六師團4000餘人，由潞城、襄垣等地出動。進犯黎城、赤岸、西井等地。北路獨立混成第四旅團2000餘人，由遼縣、武鄉出動，進犯大有、賈豁等地。這時第一二九師機關駐赤岸，八路軍總部機關駐西井。日軍的企圖是捕殲這兩個首腦機關。
當夜，南路日軍分三路直撲黎城縣城。駐守黎城的第一二九師部隊及時轉移，日軍撲了個空。日軍占領黎城後，11月1日又進占了東陽關。接着，日軍采取夜間行動，向赤岸、王堡急進。
日軍沿途不斷遭到遊擊集團地雷戰、麻雀戰的襲擾。一路走走停停，兩夜之中，不過前進了30多裡，行動完全喪失了突然性。
劉伯承指揮着第一二九師部隊和機關嚴陣以待。師前方指揮所早已組織起來，司令部人員按工作性質暫編為3個班――作戰機要班、通信情報班、後勤管理班，加上警衛部隊兩個排，全部人員不過一個連的規模，相當精幹。
11月1日深夜，劉伯承神态自若地站在作戰室的地圖跟前，不時查問着日軍的前進位置和本師主力部隊的動态。師偵察隊的便衣偵察員們來去匆匆，不斷報告着師部附近的敵情。師前方指揮所和師直屬隊整裝待發。在精确計算了日軍可能到達赤岸的時間後，劉伯承把師部轉移的時間定在2日淩晨1時。
時間到了，李達請示是否立即出發，劉伯承掏出懷表看了看，又擡頭把目光移向地圖，說：“鬼子高得還遠，先不要動，免得鬼子過早發現我們的行動方向。”
又過了兩小時，敵人尖兵占領了赤岸村以南一裡處的高地。劉伯承下令轉移：“按計劃北過清漳河，所有人員一律不準喧嘩，不準抽煙，不準咳嗽，不準弄出聲響，靜肅前進。”隊伍剛出村口，後衛部隊就跟日軍接上火了。
轉移的人們不由得加快了腳步。夜間不便騎馬，劉伯承也跟着大家一起步行。
隊伍一口氣走出去10多裡，背後的槍聲始終未斷，回頭還可以看到日軍焚燒村莊的火光。便衣偵察員氣喘籲籲地從後面趕上來，向劉伯承報告說，日軍大部隊已從河南店、涉縣到了赤岸、王堡，一時摸不清我們的去向，正分兵在附近搜索。據地方遊擊隊通報，北面偏城方向沒有日軍，比較安全。
人們正準備繼續北進，劉伯承突然下令：回頭向南，朝西崗方向前進。
不少人一路走一路心裡直犯嘀咕：明明北面無敵情，南面是日軍的大部隊，怎麼反倒往南走呢？隊伍快到西崗時，劉伯承又下令東折，向邯長路前進。
隊伍越過了邯長公路，經北崗、更樂，轉入了涉縣東部的大山谷。這裡高山綿亘，峭壁錯列出，山間幾乎無路徑可尋。這時大家才明白是真正轉移到了安全地帶。
休息時，有人跟劉伯承說起行軍途中一度産生的困惑，又問為什麼不從赤岸東行直奔這裡，卻往北繞一個大圈子呢？劉伯承回答：日軍“掃蕩”開始時，他們是抓着主動權來的。而我們必須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才能在反“掃蕩”中擺脫被動。日軍對八路軍部隊的行動及規律，已經作過周密的偵察研究，針對我們行止的規律，确定合擊的目标，布置各路‘鐵環合圍’的步驟。而我們的真實行止，首先是要不使敵人知道，或它知道也是過了時的。
其次，最主要的就是我們的行動，不讓敵人摸到規律，神出鬼沒，不入圈套，不碰硬壁。
他看着對方漸漸明朗的臉色，繼續解釋：我們如果從赤岸直接東移，有被敵人在邯長路以東堵截或尾擊的危險，因為他們也很了解涉縣東部地勢險峻，我方會加以利用的。先北行一段，把敵人的注意力吸引過去，然後突然向南向東，等他們發現我們的行動時已來不及阻攔了，這就是《孫子兵法》上所說的‘形人而我無形’。以無規律對有規律，是我們反‘掃蕩’的一條重要原則。
一番話說得周圍的人們恍然大悟，大家更加佩服劉伯承的謀算和指揮。
11月9日，日軍第三十六師團又集中5000餘人，奔襲黃崖洞、水窯地區，企圖摧毀八路軍總部設在那裡的兵工廠。八路軍總部特務團憑借有利地形和既設陣地，與敵展開了激烈的戰鬥。日軍集中火炮猛轟，步兵一次又一次地發動強攻。特務團指戰員沉着應戰，大量殺傷日軍。日軍猛攻不逞，惱羞成怒，極其兇殘地使用燃燒彈、毒氣和噴火器，特務團的勇士們前仆後繼，始終堅守在陣地上。其時雪花飛揚，周圍的山峰很快布滿了白色，地面上的積雪越來越厚。可黃崖洞陣地前一片焦黑，硝煙散了又起。經8晝夜苦戰，特務團擊斃日僞軍800餘人，完成阻擊掩護任務後主動撤離。
劉伯承指揮第三八五旅、新編第一旅等4個主力團，猛擊敵人的側後，積極配合黃崖洞保衛戰。第三八五旅第十三團夜襲黎城，奮勇突入城内，埋設地雷百餘顆。日軍出動時觸發了許多地雷，造成較大傷亡。各地遊擊集團也不斷出擊，襲擾、牽制日軍。日軍到處挨打，不得不在風雪交加中，倉惶撤到西井。
劉伯承判斷日軍歸巢心切，鬥志已衰，且有惡劣的氣候條件可資利用，決心組織一次較大規模的伏擊戰。他把伏擊地點設在三十畝、曹莊、長畛背一線谷地裡。這裡是日軍從西井回竄黎城的必經之路。從三十畝到長珍背，相距10餘裡，唯一的一條通路就延伸在低谷裡。道路兩側，近處是平地，稍遠處則是連綿的山坡。山坡上陡下緩，便于部隊伏擊時隐蔽和發揚火力。劉伯承令第三八五虛、三八六旅、新編第一旅的5個團埋伏在曹莊至長畛背道路兩側的山坡上。
19日9時，日軍先頭部隊進入曹莊，伏擊部隊把它放過去未打。過了半小時，日軍大隊人馬進入了伏擊圈。霎時，激烈的槍聲響徹山谷，兩側山坡上的火力一齊射入敵群，緊接着戰士們端着刺刀沖了下去。日軍遭到突然打擊，驚惶失措，收拾起400多具死屍，狼狽逃回黎城、潞城。
反“掃蕩”勝利結束後，新華社記者采訪了劉伯承。在回答記者關于粉碎日軍這次秋季“掃蕩”有何意義的提問時，他指出：一、縮短了日軍“掃蕩”的持續時間，敵人原定“掃蕩”一個月，結果20天即被粉碎；二、打破了日軍在黎城建立據點，長久盤踞的企圖；三、打破了日軍打通邯長大道的企圖，日軍于侵占東陽關後，公路路标已插至響堂鋪，足見他們修路的決心，但此種企圖完全被粉碎；四、打破了日軍破壞根據地經濟建設，摧毀有生力量，大批捕捉壯丁的陰謀。
第二節突破鐵桶陣
1941年12月，日軍發動了太平洋戰争。為了保障擴大侵略的需要，日軍急于鞏固在華統治和掠奪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他們提出了“變華北為大東亞作戰兵站基地”，“建立華北參戰體制”的新方針。為了實現這個方針，日軍從1942年2月開始，對東起冀魯邊、西至晉西北的各抗日根據地展開空前激烈、殘酷的“掃蕩”。同時加強對占領區的劫奪榨取和對根據地的經濟封鎖，并強化傀儡政權，大力發展僞軍，培植利用會匪道門，增強特務工作。
2月3日，日軍發動了對太行、太嶽區的春季“掃蕩”。
當天拂曉，日軍采取奔襲手段，分3路進攻太行區第二、三、四軍分區，一路由遼縣北犯石拐，一路山武鄉東犯王家峪，另一路由長治、襄垣合擊黎城，企圖一舉摧毀分區領導機關或基幹武裝。由于根據地軍民預有準備，日軍沿途遭到正規部隊和遊擊集團的伏擊、襲擊，行動受阻。各分區機關和基幹部隊及時轉移，日軍的奔襲全部撲空。
當晚，三路日軍共同轉向桐峪、麻田，對八路軍總部實行“鐵環合圍”。
劉伯承令新編第一旅在東陽關、潞城一線，分遣部隊結合遊擊集團，以襲擊、側擊的手段堅決扭住日軍，掩護領導機關撤退。又令第三八五旅第十四團前出到涉縣以北清漳河沿岸地區，迎擊深入“掃蕩”的日軍。新編第一旅等部隊對日軍展開猛烈的伏擊、襲擊，有力地牽制和遲滞了日軍的行動。日軍進到桐峪，麻田附近時，總部機關已安全轉移到了麻田以東的郭家峪。
日軍因兩步奔襲計劃均告失敗，遂轉而進行“輾轉清剿”。在和順縣的羊蹄凹、龍王廟尖，遼縣的左會、黃漳，武鄉縣的蟠龍、石闆等地，到處捕捉壯丁，搶劫耕牛等牲畜，恣意燒殺搶掠，撤布糜爛性毒劑殘害群衆，對根據地進行滅絕人性的摧殘。為了支援太平洋戰争，日軍特别注意搜刮資材，凡對戰争有用的東西，一律裝車運走，連破銅爛鐵也不放過。
劉伯承令第三八五旅、新編第一旅等部隊強化遊擊戰争，以營、連為單位分散活動，大膽寬大機動，用伏擊、奔襲、急襲、騷擾等手段，摧毀日軍的運輸補給線，打擊日軍的“清剿”部隊。并派幹部幫助縣、區指揮部工作，開展全面全力的對敵鬥争。
各部隊迅速分遣出若幹分隊，結合遊擊集團和民兵。進行堅決的反“清剿”作戰。日軍遭受打擊後，不敢分散配置，隻得集中兵力改作“反轉電擊”。
一連幾天，日軍以較大兵力來回運動，二次合擊麻田、桐峪總部機關，五次合擊第二分區基于武裝。總部機關在特務團掩護下，每次都巧妙地轉移到安全地帶。
26日，黎城日軍在潞城日軍配合下，“掃蕩”太南地區。27日，劉伯承率師指揮所越過邯長路進至涉縣以東工金莊，指揮反“掃蕩”作戰。他令新編第一旅、第三八五旅主力迅速開到太南，利用太南的險要地形，實行據險機動的伏擊、阻擊，殺傷日軍有生力量。當天，日軍進犯石城地區的先頭部隊百餘人行經煙馱村，新編第一旅第二團一部采取伏擊手段，給日軍以突然、猛烈的打擊，日軍除10餘人逃脫外，其餘全部被殲。該旅與第四分區第三十二團結合遊擊集團、民兵，依托虹梯關、老馬嶺等要隘，節節抗擊，前後殲滅日軍百餘人。3月1日，日軍聚集在平順地區，有撤退迹象。
劉伯承判斷日軍經過大山深谷中的連日行軍，已經疲憊不堪，又屢遭打擊，士氣衰落，現在急于歸巢，陣勢必亂，正是進行伏擊和追擊的好機會。
于是，他迅速作出了打擊撤退日軍的部署：派第十四團第一營襲擊微于鎮，牽制該地日軍不使南援。令新編第一旅、第三八五旅、第四分區部隊以主力置于平順以南，打擊向長治撤退的日軍。另以一部置于平順以北，防日軍向微子鎮撤退。2日，日軍果然西退長治。新編第一旅、第三八五旅集中4個營設伏于南寨裡。日軍進入伏擊地域，伏擊部隊展開了猛烈的攻擊，各種武器射出的子彈和擲出的手榴彈暴風驟雨般落入敵群裡，打得他們鬼哭狼嚎，死傷200餘人。日軍仗着武器的優勢，拚命突圍逃跑。伏擊部隊乘勝追擊，一部向東追到楊威，對着日軍的尾部一陣猛打。主力則乘勝西進到長治、潞城、壺關一帶敵占區，乘勢襲擊日僞，摧垮維持會，大大震驚了日僞軍。至此，太行區反“掃蕩”結束。
太嶽區在太行部分部隊的支持下，以小部隊結合遊擊集團、民兵接敵，主力及時轉到外線，打擊日軍側後，襲擊交通線，也粉碎了日軍的“掃蕩”。
這次春季反“掃蕩”，軍民同命艱苦奮戰，太行、太嶽兩區共斃傷日僞軍3000餘人，日軍原定兩個月的掃蕩計劃隻一個月就被粉碎。但根據地遭受的破壞和損失也很大。太行第三分區司令員郭國言、第六分區司令員範子俠等數百人在作戰中英勇犧牲。儀4個分區統計即被劫走牲口6000餘頭、糧食近萬石。
劉伯承對二月反“掃蕩”進行了及時的總結。系統地分析了日軍在太平洋戰争後采取的新戰術，有所謂捕捉奇襲、鐵環合圍、縱橫“掃蕩”、輾轉駐剿、反轉電擊、三角陣勢、夜行曉襲等多種形式。同時對反“掃蕩”的組織、戰鬥勤務、主要戰鬥動作和主要戰術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對策。特别指明了對付日軍合擊、輾轉清剿、反轉電擊的辦法，為今後的反“掃蕩”作戰提供了戰術指導。
5月9日，據内線和偵察報告，長治、潞城、襄垣日軍正在調集兵力，緊急征集糧草，強證民間騾馬，召集僞組織開會，向老爺嶺等地搶修公路，部署縱深兵力，準備出動“掃蕩”。又據臨汾敵工站消息：日軍第四十一師團近日調赴德州，行前準備對太嶽區進行“掃蕩”。11日，八路軍總部轉來豫北辦事處的通報：平漢路近日運輸繁忙，大批日軍南來安陽、新鄉後，正在補充糧彈，揚言有大行動。與此同時，太行、太嶽兩區發現有許多敵特、漢奸進入根據地，探查進軍路線和八路軍領導機關及主力兵團的位置。潛伏在根據地内部的間諜也紛紛出動，與外來的敵特、漢奸聯絡和互通情報。
種種迹象表明，日軍新的大“掃蕩”即将發動。12日，劉伯承、鄧小平正式向各旅、分區下達了反“掃蕩”命令。
兩天以後，所謂的“第二期駐晉日軍總進攻”發起，首先由第三十六師團7000餘人“掃蕩”太嶽區。15日，日軍奔襲合擊東、西峪地區，企圖捕殲太嶽軍區領導機關和基幹武裝。第三八六旅主力和軍區機關及時轉出外線，内線第十六團及第七七二團一部帶領腹地遊擊集團、民兵不斷打擊搜山“清剿”的日軍。
18日，劉伯承又接到陽城方面送來的情報：日軍盛傳調集7個師團準備40天給養，“掃蕩”晉東南。他立即發電督促太行區各旅、各分區作好應急準備，令第三八五旅掩護總部行動。
第二天，日軍集中第三十六師團，第四十一師團，獨立第一、三、四、八混成旅團等共2.5萬人，“掃蕩”太北區。東線從平定、昔陽、井陉、元氏、贊皇等地同時出發，分向測魚鎮、黃北坪、漿水、将軍墓一帶進行局部合擊。第一分區機關和基幹軍隊避敵鋒芒，适時轉移。日軍一一撲空。西線長治，潞城等地日軍向東兜擊。
21日晚8時，劉伯承率師指揮所從赤岸以南的會裡村出發轉移，師政治部主任蔡樹藩率師直屬隊随後跟進。次日晨，師指揮所到達太南區固新鎮。
劉伯承立即電令各旅和各分區：
日軍正開始對太行區實施夏季新的全面的大“掃蕩”，各部應即：一、分若幹精幹小部隊深入敵之“掃蕩”基地，接敵偵察；二、派得力幹部帶小部深入下層領導縣、區、村指揮部；三、基幹團加強便衣活動乘機進行機動；四、各領導機關力求短小精幹，派幹部幫助下層。
一蓮3天，劉伯承一直守在作戰室裡，及時掌握敵情，不斷下達指示。
新編第一旅、太北各分區源源不斷地報告敵人的動向和進止位置。機要科的參謀們接連不斷地向劉怕承呈送電報。到24日，東線平漢路的日軍折向西南，一部控制了太北制高點峻極關。武安日軍合擊陽邑後繼續西進。平定、昔陽日軍彙合和順日軍合擊松煙、拐兒鎮後進至上莊、下莊地區。西線長治、武鄉、遼縣日軍合擊黎城、磚壁、桐峪等地後，也不斷向腹地深入。
劉伯承指着标好最新情況的示意圖，對李達和參謀們說，這次敵人判斷我們主力是縮入腹地中心作戰，會重演敵進我退、誘敵深入的老辦法。所以從各個方面齊向腹地中心來一個鐵桶大合擊。我們基幹軍隊如果能夠不與合擊敵人作被迫的戰鬥，即能轉到合擊圈外背擊敵人，摧擊補給線，襲擊敵占區據點，這是上策。如不可能時，則僅與一方來的敵人略為戰鬥，即轉出合擊圈外，進行上述的作戰，這是中策。如被敵人越壓越縮，鑽入四面八方來的大合擊圈圈心，不管我們如何打擊，是很難得出好結果來的，這是下策。
他端起用太行山土産茶葉泡的濃茶猛喝了一口，提了提神，接着說，基幹軍隊能否及時跳出合擊圈，關鍵在于掌握好利害變換線。敵人在制訂合圍計劃時用的是‘圓規劃法’，即以預想的某一合擊目标為圓心，依據它的兵力和各路可能彙合的時間劃定一定範圍的合擊圓周。這個合擊圓周形成的那一刻，就是利害變換線。基幹軍隊要确實掌握好這個利害變換線，及時轉到合擊圈外機動。隻要幹部能夠經常查明敵情、隐蔽自己，平時對地形熟悉，預見戰鬥複雜，就能使自己在遊擊集團佯動掩護之下，實現這一點。
當天，發現有一股日軍的偵探在緊挨邯長大道的王堡、會裡一帶活動，企圖偵察第一二九師指揮所的動向。劉伯承率師指揮所和師直屬隊移到合漳。
25日，劉伯承接連發出三道命令，要新編第一旅和太行第四分區乘長治空虛，到長治附近迅速、勇猛地打擊日軍，摧毀僞組織與補給線；太行第一分區部隊利用太行山橫谷東西機動，或打圈遊擊，或打擊日軍補給線；冀南第三分區派基幹團主力向營井、武安出擊，一部到武邯路西段積極破襲，以有力的外線活動配合太北腹地反“掃蕩”。
同一天，東、西兩線日軍構成了對窯門口、南艾鋪、青塔、偏城地區的合圍圈。八路軍總部、北方局機關一部分及擔任掩護的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團等部隊未及撤出。萬餘日軍從四面壓縮，進行合擊，猛烈的炮火和飛機投下的炸彈在南艾鋪山頭上不停地爆炸，步兵跟着多波次地發動沖擊。被圍部隊英勇抗擊，掩護機關人員從西、北、南3面奮力突圍。激戰竟日，日軍傷亡300餘，黃昏後占領了南艾鋪。被圍人員大部突出重圍。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在十字嶺指揮突圍戰鬥中光榮犧牲。
當夜21時，第三八五旅來電報告白大的戰況和部隊突圍後的位置。當劉伯承看到電報中“左副參謀長不幸殉國”的字樣時，一下子驚呆了，眼淚随即止不住地掉了下來。他腦海中一下子浮現出許多往事：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兩人朝夕相處，相互切磋；在中央蘇區和長征路上，頻繁接觸，互相關懷；抗戰以來共赴國難。并肩戰鬥，尤其是合作翻譯蘇軍《步兵戰鬥條令》、《合同戰術》等，書信往還，字斟句酌。沒想到如今左權竟捐軀疆場，共産黨、八路軍痛失一英才，自己痛失一摯友??他的心象刀絞一樣疼痛。過了一會，他強抑注悲痛，接着看電報。他得知總部機關率第十三團第一營移到了南艾鋪以西的尖廟，第七六九團第一營在青塔，第三八五旅旅部在麻田以南的蘇家莊，都已經脫離了危險，心裡稍稍得到了一點寬慰。
劉伯承又向參謀詢問太嶽反“掃蕩”的情況。鄧小平3月間赴太嶽檢查指導工作，這時正随太嶽南進支隊行動。劉伯承十分關心鄧小平和部隊的安危，發電向陳赓詢問。第二天收到陳赓的複電，說敵人24日再次合擊東、西峪，毫無所獲。太嶽軍區正指揮主力部隊襲擊敵後城鎮，破毀同蒲和白晉鐵路，領導腹地小部隊和遊擊集團、民兵反“清剿”。鄧政委待嶽南“掃蕩”結束後即回太嶽。他感到又松了口氣。
5月27日，劉伯承迅速總結出太北反“掃蕩”的經驗，指示部隊參照執行。這些經驗的要點是；一、日軍這次“掃蕩”的重點是針對八路軍高級統率機關和根據地集體資材，所以造成的損失大，這就要求機關必須實行戰鬥化和嚴密隐蔽資材；二、被圍到合擊圈内的部隊，隻要指揮員意志堅強、富于機動，很易突圍而出，即使是統率機關，也隻要能夠做到靈動分遣、隐蔽轉移，同樣不難脫出危險；三、基幹部隊應在日軍未構成合擊圈前靠近他們的一路，乘隙轉出，或配合圈内遊擊隊反合圍，或突人敵後城鎮活動；四、在作戰要線上設立秘密情報通信機關，積極搜集傳遞情報，組織便衣隊打擊日僞間諜和别動隊，除掉日軍的耳目；五、縣、區、村指揮部切實發揮作用，領導群衆保護自身利益，幫助軍隊作戰。
太行、太嶽兩區部隊和遊擊集團、民兵，分向日軍補給線及敵占區鐵路幹線、城鎮、據點實施全面有力的破襲。遼縣至黃漳、潞城至黎城、武安至偏店等日軍的主要補給線，不斷路毀車翻，迫使日軍不得不分派重兵掩護運輸。第三八五旅1個排配合民兵40餘人在遼縣蘇亭伏擊敵辎重部隊，利用地雷、滾石等斃傷日僞軍140餘人，本方僅傷、亡各1人。新編第一旅副旅長黃新友率突擊營乘虛襲入長治飛機場，燒飛機3架，汽車14輛，汽油庫兩座。
第三八五旅一部攻克亭、五陽、黃碾等據點。
日軍後方屢遭襲擊，在根據地腹地“清剿”又受到小部隊和遊擊集團、民兵的不斷打擊，加上根據地空舍清野，糧、彈等難以補充，不得不于6月9日匆匆結束太北“掃蕩”。但大部分日軍集結到邯長路沿線及清漳河兩岸地區，準備繼續“掃蕩”太南區。
6月7日，據偵察報告，日軍已在涉縣、黎城、潞城調齊了人馬，補充糧彈，即将出動南犯。南面林縣日軍也作好了配合的準備。
劉伯承命令第三八五旅和新編第一旅主力進到邯長路附近，在日軍“掃蕩”開始後迅速轉到外線，襲擊日軍側後，掩護師指揮所和直屬隊轉移。指定第三八五旅分派兩個有力支隊在黎城、涉縣間和潞城、微子間破襲，另以一部控制桂花西北山地；新編第一旅主力則在黎潞段東側活動，與第三八五旅相互策應。
6月8日，劉伯承跟李達、蔡樹藩研究部署了反“掃蕩”的各項工作。
根據機關戰鬥化的要求，決定師指揮所與直屬隊分成前、後兩個梯隊。前梯隊組織精幹，主要擔負指揮任務。後梯隊加強警衛力量，保證安全轉移。前梯隊由劉伯承、李達率領，後梯隊由蔡樹藩率領。
劉伯承強調指出，根據太嶽和太北的經驗，日軍這次夏季“掃蕩”有一個新的特點，各路部隊在前進中尚未構成合擊圈之前，即在我們可能轉移的要路上，留置一個小隊或一個中隊，構築臨時的封鎖點，這就是他們所謂的殘置封鎖隊。這些殘置封鎖隊，或附以無線電台，或附以軍鴿，随時可向指揮部提供情報。日間上山，夜間下山，多方進行佯動，意在将我們的部隊壓進合擊圈内，它是要起那種吓魚入網的響子作用。這一點應當引起我們特别的警惕。
李達立即讓參謀起草成指示下達各部隊。
這時候，劉伯承的妻子汪榮華懷胎多月，即将生第三個孩子了。前面的兒子“太行”和女兒“華北”，也都是在抗日戰地出生的。汪榮華是師供給處的黨支部書記，這次須随後梯隊行動。行前，劉伯承跟妻子握别，并遞給她五元邊币，懷着歉疚說：“這是我這個月的津貼，你産後設法買點吃的。
我要指揮作戰，無法照顧你。”①
9日晨，日軍開始了大“掃蕩”的行動。在涉縣至黎城五六十裡的正面上，萬餘日軍組成20餘路的梳蓖隊形，步步向南推進。日軍滿以為使用這麼密集的兵力，一定可以捕捉住第一二九師的指揮機關。
第一二九師前、後梯隊駐在涉縣以南的黃貝坪一帶按兵不動。劉伯承認為過早行動反而會暴露目标；這裡離邯長路僅30裡，日軍一般意想不到第一二九師指揮部競敢呆在它的眼皮底下。為了轉移日軍的注意力和牽制他們的行動，劉伯承命令第三八五旅加強對邯長路的襲擊，特别要注意消滅公路附近的殘置封鎖隊。随時準備掩護指揮機關突圍。
中午，北面一路日軍進到了黃貝坪以西20裡處的宋家莊，擔任警戒的新編第一旅第一團一部進行阻擊。激烈的槍炮聲傳到了師指揮所，人們不由得緊張起來。這時，偵察員前來報告：西面敵人正沿黃王曲、安樂村向石城急進。
下午1時，劉伯承下令轉移。前進的方向是經黃岩西、楊家莊，從響堂鋪以東的神頭村一帶穿過邯長路，爾後進入佛堂溝山地。前、後兩個梯隊拉開距離，靜肅地往北疾行。隊伍避開大道，專走偏僻的小路。山路崎岖，劉伯承時而騎馬，時而步行。李達和參謀、警衛員緊緊圍在他的前後。新編第一旅政委唐天際帶着第一團第二營擔任警衛。
黃昏時分，前、後梯隊先後到達楊家莊西南大山溝裡的一個小村莊。村莊裡空無一人。人們不停地走了半天，個個感到又饑又渴。但找遍了村子周①黃鎮：《痛失良師》，載1986年11月6日《人民日報》。
圍，也沒發現可喝的水。有人跑到村頭的一個凹坑邊舀髒水喝。
劉伯承見了，急忙大聲阻止：“不要喝，不要喝，這樣會拉肚子的，裡面有細菌”。他邊說邊取出一條毛巾，走到水坑邊，招呼大家：“來，用毛巾過濾一下再喝。”于是，人們都取出毛巾當過濾器，慢慢地濾着髒水喝。
幾個戰士從老鄉屋裡找出了一瓦罐酸菜水。跟随劉伯承的警衛員想把瓦罐端過來，好讓劉伯承先喝上一口。劉伯承制止說：“戰士們最辛苦，最需要水，我們還是先忍一忍吧。”
戰士們走過來，從瓦罐裡倒出一杯酸菜水，請劉伯承喝。“我不能喝，這水是你們找到的，應該由你們大家喝。”劉伯承婉言謝絕。戰士們堅持要他先喝。他接過杯子喝了一小口，然後把杯子交還給戰士，說：“謝謝你們，你們快分着喝吧，先潤潤口，等走出合擊圈，就有水了。”
入夜，部隊繼續轉移。劉伯承對李達交代說：“鬼子搜山的隊形很密，一旦遭遇，他們馬上會進行向心合擊，那我們的處境将萬分危險。現在千萬不能讓鬼子發現我們的行蹤。夜間行軍不易觀察，你要多派偵察員出去，一邊直接偵察，一邊與沿途的秘蜜情報通信所聯絡，随時掌握确實情報，免得陷入被動。”李達遵命作了布置。
為了縮小行軍目标，劉伯承令前、後梯隊加大距離。一連翻過了幾道山梁，估計快接近楊家莊附近的大路了。忽然，偵察員跑來報告：“前面楊家莊已被敵人占領。一股敵人正沿着大路向南搜索。”劉伯承忙令隊伍折向西行。走了一會，左前方山上火光閃亮，隐約傳來人叫馬嘶聲。一連繞了幾個彎，卻與後梯隊失去了聯系。
劉伯承讓前梯隊暫時休息，他和李達、唐天際等登上一個山頭，向四周觀察。剛才見到火光的地方是左側約3裡以外的王家莊。王家莊往西往北，到處散落着星星點點的火光。再往東北方看去，楊家莊、申家莊、北水直到神頭村，連綿的大山間燈火閃爍、高低明滅。劉伯承迅速作出判斷：敵人已從東、西、北3面進行了嚴密的封鎖，企圖把第一二九師指揮機關合圍在黃花、石城地區。按原計劃循楊家莊、北水出神頭的路線已走不通了。好在預先已在西面作了布置，下一步可以利用陳錫聯的掩護，從黎城、東陽關之間突出去。想到這裡，他轉身問唐天際：“你們常在這一帶活動，地形熟悉，你說說，改往響堂鋪以西突圍走哪條道好？”
“師長，從西北這條大嶺過去，就到了宋家莊的北山，再向北翻過香爐j，往西直插石盆凹，一過郴長路就是東、西黃須，離三八五旅控制的上、下桂花很近。這條路是牧羊人走出來的，不少地段很險要，不過安全有保障，就怕後面後梯隊這麼一大攤子過不去。”
“是啊，這是個問題。雖然經過了精簡，但直屬隊仍有好幾百号人，行起軍來一長串，真象是背着電燈泡子趕場，怕擠怕撞啊！”劉伯承頗有感觸地說。
“轉移的方向就這麼定了。難走一點不要緊，最重要的是安全、保險。
從前俄軍統帥蘇沃洛夫有一句名言：‘凡是鹿能走的地方，人就能通過’。
我想，在今天我們也可以說，凡是羊能走的地方，人就能通過。”劉伯承斷然下了決心。
為了聯絡上後梯隊，劉伯承堅持在原地等候。李達怕耽誤過久危及劉伯承及指揮所的安全，便對新編第一旅第二團參謀長陳皓說：“你叫部隊集合，做好戰鬥準備，上好刺刀，準備用排子手榴彈殺開一條血路，保護師長和指揮所突出去！”
“不要貿然疲勞部隊，不到萬不得已不準打槍！”劉伯承予以阻止。
“那我們快走吧，還有三四個鐘頭大就要亮了。”李達十分焦急。
“一定要等後梯隊上來，不能丢下他們不管。”劉伯承的口氣不容商量。
李達十分理解劉伯承的心情，他要為黨的事業和根據地人民負責，要為後梯隊700多人的生命負責。他再次請求：“師長，請你率領前梯隊先走，我帶一個排回去找後梯隊。”“太危險了，找不到怎麼辦？”劉伯承不忍心讓自己的助手去冒險。
“不能再耽擱了，部隊需要你指揮。我會盡一切努力找到後梯隊的，萬一找不到就鑽山溝打遊擊。”李達懇切地說。劉伯承緊緊握住李達的手，動情地說：“好，你去吧，千萬要小心！”
李達走後，劉伯承率領師指揮所走向西北方的大嶺。農曆4月末沒有月亮，周圍漆黑一團，伸手不見五指。一踏上那條牧羊道，果然十分難走。人們手腳并用，或抓住樹枝向上攀援，或斜着身子往下蹬滑。牲口經過前拉後拽才肯朝前移動。
劉伯承拄着根樹棍，在警衛員的攙扶下跌跌撞撞地行進着。一連幾天的勞累，加上緊張，他的腦傷又犯了，頭皮發脹，右邊太陽穴陣陣作痛。他竭力穩住腳步，不讓周圍的人察覺出來。
過了一段幾乎是直上直下的陡坡，路變得較為平坦些了，人們覺得緩了口氣。蓦地，隻聽得“咕――咯！”一聲，一個沉重的物體墜下了山崖。黑暗中有人報告：“師長的大黑騾子掉下去了。”大黑騾子馱的馬搭子裡，裝着劉伯承的行李和書籍文件，其中有他的《合同戰術》譯稿，那是蘇軍系統論述諸兵種和空軍各自的戰鬥性能及其協同動作的一部軍事學術著作，是劉伯承着眼于人民軍隊未來戰術的發展而在戰鬥間隙中精心翻譯出來的。陳皓立即派偵察班班長帶兩名戰士下山尋找。
隊伍走了半夜，拂曉時抵達香爐j。這裡已遠離敵人的合圍中心。劉伯承讓部隊原地休息。一夜奔波，人們疲勞已極，許多人一進房子就倒頭睡着了。劉伯承顧不上睡覺，剛坐定，馬上命令電台與第三八五旅聯絡。
接着又問陳皓：“偵察派出去了沒有？”
“派出去了。據找民兵了解，周圍15裡以内沒有敵人。”
“敵情要切實搞清楚，警戒要放遠一點。在勝利的時候更要防止麻痹，在疲勞的時候尤其應加倍警惕。長征中有些部隊常常強調戰士疲勞而忽視了偵察警戒，結果屢遭敵人襲擊。抗戰以來我們師受襲的教訓也不少。今晚指揮所駐地不要放在公路附近。”
“好，我立即就去布置。”
“你告訴唐政委，把二營派出去，到宋家莊一帶去找後梯隊和李參謀長，要想盡辦法完成任務。”
“是”。陳皓答應着照辦去了。
這時，參謀前來報告：跟第三八五旅的電台聯絡上了，陳錫聯回電說，已按照師長昨天的指示，控制了黎城至東陽關之間的公路和上、下桂花的山地，保證指揮所安全通過。
劉伯承看過電報後簽了字，說：“再給陳錫聯發個報，告訴他後梯隊和李參謀長可能在宋家莊、王家莊一帶，令他注意聯絡，并以一部側擊響堂鋪、神頭，進行策應。”
早飯過後，偵察班班長和兩名戰士趕回來了，他們找回了劉伯承的全部行李和書籍文件，劉伯承挨個握着三位戰士的手，連聲稱贊說：“好同志，謝謝你們！謝謝你們！你們辛苦了！”
黃昏，劉伯承率師前梯隊從棗畔村越過邯長公路，到達東黃須。曆時1晝夜，行程50裡的難險突圍勝利結束了。為了更加安全起見，隊伍連夜趕到北社村。疲勞的人們很快進入了夢鄉。劉伯承輾轉反側，難以入睡，他心裡總惦念着後梯隊和李達等人的安危：“後梯隊會不會遭到損失呢？李達和二營找到他們了嗎？”作為晉冀豫根據地軍隊的主要負責人，他無時不為第一二九師直屬隊、區黨委和邊區政府的幾百号人的生命擔心。因為這裡面幾乎包括了根據地黨、政、軍的全部精華埃一連兩天，後梯隊毫無消息。劉伯承寝食不安。13日晨，第二八五旅來電報告，李達、蔡樹藩率後梯隊安全轉到了響堂鋪以南山地。當天下午，後梯隊到達北社。楊秀峰緊緊握住劉伯承的手，感動他說：“感謝師長派人來接應我們，見到你，心裡才踏實了。”
至此，劉伯承心中的一塊石頭才算落了地，腦部的傷痛似乎也減輕了許多。
李達、蔡樹藩向劉伯承簡要地彙報了後梯隊與前梯隊失散及脫險的經過。原來9日夜間，在楊家莊東南的大路邊，後梯隊被日軍的一股搜索隊擋住了去路，不得己回縮到山溝裡，再出來時已找不到前梯隊了。隊伍轉了兩天，一直未能跳出日軍的合圍圈。為了縮小目标，隊伍不得不分散行動。12日夜，在李達的統一指揮下，後梯隊才安全轉移出來。
6月9日開始的第三階段反“掃蕩”，至20日勝利結束。
6月16日，“掃蕩”太南的日軍轉向陵川、輝縣、林縣地區，對國民黨軍隊進行第四期“掃蕩”。劉伯承令新編第一旅及太行軍區第四、五分區策應友軍作戰。國民黨第二十七、四十軍和新編第五軍，由于缺乏反“掃蕩”準備和不善進行遊擊戰争，損失慘重。7月8日，日軍收兵回營。1942年太行、太嶽等區的夏季反“掃蕩”終于全部結束。
冀南平原同樣經曆了殘酷激烈的反“掃蕩”鬥争。1942年1月，劉伯承、鄧小平向冀南軍區發出指示，要求他們在敵分割、封鎖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廣泛分遣部隊，結合民衆，在敵前後左右廣泛開展遊擊戰争，以配合和強化群衆反掠奪、反壓迫的鬥争，并貫徹以政治鬥争為主，以軍事鬥争為骨幹的方針，以适應嚴重鬥争的需要。冀南軍區按照這個指示，将新編第四、七、八旅和6個軍分區的基幹團大部分分遣，組成班、排為單位的小部隊深入日軍占領的格子網内，輾轉遊擊，打擊日軍。
4月29日，敵人糾集萬餘人突然“掃蕩”冀南第四分區和第六分區。冀南軍區直屬隊、區黨委、行署機關、分區機關等，在戰鬥部隊的掩護下奮勇突圍，大部跳出包圍圈，一部被沖散，受到了損失。
6月11日，日軍又調集1.2萬餘人，對棗（強）南地區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鐵壁合圍。冀南區軍政領導機關經過精兵簡政，組織較前精幹，偵察、情報工作得到加強，及時發現和掌握日軍動向。安全轉移，日軍的合圍撲了空。
8月間，劉伯承寫出了《太行軍區1942年夏季反‘掃蕩’的軍事總結》，系統地分析了日軍”掃蕩”所實施的壓縮合擊、抉剔“掃蕩”、分道撤退等三個步驟的不同特點和戰術，總結了根據地軍民反“掃蕩”的一系列作戰原則，主要包括基幹軍隊和腹地遊擊集團的行動方針；用兵的分遣和集結及運用；始終注意抓住敵人的弱點，變被動為主動等問題。此外，還分别講述了反“掃蕩”作戰要旨、戰鬥活動、群衆性遊擊戰争的組織和指揮、統率機關與集體資材的轉移、情報與偵察、通信聯絡等問題。這個浸透着劉伯承心血，對反“掃蕩”具有重大指導作用的總結，曾被晉冀魯豫根據地一位領導人譽為“太行山的‘論持久戰’”。
第三節慶祝五十壽辰
正當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鬥争空前殘酷的時候，1942年12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為劉伯承五十誕辰舉行慶祝活動，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績，鼓舞敵後軍民的士氣。
為此，第一二九師《戰場報》和太行山《新華日報》（華北版）編輯部各派1人，前往師部采訪劉伯承。
迎接他們的參謀首先說：“首長非常尊重政治工作，他早就在等候你們了，現在你們來晚了！”他們一邁進辦公室，立正敬禮，然後抱歉地說：“師長！我們來遲了！”
劉伯承站起來，以長者風度說：“時間觀念對于軍人極端重要，有時勝敗在于分秒之間。因此行動的時間一定要準确。好了，你們要向我采訪些什麼呢？談吧！”
“請首長談一下自己簡略的經曆，我們想在您的生日公布您的年譜，讓大家了解學習。”
“算了！算了！”劉伯承揮着手說：“莫談這些好不好？你們都曉得，粉碎九路圍攻過後，有個記者來訪我，我先對他說：你隻能寫戰士，不準寫我。要不，我不同你談。即使你寫出來，我也要把你的稿子撕掉！這也就是我今天要跟你們談的‘略曆’。你們要是沒有别的事，就回去吧。我還有事哩，害得我等了半天！”
兩個來訪者，被這一瓢冷水潑愣怔了。猶豫一刹，然後說：“師長！不是給您慶賀五十壽辰嘛！這是我們的工作呀！”
“慶啥子壽嘛！我不曉得。你們無事找事，不要這樣搞好不好？群衆都還沒有吃飽肚皮嘛！去吧！去吧！”劉伯承再次加以拒絕。
來訪者奈何不得，隻好去請鄧小平政委來勸說。
“師長，我着您還是要講啊！這是黨的決定，沒得略曆，咋個祝壽嘛。
再說，這也是工作。”鄧小平簡短他說了幾句，朝一言不發的劉伯承看了一眼，轉身走了。
劉伯承坐下來，沉默片刻說：
“要說這也是工作，我是無條件服從黨組織的決定的。我這人沒得啥本事，是被舊社會逼上‘梁山’的。那時候，國際國内，弱肉強食，清工朝腐朽敗落，民不聊生，使人不得不立志仗劍拯民于水人，于是富國強兵的念頭，自然而然産生了。1912年，考入重慶蜀軍政府将校學堂，從此投筆從戌，距今整整30年了。我是1926年參加中國共産黨的。現在回想起來，在此以前，我在川軍熊克武部隊打了不少的仗，流了不少的血，其中除開讨袁、護國、護法、讨賊等戰争外，大都是打‘爛仗’嘛！”他停下來，眉頭緩緩聚攏，然後舒展開來，把30年的戰鬥經曆，盡力濃縮，扼要他講了一番。最後頗有感慨地說：“我深切地感覺到：象我這樣的人，如果不聽黨的話，勢必一事無成！總起來說一句話，我也是從舊社會來的，出污泥而不染是很不容易的。
我也沒有改造好，沒有為黨為人民作什麼工作，願和同志們共同努力作個好黨員。我的生日已經過去了，政治委員既然說這也是黨的工作，那就不必管它是哪一天！”①①柯崗；《劉帥印象記》，《劉伯承回憶錄》（二），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49頁。
1942年12月16日，清漳河畔鑼鼓喧天，彩旗招展。第一二九師賓客如雲，函電似雪。除本師各部隊、晉冀豫各軍區及根據地黨政領導機關，均派代表參加外，總部彭德懷、羅瑞卿、滕代遠和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楊秀峰等領導人，都親自參加了慶祝大會，發表了熱情的祝詞。他們大力贊揚抗戰五年以來，劉伯承率第一二九師深入敵後的輝煌戰績。号召全師指戰員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争取兩年打敗日本帝國主義。
這一天，延安《解放日報》公布了中共中央，為轉戰千裡、威震幽燕的劉伯承将軍祝賀五十壽辰的新聞。第一二九師《戰場報》和《新華日報》（華北版）公布了劉伯承将軍的略曆及其親筆題詞：“勉作布爾什維克必須永遠與群衆站在一起”。還發表了鄧小平、蔡樹藩等許多領導幹部的祝詞和詩文。
鄧小平的賀文說：
“熱愛國家，熱愛人民，熱愛自己的黨，是一個共産黨員必須具備的優良品質，我們的伯承同志，不僅具備這些品質，而且把生平的精力獻給了國家、人民和自己的黨。在30年的革命生活中，他忘記了個人的生死、榮辱和健康，沒有一天停止過自己的工作。他常常擔任着最艱苦、最危險的革命工作，而每次都是排除萬難完成自己的任務。他為國家和人民的解放事業，負傷達九處之多，除了國家和人民的福利，除了為黨的事業而工作，簡直忘記了一切，在整個革命過程中，樹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我同怕承同志認識是在1931年，那時我們都在江西中央蘇區。都參加了長征。而我們共事是在抗戰以後。五年來我們生活在一塊，工作在一塊，我們之間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關系是非常協調的。我們偶爾也有争論，但從來沒有那個固執己見，那個意見比較對，就一緻做去。我們每每聽到某些同志對上下，對同級發生意氣之争，遇事總認為自己對，人家不對，總想壓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結果弄出錯誤，害黨誤事。假如這些同志以國家、人民和黨的利益為出發點，而不以個人榮譽、地位為出發點，那又怎麼會犯這樣的錯誤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斷以這樣的精神去說服教育同志的。
伯承同志對于自己的使命，是兢兢業業以求實現的。過去的事情不用談它，單以最近五年來說，奉命堅持敵後抗戰，遵行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和黨的政策，未嘗逾越一步。他對上級命令和指示，從未粗枝大葉，總是讀了又讀，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适應自己的工作環境而加以實現。在實行中，且時時注意着檢查，務使貫徹‘海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日常教育同志的口語。
伯承同志熱愛我們的同胞，每聞敵人奸淫燒殺的惡行，必憤慨于顔色；聽到敵人抓壯丁，便馬上寫出保護壯丁的指示；聽到敵人搶糧食，馬上考慮保護民食的方法；聽到敵人燒房子，馬上提倡挖窯洞，解決人民居住問題；聽到有同志不關心群衆利益，便馬上打電話或電報加以責備。還是不久以前的事，他看到駐村外面的道路被水沖壞，行人把麥田變成了道路，他馬上督促把道路修好，麥田得到了保全。這類的事在他身上太多了。他不僅率領自己的部隊，從大小數千次的流血戰鬥中，來保護國家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财産，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處處體現着共産黨員熱愛國家和人民的本色。
伯承同志熱愛自己的同志，對幹部總是循循善誘，諄諄教誨，期其進步。
他和同志的談話時間很多，甚至發現同志寫錯了一個字，也要幫助改正。在他感召下得到轉變和發展的幹部，何止萬千。
伯承同志是勤讀不倦的模範，他不特重視理論的研究，尤其重視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他常常指導同志們向下層、向群衆學習。他自己就是這樣作的。
伯承同志可供同志們學習的地方太多了，這些不過是其中的一枝一葉。
他的模範作用，他的道德修養，他的偉大貢獻，是不可能在這篇短文中一一介紹的。
假如有人問伯承同志有無缺點呢？我想隻有一個，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讀書之外，沒有一點娛樂的生活。他沒有煙酒等不良嗜好，他不會下棋打球，閑時隻有散散步、談談天。他常常批評自己，對于時間太‘勢利’了。
難道果真這是他的缺點嗎？隻能說是同志們對他健康的關心罷了。
在伯承同志五十壽辰的時候，我隻有祝願他的健康，祝願我們共同努力的事業的勝利。“朱德總司令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祝劉師長五十壽辰》一文，文中寫道：“??護國、護法兩役，伯承同志雖然尚為青年軍人，但已以骁勇善戰、足智多謀，成為川中名将。在此複雜激烈的戰鬥中，表現出他追求民族解放的革命意志，堅持不懈。??十年蘇維埃運動中，伯承同志曾任軍委參謀長、紅大校長，襄助黨中央及軍委擘畫軍事，培植幹部。在紅軍萬裡長征中，伯承同志指揮五軍團，有時任先遣，有時作殿後，所負任務，無不完成，尤以烏江、金沙江、大渡河諸役為著，更表現了艱苦卓絕，堅決執行命令的精神和軍事奇才。??在軍事理論上造詣很深，創造很多。具有仁、信、智、勇、嚴的軍人品質，有古名将風，為國家不可多得的将材??”朱德還揮筆題詩，表達他對劉伯承抗戰功績的高度贊揚：戎馬生涯五十年，憑殲日寇鎮幽燕。
将軍猿臂依然健，還我山河任仔肩。
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葉劍英也從延安發來祝壽詩兩首：太行遊擊費糾纏，撐住平遼半壁山。
遍體彈痕餘隻眼，壽君高唱凱歌旋。
細柳營中寂不嘩，槍垣炮堵即吾家。
将軍五十人稱健，斬得倭酋不自誇。
林伯渠、吳玉章兩位老革命家共同緻電祝賀：伯承同志，你率數十萬健兒，在敵後堅持了五年。常常出奇制勝，維護億兆人民，撐住半壁河山。恭逢五十壽辰，特緻如下祝詞：敵後苦撐持，百戰英名驚日寇：太行齊慶祝，萬家生佛拜将軍。
新四軍代軍長陳毅遙寄《祝劉伯承将軍五十壽辰》的賀詩：将軍老益壯，戎馬三十年。
論兵新孫吳，守土古範韓。
苦學入夢寐，勞生曆艱難。
彈觸一目眇，槍傷遍體瘢。
鬥争更堅決，冬青耐歲寒。
君在黃河北，我在淮泗南。
軍前專征伐，敵後拯黎元。
舉杯祝遠道，康強慎食眠。
這一天，還有楊尚昆、陸定一、張際春等許許多多領導幹部和群衆熱誠祝賀的詩文，朝慶祝大會飛來。在祝壽大會上，劉伯承将軍走上講台，向大家深深緻謝之後說：“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點點成就，那是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所給我的。離開黨，象我們這些人，都不會搞出什麼名堂來的。因此，我願意在黨的領導下，做毛主席的小學生，力中國人民盡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題上‘中國布爾什維克劉伯承之墓’十二個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榮。”
已經到萬家燈火的時分。台下黑壓壓的軍民，忽然異口同聲唱起了歌：“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我們在太行山上??敵人從那裡進攻，我們就要他在那裡滅亡??”歌聲越唱越響亮，彙同千山萬谷的回聲擴散到四方。
第四節勇渡難關
晉冀豫抗日根據地，由于日軍頻繁、殘酷的“掃蕩”、蠶食，國民黨頑固派連續發動的反共高潮，形成日僞頑兩面夾擊的嚴峻局勢。與此同時，嚴重的自然災害也無情地襲來。從1941年秋天起，太行、太嶽、冀南各區旱澇交替，蝗災猖獗，不少地區還流行霍亂、瘧疾等疫病，造成根據地嚴重的财政、經濟困難和人口銳減。
面對一系列嚴重困難，劉伯承并沒有退縮，他跟鄧小平一道，根據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軍委和北方局的指示，依靠晉冀魯豫邊區政府，領導根據地軍民進行了艱苦的鬥争，通過精兵簡政，大生産運動等，逐步渡過了難關。
精兵簡政是中共中央在敵後抗日根據地普遍遇到較大困難時，于1941年12月提出的一項重要政策。中心點在充分估量根據地對抗日軍隊和政府的負擔能力，堅決防止和糾正民力過快消耗，人民負擔過重的傾向，以使根據地既能支持長期戰争，又利于準備将來反攻。
晉冀豫根據地的精兵簡政首先是從思想發動開始的。1942年1月7日，第一二九師召開精兵簡政動員大會，師直屬隊、第三八五旅、新編第一旅的幹部參加。劉伯承到會作了《如何貫徹中央精兵簡政政策》的報告。他首先闡述了開展這項工作的意義，指出：太平洋戰争的爆發，是我們準備反攻的最好時機，今天我們一方面要堅持敵後長期的遊擊戰争，開展敵占區工作，争取瓦解敵僞軍，保衛和建設根據地。另一方面，我們要實行“精兵主義”。
提高部隊質量，積極準備反攻。接着又進行了具體的部署：實行整編，緊縮領導機關，充實戰鬥連隊。老弱戰士與榮譽軍人，應慎重地、适當地安置到地方。實行部隊抽訓和輪訓制度，工農幹部多學習，知識幹部多實習。抽調強有力的部隊幹部參加民兵工作，參加遊擊隊，加強人民武裝。體念人民疾苦，加緊生産節約，與貪污浪費展開無情的鬥争。要發揚我們黨吃苦耐勞的光榮傳統，咬緊牙關克服困難，渡過接近勝利的兩年。
動員會後，師直屬隊組織排以上幹部進行讨論，着重找出過去在組織機構上、工作上及領導作風上的問題，進一步明确精兵簡政的意義和作用，研究具體落實措施。
直屬隊的讨論十分熱烈，大家暢所欲言，大膽揭露矛盾，提出改進辦法，一些幹部發言，談到百團大戰後正規軍發展過猛、地方武裝大量升級，影響了遊擊戰争的正常開展和群衆保衛家鄉的熱情。劉伯承插話：”這個意見提得好。正規軍沒有地方武裝、人民武裝配合，等于是‘裸體跳舞’”。幹部中也有認識模糊的，特别是那些年大體弱者擔心被裁掉，認為當兵吃糧自古皆然，何況八路軍打鬼子還不是為了老百姓？劉伯承耐心地引導大家算了一筆帳：太行區的負擔人口共150萬，按照中共中央規定的脫産人員不超過負擔人口的百分之三（其中軍二政一）的比例，應負擔3萬軍隊、1.5萬地方幹部，而實際上全區軍隊現有4萬、地方幹部2萬多。
通過簡單的計算，他因勢利導他說：“大家可以明顯看出，太行區脫産的軍隊和政府人員大大超出了民力負擔的正常比例。太行區本來是貧瘠之地，眼下又逢災荒年頭，老百姓确實太苦了，我們能坐視不顧嗎？”
然後，他進一步分析：“脫産人員，又以上層機關為多，本師機關和直屬隊達2600餘人，邊區政府機關人員達540餘人，而下級機關和基層連隊則嚴重缺額。”他繼續開導大家：“這種狀況，不但是‘魚大水攜，而且成了‘頭重腳輕’，再不加以改變，那就必然象中央指示指出的那樣：‘假若民力很快消耗，假若老百姓因負擔過重而消極，而與我們脫離，那麼不管我們其他政策怎樣正确也無濟于事’。你們說，我們能讓這樣的危機出現嗎？”
“不能！”人們異口同聲地回答。
讨論中，鄧小平也反複對于部們講述精兵簡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指出：“比較起來，我們根據地的同胞比敵占區同胞的負擔要輕得多。但是，由于長年不斷的戰争和日本強盜的掠奪，天災人禍，生活也是困難的。我們是人民的軍隊，就應特别關心民間疾苦。厲行精兵簡政，減輕人民的負擔，人民才能更好地支援我們最後打敗日本侵略者。”
讨論結束時，劉伯承作了總結。他說：“我們這次精兵，是體念人民疾苦，減輕人民負擔，積極提高幹部質量，而決非消極的裁員。這次精兵簡政，要依靠群衆，愛惜民力，幫助人民武裝的發展。加強學習步驟，适當調劑幹部。開展生産節省運動，進行組織上的整理。克服官僚主義，采用科學民主的管理方法。”
精兵簡政的組織工作随之順利開展。1月15日，劉伯承和鄧小平頒發了《一二九帥關于實施精兵建設的命令》。同時，指示司令部下達了新的編制表。命令規定，要緊縮統率機關，減少指揮層級與重疊機構，充實戰鬥連隊；有計劃地抽出大批幹部及一部分優秀的老戰士與文化水平較高的新戰士，送考“抗大”及其附設的陸軍中學，長期學習，使其鍛煉成有真才實學的、在戰略反攻時期稱職的幹部。
新編制表中，特地提出了精簡整編的主要原則：一、調整編制減縮機關，減少人員馬匹，認真充實戰鬥連隊，旅以上直屬隊與戰鬥部隊的比例應為一比七，團直屬隊與戰鬥人員為一比五；二、有計劃地抽調一批有相當能力的本地幹部到地方武裝與各級武委會，加強地方武裝建設，開展群衆遊擊戰争；三、經營生産事業，以安置老弱戰士和榮譽軍人從事學藝生産，半工半讀。
為了加強對精兵簡政工作的領導，劉伯承、鄧小平指示第一二九師和各軍區按級成立了整編委員會。各級整編委員會普遍展開了自上而下的思想動員，印發教材，召開座談會和開展個别談話，幫助幹部戰士解開思想疙瘩，教育他們認清精兵簡政對克服困難、積蓄力量、争取勝利的意義。
從1月至5月，第一二九師進行了第一期精簡，僅僅3個多月的時間，第一二九師和各軍區的精簡整編工作就實現了預定的目标。在充實基層方面，按照編制表，正規軍的每個班達到了9人以上，每連編9個班。員額由原來的50餘人增加到100餘人。凡夠4個連的編為丙種團，夠6個連的編為兩營制的乙種團，夠9個連的編為3營制的甲種團。第一二九師在太行、太嶽兩區的部隊，共編成4個甲種團、7個乙種團、11個丙種團。保留了第三八五旅、新編第一旅、決死第一旅的番号。在充實人員的同時，還統一調配了武器。各戰鬥單位的槍支口徑較前統一，自動火器也較前集中。
在精簡機關方面，除抽出一批年輕力壯的戰士補入戰鬥連隊外，還采取了編并的辦法。師直從41個夥食單位減到19個。太行各分區和第三八五旅、新編第一旅共減少156個夥食單位。
5月以後，劉伯承、鄧小平根據北方局的統一部署，領導第一二九師進行了第二期精簡。重點是進一步整編機關，改變機關龐大不适應頻繁轉戰的狀況。太行軍區的旅和軍分區以上機關重新建立了集體辦公制度，繼續合并了一些性質相近的部門。作戰與訓練、偵察與情報、宣傳與教育、統戰與群衆，紛紛合二為一。這樣，一改過去領導機關層次多、會議多、公文繁缛的情形，使組織十分精幹，行動更加靈便。
冀南軍區處在平原鬥争的特殊環境，精簡工作略與山區不同。根據平原遊擊戰争不便于大部隊集中行動，而适合于小部隊分散、靈活地機動的特點，劉伯承、鄧小平指示冀南軍區在精簡整編中，應堅持野戰兵團地方化的方針。
在整編中，妥善處理了編餘人員，保證了部隊的穩定和将來發展的需要。
太行、冀南兩區共調出幹部2000餘名，一部分派到地方武裝和區級以上武委會中，一部分送延安、抗大和陸軍中學深造。同時将660多名年老體弱的幹部交地方政府安置。太行、太嶽、冀南3個軍區共安排了6000餘名戰士退伍，家在根據地的即回原籍，不在根據地的則介紹到地方安家落戶。轉業和退伍軍人一般都轉到民兵、遊擊隊等人民武裝組織，發揮作戰和訓練的骨幹作用。
軍隊的精兵帶動了地方簡政。晉冀魯豫區黨委、邊區政府根據民力負擔對政府脫産人民的限額，規定了簡政方案。精簡中，貫徹了多減上層，加強下層；調整幹部，加強領導幹部；多減事務人員，加強區對村的領導等原則。
對縣、區、村各級政權機構進行了調整或合并，減少了機關，精幹了人員，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僅太行區在8月以前，縣級以上政府工作人員就減少了百分之十八，節省經費百分之三十八。
晉冀魯豫根據地和第一二九師系統的精兵簡政工作進行得普遍而徹底，取得了顯著成效。9月7日，毛澤東在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的社論《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中，稱贊晉冀魯豫邊區“做出了精兵簡政的模範例子。”
在精兵簡政的同時，劉伯承、鄧小平與邊區政府負責人一起，領導根據地軍民積極開展了大生産運動。大生産運動，是中共中央為打破日僞頑的經濟封鎖，克服解放區嚴重的經濟、财政困難，而倡導的一項大規模的群衆性的迅速發展生産的運動。1942年底毛澤東發出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号召，是解放區全面開展大生産運動的标志。晉冀豫太行、太嶽、冀南根據地，由于連年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大生産運動是與抗災救災、生産渡荒結合進行的。
太行、太嶽區山地起伏，水源奇缺，曆來易鬧旱災，但象1942年和1943年那樣持續兩年的大旱，是多年所僅見的。
當1942年春旱情剛露頭的時候，劉伯承、鄧小平就十分重視進行抗災救災，指示師部制定了一個幫助群衆春耕和部隊生産的規定，立即下達執行。
規定的主要内容為：
一、旅、軍分區設指導和幫助春耕的組織，團設領導助耕的組織，連成立助耕隊，排以下為助耕小組，要做到不荒一畝地；二、切實幫助群衆警戒，解決牲口、農具等問題；三、春耕期間停止群衆支差，嚴禁強迫租地、強借農具、欠租不還等現象。
此外，規定還要求助耕部隊必須做到：一不吃群衆飯食，不要報酬，嚴守群衆紀律：二不遺失損壞農具；三要創造助耕英雄；四要随時對群衆宣傳。
規定并下達了部隊各級的生産指标：旅以上每人當年生産達到120元，團以下每人60元。
規定發布後，部隊各級成立起助耕組織，組織指戰員幫助群衆抗旱春耕。
為了不違農時，師直屬隊在李達參謀長的帶領下，突擊運肥送糞、構築漳河堤壩和平整河灘地。師政治部主任蔡樹藩不顧一臂殘疾，堅持參加鋤地。在他的帶動下，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個個奮勇當先，百十号人一星期就整修好河灘地50多畝。春耕結束，第一二九師機關和直屬隊跟群衆一起整修了1000多畝河灘地，修築了用工1.9萬多個的堤壩。
進入1943年，太行、太嶽、冀南3個地區旱情更加嚴重，自春至夏未下過一場透雨，田地幹得寸草不生。
劉伯承、鄧小平以更大的精力率領部隊幫助群衆生産渡荒。4月1日，他們令政治部發出“關于幫助群衆春耕生産”的指示，号召全體指戰員“與民同命，戰勝災荒”。他們率先垂範，帶領身邊工作人員包片開墾荒地。在駐地赤岸村旁的清漳河畔亂石灘上，移石填土，圍堰打埂，澆水點種，硬是造出了一塊5畝多的田地，并及時種上了玉米和蔬菜。
劉伯承、鄧小平帶頭墾荒的模範行動傳到各部隊，指戰員們群起響應。
他們紛紛奔向田間地頭，幫助群衆耕作。春夏兩季，太行、太嶽軍區部隊共耕地、鋤地、收割莊稼達2.9萬多畝，其他出工5萬多個。冀南軍區部隊在耕牛大批被敵人搶掠、民間畜力嚴重缺乏的情況下，用人力拉犁耕地，幫助群衆解決了燃眉之急。
秋後，劉伯承、鄧小平領導軍民全力轉到修河築堤、興修水利的工程中，以從根本上加強根據地的抗災和奪豐收的能力，争取經濟和财政的全面好轉，為根據地的恢複和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矗冀南軍區部隊協助群衆堵築河流缺口，培修殘堤險岸，修複和開挖新舊河道，總長達934裡，打井1萬餘眼。太嶽軍區僅第二軍分區部隊就幫助群衆開渠40裡，澆地4000畝。太行軍區部隊幫助群衆修築成了漳河三渠，共長37裡，可灌溉土地9800餘畝。
這漳河三渠，在上年冬就開始修築了，太行區政府通過“以工代赈”的方式，組織災民進行施工。其中位于赤岸村附近的“漳南大渠”，直接凝聚着劉伯承、鄧小平的心血。修渠方案，是他們會同有關人員，利用工作之餘熬夜趕訂出來的。随後，他們又會同地方政府，召開各種會議，研究确定了施工方案和經費問題。為了解決施工中的技術問題，他們派人從石匠之鄉――河南林縣請來幾十名打石好手。還派人從敵占區購來一台測量儀器，指定師政治部兩名懂行的幹部用它專司測量。開工那天，劉伯承、鄧小平一大早就來到工地。鄧小平對民工們當場宣布：“為保證大家有充足的體力幹活，每人每天由部隊發3斤小米。”這大大鼓舞了民工的勞動熱情。劉伯承、鄧小平拿起工具，加入了擡石頭、壘石堰的行列。以後，他倆常常深入施工現場，邊參加勞動，邊解決各方面的難題。全長27裡，途經8個村莊的“漳南大渠”修成後，清清的渠水流向田間，淌入村頭。老百姓飲水不忘開渠人，滿懷感激地稱它為“将軍渠”，以永久紀念劉伯承、鄧小平的功績。
漳南大渠的修建，啟發和推動了晉冀豫根據地軍民治水抗災的積極性，把抗災救災、生産渡荒的鬥争引向了更高的層次。太行、太嶽、冀南迅速掀起了修河築堤、興修水利的熱潮。到1943年夏秋，抓住雨水充沛和根據地軍事鬥争形勢好轉的有利時機，軍民共同奮戰，水利工程的規模更大，質量更好，許多設施并已初見成效。這有力地鼓舞了根據地軍民生産渡荒和對敵鬥争的信心，成為根據地恢複和發展的一個明顯的轉機。
一災剛平，一災又起。1943年，豫北、冀西相繼發生了嚴重的蝗災。劉伯承、鄧小平又指揮部隊投入了蟲口奪糧的戰鬥。各級指戰員配合地方政府和群衆，群策群力，采用多種辦法滅蝗，有的組織剿蝗隊，集中人力對蝗蟲進行分割包圍，捕捉撲殺，且多利用早晨露重蝗蟲飛進不易的有利時機出動。
有的黑夜大張燈火，下設水缸水盆，引誘蝗蟲飛撲燈火，落水而亡。有的在荒蕪的田野裡放置幹柴禾，吸引蝗蟲鑽入避寒，然後火燒。更有的挖掘蟲卵，斷絕蝗蟲的生長繁衍。軍民協力滅蝗，捷報頻傳。一次軍民出動3000餘人捕殺蝗蟲8.4萬餘斤。另一次一夜火攻，燒死蝗蟲無數，僅落到縱橫十幾裡長的“封鎖溝”裡的蟲屍，竟達7寸厚。挖卵滅種的工作也大見成效。邊區政府因勢利導，發布了挖1斤蟲卵換1斤小米的獎勵措施，動員了千家萬戶，老老少少一齊上陣滅蝗。
除了發展生産外，節約也是根據地黨政軍民抗災救災、渡過難關的一項重要措施。劉伯承身體力行，帶頭緊縮開支和節約糧食，掀起和推動了第一二九師上下的節約運動。
從1943年7月起，劉伯承、鄧小平連續發出指示，要求第一二九師和各軍區所屬部隊必須堅決節食節用。糧食方面，基幹軍隊由每日1斤半小米逐步減為1斤，地方武裝由1斤1兩減為15兩（16兩制），機關由1斤減為13兩。普遍以野菜代糧，一日三餐以稀為主。每人每日1角2分的菜金，每人每月1元5角到5元的津貼費，每個連隊每月近百元的辦公費，從10月開始一律停發，由各單位從生産中自行解決。
劉伯承堅持在師司令部機關吃大竈，天天跟大家一起啃又黑又硬的“賽磚頭”。這是一種用紅高梁或豆面加野菜、樹葉，混合後蒸成的菜馍馍。因其堅硬難咬，有人戲稱它為“賽磚頭”。劉伯承年過半百，身有多處創傷，又要為作戰、工作日夜操勞，加上營養不足，臉頰日見消瘦。李達怕這樣下去，會把他拖垮，就勸他：“你是一師之長，要是躺下了，對工作損失就太大了。為了革命利益和抗戰事業，你應該吃點好的，加強點營養，這是全師同志的心願啊！”
劉伯承搖了搖頭，誠摯地說：“我個人哪有這麼大的作用？可是，在這種時候，以身作則的作用就大了。你看我的身體不好，我的适應性可強呢。
我這個人哪，也怪得很，條件好，能過；條件差，也照樣能過，我在四川時，打瞎了一隻眼睛，頭頂也受了傷，後來腿又受了傷。我這身上的血不知道換了幾次。天曉得，我還是活下來了！在蘇聯學習時，整天面包、香腸、牛奶，回到上海，組織上千方百計地給我弄藥。後來到了蘇區，那裡去弄補藥，這不是也過來了嗎！現在能吃到南瓜湯、菜馍馍，就蠻不錯了嘛。我們還是不要一點特殊化。”①為了盡可能節約開支，日用品的消耗降到了最低限度。燈油比以前節省了三分之二。司令部有位參謀提出了一個口号，叫做“白天多做事，夜晚少點燈。”劉伯承聽了大為贊賞，指示宣揚、推廣。他惜紙如金，筆記本仍沿用内戰時期存下來的那種黑皮本，封皮是軟的，紙張黑而粗糙，他已用到第5本了。文電用稿，他提倡一紙四用，即先用鉛筆寫，再用毛筆寫，寫完一面，翻過來再用。連信封也是就地取材，用舊報紙糊，或用舊信封反過來再用。他的模範行動，帶動全師上下養成了節約的風氣。
在劉伯承、鄧小平等的領導下，晉冀豫根據地的大生産運動不斷地向前發展，創造出越來越多的物質财富，有力地支援了戰略反攻和奪取抗日戰争①李達：《抗日戰争中的八路軍一二九師》，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282頁。
的最後勝利。
第五節開創敵後武工隊
根據地建設和對敵鬥争是相輔相成、互為作用、密不可分的兩大環節。
晉冀豫根據地開展精兵簡政、大生産運動的重大勝利，大大增強了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實力，也把對敵鬥争推向了新的階段。從1943年起，根據地進入了恢複與再發展的時期。
劉伯承、鄧小平不失時機，全面、深入地貫徹敵進我進方針，組織和派遣大批武裝工作隊，小部隊向敵後挺進，廣泛發動群衆，開展遊擊戰争，徹底扭轉了主要依托根據地反“掃蕩”、反蠶食的被動局面。
晉冀豫根據地貫徹敵進我進方針，經曆了一個逐步提高、發展的過程。
早在1940年4月，北方局黎城高幹會上。劉伯承作《黨軍建設報告》，就明确提出：“現在對‘囚籠’的粉碎，一退再退，退到何處？現在就是敵進我進，打磨盤應摸敵人的屁股。”這就是說，針對異族侵略軍的重兵“掃蕩”，再不能光用敵進我退的老方針了，應改變為與敵對進，用深入敵後之敵後的辦法來打破敵人的合圍。這也是他1934年提出的用遊擊隊深入敵人後方打破敵人“圍剿”的思想，在新的條件下的發展。1940年12月，他主持編寫《一二九師百團大戰總結》，又專門列出了“敵進我進”一項，并作了具體的說明：“如在根據地内無消滅敵人機會時，小部分部隊應積極打擊敵人，主力應迂回或轉移至敵後積極活動，奪取敵據點，截斷敵運輸線，并趁敵歸巢時打擊其一路或二路。”
1942年3月，劉伯承總結了二月反“掃蕩”的經驗，再次提出要執行敵進我進方針，指出：必須派遣武裝工作隊、武裝便衣隊，不斷浸透到敵占區活動，一方面配合根據地軍民的反“掃蕩”、反蠶食鬥争，阻止敵人向根據地發展；一方面則鼓動敵占區民衆的抗日情緒，領導和幫助他們展開反抓壯盯反配給制度的鬥争，廣泛發動和繁殖那裡的遊擊戰争，變敵人的後方為我們的後方。這是把敵進我進方針又大大向前推進一步，包括了政治、軍事等全面對敵鬥争的内容，對根據地的反“掃蕩”、反蠶食鬥争具有根本的、全局性的指導意義。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肯定了這一創見，并指示華北的晉西北、晉察冀、山東、冀魯豫等根據地也照此辦理，普遍開展武工隊工作。
方針既定，劉伯承、鄧小平毫不松懈地抓好武工隊的組織工作。他們拟定了關于武工隊的組織及任務，作為組建和派遣武工隊、小部隊的依據。他們采取辦集訓隊的辦法，訓練出一批批骨幹，分派下去組建武工隊。集訓隊成員，是從各部隊挑選的軍政素質好、戰鬥經驗豐富、工作能力強的幹部，并加上太行抗大六分校的畢業學員。集訓隊按工作區域劃分成若幹組。訓練内容主要是了解研究社情、敵情和各階層的民情，明确敵後工作的任務與原則，熟悉相應的戰術，并通過必要的演習加以熟練，制訂出行動計劃。
參加集訓的幹部大多數對開展武工隊工作是積極熱情的，他們在第一二九師司令部、政治部的具體指導下，認真進行着政治、軍事等各方面的學習和訓練。但部分人員認識上有偏差，有的擔心光憑幾支武工隊在敵占區鬧不出大名堂，況且孤懸敵後，處境險惡。有的認為在武工隊裡限制束縛太多，群衆條件和後勤供給差，不如在正規軍和根據地裡幹得痛快。劉伯承、鄧小平多次來到集訓隊跟大家講形勢，講武工隊的作用和意義，講開展工作的方法和戰術，幫助大家端正态度，提高信心，消除一些疑慮。
3月裡的一天，劉伯承由赤岸村出發，專程趕到虎頭山下的集訓隊，布置武工隊初次出動到敵占區的工作。集訓隊負責人向他簡要彙報了集訓情況，接着請他作指示。他開門見山地宣布：“你們要我來講一講武工隊初次出動到敵占區的工作問題，今天我就來講幾條原則，點點題，文章還是要靠你們去做。搞武工隊是件新鮮事，經驗要等你們去創造。”
“幹武工隊和幹别的工作一樣，必須明确工作任務、組織要求和工作方法，當然，我還要着重講一講戰術。”
按着自己的思路，他有條不紊地講起來：“武工隊初次出動應着重于簡單的政治宣傳，或兼偵察，任務不可過重，距離不可過遠，最多走出去一晝兩夜的路程，在敵占區不要久留，次日晚間至少應回到敵我相持的遊擊區，必要時秘密通知就近遊擊隊接應。這是為了求得初次出動的勝利，以便提高信心。”
“武工隊的組織、派遣由軍分區負責。人員依需要可多可少，少者十幾，多則幾十。因為是深入敵占區獨立活動，環境困難，所以領導要配強。隊裡的指揮、政治幹部都是要政治堅強、大膽機敏而有威信者。這一點關系活動成效很大。你們分派下去後要聽從分區首長的安排，但要協助分區首長組織出動前的訓練，就象我們這裡做的一樣。”他是屬于那種講究語言藝術、重視表達效果的人，聲音本來就清脆響亮，再加上抑揚緩急，節奏控制有度，巧妙地彌補了川音難懂的缺陷。
“武工隊要突出政治進攻，應以政策和革命的兩面策略；運用宣傳與組織的方法，察明敵人欺騙、配給與壓制的情形，尤其是秘密爪牙的分布。并乘機進行集會，團結群衆，而本身特别應嚴格遵守紀律。敵占區的秘密工作與公開工作應有必要的配合，但兩者必須嚴格分開，以免暴露力量，遭到破壞，這點要十分注意。
他具體地闡述了武工隊工作中極為重要的政治内容。
“武工隊的戰鬥應根據政治工作任務的需要與否來決定，不進行任何與之相違背的戰鬥。戰術一般采用避實擊虛的奔襲動作，使得敵人措手不及，無法捕捉。在突然與敵人遭遇時，小敵可捕捉擊殺，大敵則避開。當敵人來合擊時，以麻雀戰分遣撤退，但預先應确定第一、第二集合場，便于收攏部隊。行動應利用隐蔽地形和昏暗天氣，聲東擊西，神出鬼沒，散布謠言，曲折運動，以迷惑敵人。行軍不重複一路，宿營、休息不久停一地，即使暫時停止也應在四通八達之處，一切使敵人不意。放警戒不宜過遠，以免過早暴露。全部活動必須嚴守秘密，不露動向，依靠居民作潛伏地探，通信也極應秘密，不落痕迹。對敵人要特别注意捕擊它的偵察與通信機關，使它耳目手足麻痹失知，摸不着我方規律，而利于我方抓住它的弱點進行襲擊和合擊。”
他詳盡地講解了武工隊應該采用的各種戰術。
看着學員們興奮活躍的面孔，劉伯承滿意地笑了。他做了一個手勢，示意大家集中注意力。接着發問：“聽說你們有人看不起武工隊，怪話連篇，說什麼‘一條長蟲兩個蛋，敵人窩裡難動彈’，有這麼回事嗎？”①會場裡立即響起一片哄笑聲。
“别小看這一條槍兩個手榴彈，發揮得好威力可大了。武工隊深入敵後獨立活動，任務艱巨、困難，危險在所難免。但它的作用和意義十分巨大，① 1980年1l月采訪李天茂談話記錄。
是扼制敵人向根據地“掃蕩”、蠶食的戰略性行動。武工隊鬥争内容複雜，包括政治、軍事鬥争。形式多樣，有隐蔽鬥争，也有公開合法鬥争。既要使自己站住腳，又要打擊敵人，配合根據地的鬥争。正因為這樣，所以才把你們這些骨幹拿出來，去挑這副重擔。我們還想了辦法，在目前經濟極困難的情況下給你們提高待遇，每人加發5元錢、一套軍裝、一套便衣。為便于你們獨立行動，特地規定武工隊對一些重大問題可以先斬後奏。當然你們應謹慎行事，不能亂來。”①一番話把大家的情緒更高地鼓了起來。劉伯承最後鼓勵大家：“武工隊是創造、發展遊擊戰争及其政治工作的發動機，希望你們通過一次又一次的實際鬥争闖出新經驗、做出新成績，成為帶動我師和各軍區武工隊工作的先驅者！”
劉伯承、鄧小平還分别情況對一些重點地區的武工隊工作做了具體指導。太行第二軍分區，楔入正太、同蒲、白晉3條鐵路交通線之間，從北面屏障着整個根據地，被稱為“太北的門戶”，首當其沖地成為敵人進攻的重點。敵人反複用重兵“掃蕩”，以政治結合軍事、經濟、文化等的綜合手段進行蠶食。到1942年初，全分區縱橫9個縣境被割裂成互不相連的條、塊，完全變成了“格子網”，成為太行根據地鬥争形勢最嚴峻的地區。武工隊方針剛一确定，劉伯承、鄧小平就把第二分區的領導成員召到赤岸。鄧小平說：“黨中央、毛主席對國際國内形勢作了科學的分析，給我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全世界反法西斯戰争的大好局勢即将到來，我們要争取兩三年内打敗日寇。目前是接近着勝利，但又極端困難，這叫‘黎明前的黑暗’。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頭腦，不能為當前暫時的嚴重形勢所左右。”②“對！”劉伯承接着補充。“認清了形勢與前途，才能有勝利的信心和鬥争的辦法。敵人不是向我們根據地前進嗎？不怕！我們也要向敵人前進。
要輕裝，放下包袱，改變過去單純以主力與敵人周旋的戰術，組織起許多支精幹的武工隊，鑽到敵人的心髒裡去，繁殖敵後之敵後的遊擊戰争。這樣，不僅可以粉碎敵人的‘掃蕩’、蠶食，而且能夠擴大我們的陣地。”
武工隊很快在各地組織起來了。僅僅幾個月時間，太行、太嶽、冀南3區就派出42支武工隊，約1400餘人。武工隊象一支支利箭，飛插到根據地的“格子網”或邊沿敵占區内。為了加強武工隊的威力和便于掩護，各分區還相應組織了一批武裝宣傳隊、偵察隊等小部隊，随武工隊一起行動。這些武工隊、小部隊采取靈活多變的辦法和戰術，宣傳群衆，組織群衆，打擊日僞武裝和政權，瓦解和争取僞軍，開展和繁殖遊擊戰争，逐步站住了腳跟。
保護群衆利益，解除群衆對敵負擔，是在敵占區發動群衆的關鍵。武工隊通過建立村、戶聯絡，貼标語，散傳單，召開小型群衆會等，喚起了群衆的抗日熱情，有了活動的基矗但敵人随即采取了相應的對策，通過僞保甲系統，向群衆發出威脅：“誰家牆上有八路軍的傳單标語，就燒誰家的房子”，“誰參加八路軍召開的會，聽八路軍的宣傳，一次割耳，二次斷腿，三次殺頭”。于是，群衆恐慌起來，有意躲避武工隊。武工隊遵照劉伯承、鄧小平關于“依靠群衆，團結群衆”的指示，一方面繼續向群衆作宣傳，揭露敵人割裂八路軍與人民血肉相連的陰謀；一方面改換鬥争策略，想方設法免使群① 1980年11月采訪李天茂談話記錄。
② 1980年11月采訪李天茂談話記錄。
衆受害。标語不再貼到老百姓的牆上，而專貼到僞政權機關的屋牆上，或是日軍的布告欄裡以及廟牆、大樹、電杆等上面。開會，不把群衆召集到一塊，而是利用晚間，選擇村頭高地，通過喇叭筒向村民“廣播”。春耕時節，老鄉們下地生産，武工隊員便深入田間，一邊幫助幹活，一邊做發動工作。日僞組織向群衆強迫征壯丁和征糧，武工隊就替群衆出主意、想辦法，或抗或拖；非辦不可的，武工隊采取半路“伏擊”的辦法，救出壯丁，搶下糧食，發還群衆。武工隊又适時集中力量摧毀了日僞軍組織的“棒棒隊”和“肉電杆”等特務組織，解除群衆的痛苦和顧慮。經過一番艱苦細緻的工作，群衆終于認識到共産黨、八路軍不但堅決抗日，而且處處為老百姓着想，是國家、民族、人民的救星，因而紛紛自動投入抗日活動，真心誠意地掩護和幫助武工隊。武工隊有了老百姓的支持，如魚得水，各項工作得以順利地開展起來。
一批批遊擊小隊、遊擊小組相繼建立起來了，割電線、通情報、除漢奸，配合武工隊打擊日僞軍，動搖了敵占區的統治基矗瓦解僞政權、僞組織的工作也有了進展。武工隊正确執行争取僞軍的政策，緻力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采用多種方式向僞軍、僞組織展開政治進攻，或喊話，或散傳單，或上課，宣傳抗戰快要勝利的形勢和喚醒僞軍的民族意識。又利用僞軍、僞組織成員大多是本地人的特點，發動群衆村串村、親串親、友串友，深入進行瓦解工作。一些僞軍開始跟武工隊拉關系，願做内線，逐步醞釀反正。一些僞組織主動找武工隊接頭，有的從原來一面應付日軍，變為兩面應付；有的從兩面應付，發展到更多地傾向八路軍，有的甚至完全靠攏八路軍，為武工隊所掌握和利用。
武工隊在敵占區縱橫出沒，大顯神威，日軍驚呼出現了“心腹之患”，不得不抽出部分兵力加以對付，這就減輕了根據地的壓力，有效地支援了反“掃蕩”、反蠶食鬥争。這年夏季太行反”掃蕩”中，武工隊、小部隊領導遊擊隊、遊擊組乘虛攻擊日僞軍的後方運輸線和據點，并引導和協同跳到外線的主力部隊突擊日僞軍的弱點，直接配合了腹地的反“掃蕩”。武鄉段村、遼縣蘇亭、襄垣五陽、潞城黃碾等地成功的伏擊、襲擊戰，長治機場威震敵膽的奔襲戰，都包含着武工隊、小部隊的功績。
經過半年的實踐，劉伯承、鄧小平于9月主持制訂了《關于武裝工作隊的幾項決定》，明确規定武工隊的政治領導由軍分區政治部負責。武工隊的隊長必須是營以上幹部，政委必須是縣（團）級以上幹部，地方政府應派駐代表。并進一步确定了武工隊的任務和行動準則：切實照顧和保護群衆利益，發動群衆，依靠群衆進行鬥争；要由武裝作依托，包括部隊的武裝支持和武工隊本身的武裝，以堅持鬥争，保持優勢；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