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舉義泸順
第一節加入中國共産黨
1923年秋冬，劉伯承一直在成都治傷。困擾着他的不僅是身體的創痛，而且更多的是對前途的優慮。劉伯承因傷離開部隊後，讨賊戰事由勝轉敗，先是重慶得而複失，随後成都也遭到敵人的重兵威脅。這一方面是讨賊軍在勝利面前産生驕情心理，領導層各懷私利，隻關心自身勢力的擴大，不想繼續協力作戰。前敵總指揮賴心輝屬四川邊防軍系統，不願看到熊克武第一軍勢力因戰勝而強大，竟在攻占重慶後按兵不動，坐失乘勝進軍的良機。另一方面敵軍重新集結力量，吳佩孚任命劉湘為川康善後督辦，取代袁祖銘統領所有對讨賊軍作戰的軍隊，随即進行了連續的反攻。消息傳來，劉伯承既痛心于讨賊軍的失利和四川形勢的再度逆轉，又不得不認真思考今後的歸宿。
正在這時，吳玉章給他以極大的關懷。吳玉章是老同盟會員，曾參加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鬥争，是四川各界很有聲望的人物。他與劉伯承的交往十分密切。當時，吳玉章任成都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和恽代英、楊公等人創辦《星期日》等刊物，鼓吹新文化、新思想，熱情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還派人深入到工人、農民中做宣傳和組織工作，在當地具有較大的影響。
吳玉章深知劉伯承的為人，對他的出衆學識、高尚情操和憂國憂民的精神十分欽佩。對于他的軍事才能，更是格外賞識。吳玉章幾乎每隔三、五日就要到他的住處，一面探視病情，一面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後來，通過吳玉章的介紹，劉伯承結識了楊公。
楊公是四川潼南人，早年留學日本。1922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從事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宣傳活動，積極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争，并留心物色優秀人才，醞釀建立共産黨組織。
這兩位革命者相識以後，交往十分密切。劉伯承曾經回憶說：“1924年我在成都與公同志一起，可以說朝夕不離，論說當時局勢。”這時在吳玉章、楊公二人的影響下，他的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漫長的革命道路上揭開了嶄新的一頁。
楊公在接觸中了解到劉伯承十幾年來摸索革命道路始終不渝的精神和救國救民的一片赤忱，以及作為一個革命者的高貴品質和卓越的軍事才能。
1924年1月2日，楊公在日記中寫道：“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軍人中尤其罕見。返川許久，閱人不可謂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1月4日他又在日記中寫道：“伯承機警過人，并且很勤學的，頭腦也異常清晰，不是碌碌者比；又兼有遠大志向。得與之交，我心内是很快活的。目前我們雖說不上深厚的感情來，但我已決意與渠長久交好，因他堪當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個道路。”
劉伯承素以“深思斷行”為格言，為人處事喜歡獨立思考，絕不随波逐流。對于社會上的各種觀點、主義，他都要一一加以認真的思索和研究，決不輕易表示贊同或反對。但是，當他一旦認定了一個目标，他就毅然下定決心，非要走到底不可。他從接觸共産主義思想到接受它，直至加入中國共産黨，就是這樣一個過程。有一次，曾在将校學堂與劉伯承相知，這時已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陳紫輿，熱心勸說劉伯承加入中國共産黨。他嚴肅認真地回答說：十幾年來的生活經驗，使我悟出一條道理，就是無論做什麼事情，都要先搞清其中的真谛。我從參加辛亥革命至今，所見所聞已經不少了，川軍那裡我是決定不回去了。但是，當今的中國應該向何處去？哪一種主義最合乎中國的國情，還應當深思熟慮才穩妥。如果一見旗幟就拜倒，我覺得太不對了。因為我對于各派都沒有十分的研究，正準備極力深研，将來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
楊公在一旁聽後，感慨不已。對劉伯承真誠、坦率的态度肅然起敬。
當天，他在日記中贊歎說：“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誠喲！比起那因情而動、随波而靡的人來，高出萬萬倍。此後拟設法使其從本方向走。若能達到目的，又多一臂助。”
如果說，在1923年末，劉伯承還處于觀察、思索、比較、選擇的階段，甚至于還難于割舍舊的生活；那麼，到了1924年春，在經過反複研究和深入思考之後，他已經自覺地、明顯地開始向共産主義接近。
當時，四川讨賊戰争形勢日趨不利，成都危在旦夕。熊克武、但懋辛等人親自出馬，敦促劉伯承帶傷上陣，以挽救戰局。賴心輝托王爾常傳活，說他要請劉伯承擔任師長。劉伯承嚴肅地回答說：“爾常，你我相處這麼多年，難道還不曉得我的志向麼？嶽武穆雲：‘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我從軍數年，向來不顧個人性命，家中更無私蓄，遇敵時便可奮不顧身，為的是救國救民。看現在的世道，内憂外患，國将不國；官壓兵擾，民将不民。我沖鋒陷陣十多年，為的是拯民于水火，不是為了博取虛名和顯示榮耀埃這些當權者總是汲汲于一己之私利，我算是看透他們了。順利時不肯委以重任，一旦時勢危急又想以爵祿相誘，真是有眼無珠！”
為了擺脫說客們的糾纏，劉伯承決定赴犍為縣五通橋（今屬樂山縣）張仲銘的家裡靜養。在這裡，劉伯承一面養傷，一面繼續深入地研究新的革命理論。1924年夏末，因熊克武第一軍勢力被逐出四川後，劉湘、楊森等一手控制了政權，大肆迫害進步人士，吳玉章在成都不能立足，也輾轉到了犍為。
他告訴劉伯承中國共産黨成立和在上海、北京、廣州等地開展革命活動的情形。劉伯承聽後，心情十分激動，當即表示要随吳玉章出川到外地進行考察，尋找中國共産黨。
1924年秋末，劉伯承和吳玉章等人取道貴州、湖南到達上海。在上海，他看到工人運動的浪潮洶湧澎湃，親自感受到中國共産黨登上政治舞台以後的重大作用，從中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此時，國共兩黨的合作已經開始，共産黨人給國民黨帶來了新的生機，廣東革命政府日益鞏固，革命局面蒸蒸日上??這一切給劉伯承以極大的鼓舞。
1925年2月，劉伯承随吳玉章由上海赴北京，見到了中國共産黨北方區委負責人之一的趙世炎和四川籍中共黨員童庸生等人，詳細了解到中國共産黨成立的經過和活動情況。1925年5月，随吳玉章南返上海，看到了轟動全國的“五卅”運動。當時，中共中央确定吳玉章留在國民黨内做統一戰線工作，并去廣州同國民黨中央聯系，準備回川後整頓國民黨組織。6月下旬，劉伯承又随吳玉章從上海經香港到廣州。離川前，楊公曾鼓勵劉伯承到黃埔軍官學校去當教官，發揮軍事方面的特長。經吳玉章的引薦，劉伯承見到了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這時适逢省港大罷工爆發，英、法帝國主義出動軍隊鎮壓，造成著名的“沙基慘案”。他覺得直接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鬥争更有意義，于是在7月初同吳玉章又返回四川。半年多的考察，從西到東，又從北到南，使劉伯承大開眼界。中國人民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迅速地覺醒，反帝怒潮象火山一樣爆發，對他的思想産生了極深刻的影響，他初步認定中國共産黨是拯救中國的希望所在。
劉伯承以新的姿态投入了四川的革命活動。他雖然未參加共産黨的組織，但堅決遵從黨的指示進行工作，協助吳玉章、楊公等人整頓四川的國民黨組織，跟國民黨中的右派分子進行鬥争。同時，利用自己在川軍中的關系和影響，在軍隊和政界的中、上層進行活動。在政治鬥争的戰場上，表現出堅定的革命立場和頑強的鬥争精神。
1926年5月，經楊公和吳玉章兩人的介紹，劉伯承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至此，他完成了從革命民主主義者向共産主義者的轉變，并以實際行動證明，他不愧是一位堅貞的共産黨員和卓越的無産階級戰士。
第二節誓師順慶
劉伯承加入中國共産黨不久，北伐戰争揭開了序幕。1926年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了北伐部隊動員令。7月9日，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多年來與北洋軍閥勢力進行鬥争的實踐，使劉伯承認識到，北伐戰争是辛亥革命以來讨袁、護國、護法、讨賊等戰争的繼續和發展，是堅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動。
北伐軍迅速向長江流域推進。當時，位于長江上遊的四川省是軍閥勢力比較集中的地方。劉伯承往日的敵對将領劉湘、楊森、鄧錫侯、劉文輝、劉存厚，以及曾有過合作的賴心輝等人，都挂着北洋軍閥的“五色旗”，擁有近20萬軍隊。四川軍閥的向背成為北伐戰争能否沿長江流域勝利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共重慶地委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積極策動四川軍閥倒戈易幟，配合北伐進軍；同時在軍閥軍隊裡開展軍事運動。
當時，劉伯承離開川軍已經兩年多，四川各派軍事力量發生了許多變化。
熊克武第一軍系統在讨賊戰争失敗後已經瓦解，一部投歸劉湘、賴心輝等，主力轉去貴州、湖南、廣東，分别遭到當地軍閥和實力派的收編。這使劉伯承失去了直接利用原部隊關系進行活動的條件。為了調查軍界的曆史和現狀，掌握各派軍閥的新動态，他和吳玉章、童庸生等，利用多種關系，先後到順慶（今南充）、合川、滬州、萬縣等地進行調查。一面在上層活動，一面在下級軍官和士兵中開展工作。劉伯承在重慶浮圖關的住處，成了進步軍人經常聚會的場所。他不但對老部下做工作，就是幾度兵戎相見的對手，也不念舊惡，多方聯絡，耐心勸導他們參加國民革命。1926年8月3日，中共重慶地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四川軍事調查》和《四川各派軍閥的動态》兩個報告，詳細列舉了四川車閥各部隊的番号、槍支概數、所占防地，并簡略注明了各部隊主官的派系淵源、參戰經曆、政治态度、戰鬥力以及可能争取等情況。
1926年8月上旬，劉伯承随吳玉章途經上海前往廣州。在上海，他們向中共中央負責人詳細彙報了四川軍事運動的情形，商讨關于組織武裝起義的設想，即争取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軍隊，或是策動一部分四川部隊起義，借以推動四川軍閥易幟，參加國民革命。必要時帶領起義軍會師武漢，或拉到川陝鄂邊，北去西安，接應馮玉祥軍東進，以配合北伐。
根據中共中央的設想和四川的情況，重慶地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議：“在川中若果我們要扶起朱德、劉伯承，造成一系軍隊是可能的。”①并提出由劉伯承組織舊部，在滬州、順慶一帶發動武裝起義的具體方案。中共中央對此建議十分重視，在回信中指出：“四川工作現在十分可以發展，雖然現時一般軍人之左傾是投機的；然而，我們卻可利用這個機會迅速擴大民衆運動，在各方面建立起一些基矗”事後，中共中央還就派人加強軍事運動、組織左傾部隊配合起義，和援助饷械等項事宜，作出了具體決定。并且預言：“在軍事運動上，我們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種局面之可能。”②8月中旬，劉伯承随吳玉章到達廣州，參與研究北伐軍事，為準備起義尋求國民政府的支持。同時，負責接洽四川軍閥派米廣州向國民政府輸誠的①中共重慶地委給中共中央的報告。
② 1926年9月15日《中央政治通訊》。
代表。這期間，在北伐勝利的震撼下，四川軍閥驚慌不安，紛紛派遣私人代表到廣州活動，作出種種革命姿态。實際上是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并伺機擴展勢力。
9月中旬，劉伯承在廣州以國民黨四川省黨部“特務委員會”名義，主持同四川各軍閥代表談判，利用矛盾，進行工作，并簽定了著名的《六條協定》。其内容是：“一、川軍将領為救國計，願一緻加入國民黨，共同努力國民革命，服從黨紀；二、國民政府對川軍将領須應給以相當名義，與其他國民革命軍一律待遇；三、為完成國民革命計，川軍将領應實行出兵，以共同掃除反革命勢力，同時國民政府予以充分之援助與接濟；四、川軍應一律施行政治訓練；五、川當局應予人民以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六、本約經雙方代表簽訂，呈送政治會議備案後即為有效。”這《六條協定》标志着四川國民革命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是革命勢力在政治上的一次勝利。然而，劉伯承跟四川軍閥打了十多年的交道，對軍閥們首鼠兩端、見利忘義的反動本質看得十分清楚。他清醒地認識到，談判隻是同反動勢力作鬥争的一種形式，要促進國民革命軍的勝利，必須依靠全體國民，必須依靠共産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真正革命的武裝。
9月20日中共中央關于最近全國政治情形與黨的發展的報告中指出：“我們還要開始注意四川，因為在那個地方的軍人既傾向國民政府，故意表示左傾，政治的環境是比較自由，可以容許我們活動。在軍隊中我們有幾個高級軍官及一部分國民黨左派，也可以發展成一個局面。”
正當北伐軍席卷兩湖，直搗武漢三鎮的時候，駐在萬縣的楊森率數萬人側擊武漢，對北伐軍造成嚴重威脅。為了鉗制四川軍閥，保證國民革命軍迅速北上，10月中旬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執、監委聯席會議，根據吳玉章的建議，決定給劉伯承以“國民黨中央黨部特派員”的名義，全面負責四川軍事運動。10月下旬，劉伯承離開廣州，取道香港乘海輪到達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了廣州方面的情形，以及四川軍事近況。并請求派人加強共産黨在四川的力量，以支援即将發動的武裝起義。中共中央對四川工作更加重視，即派歐陽欽前往協助。
11月中旬，楊公、朱德、劉伯承等人在重慶劉伯承家開緊急會議。會上，根據中共中央的意圖，成立了中共重慶地委軍事委員會，由楊公、朱德、劉伯承組成，地委書記楊公兼任軍委書記。
第一次軍委會，以泸州、順慶起義為中心議題。首先由劉伯承傳達中央關于加強四川軍事運動的指示，和利用川軍矛盾，組織泸順起義的戰略構思和具體策略。軍委會經過反複讨論，确定組織起義的具體計劃是：争取駐順慶和合川的3個旅首先起義，在川中站住腳跟；随即發動駐防滬州的兩個旅起義，以相策應；然後把滬州起義軍迅速北調，到順慶會合，擴編為6個師，由劉伯承統一指揮，組建四川國民黨左派軍隊。
11月25日，即泸順起義前夕，國民黨左派蓮花池省黨部在重慶市中山學校召開國民黨陽川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從政治上造成革命聲勢，以配合武裝起義。在大會上，劉伯承和楊公、朱德等人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和省黨部執行委員。會議期間，楊公先後作了政治報告、工人運動報告、農民運動報告。
11月27日，劉伯承向大會作《軍事報告》，對北伐軍在各個戰場的形勢，作了生動的描繪和深刻的分析，指出：“我革命軍處處勝利，政府成立，不到兩年，竟能将全國三分之二的地面，劃入革命勢力的範圍，這實在是一件大可慶幸的事。”他在總結北伐勝利的經驗時強調指出：“戰争之所以能以席卷之勢，長驅直入，連克長沙、嶽州（今嶽陽），奪取漢口、武昌，在兩湖、江西、福建等各個戰場擊敗反動的軍閥勢力，我們一面不能不歸功于革命将士之忠于黨國，能将多數敵人，一一打倒；一面卻不可忘掉民衆的力量，民衆予我們黨軍以巨大的助力。??老實說，此次北伐的勝利，不完全是革命軍本身的力量，而是民衆擁護本黨的力量。”劉伯承的講話，多次博得與會者的熱烈掌聲。在那時，正當蔣介石攬北伐勝利之功為己有的時候，劉伯承以如此鮮明的曆史唯物主義觀點，論述民衆力量在北伐中的決定作用，表現出非凡的政治水平。
根據泸順起義即将爆發，軍事問題極為緊迫的形勢，劉伯承在報告中詳細介紹了四川軍閥隊伍的複雜政治背景和左右逢迎、專事投機的封建特性，剖析了軍閥們的反動本質和目前面臨的困境。最後鄭重指出：“四川在革命軍勢力包圍之中，成了甕中之鼈。四川将領隻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反革命，就立即放棄四川地盤，沖出此包圍線，漸而與破裂之奉系聯絡，以救須臾之死；一條是革命，不但可以保持固有地位，且可以圖事業之發展。就是非說，他們自然該革命，就利害說，他們尤其要革命。”并滿懷信心地預示：“一齊來革命，這種事實，在不久之将來，一定可以實現的。”
一如劉伯承所料，四川軍閥在北伐勝利和民衆革命情緒的沖擊下，為保存原有地位和實力計，紛紛宣布易幟，歸入國民革命軍序列。楊森、劉湘、賴心輝、劉成勳、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依次被任為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軍軍長。但當國民革命危及他們的根本利益時，他們一個個都暴露出反動的真面目。
在劉伯承作《軍事報告》的3天之後，即1926年12月1日，泸州起義提前爆發。消息飛報重慶。當時，蓮花池黨部召集的“一大”會議正在進行。
劉伯承立即與楊公等人緊急磋商。12月3日順慶也爆發起義。鑒于順慶是預定借以依托的根據地，決定按原計劃由劉伯承赴合川，率黃慕顔部起義，然後馳援順慶，主持和指揮整個起義。
5日傍晚，當劉伯承趕到合川時，黃慕顔部已接到順慶急電，離開了駐地。于是，劉伯承又拄着手杖，邁開雙腳，在滂沱大雨中連夜追奔，終于在大河壩趕上了起義軍。深夜，劉伯承和黃慕顔等人就行軍路線和部隊情況計議了一番。次日清晨，劉伯承率部揮戈北指，直奔順慶。
順慶是四川中部出産富庶的地區。該地駐軍川軍第五師師長何光烈，原屬第一軍系統，但一貫擁兵自重，自謀發展，不聽調遣。讨賊戰争中先是與劉湘達成默契，不出一兵一卒；後待熊克武失敗離川後，率部投向了劉湘，被劉湘仍委為第五師師長，并保住了原駐地。何部旅長秦漢三和杜伯乾，在劉伯承、吳玉章、童庸生等人的影響下，逐漸靠攏革命。中共黨員吳季藩、黃直峰分别到兩個旅當政治部主任。後來，秦漢三也被發展為共産黨員。
何光烈對秦漢三、杜伯乾兩位旅長日益傾向革命大為不滿。對他們提出的響應北伐、擁護國民革命等主張.更是百般反對和壓制。他時常越權指揮團、營長，借以架空秦、杜，伺機奪其兵權，以至除掉秦、杜。
在情勢越來越緊迫的形勢下，秦、杜秘密商定在12月5日趁何光烈在順慶土門寺操場檢閱時，逼何就範，宣布起義。并派人密告劉伯承。不料，事機洩露，使起義不得不一再提前。
12月3日下午5時，秦、杜指揮所部向何光烈的帥部進攻，在城内激烈交戰。由于起義軍英勇作戰，何光烈攜家眷、弁兵及少數部隊倉皇出逃，并放火燒城。當天起義軍勝利占領順慶城，并很快組織了地方臨時權力機構。
12月9日，劉伯承率合川起義軍到達順慶，随即召開緊急會議，詳細了解起義經過，審視整個局勢變化，對鞏固和發展起義勝利，處理各部隊關系，整肅内部紀律、布置民衆生活等作了安排。第二天，劉伯承召集起義軍7個團另兩個營，共7000多人在果山公園舉行誓師大會。會場兩邊的紅柱子上貼着長聯：“英吉利、美利堅趕緊縮頭；法蘭西、小日本各自滾蛋。”會上，劉伯承身穿國民革命軍服裝，正式宣布就任“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
并向起義軍官兵講話，号召各路部隊團結一緻，擁護和參加國民革命，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堅持革命到底。同時，黃慕顔、秦漢三、杜伯乾也分别就任第一、二、三路司令。
在劉伯承總指揮的主持下，起義軍設立了總指揮部，采取了堅決的應急措施，使順慶的混亂局面得到改變，恢複了社會秩序。
然而，四川的反動軍閥很快向起義軍撲來。而泸州方面的義軍，遲遲沒有向北運動。面對這一形勢，劉伯承提出：迅速撤出順慶，向川鄂邊境前進，發揮起義軍的精神優勢，吃掉弱小軍閥，壯大革命力量，向武漢政府靠攏。
正當順慶的第一、二、三路起義軍商議移動之際，從重慶送來楊公的緊急密信，告知已嚴令泸州義軍火速北上，并指示順慶義軍原地堅守，等候會合。
于是，劉伯承又和黃、秦、杜進行會商，并在兵力部署上作緊急調整，改撤出城防為堅守順慶。此時，軍閥鄧錫侯早已派兩個團進駐嘉陵江右岸李渡一帶，從南面對順慶取監視狀态。緊接着又加派李家钰旅4個團，從西面逼近順慶。逃竄到順慶北面南部縣的何光烈，抓住手下的獨立旅和騎兵團，并向鄧錫侯部羅澤州師借來16個營的援兵，叫嚣着要“殺回順慶報仇！”
在敵軍壓城的危急情況下，劉伯承命令秦漢三部第二團團長姚元鋒率兵3個營，在城西紫雲寨、二郎廟、插旗山一帶擔任警戒，日夜巡邏，防止敵人襲擊。
12月13、14兩日，敵人以8個團的優勢兵力，分三路向起義軍進攻。
劉伯承指揮起義軍狠狠打擊來犯之敵。但由于泸州義軍并未北來會合，寡不敵衆，起義部隊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他立即召集營以上軍官會議，讨論放棄順慶向東轉移的方案，決定起義軍全部撤出順慶。
12月15日晨，為集中兵力攻城西之敵，掩護全軍向東轉移，他命令起義軍第一路出兩個營，第二、三路各出3個營，共計8個營的兵力，由秦漢三任前敵指揮，向李家钰部發起猛攻。因敵人兵力衆多，火器精良，起義軍多次進攻均未能得手。在戰鬥最激烈的時刻，他親臨西山前線督戰，鼓勵起義軍官兵英勇殺敵。敵人一面以“敢死隊”猛烈反撲，一面利用何光烈的名義，在陣前亂喊亂叫，進行煽動，緻使義軍内部的動搖分子棄槍逃走，甚至有的臨陣倒戈，對起義軍造成極大威脅。形勢越來越險惡。
12月16日上午9時，雙方在小老君進行激烈交火。劉伯承派部隊拼死力戰。但終因故衆己寡，難以擋住敵人“敢死隊”的瘋狂進攻。當天下午，順慶起義軍向東北面的燈台場方向轉移。到黃昏時，劉伯承和黃慕顔、秦漢三、杜伯乾就地開緊急會議，商讨今後行動，劉伯承提議起義軍暫退開江縣整頓。
12月下旬，劉伯承率起義軍2000多人，由梁山貓兒寨經達縣大樹壩、葫蘆潭到達開江。劉伯承與黃慕顔等人聯銜打電報給武漢國民政府，陳述落後、閉塞的四川尤需革命的理由，報告已“于12月東、江①兩日，肅清反動分子，舉義泸、順，響應北伐。并為軍事統一計，推選劉伯承同志為總指揮，黃慕顔同志為副總指揮，黨國大事，義不容辭。??伯承等既為民衆利益而興師，誓當為之奮鬥到底！大義所在，矢志不渝。”②此時，楊森由于進攻武漢北伐軍遭到慘敗，轉而僞裝傾向革命，表示歡迎起義軍，并邀請劉伯承和楊公到萬縣指導工作。于是，劉伯承、楊公先後抵達萬縣，與朱德一起研究時局的變化，商讨順慶善後和泸州方面的軍務，并對楊森進行工作，利用他與劉湘的矛盾來牽制劉湘。
為了迎接新的鬥争，應付泸州戰局，重慶地委軍委陸續調集力量來萬縣；中共中央從漢口派往泸州義軍中做政治工作的人員也相繼到達萬縣。其中許多人對武裝鬥争缺乏認識，對戰争沒有經驗，大家紛紛要求劉伯承講軍事知識，介紹作戰經驗。劉伯承便利用早晨和晚上的時間，給大家講了十來個親曆的戰鬥故事。他啟發大家總結順慶起義的經驗教訓，在實踐中學習打仗，學會帶兵。
起義軍在開江縣紀律嚴明，深受群衆歡迎和稱贊。據重慶《新新日報》3月14日報道：“劉（伯承）黃（慕顔）部隊，軍風紀異常嚴肅，市場交易公平。主客兩軍及人民俱相親善。”四川《國民公報》3月15日發表題為《開江民衆大有覺悟》的報道：“開江民衆運動，以有革命軍一、二、三路駐紮該縣，近來頗形發展。民衆方面在回龍場已成立兩個農民協會，共四百餘人。
甘棠鄉已成立農民協會三個，區農民協會一個，共五百多人。普安鄉已組織兩個農民協會，共四百多人。甘棠鄉、普安鄉各組織商民協會一個，各百餘人。”
①東是指韻目代日期表中的1日，江是指3日。
②《重慶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第7頁。
第三節苦戰泸州
在順慶起義發動的同時，泸州起義已在緊鑼蜜鼓地進行着。
泸州，位于四川省南部長江與沱江的彙合處，地形險要，易守難攻，有“鐵打的泸州”之稱。起義爆發之前，駐在泸州的3個混成旅都隸屬于四川省長兼邊防軍總司令賴心輝。
第四混成旅是讨賊戰争失敗後由熊克武部第二混成旅改編的，駐守長江南岸的蘭田壩。該旅許多官兵曾在劉伯承指揮下馳騁川中，具有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旅長袁品文曾在劉伯承屬下任連、營長，歸屬賴心輝以後處處受到排擠和歧視。下級官兵糧饷不足。上下都積滿了怨憤，在苦悶中尋找新的出路。重慶地委先後派出鄧作楷等3名共産黨員前往該旅工作。早在上年9月間，共産黨員童庸生就向袁品文轉交了劉伯承的親筆信。在信中，劉伯承述說當前時局，教育袁品文積極參加革命，聽從國民黨蓮花池省黨部的指揮。
袁品文展視着劉伯承的書信，激動不已。幾年前跟随劉指揮官南北轉戰、所向無敵的情景又浮現眼前。反對北洋軍閥統治的激情和急于改變自身窘境的強烈願望，在袁品文心中迸發。他兩次與童庸生秉燭長談，詳細詢問劉伯承對泸州起義的意圖和設想，積極表示“以全部力量聽省黨部指揮。請向伯承兄轉達我的革命決心。”随即派共産黨員鄧作楷為他的私人代表，到重慶與劉伯承密商泸州起義的方案。劉伯承對袁品文的積極态度表示熱情歡迎，又再三囑咐做好各項準備，等待時機，聽統一号令行事。
駐守泸州城内的是第二混成旅，旅長李章甫原是第一軍第三混成旅的團長，讨賊戰争中敵對雙方争奪泸州時拖着全旅投降了劉湘，因與劉湘有師生關系，即被劉湘任為旅長，并派駐财賦充裕的泸州城。後來，他又歸隸賴心輝。他為人驕橫暴戾，積怨甚多。連年來，他獨占泸州糧、油、鹽、百貨、統捐、護商和一切稅收，中飽私囊，橫行四鄉。對于國民革命，更是百般阻撓，害怕因此斷了他的巨額财賦收入，頑固地維持軍閥統治。
第十混成旅駐在沱江北岸的小市，旅長陳蘭亭原是綠林出身，被第一軍收編後任餘際唐部獨立旅旅長，讨賊軍敗退貴州時率部投降劉湘，後也歸隸賴心輝。為了要分享泸州的鹽款、稅收，他屢屢與李章甫發生争執，矛盾愈積愈深。鑒于李章甫堅持軍閥統治的頑固态度，中共重慶地委軍委和國民黨蓮花池省黨部确定以袁品文部為基本隊伍，争取吸收陳蘭亭參加起義，解決李章甫，摧毀泸州的軍閥統治。通過在袁品文那裡工作的鄧作楷，向袁品文下達了起義的指示。
袁品文接到起義指示後，與鄧作楷等進行了商議，确定了聯絡陳蘭亭、鏟除李章甫的具體計劃。袁品文經與陳蘭亭密商，陳蘭亭欣然同意，他們又商定借軍士訓練學校學生畢業的機會，請李章甫來訓話，然後乘機起事。12月1日，袁品文、陳蘭亭依計行事，将應邀前來的李章甫擒獲，樹起國民革命軍旗幟，宣布起義。經過一天一夜的激烈戰鬥，起義軍于次日早晨将李章甫旅解決，勝利占領泸州城。
在占領泸州以後，起義軍内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陳蘭亭整天與地方紳士周旋，四處伸手抓錢、抓糧以肥私，并暗中與貴州軍閥周西成勾結。袁品文部團長皮光澤自恃起義有功，目中無人，對北去順慶的命令根本不聽，而是熱衷于守着地盤吃飽飯，抱着“金泸州”發财。袁品文面對這種局勢一籌莫展，緻使泸州四面被困，内部日益不穩。
為了鞏固和擴大泸州起義的成果，楊公、朱德、劉伯承于1927年1月中旬在萬縣開了軍委會會議，分析研究了當前的局勢與發展趨勢，商讨了控制泸州的方案。最後決定：由劉伯承即刻到泸州，全權指揮泸州起義軍。1月下旬，劉伯承趕到了泸州城。針對起義軍内部渙散不統一的狀況，他采取了果斷有力的措施，全面進行整頓。他頒布了《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部布告》：“為布告事，照得本總指揮奉命整頓本軍各路部隊，現已到達泸城，從事整理一切，除分别呈令外，合行布告軍民一體知照，此布。總指揮劉伯承。”印刷後廣為張貼。
他在原泸縣道署建立總指揮部，使泸州城的軍政财務大權，高度集中，統一指揮。為融洽各路司令，定每日午後，在道署内集體辦公。大批任用共産黨員和左派人士，以帶動和影響整個起義軍。2月中旬，在校場壩舉行的大會上，他到會作重要講話，莊嚴宣布總指揮部成立，号召大家團結一心，徹底革命，“決不挂羊頭賣狗肉”，“要搞三民主義，不能不要民生主義，而搞二民主義”。同時，陳蘭亭、袁品文、皮光澤宣布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四、五、六路司令。
中共中央、重慶地委先後派出的政治工作人員陸續到達泸州。劉伯承将他們分派到各起義部隊。第四、五、六路設政治部、黨代表，各團設政治指導員，絕大多數由共産黨擔任。總指揮部明确規定：部隊對上對下公文，須經政工人員簽署，方為有效。1927年2月25日《國民公報》報道：“劉總指揮對陳、袁、皮三部政治工作極為注意，除由政治部進行外，本人随時監督。”劉伯承深入起義軍各部進行檢閱，檢查部隊素質，督促訓練等各項工作，準備迎接新的鬥争。為着培訓基層官佐和革命骨幹，劉伯承還積極籌辦軍事政治學校，親自兼任校長，由共産黨員和左派人士充任教員。
泸州本是川南重要商埠，每月單鹽稅一項就達8萬元之巨。李章甫占據泸城以後，百般搜刮，弄得民窮财盡，百業凋蔽，錢糧款項早已預征到1931年。加上泸城兵滿為患，更使民衆負擔倍增。起義爆發，雙方交戰，又給财政帶來新的困難。各部所需軍費往往不如實上報，互相之間分派不均，義引起重重矛盾。不良分子乘機從中貪污作弊，制造混亂。為此，财政問題愈顯突出，威脅着泸州軍民的生計。為克服财政困難，劉伯承令縣署及征收局借墊21萬元以裕陳、袁、皮二部夥響。并果斷運用政權力量，全面改善稅收、财政機構，同時積極鼓勵發展生産和貿易活動，使滬州經濟漸漸複蘇，市場也慢慢好轉，商民稱便。在起義軍内部，實行财政公開，每周将收入總數（主要是護商處的收入）開會公布，然後再照各部隊實有人數發響。雖然收入不多，但分配公平，各部尚稱滿意。
由于劉伯承号令嚴明，措置得當，在兩個來月的時間裡，就使混亂的泸城面目為之一新。革命的泸州，聲威遠播，引起川中各界矚目，吸引着反帝、反軍閥的各種力量。四川軍政、教育、文化各界人士和人民群衆，紛紛發來函電，表示對泸州義軍的崇敬和支持，附近地區的許多有志青年，也紛紛前來投效。
在泸順起義之初，劉湘就坐鎮重慶，指使川軍各部先鎮壓順慶起義軍，然後蕩平泸州。1927年3月31日，重慶市民萬餘人，抗議英、美帝國主義炮擊南京，在打槍壩舉行大會。劉湘派軍警特務進行鎮壓，當場打死打傷革命群衆1000多人，随後又派遣劊子手到蓮花池黨部、省農會、市總工會等處進行搜捕，瘋狂殘殺共産黨人和進步人士，楊公等慘遭殺害，制造了駭人聽聞的“三・三一”慘案。關于這一慘案，1959年劉伯承在一次談話中指出：“重慶‘三・三一’慘案是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勢力的一場尖銳劇烈的鬥争。
它是蔣介石反叛革命，勾結英、美帝國主義，拉攏全國各地軍閥、地主反動集團，執行屠殺政策整個計劃的一部分。”
劉湘在重慶等地施行大屠殺、大搜捕之後，又派兵向泸州進逼，從4月13日起，先後占領小市、排山拗、灘嘗胡市等地。貴州軍閥毛光翔師早已占領泸州東側沙灣一帶。形成了對泸州的包圍态勢。
“三・三一”慘案以後，中共重慶地委被完全破壞，蓮花池國民黨左派黨部被徹底摧毀，緊接着又傳來上海“四・一二”大屠殺的消息，革命處在極端危急之中。4月中旬，泸州召開軍民大會，憤怒聲讨劉湘的反革命罪行。
劉伯承在會上講話指出：單單悲痛是不夠的，應當奮發起來，戰鬥下去。這時的泸州确實變成了四川革命的中流砥柱。重慶地委的領導重擔自然落在劉伯承肩上，蓮花池省黨部的工作，實際也轉到了泸州。
4月21日，劉伯承以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的名義，率先呈請讨伐與蔣介石進行勾結的四川軍閥劉湘，呈文曆數劉湘依附北洋軍閥荼毒川境，易幟後陽奉陰違，壓制愛國民主運動，尤其秉命蔣介石一手制造了“三・三一”慘案等罪行，表示：“呈請中央政府，免其軍職，明令讨伐，執彼鬼蜮，交民審判，掃除革命魔障，而為死者複仇，職等秉總理之遺志，誓效忠于黨國，願率所部，報命前鋒，臨陣激昂，無任迫切待命之至。”
5月5日，漢口《民國日報》登載讨伐檄文時加了前言，嚴正指出：“劉湘與蔣逆勾結，肆意屠殺民衆，極反動之能事，業經中央免職，交劉伯承等拿辦??劉伯承為川中将領之最革命者，其于劉湘之種種反動行為，早已怒發沖冠，有必讨伐之決心，觀其日昨緻中央呈文，可見一斑。”
領導泸順起義是劉伯承參加共産黨以後第一次指揮軍事行動，泸州守城戰，則是對他最嚴峻的考驗。在敵人的包圍之中，劉伯承審時度勢，冷靜地分析了敵我友諸方的情況，召集各路司令及營以上指揮官會議，反複講清利弊，認真進行商議，決定先依托“鐵打的泸州”據險防守，等形勢發展，再作下一步打算。這時，除劉湘的第二十一軍外，第二十二軍馬昆山師已進駐蘭田壩，第二十四軍張仲銘旅也迸抵龍透關。圍城敵軍增至28個團，共約7萬人，比起義軍兵力大10倍。
劉伯承迅速作出防守部署，他在總指揮部再次召集軍事會議，決定第四路陳蘭亭部從小關門起向東沿長江岸防守，阻止敵人從兩江交會的管驿咀渡河攻城。第五路袁品文部，防守沱江沿岸，阻敵從沱江渡河攻城。第六路皮光澤部，防守龍透關城牆腳下，阻敵從陸路進攻。河中大小船隻二、三百艘，均為起義軍集中控制，并在大、小河沿岸一帶，挖掘戰壕，安置刃釘。城内各街日用磚石砌成堅固工事，并用櫃台做成活動障礙，準備進行巷戰。
5月8日成都《民力日報》曾有如下的報道：全城“晝夜警戒極嚴，不準普人行走，會津門已用鐵條封鎖；南門澄溪口安設機關槍三尊，大炮一尊；小河枇杷溝安設機關槍兩尊，小關門機關槍、大炮各一尊，會津門機關槍一尊，鐘山安設大炮五尊。龍透關警戒更嚴，由該處至鐘山不下二十餘層。”
當時正是枯水季節，沱江是城防的薄弱部位。袁品文部共産黨員許劍霜團在這裡布防，從大河街管驿咀至枇杷溝一線構築了堅固的工事。沿河岸設置散浮木等作障礙物。又在大竹簍中裝進石塊沉入河底，使敵船無法靠岸。
劉伯承在視察陣地後，對許團防務表示滿意，同時又指出加強夜間防務的辦法，命令證集全市煤氣燈，挂在城牆上，在城外堆積木柴多處，必要時點燃，使敵無法靠近。随即又派人找來電影放映機，改作“探照燈”，親自教該團掌握使用，并在該處加強機關槍兩挺，迫擊炮3門。入夜，“探照燈”光柱四射，敵軍競訛傳是“蘇俄的新式武器”，“照後不死即傷”，一個個望而卻步。
龍透關是通往城内的唯一陸地通道，地勢極為險峻。敵軍先後20多次前來搶關，每次都遭到起義軍的英勇抗擊，潰敗而逃。4月下旬，敵軍又組織2000多人的“敢死隊”，猛攻龍透關，并以數團兵力和肖鎮南的民團沿岸佯攻，企圖一舉攻占龍透關，拿下鐘山，敲開泸州大門。劉伯承偵知敵軍詭計，遂将預備隊移龍透關加強防禦。為控制關下的一個“死角”，伏擊敵人，他命令夜間派出一個連到關外的隐蔽構築工事，潛伏等敵。第二天拂曉，當敵人“敢死隊”張牙舞爪地攻到關下，起義軍營長聶文清率部奮勇出擊，與敵肉搏。此時，埋伏在城外的連隊縱身而出，夾擊敵軍，接連三次打垮敵人的沖鋒。敵“敢死隊”棄屍200餘具，抱頭鼠竄。
賴心輝雖然深知劉伯承用兵厲害，但總以為依仗強大兵力，便可攻下泸州。不料接連慘敗，弄得十分狼狽。于是，他一面加強攻勢，一面派大量奸細混入城内，進行策反。這些奸細混入城後，竄到各部進行秘密活動，先後被起義軍揭露和破獲。在核實情況之後，總指揮部下令立即鎮壓。漢口《民國日報》5月21日刊登的劉伯承泸城來信中說：“前賴（心輝）部派來奸細，混進城内，煽惑軍民，意圖乘機滋擾，已于本（4）月17日發覺，将主謀者十餘人處決矣。”
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并糾集反革命武裝，企圖以武力颠覆武漢國民政府。新舊軍閥更緊密地攜起手來，把槍口對準共産黨和革命人民。蔣介石任命劉湘為第五路總指揮，楊森為第五路前敵總指揮。5月22日《國民公報》報道：“擁蔣各軍又認劉伯承為心腹之患，若不消滅亦寝饋不安。”5月12日，劉湘再次發出“讨伐”滬州革命軍的《通電》，聲言“湘于數月前奉蔣總司令電令讨伐”，對起義軍極盡誣蔑之能事，宣稱“劉逆伯承，據險阻兵，私立名義，近複遙應武漢叛徒，共謀篡奪。”“現已同二十二、二十四兩軍出師讨伐，并知會鄰近駐隊，一體兜剿。”随即又調集大批部隊向泸州增援，妄想一舉撲滅泸州義軍。為加強進攻火力，劉湘傾出老本，拿出最新的裝備法造路易式大炮、重機槍等，對泸州展開猛烈的進攻。
5月上旬，經過吳玉章的一再努力，武漢國民政府任命劉伯承為國民革命軍暫編第十五軍軍長。劉伯承聞命更感責任重大，繼續堅守陣地，指揮起義軍英勇作戰。中共滬州組織和國民黨左派人士也積極動員和組織群衆支援守城。市民們行動起來，幫助運送彈藥、物資，收治傷員。運輸行業被組織起來，分别成立運輸隊、擔架隊、木船隊、預備船夫隊等。城内各團體攜帶慰問品分赴各部隊醫院和前線，熱情慰問傷病員和前線官兵，鼓舞滬州軍民殊死戰鬥。
滬州已是一座孤城，糧食和彈藥極為困難。但由于加強了内部的政治教育，及時粉碎了反動分子的破壞，一直保持着較好的革命秩序。起義軍不占民房，不取民衆财物，實行公平交易。老百姓說：“滬州自古兵如穿梭，沒有一次不成災。隻有劉伯承的革命軍，不拿、不搶、不抓夫。”1927年5月30日漢口《國民日報》報道：“滬城雖被圍困而人心并不惶恐，軍民感情，異常融洽。”
不久，劉伯承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證實楊森已出兵宜昌，向武漢國民政府進攻。這樣，重慶軍委會利用楊森牽制劉湘的打算已落空。他随即召開軍事會議，讨論撤退方案。但陳蘭亭、皮光澤對撤退表示冷淡，因為他們早已與賴心輝達成默契，準備出賣劉伯承和政工人員，換取高官厚祿。
5月中旬，劉湘又以5萬元巨款，懸賞通緝劉伯承。陳蘭亭等謀叛日急。
在滬城的共産黨員和左派人士，見劉伯承處境危險，一再勸他先行出走。在這種情況下，劉伯承派人與張仲銘疏通後，于5月16日偕參謀長韓百誠、參謀周國金（均為中共黨員），從龍透關脫出包圍圈。至富順時，反動軍隊搜捕極嚴。劉伯承見機折回，改向隆昌、榮昌走去。此後，劉伯承等夜行曉宿，旅途極為艱險，惡虎擋道，土匪搶劫，真是九死一生。他們經大足、銅梁至達縣，又由達縣越過秦嶺，到達西安。在兩手空空的情況下，幸得陝西軍務會辦鄧寶珊将軍接濟，才由西安轉鄭州，于1927年7月11日抵達漢口。
滬州順慶起義，是國共合作條件下，中國共産黨幫助國民黨組建左派軍隊的一次重大行動。在敵強我弱的不利形勢下，堅持戰鬥167天，為北伐戰争作出了重大貢獻。重慶“三・三一”慘案以後，特别是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的滬州守城戰，實際上具有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反革命屠殺的性質。當時的輿論稱滬順起義“因此而驚破武人之迷夢，喚醒群衆之覺悟，影響川局，關系至巨。功之大小，應不能以成敗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