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小傳
閻錫山，字伯川，1883年10月8日（清光緒九年九月初八日），出生在山西省五台縣河邊村（今屬定襄縣）永和堡。其父閻書堂，字子明，是一個地主兼商業高利貸者。其母曲月清，在閻錫山6歲時病逝。繼母陳秀卿，因以不養前家子為條件才過門，所以閻錫山從小就離開父親到外祖母家生活。他9歲入私塾，先後讀過《三字經》、《百家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書。雖然他受到外祖母的疼愛，但總因寄人籬下，而被人歧視，所以閻錫山自小性格就沉默寡言，躁靜不定，有時頑皮難馴。他16歲時回家成親後，就随父親到五台縣城内自家開設的“吉慶昌”錢鋪學商，父親指導他學習記賬、算息，稍有經驗後就外出讨債，在“虎市”（即金融投機市場）上探聽行情。兩年多後，他就成了一個精明細緻、惟利是圖、投機鑽營、巧取豪奪的高手。盡管如此，1900年，他家還是在一次金融交易中徹底失敗，錢鋪倒閉，還欠下2000吊債款。為了逃債，閻錫山随父流落太原。為了生計，閻錫山當過店員，做過清軍中的夥夫，吃了不少苦頭。這時他心中總想找個機會謀個一官半職。
1902年，清政府在山西設立新式武備學堂，投考新式學堂，就成了閻錫山圓其做官夢的一次機會。他抓住此機會參加了招生考試，初試時寫了一篇《韓信将兵多多益善論》，口試時他又應答如流，态度謙恭，頗被賞識，因而被錄取。1904年7月，閻錫山等人又被清政府選送到日本學習陸軍。到日本後，他先入日本振武學校學習日語和近代科技知識，其間結識了孫中山先生，參加了一些革命活動，并加入了同盟會，後來還參加了孫中山在軍人中成立的“鐵血丈夫團”。1906年，閻錫山從振武學校結業後入弘前步兵第31聯隊實習，次年正式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為第6期生。
1909年3月，閻錫山從日本畢業返國。他探知山西新軍第43混成協協統姚鴻法之父姚錫光在清政府陸軍部任左丞，回國時特意繞道北京谒見姚錫光，謊稱自己是留日歸國學生代表，施展出他阿谀奉承的伎倆，姚錫光于是寫信給其子姚鴻法，授意對閻錫山予以關照。這樣，閻錫山一回太原，便擔任了山西陸軍小學教官，三個月後升任監督。其後，他又在太原的五大衙門大肆活動，晉見撫台、藩台、臬台、學台和道台，拜訪咨局議長梁善濟等上官，并同梁善濟的門生邢殿元訂“金蘭之交”，以期得到梁的青睐。果然梁善濟到處為閻吹噓。他又得知标統夏學津是山西巡撫丁寶铨的親信，就設法與夏接近，經夏介紹成為丁的門生。他活動于清庭官場之間，很快為自己的升遷鋪平了道路。這年10月，他又參加清政府陸軍部門舉行的留日歸國學生會試，考得陸軍步兵科舉人，被任為陸軍第86标（也稱第2标）教練官，相當于副标統，而标統正是夏學津。當時山西駐軍為一個混成協，轄兩個步兵标（即八十五标和八十六标）、騎兵、炮兵各一個營，工兵、辎重兵各一隊，歸山西陸軍督練公所節制指揮，公所總辦就是曾任混成協協統的姚鴻法。第二年，由于丁寶铨和夏學津二人被參劾而離晉，閻錫山升為标統。此時閻錫山一面與清庭官吏和地方權要勾結，取得清庭信任；一面又以同盟會會員和“鐵血丈夫團”成員身份，成立了一個核心組織，培植親信，并結交不少革命黨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各省紛起響應。消息傳到山西後，太原和晉南、晉北的革命黨人積極準備發動起義，山西巡撫陸鐘琦和督練公所總辦姚鴻法看到這種情勢，大為驚駭，立即調動兵馬加強防備。10月25日，陸鐘琦又在太原召集軍政大員會議，決定将分駐各地的巡防隊調集太原，将傾向革命士兵比較多的第85标黃國梁部調離太原，以防意外。
閻錫山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了解内情。會後，他立即召集黃國梁、溫壽泉、趙戴文等革命黨人開秘密會議，決定部隊不離開太原，領到子彈後即發動起義。10月29日，太原革命黨人發動武裝起義，攻占巡撫署，擊斃巡撫陸鐘琦，取得勝利。在太原起義成功當天，閻錫山、溫壽泉、張樹幟等曾在閻錫山的标本部開會，商讨過都督人選。閻錫山主張選姚鴻法為大都督，理由是：一、姚鴻法原任第43混成協協統，是自己原來的直接長官，辦事較方便；二、如起義失敗，姚的父親任清庭陸軍部侍郎，事情好緩和。大家一緻同意，并推溫壽泉與姚接洽，但姚堅辭不允。溫壽泉回報後，大家主張選閻錫山為大都督。
選舉大會由咨議局長梁善濟主持。閻錫山、溫壽泉相繼講話說：“清政黑暗，專制已久，國是日非，民不聊生。我們早有革命思想，因為時機未到，所以沒有行動。現在武漢、西安已經起義，全國震動，良機難得，不可失去，因有這次的山西起義。”演說完畢，就發票選舉都督。選舉中，張樹幟發覺有選立憲派首領梁善濟的傾向，便立持手槍跳到主席台上，将梁善濟擠到身後，大聲号召說：“選閻錫山為大都督，贊成的舉手！”全體議員在驚愕中，相顧舉手，一緻通過。粱善濟見勢不佳，從後門溜走。張樹幟又大聲号召說：“應當推選溫壽泉為副都督。”大家也一緻通過。這樣，閻錫山當上了山西大都督，年僅28歲。
閻錫山任山西大都督以後，立即組織山西執政政府，委派各部負責人，發布安民告示。他将部隊整編為四個标，設東、南、北三路總司令，另建一個前敵委員會。令一部扼守娘子關，把守要沖，又令一部攻打雁門、大同、臨汾、運城等地。同時一面派人前往北京與清庭聯絡通融，以期緩和局勢；一面派人到武昌聯絡義軍，争取軍事援助，以防備清軍興兵讨伐。果然，清庭派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為山西巡撫，帶兵入晉，以圖鎮壓革命。不料吳祿貞早已是革命黨人，乘此機會與閻錫山會晤于娘子關，商定成立了“燕晉革命聯軍”，吳祿貞任大都督兼總司令，閻錫山和張紹為副。兩軍相聯，公然打出反清旗号，并決定會師北京，推翻清朝。此時正在湖北指揮清兵與革命軍作戰的新任内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聞此訊，氣急敗壞，對二人恨之入骨，以重金收買吳的舊部周符麟将吳刺殺。聯軍一時群龍無首，立即瓦解，不久，閻錫山則率部撤回娘子關。不久袁世凱回京後派兵進攻山西，娘子關失守，閻錫山率部撤出太原，一路攻入包頭。
1912年2月，清帝退位，袁世凱竊據臨時大總統之位。閻錫山見大勢已定，便率部返晉。誰知袁世凱仍記前嫌，說他在清軍進攻山西時棄城出走，不承認山西是起義省份，電令其部隊不準擅自行動。閻錫山又開始了他最擅長的鑽營活動，他找到和袁世凱拜過把子的定襄縣董崇仁，邀其随員入京星夜拜見袁世凱，表達自己竭誠擁護袁世凱之意；同時派人到上海找孫中山求援。經兩方面的努力，袁世凱才同意閻錫山為革命黨人，并任其為山西都督。閻錫山才得以重返太原，坐上第一把交椅。當時，山西的新舊兩派傾軋較烈，閻錫山玩弄兩面三刀，對同盟會則擁護共和，對袁世凱則支持立憲。同年8月，同盟會改組為中國國民黨，閻錫山被選為參議，可是他表面上應付孫中山，暗地裡向袁世凱周圍的親信行賄，還不惜将自己的父親閻書堂送往北京長住，表示向袁世凱送押了人質，以取得袁世凱對他的信任，并鞏固了他在山西的地位。1913年國民黨發動的第二次革命失敗以後，袁世凱把各省由原同盟會會員任都督的人大都撤換了，隻留下山西的閻錫山和雲南省的唐繼堯未動。同年10月，袁世凱正式就任大總統，11月4日下令解散國民黨，閻錫山馬上執行，三個月内将山西全省的國民黨黨部一律解散了，自己也聲明脫離國民黨。第二年夏，袁世凱改各省的都督為将軍，閻錫山被任為同武将軍，管理山西軍務。從此他完全投靠了袁世凱，殘酷鎮壓革命黨人，并在全省軍政機關中安排自己的同鄉和親信，以鞏固自己的統治。
袁世凱的稱帝心理此時無限膨脹，一時各省勸進之風彌漫，閻錫山争先請願，三次緻電北平，說什麼“誠以中國之情，決不宜沿用共和制度”，“今日改定君主國體，正全國人民希望誕登彼岸之機會，其關系中國前途治安更巨且大。我大總統為4萬萬人所托命，以大有為之才，乘大有為之勢，毅然以救國救民自任，無所用其謙讓。”并指示山西商務總會和各處票号，假借山西公民等名義分電請願，早廢共和，而立君主。果然袁世凱稱帝後封閻錫山為一等侯。不料袁世凱稱帝後引起全國一片讨伐聲，83天的皇帝夢很快就被粉碎了，袁世凱在驚恐中一命嗚呼。這時閻錫山又開始其殘酷的排斥異己的活動：逼迫曾一同革命過的旅長黃國良交出軍權，離開山西；撤掉原來曾為他在袁世凱前大力周旋的董崇仁的晉南鎮守使之職；又逼迫早年他棄城而逃遠走包頭時，為他出過大力的孔庚交出晉北鎮守使之職。同時将旅長以下的軍官均換成自己的親信。此外，他又策劃奪取山西省行政大權，趕走了前後兩任省長，自己以護理（即代理）名義擅刻印信，兼任了山西省省長。這時已是1917年的9月了。當時在北京的中央政府由段祺瑞任總理，他是北洋軍閥中的核心人物，實權在握。閻錫山立刻遣員入京活動，并拜段祺瑞為師。當時北京政府内部分裂加劇，總統黎元洪與總理段祺瑞矛盾日益加深，閻錫山第一個擁戴段反對國會。不久段祺瑞的總理被撤，他又緊随安徽省長倪嗣沖，宣布脫離北京政府。張勳搞複辟帶兵入京，他又和段祺瑞一起聲讨張勳。
1917年9月，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護法戰争爆發，閻錫山按段祺瑞的旨意，派旅長商震率部赴湖南參戰，反對護法戰争，不料全軍覆沒。自此他接受教訓，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标榜“三不二要主義”，即不入黨，不問外省事，不為個人權利用兵；要服從中央命令，要保衛地方治安。這樣，他把力量集中用于本省的經營治理上，提倡以軍國主義為内容的“用民政治”。他說：“無論帝國主義、國家主義或軍國主義國家的政治，都是用民政治，非用民不足以圖強。”“政府政策是軍國政策，人民教育是軍國教育，社會組織是軍國組織。”這是他“用民政治”的思想基礎，其内容則為推行六政三事：六政者，水利、種樹、蠶桑、禁煙、天足、剪發（男人剪辮子）；三事者，種棉、造林、畜牧。在行政區劃的管理上，他借用日本的“村本政治”，建立了行政網，編定村制，五戶為鄰，有鄰長，二十五戶為闾，設有闾長，選舉地主豪紳為村長和村副，成立保衛團對青年進行軍事訓練。閻錫山的一系列政治措施，主觀上是加強了對人民的統治，客觀上對山西省的經濟發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又由于山西所處的地理位置關系，使其擺脫了南北之争，暫時出現了社會比較安定、生産有所發展的景象。加上他大力宣傳，以金錢名位拉攏名流和政客為他吹噓，北洋政府遂授予山西“模範省”稱号。
1924年，直奉戰争爆發，直系和奉系軍閥雙方先後都派人和閻錫山聯系，争取支援。閻錫山是何等樣的人物？一見此場戰争前途未蔔，便借口力量薄弱，保持中立，并派人入京探查消息。不久，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曹锟和吳佩孚大勢已去，政局了然，他即刻聯合馮玉祥，擁護段祺瑞出山。兩年後，直奉軍閥聯合發起反對馮玉祥的戰争，閻錫山又借機擴張勢力，一面拉攏馮玉祥，一面應付吳佩孚，最後又公開與張作霖、吳佩孚合作，夾擊馮玉祥，使馮玉祥部敗北，退守西北地區。閻錫山乘機将地盤擴大到綏遠，收編了馮軍諸部，部隊擴充為十七個師又八個炮兵團，并改名為晉綏軍。
1926年，北伐戰争開始後不久，閻錫山曾派兵支援劉鎮華圍攻西安的楊虎城，而對全國戰局持觀察态度，不輕易出兵。北伐軍占領武漢後，他應邀派代表趙丕廉去武漢研讨北伐事宜。趙丕廉到武漢後轉至南昌與蔣介石會面，蔣說閻是老前輩，又是丈夫團裡的人，盼他能早日舉事。國民軍委會并授予閻錫山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以促其出兵。但當趙丕廉返晉向閻錫山詳述後，他仍不表明态度，也不就任總司令一職。直到次年6月，才以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提議的名義，自任為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開始懸挂青天白日旗。此舉使張作霖十分不滿，派員來晉與閻好言相勸，要其與張合作，并以軍政府副元帥相許，閻錫山未允。不久，張作霖派人來以檢查部隊為名，前往山西布置軍事，此時閻錫山覺察到此棋是針對自己來的，于是公開與張作霖決裂，通電聲讨張作霖，并兵分兩路，分别沿京漢線、京綏線攻擊奉軍，意圖從南北兩側襲擊北京。剛開始，他的部隊迅速占領了石家莊和新樂，後來卻在戰争中連連失利，被迫兵退山西，據固關、娘子關和雁門關死守。張作霖一時怒氣沖天，調集幾十萬對人馬山西大舉進攻，但關塞險惡，久攻不克，部隊傷亡慘重，最後也隻好退出關外。此時馮玉祥部隊受到奉軍的威脅，閻錫山于是和馮玉祥聯名請求下野後留居日本的蔣介石回國，主持北伐戰争，共同對付張作霖。不久，蔣介石回國，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1928年2月，蔣介石在徐州召開軍事會議，改編軍隊，成立四個集團軍。閻錫山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次月，即出兵進攻奉軍，奪下石家莊，收複大同，并指揮所部繼續北進，進攻保定，欲奪取京津地區。同時，他派人潛入天津與日本駐軍司令新井勾結，取得新井的允諾，支持閻錫山軍占領保定，保證北京和天津拱手相讓。于是閻錫山全力攻打保定，迫使張學良棄城北撤，閻錫山卻不戰而進入北平和天津，一時被蔣介石委任為平津衛戍總司令。這樣，閻錫山就統治了晉、冀、察、綏四省和平、津兩大城市，先後兼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太原分會主席和北平分會代主席、内政部長、晉冀察綏赈災委員會主席、蒙藏委員會委員。
國民黨軍隊驅逐奉軍出關以後，蔣介石借編遣為名，開始削弱異己部隊，激起其他派系軍閥的不滿，最終釀成了新的軍閥戰争。
當時桂系在西征唐生智和兩次北伐過程中得到很大發展，自然成為蔣介石統一中國的巨大障礙。1929年春，蔣介石以桂系擅自免去湖南省主席魯滌平為由，下令讨伐桂系。為了孤立桂系，蔣介石派人聯絡閻錫山和馮玉祥。3月29日，閻錫山發表通電，率先響應蔣介石的讨伐令。馮玉祥則采取騎牆态度，并欲伺機占領武漢，答應出兵助蔣讨桂。沒想到，蔣介石很快就将桂系擊敗，兵不血刃地進入武漢。桂系一除，馮玉祥就成了蔣介石要迫切解決的問題。為了擊敗馮玉祥，蔣介石一面竭力收買馮玉祥的部将，一面離間閻馮的關系。
6月7日，蔣介石緻電閻錫山，委任其為北路軍總司令，要求閻錫山幫助他進攻西北軍，迫使馮玉祥出洋。閻錫山在蔣馮沖突中，既想擁蔣壓馮、又想聯馮抗蔣。擁蔣壓馮，是想借蔣介石的軍事實力把西北軍擠出豫、陝，以稱霸中國北方；聯馮抗蔣，是因為他知道蔣介石不能容納異己，隻有聯馮，才能有力量抗蔣。因而，閻錫山對蔣介石的電谕讨價還價。他主張和平解決糾紛，并放出話來說他要和馮玉祥一起下野出洋。随後，閻錫山派人到天津購買船票，到日本安排住處，以此來要挾蔣介石。
蔣介石果然着急，立即使用各種手段，力勸閻錫山不要出洋。閻錫山以前曾多次邀馮玉祥到晉共商反蔣大計，但馮始終認為閻别有他圖而沒有入晉。馮玉祥看到閻錫山這次的舉動，逐漸減少了懷疑，加上老友李書成的勸說，馮玉祥決心入晉。
6月24日，馮玉祥偕同妻子在李書成的陪同下到達太原。閻錫山在熱烈地歡迎馮玉祥的到來後，并不立刻與馮商讨反蔣之事，而是想将馮把握在手上，進一步向蔣介石要價。蔣介石看到馮玉祥已被閻錫山掌握，馬上到北平，并派吳稚晖、趙戴文、孔祥熙三人帶着他的親筆信到太原見閻錫山。請閻赴北平與他商讨西北軍的善後事宜。閻錫山一面電請中央撤銷對馮玉祥的處分，一面随同吳稚晖于6月30日來到北平。
蔣介石這時立即委任閻錫山為全國海陸空軍副總司令，使閻處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閻也答應蔣介石盡快解決西北軍的問題。7月2日，閻錫山突然宣布“得病”，住進醫院，閉門謝客。7月4日，他退掉了去日本的船票，并将馮玉祥誘至建安村軟禁起來。
閻錫山一面誘禁馮玉祥，一面又召集部下開會，再次表示堅決與馮一道出洋。蔣介石看出閻是在演戲，就順水推舟，派出方本仁等人去勸閻錫山不要出洋。閻錫山借機下台，到建安村向馮玉祥努力表白自己暫緩出洋并非本心，而是出于種種苦衷。
馮玉祥豈能看不出其中的把戲？但他不露聲色，而是暗中設法拆散蔣閻聯盟。馮玉祥秘密授意他的部下宋哲元等人，繞過閻錫山，直接向蔣介石靠攏，表示西北軍願意接受中央指揮，要求接濟軍饷。蔣介石看到西北軍已經屈服，認為他的各個擊破的計劃已經實現，便立即決定召開第二次編遣會議，把矛頭對準閻錫山。
閻錫山看到他聯蔣壓馮的如意算盤，到頭來卻算到了自己頭上，隻好又來個大轉彎，再次聯馮抗蔣。是年中秋之夜，閻到建安村向馮道歉，并提出聯合反蔣。馮玉祥看到拆散蔣、閻聯盟的目的已達到，遂向閻表示願捐棄前嫌，合作反蔣。
此年間，唐生智因蔣介石沒有給他原來打桂系軍閥時許諾的湖南地盤而不滿，派人與閻聯絡并約定，由唐發出通電，擁閻為首，共同倒蔣。閻還答應接濟唐軍饷60萬元。但是唐在通電中卻以汪精衛的“護黨救國”的口号為由，擁汪倒蔣。閻一見，大為光火，便又夥同張學良等10餘人發出通電，擁蔣反唐。
1930年元旦，閻錫山令晉綏軍在鄭州觀望形勢，按兵不動，直到讨唐的各路軍連戰大捷，戰局已定，他才親赴鄭州，督師進兵，以圖不戰而勝。閻的舉動早被蔣看透，待讨唐戰事一停，便授意韓複榘在鄭州秘密捉閻。不料閻得知消息，倉卒化裝逃回老巢太原，龜縮不出。2月，閻與蔣之間開始了一場筆戰，閻錫山說：“戡亂而不如止亂，不止亂而一味戡亂，國内紛亂，将無已時。”并提出要蔣介石下野。閻錫山首先向蔣介石挑起筆戰，一時倒蔣各派系及軍閥代表齊集太原，商定倒蔣事宜，倒蔣各派迅速形成了一支強大的反蔣陣線。3月21日，閻、馮發出倒蔣通電，全國大小軍閥應者如雲。4月1日，閻錫山就任總司令，召開軍事會議，決定集結重兵，組織八個方面軍，沿平漢線、隴海線和津浦線分兵三路而進。蔣介石也不示弱，4月4日在南京以國民政府名義下令免除閻的所有職務，通令拿辦。次日，下令讨閻。于是，一場以閻錫山為首的反蔣大戰在中原拉開。
不久，閻和馮在鄭州商讨作戰方案，作了兵力部署後，閻在魯北晏城設行營，親自指揮戰争。5月，兩軍激戰于魯豫，8月又戰于津浦和隴海路。閻部因系各軍閥集結而成，所以各懷異心，保存實力，争奪地位，以緻發生内讧，加之馮部在津浦線受挫，9月18日，張學良通電擁蔣，帶兵入關，于是倒蔣之軍腹背受敵，紛紛撤兵，最終全線崩潰。閻錫山兵退太原，不久将兵權移交徐永昌，自己又一次化裝潛入大連，托庇于日本人，并對山西軍政大權進行遙控。這場不義的中原大戰，使軍民死傷近30萬人，戰區及附近民衆深受其害，蔣閻二氏不能辭其咎也。
1931年8月5日，閻錫山在日本人的協助下乘飛機潛回大同，隐居在家鄉五台縣的河邊村。“9・18”事變以後，汪精衛擔任了國民黨政府的行政院長，閻錫山即派員赴南京與他聯系，又派人去北平向各方人士請求援助，通過宋美齡的關系在蔣介石面前疏通，加上汪精衛的提議，蔣介石表示了“捐棄前嫌，團結禦侮”的态度，于1932年2月，委派閻為太原綏靖公署主任，不久恢複其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職，還使他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委。于是閻蔣再度合流，閻氏重新統治了晉綏兩省。他的重新出山，使他一度保守地發展本地經濟，發展自己的實力，幾年間使山西省的工業、軍火業、交通、銀行，有了較大的起色，他也從中獲得巨利，中飽私囊達兩千萬元。他還巧立名目收捐派稅，居然連農民進城挑糞也要上捐，當時劉師亮撰聯諷刺說：“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隻有屁無捐。”還加個橫批曰：“民國萬稅”。閻錫山的發展地區經濟政策給當地人民帶來的不是幸福，而是更深重的負擔，更殘酷的剝削。
1935年華北事變後，日軍進窺綏東，閻氏為了維護他的官僚資産和政治地位，提出“守土抗戰”的口号。客觀上來說，這口号還有一種抗日精神，也就成為他後來接受中國共産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思想基礎。這年冬天，中共中央聲明停止内戰，一緻對外，要求閻錫山允許紅軍通過山西地區開赴前線抗日，而閻氏置國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顧，拒絕紅軍要求，并利用黃河天險，在北起河曲，南至永濟的黃河東岸，築起長長的碉堡線，企圖阻止紅軍東渡。次年2月20日，東征紅軍渡過黃河，打敗閻軍，閻錫山見老巢太原受到威脅，便急電蔣介石派兵增援。這下正中蔣氏下懷，他正想派自己的部隊打入山西，正愁無處下手，此正是天賜良機，即派兵五個師入晉，不料閻錫山軍在得到增兵之前被擊潰。紅軍為了珍惜國力以對抗日軍，5月5日發出回師通電，撤軍至黃河以西。5月26日，毛澤東給閻錫山寫了一封信，托被俘的閻部第66師第392團團長郭登瀛帶回，敦促閻軍和紅軍聯合一緻，抗日反蔣：“救國大計，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軍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達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終有覺悟的一日。側聞蔣氏迫先生日甚，強制晉軍二度入陝，而以其中央軍監視其後，是蔣氏迄無悔禍之心，漢奸賣國賊無與為匹，三晉軍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同敝方聯合一緻，抗日反蔣，則敝方同志甚願與晉軍立于共同戰線，除此中國人民之公敵。”
直至7月，日軍欲進犯綏遠，并在山西屢造事端，給閻在山西的地位構成極大危脅。鑒于這一形勢，閻錫山從自己利益出發，提出了“抱着弱國的态度，守土抗戰，踢破經常範圍，加緊自強”的方針，并于9月成立了山西統一戰線性質的“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閻錫山自任會長，中共派薄一波同志前往主持該會，成立軍政訓練委員會，訓練進步青年。10月底，閻錫山又大力支持傅作義部隊抗擊日僞軍對綏遠的侵略，并取得百靈廟大捷，挫敗了日寇侵略綏遠，妄圖建立“蒙古帝國”的陰謀。
1936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的50歲壽辰，閻錫山和張學良決定利用祝壽之機，向蔣介石進谏，要求蔣介石停止内戰，聯共抗日。在蔣介石祝壽典禮舉行後，閻錫山與張學良即一起晉谒蔣介石，陳述他們的主張，而蔣介石仍舊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說共産黨已成強弩之末，隻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難徹底消滅，永絕後患。蔣介石對二人大聲訓斥，閻、張兩人耐心聽完蔣的訓詞後，知道無能為力了，便沮喪地退出。12月12日，張學良在多次勸谏蔣介石無效後，聯合楊虎城發動兵谏，囚禁蔣介石，發動了震驚全國的西安事變。事變後，閻錫山接到張學良來電，希望他能來西安共商救國大計。閻錫山立即召開軍政緊急會議，商讨對策。此時，正值綏遠抗戰之際，閻錫山需要國民黨中央政府給他以經濟和軍事上的支持。如果全國陷入混亂，他以晉綏之力是無法抗擊日軍的。而西安事變本身就具有内戰的潛在可能，如果處理不當，馬上就會演成大規模的内戰。他認為當前在國内，隻有蔣介石有能力來領導中國的對日戰争。因此，他雖然與蔣介石有過深刻的矛盾，仍改變了自己以前對張、楊的态度，而站在國民黨主和派一邊，力促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于是，他最後決定擁護南京政府，營救蔣介石，譴責張、楊。不久，閻錫山緻電張、楊說：“來電均誦悉，環讀再三，驚痛無已。弟有四個問題，質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後？第二、兄等此舉，增加抗日力量乎？減少抗日力量乎？第三、抑移對外戰争為内戰乎？第四、兄能保不演成國内極端殘殺乎？”閻錫山的反應無疑給張、楊潑了一頭冷水。此時，南京方面與西安方面中斷聯系，與兩方都有聯系的閻錫山的舉止就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南京政府代行政院長孔祥熙在收到閻錫山的電報當天，就複電閻，“我公公忠體國，雄鎮邊陲，登高一呼，衆流響應；尚祈主張正義，領導群倫，俾抒國難……漢卿于公夙緻推仰，尚責以大義，動以私情，挽已倒之狂瀾，拯救國家于萬劫。”并賦予閻錫山以營救蔣介石的全權。
張學良雖極不滿閻錫山的所為，但為了顧全大局，促使蔣停止内戰，達到兵谏目的，仍派代表赴晉，向閻錫山詳細陳述西安事變的經過。閻錫山在接見了西安方面的代表李金洲後，即命秘書将此事電告南京，太原的報紙亦報道張、楊的代表到晉，蔣介石安然無恙的消息，以安定全國人心。閻錫山還準備派出代表赴西安調停張、楊與蔣之間的沖突，并要求張、楊準許他的代表去西安後“能與委座單獨談話”。其代表後因各種原因未能成行。此時中共代表到達西安，幫助張、楊和平解決事變，閻錫山通過彭雪峰與中共中央保持聯系。12月22日，毛澤東給閻錫山緻信，說“陝變突起，事出非常。從電訊中知我公反對内戰，有‘共維大局’之語，至理名言，曷勝欽佩”，又指出“目前甯軍攻陝甚急，願我公出以有力之調停手段”，并商量一些具體的建電台和通信站的事宜。但是這時，張、楊與南京方面建立了聯系，閻錫山作為調停人的地位逐漸失去意義，張學良也就不願讓閻錫山分一杯羹了。閻錫山一時被蒙在鼓裡，對西安方面的進展毫無所知。25日，他對傅作義說：“擒虎容易縱虎難，自古沒有這種事實，也沒有這種道理。”他滿心希望利用這一事變，達到對自己有利的目的。不料當天，閻錫山駐南京的代表趙丕廉急電向他報告，蔣介石已脫險由陝飛到洛陽。閻錫山半信半疑，雙手插在腰後褲口，不停地踱來踱去。直到蔣介石的座機抵南京，趙又以急電告閻，閻才确信無疑，閱電後，癱坐在了沙發之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争正式爆發。7月14日，毛澤東派周小舟給閻錫山送來一信，提出進一步合作抗日的辦法。月底，閻錫山表示與中共正式建立抗日統一戰線。
8月2日，閻錫山赴南京參加國防會議，被任命為第2戰區司令長官。閻回晉後，将紅軍新改編成的八路軍劃歸第2戰區戰鬥序列，挺進晉北作戰，同時組織了達四十五個團的新軍，并為其配備了武器裝備。9月中旬，日軍侵入山西境内，閻率部迎敵于代縣太和嶺。八路軍115師343旅則進軍平型關，伏擊日軍告捷，殲敵千餘。平型關大捷是抗戰以來中國軍隊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勝利，一時全國軍民抗日信心倍增。
此後，閻錫山為阻止日軍南下，在忻口大戰二十餘日，予敵以重創。此戰，抗日将士也損失慘重，軍長郝夢齡、師長劉家骐、旅長姜玉貞、鄭廷珍以身殉國。此時，日軍改道娘子關攻入山西。閻錫山放棄忻口，令傅作義等部固守太原，激戰兩天後終于失守，11月8日，日軍占領太原。閻錫山率部退守臨汾，抗日信心動搖。在同日軍的激烈作戰中，閻錫山的軍隊損失慘重，實力大減。而在共産黨領導下的隸屬于閻錫山的第2戰區的八路軍和山西新軍卻在抗戰中日益發展壯大。對八路軍的發展，閻深感不安，心存疑慮。不久就開始采取降日、反共、擁蔣的路線。
1939年12月，閻錫山發動對山西新軍的進攻，史稱“十二月事變”。
1940年1月，中國共産黨派肖勁光和王若飛來和閻錫山談判，并帶來毛澤東的親筆信。毛澤東在信中對他的成就作了肯定，并希望雙方再度合作，信中說：“近來山西境内發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勢所趨，終必和平解決，尤因先生領導提挈至明至慎，必能處理得當，益臻進步，團結之途，無可疑者。”經過談判，迫使他答應不再進攻新軍，限制了雙方活動範圍。
為了重振隊伍，鞏固實力，閻錫山于４月将第2戰區司令部遷往山西隰縣南村坡。由于南村與“難存”同音，閻錫山就把南村坡改為“克難坡”，把戰區司令部駐地稱為“克難城”。這樣，一來表示要在不斷克服困難中存在和發展的決心；二來表示“克去難存”，便能住下去。他還把1940年命名為“克難年”，果真，閻錫山在這裡一住便是五年，直到抗日戰争結束。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提出了“存在就是真理”的哲學觀點。他說：“所謂真理就是指為人類謀幸福的道理，是客觀實際需要的真理。我們的組織是為了實現我們的主張的。我們主張的是人類謀幸福的道理，所以我們的組織就是代表人類的真理的。因此，我們說，我的存在就是真理，……就是國家的、社會的、世界的真理。”“我們無論如何要以存在為目的，先要能存在，采取任何手段都在所不惜。”“一切為了存在”、“無條件地存在”。他還宣揚他的“唯中哲學”，說“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絕對了，抗日要準備聯日，擁蔣要準備反蔣，聯共要準備反共”。同時，閻錫山還在克難坡舉辦“幹部暑期進步讨論會”，後改稱“洪桐訓練班”，将軍隊連級以上和行政小區以上2萬多軍政幹部進行訓練。訓練期間，閻錫山親自授課，宣揚他的“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謬論，并用《論語》中的警句來試圖證明其合理性。
1941年8月11日，閻錫山與進占山西的日軍簽訂了《汾陽協定》，其主要内容是：日、閻取消敵對行動，共同防共；閻通電脫離國民黨政府；日将山西政權交給閻，并為之提供裝備。此後閻分别在日軍占領區太原、汾陽、臨汾等地成立辦事處，進行情報交換和物資交流，公然投降日本，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對他的這種降日行為，中國共産黨對他提出多次警告。11月30日，八路軍駐山西辦事處處長王世英會見閻錫山，長談三個多小時，向他分析國際形勢，明确表态說誰要投降就打倒誰。這次談話使閻心中有所顧忌，但一時還未放棄降日的打算。直至12月8日太平洋戰争爆發，他才暫緩了降日行動。次年，日軍不斷逼閻履行協定，并威脅要進軍晉西。閻錫山感到“生存”受到威脅，3月發動了晉西大保衛戰，痛殲日軍。日軍又派代表與閻談判未果，遂用飛機撒下大量《汾陽協定》和有關照片，并對閻軍再次用兵，在晉南消滅了閻的一個軍。此後閻又與日軍勾結，配合日軍對中國人民進行殘酷的屠殺。抗日戰争接近勝利時，閻利用與日僞勾結的關系，暗中派人員擔任僞山西省公署職員和縣長等職，以圖奪取勝利果實。1945年他又對日僞敵區行政官員發委任狀，保證将來不對他們以漢奸論處。
抗日戰争勝利不久，國共兩黨全面内戰爆發。閻錫山的部隊率先和解放軍多次交鋒，敗多勝少。1945年8月，被殲3萬餘人。次年閻仍積極備戰，全力進行反人民的内戰。在人民解放軍的進攻下，山西大部分地區被解放，閻錫山隻能控制鐵路兩側的幾個城市了。1946年，他繼續推行“兵農合一”的暴政，在民間搶糧抓丁，半年内抓走7萬餘衆。他建立特務網，殘害共産黨員和進步人士千餘人，女英雄劉胡蘭就是在這種殘暴中被閻軍用鍘刀鍘死的。他在經濟上搞“平民政策”，弄得民不聊生。盡管這樣，時不過三年，閻錫山在山西的統治也已是岌岌可危了。
1948年5至7月，臨汾和晉中相繼解放，閻錫山隻剩下太原和大同兩座孤城。年底，太原被解放軍包圍。閻錫山調集各部，加修工事，欲抵抗到底。但他深知大勢将去，一方面開始為自己安排退路，另一方面又向下屬表示要與太原城共存亡。1949年初，閻錫山接見幾名外國記者，指着桌上一些裝有毒藥的小瓶說：“我決心死守太原，與城共存亡，太原如果不守，我就和這些小瓶同歸于盡。”不久，蔣介石要閻錫山放棄太原，速退西安，擔任西北行營主任，負責指揮西北各處重鎮。其手下幹部由美國人陳納德用飛機接走，其軍隊盡量西渡，在放棄太原前，将兵工廠炸毀。但閻不同意這件事，仍然表示要堅決固守太原。
随着太原形勢緊張，閻錫山變得終日心神不定，坐卧不甯。就在部屬不知該怎麼辦時，閻錫山突然于3月29日下午召集他們開會。他對秘書長吳紹之說：“你把李代總統的電報念給大家聽聽。”吳念道：“和平使節定于月初飛平，黨國大事，待我諸公前來商決，敬請迅速命駕。如需飛機，請即電示，以便迎接，宗仁，儉印。3月28日。”電報念完，閻假意征求大家意見，約半小時後，閻起身乘坐汽車，風馳電掣地由綏靖公署直奔郊外圪燎溝機場，除梁化之和閻的五妹閻慧卿到飛機場送行外，其餘人員均送到大門口，作最後一次訣别。閻到機場後，在人民解放軍大炮的轟擊聲中，匆匆登機，飛離太原，亡命南京。
此前，閻錫山指定梁化之、王靖國、孫楚、趙世鈴、吳紹之組成五人組，在太原繼續抵抗，要求他們“與太原共存亡”。
南京被解放軍攻克後，廣州成為國民政府臨時首都。閻錫山也到了廣州，并于1949年6月3日擔任了僞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
閻錫山上任後，先飛到台灣見蔣介石，然後到桂林同李宗仁商議，發表了組閣名單。他首先提出一個“扭轉時局方案”，又制定“全國作戰計劃”：以重慶為軍事樞紐，以台灣為作戰基地。又與陳納德商定，重組“飛虎隊”。７月７日，閻錫山和蔣介石、李宗仁等，以及青年黨、民社黨負責人和胡适、于斌等98人，借紀念“七七事變”之際，在廣州聯合發表“反共救國宣言”。８月３日，國民黨臨時成立的決策機構“非常委員會”，通過了閻錫山提出的“反共救國方案。”
這時，東北、華北已全部解放；駐綏遠的國民黨軍在徐永昌離開幾天後便宣布起義；西北的馬家軍也很快被解放軍擊潰；蘭州于8月解放；粵北的韶關、常德相繼落入解放軍手中。于是，國民政府于8月8日由廣州遷往重慶。接着福州、蘭州、銀川相繼被克，新疆和平解放。
10月14日，閻錫山在廣州被攻克後飛往重慶，又于11月28日飛往成都。在成都，他又兼任國民黨教育部成立的“反共救國戰鬥團”的團長。1949年12月18日，在成都被解放軍占領前夕，閻錫山乘機飛往台灣。
1950年3月，蔣介石在台灣再次出任僞總統，閻錫山辭去僞行政院長之職，由陳誠繼任。從此閻錫山漸漸退出政治舞台，其職位是總統府資政和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
這時的閻錫山，住在台灣陽明山之菁山，平時深居簡出，很少參加公開活動，每日埋頭寫作。十年間，他寫了大量反共文章和著作，先後出版了《世界和平與世界大戰》、《孔子學說》、《世界大同》、《大同之路》、《共産主義的哲學，共産主義共産黨的錯誤》、《反共的哲學基礎》、《收複大陸與土地問題》，《反共複國的前途》、《三百年的中國》等著作二十多部。?1960年5月23日，閻錫山病逝于台北寓所，終年77歲。
閻錫山病逝後，台灣成立了以何應欽為首的治喪委員會。委員有于右任、張群、賈景德等人。5月29日入殓，蔣介石親往祭奠，并送一塊“怆懷耆勳”的匾額。随後葬于陽明山他生前居過的菁山草廬之後，墓碑上刻有“閻伯川先生之墓”七個楷書大字。在風雲時代中變幻了一生的閻錫山，懷着無數的不解長卧在遠離大陸的異鄉，任後世人們評說。
作者點評
閻錫山行伍出身，一直以軍隊為其事業的根基，但他并不放棄政治，在山西統治達三十餘年間，将軍政大權獨攬一身，雖蔣介石也莫奈其何。說他是軍人，不如說他是一個軍人出身的極有政治頭腦的政治家。他在每次曆史的關鍵時刻總能極敏銳地嗅出政治動向，取其利者而為之。他其實是以一種商人的眼光來觀察政治和時局的。他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最混亂的時期。從清王朝末期、辛亥革命、北洋軍閥、抗日戰争、解放戰争到國民黨退居台灣的最初10年，這幾個時期的政治，大多是以軍事方式來進行的，這于他來說正是如魚得水。他早年在官場的鑽營，與孫中山、袁世凱、段祺瑞等人的交往過從，與蔣介石、馮玉祥、張作霖等軍閥的分分合合，與國民黨、共産黨、日軍的政治交易，無不體現出他這一政治個性和個人人格。他沒有什麼是非原則，不講什麼國家民族，不談什麼軍人天職，不顧什麼政治道德，全然是一個極端自私的政治投機商。
同時他又是一個有文化有頭腦、飽讀四書五經的封建軍閥，早年又在日本受到軍國主義的影響，他一生的軍事和政治生涯，無不受中國封建思想和西方思想的影響。他的處事原則是以自我利益為中心，保存自己實力，發展地區勢力，以抗衡各派力量。他慣用的手法是大耍兩面三刀，為自己利益而不惜任何手段利用他人，并美其名曰“存在就是真理”。他的這種口蜜腹劍的政治手段，使他在那個時代支撐自己的統治數十年，各派政治或軍事力量都不得不企圖拉攏他，以期獲取戰勝敵方的力量，不僅一次次被他所玩弄，所欺騙，而且又一次次地向他求和又再次受他的騙。這種現象不能說不是中國當時政治和軍事鬥争的極端複雜性所緻。正因為閻錫山是一個經曆宦海沉浮，長期盤踞在山西而又有政治思想的人，有一套思想理論體系，他曾宣揚他的大同主義，與三民主義和共産主義抗衡，所以當時其他軍閥無有能與其匹敵者，才一次次被其所愚弄。
毛澤東洞悉這種人的思想本質，曾對他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争，在其率部抗日時予以聯合、支持，在其執迷不悟而與國人為敵時則予以堅決的打擊，使之逃出固守數十年的山西省，用鐵與血的事實來教育了各派人物，騎牆派是沒有好下場的。對這種不講正義和真理的逆曆史潮流而動的風雲人物，怒吼的革命狂潮必定會将他席卷而去。
但全面地分析閻錫山這個人物時，我們也不得不肯定他在曆史的某一個時期曾經有過進步的表現，如辛亥革命、抗日戰争初期，都曾對當時的革命和反抗鬥争起過促進作用。因此他是一個中國近代史上較為複雜的人物，他的一生給人們帶來許多深層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