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長征
第一節智取遵義城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劉伯承由瑞金紅軍總部赴第五軍團上任。第五軍團軍團部設在興國城外五裡亭一座山上的廟宇裡。軍團長董振堂、政治委員李卓然等熱烈歡迎劉伯承的到來。雖然中革軍委通知明确說劉伯承是來當軍團參謀長的，但董振堂、李卓然仍把他當作總參謀長看待。第二天下午，在廟宇的大殿裡召開營以上幹部會議，由劉伯承作部隊轉移的動員報告。本來應該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劉伯承新任軍團參謀長的身份，可主持會議的董振堂卻說：“現在請劉總參謀長講話。”劉伯承聽董振堂這樣介紹，略一遲疑，本想把自己被貶職的經過跟大家說清楚，轉念一想，這裡面涉及到和顧問的争論及中共中央上層的一些事情，不便于講，于是改了話題：“同志們，我們這次反‘圍剿’，不叫打仗，叫‘擋仗’，敵人呢，也不叫打仗，叫‘滾仗’。敵人憑着他優勢的兵力、現代化的裝備，象個大石滾子滾過來，我們還硬用人去擋，當然要吃虧。”這一生動的比喻，形象而深刻地概括了第五次反“圍剿”戰略戰術上的失策。大家頻頻點頭，會場頓時活躍起來。他繼續說：“任何軍事家都懂得，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我們和蔣介石打仗，是弱軍對強軍的作戰。蔣介石幾乎控制了全國地盤，有幾億人口、幾百萬軍隊；而我們中央革命根據地隻有300萬人口、十幾萬紅軍。可是有的人就是不承認這個現實情況，不顧條件地要‘禦敵于國門之外’，要和人家打正規化的陣地戰，這樣，實際上把主動權送給敵人，使自己置于被動挨打的地位。一年來的戰争事實證明，我們紅軍的廣大幹部和戰士是英勇善戰的，但是我們的戰略戰術有問題，需要改變。現在，我們要到外線去作戰。部隊打了這麼長時間的仗，本來應該好好休整，但沒有時間了，同志們回去要抓緊動員一下，準備很快出發。”這就是劉伯承就任第五軍團參謀長的第一席講話。
10月10日，中央紅軍開始從中央蘇區出動，進行大規模的戰略轉移。
一連幾天，中央紅軍主力第一、三、五、八、九軍團和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共約8.6萬餘人，陸續從福建西部的長廷甯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零都出發，向貢水與信豐河（桃江）之間突圍集結地區開進。中央蘇區等根據地留下項英、陳毅等，率1.6萬餘武裝堅持遊擊戰争。
中央紅軍突圍方向是西進湘西。橫亘在面前的第一道障礙，是國民黨軍陳濟棠部沿桃江東岸修築的碉堡封鎖線。21日，紅軍開始沖擊這道封鎖線。
紅一軍團、紅三軍團分左、右兩翼展開，紅九軍團、紅八軍團分别随後掩護跟進，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及直屬部隊編成的兩個縱隊居中，紅五軍團擔任後衛。陳濟棠原是由廣東地方軍閥歸順蔣介石的，他一直提防着蔣介石削弱和吞并他的軍事力量。在長征開始以前，中央紅軍利用陳濟棠與蔣介石的這種矛盾，曾與他進行過秘密談判，緩和了雙方的關系。因此，紅軍在務一道封鎖線沒有遇到大的抵抗，25日，全部順利渡過桃江。但已暴露出行動遲緩和指揮混亂的嚴重弱點。本來8萬之衆的長距離轉移，又要對付國民黨軍沿途的圍追堵截，理應作必要的準備和精簡，然而紅軍倉卒上路，又缺乏周密的行動計劃，還攜帶了大量笨重物資器材，占用許多人力，影響道路通暢和行軍速度。一道布防并不嚴密的桃江封鎖線，競化費了整整4天時間。這正孕育了前進道路上的危機。
劉伯承積極履行起第五軍團參謀長的職責，經征得董振堂的同意，為第五軍團制定了嚴密的行軍、作戰方案，并切實組織實施。他采取互相掩護、輪番轉移的辦法，讓軍團所轄第十三師與第三十四師兩個師穩妥地交替前進。又抽出主力第十三師第三十七團擔任後衛，以備情況緊急時堅決擋住敵人，使軍團能迅速及時部署阻擊，确保整個紅軍的安全。還派遣軍團偵察部隊前出與敵人保持接觸，迷惑敵人，隐蔽主力行動企圖。這些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第五軍團從興國城外直到桃江，不僅很好地完成了全軍的掩護任務，而且本身沒有受到損失，也很少有人掉隊。25日，第五軍團最後過桃江，人馬正沿着浮橋有秩序地行進，忽然遠後方傳來了密集的槍炮聲，據偵察報告，是敵軍追上來了。劉伯承當機立斷，命令供給、運輸等有馬匹的單位下水徒涉，浮橋讓戰鬥部隊和機關使用。當人馬過完，又命令拆除浮橋。
敵人追到江邊，無橋可過，隻得眼睜睜地看着紅軍大隊人馬透迤西去。蔣介石又令陳濟棠、何鍵在湘粵邊境的汝城、仁化和樂昌、宜章、彬縣之間設置第二、第三道封鎖線。由于蔣介石還不了解紅軍西進的戰略意圖，隻是采取一般性的防堵措施，敵軍各部一時也沒能及時到位，尤其是陳濟棠唯恐紅軍進入廣東，隻派少量部隊在汝城、仁化一線虛張聲勢，主力卻撤向新田、安遠、大庾、南雄等地布防，所以紅軍通過這兩道封鎖線也未遇到多大的麻煩。
不過，倒是自己大搬家式的轉移和甬道式的行軍隊形，增加了部隊的疲勞和減員，削弱了作戰能力，招緻了一些損失。
紅軍通過國民黨軍的第三道封鎖線後，蔣介石終于判明了紅軍西進的戰略企圖，于是部署何鍵以及粵、桂、黔境的部隊進行“追剿”和堵截，以求圍殲紅軍于湘江以東地區。形勢變得對紅軍十分不利。
在向湘江前進途中，一天傍晚，劉伯承率司令部及部分戰鬥部隊，在湘桂邊界的文市附近，被敵軍截斷了去路。這時一不明敵情，二不明地形，有人建議乘敵人立足未穩打過去。劉伯承沒有采納，一面讓部隊隐蔽，一面觀察敵人的動靜。他看到敵人并未發現自己的部隊，立即命令部隊繼續隐蔽詩命。天黑以後，他命令每人左臂紮一條白毛巾，一個接一個魚貫而進，終于安全脫離了敵人。過後，他對部屬說：這樣做不僅是為了部隊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不讓中央縱隊的後尾暴露。
11月25日，中央紅軍決定分4個縱隊，從興安、全州之間搶渡湘江，突破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27日部隊開始行動，先頭部隊一部奮勇穿過湘江，并控制了一段渡江地域，但後續部隊因道路狹窄、辎重過多，未能及時趕到渡口。28日，國民黨軍趕到湘江兩岸前堵後追，雙方展開激烈的戰鬥。
紅軍各部隊面對配備有飛機、大炮的優勢敵軍，浴血奮戰，擠死掩護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及直屬機關于12月1日渡江。但紅軍各部隊傷亡嚴重，第五軍團作為全軍後衛，打得尤其艱苦。第三十四師被阻于湘江東岸，幾乎全部壯烈犧牲。渡過湘江後，中央紅軍已由出發時的8.6萬餘人銳減為3萬餘人。
在激烈的戰鬥中，劉伯承始終堅持在第一線指揮。董振堂讓他先撤過江去，他說：你們都先走，我斷後。直到接到總部撤退的命令，他才騎着一匹老白馬跨入湘江，他不斷招呼司令部的人員快速前進，對緊跟在身後的一位小戰士說：”來，小鬼，拽緊馬尾巴，别讓江水沖跑了”。上得岸來，他回身看着大片倒下的烈士，四處散落的機器、裝備，滿江飄流的文件、鈔票，不禁長長地歎了一口氣，說：“這樣下去怎麼得了！”後來，他在《回顧長征》一文中描述了他和廣大指戰員當時的心情：“廣大幹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疊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于絕境，與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确路線，貫徹了錯誤的路線所緻，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
這種情緒，随着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本來打算率領紅軍到湘西與先期到達的紅二、六軍團會合，但國民黨軍搶先占領了城步、武岡地區，堵住了中央紅軍北上的通路。中央紅軍遂沿西延山脈進入貴州東部。12月15日.前鋒紅二師，擊潰黔敵1個團，攻占黎平。軍委縱隊17日入城，在這裡休整了3天。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會上采納了毛澤東的意見，放棄到湘西會合第二、六軍團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同時，不顧李德的反對，中革軍委任命劉伯承為紅軍總參謀長，并兼任中央縱隊司令員。23日，博古來到第五軍團駐地洪州司，向劉伯承傳達了政治局會議精神和中革軍委的任命。
黎平會議後，紅軍準備北渡烏江，西向遵義前進，左、中、右三路直插烏江南岸。中路是由劉伯承統一指揮的中央縱隊和紅一軍團第二師、幹部團。
劉伯承命令第二師第四團在豬場（珠藏）對岸開辟渡口。他親自帶領紅一方面軍工兵連和幹部團工兵連在江邊試驗架設浮橋。眼前的烏江約有250米寬，水深浪高，對于沒有船隻和相應器材的紅軍來說，架橋的任務十分艱巨。
劉伯承發動大家獻計獻策，終于想出了利用竹、石搭浮橋的辦法，以竹筐裝填重石代替鐵錨，以多層重疊的竹筏充當橋墩，中間再以竹筏連接起來，上鋪木闆作橋面。
豬場是黔軍江防司令部所在地，附近派有2個團在烏江北岸扼險固守。
紅四團以強渡結合偷渡的手段，從江界河突到烏江北岸，乘勝攻占豬常工兵部隊在劉伯承的指揮下及時架起了一座寬5米的浮橋。1935年1月3日下午，中央縱隊和第五軍團等順利通過了浮橋。毛澤東走上了浮橋，不住聲地贊歎：“真了不起，我們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起這樣的橋。”與此同時，左路縱隊第三軍團從茶山關強渡，右縱隊第一渾團、第九軍團從回龍場強渡。
中央紅軍勝利地突破了烏江天險。
一過烏江，劉伯承立即率部奔向團溪，行軍途中，他向二帥第六團政治委員王集成交代奪取遵義的任務：從團溪過新嘗龍坪場，離遵義城30公裡，有個小鎮叫深溪水，駐有敵人1個營，這是遵義的外圍據點。你們團的任務，是斬斷遵義敵人的觸角，還不要讓他知道，要秘密，要全殲，不許有一個漏網，否則給遵義守敵通了消息，就會增加我們攻城的困難。他強調說：“現在，我們的日子是比較艱難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傷亡少，還要節省子彈。這就需要多用點智慧！”
王集成堅定地表示：”我們一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全殲這股敵人，不使一人漏網。”
談話間，參謀送來一封萬萬火急的電報，劉伯承接過一看，見是朱德總司令發給他和三軍團領導彭德懷、楊尚昆的。命令第三軍團渡江後以1個師截斷遵義、貴陽間交通，另1個師加入攻占遵義的行動，并暫歸他統一指揮。
他不禁喜上眉梢，說：“這下可更好了。三軍團截斷了貴陽到遵義的交通，我們就不必顧慮敵人來援兵了。他們還派一個師來跟我們協同作戰，可以有把握地攻占遵義。”
王集成說：“王家烈的雙槍兵我們領教過，一定能拿下來。”
天下着大雨，紅六團在劉伯承的率領下出發了。大雨給部隊行軍增加了困難，但也麻痹了敵人。深溪水的敵人以為大雨之夜不會有情況，盡情打起了麻将、牌九，午夜過後才放膽入睡。睡興正濃，不料紅軍突然打進了鎮子。
許多敵兵被槍聲驚醒，來不及穿衣服就當了俘虜，敵營長企圖逃竄被打死了。
紅六團圓滿地完成了任務，插到了遵義近郊。
為了詳細了解遵義城防的情況，王集成從俘虜中找了一個連長、一個排長和十幾個出身貧寒的士兵，向他們講清紅軍的俘虜政策，說明紅軍是打倒軍閥地主，為了窮人翻身解放而戰鬥的。王集成對俘虜說：“我們今天就要打遵義，誰了解遵義的情況詳細報告，說得對的事後有賞。”那個連長一聽，急忙站起身來說：“長官，紅軍時我們這麼好，小人那敢不效勞。”接着他說出了遵義的城防工事和守敵的位置，并畫了一張草圖。另外的俘虜作了補充，證實連長說的是真的。談完話，發給他們每人3塊銀元。他們捧着銀元說：“我們當官的說你們殺人放火，抓住俘虜挖眼掏心，我們剛被俘時真害怕，沒想到你們是這樣好的人。”
遵義城的底細摸清楚了，紅軍手裡又掌握着一批俘虜，王集成與團長朱水秋研究後，決定化裝成敵人，利用俘虜去詐城，打個便宜仗。他們把這個想法報告了劉伯承，劉伯承聽了非常贊同：“很好，這就是智慧。不過裝敵人一定要裝得象，千萬不能讓遵義守敵看出來。”
很快，第一營第三連和偵察排及全團20多個司号員，都換上了敵軍的服裝，讓那被俘的連長和十幾個士兵走在最前面帶路。乘着夜色，隊伍順利地到達遵義城門口。城樓上的黔軍哨兵盡管盤問得十分細緻，因為有俘虜答話，所以守門的士兵毫無戒備地打開了城門、紅軍戰士一擁而入，一下子把城樓上的敵人收拾掉了。20多個司号員一齊吹起了沖鋒号。後續部隊象潮水和疾風一般向城内沖去。敵人也搞不清來了多少紅軍，早已失去抵抗能力，一部被俘，一部從北門逃走。駐守遵義的黔軍教導師師長侯之擔，幾天前就已聞風逃走了。
劉伯承立即将襲占遵義的經過報告朱德。1935年1月7日21時10分，中革軍委通告全軍：“我二師今2時已襲占遵義，敵由北門潰退，我正乘勝追擊中。”遵義守軍北逃的方向是婁山關、桐梓。婁山關離遵義90裡，是黔北連綿大山中的一道著名險隘，像一把鐵鎖鎖住了遵義通往四川的出路。如果不及時控制婁山關，中央紅軍下一步的行動将受到極大的限制。想到這一點，劉伯承與聶榮臻立即趕往第二師駐地。第二師進城後正在号房宿營。劉伯承、聶榮臻一到就說：“不行不行，四團不能休息，有任務。”第四團團長耿飚、政委楊成武迎上來。劉伯承接着解釋說：“六團實際上是智取遵義，因此，敵人有3個團的兵力從北門逃走了。這是一股後患。必須殲滅這些敵人。”說着，又指着剛剛展開的地圖向耿飚、楊成武下達命令：“你們立即出發，去占領婁山關，然後占領桐梓。這個任務很重要。”聶榮臻在一旁補充說：“六團昨天比較疲勞，這下該用着你們這個主力團了。怎麼樣？”“堅決完成任務。”耿飚、楊成武齊聲回答。劉伯承、聶榮臻微笑有點點頭。劉伯承又對戰鬥作了具體布置，要求第四團“奪關快、傷亡少”。第四團以急行軍的速度趕到了闆橋鎮。根據劉伯承“奪關快、傷亡少”的指示，第四團領尋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和充分的準備。經過偵察和調查，他們認為不宜正面硬攻，而應采取正面佯攻，側翼抄襲的戰術才能奏效。要實行抄襲必須有路。
在一位老獵人的幫助下解決了這個難題。這位獵人說，早年間從闆橋鎮到婁山關，一直靠一條小道通行，後來修了公路，這條小道便無人再走。第四團領導據此作出了戰鬥部署，以大部兵力擔任正面主攻，以偵察隊和小部分兵力走小路迂回側後。1月8日，第四團發起了攻關戰鬥。正當守關黔軍集中力量進行正面防禦時，不防紅軍迂回部隊從背後殺了上來。在紅軍前後夾擊下，黔軍很快被摧垮，殘存者慌亂地向北逃竄。第四團一路尾随猛追，于當天占領了桐梓城。第四團的勝利行動實現了紅軍總部打開入川通路的意圖。
同一天，朱德下令劉伯承兼任遵義警備司令，由幹部團擔任遵義警衛工作。
并将各軍團分别部署到遵義周圍和烏江北岸，防備南北兩個方向上敵人的可能進攻。
這時蔣介石派空軍偵察，得到的報告是紅軍在遵義、桐梓、仁懷一帶集結，動向不明。蔣介石批準“追剿軍總指揮”薛嶽的請求，令第一縱隊吳奇傳部集結在貴陽、清鎮一帶整訓待命；第二縱隊周渾元部在烏江南岸對遵義紅軍警戒。紅軍獲得了寶貴的休整機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從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了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博古、洛甫、周恩來、朱德、毛澤東、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何克全）。擴大的參加者有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總參謀長劉伯承、第一軍團長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第三軍團長彭德懷、政治委員楊尚昆、第五軍團政治委員李卓然、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軍事顧問李德和翻譯伍修權。會議由總書記博古主持，他作了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主要是強調客觀原因，強調敵人的強大，作為不能在中央根據地粉碎第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紅軍總政委周恩來作了副報告。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了反報告。接着，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系統地批判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具體地闡述了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戰術和今後在軍事指揮上應采取的正确方針，成為遵義會議決議的基矗會上，朱德、李富春、劉伯承、聶榮臻、彭德懷等都發了言。
遵義會議決議指出：“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一切事實證明我們在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此外，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博古同志特别是華夫同志的領導方式是極端的惡劣，軍委的一切工作為華夫同志個人所包辦，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懲辦主義有了極大的發展，自我批評絲毫沒有，對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采取各種壓制的方法，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是被抹煞了。
在轉變戰略戰術的名義之下，把過去革命戰鬥中許多寶貴的經驗與教訓完全抛棄，并目之為‘遊擊主義’，雖是軍委内部大多數同志曾經不止一次提出了正常的意見，而且曾經發生過許多劇烈的争論，然而這對于華夫同志與博古同志是徒然的。一切這些，造成了軍委内部極不正常的現象。”“政治局擴大會議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這方面的嚴重錯誤，他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他對于華夫同志在作戰指揮上所犯的路線上的錯誤以及軍委内部不正常的現象，不但沒有及時的去糾正，而且積極的擁護了助長了這種錯誤的發展。”
政治局擴大會議撤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接着在行軍途中，又組成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小組，代表政治局常委領導軍事。從此，無論在政治方面還是軍事方面，毛澤東的意見都受到了尊重，事實上确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領導，結束了第三次“左”傾路線在中共中央的統治地位。
在遵義會議上，劉伯承和聶榮臻建議，紅軍應打過長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據地。他們提出，四川條件要比貴州好得多。一是有第四方面軍在川陝根據地做接應；二是那裡人稠物豐，利于紅軍活動和發展；三是四川交通閉塞，當地軍閥向來排外，蔣介石想往裡大量調兵不易。中共中央采納了這個意見，并于1月22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軍委名義發出《關于第四方面軍配合野戰軍轉入川西的指示》：“為選擇優良條件，争取更大發展前途計，決定我野戰軍轉入川西，拟從滬州上遊渡江，若無障礙，約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預計沿途将有許多激烈的戰鬥。這一戰略方針的實現，與你們的行動有密切關系，為使四方面軍與野戰軍乘蔣敵尚未完全入川實施圍剿以前密切的協同作戰，先破川敵起見，我們建議，你們應以群衆武裝與獨立師團向東線積極活動，鉗制劉湘敵，而集中紅軍全力向西線進攻。”
第二節巧渡金沙江
當中央紅軍經桐梓、習水渡赤水河北上時，立即引起敵人極大的恐慌。
四川軍閥劉湘急忙抽調兵力至川黔邊境布防，派郭勳祺師四處遊弋，并封鎖長江，防止中央紅軍北渡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中央紅軍進至滇東北紮西（今威信）時，薛嶽的“追剿軍”8個師已從烏江南岸趕來。由于土城一仗未能消滅郭勳祺師，敵又大軍雲集，中革軍委遂放棄在泸州渡江的企圖，突然甩開敵人，揮戈東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婁山關，1935年2月27日黃昏占領遵義新城，28晨占領遵義老城，擊潰黔軍王家烈部3個團，接着又擊潰了國民黨中央軍吳奇偉部兩個師。曆經5天的遵義戰鬥，共斃傷敵2400餘人，繳槍1000餘支，子彈約10萬發，輕重機槍數十挺，是長征以來第一個大勝仗，嚴重地打擊了敵人，極大地鼓舞了紅軍指戰員的士氣。為了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3月初，中央紅軍自遵義再次西進，占仁懷，由茅台三渡赤水河，作入川姿态，調動敵人至川黔滇3省邊界地區堵截，随後卻突然回頭，由川南折回貴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經楓香壩，南渡烏江，直逼貴陽。這時候，蔣介石正在貴陽“督剿”，慌忙調滇軍主力6個旅來畢節、大定（今大方）、黔西，以解貴陽之圍；又令薛嶽的“追剿軍”返回餘慶、石阡布防，防紅軍打回湘西與第二、六軍團會合。紅一軍團包圍貴陽東南的龍裡，虛張聲勢，迷惑敵人，紅軍主力穿過湘黔公路，一路往西，直指昆明，與馳援貴陽的滇軍東西對進，一天走120裡，連克定番（今惠水）、廣順、興義等縣，渡北盤江，4月下旬，攻克沾益、馬龍、尋甸、嵩明，逼近昆明。
這時滇軍主力己全部東調，吓得國民黨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膽顫心驚，隻好調集民團守城。
中央紅軍佯攻貴陽，調出滇軍，這就為北渡金沙江，實現遵義會議決定的轉入川西創立新根據地的方針，創造了有利條件。4月29日，中革軍委發出速渡金沙江的指示。5月2日，朱德命令左縱隊第一軍團從龍街方向渡江，右縱隊第三軍團從洪門渡方向渡江，中央縱隊和第五軍團在皎平渡方向渡江。并命令劉伯承率幹部團1個營及總部工兵營1部，于4日上午趕到皎平渡架橋，同時偵察上遊各渡河點。
劉伯承受命後，立即來到幹部團，與團長陳赓、政治委員宋任窮研究，挑選第三營去完成搶占皎平渡的任務。第三營是政治營，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比較強。因陳赓負傷，确定宋任窮随第三營行動。劉伯承說：“任窮啊！
限我們4号上午趕到渡口，還有明天一晝夜的時間，要走160裡，還要打仗，艱巨的任務啊！不靠黨，不靠政治，走不到啊！”根據劉伯承的指示，宋任窮對先遣營進行了深入的政治動員，說明能否搶占渡口關系到北上戰略方針能否實現，關系到全軍的前途命運。不管多麼危險艱難，有劉總參謀長帶領我們，我們一定能完成給毛主席、朱總司令和軍委縱隊開路的任務。他響亮地提出：渡過金沙江，搶占渡口；過了江如大部隊過不去，要準備獨立作戰。
劉伯承想到了遵義詐城的經驗，叫先遣分隊都換上國民黨軍隊的服裝，大搖大擺地向江邊急進，沿途遇到幾股民團，一律不與糾纏，隻說：“共軍要在這裡過江，我們去執行任務，封鎖渡口。”經小倉、龍海塘、施各拉、石闆河、腳納來到離江30公裡的杉落樹時，一個大胖子區長出來歡迎。劉伯承與宋任窮帶了幾個警衛人員來到了區公所。胖區長說：“上峰來了命令，要燒船封江。”劉伯承一邊喝水一邊說：“我們也是來執行這個任務的，你把公文拿來看看。”胖區長趕緊從抽屜裡取出公文遞上來。劉伯承問：“船你燒了沒有？”胖區長怕受責備，解釋還沒有燒的原因，“剛接到公文，還沒有燒”。劉伯承說：“很好，由我們來辦吧。”接着又問了河寬、流速、水深、守渡口的兵力等情況，問得非常詳細。一一問明之後，才厲聲告訴他：“我們是紅軍，你帶我們去找船，如果船發生問題，唯你是問。”胖區長吓得大汗淋漓，乖乖前頭帶路。宋任窮派一個偵察組跟着他。來到江邊時，船夫見幾個大兵和區長一起來了，以為區長要過江辦事，打招呼說：“回來啦！”
一個偵察員随機應變地回答：“回來了。”就這樣把兩條船控制起來了。
宋任窮政委命令前衛連連長率部先渡。連長令第三排在江邊掩護，率第一、二排分乘兩隻船首批過江，消滅了厘金局30多個保安隊人員，控制了渡口。劉伯承和宋任窮過江後，察看了渡口，水深江寬，無法架橋。在當地船民的幫助下，又找到了4隻船。劉伯承喜出望外，在江邊一山洞裡，設渡河司令部，制定了《渡河守則》，晝夜不停地組織人馬渡江。同時，向朱總司令發報：“皎平有船6隻，每日夜能渡1萬人。軍委縱隊5日可渡完。”這時第一軍團在龍街，因江面太寬，又有敵機低飛騷擾，架橋、漕渡均不成；第三軍團在洪門渡，先頭第十三團渡過江後，浮橋被激流沖垮。朱德于是下令全軍都從皎平渡過江，要求第三軍團“必須6号拂曉前趕到河邊開始渡河，限6号夜渡完”，“7、8兩日為第一、五軍團趕來渡河時間”。劉伯承獲悉全軍都從皎平渡江，立即命令宋任窮，留下工兵連守渡口，帶第三營翻山20公裡搶占通安鎮。第二營連夜出發，翻過山頭，在通安北面與敵人遭遇。來敵是川康邊防第一旅長劉元塘，聞江防有失，帶了兩個營趕來增援。宋任窮命令吹沖鋒号，第三營以銳不可擋的氣勢，一個沖鋒就把敵人沖垮了，潰兵滿山遍野都是，劉元塘急得大哭，收容殘部逃回會理去了。打完仗，指戰員們紛紛議論：“劉總參謀長指揮真是英明，昨晚要在江邊宿營，讓敵人翻過山，居高臨下壓下來，我們不知要付出多大代價呢！”
後衛部隊第五軍團第三十七團最後一批渡江。指戰員們見到了一度曾直接指揮他們作戰的劉伯承，格外親熱，紛紛打着招呼。劉伯承也很高興，大聲回答：“同志們辛苦了！你們仗打得好，打退了孤軍來追的萬耀煌部，掩護全軍安全渡過金沙江，這是個很大的勝利。你們看，金沙江的驚濤駭浪，也擋不住我們紅軍，我們全軍都安全過來了！”
從5月4日至9日，軍委縱隊及第一、三、五軍團，除第三軍團第十三團從洪門渡過江，第一軍團1個野戰醫院在魯車渡過江外，都從皎平渡渡過了金沙江。第九軍團在完成了迷惑敵人，掩護主力部隊行動的任務後，也于雲南東川渡過金沙江，在滬沽與主力部隊會合。巧渡金沙江的勝利，使中央紅軍擺脫了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赢得了戰略轉移中的主動權。當薛嶽的“追剿軍”從餘慶、石阡趕到金沙江邊時，已經是5月16日了，隻好望江興歎，徒喚奈何！
5月12日，在會理城郊的鐵廠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讨論了渡江後的行動計劃，決定繼續北上，越過大渡河，奪取西昌，實現在川西北與第四方面軍會合的目的。會議并決定劉伯承任先遣司令，運用他在川軍中的聲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條件，為全軍開路。
會議期間，紅軍攻會理城不克，繞城而過，5月16日抵德昌。守德昌的是川康邊防軍第十六旅旅長許劍霜，所轄3個團扼守豐站營、八鬥冰一帶隘口，阻截紅軍前進。許劍霜是順滬起義時劉伯承部下的團長，還曾加入過共産黨。劉怕承寫一親筆信派人送進德昌，追述舊誼，曉以大義，促其勿與紅軍為敵，使蔣介石坐收漁人之利。許劍霜見信後，派親信副官将原信送往西昌川康邊防司令劉元璋處，主張給紅軍讓路。劉元璋未置可否，許劍霜認為是默許，于16日黃昏，在豐站營、八鬥沖一帶隘口略示抵抗。即下令撤退。
紅一軍團第一師第一團于17日3時占領德昌。
劉元璋為加強西昌的防守力量，調彜務指揮官鄧秀廷率部由冕甯來援。
鄧秀廷系彜族，有正規軍兩個團，并能調動附近彜民武裝近萬人。他率部前出到兩昌南面的黃水塘時，收到劉伯承派人送來的親筆信。他通漢文，在川軍中混事多年，知道劉伯承是川中名将。信的内容是：紅軍路經貴防，不以彜民為敵，彜民打槍我不還擊，但路是一定要過的。鄧秀廷在打與不打的問題上猶豫不決。打吧，對手是劉伯承，威名久著巴蜀，連劉湘、楊森也當過他的手下敗将，何況自己這樣的能耐，自知絕不是對手；不打，又怕對劉元璋不好交待。最後辦法是：擺開打的架勢，應付劉元璋；但不開槍，免得折了老本。他把彜族軍官召集起來訓話說：“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當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準開槍。”鄧秀廷把部隊擺在大道兩邊山上，眼看着紅軍通過。有一個彜兵走火開了一槍，引起其他人也打了幾槍，鄧秀廷急忙用彜話制止。紅一軍團前鋒也未還擊，大呼“漢彜一家”、“漢彜是弟兄”，照樣前進。其時有兩架蔣介石的飛機來轟炸，鄧秀廷部未擺出指示目标的标志，飛機盲目投彈，炸死鄧秀廷部官兵幾十人。鄧秀廷随即把部隊由黃水塘高地，撤往冕甯地區。
第三節彜海結盟
1935年5月20日上午，中央紅軍先遣司令劉伯承、政治委員聶榮臻到達滬沽。第一團在團長楊得志、政治委員黎林率領下已先期到達待命，并派出偵察組到前面偵察。
由滬沽到大渡河有兩條路：一條經登相營、越西到大樹堡，由此渡河對岸就是富林，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另一是經冕甯、大橋、拖烏到安順場，是崎岖難行的山路，尤其是要通過一向被漢人視為畏途的彜族聚居區。
當日下午，劉伯承、聶榮臻接朱德來電：“據報泸沽、越西均無敵，冕甯有少數敵人”，“一軍團之第一團随劉、聶明日向登相營、越西前進，無敵情要走20裡左右。第五團由左（權）劉（亞樓）指揮，為第二先遣團，亦帶電台暫随第一團後跟進。”
晚上，劉伯承、聶榮臻聽取了偵察組關于兩條行軍道路的裡程、敵情、居民情況和給養情形的詳細彙報，又接見了中共冕甯地下組織派來的人員，基本上把敵情搞清楚了。當面在大渡河布防阻截紅軍的是劉文輝的第二十四軍，其第四旅在左，守滬定橋一帶，第五旅在右，守安順場至富林一帶。另據傳聞，劉湘部1個旅正向富林開進中，明日可到。劉伯承說：“敵人顯然判定我軍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把富林作為防守的重點。我軍如從富林渡河，正遇敵軍主力，不易成功。是否建議軍委改變一下行軍路線，走冕甯、安順場這條小路。不過這條路要經過大涼山彜族區。彜族分黑彜白彜，黑彜是純粹的彜人血統，白彜是彜漢混血兒，他們内部有矛盾，但生産落後，生活水平都很低，主要矛盾是與漢人的矛盾。由于曆史上反動統治階級的民族壓迫政策，他們對漢人疑忌很深，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過。”聶榮臻說：“不管他黑彜白彜，我們用黨的民族政策感動他們，總比劉文輝好說話，我們建議軍委改走小路吧。讓左權、劉亞樓帶第五團往越西方向佯動，迷惑敵人。”
劉伯承立即起草了電報，交電台發出。但因中革軍委處于行軍狀态，聯系不上。一直到第二天中午，部隊已成行軍隊形，“通司”（翻譯）也找好了，電台還在呼叫。劉伯承與聶榮臻商量，決心先遣隊第一團先開冕甯，到冕甯後再與中革軍委聯系。出發前，劉伯承對部隊作了動員：“今天我們到冕甯，冕甯過去是彜人的城市，後來彜人被反動統治者趕到山上去了。過了冕甯，就是彜族區了。有一種傳說，《三國演義》上諸葛亮七擒孟獲，就是在這個地區，至今有孔明寨、孟獲城等遺址。彜人對漢人疑忌很深，語言又不通，他們會射箭打槍，但他們不是奉蔣介石的命令，他們和國民黨軍隊不是一回事。我們要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廣泛宣傳朱總司令安定彜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過彜族區。沒有聶政委和我的命令，誰也不許開槍。”說罷，隊伍就出發了。20日晚9時，劉伯承和聶榮臻率第一團進入冕甯。中共冕甯地下組織在陳野萍、廖志高的領導下，積極做好了解放冕甯的準備。隻見街頭貼滿花花綠綠的标語，居民門前紅燈高懸，洋溢着對紅軍的一片愛戴和歡迎之情。
劉伯承、聶榮臻入城後，設司令部于天主教堂。聶榮臻親自召見神職人員，說明共産黨和紅軍保護宗教，并用法語與幾位法國修女交談，勸她們不要驚慌。21日上午，參謀高興地向劉伯承報告，與軍委電台聯系上了。劉伯承說：“用我和聶政委的名義立即将‘偵察報告’上報軍委。”中革軍委接電後，完全同意劉伯承、聶榮臻的建議，紅軍主力改經冕甯、安順場北進。5月21日，朱德向各部隊發出了改道的命令，并指示劉伯承、聶榮臻于24日前控制安順場渡口。
劉伯承、聶榮臻率先遣隊由冕甯城來到大橋鎮。由大橋鎮經額雞、俄瓦、園包包到俄瓦垭口，這一帶是彜漢雜居區。再從俄瓦垭口經一碗水、海子邊、北沙村到喇嘛房，便屬于拖烏彜族聚居區了。這裡山勢更加險要，道路崎岖，樹木蔥茏，野草叢生，便于隐蔽，山澗之上往往隻搭有一根獨木橋，易守難攻。早晨先遣隊前衛連剛到喇嘛房，就被手持棍棒、長矛、弓箭、土槍等各式武器的彜民堵住了去路。他們用彜語大聲吆喝着，互相聯系，人越聚越多。
工作團的馮文彬帶着“通司”上去答話。一個小頭目說：“娃娃（指白彜）們要點錢讓你們通過。”馮文彬問：“要多少？”對方回答：“要200塊。”
馬上給了他們200塊銀元。大家一搶而散。一會兒，又來一群彜民要錢，說剛才給的是羅洪家的，我們是沽基家。又給了200元。正在交涉之際，後面來人報告：工兵連遭到襲擊，被抓去的人，剝光了衣服，放回來了。
前衛連隻好停止前進。肖華、馮文彬等出面宣傳黨的民族政策，說明共産黨、紅軍與國民黨“官兵”不同，希望彜民同紅軍聯合起來，打倒漢官，打倒壓迫人民的軍閥，打倒漢人的财主，分财主的衣服糧食。紅軍來此，隻是借道過路，決不住宿。經過一陣談話之後，一個小頭目說：“我去找爺爺來。”過了一會，來了一個高大的漢子，打着赤膊，圍着一塊麻布，赤足，披頭散發，後面跟着十幾個背梭镖的青年。來人自我介紹：“我是沽基家的小葉丹，要見你們司令員，我們大家講和不打。”于是肖華先去向劉伯承、聶榮臻報告，馮文彬陪同小葉丹在後面跟來。
小葉丹等人來到彜家海子邊時，劉伯承已經在這裡等候了。一見小葉丹，他非常高興地迎了上去。小葉丹見來者身材魁偉，後面跟着幾個士兵，知是紅軍部隊的司令員，連忙取下頭上的帕子，準備叩頭行禮。劉伯承一把上前扶住，不讓他行此大禮。兩人在海子邊坐定，開始了親切、誠摯的交談。小葉丹解釋說：“今天在後面打你們的不是我，是羅洪家。聽說你們要打劉文輝，主張彜漢平等，我願與司令員結義為弟兄。”劉伯承說：“那些欺壓彜民的漢人，也是紅軍的敵人，我們結義是為了反對共同的敵人。”接着，進行結盟。儀式按彜家規矩簡單而莊重：一位彜民拿來雞，因為沒有帶酒，用碗在海子裡舀了一碗清水，一手持刀，一手拿雞，拉破雞脖，雞血滴在碗裡，清水立即變成了殷紅色。然後将“血酒”分作兩碗，分别擺在劉伯承和小葉丹面前。幾個紅軍小戰士看着有趣，不禁發出了笑聲。又見劉伯承面色莊重，誰也不敢笑了。一切準備妥貼之後，劉伯承與小葉丹虔減地并排跪下。面對着蔚藍的天空和清澈的池水，劉伯承高高地舉起大碗，大聲發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劉伯承與小葉丹今天在海子邊結義為兄弟，如有反複，天誅地滅。”說罷，将“血酒”一飲而荊小葉丹也端起大碗，同樣起誓：“我小葉丹今日與劉司令員結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雞一樣死。”說罷，也一飲而荊這時，夕陽西下，把高高的林梢染成一片青紫，海子裡灑滿了耀眼的金光。劉伯承請小葉丹等到大橋鎮赴晚宴。小葉丹帶領一群彜民頭領欣然前往。劉伯承素知彜民嗜酒善飲，叫把大橋鎮的酒全部買來。晚宴在一個保長的宅院裡舉行，這裡駐着紅軍先遣隊司令部。席間，小葉丹對劉伯承說：“明天我要沽基家的娃子到山邊接應你們過境。羅洪家的人搶了你們的東西，還抓了你們的人。如明天羅洪家再來，你們打正面，我們從山上打過去，打到林了裡，把全村都給他燒光。”他這種義氣是真誠的，但他們兩個部落有宿怨，也有借紅軍的力量出口氣的意思。劉伯承向他解釋說：“彜族内部要團結，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們要共同對付鎮壓你們的反動政府和軍閥。”又伸出手比劃說：“一個指頭沒有勁，十個指頭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
我們共同的敵人是國民黨反動派。”飯後，劉伯承把一面紅旗贈給小葉丹，上書“中國夷民紅軍沽雞支隊”，任命小葉丹為支隊長，他的弟弟古基爾拉為副隊長，并當場寫了委任狀，小葉丹喜形于色，神采飛揚。劉伯承又給他講了一些革命道理，這個純樸的漢子把劉伯承的教誨深深記在心頭。當晚即住在先遣隊司令部。
第二天早飯後，先遣隊再次進入彜民區。小葉丹跟着前衛第六連走在前頭。爬上頭一個山垭時，見十幾個沽基家的彜民拿着紅旗，背着長槍，齊聲歡呼着上了山頂，這是他們村寨的入口。隻見他們都排好了隊，笑眯眯地表示歡迎。一些青年和兒童，還主動接近紅軍指戰員，雙手比比劃劃，配合一些漢話的詞句，說明他們的心意。指戰員們有的送給他們鞋子，有的送給他們毛巾，得到的人歡呼雀躍，民族團結的氣氛非常熱烈。劉伯承和聶榮臻來到時，小葉丹有依依不舍之意。他告訴劉伯承說：“我不能再走了，前面不是我管的地方了。我派4個人送你們到前面的村寨，另外挑選20個人到紅軍裡來學習軍事，學會了回來打劉文輝。”劉伯承說：“後面紅軍大隊還多，拜托你一定把全部紅軍安全送過彜區。紅軍走後你要打起紅旗堅持鬥争，将來我們會回來的。臨别之前，送你一點薄禮。”這時，警衛員擡過擦得油亮的10支步槍。小葉丹大受感動，堅持要把他騎坐的一匹精壯的大黑騾子，送給劉伯承。
先遣隊繼續前進。一路經過雀兒窩、拖烏、魯壩、鐵寨子等，經過彜人交涉，都得順利通過。過一個村寨換一個帶路的彜人向導，交接很有秩序。
小葉丹忠實地執行了劉伯承的囑托，将彜民組織起來，護送紅軍後續部隊過境。他晝夜奔忙，往返于大橋鎮和筲箕灣，經過7天7夜，紅軍大隊一路暢行無阻，安全通過彜民區。
紅軍走後，小葉丹打起了紅軍彜民支隊的旗幟，在因傷留下的紅軍某部政治委員的幫助下，與羅洪、洛伍家聯合起來，發展到1000多人，堅持了5年的鬥争。1941年彜族敗類鄧秀廷在反動軍閥的支持下，挑撥離間，分化了三個家支的聯盟，鎮壓了彜民革命，抓住了紅軍政委。小葉丹傾家蕩産湊了1500兩銀子給鄧秀廷，把紅軍政委贖了出來。後來小葉丹和沽基爾拉的委任狀被鄧秀廷搜去，以“通共有據”，在大橋鎮慘遭殺害。小葉丹在被捕前，含着熱淚告訴自己的妻子和弟弟沽基尼爾：“隻有共産黨、紅軍講民族平等，把我們彜人當人看。這樣有信有義的軍隊一定會回來的。劉伯承這樣有信有義的大人物是絕不會騙人的。萬一我死了，你們一定要保護好這面旗幟，将來交給劉司令員。”
第四節強渡大渡河
通過彜民區，過岔羅，離安順場渡口還有70裡。先遣隊第一團繼續急行軍。後面第二、三團已在師長李聚奎、政治委員黃d的率領下跟上來了。先遣隊司令部夾在中間。劉伯承披着他那件從白區帶來的方格灰大衣，跨着老白馬，匆匆朝前走。走着走着，忽然喃喃自語起來：“有船我就有辦法！有船我就有辦法！”随行的警衛員看着他消瘦的面容和焦慮的神色，很為他擔憂。一個說：“看！總參謀長自己跟自己說話呢。昨天夜裡他說夢話，反來複去老是這句話，你聽見沒有？”另一個說：“聽見了。他是先遣隊司令，挑着千斤重擔哪！”
大渡河兩岸都是橫斷山脈，崇山峻嶺。在安順場渡口，河幅有300多米寬，流速每秒4米，水深30米。河底亂石嵯峨，形成無數旋渦，俗稱竹筒水，可讓鵝毛沉底，水性多好的人也不能泅渡。由于水深流急，不能架橋。船橫渡時，要先拉牽到上遊2裡許，放船後，要有經驗的艄公掌舵，十餘名船工篙橹齊施，與流速形成一種合力，使船體沿一條斜線沖到對岸。對岸渡口有石級，如對不正，碰到兩側石壁上，則船毀人亡。盡管如此兇險，紅軍必須過渡，最重要的就是要搞到船。
5月24日晚上8、9點鐘，翻過一座山梁，就聽見空隆空隆的響聲，這就是令人生畏的大渡河了。從山腰向下望去，有一片星星點點的燈光，那就是先遣隊要奪取的渡口安順常劉伯承下令部隊停下來隐蔽休息。
劉伯承讓警衛員去找第一團第一營營長孫繼先。根據預定的計劃，第一團第一營是主攻部隊，第二營向大渡河下遊佯動，第三營為預備隊。孫繼先奉命快步趕來。他剛想請示首長有什麼指示，聶榮臻卻先問他：“孫繼先，你知道石達開嗎？”孫繼先回答說不知道。聶榮臻繼續說：“石達開是太平天國的翼王，率領2萬多人來到大渡河邊的安順場，也就是我們今天到的這個地方，可沒有渡過去，在清兵的追擊下，全軍覆沒了。現在蔣介石派飛機撒下傳單來，說前有大渡河，後有金沙江，國民黨有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朱毛紅軍插翅難逃。要讓我們變成第二個石達開。”孫繼先這才明白聶榮臻為什麼提起石達開，他幹脆地說：“管他十達開、九達開，我們一定能過河，我們一定能勝利。”劉伯承接上話說：“我們會不會成為石達開，這就看你們的了。”“請總參謀長交待任務！”孫繼先代表全營請戰。劉伯承繼續說：“安順場守敵不多，也是一個營，雖是劉文輝的部隊，但隻是當地胞哥一類人組成的民團武裝。你馬上率領一營去完成三個任務：第一，殲滅安順場的全部敵人，殲滅後，點一堆火，作為信号；第二，部隊占了安順場後，迅速找船，再點一堆火；第三，把一切渡河工作準備好後，再點一堆火，我們後續部隊馬上就到。明白嗎？”“明白了。”孫繼先知道這先頭營任務的無尚光榮和無比艱巨，找船和渡河的成敗關系着全軍的命運，渾身的血液都沸騰起來了，恨不得一步就奔回去，組織全營行動。
孫繼先回到營部，把各連幹部都找來了，扼要地傳達了劉伯承、聶榮臻交給的任務，研究了各連的戰鬥分工：帶一連攻正面，從安順場南面沖；第三連從西南沖；第二連和營部重機槍排從東南沿河邊沖，第二連并負責找船。
晚上10點鐘，部隊開始行動。
守在安順場的是劉文輝第二十四軍第五旅的韓槐階營。他毫無防備，滿以為紅軍會從大樹堡過河。因為在前一天，紅一軍團參謀長左權、第二師政治委員劉亞樓，奉命率第二師第五團攻占了離安順場20餘裡的大樹堡，造船紮筏，大造在那裡渡河的聲勢，并揚言要打到雅安、成都。這就有力地掩護了紅一團的行動。當第一營沖入街心的時候，敵哨所裡還傳出胡琴和唱戲聲。
第一營指戰員順利地解決了敵人的哨兵，包圍了營部，敵人非死即逃。忽然河邊響起了一陣槍聲。第二連的一個戰士跑到營部報告：“營長，找到了一隻船。”孫繼先聞言連忙跟着向河邊跑去。隻見月光下一隻小船漂在水面上，幾個戰士正緊張地用手拉住它。船邊有幾個俘虜狼狽地站在水中。原來這是南岸唯一的一條船。是從西昌逃回家來的一個敵營長留下來的，準備風聲一緊就乘着它逃到北岸去。孫繼先想：找到了船，接下來的任務就是把船弄到上遊一、二裡處，作好渡河的準備。于是他指揮戰士們推船，誰知逆水推船，一推轉一個圈，急得他滿頭大汗。不知不覺到了25日淩晨3點多鐘了。
劉伯承和聶榮臻心急如焚。一次又一次派警衛員站在山坡上看信号，一直等了大半夜，聽到了槍聲，但不見火光。派人偵察了一下，說敵人已被消滅，一營占領了渡口。于是，他們親自趕到了河邊。劉伯承一邊走一邊喊：“孫繼先！孫繼先到哪裡去了？”孫繼先聽見叫他，趕緊答：“我在這裡。”
劉伯承說：“孫繼先啊！你該死！你為什麼不發信号？”孫繼先這才省悟過來：光顧推船了，忘了點火，叫首長着這麼大的急，心情非常不安。聽孫繼先彙報了戰鬥和找船的經過，劉伯承焦躁的心情平靜下來了。他從内心裡喜歡這些下級指揮員和戰士們，甚至流露出感激他們的心情。是他們的勇敢、機智，殲滅了敵人，占領了渡口，找到了船，是他們在創造紅軍萬裡長征的曆史。他做夢、走路都想的一隻船，終于搞到手了。“有了船我就有辦法。”
這個意念又浮上腦際。轉念及此，他馬上變了口氣，慈祥地說：“好吧！一營睡覺，等天亮時，把全街能買到的好吃的東西都給你們吃，早飯以後強渡。”
旭日東臨，霧氣蒸騰。一向沉寂的大渡河畔顯出了生氣。一位40多歲的老船夫帶着20多名身強力壯的小夥子來受領任務。原來，劉伯承一到安順場，就派參謀去找一個有經驗的船夫來。先了解河寬、水深、流速、敵情等，又問全村有多少隻船，有多少船夫，最後給他講多串連一些船夫，幫助紅軍渡河。報酬是優厚的，連萬一發生不幸的後事都作了安排。那船夫說：“村裡的船都被搶到對岸去了，劉家軍①還要強迫老百姓搬家，要把安順場燒光，所以各屋附近都堆着柴。大家都恨劉家軍，願意幫助紅軍，隻是沒有船。”
劉伯承說：“船我們想辦法，你去串連同行吧。”當老船夫聽說紅軍找到了船，一清早起來就帶着人來了。他帶領大家把船拉到上遊起渡點系好，把水手分成兩班，做好了渡河的準備工作。
7點多鐘，一營在岸邊集合了。幹部、戰士們争當突擊隊，争坐第一隻船，鬧嚷嚷吵個不休，以緻任務分不下去。當然，大家心裡全明白：這不是遊山玩水，不是龍舟競渡，這是戰鬥，是九死一生的戰鬥。在對岸敵人的火力封鎖下，從礁石錯列、水深流急的大渡河強渡，這要冒多大的危險！但紅軍指戰員卻要争，要搶，要争坐第一隻船。在争執不下的情況下，聶榮臻發話了：“算了，不要争了。由你們營長下命令吧，叫誰去誰去。”這時全營才安靜下來，幾百雙眼睛一齊盯着孫繼先。孫繼先跟團長楊得志小聲交談了幾句，宣布二連組織突擊隊。二連三個排又是一番争執，最後由連長點名，挑選了17個人，他們是：連長熊長林，二排長曾會明，三班長劉長發，副班①指劉文輝的軍隊。
長張克表，戰士張桂成、肖漢堯、王華亭、廖洪山、賴秋發、曾先吉，四班長郭世蒼，副班長張成球，戰士肖桂蘭、朱祥雲、謝良明、丁流名、張萬清。
人員挑選完畢，給每人裝備一支駁殼槍、一挺花機關（沖鋒槍）、一把馬刀，還有8顆手榴彈。在熊長林的帶領下，登上了第一船。這就是著名的強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
劉伯承舉着他那單筒望遠鏡仔細觀察對岸敵人的工事和火力點，看過來，又看過去。待突擊隊準備完畢，他轉頭問參謀：“趙章成來了沒有？”
參謀回答：“迫擊炮已經架好了。”劉伯承說：“叫趙章成瞄準對岸那兩個碉堡。我們就幾發炮彈了聽命令，一定要打準。”他取出懷表看了看，正好9點整，擡頭對楊得志說：“開始！”楊得志命令：“輕重機槍掩護，強渡開始！”嘹亮的沖鋒号吹響了。輕重機槍火力一齊向對岸敵人進行壓制射擊。
系在岸上的船纜解開了。小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斜漂過去。敵人的機槍彈在小船四周“簇！簇！”落水，濺起朵朵浪花。大家的心情一陣緊似一陣。這時，劉伯承、聶榮臻都走出了工事，站在岸邊。為了首長的安全，沖鋒号停止了。劉伯承說：“号音為什麼停了呢？繼續吹！”這時，肖華幾步跑上去，從司号員手裡奪下号來，甩了兩甩，挺起胸膛吹起來。團裡的沖鋒号響了，各連的司号員也跟着吹起來。劉伯承與聶榮臻不顧個人安危，故意暴露目标，目的在分散敵人火力。岸上的幹部戰士們，情緒激昂，都争着朝前站，把劉伯承和聶榮臻擠到後邊去。此時，大家都是一樣的心情：打吧，向我們打吧，隻要别打中我們的船就行。紅軍6挺重機槍，幾十挺輕機槍從不同的角度向敵人密集射擊，壓得敵人扒在工事裡擡不起頭來。
船靠岸了。登陸點有40多級石階，隻有這個地方可以上岸。17名勇士飛身下船。敵人的手榴彈、滾雷從上面甩下來。勇士們利用石階的死角隐蔽，競沒有傷亡。然後，登上石階，一排手榴彈奪取了岸邊的工事，向敵人的碉堡靠近。敵人欺紅軍人少，一個軍官指揮着200餘人從碉堡裡和散兵壕裡鑽出來反沖鋒。劉伯承舉着望遠鏡一邊觀察一邊說：“叫趙章成開炮。”趙章成真不愧為神炮手，第一炮就打在敵人碉堡頂上，接着兩炮打在敵人的隊伍中。敵人死傷很大，頓時大亂。勇士們乘勢沖鋒，占領了主要工事，殘敵向後潰退。
後續部隊一船一船晝夜不停地渡。船的最大容量可坐40人，往返一次要1個多小時，直至26日上午10點，第一團才全部過河。劉伯承一計算，照這種渡法，全軍過河要一個多月。這是敵情所不允許的。據總部通報，敵薛嶽縱隊26日已進抵西昌以北的禮州，楊森的第二十軍先頭部隊，已達峨邊以西的金口河，離安順場隻有幾天的路程。劉伯承又陷入了深深的焦慮中。他指示工兵連，千方百計地架橋，同時令各連千方百計地找船。工兵連根據他的指示立即劈竹紮排，作架橋的探索，搞了幾次都失敗了。用8根二号鐵絲緝纜，隻系上3個竹排，放入水中，即被激流沖斷。劉伯承得報後，自言自語地說：“看來架橋是不可能了??”中午時分，參謀報告：“毛主席、朱總司令、周副主席來了。”劉伯承親自到村頭迎接，陪同到先遣司令部休息。午飯時，用繳獲的米酒招待中央領導。毛澤東端起大碗米酒高興地說：“祝賀先遣司令和幹部戰士們！”接着幽默地問起劉伯承：“諸葛亮七擒七縱才使孟獲心服。你怎麼一下子就說服了小葉丹呢？”劉伯承謙虛地說：“主要的是我們嚴格執行了黨的民族政策。”毛澤東又問：“你跟小葉丹結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嗎？”劉伯承說：“那當然，彜人最講義氣，他看我誠心誠意，才信任我們。”毛澤東又問：“那彜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還是先跪右腿呢？”這下把劉伯承給問住了。
周恩來岔開話題說：“後續部隊通過彜族區時，小葉丹打着‘中國紅軍彜民沽雞支隊’的旗幟出來歡迎，伯承、榮臻他們簡直把彜區赤化了。”朱德說：“先遣隊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功勞不校”聽到這裡，劉伯承答話：“總司令先别論功行賞，我正為這大渡河架不起橋來犯愁呢。”接着詳細彙報了過渡和架橋的情況。經過研究，毛澤東歸納大家的意見說：“好吧，我們兵分兩路。一師和幹部團在這裡渡河，為右縱隊，歸劉、聶指揮，循大渡河左岸前進；林彪率一軍團二師和五軍團為左縱隊，循大渡河右岸前進。兩岸部隊互相策應，溯河而上，奪取泸定橋。軍委縱隊和其餘部隊從泸定橋過河。
假如兩路不能會合，被分割了，劉、聶就率部隊單獨走，到四川去搞個局面。”
大家均無異議，以軍委主席朱德的名義給各軍團發出了相應的電報。
劉伯承和聶榮臻率領右縱隊于27日出發，向泸定城急進。前方瓦壩有劉文輝部1個團，是先1天到的，派1個營前出20裡向安順場方向警戒，連哨又伸出5裡。午後，鄧華指揮先頭第一師第二團與敵連哨接觸。沿途隻有一路可行，時而傍河，時而翻山。敵人憑險據隘，節節抗擊。第二團不顧一切往前沖，打到瓦壩附近，已是黃昏時候。敵憑既設陣地，又抗擊了幾個小時，才向富林方向逃竄。當晚，右縱隊在瓦壩宿營。28日，行100多裡，中間翻過一座上下60裡路的大山，到了德妥。這是個小圩場，有幾十戶人家，相傳諸葛亮南征，曾在此住過。該地有民團與瓦壩潰散敵人約百人，經半小時戰鬥，将其殲滅。時大雨如注，天色已晚，遂在德妥宿營。第三天，行至鐵絲溝。這鐵絲溝左邊是波濤洶湧的大渡河，右邊是峭壁千仞的高山。敵第二十四軍第四旅由旅長袁國瑞統領在龍八布駐防，這裡離泸定城50裡。袁國瑞派第三十八團扼守泸定橋，第十一團前出到鐵絲溝向安順場方面警戒。劉伯承命鄧華率第二營由路右山腰繞至敵人翼側，第一、三營由肖華率領從正面攻擊。敵隻顧守住正面，側背一挨打就亂了套，争相向龍八布逃命。此時，紅四團政委楊成武率領該團已向滬定橋發起總攻。守橋之敵第三十八團團長李全山向袁國瑞告急，袁國瑞答：“我這裡也很緊張。”匆匆挂了電話。李全山知道橋西橋東都來了紅軍，完全失去了守橋的信心，率殘部向天全逃竄。
紅四團于29日17時攻占泸定橋。劉伯承和聶榮臻進入泸定城時，已是5月30日淩晨兩點鐘了。
劉伯承和聶榮臻不顧鞍馬勞頓，堅持要去看看滬定橋。楊成武提着馬燈，陪着兩位首長從橋東走到橋西。劉伯承對每根鐵索甚至鐵環都看得十分仔細，好象要把整個泸定橋印在自己的腦海裡。當他從橋西折回橋中央的時候，停住腳步，扶着橋欄，俯視大渡河裡咆哮翻滾的激流，着力地在橋闆上連跺三腳，感慨地說：“泸定橋！泸定橋！我們為你化了多少精力，費了多少心血！現在，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
至此，強渡天險大渡河的戰鬥勝利結束。紅軍第一、四方面軍會合的時刻已經不遠了。
第五節與張國焘的鬥争
中央紅軍渡過大渡河以後，經天全、蘆山、寶興，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向懋功前進。1935年6月12日，紅一方面軍的先頭團――第二師第四團與紅四方面軍的先頭部隊，在夾金山北麓勝利會師。
6月25日，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洛甫、博古等和總參謀長劉伯承從撫邊趕到兩河口，歡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焘。張國焘在一個警衛排的保護之下，從茂縣趕來會晤。在大雨滂沱中舉行了歡迎會，朱德、張國焘講了話。26日上午9時，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洛甫、博古、張國焘。因讨論兩軍會合後的戰略問題，劉伯承以軍委總參謀長的身份列席。會議開了3天，28日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指出當前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發展，在運動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在戰役上必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勝利地向甘南前進。
7月6日，中共中央派劉伯承、李富春、林伯渠、李維漢等組成中央慰問團，到第四方面軍進行慰問，幫助傳達貫徹兩河口會議決定，統一戰略思想。張國焘指使中共川康省委出面，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組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的建議，由張國焘任軍委主席，否則就“不能集中領導”，“無法順利滅敵”。這完全暴露了張國焘的政治野心。他自恃第四方面軍有8萬之衆，把一萬餘中央紅軍不放在眼裡，企圖先把紅軍的指揮權控制在手裡，然後再篡奪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權。中共中央為團結張國焘，7月18日任命他為紅軍總政治委員。
8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了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八一宣言”――《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提出：“停止内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
為了北上，中革軍委改變了原定的松潘戰役計劃，于8月3日重新制定了《夏（河）洮（河）戰役計劃》，決定第一、四方面軍在中央軍委統一指揮下，分左右兩路北上：以一方面軍的第一、三軍團和四方面軍的第四軍、三十軍組成右路軍，由毛澤東、周恩來率領，以毛兒蓋為中心集結，向班佑、巴西地區開進；以一方面軍的第五、九軍團和四方面軍的第九軍、三十一軍、三十三軍組成左路軍，由朱德、張國焘率領，以馬塘、卓克基為中心集結，向阿壩地區開進，到阿壩後再東進，到班佑地區向右路軍靠攏，共同向甘肅南部進軍，占領夏河、洮河流域廣大地區，在洮河以東建立以岷州為中心的川陝甘革命根據地。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會議，以決議的形式肯定了上述方計。
8月下旬，左右兩路軍通過了渺無人煙的水草地。右路軍到達班佑、巴西、阿西地區；左路軍主力到達阿壩地區。劉伯承随左路軍行動。26日，右路軍進行了上包座戰鬥，殲滅胡宗南部5000餘人，繳獲大批武器和物資。
9月3日，張國焘借口噶曲河漲水不能通過，命令已進到嘎曲河附近的部隊返回阿壩。同時緻電中共中央，公開反對黨的北上方針，提出“右路軍乘勝回擊松潘之敵，左路軍備糧後亦向松潘前進。”他還命令已東進到墨窪附近的紅五軍部隊返回阿壩，準備南下。9月8日，他又緻電徐向前、陳昌浩，命令“一、三軍暫停向羅達前進，右路軍即準備南下。”當天，中共中央緻電張國焘，明确指出：“左路軍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極不利。”隔了一天，中共中央再次緻電張國焘：“目前方針隻有北上是出路，向南則敵情、地形、居民、給養都對我極端不利，将要使紅軍受空前未有之困難環境。”9月11日又發出命令：“中央為貫徹自己的戰略方針，再一次指令張總政委立刻率左路軍向班佑、巴西開進，不得違誤。”張國焘竟置之不理，下令右路軍中第四方面軍部隊随他南下。從而分裂了黨，分裂了紅軍。
9月中旬，張國焘在阿壩召開了中共川康省委擴大會議，會議在一個喇嘛廟裡舉行。會場上挂着一條橫幅：“反對毛周張博北上逃跑！”省委、省蘇維埃、法院、保衛局、婦女和兒童團的負責人都到了會，以壯聲勢。張國焘在會上說：“毛兒蓋會議是錯誤的，北上是行不通的，還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蘆（山）雅（安）根據地，相機向四川發展。”一些受蒙蔽的與會者，在張國焘的蠱惑下，吵吵嚷嚷，圍攻朱德、劉伯承，并逼他們表态。朱德從容不迫、大義凜然地說：“我是共産黨員，中央北上的決定，我認為是正确的。北上才有出路，你們一定要南下，我也沒辦法，但南下是沒有出路的。”接着，劉伯承說：“我同意北上，從全國形勢來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釘子的。薛嶽、李抱冰并沒有走，向南走，就會碰到薛嶽和川軍，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還得轉移北上。”會議在張國焘的操縱下，通過了“決議”，污蔑北上是“右傾逃跑”、“機會主義”，鼓吹南下才是“進攻路線”。會後，大批調換甚至逮捕、殺害擁護中央北上路線的幹部，然後，南下再過草地，9月下旬，到達台塘、松岡、黨壩一帶。
張國焘的政治野心惡性膨脹，10月5日在松岡附近的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的黨籍，緻電中共中央宣稱：“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并和你們發生關系。”為了支撐“中央”的門面，張國焘強加給朱德、劉伯承許多頭銜。但朱德、劉伯承臨大節而不辱，拒絕承認張國焘的“中央”，呼籲紅軍要團結一緻，黨要團結一緻，共同打擊敵人。張國焘對劉伯承懷恨在心，不久，就将劉伯承的總參謀長職務免去，調任第四方面軍紅軍大學校長。這是劉伯承第二次被撤掉總參謀長職務，算上南昌起義自然失掉參謀長職務那一次，已有三次之多。後來他曾總結說：“三參總戎幕，一敗兩罷官。”
10月24日，張國焘發起天（全）蘆（山）名（山）雅（安）戰役，還揚言要占領成都。劉湘為阻止紅軍入川危及他的統治，在蔣介石的支持下，傾全力對抗。他調集王瓒緒、唐式遵、李家钰等部，集中80個團于名山及其以北夾門關、太和嘗百丈等地區。兩軍展開連續激戰。其中百丈之戰最為慘烈。曆時7晝夜，雖給敵以重大打擊，紅軍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傷亡四五千人。百丈戰鬥之後，四川軍閥主力集中于東面名山、邛崃地區，薛嶽部6個師在南面雅安和天全以南地區，第五十三師李抱冰部在西南面康定、滬定地區，分别加緊封鎖，準備大舉進攻。南下紅軍這時東進南下均不可能，處境轉入被動。所控制的懋功、丹巴、寶興、天全、蘆山等縣，多為藏族聚居區，人口不過數十萬，物産不豐，糧食、被服補給發生極大困難，戰士一日兩稀一幹，都難乎為繼。藏族上層反動分子糾集武裝，不時與紅軍籌糧部隊發生沖突。在這樣的地區建立根據地顯然是不可能的。這時候，不斷傳來陝北的勝利消息：毛澤東、周恩來率領第一、三軍團在陝北與紅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合，粉碎敵人對陝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殲敵1個師又1個團，陝北根據地發展到20多縣，紅軍亦有壯大。許多指戰員聽到這些消息後竊竊私議：“還是中央路線勝利了。”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電令張國焘，取消非法組織，迅速率部北上。24日，共産國際代表張浩（林育英）也緻電張國焘，說明“國際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線”，不承認他另立的“中央”。張國焘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被迫于27日緻電中央，表示“原則上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線，并放出“急謀黨内統一”的空氣。
2月，第四方面軍紅軍大學在天全紅岩壩開學。由于部隊的大量傷亡和非戰鬥減員，官多兵少，許多幹部隻好放在學校裡保存起來。劉伯承利用一切機會，宣傳北上抗日的正确性，用中央紅軍北上發展與第四方面軍南下受損作對比，用第四方面軍南下前後的情況作對比，耐心地說服幹部。許多幹部在正反兩方面經驗的教育下，逐漸覺悟起來，感到再這樣下去非把部隊拖垮不可。北上的呼聲越來越高。
3月初，紅四方面軍由天全、蘆山、寶興等地區撤退，重新北上，三過夾金山。劉伯承随第三十一軍第九十三師第二十四團翻越雪山。他邊走邊對幹部、戰士們說：“若是第一次跟随黨中央、毛主席過了草地，别再南下，那就不會受第三次過雪山草地的苦了。這次北上，我們将和第二、六軍團會合，再不能重複上次第一、四方面軍會師後鬧不團結的錯誤。”
6月初，朱德率第三十二軍（原九軍團）到甘孜迎接第二、六軍團。劉伯承任先遣隊司令，與先遣隊工作團主任劉志堅一起在前面為部隊開路。兩人騎馬并辔而行。劉伯承對劉志堅說：你出身好，在關鍵時刻要堅持共産黨員的立常南下打了敗仗，西邊是大草地、大雪山，往西康去也站不住腳，張國焘的路線不對。我們要多做工作，說服他們北上。”到了羅鍋梁子，有個覺日喇嘛寺。劉伯承先派人送信，然後與劉志堅一起，到寺廟去說明紅軍是過路北上，對宗教和寺廟采取保護政策，與大喇嘛談得非常融洽。大喇嘛答應幫助紅軍，并派人到甘孜的寺廟傳信，告訴那裡的喇嘛不要逃避。7月2日，第二、六軍團經過長途跋涉，從湘鄂川黔邊界來到甘孜，與第四方面軍勝利會師。這時，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第二、六軍團和第三十二軍組成紅二方面軍，以賀龍為總指揮，任弼時為政治委員，肖克為副總指揮，關向應為副政委。張國焘雖已于6月6日被迫取消第二“中央”，但并沒有改變同中央對抗的立常在第二、四方面軍領導人舉行的甘孜會議上，朱德、任弼時、賀龍、劉伯承、關向應等經過堅決的鬥争，終于迫使張國焘同意第二、四方面軍一起北上與中共中央會合的行動方針，取消了他另立的“中央”。7月27日，中共中央批準成立西北局，以張國焘為書記，任弼時為副書記。
當時紅軍缺乏與騎兵作戰的經驗，為了過草地時與敵人的騎兵作戰，奉朱德的指示，劉伯承到第二方面軍講打騎兵的戰術。7月初的一天，第二方面軍的幹部集合在甘孜方面軍司令部，肖克宣布了會議的主旨。廣大幹部，對于劉伯承多數是聞名而未謀面，今日見到了這位老成持重、從容大度的總參謀長，覺得與心目中的軍事家形象非常吻合。在熱烈的掌聲中，劉伯承開始了他的戰術報告，他說：“在我們今後的北進中及通過廣大的草原地域時，必然會遇到敵人的騎兵。我們的指戰員過去主要是習慣于森林、山地作戰，很少甚至完全不了解騎兵，因此，很易于過分估量騎兵對于我們的危險性，遇見騎兵時，很易發生驚慌，以緻受到不應有的損失。現在我們應來了解新的敵人和消滅他的最好的戰術。”
接着，他詳盡地講述了對騎兵作戰的四項基本要則：一要提高戰勝敵人騎兵的信心，二要嚴格估計部隊從準備到進入戰鬥的時間，三要經常研究和充分利用地形，四要利用各種武器在一定的距離上組成密集而有效的火力。
最後，他講解了打騎兵的隊形、追擊、有組織的後移以及平時進行實際演習等問題。
在這以後，第二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由于有了對付敵人騎兵的精神準備和戰術訓練，在遭到騎兵的幾次襲擊中都沒有吃虧。
第二、四方面軍會師後，任弼時和他的夫人陳琮英，對劉伯承非常關心。
當他們知道劉伯承早與前妻失去聯系，傷殘的身體又無人照顧時，就介紹汪榮華與劉伯承結婚。從此，這位1931年參加革命、從鄂豫皖長征到川陝、十九歲的紅軍女幹部，就成了劉伯承的親密戰友和終生伴侶。
7月下旬，第二、四方面軍由甘孜北上。劉伯承随第二方面軍行動，任第二方面軍紅軍大學校長。
駐防川北阻擋紅軍北上的是川軍第二十九軍。上年4月2日，蔣介石以“玩忽命令”“作戰不力”，連失蒼溪、阆中、南部、理番為由，手令：“兼川陝邊防督辦、第十二路總指揮、四川剿匪第三路總指揮、二十九軍軍長田頌堯，着即撤職查辦。其副軍長孫震輔助不力，記大過一次。著令孫震暫率二十九軍，戴罪圖功。”田頌堯、孫震受處分後，對蔣介石深懷不滿。劉伯承探悉此情，于8月7日給孫震送去一函，内稱：德操吾兄麾下：我軍抗日北上，道出川邊，接近貴防，而不克與吾兄晤談，至為歉仄。昔者川軍混戰，吾輩時或并辔殺故，時或相對交綏，事迹雖是英勇，究屬同室操戈。如留茲精力以抗擊日本帝國主義及賣國賊，豈不較為榮幸，言念至此，想當同慨。日本并吞中國，蔣賊為其清道夫，中國北部已非我有。
舉國血氣之士，奠不相謀團結與之為敵。兩廣事變①其一斑也。現在伯南②出走香港，李（宗仁）白（崇禧）自治廣西，實由于抗日組織團結不堅，使蔣賊得以遂其掃除黔王（家烈）之故技，西南将士可以前鑒。吾兄英俊卓絕，愛國有素，而又防接陝甘，毗鄰紅軍。聯盟抗日，形勢順利，此敝總司令所望于麾下相邀贊同，如吾兄一時不便為此，則甚盼互不侵犯，以保國防實力，切勿為蔣賊離間，自相殘殺。臨穎無任盼複之至。
孫震見信，作戰行動更加消極，隻是虛張聲勢，不與紅軍進行實際的對抗。
①又稱“六一事變”。1936年6月1日，廣東陳濟棠和廣西李宗仁、白崇禧通電北上抗日，企圖出兵聯合各地方勢力與蔣介石争奪中央政權，後蔣介石以收買手段，使陳濟棠部下的餘漢謀及空軍倒戈。陳濟棠下野，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妥協。
②陳濟棠字伯南。
第六節援西軍司令員
1936年10月中旬，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甯會師後，劉伯承率領第二方面軍紅軍大學從甘肅成縣向環縣曲子鎮轉移。中間翻越一座大山時，遭敵機空襲，劉伯承和汪榮華都負了傷。警衛人員趕忙上前救護。劉伯承說：“沒得要緊，鬧革命，負傷是常事，哪有不流血的革命？紅軍就是從血泊裡爬出來的。現在我們得想辦法繼續前進，停久了就危險。”劉伯承被彈片炸傷了臀部，失血較多。但一時既找不到擔架，又無馬匹，隻好簡單包紮一下，幾個人攙扶着他慢慢走。汪榮華傷在小腿上，包紮了一下，也堅持跟着行軍。
12月7日，中革軍委進行了新的調整，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焘、彭德懷、任弼時、賀龍7人組成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劉伯承被任命為軍委委員、總參謀長、紅軍大學副校長。
還在10月下旬，為了打通與蘇聯的直接聯系，占領甯夏，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紅四方面軍總部率2.1萬餘人，從甘肅靖遠縣虎豹口西渡黃河，擊潰了馬步青騎兵第五師馬祿旅的河防部隊，節節向前推進。11月11日，中共中央及中革軍委決定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改稱西路軍，任命陳昌浩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徐向前為副主席。西路軍将士英勇進擊，連克古浪、永昌、山丹、臨澤等城鎮，到1937年1月，已打到高台縣境。但孤軍遠征，消耗難以補充，又正逢冬季，給養、被裝更為困難，一路上損失很大。國民黨地方軍閥馬步芳、馬步青唯恐自己的領地甘肅、青海有失，調集10餘萬兵力來圍攻西路軍。西路軍将士浴血奮戰，給敵人以重大殺傷，然而自己也損失慘重。至1937年1月底，全軍僅剩下八九千人，退守到張掖縣的倪家營子。
1937年2月27日，中革軍委獲悉西路軍危急，決定組織援西軍，準備前往援救。任命劉伯承為司令員，張浩為政治委員，下轄第四軍、三十一軍、二十八軍、三十二軍。劉伯承、張浩受命後，率所部集中到甘肅慶陽西南的鎮原地區侍命。不久，奉命向西開進。
這時候，西路軍在倪家營子一帶與優勢的國民黨軍連續苦戰，終因彈盡糧絕，至3月中旬遭到失敗。西路軍的失敗，使援西軍的援救行動未能實現，援西軍中止西進，在西峰、鎮原、固原地域停留下來休整。
6月初，西路軍幸存的一些将士，經過千辛萬苦，陸續跑回來。他們得到了援西軍政治部的熱情接待。一天下午，劉伯承、張浩和政治部主任宋任窮來到招待所看望大家。劉伯承在熱烈的掌聲中講話，他說：“同志們，你們辛苦啦。我代表黨中央，代表毛主席、朱總司令、周副主席向同志們問好，熱烈歡迎同志們歸隊。西路軍的失敗，使數以萬計的優秀指戰員犧牲了，使許多同志被敵人抓去了，他們受盡了人間的苦難與屈辱。可是，我們的同志們就在這樣險惡的環境中，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仍然采取了各種方法，堅持鬥争。回來的同志，都冒着生命危險，才逃出敵人的魔掌，是好樣的，是我們的好同志，是黨的寶貴财富，組織上完全給予信任。”這一番話，說得大家熱淚縱橫，好象失散了的孩子又回到了母親的懷抱一樣。
6月14日，劉伯承親自主持了西路軍幹部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有軍、帥、團各級領導幹部和紅四方面軍機關于部。劉伯承仔細傾聽大家的發言，并且親筆作了記錄。他特别注意發言中提到的西路軍被俘或失散人員的下落，一一寫入筆記本内，準備提供給中共中央進行營救。這些線索主要有：馬祿手下有四五百人，韓起祿部有300多人，涼州有一批幹部被押着修馬路，甘州、涼州、蘭州一帶有不少人散失，還有女同志身強者有300多人到了青海。
與此同時，劉伯承、張浩領導援西軍，開展了清算張國焘路線的鬥争。
他們堅持以教育為主，不開批鬥會，不采取簡單的處分辦法，而是大會小會作報告，與幹部個别談話，反複宣傳《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焘錯誤的決定》，把張國焘的錯誤與第四方面軍廣大幹部區别開來，一再強調：張國焘始終對于北上與中央會合是遲疑的，對于中央的路線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
對于西路軍回歸的人員，他們指示宋任窮主持的援西軍審查委員會，迅速審查甄别，作出結論。除個别人之外，都很快恢複了黨的生活，重新分配了工作。
7月12日，第四軍寫了《四、五、六三個月政治工作狀況的報告》，總結反國焘戰線鬥争的經過，大體上反映了援西軍清算國焘路線的情況。《報告》中說：“四軍在黨中央絕對正确路線領導與援西軍首長指導的直接幫助之下，到達鎮原之後，開始了反國焘路線的鬥争??在經過了軍第一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開始反國焘路線鬥争之後，四軍接着于4月7日舉行第一次全軍黨代表大會，比較具體的聯系到四軍本身許多實際問題，這樣進一步檢查了國焘路線在四軍的實質。到4月25日，又經過全援西軍第二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任政委①傳達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議，更深刻、更徹底地揭發了國焘路線，同時又在部隊中經過幹部特别小組會議、團為單位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支部大會、小組會等的傳達讨論，并聯系實際工作的檢查，在部隊中不斷的開展了一些具體鬥争（如反單純軍事觀點、本位主義、貪污腐化、農民意識、錦标主義等），把許多具體的錯誤觀點、意識聯系國焘路線，進行了一些黨的原則理論教育。??其進步表現在：（一）對國焘路線的惡果有了深刻的認識；（二）認識到黨中央路線的正确，對黨中央與軍委的信任提高了；（三）通過軍事訓練建立了正規化紅軍的基矗”在批判清算張國焘路線的基礎上，劉伯承、張浩等團結教育了第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為投入抗日戰争作好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①指任弼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