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治中小傳
張治中，原名本堯，字文白。1890年10月27日，張治中出生在安徽省巢縣（今巢湖市）西鄉洪家疃村一戶農民家庭。張家祖上曾是當地數一數二的大戶人家，但到張治中爺爺和父親手上，家道早已一落千丈，敗落不堪。其父靠種幾畝地和閑暇時給别人做點篾器活掙點錢，一家人才得以勉強?口。張治中是家裡長子，因此，父母親雖然度日維艱，還是送張治中進了私塾，讓他跟先生寒窗苦讀十年，希望兒子有朝一日應試及第，重振家業，光宗耀祖。1903年，張治中參加了一次清王朝的科舉考試。落榜後，張治中發憤攻讀，準備來年再考。
但這時清王朝為維護其封建腐朽統治，借口順應全國風起雲湧的革命浪潮，進行了一系列“籌辦新政”的假改革。其中一項即是廢除科舉制度，開辦新學。面對關上的仕途大門，父親決定改弦更張：他将張治中送到豐樂河鎮呂德盛号百貨店當了一名學徒。
對于富有遠大理想的張治中來說，做一名小商人顯然不是他的願望。1907年，張治中和幾位同鄉遠走省城安慶，看能否有機會考進一所免收學費、包吃管住的武學堂。在等待中，他過起了居無定所的流浪生活，先後做過富家公子陪讀、門房，當過“備補兵”等。後來，在一個當警察巡長朋友的幫助下，他當了一名正式警察。任務是給揚州鹽運使署大門站崗。在此期間，張治中一邊發憤學習新知識，一邊繼續等待着進入軍校的機會。辛亥革命的爆發，不但使張治中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洗禮，也為他帶來了發展機遇。此時，他覺得“一個偉大的光明的日子到來了”。“當時全國各地的光複運動，如火如荼，我卷在這一個狂潮熱浪的漩渦裡，也變成一滴飛濺的浪花。”
1911年底，張治中前往上海參加了學生軍。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孫中山出任臨時大總統。但他僅任職1個月又13天，便讓位于袁世凱。1月，上海學生軍被調往南京，改編為臨時政府陸軍部入伍生團。1912年冬，在孫中山先生等人的周旋下，入伍生團的學生被收入武漢陸軍軍官第二預備學校學習。兩年後，張治中又進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盡管置身在軍閥氣息濃厚、各種惡習深重的氛圍中，張治中卻始終能潔身自好，懷着振興家國的壯志，刻苦學習，努力進取。1916年，張治中在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前夕，面對軍閥混戰、外國列強入侵的動蕩局面，苦苦思索着個人、民族的前途和命運。
1917年初，張治中從保定軍官學校畢業，被分配到安徽軍閥倪嗣沖的安武軍中當了一名見習軍官。安武軍前身是袁世凱任清廷大臣時期給他擔任警衛的武衛軍右翼，是一支軍旗上沾滿辛亥革命起義将士鮮血的反革命軍隊。張治中置身在這支罪惡、腐敗的隊伍中，覺得郁悶之極，六個月的見習期還未滿，他便悄然出走，經上海再到廣州，找到了時任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的孫中山，請求參加護法運動。經孫中山介紹，張治中加入滇軍第8旅并随軍開赴福建讨伐閩督軍李厚基。不久，張治中嚴謹的軍人作風和雷厲風行的辦事效率，使他受到旅長伍毓瑞的高度賞識。張治中的職位從一個挂閑職的上尉參謀，先後擔任警衛隊長、連長、營長。張治中帶兵，從不擺長官的譜。他同士兵們同吃同住，從生活上細心關照他們，從精神上耐心教育他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感化他們。張治中嚴于律己、以身作則的帶兵方法，使他深受士兵的愛戴。不管他走到哪裡，士兵們一看到這位面容文雅和氣、身材高大挺拔的年輕人，都親切地稱呼他張長官。遇到敵情，張治中總是沖鋒在最前線。後來，他在回憶錄中曾談到自己一生有五次曆險，其中就有三次是出現在征閩戰事中。
随後，張治中又随部奉孫中山之命到廣東讨伐桂系軍閥，結果部隊反被軍閥吞并。張治中幾經輾轉，又加入川軍。曆經四川各軍閥混戰，他死裡逃生，再次來到上海。1922年春，張治中進入有“紅色大學”之稱的上海大學。當時，上海大學被視為“宣傳共産主義的著名溫床”，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等共産黨人都曾在上海大學執教過。1923年，應伍毓瑞之邀，張治中二下廣州，來到當時中國革命的中心。不久，張治中加入國民黨，并進入國共兩黨合辦的黃埔軍校任職。正是在黃埔軍校，張治中結識了兩個對他後來的命運産生巨大影響的人物，一位是時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另一位是共産黨人周恩來。前者，他視為中國革命的希望和領袖；後者，他們互相欣賞，無所不談。周、張二人不但從此結下深厚的友情，也使張治中對中國共産黨有了進一步的了解，為他日後成為堅定的主和派代表影響至深。
孫中山去世後，蔣介石逐步走到了國民黨政治舞台的中心，奪取了黨政軍大權。表面上，蔣介石仍打着“新三民主義”的旗幟，但實際上，蔣介石為了實現個人的政治野心，積極培植自己的黨羽，伺機而動。北伐戰争期間，1927年4月，蔣介石同帝國主義相勾結，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公然背叛革命。張治中的精明強幹，雄才大略，使他很快成為蔣介石的麾下虎将，蔣介石不斷對他委以重任。但同時，蔣介石對思想激進，被學生戲稱為“紅色團長”的張治中又滿腹狐疑，一再派人暗地裡調查他是不是共産黨或有通共的蛛絲馬迹等。
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失敗後，随着蔣介石的下野，張治中去了歐美國家。經過在國外的一番遊曆，面對别國的蓬勃發展，對比中國的落後、動蕩和分裂，使他深受震撼。他感到，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是和平與發展，才能繼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28年秋，張治中向國民政府辭去軍政廳廳長職務，堅決請求繼續到軍校工作。這不僅是因為他覺得辦軍校是自己的專長，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認為辦教育不失為一條提高國家地位的途徑。經蔣介石批準，張治中被任命為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訓練部主任。次年，張治中升任教育長。對于張治中辦軍校的高水平，蔣介石是深信無疑的。從1928年到1937年，十年中，張治中共為國民政府培養了12000餘名學生。其間，張治中曾奉命率兵參加過三次“讨逆”之戰和兩次抗擊日寇之戰。
兩次淞滬抗戰，即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滬抗戰。1932年新年伊始，日海軍便在上海吳淞口不斷挑釁我軍民，28日晚，日軍公然對我上海守軍發起進攻，駐上海的國民黨十九路軍被迫反擊，“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張治中面對蔣介石對日不抵抗和妥協的投降政策，堅決主動請纓，要求率兵去上海阻擊日寇侵略者。2月14日，張治中率領由87、88兩師合成的第5軍，兼轄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獨立炮兵第1團山炮營，日夜兼程奔赴上海，與主動抗日的上海駐軍19路軍并肩作戰。在前線，張治中作為左翼軍指揮官，率領第5軍防守在廟行鎮、蘊藻浜南北兩岸及吳淞口西等地。他抱着為國家民族殉職之心，留下遺書一封，表示：“……如不幸犧牲，望能以熱血頭顱喚起全民抗戰，前仆後繼，堅持戰鬥，抗擊強權，衛我國土……”2月22日，與日寇廟行戰鬥一役，日寇海、陸、空三軍協同作戰，張治中率領第5軍全體将士奮勇抵抗，戰鬥打得空前慘烈。及至同敵人進行肉搏戰，有的傷員不能動，就對敵人用牙咬、手抓，直至流盡最後一滴血。我方軍隊以死相拼的頑強作戰精神，使日寇遭受嚴重挫敗，隻得倉皇撤退。張治中赴滬抗日，取得廟行首戰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抗日将士和上海乃至全國人民的抗日鬥志。“一・二八”淞滬抗戰從1月28日持續到3月3日，曆時35天。參加抗日的将士和上海人民共傷亡近30000餘人。然而，這血的代價最後卻被國民政府換來一紙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5月18日，張治中郁郁回到南京，繼續在中央軍校擔任教育長。
七七事變之後，日寇全面展開其侵華的罪惡計劃。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同仇敵忾，掀起抗日浪潮。曆經“西安事變”的蔣介石，迫于各方面的壓力和呼聲，隻得同意停止内戰，聯共抗日。自1936年開始，張治中秘密兼任京滬分區的負責長官。他長年往返在京滬路上，一面積極實施防禦措施，一面密切注視着日寇在上海淞滬一帶的行動，随時準備投入到保家衛國的正義戰鬥中。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國主義本着“為至中國于死命，須以控制上海、南京為最要者”的野心，再一次在上海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争。面對日寇發起的瘋狂攻擊，駐上海的國民黨軍隊奮起還擊，痛擊侵略者。上海守軍分為左右兩翼，分别布防線于蘇州河北、南及黃埔江西、東地區。張治中作為臨戰受命的第9集團軍總司令，負責淞滬戰役的左翼陣地。早在此前的8月1日，張治中便以京滬警備司令官名義于同日先後發布《告淞滬将士書》和《告京滬區民衆書》，号召大家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當勇往直前，攜手共進，抗擊侵略者，并表示了自己抗日之決心。戰鬥打響後，張治中始終穿梭在第一線，冒着敵人的炮火，從容指揮作戰。有時候，由于遭遇敵人飛機轟炸，他就舍棄汽車，以自行車代步。作戰中，張治中捕捉住稍縱即逝的有利戰機，數次下達總攻命令，将被日寇占領的陣地一個個收複。正當戰鬥朝着有利于我方的形勢發展時，南京最高統帥部卻先後發來三次停戰命令。在最關鍵時刻停止進攻，不但使國民黨軍失去了寶貴的攻擊時間，更給日寇以喘息之機，得以調遣大軍增援。張治中憤懑難抑，加上日夜為戰事操勞，身體極度虛弱，以緻到了行路都需要人架着走的地步。9月4日，他向蔣介石遞上辭呈，請求免去其第9集團軍總司令一職。9月22日，張治中懷着難以言表的沉重心情，離開了戰火中的上海，回到南京。這期間，在淞滬戰場上，日寇兵力已增至10萬，國民黨軍隊戰術已不得不由積極攻勢改為被動守勢，繼續同敵人艱難抗衡。最後，在側背受敵的情況下，南京最高統帥部于11月8日下達全線撤退命令，上海淪陷，曆時三個月的“八一三”淞滬抗戰告終。
張治中參加和指揮的兩次淞滬抗戰，由于衆所周知的原因，雖然最後都是以失敗告終，但是，張治中在兩次抗戰中所表現出來的為國家、為民族大無畏的犧牲精神，使他無愧于抗日民族英雄的稱謂。
此後，張治中結束其軍校生涯。1937年11月下旬，張治中被南京政府任命為湖南省政府主席。針對官場普遍存在的萎靡、腐敗風氣，為了對症下藥，一上任，張治中便微服私訪，下到各縣了解情況。訪查中，張治中痛心地看到，官員們根本無心為民造福一方，而是絞盡腦汁欺壓民衆，為自己搜刮民脂民膏，極盡貪贓枉法之能事，而廣大農民被各種苛捐雜稅壓得透不過氣來，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一路所見所聞，使張治中感到，國民政府要想繁榮興盛，必須勵精圖治，非徹底整治這種在國統區蔓延的頹廢腐敗風氣不可。張治中在任湖南省主席期間，制定了《湖南省施政綱要》和《湖南省組訓民衆改進政治加強抗日自衛力量方案》，并積極推行和實施，希望以此來“改造舊社會，建設新湖南”。張治中在湖南最突出的政績，一是組織訓練民衆參與政治管理和團結抗日；二是聯共抗日。他始終認為，隻有全中國人民攜起手來，才能有力地抗擊入侵者，并最終取得民族自衛鬥争勝利。他在任職的一年時間裡，湖南省被國民黨反動派抓捕的共産黨員大部分得到釋放。他不但在自己權利範圍内努力維護和建立與共産黨的合作關系，他甚至不顧蔣介石和國民黨頑固分子的猜疑，緻電蔣介石，建議承認中共合法地位，并加強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然而，張治中理想中的政治局面根本沒有來得及全面展開。1938年11月13日，在蔣介石的“焦土抗戰”的反動政策下，一場有預謀的長沙大火，幾乎将這座曆史名城焚毀殆盡，并給長沙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大火發生後，張治中含悲忍辱，處理完善後工作，懷着對長沙人民的無比負疚心情，引咎辭職而去。
這時，南京政府已遷往重慶。蔣介石緻電張治中要他立即奔赴重慶。在重慶，蔣介石深知自己對這次長沙大火難辭其咎，張治中隻是自己的替罪羊，因此，他沒有再為難張治中，而是将張治中當座上賓款待。蔣介石拿出兩個職位要張治中挑選：一是中央黨部訓練委員會主任，一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主任。張治中挑選了後者。盡管侍從室主任完全是蔣介石獨裁的傀儡，張治中必須直接聽令于蔣介石，然而，張治中并沒有完全放棄自己的主張。在其先後任職侍從室主任和國民黨政治部部長期間，他多次對蔣介石的獨斷專行持堅決反對意見，在許多事情上秉公執法，并建議蔣介石撤消了一些有損國民政府威信的機構。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張治中始終沒有放棄自己力主和平、聯共抗日的正确主張。1941年春，由國民黨頑固派一手炮制的皖南事變發生，震驚中外，激起全國人民對國民黨罪惡暴行的一緻譴責和抗議。事變次日，張治中連夜奮筆疾書，給蔣介石寫下萬字谏言書，對國民政府在民族存亡系于一線的關頭殘殺自己同胞、背信棄義的可恥行徑痛心疾首，并再次忠告：為趕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國民政府隻有與中共精誠合作，比肩抗敵。此後，國共兩黨在抗戰期間所進行的三次正式談判，張治中參加過兩次，分别是1942年和1944年。盡管張治中的思想受他當時所處政治環境和地位的局限，但無論局勢怎樣複雜、動蕩，張治中聯共抗日的決心始終沒有動搖過。他為維護祖國領土的完整和中華民族的利益，堅持主張抗日；他為開創國共兩黨合作、團結抗日的局面更是付出了艱辛而不懈的努力。
1945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争結束，标志着中國人民八年艱苦抗戰取得了偉大勝利，中國革命從此進入一個新的曆史時期。不久，蔣介石置全中國人民要求和平、建設國家的願望于不顧，一邊到處煽起内戰的烽火，一邊假惺惺地接連三次邀請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國共和平談判。中共中央從大局出發，決定由毛澤東率領中共代表團赴重慶與國民黨蔣介石談判。張治中這位從未與中共交戰的國民黨主和将軍，被蔣介石委任為國民黨代表，要他飛赴延安接毛澤東到重慶。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張治中、美國駐華大使代表赫爾利的陪同下，乘專機到達重慶。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張治中盡最大努力給予照顧，為了毛澤東的安全，特意将自己的官?邸――?桂園騰出來讓毛澤東白天辦公、會客。蔣介石抓住毛澤東、周恩來在重慶的機會，糾集大軍沿平綏、同蒲、平漢、津浦等鐵路向解放區發起進攻，妄想在短時間内控制華北、華東和東北等地的交通要塞，逐步掌握内戰的主動權，實現其“三個月内消滅共軍”的企圖。由于國民黨反動派重重設置障礙，使得重慶談判進展緩慢，處于邊打邊談的狀态中，一度陷于僵局。直到10月10日，國共兩黨才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11日，張治中又親自護送毛澤東返回延安，周恩來同王若飛留在重慶與國民政府就未盡事宜繼續談判。
在整個重慶談判過程中，國共雙方共舉行了十二次會談。張治中因為解決新疆事變事務，參加了其中九次。當他獲悉蔣介石秘密下達“剿共”密令，身在邊疆的張治中深感“内外交困”。他連夜修書給蔣介石，強烈反對其出爾反爾，再掀内戰狂瀾。不久，蔣介石迫于國際、國内反戰思潮，再次急召張治中回重慶參加同中共和談。1946年1月6日，張治中從新疆回到重慶。經過和平談判，國共兩黨盡管于1月10日簽署了停戰協定，然而，蔣介石卻從未停止過發動全面内戰的陰謀。針對這種陰謀，張治中不顧個人安危，在多種場合慷慨陳詞，尖銳批評國民政府這種無異于搬石頭砸自己腳的愚蠢行為。2月25日，張治中代表國民黨同周恩來簽訂了《關于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民軍之基本方案》。2月28日，張治中同周恩來、馬歇爾組成軍事三人小組，對全國各地的停戰情況進行調查。在武漢，當周恩來對張治中講到中原軍區部隊處境艱難，主要是各種必備物質匮乏時，張治中當即簽字，命國民黨後勤單位照數發給。在處理中共事務上，張治中總是本着“國共合作”的思想，希望盡自己最大努力，來拉近國共兩黨之間存在的距離。當三人軍事小組最後來到延安時，張治中在中共中央舉行的歡迎會上開心地說：你們将來寫曆史的時候，一定要将“張治中三到延安”寫進去呀！然而，當對國共和談充滿信心的張治中回到重慶時，卻遭到國民黨主戰派人士的猛烈攻擊。眼看殘酷的内戰又将爆發，張治中懷着難比沉痛的心情，離開重慶，第三次飛赴新疆。
當時的新疆地區，在盛世才長達十二年的黑暗統治下，新疆各族人民飽受壓迫和剝削，怨聲載道，苦不堪言。再加上封建勢力的摧殘、軍閥的掠奪和帝國主義的侵略，各族人民被逼到了絕境。最終導緻各族人民拿起武器，奮起反抗。從1940年開始，阿山、塔城、伊犁等地人民先後發起武裝暴動。1944年底，起義大軍殲滅伊甯市國民黨駐軍，占領了伊甯市，并在此成立臨時革命政府，組建起正規民族軍和遊擊隊，宣布與國民黨政府脫離關系。此後，在革命臨時政府領導下，新疆軍民同國民黨反動軍隊頑強作戰，在一年時間内，完全占領了伊犁、塔城、阿山三個專區。在國民黨反動派對新疆人民的反抗進行瘋狂鎮壓下，民族仇恨烈火越燒越旺，新疆局勢一度陷入動蕩和混亂之中。此時，中共中央密切關注着新疆事态的發展，對國民黨反動派對新疆人民所進行的血腥鎮壓多次加以強烈譴責。毛澤東等人在重慶談判時，一再要求國民政府和平解決新疆問題。蘇聯政府也表示願意從中調停，希望中國通過談判和平解決新疆事變問題。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張治中受命全權處理新疆問題。
從1945年9月開始，張治中作為國民黨中央代表，為新疆和談問題，多次往返于重慶和新疆迪化之間。他站在祖國統一的堅定立場上，本着維護新疆各族人民利益的前提，經過兩次艱難、漫長的談判，終于與三區代表達成全部協議。1946年7月，新疆省聯合政府正式成立。張治中被南京國民政府任命為新疆省行營主任兼聯合政府主席。此後，他全身心緻力于新疆的和平建設，制定并實施多項強有力的措施，為促進新疆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張治中早在進行新疆和談期間，在國共兩黨矛盾一觸即發的時刻，受周恩來所托，曆盡艱難，從盛世才設置的獄中解救出131名中共人員并将他們安全送達延安。後來由于種種原因，新疆的分裂局勢再度惡化，張治中才于1947年8月因故返回蘭州。
蔣介石掀起全面内戰之後，面對風起雲湧的國際、國内局勢，張治中始終堅持和平才能使國家民族發展及聯蘇和共的正确主張，力勸蔣介石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停止内戰，謀求和平統一的途徑。但蔣介石一再出爾反爾，使張治中難免心灰意冷。解放戰争進行兩年後，随着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在全國解放戰場上取得勝利，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已處于風雨飄搖之中。為了作垂死掙紮，國民黨反動派一邊加緊推行親美政策，一邊瘋狂推動内戰，叫嚣：三個月内擊破共軍主力。1947年底，張治中力排衆議，堅持己見，經過深思熟慮，他寫出一份《機密建議》，上交蔣介石。《建議》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民政府一貫采取親美、排蘇、反共政策的嚴重後果，建議國民政府真誠地走聯蘇和共的道路，才是謀求國内和平、挽救和鞏固國民政府政權的正确途徑。1948年3月，張治中在國民黨甘肅省黨部紀念會上痛陳：“我們的病源很清楚，就是不革命，不實行三民主義。我們的敵人不是别人，正是我們自己，正是國民黨本身。”自然，張治中的逆耳之言迎來了國民黨反動派對他的群起而攻之，但張治中不為恐吓所吓倒，于5月又上書蔣介石并親自找蔣介石談話，勸蔣停止内戰，真心實行聯蘇和共的政策。當時，新聞界稱力主和談的張治中和邵力子分别為：“和平将軍”和“和平老人”。
1949年初，随着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在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取得偉大勝利，眼看全國解放在即，國民黨反動派為了赢得苟延殘喘之機，又玩起和談的伎倆。此時，蔣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代理總統職務。蔣介石假惺惺地宣稱：“隻要和平果能實現，則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萦懷”。為了揭露和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和談陰謀，毛澤東先後發表《評戰犯求和》和《關于時局的聲明》，嚴正表示，國民黨必須在無條件同意8項條件的前提下進行和談。
1949年4月1日，張治中最後一次代表國民政府，以首席和談代表身份，率領着一行29人飛抵時已解放的北平，同周恩來領導的中共代表團進行和平談判。張治中在談判期間，出于維護國民黨利益的出發點，言詞有時雖不乏過激或堂皇的意味，但整個的基調是坦誠的、客觀的、公正的。這次和談曆時半月，國共兩黨代表達成《國内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的一緻意見，但遭到國民黨反動派南京政府的斷然拒絕。和談破裂後，張治中作為蔣介石的忠實追随者，深感蔣介石對自己的知遇之恩，原本打算無論南京政府等待他的是什麼後果，也要回到蔣介石身邊。後來，在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懇切挽留下，張治中留在北平。不久，其家屬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下，也安全抵達北平。随着同中共領導人的密切交往和所見所聞，使他對中國共産黨逐步有了了解，更使他看到了中國未來建設和發展的希望，他的思想逐漸發生變化。6月27日，張治中毅然發表《對時局的聲明》，公開與國民黨反動派徹底決裂，并号召國民黨内的有識之士同中國共産黨推誠合作，共同為實現新民主主義的理想而努力奮鬥。解放了的北平夏天，是這樣涼爽宜人，大街小巷，到處充滿人民群衆對勝利的喜悅和對恢複戰後建設的信心。張治中由衷感到：“從此，我又開始了新的曆程。”
1949年9月25日，國民黨政府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新疆警備區總司令陶峙嶽率部起義，新疆省宣告和平解放。固然，新疆能順利回到人民手中，與我軍在全國解放戰場上取得的絕對性勝利因素分不開，更與黨中央始終堅持執行正确政策和做長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分不開。而張治中在主持西北和新疆政務期間，所作的大量有益于民族團結的工作，在新疆和平解放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促進作用。臨起義前夕，張治中受毛澤東委托，幾次緻電陶峙嶽和新疆省主席包爾汗，再三囑咐有關事宜，以确保起義萬無一失。新疆和平解放後，張治中聞訊欣慰地說：“我一貫保全新疆、保障和平的目的直到今天算是如願以償了。”
新中國成立後，張治中積極投入到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偉業中。十幾年來，他滿懷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熱愛之情，足迹遍布祖國的大江南北。他欣喜地看到，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祖國正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和前所未有的進步。他把自己的見聞和親身體會都附諸筆端，寫成廣播稿發給台灣的故舊，讓他們感到祖國大陸的蓬勃生機和希望，并撰寫《台灣應主動抛棄美帝》一文，熱切呼喚據守台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以中華民族的統一、中國領土的完整為重，不要再與美帝勾結，回到祖國的懷抱。直到他去世前夕，還念念不忘台灣回歸問題。建國後，張治中先後擔任過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職，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為維護祖國的安定團結與和平統一偉業不遺餘力，貢獻卓著。
1969年4月6日，張治中因病醫治無效，永遠合上了他那雙充滿睿智的眼睛，終年79歲。他逝世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于4月9日隆重舉行了向張治中副委員長遺體告别儀式。周恩來、郭沫若等參加了告别儀式。他的遺體火化後，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作者點評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山河破碎，危機四伏，戰火連年。中國人民不但飽受着各帝國主義列強的掠奪和蹂躏，更要承受封建地主階級、軍閥、土匪、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和殘害。自大革命以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頑固分子勾結帝國主義，一而再，再而三地發動内戰，破壞中國的和平、民主、團結的統一大業，但國民黨中也有許多有識之士，滿懷高度的愛國熱情，為謀求國共兩黨和平共處的途徑而奔走呼号，力主合作。其中有一位主和派代表，他曾三赴延安、兩次擔任國民黨首席和談代表、手握重兵卻從未與共産黨領導的軍隊直接對陣過；他，就是被毛澤東贊為“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的“和平将軍”張治中。 ?
幾十年來，張治中與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董必武等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他們在政治上坦誠相見，生活上互相關心，使張治中深切地感到：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晚年生活，是自己一生中最為心情舒暢的一段。對新疆的和平解放，毛澤東極為重視，也滿意張治中的所作所為。後來，毛澤東委派張治中協助彭德懷管理西北數省。1955年國慶節，為了表彰張治中對新疆和平解放所作的努力和貢獻，毛澤東為此授予張治中一枚一級解放勳章。1985年10月28日，是張治中先生誕辰95周年紀念日，在全國政協為他舉行的紀念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習仲勳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他說：“文白先生一生主和，為國内和平而奔走，心誠志堅，不遺餘力……從黃埔建軍到共同建國，從言到行，他是國民黨方面始終堅持國共合作的代表人物。他對促進國共合作，對民族、民主革命事業作出的卓越貢獻，國家和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