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從白區到根據地
第一節長江局軍委書記
1930年，中國共産黨已從大革命的失敗中恢複過來。紅軍發展到10萬人（7萬支槍），建立了包括贛南、閩西、湘贛、湘鄂贛、閩浙贛、鄂豫皖、洪湖、左右江、陝甘、瓊崖等十幾塊革命根據地，在300多個縣建立了紅色政權，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和武裝鬥争。
這年5月，蔣介石同馮玉祥、閻錫山之間發生了大規模的軍閥戰争。戰線東起山東，西至襄樊，南迄長沙，綿延數千裡。三方投入兵力共100多萬，曆時7個月。這場軍閥戰争，嚴重地削弱了反革命勢力，為革命勢力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以李立三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人，誇大了革命的主觀力量，對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混亂、動搖，作了不适當的估計，緻使黨内原就存在的“左”傾思想有了新的發展。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形成了以冒險主義為特征的“立三路線”。
在這樣的形勢下，劉伯承離蘇回國，于8月初到了上海，立即被委任為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參與策劃全國的武裝暴動。
7月底，紅軍第一次打長沙取得了勝利。紅三軍團乘國民黨軍中央軍和桂系對戰湘南衡陽、寶慶地區，長沙空虛的有利時機，集中優勢兵力，一舉攻克長沙。但在由湘桂邊境回師的國民黨軍何鍵部主力的反撲下，紅三軍團被迫倉猝轉移，遭到較大損失。
雖然長沙得而複失，8月5日又被何鍵奪回，但紅軍打下象長沙這樣的大城市畢竟是第一次。這一勝利沖昏了李立三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頭腦，他們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命令許多大城市立即組織總同盟罷工和武裝起義。8月3日，決定組織武漢、南京暴動與上海總同盟罷工，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把進攻的重點放到東部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區域。事先他們征求了劉伯承的意見。
劉伯承剛回到國内，對根據地的力量和白區工作的基礎還沒有深入的了解，但根據滬順起義和南昌起義失敗的教訓，以及中共六大關于争取群衆，團結積聚革命力量，作好武裝起義準備的方針，他對這種冒險主義的做法是有疑慮的。然而，這是他切次進入中共中央決策機關工作，堅強的組織紀律觀念不允許他作出公開反對的表示。他沒有在全局上對李立三等提出反對意見，但提醒他們目前進攻的重點不應指向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區域，而應向國民黨統治比較薄弱的北方發展；并指出南京暴動如果成功，據提供的力量計算，僅“可以固守一個月”。
李立三軍事上不在行，他需要利用劉伯承這樣的軍事專家來為他的冒險主義方針壯大聲勢。因此，他抓住劉伯承的意見大加發揮。在8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先是搬出劉伯承向北發展的意見，提出要用6個軍向北進攻，組織發動鄭州、開封、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暴動，消滅正與蔣介石混戰的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力量，接着又借劉伯承說過的如南京暴動成功可守一個月的話，竟推斷出“我們無疑的可以在這一月中發動全國幾千萬、幾萬萬群衆起來擁護南京蘇維埃，與帝國主義、國民黨決勝負”。
1930年8月，共産國際先後派周恩來和瞿秋白回國，糾正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周思來、瞿秋白決定停止執行南京、武漢暴動計劃.但對于第二次打長沙的計劃并未停止執行，而是認為應縮短戰線，集中兵力，保證二打長沙的勝利。這就沒有從根本上糾正立三路線，而隻是部分地糾正了李立三制定的”左”傾冒險計劃。
劉伯承對周恩來素來敬重，通過參加會議和單獨交談之後，深為周恩來的意見所折服，進一步認識到立三主張之非計。這時，中共中央領導的重心逐漸轉移到瞿秋白和周恩來身上。周恩來任政治局常委兼軍委書記，首先在實際工作中糾正立三路線，以減少損失。他代表中共中央派遣劉伯承去長江局任軍委書記，貫徹國際指示，停止執行武漢暴動計劃。
長江局是8月1日剛成立的。管轄的範圍是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5剩中央通告有關方面：“湘鄂贛川的紅軍及士兵運動過去為中央軍委長江辦事處指揮者，今後統歸長江局軍事委員會指揮，各前委、各軍委、師委等今後與長江局軍委建立直接關系。”劉伯承去長江局，擔負着扭轉領導機關的“左”傾和停止執行冒險計劃的使命。
8月30日，劉伯承穿灰綢長衫，戴墨鏡，手執紙扇，裝成大學教授的模樣前往武漢，9月2日平安到達。長江局于當天夜裡在漢口中山中路一個藥房的樓上召開主席團會議。會議由長江局書記項英主持，主席團其他成員關向應、任弼時、顧作霖都到了會。首先由劉伯承傳達中共中央指示。他說，在湘鄂贛豫4省，敵人的武力還沒有完全解體，還有力量可以暫時鎮壓某些城市尤其是武漢的革命力量，而我們主要部分的紅軍與赤衛隊的力量還未完全集中指揮與行動一緻，武漢的工人群衆大多數還未發動與争取過來，工人組織的主力部分也還未建立起來，尤其是武漢共産黨的力量還很薄弱，全市黨員才150餘人，領導還很散漫與隔膜。在這樣的條件下，武漢還不能暴動，武漢還不是暴動的前夜。第一步應當是争取長沙、嶽州的勝利。我們現時的一切工作布置，應直接間接地幫助這一中心步驟達到目的，不容許我們分散主要力量向着四面八方發展，減弱長沙、嶽州勝利的可能。中央認為項英主張在何鍵主力未瓦解前便分散軍力向湘贛兩方發展，是不妥的。劉伯承委婉陳述了中共中央指示的主旨後，接着詳細地談了具體的軍事行動計劃。中心意思是圍繞着紅一、三軍團二打長沙，湘、鄂、贛3省的紅軍部隊應向當面之敵發動攻勢和積極截斷鐵路線，牽制敵軍調動，以保證紅軍主力一、三軍團攻占長沙、嶽州及株（洲）萍（鄉）鐵路。最後，他強調指出：“必須多着重于三省的配合布置，特别是抓着中心，抓着敵人的弱點來加強工作，以建立與鞏固蘇維埃根據地，集中與加強紅軍的領導，廣大的發動農民暴動，向着中心城市發展這一方面多用力，以推動與影響城市工作，以争取武漢的勝利。”劉伯承發言完畢，與會人員進行了讨論，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改變和調整各方面的部署。有人提出：一、三軍團加拿下長沙，是否接着打武漢或南昌，實現“會帥武漢，飲馬長江”的計劃？劉伯承力主持重，答以“要看當時情形來定”。
中共中央和長江局的指示傳達到紅軍一、三軍團前，兩個部隊的領導準備再打長沙，認為上次三軍團靠自身力量都能攻取長沙，現在是兩個軍團并肩作戰，若鳥張兩翼，車行兩輪，打下長沙更是不成問題。為了加強作戰的領導，8月23日，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合編為紅一方面軍，同時組成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朱德任方面軍總司令，毛澤東任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和總前委書記。方面軍兵力達到了萬餘人。29日，紅一方面軍進抵長沙近郊，準備攻城。
經過偵察，發現長沙守敵較多，又搶修了堅固的工事。毛澤東、朱德等決定不作盲目強攻，而采勸誘殲敵軍于其工事之外，然後乘勝利攻入長沙”的戰法，在城郊待機。但敵軍也采取持重不出的方針，僅以小部隊出擊，主力始終沒有脫離堅固陣地。紅一方面軍組織了兩次攻城，均未奏效。這時，中共中央和長江局關于當前軍事行動的計劃傳到了紅一方軍。總前委權衡再三，認為根據當面敵情不适宜強攻長沙，于是決定，于9月12日撤長沙之圍，轉向株洲、醴陵、萍鄉、攸縣地區，尋機殲敵。這就避免了強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損失。
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了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會議糾正了李立三對于中國革命形勢的“左”傾估計，決定停止組織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從而結束了作為立三路線主要特征的那些錯誤。但由于以毛澤東為代表摸索開創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還沒有為全黨所認識和接受，對“左”傾路線不可能徹底地認識和糾正。
劉伯承在川軍中曆事經年，又曾于南昌起義前夕在武漢公開活動，駐鄂川軍有許多人認識他，武漢軍界也有許多人跟他見過面，這給他在長江局開展秘密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困難。項英、任弼時等非常關心劉伯承的安全，不允許他外出活動，隻在住處運籌策劃。後因出了叛徒，漢口、漢陽、武昌3個區委機關都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壞，工作人員不斷被捕犧牲。12月17日，中共中央決定長江局工作人員撤退轉移，隻留少數人員堅持武漢工作。因此，劉伯承于年底回到上海中共中央軍委機關。
上海愚園路的一幢二層小樓裡，遷來了“林直木教授”一家，這位林教授就是劉伯承。同他一起生活的有他的新婚妻子吳景春、嶽母和妻弟。軍委工作人員朱瑞也住在這裡。吳景春一家三口新從四川萬縣來上海，沒有三親六故來往，這是很符合秘密工作規定的。吳老太太是個虔誠的佛教徒，經常燒香念經，弄得家裡香煙缭繞。在外界看來，這樣一戶人家，斷不會是共産黨。别說外界人，就連吳景春，當時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共産黨員。劉伯承就這樣開始了在上海的地下工作。
一天，交通員黃傑穿着花旗袍，打扮成走親戚的闊小姐模樣，提着一筒藏有文件的茶葉來訪。擡頭一看，系在二樓窗戶上的一根紅繩子沒有了，這表示裡面出了問題。黃傑在附近反複觀察，雖看不出異常動靜，但根據秘密工作紀律，終不敢貿然進入，于是轉回成都路軍委機關，向軍委書記周恩來彙報。周恩來說：“伯承那裡沒出問題嘛，警号怎麼會撤了呢？”正說着，劉伯承來了，周恩來對黃傑說：“你看，他不是來了嗎？”黃傑忙問劉伯承：“你家警号呢？”劉伯承問清情由，哈哈大笑，說：“我買了隻活雞，準是吳景春把窗戶上那根紅繩子解下來拴雞了，以後我告訴她注意。”
當時中共黨内把劉伯承看作是無産階級的孫武。各省來彙報請示軍事工作，多由周恩來與劉伯承一起接談，有時由劉伯承單獨接談。為培養幹部，在周恩來的提議和支持下，還辦過半月至一月的短期訓練班，參加的多為省委、特委的負責人，由周恩來講蘇維埃運動、土地革命、兵運工作，劉伯承講暴動方略、遊擊戰、運動戰。仕弼時、關向應、賀昌等都參加過這樣的訓練班。劉伯承除協助周恩來處理中央軍委日常工作外，還用很大精力翻譯《蘇軍步兵戰鬥條令》。同時，傅鐘翻譯了一本《蘇軍政治工作條例》，黨必剛翻譯了《遊擊隊怎樣動作？》，這幾本書都是由周恩來主持，劉伯承、聶榮臻、傅鐘參加，字斟句酌地定稿。後來帶到蘇區刊印，對紅軍的早期建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節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
1932年1月，劉伯承在中共交通員劉筱圃的護送下，由上海經香港、汕頭、潮州、大埔（舊縣城茶陽）、埔北（青溪）、永定陶坑，來到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首府――瑞金。
一天，在葉坪一座簡陋的房樓上，毛澤東邀集劉伯承、何長工談話。何長工是紅軍學校代理校長。第二十六路軍在甯都起義後，組建紅五軍團，中共蘇區中央局決定調何長工到五軍團工作，由劉伯承接任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毛澤東代表中央局分配他們的工作。毛澤東诙諧地對何長工說：”你的工作需要變化一下，甯都起義的部隊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黃埔二期的人。因此，我們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則壓不住台。肖勁光去當五軍團政委，劉伯堅去當政治部主任，黃火青、左權去十四、十五軍當政委，你到十三軍當政委。”這時，劉伯承插話說：“毛主席叫我接你的紅校工作。
我從上海剛到這裡不久，對紅軍的情況還了解不多。”這是劉伯承與何長工初次見面，少不了各叙仰慕之情。劉伯承說：“1930年7月，我和左權在蘇聯學習時，聽共産國際的老頭們說，你們打開了長沙。英國記者報道說，紅軍是一支有組織、有文化、戰鬥力強的部隊。”何長工向劉伯承介紹了紅校的現狀，交代了工作。毛澤東對辦好紅校非常重視，他說：“新舊軍閥很懂得有權必有軍，有軍必有校這個道理。蔣介石中央軍的構成有幾個系統：一是保定系，如陳誠；一是日本士官系，如湯恩伯等；一是他的黃埔系，如胡宗南等。張作霖在東北，蔡锷在雲南，程潛在湖南，都抓講武堂。我們要把紅校辦成‘紅埔’，要鍍這個紅點子，把紅校辦成培養幹部的基地。”劉伯承表示不辜負黨的重托，一定盡力把紅校辦好。
紅軍學校校部在瑞金城裡謝氏祠堂，各學生連住城南校舍。劉伯承主持的紅校第二期于2月1日開學。政治部主任是周以栗，鄧萍主持訓練工作，有15名專職教員。學校教職學員1330人，其中學員783人，分三個科：步兵科，編三個連，第一連連長龍雲，指導員張華；第二連連長彭紹輝，指導員石衡中；第三連連長粟裕，指導員劉西平。政治科一個連，連長郭耀山，指導員伍修權。特科三個連，即機槍連、工兵連、炮兵連。
在教育方針上，汲取了第一學期成功的經驗，強調一切從紅軍的實際情況出發，反對本本主義。這些寶貴的思想，保存在1932年5月25日經劉伯承指導寫成的紅軍學校給中央的工作報告中。報告中強調：“不能夠本本主義全套應用蘇聯紅軍的戰鬥條令和其他軍事教程。而反動軍隊的典範和教程，則更不必說了。”盡管教員少，教員的科學知識、軍事理論和作戰經驗淺弱，又缺乏參考書，劉伯承還是盡可能提高教學質量。他把教員組織起來，親白領導編寫了一批教材。他對教員們說，編寫戰術教材的根據，是“目前紅軍的編制，現在的火器裝備，紅軍作戰的對象，文化程度，地理條件以及在發揮數年來遊擊動作中得到的寶貴的經驗。”教員們編寫出教材初稿，他親自修改審定。為了不耽誤上課使用，他經常加班加點。夜深了，在簡陋的校長辦公室裡，一燈如豆，他坐在桌前，時而圈圈點點，時而奮筆疾書。人們看到他這種工作精神，無不為之感動。在他的帶動下，教員和工作人員們都更加勤奮了。在不長的時間裡，編寫了《步兵教程》、《炮兵教程》、《坑道教程》、《防敵進攻戰鬥要領》、《夜間戰鬥》、《迫擊炮講義》、《機關槍班排戰鬥》、《排教程述要》、《劈刺教範》、《兵器摘要》、《爆破摘要》等。僅3月份就裝訂出版軍事教材9種，計6249冊。
入學的紅軍幹部大多文化很低，據當時統計，不識字的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少識字的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能寫簡單書信帳目的不過百分之二十左右。
針對這個特點，劉伯承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把軍事知識“從各方面灌注到學生的腦中去”。在教學方法上，他要求教員課前提出綱要發問，課後提出中心問題組織學員讨論；中心段落重複講解，以加深學員的了解程度和記憶效率。在教學手段上，他因地制宜地提出用圖解或模型來配合語言講解；用沙盤作業和實地演習來加深對所學内容的理解。他特别強調學用一緻和知識的連貫性，要求講完一段課，接着就進行這一段課的沙盤作業和實地演習；所講的課，所進行的操作，“都要設法幫助學生縱橫貫串起來，使其腦力成為有組織的系統化”。
一次教員講射擊原理，講到彈道是弧形的，向不是直線，有的學員老是理解不了，總覺得彈道應該是一條“直道道”。恰值劉伯承在場聽課，就即席舉例說：“你們觀察過頑童撒尿嗎？你看那個‘彈道’是一條直線呢，還是弧形的呢？”這個妙趣橫生的例子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疑難之點也就豁然貫通了。
劉伯承親自講地形學，他把學員拉到學校附近的小布腦山上去講，一面看地形圖，一面研究實際的地形地貌，學員理解得快，印象深。他還講标圖的箭頭要有力，象是部隊殺出去一樣。他劃箭頭的姿勢，至今仍保留在聽過他講課的學員的印象中。
劉伯承還根據毛澤東、朱德親自指揮的一、二、三次反“圍剿”取得光輝勝利的戰例，給學員講十六字訣。許多學員足參加過戰鬥的，經劉伯承理論上加以概括、分析和說明，不僅提高了學術水平，而且提高了勝利信心。
在3個半月的學習期間.制式教練隻教兩星期，每次3小時，總共31小時；而夜間戰鬥教練卻用了102個小時，演習10多次，學員的戰術水平有明顯的提高。諸如進攻的幾個階段，防禦的縱深配備，追擊退卻的要領，以及偵察警戒的重要，用何種手段才能達成偵察任務，怎樣布置警戒才算周密等等，都能夠應用戰術原則。
對于政治教育，劉伯承作為政治委員也是十分重視的，他提出了“三化八點”的政治綱要，即要在“軍事化”、“國際化”、“蘇維埃化”的三個日标下，對學員及工作人員進行八個方面的政治教育：階級覺悟教育、黨的領導教育、階級關系教育、紅軍宗旨教育、紀律與艱苦奮鬥教育、革命理想教育、群衆工作教育、革命性質與國際主義教育。這“三化八點”教育，是符合當時幹部思想修養要求的，在實際工作中也是行之有效的。紅校第二期工作總結中稱它是“時時灌輸在全部政治教育的實施中的，這一方面也得到了較大的效果”。
政治教育占紅軍學校全部課程的十分之四。政治課計有八門：帝國主義與中國；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産黨；階級鬥争；土地問題；紅軍問題；蘇維埃問題；政治工作；武裝擁護蘇聯。政治連因是培養政治工作幹部的，軍政教育比例為倒四六，即軍事占十分之四，政治占十分之六，在課程上增學：黨的建設；社會形态發展史；黨史；國際材料講演等課程。
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組成部分。盡管紅軍處在艱苦的戰争環境中，紅校的文化工作仍是非常活躍的，到處歌聲嘹亮，朝氣蓬勃。俱樂部成為課外活動的中心地。從上海來的文化人崔音波、石聯星、趙品山等主持這方面的工作，留蘇的危拱之、李伯钊等，也都是文化工作的“裡手”，他們做了很多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每兩周舉辦一次文娛晚會，由趙品山領導的話劇團演出節目。李伯钊還給大家跳過烏克蘭舞。籃球比賽也經常進行。那時條件艱苦到連籃球都買不到，籃球破了，修修補補接着打。補丁多了球變成了“加重”式的，但照樣競賽激烈，鼓掌聲、喝彩聲不斷。各連都有列甯室，每周出1次牆報，發動大家寫稿，又學政治，又學文化。10個單位在3個多月的時間裡，共出了130期牆報，每期平均約百篇稿件，計有1.1萬篇以上，學員平均每人投槁10篇以上。
經過3個多月的軍政訓練，學生達到的水平是：”有百分之二十可以當連長、連政治指導員，百分之六十可以當排長，隻能當班長的不上百分之二十。”5月15日，劉伯承主持了第二期畢業典禮，隆重地舉行了閱兵式和分列式。
紅軍學校第三期于6月9日開學。這一學期學生增加到1000以上，編了兩個步兵營、I個政治營，還有上級幹部班和團政治委員訓練班。
6月26日，劉伯承被委任為瑞金衛戍司令，負責管轄駐在瑞金的紅軍部隊、紅校，瑞金縣地方武裝，以及警戒事宜。紅校的工作加上衛戍司令部的工作，使他更加忙碌了。
10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同召開全體會議，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甯都會議。劉伯承列席了會議。
會議圍繞着紅軍的作戰方針展開了争論，這個争論是蘇區中央局前線同後方負責人分歧的繼續。8月間，紅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指揮下，連克樂安、宜黃，取得殲敵3個旅的勝利。這時，蘇區中央局前線同後方的負責人之間發生了意見分歧。後方負責人要求紅一方面軍在敵軍大舉進攻前主動出擊，攻城打援，取得速勝。在前線負責指揮的周、毛、朱、王在9月下旬連電蘇區中央局表示：“在目前敵情與方面軍現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隊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在江西甯都舉行全體會議。會議嚴厲批評前線的部署是“純粹防禦路線”，是“以準備為中心的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方針。對毛澤東是否仍留在前方的問題，會上發生了激烈争論。周、朱、王堅持将毛留在前方，但多數人不同意。劉伯承支持了多數人的意見。會後，中共臨時中央以要毛澤東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為由把他調回後方，随即撤銷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由周恩來兼任。
在這次會議的影響下，劉伯承曾在瑞金報紙上寫文章，批評紅軍第四軍中有“遊擊主義”。反映了他那時對中國革命戰争的特點，還缺乏全面正确的認識。
甯都會議後，劉伯承立即趕回紅軍學校，參加10月10日舉行的第三期畢業典禮，并發表了講話。他說：“第三期學生學習期滿，以同志們的努力學習和教職員的殷勤訓導，已經得到了很好的成績。現在正當着鄂豫皖紅軍和陝甘紅軍得到偉大的勝利，我們全國全戰線上正在積極進攻敵人，粉碎敵人四次‘圍剿’，奪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一省首先勝利的時候，第三期紅校畢業生出去，紅軍中又加上這一支生力軍，是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義的。
希望同志們到前方去，為着我們工農階級的解放，把你們所學的帶到紅軍中去，轉變紅軍中的工作，創造鐵的紅軍，以你們英勇戰鬥的精神領導紅軍戰士去消滅敵人。”
随後，劉伯承由紅軍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調任紅軍總參謀長的職務，協助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在前方指揮作戰。
在反“圍剿”戰争的實踐中，劉伯承逐漸加深了對中國革命戰争特點的認識，也逐漸認識到毛澤東的主張是正确的，并且使自己的行動日漸步人正确的軌道。
第三節紅軍總參謀長
1932年底，蔣介石調集四五十萬人的兵力，對中央根據地進行第四次“圍剿”。敵人兵分三路：中路軍總指揮陳誠指揮“進剿軍”12個師為主力，在撫州、浒灣地區集結，向廣昌進攻；左路軍總指揮蔡廷锴指揮6個師又1個旅，進至光澤、清流地區，向長廷瑞金方向進攻；右路軍總指揮餘漢謀指揮6個師又1個旅，進至信豐、尋邬地區，向興國、雩都、會昌進攻；l個師為總預備隊。另有4個師又兩個旅分别在南城、南豐、東安、崇仁、永豐等地擔任守備。
當時，中央紅軍第一、三、五軍團，第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軍，及獨立第四、五師，總兵力約7萬人，在朱德、周恩來率領下，集結在金溪、黎川地區待機。總參謀長劉伯承帶領作戰局長張雲逸、情報局長曾希聖等，組成精幹的指揮機關，随軍行動。
1933年2月4日，蘇區中央局作出決議，要求紅軍在敵部署未定之時，實行進攻作戰擊潰敵人，并命令紅一方面軍首先圍攻南豐。
南豐城東臨撫河，位于南北狹長的平原中，為撫河戰線國民黨軍進攻中央蘇區的重要據點。紅一方面軍領導人本來是不願意強攻南豐堅城的，周恩來并提出這樣做至少有五不利：一暴露企圖，二易受夾擊，三損失大，四不能籌款，五費時日。但蘇區中央局決議已下，他們隻好部署攻南豐。守敵為毛炳文第八師6個團。擔任主攻的是第三軍團第三師。2月12日黃昏後開始了攻城戰鬥。激戰1晝夜，僅奪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圍工事。紅軍殲敵不足1營，損失卻過300。敵據城固守待援，使用了強大的火力。城外是一片開闊地，紅軍無法接近城牆。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劉伯承研究後認為，紅軍被吸于堅城之下，敵增援部隊已由樂安、宜黃東來，相持下去紅軍有被夾擊的危險。決定改強攻南豐為佯攻，圍城打援，将主力撤至東韶、洛口待機，待查清敵援軍行進路線後，采用大規模伏擊戰法消滅敵人。
來援南豐的是陳誠部第一縱隊3個師，羅卓英率第十一師沿宜黃大道開進；第五十二、五十九兩師由第五十二師師長李明指揮沿樂安山路東來。李明率本師為右縱隊，令第五十九師為左縱隊，平行前進，中間有海拔900米的摩羅嶂大山，聯絡不易，更無法相互救援。情報局長曾希聖弄清援敵行進路線後，立即向劉伯承報告。劉伯承提出了相應的建議，經朱德、周恩來判斷商議，決心集中主力，采取各個擊破的方針，在固崗、登仙橋以東，河口、黃陂以西地區，伏擊第五十二、五十九兩個師，随即作了戰鬥部署，命令林彪、聶榮臻指揮第一、三軍團及第二十一軍為左翼隊，由王兜、苦竹圩之線取平行道路向北前進，側擊敵人。命令董振堂、朱瑞指揮第五軍團、第二十二軍為右翼隊，由東陂進至黃陂向西兜擊敵人。根據總部命令，紅軍左翼隊于27日7時進入伏擊地域大龍坪。這大龍坪西上5裡，東下8裡，南北兩側都是高山密林，正是設伏的絕好地形。13時，敵第五十二師進入大龍坪地區，因山路崎岖狹窄，一下子成單行行進，隊伍隻好排得很長。砰！砰！幾聲清脆的槍響打破了山谷間的甯靜，指揮部發出了總攻的信号。頓時，狹長的山谷兩側，槍炮聲響成一片。敵人的隊伍就象蜿蜒十幾裡的一條長蛇，首尾不能相顧，很快被截成數段，然後全部歸于消滅，師長李明被擊斃。第五十九師隔山聽到槍炮聲，師長陳時骥判斷是第五十二師進行實彈演習。14時，行至霍源以北地區，與紅軍右翼隊前衛遭遇。陳時骥下令就地占領陣地，與紅軍對峙到天黑。28日清晨，紅軍右翼隊将第五十九師四面包圍。8時發起總攻，激戰競日，至19時，殲敵4個團；陳時骥率殘部逃竄，在登仙橋附近被紅軍左翼隊生俘。陳誠遭此重挫，仍圖補救邀功。将3個縱隊縮編為兩個縱隊，以吳奇偉指揮3個師為前縱隊，以羅卓英指揮3個師為後縱隊，前後兩縱隊重送行軍，由東陂、黃陂經新豐、甘竹直趨廣昌；打算得手後，促使蔡廷锴、餘漢謀率領的左右兩路軍前進，達成對紅軍的合圍。
紅軍主力幹脆利落殲敵兩個師後，由大龍坪、霍源地區撤回東韶、洛口、南團、小布地區休整待機。紅一方面軍指揮部設在吳村一個地主宅院裡。3月16日，據偵察報告，陳誠部前縱隊到達新豐市、侯坊、草台崗一線，後縱隊位于東陂、黃陂、蛟湖地區。朱德、周思來與劉伯承商議，認為如果能使陳誠部前後縱隊拉大距離，紅軍就可以再次集中主力攻殲其一部。為此，他們命令第十一軍進到廣昌西北地區，僞裝主力吸引陳誠部前縱隊加快南進，以便伺機攻殲其後縱隊。陳誠不知是計，誤認為第十一軍是紅軍主力，命令前縱隊加速向廣昌推進，并将後縱隊1個師加到前縱隊。一連幾天，朱德、周恩來、劉伯承靜觀敵情變化，随時準備在戰機有利時出擊。
3月19日夜，紅一方面軍指揮部裡燈火通明，朱德、劉伯承跟張雲逸圍坐在一張八仙桌旁，凝神注視着鋪在桌上的地圖，分析判斷敵軍的進展位置。
參謀送來情報局長曾希聖的敵情報告，張雲逸接過來念道：“敵前縱隊第十四師、第十師、第九十師和後縱隊第五師經東陂、新豐向甘竹前進；其後縱隊第九師在東陂山區占領陣地；其第十一師已進駐黃陂。”朱德說：“我們的戰略還是各個擊破，令第十一軍繼續鉗制和吸引敵先頭縱隊東進，待其通過4個師後，截擊敵人後縱隊兩個師。”劉伯承拿着放大鏡，對着地圖仔細看過來看過去，手指不停地在圖上最着距離。他見敵後縱隊遠離前縱隊百裡左右，已成孤立突出态勢，且後縱隊第十一師正位于地形複雜的草台崗地位，便向朱德提出在草台崗準備戰場的建議。朱德立即采納，下了打後縱隊的決心，叫張雲逸起草作戰命令。這時，參謀又送來第二個敵情報告，說是今日下午2時敵第十一師前衛部隊與本軍偵察部隊在草台崗遭遇，接觸後敵後續部隊已停止前進，另據偵聽敵人電話，羅卓英令前衛第八十三旅連夜撤回五裡牌。草台崗距五裡牌20餘裡，敵3個小時即可走到。于是，起草的命令作廢，重新研究作戰方案。夜深了，外面雨絲夾雜着雪粒，趕走了南國早春的暖意，屋子裡顯得更加陰冷。警衛員把炭火盆撥旺，炒了一鍋黃豆，倒在桌子上，又給每人添上一杯濃茶，這便是紅軍最高指揮員們的夜餐了。雞叫頭遍，第二個作戰方案剛剛形成，正在起草命令，第三個敵情報告又到，說敵第十一師并未北撤，後續部隊和辎重行李于天黑前全部到達草台崗，正徹夜構築工事。劉伯承嘿嘿一笑，幽默地說：“天助我也。總司令，下命令吧。”
朱德含笑朝他點點頭，又示意參謀：“請恩來同志。”周恩來因與中央局意見不一緻，而中央局又叫他軍事上負總責，連日來，為統一作戰思想和磋商作戰部署，文電交馳，疲憊不堪。待周恩來到作戰室，命令已經抄寫清楚。
劉伯承彙報了一夜來敵情的變化和己方的處置，周恩來看過命令，不覺眉頭舒展，布滿血絲的眼球裡閃出了光亮，他欣然表示同意。作戰命令交電台發各軍團和獨立作戰單位。這時候已經是晨光熹微了。
由于部隊早先已北進就敵，紅一方面軍指揮部在部署上就方便多了。這個部署是：第五軍團、第十二軍和宜黃兩個獨立團為右翼隊，主力由東向西進攻侯坊、徐莊、雷公嵊一帶之敵，以一部兵力牽制東陂之敵第九師，并向新豐市方向警戒，阻敵前縱隊回援；第一軍團、第三軍團、第二十一軍和獨立第五師為左翼隊，主力由西向東進攻草台崗、徐莊地區之敵，以一部兵力切斷敵第九師與第十一師的聯系；第二十二軍為預備隊。
根據命令和部署，20日夜，紅軍各部先後進入攻擊位置。21日拂曉，紅軍發起了攻擊。在草台崗方向，敵第十一師第六十三團團長宋瑞珂，正率領營、連長在雷公嵊偵察地形，研究如何配置兵力。忽然，了望哨報告：“紅軍大部隊分路來攻。”宋瑞珂舉起望遠鏡觀察，隻見晨霧中紅軍從西南方象潮水般湧來，東北方高山頂上也出現了紅軍的身影，他明白，草台崗己處于大包圍的态勢。于是立即向師長肖乾報告。肖乾也發現形勢不妙，命令各團堅守草台崗環形陣地，作困獸之鬥。紅軍以猛烈的沖擊縮小合圍圈，至中午，奪得若幹高地。第十一師是受蔣介石寵愛的嫡系王牌，軍官頑固反動，驅使士兵作殊死頑抗，一個連打得剩下十幾個人，還能繼續戰鬥。過午，第五軍團首先突破南面霹靂山敵第六十六團陣地，敵第十一師在草台崗的環形防禦體系被開了個缺口。接着，第三軍團也将敵雷母山陣地突破。敵各團側背受到威脅，遂全線動遙師長肖乾負傷，敵失去統一指揮，更陷于混亂。至黃昏，蔣介石的這個王牌師全部瓦解。除肖乾外，傷敵旅長l人，斃敵團長3人，營以下官兵傷亡慘重，被俘3000多人。在霍源幸免的敵第五十九師第一七五旅以及第九師的1個團，受羅卓英派遣，企圖保持東破與草台崗的交通線，被第一軍團殲滅大部。陳誠在撫州聽到第十一師被殲的消息，急得吐血，急令吳奇偉率前縱隊向南豐撤退，羅卓英率後縱隊殘部，向宜黃撤退。蔣介石的第四次“圍剿”就這樣被打破了。
1933年9月，第三國際派遣的軍事顧問德國人奧托・布勞恩由上海來到瑞金。為保密和稱呼方便，取中國名字李德，又名華夫。在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駐地沙洲壩附近，專門修了三間獨立房子，作為李德的住所。劉伯承派伍修權和王智濤作李德的翻譯。就第三國際的主觀動機來說，是來幫助中國進行革命的，但事與願違，由于李德主觀武斷，簡單粗暴，軍事上瞎指揮，和中共中央的“左”傾教條主義者相結合，實際上幫了一個很大的倒忙，幾乎斷送了中國革命。
李德進入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戰争已經開始。9月28日黎川失守。10月初，在李德的住處“獨立房子”，召開了有黨和中革軍委的主要負責人出席的軍事會議，博古（秦邦憲）、洛甫（張聞天）、項英、毛澤東、劉伯承等到會。朱德、周恩來在前線指揮作戰，未參加。會上，由代理軍委主席項英作關于前線形勢的報告。李德建議：“通過地方武裝，以陣地戰把敵人牽制在北部贛江和B江之間，并且如一年前所計劃的那樣，把五軍團（1個師）放在黎川以南進行防禦，命一、三軍團繼續向東北方面挺進。”①李德這個建議被采納，并作了相應的決議，成為第五次反“圍剿”初期的戰略方針。根據李德的意見，10月中旬，中革軍委令第三軍團貿然進攻黎川以北敵人的鞏固陣地哨石，未獲成功。10月下旬，又令第五軍團第十三帥去打黎川東北敵人的鞏固陣地資溪橋，又遭到挫折。為急于恢複黎川，第三、五軍團輾轉于敵人堡壘之間，陷入被動。
從1934年起，在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博古等的支持下，李德掌握了紅軍的指揮大權，朱德、周恩來實際上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總參謀長劉伯承則①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12月版，第47頁。
成為李德的幕僚。
李德是怎樣指揮第五次反“圍剿”的呢？不論白天黑夜，隻要前方來了電報，都要先送“獨立房子”，由翻譯譯成俄文，并根據電文對照地圖查找大體方位，将敵我态勢标在地圖上，送給李德看。李德閱後提出對策和處置方案，再由翻譯譯成中文，送中革軍委，由中革軍委給前方下達作戰命令。
李德情況不明決心大，又管得很具體，連迫擊炮的放列位置都在地圖的等高線上标明，強令部隊執行。部隊調動，不管白天黑夜，山路平路，隻按比例尺一标，就下令限時趕到。不問工事堅固程度和兵力兵器如何，下命令死守一地，造成很大傷亡。如此指揮作戰，焉得不敗！
因為李德越俎代疱，作為總參謀長的劉伯承，在作戰指揮方面已無事可做，隻好管管紅軍學校和後方醫院一類的事情。劉伯承從一開始就感覺李德的指揮不對頭，可李德權威已立，他隻得對李德敬而遠之。李德五次到前線視察，作為總參謀長兼通俄語的劉伯承一次也沒有陪同，總是找個借口避開。
5月間，一次中共中央負責人指定劉伯承陪李德到會昌視察，劉伯承以腦貧血為由請假，薦作戰局長張雲逸陪李德走了一趟。通過第四次反“圍剿”的實踐，劉伯承進一步認識到中國革命戰争的特殊規律，認識到毛澤東對反“圍剿”的戰略指導是正确的。對于第五次反“圍剿”中李德等的堡壘主義和陣地戰、先發制人、禦敵于國門之外等戰略戰術，他心存疑慮，未敢苟同。
從1933年10月到次年10月開始長征，終第五次反“圍剿”之局，劉伯承對李德的一套，不參不謀，抓緊時間緻力于遊忐戰術經驗的總結和推廣。
1934年5月10日，他發表了《現在遊擊隊要解答的問題》，提出：“敵人碉堡構成的封鎖線，可以相當限制我們大兵團進行機動。然而，我們遊擊隊确實可以自由出其封鎖線碉堡（特别在廣東，敵軍沒有連續的碉堡）的間隙，而進入其後方交通路上，實行穿襲。有些邊區遊擊隊就應該留在封鎖線外，向敵人遠後方，特别向其策源地展開遊擊戰争，以耗散其兵力，破壞其糧彈的運輸，乃至造成地方暴動，就更有戰略上的意義。”這種用深入敵人後方的辦法來打破敵人“圍剿”的傑出主張，可以說是他在抗日戰争中提出的“敵進我進”思想的最初萌芽。9月10日，他又發表了《到敵人後方開展遊擊戰争的幾個教訓》一文，強調：“遊擊隊在芽過敵人封鎖線後的活動，如遭受敵人強烈壓迫時，隻有勇敢地再延伸，向敵人深遠的後方挺進活動，這是容易達到吸引敵人後退的目的，不應企圖縮回蘇區，折轉到封鎖線上碉堡地帶，恰人敵人陷阱，回旋無地，遭受嚴重的打擊。”進一步發揮了他的上述主張。
他一再提出的到敵人深遠後方開展遊擊戰争，威脅敵人根本重地，迫敵回援，以打破敵人“圍剿”的戰略思想，無疑是十分可貴和正确的。這與後來毛澤東提出的，紅軍主力“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将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的主張，可謂互為補充，異曲同工。這也說明劉伯承的思想已升華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澤東的作戰原則和指導方針，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貢獻了自己的智慧。
跟毛澤東一樣，劉伯承的這些意見并未得到中共中央決策者的重視和采納，相反，劉伯承因此而招緻了李德的嫉恨。有一次，李德到總參謀部談事情，因話不投機，李德當面訓斥他說：“你還不如一個普通的參謀，白在蘇聯學習了幾年。”伍修權怕雙方鬧僵，隻簡單地翻譯說：“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說參謀工作做得不周到。”劉伯承哈哈一笑，說：“你是個好人啊！他罵我的話你沒有翻譯。”又有一次，李德到總參謀部去，幾個機要員在路邊燒火做飯，擋了他的路，李德的無名火發洩，一腳把飯鍋給踢翻了。劉泊承是個民族自尊心非常強的人，李德訓斥自己，他看作是工作上的争論，李德是共産國際派來的顧問，理應忍讓，他也能夠忍讓。這次發生的事件，在劉伯承心目中是洋人欺負中國人，聯想到在蘇聯學習時受到的大國沙文主義的對待，他終于怒不可遏，當場跟李德吵起來。他用俄語說：“帝國主義分子就是這樣欺負中國人的。作為國際派來的顧問，你這種行為是錯誤的，是帝國主義行為！”李德悻悻然而去，到中央局書記博古那裡告了一狀，說劉伯承不尊重他。這樣的總參謀長妨礙他的工作。博古找劉伯承談話，把劉伯承降到第五軍團當參謀長。這是他第一次被撤掉總參謀長的職務。證明這時的劉伯承，已經同當時中共中央的“左”傾教條主義劃清了界限，站到正确路線上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