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南昌起義的參謀長
第一節待命武漢
1927年7月11日，劉伯承經陝西、河南，輾轉來到武漢。在他臨時下榻的漢口大智門國民黨四川省黨部辦事處，車水馬龍，賓來客往。其中有川軍的袍澤故舊，有武漢的黨政軍要人；有左派，也有右派；有共産黨人，也有蔣介石、汪精衛的說客。據7月12日武漢《民國日報》報道：“劉氏為川中革命軍事領袖，此來對于川省今後軍事，必有偉大之計劃。劉抵漢後，各地同志赴寓所慰問者，絡繹不絕，劉身禦藍布長衫，态度和藹可親。聞劉氏拟于日内親向中央報告死守滬州經過及出川情形，并聞劉氏對于川事，亦将向中央有所建議雲。”這裡所說的“中央”，系指武漢國民黨中央黨部和武漢國民政府。劉伯承向“中央”彙報後，隻得到“軍委會”一番空洞的“嘉獎”。耳聞目睹，英、美軍艦侵入長江者已100多艘，對武漢政府施加強大壓力；蔣介石與馮玉祥在徐州會晤後，甯漢合流的趨勢一天比一天明顯。他感到武漢的情況也越來越不對頭。汪精衛主張分共，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将在武漢捕殺共産黨的風聲，越來越緊。眼看血雨腥風就要降臨武漢城頭。兼有國民黨黨籍和共産黨黨籍的跨黨分子，都面臨着一種抉擇：向左還是向右？
是繼續堅持革命，還是與蔣介石、汪精衛同流合污？留在共産黨内，還是留在國民黨内？劉伯承密切注視着局勢的發展；思考着自己應走的道路。
為求得對于局勢的透徹了解，他偕參謀長韓百誠去拜訪吳玉章。吳玉章當時是武漢國民政府五人行動委員會委員之一。在國民政府的辦公室，劉伯承與自己的入黨介紹人促膝長談。吳玉章告訴他，鑒于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領導已陷入破産，根據第三國際的指示，撤銷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改組了中央領導，指定張國焘、周恩來、李維漢、張太雷、李立三等5人組成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領導今後的鬥争。至于國民黨内，雖然宋慶齡等左派力主遵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但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的威脅利誘下，武漢方面的右翼軍人殺機漸露，汪精衛集團的叛變恐怕為期不遠，要做好應變的準備。
中共中央一直關注着四川的革命鬥争。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周恩來得知劉伯承已到武漢，即召集他和吳玉章、黃慕顔、李嘉仲等座談，聽取他們對時局的看法和意見。黃慕顔提出，在目前國共兩黨的聯合戰線瀕于破裂的情況下，可将共産黨所掌握的武裝西退四川，徐作良圖。周恩來明确表示這種做法不妥。他在深入分析了當前革命正處于轉折關頭的形勢後指出，中國現階段的革命運動是廣大人民群衆的事業，目的在于求得中國之自由平等，任務在于推翻國内封建軍閥的統治，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目前革命勢力雖有分化，但革命洪流不可阻擋，終會浩蕩前進，共産黨人不達此目的，誓不終止。革命的武裝要向基礎較好的廣東發展，西退四川是沒有出路的。
四川的封建軍閥力量強大，而且日益反動。重慶“三・三一”慘案和泸順起義的失敗就是明證。現在我們一遇挫折，怎能反而退依本欲打倒的對象呢？
一席話說得大家豁然開朗，劉伯承對周恩來更是肅然起敬。
7月16日，傳來了武漢國民黨秘密召開“分共”會議的消息，兼有共産黨黨籍的吳玉章等國民黨中央委員，均被排斥不得參加。在汪精衛主持下通過了“分共”的決議案。至此，國共兩黨的第一次合作，便以蔣介石和汪精衛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的叛變而告結束。
劉伯承心中有底，遇變不驚。他杜門謝客，深居簡出，聽候黨的召喚。
他的公開身份是武漢政府委任的暫編第十五軍軍氏。安全是不成問題的。這期間，有人勸他回川，與四川軍閥合作，将來或可跨州連郡，雄踞一方；汪蔣派來的說客，各為其主拉他入夥，說憑他的軍事才幹，高官厚祿真如探囊取物。對于這些來客，劉伯承虛與委蛇，以久戰之後，身體疲憊，急需休養為由，――謝絕了。
7月19日，中共中央派李立三、鄧中夏到九江聯絡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左派将領，利用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要把該方面軍拉回廣東另立“山頭”的機會，把左派部隊帶去廣東，重新聚集和組織革命力量，同蔣汪合流的國民黨反動派鬥争。第二方面軍轄第四軍、第十一軍和第二十軍3個軍，有共産黨的秘密組織，有許多左派将領，如葉挺是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賀龍是第二十軍軍長，葉劍英是第四軍參謀長。在“東征讨蔣”的名義下，第二方面軍各部正由武漢、武穴向九江、南昌集中。先期到九江的譚平山做賀龍的工作，賀龍态度激烈，決心追随中國共産黨反蔣反汪。這時張發奎已被汗精衛拉過去，宣布實行“分共”的政策，命令葉挺等著名的共産黨員退出軍隊或脫離共産黨。20日，譚平山、李立三、鄧中夏、吳玉章、葉挺、聶榮臻等在九江召開會議。會議分析了面臨的政治軍事形勢，提出“我們應當抛棄依張（發奎）之政策，而決定一獨立的軍事行動，逼迫張（發奎）朱（晖日）與我們一緻。因此決定在軍事上趕快集中南昌，運動二十軍與我們一緻，實行在南昌暴動，解決三、六、九軍在南昌之武裝。在政治上反對武漢、南京兩政府，建立新的政府來号召”。這個意見，得到了正在廬山的著名共産黨人瞿秋白的同意，并由瞿秋白帶到武漢交中共中央決定。會後，鄧中夏、譚平山、恽代英、李立三等又具體研究了南昌起義的計劃、政綱、宣言，以及組織與甯、漢國民黨中央黨部相對抗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等問題，決定于當月28日舉行起義，并急電中共中央請求批準。中共中央常委接到九江的報告後，開會決定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并确定起義後部隊的行動方向：立即南下，占領廣東，奪取海口，求得共産國際的援助，再舉行第二次北伐。
随後，中共中央常委又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人組成黨的前敵委員會，周恩來任書記，負責領導這次起義。
周恩來臨危受命，軍事上需要一個得力的助手。這個人既要有秘密組織大規模兵暴的經驗，又要有豐富的作戰指揮經驗。他選中了劉伯承。劉伯承堅決聽從共産黨的指示，乘江輪前往九江，參與擘畫南昌起義。為了迷惑國民黨右派，特在武漢《國民日報》發表消息如下：“暫編第十五軍軍長劉伯承、副軍長黃慕顔，先後來漢向中央陳述與川中反動軍閥奮鬥情形，極為中央嘉獎。近劉軍長因病，特向軍事委員會請假調養，其職務交黃副軍長代理，已蒙軍委批準。”
第二節主持參謀團
在九江的吳玉章，主持國民黨中央辦事處，以接應前往南昌的中共的重要幹部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劉泊承到九江，也住在這裡。對于劉伯承的到來，吳玉章是非常高興的。他想到一年多以前他和楊公介紹劉伯承入黨，為黨延攬了這樣一位不可多得的将才，心中暗暗地感到欣慰。
南昌，江西省的省會，位于贛江下遊東岸。“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瓯越。”①當時的南昌，不僅在地理上成為軍事要沖，而且在政治上牽動着整個中國的形勢。1927年7月底，這裡群英畢集，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以及李立三、恽代英、彭湃、林伯渠，吳玉章等，都來到了南昌，起義的各項準備工作在秘密而緊張地進行着。
7月27日，周恩來在江西大旅社宴會廳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周恩來說：“我們這次起義是敵人逼出來的，不如此便沒有出路。起義隻能成功，不能失敗。成功的關鍵在于團結一心，衆志成城，在于有周密的準備，出敵不意，攻其不備，一舉殲滅南昌的敵人。”接着，按照中共中央的決定，宣布前敵委員會正式成立。周恩來和其他委員詳細讨論了起義的有關問題。為了便于準備，決定将起義日期由28日推遲到30日。
劉伯承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到第二十軍軍部協助賀龍拟制起義計劃。他與賀龍曾在四川讨賊戰争中并肩戰鬥，久已相識，這次在南昌城裡重逢，而且又都彙入到了無産階級的革命隊伍之中。兩人格外高興。計劃很快就寫出來了。周恩來讓征求葉挺的意見。劉伯承初會葉挺，兩人過去是聞名而未見面。葉挺接過計劃，看得很仔細。看完，立即把計劃退還給劉伯承，可始終一言不發。劉伯承感到很奇怪，不知葉挺對計劃持什麼态度，他就去問周恩來。周恩來笑着說：“噢，你還不熟悉他，他就是這個樣子，要是不說話，就是表示贊成。”劉伯承一聽，也不禁笑了。
起義計劃詳細列舉了國民黨反動軍隊在南昌乃至江西地區的兵力部署，其中駐南昌的兵力為5個團約3000餘人。起義軍方面共有2萬餘人，占有明顯的優勢。但就南昌外圍乃至整個江西而言，起義軍又處于明顯的劣勢。
根據起義計劃，參加起義的各部隊、各将領任務區分如下：葉挺指揮第二十四師解決敵第六軍第五十三團和第三軍的第二十三團、第二十四團；賀龍、劉伯承指揮第二十軍攻占朱培德的第五方面軍總指揮部，并負責解決敵第九軍第七十九團和第八十團；聶榮臻向駐馬回嶺的第二十五師周士第等傳達前敵委員會決定并領導該部起義；朱德利用南昌公安局長和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的身份，加強在敵軍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敵軍的動态。
劉們承前往中共江西省委所在地三益巷，把中共中央關于南昌起義的計劃通知了省委負責人宛希俨、黃道。中共江西省委召開了省市黨團員活動分子緊急會議，傳達中央的決定，布置工會、農會、學聯、婦聯等群衆團體，積極協助起義軍搞好通信、聯絡、後勤和宣傳工作，并組織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配合起義軍行動。
①唐・王勃：《滕王閣序》。
正當起義将要進入行動階段，張國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于7月30日從九江趕到南昌，傳達國際和中央指示。周恩來當即召開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前委委員李立三、彭湃、恽代英和譚平山、葉挺、周逸群等。張國焘說：“中央意見暴動宜慎重，國際電報，如有成功把握可舉行暴動，否則不可動。将在軍隊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農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勢，應極力拉攏張發奎，得到張之同意，否則不可動。”周恩來等都一緻反對張國焘的意見，認為暴動斷不能推遲，更不可停止，張發奎受汪精衛那一派的包圍，決不會同意共産黨的計劃，共産黨應站在獨立領導的地位，再不能依賴張發奎了。激烈辯論數小時，因張國焘代表中央，不能用少數服從多數的辦法來決定。到31日早晨，會議接着開，又辯論數小時之久，周恩來忍無可忍，憤然以辭職相抗争，說：“國際代表及中央給我的任務是叫我來主持這個運動，現在給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負責了，我要即刻回漢口向中央報告。”正在這時.得到報告，說張發奎已參加汪精衛在廬山召開的反共會議，決定嚴令賀龍、葉挺限期将軍隊撤回九江，在第二方面軍實行清共，通緝共産黨人廖乾吾、高語罕、恽代英等人。這使張國焘的意見顯得十分荒唐可笑。張國焘隻得表示服從多數。會議最終決定8月1日淩晨舉行武裝起義。
8月1日淩晨2時，由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領導的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南昌起義爆發了。起義軍各部按照預定的部署向敵人發起進攻。由于第二十軍一名副營長叛變告密，敵軍已有嚴密的警戒，于是發生了激烈的巷戰。到清晨6時，駐南昌市區的敵軍3000多人停止抵抗，起義軍完全控制了南昌。這天，晴空萬裡，陽光燦爛，社會秩序井然。頸挂紅領帶的起義軍戰士威嚴地守衛着重要機關，巡邏在大街小巷。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街頭圍觀起義軍的安民告示。中共江西省委組織了“江西民衆慰勞前敵革命将士委員會”，各群衆團體組織的慰問隊，擡着豬肉、西瓜，慰問起義軍。
8月1日上午9時，在原江西省政府西花廳召開國民黨各省黨部及特别市黨部、海外黨部代表聯席會議，到會代表共40餘人，劉伯承和李嘉仲以四川代表的資格出席。會上選舉了革命委員會，委員有譚平山、宋慶齡、恽代英、賀龍、郭沫若、鄧演達、周恩來、葉挺等25人。又推選出譚平山、宋慶齡、恽代英、賀龍、郭沫若、鄧演達、張發奎7人組成主席團，實際主持工作的是譚平山。在單命委員會下面，分設秘書廳、農工委員會、宣傳委員會、财政委員會、黨務委員會、參謀團、總政治部、政治保衛處等機關，以吳玉章為秘書長，張國焘為農工委員會主席，恽代英為宣傳委員會主席，林伯渠為财政委員會主席，張曙時為黨務委員會主席，劉伯承為參謀團參謀長，郭沫若為總政治部主任，李立三為政治保衛處處長。革命委員會成立後，中共前敵委員會變成了革委的黨團，很少開會，在連日行軍作戰的情況下，參謀團實際上成了起義軍的領導中樞。
關于參謀團的組建，據周恩來後來回憶：“參謀團當時沒有人任主任。
後來我就指定劉伯承同志來做參謀長，他起初謙虛，不肯答應；後來我說一定要你來做，他才擔任參謀長職務。”①參謀團的委員有周恩來、賀龍、葉挺、蔡廷锴等。
起義後，部隊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的番号，賀龍為代總指揮，①《南昌起義》，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571頁。
葉挺為代前敵總指揮，編為3個軍：第二十軍軍長賀龍（兼），黨代表廖乾吾，轄3個師，第一師師長賀錦齋，黨代表方維夏，第二師師長秦光遠，黨代表陳恭，第三師（在臨川組建）師長周逸群，黨代表徐特立。第十一軍軍長葉挺（兼），黨代表聶榮臻，轄3個師：第二十四師師長占勳名（會昌委任的），黨代表顔昌頤；第二十五師師長周士第，黨代表李碩勳；第十師師長蔡廷锴（後在進賢突然脫離起義軍，将隊伍拉到浙江去了）。另成立第九軍，任命朱德為副軍長，想争取部分滇軍加入起義軍，但未獲結果，後将第二十五師撥歸朱德指揮。從此，一支由共産黨獨立領導的、敢于抵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的革命軍隊誕生了。劉伯承就以這支軍隊的締造者之一而載入史冊。
第三節随軍南征
8月1日下午7時，在總指揮部召開參謀團會議，研究南進路線。會議由劉伯承主持，出席會議的有周恩來、賀龍、葉挺、蔡廷锴和蘇聯顧問紀功。
南進的目的地是廣東東江地區。東江地區包括惠州、潮州、嘉應州（今梅縣）3州所屬25縣。共産黨在那裡有群衆基礎，農民運動還在蓬勃發展着。根據中共中央關于依靠海口取得國際援助，組織力量，重新北伐的決定，參謀團把進軍目标放到了那裡。由南昌到東江有兩條平行的路線：一條是大路，經吉安、贛州、韶關、廣州進入惠州地區；一條是小路，經臨川、會昌、尋鄒進入嘉應州地區。少數軍事指揮官主張走大路，認為大路所經地區比較富庶，便于部隊接濟。劉伯承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宣布走小路，并提出具體理由：“吉安、贛州等地對起義軍直接構成威脅的敵軍達4萬，而起義軍兵力僅有2萬，發生對抗難操勝算；臨川、會昌路上僅有近3000弱敵，容易應付，即便敵人從他處調兵過來，山間行軍困難，可以各個擊破他。”
起義軍矛頭所向，直指廣東。盤踞兩廣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李濟深大為緊張。他指揮所部7個師，全力堵截起義軍。當起義軍通過廣昌，分兩路向壬田前進時，錢大鈎部約9000人已在會昌、瑞金一帶，其先頭兩個團――在壬田布防；黃紹f部約9000人，正由贛州經零都向起義軍逼進。
8月25日，賀龍率第二十軍經石城擊潰錢大鈞部進入壬田。葉挺第十一軍取道甯都，于次日到達壬田。兩軍會合後，當日占領瑞金。在瑞金查獲敵人文件，得知敵屯重兵于會昌。參謀團開會研究對策。劉伯承建議：第二十軍沿瑞金至會昌的大道，從東北面發起進攻，以吸引敵人的注意力，把主攻方向放在敵人的側後。第十一軍經西江市、洛口，從西北面向會昌發起攻擊，以防錢大鈞由會昌退回零都溜走。參謀團一緻通過了劉伯承的作戰方案。
敵軍在會昌的兵力部署是：以錢大鈞的3個師為主力，在會昌城東北地區及城西之岚山嶺、寨構築工事防守，環繞會昌城的貢水沿岸也構築了工事；黃紹f部2000餘人集結于白鵝圩一帶，與會昌成犄角之勢。
起義軍于8月30日早晨向會昌發起進攻，朱德指揮第二十軍第三師（由第六團和教導團組成，實力約千餘人）在城東北展開。葉挺指揮第十一軍兩個師擔任主攻。劉伯承随周恩來到葉挺部隊指揮。由于第二十五師夜間行軍走錯了路，耽誤了到達會昌的時間，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的攻擊一度受挫。
葉挺不避危險，一直親自指揮部隊攻打敵軍制高點寨。劉伯承緊随其旁。一連幾次攻擊失利。第二十五師終于趕上來了。葉挺立即命令第二十五師堅決拿下寨，他指着寨敵人的陣地對師長周士第說：“那個山上都是敵人占領的，我們沒有部隊在那裡。”劉伯承接着強調一句：“如果不把它打掉，它就會抄我們的屁股哩！”說着，擡手從寨到指揮部的方向，劃了一道弧線。周士第頓時明白了拿下寨的意義，他馬上率領兩個團向寨發起猛烈的攻擊，經反複沖殺，終于攻下了敵人的陣地。第二十四師同時展開了進攻。第二十軍方面也打得很激烈。戰至下午5時，起義軍攻入會昌城，錢大鈞部被殲6000人，他帶着剩下的3000人落荒而逃，狼狽得連轎子也顧不上坐了。
入城後，劉伯承翻檢敵人遺留的文件和近日報紙，忽然見到第二十軍參謀長陳浴新宣布叛變的通電。陳浴新将南昌起義的經過盡其所知向國民黨當局作了報告，南征的目的和進軍的路線，已完全暴露。劉伯承立即向周恩來建議，召開參謀團會議。參謀團鑒于上述情由，一緻認為有改變進軍路線之必要，遂決定返瑞金，改經長廷上杭進入東江。其中雖然從會昌到瑞金，有90裡的回旋路程，但順汀江而下韓江的水路可船運大批戰利品與幾百名受傷官兵，這也是原進軍路線通過會昌―尋邬山路所無法解決的一個難題。9月2日，駐防洛口的黃紹f部2000餘人突然來攻會昌，遭到第十一軍還擊後退去。劉伯承認為這是敵人的抑留戰術，目的在于引誘起義軍向洛口進攻，遲延起義軍到達東江的時間，以便在東江調集圍攻兵力。起義軍為打破敵人的意圖，并未與敵糾纏，徑直向長汀進發。
9月初，起義軍翻越崇山峻嶺，向長汀進發。雖逢炎夏酷暑，道路又崎岖難行，但滿眼層巒疊翠，溪流蜿蜒，随處都有濃蔭遮蔽。每次行軍小憩，都是一件樂事。一次部隊在竹林裡休息，劉伯承到第二十軍教導團巡視，立即被軍官們圍攏起來，有人請他講述從滬順起義到南昌起義的經曆，他簡單地作了介紹，強調說：“從劉湘在重慶制造‘三・三一’慘案，到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從許克祥在長沙發動‘馬日事變’，到汪精衛‘七・一五’在武漢公開反共；證明了周恩來同志說的一句話：‘一切革命都是逼出來的’。我們都是逼上梁山。我從四川被逼出來，現在又從南昌被逼出來，逼到了革命的最前線。”許多仰慕劉伯承的青年軍官請他談談帶兵打仗的經驗，劉伯承說：“當軍人就不能怕打仗，仗總是要打的。要打好仗，首先要帶好兵。帶好兵的經驗千條萬條，歸結起來就是一條：同甘共苦，以身作則。打仗的經驗千條萬條，但作為初級指揮官，最主要的就是一條：不惜犧牲，身先士卒。當連長、排長的，隻有做到了這一條，就能把隊伍帶上去。”大家聽了，心悅誠服。
瑞金一帶的人民，在會昌大捷的鼓舞下，在起義軍關于土地革命的宣傳和實際行動的影響下，積極支援起義軍。從會昌經瑞金到長汀，大部分傷病員是民工用擔架或竹椅擡送，許多農村婦女，也幫助擡傷員，運辎重。民工們穿插于隊列之間，和起義軍戰士并肩而行。人民群衆的熱情支援，對起義軍士氣是個很大的鼓舞。
起義軍的階級路線是非常明确的。一路上懲處了30多個土豪劣紳，征收他們的谷物作軍糧。國民黨新編第十四軍軍長賴世璜的堂叔，橫行鄉裡，作惡多端，是贛東一霸。革命委員會接到許多苦主鳴冤告狀的信，經調查屬實，立即把他逮捕，召開群衆大會，由李立三當審判官，曆數他的罪行，然後處決，人心大快。
9月18日，起義軍到達廣東省大埔縣。據各方情報，興甯、五華在暴動農民占領中，高陂、普甯、揭陽農民暴動失敗，汕頭工人已炸壞潮汕公路橋梁，海陸豐尚在暴動農民手中，平遠、蕉嶺皆無敵情，惟梅縣方面有錢大鈞殘部約3000人，潮梅警備司令王俊有4團兵力，廣東敵軍主力正向河源集中，東江地區的形勢還是大有可為的。參謀團研究決定：留第二十五師在大埔縣三河壩，由朱德率領，阻扼錢大鈞部襲擾起義軍主力側背，監視平遠方面黃紹f部，并作轉移興甯的準備；起義軍主力8500人，迅速取得潮汕，不停留地開往揭陽、湯坑，攻擊由河源方面開來的敵軍，估計隻要擊破此敵，起義軍就可以在東江地區站住腳。
9月23日，起義軍占領潮州，24日進入汕頭。設革命委員會于大埔會館，留第三師衛戍潮汕，又從第二十四師派出1個營到普甯縣支援農民暴動，這樣，能調往前線與敵決戰者隻6500人了，而戰鬥兵員還要少一些。敵軍編組為東路軍，以陳濟棠為總指揮，轄有12團的兵力，約1.5萬人，在兵力對比上比起義軍多1倍以上。9月28日上午，起義軍在揭陽至豐順之間的湯坑遇敵，經兩晝夜激戰，雖有小勝，終未突破敵人陣地，傷亡官兵2000餘人，無力再戰，30日向揭陽退卻。敵人傷亡3000餘，所以，也撤出戰鬥，并未組織追擊。
9月30日，黃紹f部自九河寨分兩路進犯潮州，守在潮州的僅第三師第六團和教導團1個中隊，還有總部負責籌糧籌款的後勤人員，激戰至下午，潮州失守。汕頭前面臨海，後背失去了保護，處境非常危險。周恩來與劉伯承等領導人商量，決定于10月1日向普甯撤退。10月3日，周恩來、劉伯承率革命委員會和總指揮部機關到達普甯縣流沙鎮，賀龍、葉挺率部隊随後也到了。在流沙天後廟裡，召開最後決策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張國焘、賀龍、葉挺、劉伯承、聶榮臻、郭沫若、吳玉章、林伯渠、廖乾吾、賀昌等，以及國民黨左派人士張曙時、彭澤民等。會議決定：重要幹部和文職人員經海路撤離，武裝人員經雲落北去，與當地農民運動結合，堅持長期鬥争。至此，震動中外的南昌起義即告失敗。根據前敵委員會的決定，10月7日，劉伯承與林伯渠、賀龍、彭湃夫婦等一起到達陸豐縣，從神泉港乘船經香港轉赴上海。
南昌起義失敗後，第二十軍和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餘部1300多人到達陸豐，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二師，董朗為師長，顔昌頤為黨代表，在中共當地組織和人民的支援下，于當年11月建立了海陸豐紅色政權。第二十五師餘部800餘人，在朱德、陳毅率領下，轉戰江西、湖南，發動了湘南起義。半年後，于1928年4月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合。
第四節留學蘇聯
南昌起義失敗後，中共中央決定派劉伯承到蘇聯學習。1927年11月，劉伯承偕同吳玉章等30餘人從上海登上了一艘蘇聯貨船，到海參崴上岸，住在一家旅館裡，等了約1個星期，第三國際派人來接，又乘火車到莫斯科。
吳玉章入中山大學學習，劉伯承則進了高級步兵學校。這所學校在莫斯科東北角的紅色兵營，舊名列弗爾道混。為歡迎參加南昌起義的中國學員，學校舉行了降重的歡迎儀式。入學的那天晚上，禮堂裡燈火輝煌，中蘇同學濟濟一堂，首先由學校政治委員緻歡迎詞，他說：”劉伯承是中國著名的軍事将領，南昌起義的參謀長，他和一批優秀軍官來本校學習，是本校的光榮。”
劉伯承代表10多名一起入學的中國同志緻答詞，感謝校方的熱情接待，他說：“我國革命事業暫時遭受挫折，黨派我們來到列甯的故鄉學習，這是極大的榮幸。我們要努力學習，勉作布爾什維克，國内的革命事業在等待着我們。”入學後，中國學員都取了俄國名字，劉伯承取名阿法納西耶夫，編在第16班，這個班30多人都是中國學員，有中共的組織，唐赤英為支部書記，劉伯承、張西林、陳林為支部委員。
緊張的軍校生活開始了。在中國學員中，劉伯承年齡最大，他已經36歲了。首先遇到的就是俄文這一關。為了能直接閱讀俄文書籍，直接聽懂蘇聯教官講課，他拼命地學俄文。在俄語中，“P”這個字母的發音是比較難的。
劉伯承在剛開始認俄文字母時，有好幾天從早到晚一有時間就練“P”的發音。
他抓緊一切課餘時間背單問或整理筆記。他除自備單詞小本外，每日必在左手手心中寫滿生詞，直到完全記熟後才另換新詞。同學們常見他一邊走路一邊背誦單詞。他認為在廁所裡如不背單詞，就是浪費時間。碰到自己弄不懂的地方，就虛心向同學們請教。有的同學看他學俄文實在吃力，就對他說：“我給你翻譯吧。”他說：“老弟，那可不行，得自己學。”他看書時間長了，右眼的假眼球把眼眶磨疼了，也不休息，把假眼球摘下來，再接着看。
晚上，同學們已熄燈就寝，他還獨自在走廊的燈光下，默默地認、記。莫斯科冬天的早晨，氣溫大部在零下15攝氏度左右。每天早晨，劉伯承都提前來到操場上朗讀俄語。同學們勸他不要起得太早，他說：“早起一會兒，第一不妨礙别人安甯，第二早晨空氣新鮮，容易記憶。”憑這種日以繼夜的頑強精神，俄語這一關終于被他攻克了。他在給川軍舊友王爾常的信中提到這一段學習生活時說：“餘年逾而立，初學外文，未行之時，朋侪皆以為慮。目睹蘇聯建國之初尤饑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滿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餘鑽研主義、精通軍事以報祖國之心。然不過外文這一關，此志何由得達？乃視文法如錢串，視生字如銅錢，汲汲然日夜積累之；視疑難如敵陣，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數月已能閱讀俄文書籍矣。”他這種為革命而勤奮學習的精神，在當時的中蘇同學中傳為美談。
蘇聯高級步兵學校設置的軍事課程有戰略學、戰術學、地形學、射擊學，政治課則學蘇共黨史和哲學。教官每天大約講授5小時，其餘時間自修。劉伯承攻克了俄文關，能直接聽教官講課，直接閱讀俄文教材，真是如虎添翼，學習有了長足的進步，各科成績都是優秀，隻有實彈射擊例外。這是因為他失去了右眼，左眼瞄準，右手握槍，很難配合得好。但他不灰心，不因自己傷殘而降低要求，經過一個時期的苦練，射擊考核也取得了合格的成績。學校裡有一條标語：“脫離理論的實踐是瞎實踐，脫離實踐的理論是死理論。”
他對這條标語非常欣賞，成為他治學的座右銘。
學習中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當時的蘇聯，在斯大林領導下，總的是執行國際主義政策，但有的教官腦子裡不免殘留着沙皇時代的侵略擴張思想。一位教官講解什麼是邊界線，竟然說：“邊界線就是實力線，是實際控制線，是戰鬥線，是侵略目的線，是占領有利地形為自己的戰略服務線。”
有次學校組織去參觀莫斯科革命博物館，裡面放着一個雕塑，一個中國人跪着，趾高氣揚的俄國人一隻手揪着這個中國人的辮子，一隻腳踩在中國人的背上。劉伯承看後，心中十分不快。他向教官提出，這不符合國際主義精神，教官卻批評他有民族主義情緒。從此，劉伯承埋頭讀書，很少外出參觀。
1928年6月，劉伯承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讓他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産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的會址在塞列布若耶，是莫斯科近郊離茲維尼果羅鎮不遠的一座鄉間别墅。
大會主要是為了總結大革命時期和“八七”會議以來的經驗教訓，分析中國革命的性質和政治形勢，制定中國共産黨今後的政治路線和鬥争策略而召開的。大會的主要報告有：共産國際代表布哈林作《中國革命與中共任務》的政治報告，瞿秋白作《中國革命與共産黨》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報告，劉伯承作軍事問題的副報告，李立三作農民與土地問題的報告，向忠發作職工運動的報告，并通過了相應的決議。
劉伯承報告分為五個問題：一、帝國主義與豪紳軍閥封建制度，南北軍閥是代表什麼？二、軍閥制度本身的矛盾與必然的崩潰；三、軍閥軍隊的成份與其一般的情形；四、對軍閥軍隊工作；五、黨員軍事化。
在這五個問題中，他系統深入地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軍閥制度産生的原因、本質及其組成狀況，指出由于各帝國主義侵華勢力和各軍閥集團對民衆的殘酷剝削、壓迫，以及他們之間的傾軋和争鬥，造成了農民暴動、士兵暴動的條件。根據這些條件，他詳盡地闡述了中國共産黨開展兵運工作的意義、方針和辦法。他認為，“共産黨軍事政治工作之一個首要的任務，便是要破壞并奪取統治階級之武裝力量，在陸海軍和警察中進行政治與組織的工作”，通過“在軍隊中成立黨的支部，和革命士兵們的組織，以使在該部隊中實行軍事政治工作，使自己的人散布到軍隊以便逐漸地擴大自己的影響，且于緊急的時候，把軍閥軍隊吸引到革命方面來”。這就是說，建設武裝和開展武裝鬥争，是中國革命的必由之路。為此，他呼籲全黨：“對于軍事，人人都要重視它、學習它，武裝工農，領導工農奪取政權”，“黨員軍事化，才能奪取政權，維護政權，鞏固政權，才能談到中國革命的勝利，世界革命的勝利。”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召開期間，為了認真總結中國共産黨進行武裝鬥争的經驗，成立了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等專題委員會，劉伯承被指定為南昌起義委員會的委員。他到蘇聯不久，就寫了一份《南昌暴動始末記》的報告。
這份報告，詳細記述了南昌起義軍事活動的全過程，并對起義的得失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是總結了四項“根本弱點”和八條“行動的錯誤”。
這四項弱點是：在發動時間上，沒有選擇在我黨力量上尚未遭到嚴重破壞的時刻；在起義空間上，沒有選擇在群衆基礎廣泛的兩湖地區；在革命武裝數量上，沒有把軍事力量同群衆力量結合起來；在革命武裝質量上，沒有切實加強起義隊伍的政治領導。八條錯誤是：黨的領導不力；未能發動農民一起奮鬥；作戰指揮不統一；對敵鬥争不堅決；對敵我力量估量有錯誤；财政政策不明确；軍事人材準備不足；輿論宣傳不夠。這些意見，反映了劉伯承對革命武裝的高度重視和對中國革命道路問題的比較清醒的認識。
1928年下半年，劉伯承被調到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這是蘇聯的最高軍事學府，院長是愛迪曼上将。劉伯承一來到這座學院，赫然入目的是一條大标語：“一切戰術要适合一定的曆史時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現了，則軍隊的組織形式與指揮也要随之改變。”這對他的軍事思想有深刻的影響。伏龍芝軍事學院中國班共6人，與劉伯承同學的有左權、屈武、陳其科、黃滌洪、劉雲等。當時6個人都是共産黨員，成立一個支部，劉雲為支部書記。開設的課程主要有戰略、戰史（第一次世界大戰史、蘇聯内戰史）、軍事地理、俄文等。劉伯承學習軍事理論，善于和實踐結合起來學。每學一門課，他都認真聯系過去參加過的戰鬥，從中總結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因此，無論是課堂提問、圖上作業或野外演習，他都表現出比别的同學學得紮實，理解得深。緊張的學習生活之餘，同學們喜歡看電影，或聽聽音樂。有一次劉伯承和大家一起看電影，電影的名字是《紅色銀花》，描寫中國人愚昧落後、懦弱麻木。衣衫褴褛、面黃饑瘦的中國人，心甘情願地跪在地上歡迎侵入新疆的俄國人。這個電影大大刺疼了劉伯承的民族自尊心，當場他就指出：這是對中國人的侮辱。校方再一次批評他有“民族主義情緒”。他深切感到弱國之民無地位，勉勵自己更加努力學習，為改變祖國落後、屈辱的命運而奮鬥。以後，組織看電影或其他活動，他都不去了，一個人坐在宿舍裡看書。
同學們叫他，他說：“來這裡學習，機會很難得，要争取時間多學點東西。
黨随時部可能叫我們回去參加戰鬥，那時就沒有這麼安定的環境和時間了。”
劉伯承在蘇聯學習期間，非常關心國内的政治形勢。1929年春的一天，國内來人向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人介紹了湘贛革命根據地的鬥争情況，劉伯承聽了感到很受鼓舞。他對同學屈武說，中國的武裝鬥争已經有了一個好的局面，盡管困難很多，但前途是光明的。我真想現在就回國，上井岡山和毛澤東、朱德同志去一起戰鬥。他一再向屈武強調：“中國革命同蘇聯情況不一樣，中國一定要依靠農民，武裝農民；否則，中國革命是不會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