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小傳
馮玉祥(1882―1948年)，字煥章，原名馮基善，1882年11月6日出生于河北青縣興集鎮。馮玉祥少時家境貧寒，11歲喪母，其父所在營的管帶為他補了一名恩饷，1896年正式參加練軍。六年後，他看到袁世凱的新軍在教練方面比練軍強，于是抛棄通過苦練得來的教習職位投奔新軍。在新軍中，馮玉祥由于體格魁梧強壯，加上勤學苦練，頗受賞識，僅三年便由正目升至排長。不久他與協統陸建章的内侄女結婚，得到陸建章的重用，不過幾年便升為管帶。1911年前後，他目睹列強入侵、清朝腐敗，産生排滿反清思想，遂成立武學研究會，任會長。他與武學研究會會員們經常聚會抨擊清廷的腐朽無能，決心“利用現成的武力以為推翻的工具”。1911年10月，武昌首義爆發，馮玉祥聞訊深受鼓舞，參加灤州起義。起義失敗後，他被遞解回原籍，路過北京時受到陸建章的庇護，暫時賦閑在家。1912年2月29日，陸軍第三鎮在北京發動兵變。袁世凱以此為借口擴充武力，命令陸建章編練左路備補軍五營。陸建章乘機重新啟用馮玉祥，任命他為第2營營長，命他當即赴景縣招收新兵。随後，新兵營開赴南苑着手編練，不久移駐京西三家店。在此期間，李鳴鐘、張維玺、陳毓耀、韓複榘、谷良民、谷良友、許祥雲等舊屬紛紛投靠他門下。馮玉祥對新兵的訓練除陸軍正式操典外，還加設鐵杠、木馬等體育訓練器具，以增強士兵體魄。他還特别注重新兵的質量，曾多次親自下去招募士兵，曹福林、石友三、孫良誠、劉汝明、馮治安、孫連仲、吉鴻昌這些日後産生重要影響的人物，都是馮玉祥親自招募來的。他招兵有一套标準：農工良民，身無暗疾，年齡18至25歲，身高四尺八至五尺；面黃肌瘦、精神萎靡者，體高不足者都不要。另外，決不要“二流子”、“營混子”。為了保證兵員質量，馮玉祥還有一個高招：他派下級軍官回家鄉招募親戚、鄉親、朋友及其子弟入伍。一旦招來，即編入這些軍官所轄部隊。由于招收兵員質量直接影響部隊的訓練成績和戰鬥力，還影響到這些軍官的升遷，所以他們在征募時不敢馬馬虎虎，應付差事。在此期間，馮玉祥除了注重軍事技術，精神教育外，為愛護士兵，限制體罰，還制定了“八不打”的規定：“一、長官生氣時，不許打士兵；二、士兵勞碌太過時不許打；三、對新兵不許打；四、初次犯過者不許打；五、有病者不許打；六、天氣過熱過冷時不許打；七、吃飽後及饑餓時不許打；八、哀愁落淚時不許打。與此同時，他還特别注重軍紀，教育士兵要遵守紀律，告訴他們“老百姓是我輩主人翁，應加敬重，不當蠻橫”，因此，馮玉祥部駐防祿米倉期間，附近老百姓“莫不歡頌”。
适值馮玉祥編練新兵之際，地處中原的河南爆發了白朗起義。白朗軍沿用撚軍戰術，飄忽不定，于1914年3月攻克紫荊關向陝西出擊。陝西陸軍第1師團長王生歧率全團參加起義軍，起義隊伍猛增至兩萬餘人。不久，起義軍又打出了“中原扶漢軍”和“公民讨賊軍”的旗号，直逼西安，北京為之震動。袁世凱命其親信陸建章率部前去鎮壓，他乘機将馮玉祥團擴充為左翼第1旅，馮玉祥任旅長，随陸建章追剿白朗軍。不久，白朗軍避開追剿軍的主力進入甘肅。馮玉祥率部追至泾川，白朗軍複由隴南折回寶雞，欲入西安。此時陸建章已到達西安，急令馮玉祥回師，馮部晝夜兼程，三日兩夜即抵西安。白朗軍得知西安已有防備，轉而直撲子午谷，馮玉祥派第2團團長何乃中率部與之激戰，給白朗軍以重創。不久，白朗軍被各個擊破，陸建章從此升任陝西督軍。馮玉祥也因“剿匪”有功，其部得以擴充為第16混成旅。1915年2月，四川督軍胡景伊因所部兵變，多次向北京求援，适逢袁世凱正欲染指四川，遂命其親信陳宦為四川督軍，令其率第4混成旅入川，同時，袁世凱命馮玉祥率16混成旅移駐川北。當時四川的土匪到處流竄，陳宦到任後即下令全省清剿。馮玉祥部擔任第五區――嘉陵道的清剿任務。他率軍進剿，恩威并施，其剿匪成績名列全省第一。在此期間，馮玉祥讀了《貞觀政要》，對國君與百姓的關系有了進一步認識。在治軍方面，特别重視精神教育，希望士兵能為國犧牲，他每天召集部隊發表講話，外人因而稱他為“中國的克倫威爾”和“中國的傑克遜”。1915年，正當馮玉祥率部在四川剿匪時，袁世凱卻在緊鑼密鼓地開展複辟帝制活動。這年春天，他輪流召集各省師旅以上的将領，試探他們對帝制問題的意見。12月，全國将領準備聯名通電，要求變更國體，支持袁世凱複辟稱帝。馮玉祥拒絕在電稿上簽名，除他以外，整個北洋系少将以上的軍人都簽了名。馮玉祥拒絕在擁戴電上簽名後，即召集全體官兵，申明反對帝制的道理：“我兄弟武裝，以幾許頭顱，幾許熱血，争來民國。今為袁氏篡竊，殊為可恨。果共和不适用于中國，何必颠覆滿清，以暴易暴究又胡取？且死難諸烈士骨血未寒而競背之，又将何面目以見于地下耶。”講時他聲淚俱下，聞者莫不動容。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被其禦用的參議院“選舉”為“中華帝國皇帝”，并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改元洪憲。袁世凱剛剛登基，他的複辟便遭到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不久，蔡锷、唐繼堯等将領聯名發出讨袁通電，并組成護國軍讨袁。袁世凱對馮玉祥多方籠絡，許以頭銜，但馮玉祥拒不領情。在雙方大戰中，馮玉祥多次派人與護國軍聯系，講明自己的反袁立場，願與護國軍合作，并積極協助護國軍争取袁世凱心腹陳宦倒戈。在馮玉祥等人努力下，陳宦終于在1916年5月22日通電宣布四川獨立。袁世凱得悉此電後即昏迷不醒，病至不治，于6月6日死去，結束了這出“洪憲帝制”的複辟醜劇。
北洋軍與護國軍停戰後，川軍揚言要趕走袁世凱派來的四川督軍陳宦，企圖自領川督。陳宦令馮玉祥率部應戰，遭到馮玉祥拒絕，馮玉祥率部脫離陳宦，由劍閣廣元向陝南進發。馮玉祥的種種抗拒行動惹怒了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遂對其進行刁難，克扣其軍饷，陰謀使其自生自滅。但馮玉祥的這支部隊生存能力特别，不但沒有垮掉，反而提升了戰鬥力。他們抓緊進行軍事訓練，“改組模範連，以劉郁芬為連長，負指揮訓練之責”，“添編手槍隊、編手槍操典”。同時，他們還“實行騎炮聯合之實彈演習”，“組織士兵俱樂部，擴充軍醫院，設軍官子弟學校”，不斷采取練兵和健全軍事體制的措施。另外還建立了“大刀隊”，每人配以手槍、馬槍、大刀各一，在往後的戰鬥中大顯威風。不久，馮玉祥因不滿克扣軍饷，曾當面揭露陸軍次長傅良佐、徐樹铮受賄實情，被段祺瑞解除兵權。當馮玉祥被免職的消息傳到駐地，“全體官兵匍匐在地，哭聲震天”，電請中央收回成命，并于1917年4月5日拆毀京津鐵路一段以示抗議。陸軍部疑其兵變，馬上調第8師第3團進駐韓家莊防範。後來經陸建章的調解，保證馮玉祥“他日必有機回任”的條件下，全旅官兵才表示同意。臨行時，衆人牽着馮玉祥的衣服挽留，甚至把他的馬褂撕成碎條，人持一塊作為紀念，最後與馮玉祥揮淚而别。馮玉祥在天津賦閑一段時間後，北京又出現了一幕張勳複辟的短暫醜劇。1917年春，日本陸軍參謀次官田中義一曾先後竄到徐州、南京、沈陽與張勳、馮國璋、張作霖等密談。據張作霖透露，田中對中國政局表示“共和政體與中國的國情不合，最好還是恢複帝制，請宣統重新出來執政”。5月7日，段祺瑞對德宣戰案被否決，他便唆使“督軍團”通電要求解散國會。黎元洪即以免掉段祺瑞的國務總理作為報複，于是皖系大将倪嗣沖通電脫離中央，并揚言率兵北上。黎元洪被迫召張勳入京調解。黎元洪萬萬沒想到，張勳進京不是為了确保他的總統席位，而是為了鏟除共和，宣布複辟帝制。6月30日，張勳便在北京上演了一出複辟鬧劇。事件發生後，第16混成旅第3營營長李鳴鐘等人商議對策，決定請馮玉祥回來指揮部隊讨伐張勳。馮玉祥迅速趕回軍營，發出讨伐張勳的通電，随即率隊由豐台直趨右安門，派敢死隊搭梯入城，打開城門，大隊人馬遂沖入城内，向天壇進擊。張勳見敗局無法挽回，便逃入荷蘭使館躲藏。黎元洪即通電辭職，僅僅隻做了十二天複辟美夢的溥儀也隻好撰诏退位，結束了這場複辟鬧劇。馮玉祥還通電，反對起用複辟罪魁張勳督皖，并主張将溥儀趕出紫禁城。電文提出了處理清室的四項建議：“一、取消民國優待清室條件，四百萬兩優待金立即停付；二、取消宣統名義，永不準再以帝号名稱号召滿蒙，應即貶溥儀為平民；三、所有宮殿朝房及京内外清室各公地府園盡歸國家公共之用；四、懲辦此次叛逆之諸元兇，以遏奸邪之複萌”。段祺瑞卻在電文中批下“胡鬧多事”四個字。
張勳複辟失敗後，直系首領馮國璋與皖系首領段祺瑞共同瓜分了北京中央政權。段祺瑞雖以“再造共和”的英雄姿态重返京師，但拒不召開國會恢複約法，背地裡卻主張先召集臨時參議院，重新審定國會組織法和選舉法，企圖造出一個段氏禦用國會。另外，他還積極擴充軍隊，妄想以武力鏟除孫中山領導的護法軍政府。此時，孫中山也看清了段祺瑞的險惡用心，決心用“武力護法”，掃除北洋軍閥。1917年7月，孫中山率軍直趨湘、贛、閩三省進行北伐，揭開了護法戰争的序幕。馮玉祥奉命率部援閩，但他對孫中山非常敬仰，不滿軍閥政府的武力統一政策，便采取消極策略，拖延時間，避免“參加那禍國殃民的内戰”。1918年10月，段祺瑞又命馮玉祥率部援湘。馮玉祥剛開始不予理睬，後迫不得已率部離開浦口。此時國内反戰情緒高漲，外國侵略者又乘機企圖“共管”中國。馮玉祥經過深思熟慮後決定“盡自己力量反對内戰，制止内戰”。于是，他放棄攻打湖南的命令，率部溯江而上，駐兵武穴不進。并于武穴連續發出兩份電報，呼籲“迅速罷兵，以全和局”。段祺瑞得悉後，再次将馮玉祥免職，交曹锟查辦。為了保存實力，馮玉祥假裝接受曹锟調停，出任湘西鎮守使，暫時成為曹锟部屬，以等待時機，東山再起。馮玉祥的主和行動雖不能改變全局，但卻牽制了北洋軍的行動，使其不敢對南方護法軍發動全面進攻。1918年6月22日，馮玉祥率部進駐常德，出任湘西鎮守使。在常德的兩年時間裡，他對其部隊進行了嚴格的整訓。在此期間，馮玉祥在外交政策的處理上主張“國與國之間相處，平時當以禮相待，有事當據理力争，萬不可迫于淫威，忍讓苛安，置國家尊嚴于不顧，使恥辱日益加深”，曾多次為中國人出面主持正義，滅了外國人的威風。1920年7月14日，直皖戰争爆發。面對這場軍閥混戰，馮玉祥深感戰争“使國家吃無窮之虧，人民受難忍之苦”，而個人又如“陷在夾闆縫中，痛心疾首，而又無法擺脫”。他在給孫中山的信中寫道：“中國已瀕于危境，真正救中國者隻有先生一人，百折不回，再接再勵，無論如何失敗，而我行我素，始終如一。此種精神，凡謀國者當為之感奮。現下雖厄于環境，未能追随，但精神上之結合固已有日矣。”并表示“今欲追随，迄多指示”。孫中山接信後，即派人與其聯絡。不久又派孔祥熙攜其手書“建國大綱”送給他，并說“北方革命事業，非馮莫屬”。當孫中山聽說馮玉祥的第16混成旅有移防陝西的說法時，立即向他指出：“陝西在中國北部，形勢重要，将來建立革命基礎，擴而充之，則革命事業，可告成功。”
直皖戰争後，攫取了北京政權的直系軍閥為了将勢力伸入陝西，于1921年5月4日下令撤換皖系走狗陝西督軍陳樹藩，改由直系的閻相文繼任。陳樹藩拒不卸任，緻使閻相文決定以武力接管。馮玉祥的部隊為入陝接管的前鋒部隊。到潼關以後，馮玉祥兵分三路，分兵出擊。第1縱隊于楊鎮擊敗姜宏漠部，第2縱隊于壩橋擊敗陳軍一部，第3縱隊于蒲陽鎮擊敗姚振乾部。然後馮軍集中兵力與陳軍激戰于韓信冢以東，迫使陳軍退入西安城。馮軍向城内開炮，陳樹藩見大勢已去，隻得棄城逃跑。于是，閻相文順利入城接任。由于馮部有功，其部擴編為第11師，馮玉祥任師長。不久，閻相文服毒自殺，馮玉祥又繼任陝西總督。實際上在此之前，因閻相文整天抽鴉片，不理政事，日常公務都由馮玉祥代理，所以陝西人講：“馮煥章包辦了閻煥章。”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戰爆發。吳佩孚在長辛店失利後，馮玉祥奉命救援，被任命為總司令。馮玉祥軍兵分三路向奉軍發起攻擊，大破奉軍，對扭轉整個戰局起了重要作用。5月5日，與奉系勾結的河南督軍趙倜發兵偷襲鄭州，與馮軍展開血戰。5月9日，馮軍發起反攻，大敗趙倜部，并追擊趙倜殘兵至開封。戰鬥結束後，馮玉祥被任命為河南督軍。到任後，馮玉祥馬上進行整訓和擴充軍隊，改編了兩個補充團和一個學兵團，不久又将這三個團擴大為三個混成旅，自此實力大增，馮玉祥已今非昔比。馮玉祥出任河南督軍以後，受到吳佩孚的排擠打壓，不久便在曹锟的庇護下，移師北京南苑，任陸軍檢閱使。陸軍檢閱使是個有職無事的閑差，這又使馮玉祥有了兩年訓練部隊的時間。人稱這是他練兵的“第二個時期”。這一時期，馮玉祥部隊士兵的軍事素養大有提高。1922年12月下旬，黎元洪到南苑閱兵，曾向馮部一士兵問道：“假定此時我軍為攻軍，已受敵人甚大傷害，應如何處置？”兵答：“前進。”黎又問：“前進困難時怎麼辦？”答：“我困難敵亦困難。”黎說：“此意甚是，但愈前進，則困難愈加，又怎麼辦？”兵答：“最後五分鐘。”黎氏大為贊歎：“最後五分鐘，實勝敗之所系。”馮玉祥還經常對士兵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每逢“五七”(即1916年5月7日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國恥紀念日，馮玉祥總要召集部隊，吃印着“勿忘國恥”四個紅字的玉米饅頭，吃前還要讓部隊高唱雪恥歌。在此期間，馮玉祥還目睹了官場的黑暗與醜陋，并給予了猛烈抨擊。當吳佩孚在洛陽大辦五十大壽時，送禮的人絡繹不絕，馮玉祥則僅隻贈清水一壇，惹得吳佩孚很不高興。1923年10月，直系軍閥在美國支持下，通過賄選把曹锟捧上了總統寶座，遭到各派反直勢力的唾罵。馮玉祥決定發動政變，推翻以曹、吳為首的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政變前夕，孫中山派人來與他聯系，希望他在北方能“有所舉動”。馮玉祥當即表态，聲言目前“政府的兵力，數倍吾人，冒險盲動，終必失敗，稍待則濟，不必急急，我終要革命的，請轉告中山先生及季龍”。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馮玉祥在這次行動中囚禁了曹锟，驅逐了清室人員，脫離了直系軍閥系統，将部隊改為國民軍。他一面電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一面又與奉系軍閥張作霖合作，推出段祺瑞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使政權又落到段、張手中。正像他後來總結北京政變教訓時說的：“對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領”。1926年直奉達成諒解，在外國勢力的幹預下，各派軍閥在“讨赤”的旗幟下聯合起來，企圖消滅南方的國民黨政府和北方的國民軍。馮玉祥為了保存實力，于1926年1月1日發出辭職通電，并竭力辯白自己沒有被“赤化”。但這些舉動并沒有使軍閥放棄消滅馮軍的企圖，各路軍閥仍兵分五路向駐北京地區的國民軍壓來。在這種形勢下，國民軍于4月迅速撤出北京，主力各部退到預設陣?地――?南口。5月，雙方在長達2000裡戰線上展開激戰，互有勝負，戰況空前激烈。在主戰場南口，馮軍陣地非常堅固，溝深壕闊，前置電網，後設雷場，防禦工事長達200餘裡，緻使張作霖、吳佩孚、晉軍共50多萬兵力從四周猛攻數日，竟然不能前進一步。但國民軍畢竟勢力單薄，在堅守三個多月後，終因多方作戰、傷亡過半、饷械匮乏，不得不于8月15日向西突圍。撤退路線道路崎岖不平，聯絡困難，給養藥品奇缺，再加上氣候寒冷，後面追兵又急，國民軍因而節節敗退，損失慘重。不少将領感到前途無望，便紛紛自尋出路，有的投奔山西閻錫山手下，有的開往綏遠等處。南口敗績，使馮軍遭到重大挫折。
1926年元旦，馮玉祥通電辭職後，即離開軍隊赴蘇訪問。8月，他結束對蘇聯的訪問，取道庫倫回國。9月17日，國民軍在五原舉行誓師大會，馮玉祥宣布成立國民聯軍總司令部，全軍加入國民黨，并宣誓就職。馮玉祥在中共和蘇共的幫助下，收拾殘局，招回舊部，在中國大西北舉起了武裝讨逆的旗幟。随後，馮玉祥面對當時的局勢，根據李大钊等共産黨人的建議和國民政府的要求，決定采取“平甘援陝，聯晉圖豫”的方針。當時陝西軍督辦李雲龍的部隊與國民軍楊虎城的部隊被吳佩孚的劉鎮華部包圍，時間已長達八個月之久，西安已達到了“易子而食”的絕境。馮玉祥率部在平定甘肅、甯夏以後，年底與晉軍成立辦事處。馮玉祥令徐永昌率部入晉，歸閻錫山指揮。從10月開始，馮玉祥的軍隊陸續入陝，11月下旬，援陝部隊抵達鹹陽附近，接着馮玉祥命令孫良誠為中路、萬振武部為左路、馬鴻逵部為右路，向劉鎮華部發起攻擊。戰鬥正在緊張激烈時，劉汝明、孫連仲部采取迂回戰術，實施側後襲擊，使劉鎮華部腹背受敵，全線潰逃。11月28日，西安之圍終于得以解除。西安解圍戰鬥的勝利，扭轉了國民軍自南口戰敗後的低落士氣。此時國民軍的總人數已近20萬人。馮玉祥往返于包頭、甯夏、平涼之間，督促各路大軍向北洋軍閥進行最後的沖擊。1927年1月，國民聯軍總司令馮玉祥率部進駐西安，在紅城成立國民聯軍駐陝總司令部，于右任為總司令，鄧寶珊為副總司令。許多共産黨人參加了這個政權，并擔任了重要任務。當時，擺在馮玉祥面前的頭等大事，就是積蓄力量為出師潼關創造條件。當時陝西财經困窘，籌饷艱難，馮玉祥果斷決定：“國民軍管轄區城内，一切财政力求統一”，并提出“一文錢均是老百姓的血汗，妄費一文錢即是反革命的口号”。中共陝西地方黨組織也積極采取措施，協助馮玉祥統一全省财政，為國民軍聯軍東出潼關創造了良好的物質條件。其次，馮玉祥整頓軍紀，加緊操練，為出師潼關做好戰鬥準備。同時，中共陝西地下黨組織還為馮玉祥培養了一批軍事骨幹。1927年2月在西安成立中山軍事學校，共産黨員史可軒任校長，鄧小平任政治部主任，李林任教務主任，李子洲、劉志丹等為教官。課程内容與軍事訓練完全仿照黃埔軍校的做法，在短期内即為國民軍輸送了一批軍事骨幹。至此，“西安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當時流傳着‘南廣州，北西安’的說法”。1927年5月1日，馮玉祥根據武漢國民政府繼續北伐的決定，在西安紅城廣場宣誓就任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總司令。5月6日，馮玉祥移師潼關，按照中國共産黨與武漢國民政府商定的會師中原的作戰計劃，率軍東征，配合北伐軍，構成南北夾擊之勢，以圍殲盤踞在河南的奉軍和直軍殘部。在河南戰場，馮玉祥乘奉軍與靳雲鹗部相持、與武漢北伐軍激戰之機，命令部隊東進，連連得手。随後，第2集團軍迅猛追擊，陸續占領洛陽、孟津、偃師、孝義，奉軍南路各部紛紛潰退，唐生智、張發奎兩路北伐軍因此順利攻下新鄭。5月31日，馮玉祥部打到鄭州，6月1日唐生智的劉興部亦到達鄭州。至此，馮玉祥的第2集團軍與北伐軍終于在中原會師。不久，馮玉祥即以第2集團軍總司令的名義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再次控制了河南的軍政大權。
當北伐戰争節節勝利之時，革命統一戰線開始分裂。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背叛了革命。在當時情況下，各方都想将馮玉祥拉入自己的陣營，然而，馮玉祥在保持了一段時間的中立後，最終倒向了蔣介石一邊。在此期間，中國共産黨曾派張國焘到鄭州會見馮玉祥，希望說服他不要反蘇、反共與蔣、汪合流，可惜沒能使馮玉祥改變态度。6月25日，馮玉祥發出《通告各部隊時局近況電》，除再次重申其與蔣介石合作的政治立場外，又公然宣布其反共、清共的方針，驅逐了鮑羅廷顧問，誣蔑第三國際與蘇聯援助中國革命是“坐收漁人之利”，并将共産黨員劉伯堅、袁血卒、安子文、宣俠父、鄧小平，劉貫一等人扣押于開封。7月中旬，馮玉祥提出反共“三原則”；7月下旬，馮玉祥下令進行全省戶口大清查，迫害共産黨人和進步人士。同時，他還電令解散中山軍事學校，将該校學員與政治保衛處工作人員合編為一個旅，由共産黨人史可軒率領開赴河南前線，妄圖用戰争消滅這支共産黨領導下的武裝隊伍。1928年1月3日，馮玉祥在鄭州公開發表清黨反共演說，并出動軍警鎮壓河南、陝西的工農運動。在軍事上，馮玉祥希望以“繼續北伐”來擺脫自己單面禦敵、受奉魯軍閥威脅的困境。當時，西北軍正在隴海線上與直魯聯軍對峙，而西北軍收編的部隊隻求保存實力，并不為馮所用，甚至還暗中與奉系、直系軍閥聯系，随時準備倒戈叛馮。馮玉祥在給李烈鈞的電報中寫道：“河南有50萬大兵，皆來挂我的旗号，不聽命令，不聽調遣”，“若靳雲鹗，發30萬不動，發50萬不動，且與敵勾結而謀我矣！”1927年9月，叛吳投馮的直系軍閥靳雲鹗果然與張宗昌密約夾擊第2集團軍。在這樣的情況下，馮玉祥感到隻有借助蔣介石的力量，才能頂住奉系、直系殘部的威脅，再加上孔祥熙的遊說，馮玉祥決定聯合閻錫山直接電告蔣，請蔣介石“東山再起，主持一切”。1月4日，蔣介石到南京宣告複職，2月16日，赴開封與馮玉祥商讨“北伐”計劃。國民革命軍分為四個集團軍，蔣介石兼第1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分任第2、第3、第4集團軍總司令。在這次北伐中，馮玉祥以孫良誠部為東路軍向濟甯、兖州出擊，以肅清津浦線上的敵人，配合蔣介石的第1集團軍進攻濟南，然後直撲天津，截斷奉軍退路；以鹿鐘麟任北路軍總司令。指揮河北各軍作戰；馮玉祥則移駐豫北新鄉統一指揮。4月10日，總攻開始。孫良誠部于安居鎮擊潰孫傳芳部，4月21日克濟甯，與第1集團軍會師與野雞崗，5月1日進占濟南，6月1日克河間。北路軍韓複榘部以三晝夜八百裡的急行軍于6月6日占領南苑。另外，在鹿鐘麟配合下，閻錫山的第3集團軍于5月9日攻占石家莊，京漢沿線的奉軍即被肅清。随後，第1集團軍進占滄州，第3集團軍攻克保定，至此，奉軍不得不撤出京、津。6月2日，張作霖發出“出關通電”，率部退出關外。6月12日，蔣介石通電宣告“北伐完成”。到此時為止，馮玉祥軍隊的編制番号已達到九個方面軍，三十二個軍，八十一個師，僅其嫡系部隊就達到四十萬左右，馮玉祥軍事集團已達到鼎盛時期。
“北伐”結束後，蔣、馮、閻、李四方部隊會師北京，開始坐下來分配勝利果實。以“北伐”第一功臣自居的馮玉祥本想分得最大地盤，但蔣介石采取“以閻制馮”的策略，把京、津、河北全省分給了閻錫山。馮玉祥一怒之下，稱病拒絕參加“善後會議”。至此，馮蔣之間出現裂痕。之後，蔣介石為了削弱第2、第3、第4集團軍，以便各個擊破，又提出召開“編遣會議”，使馮蔣矛盾更加尖銳。此外，蔣介石還使用釜底抽薪的慣伎來收買馮玉祥的部屬。當1929年春馮與蔣公開決裂時，蔣介石便利用高官厚祿将韓複榘、石友三這兩員猛将挖走，使馮玉祥精銳部隊兵力損失三分之一，給其以沉重打擊。馮玉祥痛心疾首，甚至“日夜哭泣，咒罵自己”。至此，馮蔣關系已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1929年3月，爆發了蔣介石與李宗仁為争奪兩湖地盤的蔣桂戰争。馮玉祥一方面與李宗仁約定共同反蔣，一方面又觊觎湖北地盤，采取了坐山觀虎鬥的策略，結果桂系軍隊為蔣軍擊潰，倒蔣活動失敗。蔣桂戰争後，蔣介石對馮玉祥的壓制越來越厲害，蔣介石與閻錫山、汪精衛等人的矛盾也開始激化。5月22日，蔣介石下令讨伐馮玉祥。23日，蔣介石宣布開除馮玉祥的黨籍，并解除其一切職務。24日，蔣介石下令通緝馮玉祥。27日，馮玉祥被迫通電下野。6月，馮玉祥到太原企圖聯合閻錫山共同讨蔣，被閻錫山囚禁于五台縣建安村。馮玉祥被軟禁時，其部屬宋哲元、孫良誠等共推閻、馮為正、副總司令，率部出師潼關讨伐蔣介石，但因閻錫山的爽約以及孫良誠不聽宋哲元的指揮而潰敗，閻、馮聯軍隻得退回潼關。蔣介石擊敗馮軍後，便将矛頭轉向閻錫山，閻錫山又不得不聯馮倒蔣了，他親自赴建安村将馮玉祥接回太原，并對馮玉祥表示“反蔣倒底”。中原大戰前夕，西北軍内部意見也不盡一緻。但馮玉祥認為應該“從大處着眼，決不能因閻踩了我一腳，我就踢他一腿”。到最後馮玉祥決心孤注一擲，“勝利到南京組織政府，敗則同歸于盡。”1930年3月21日，馮玉祥公開發出讨蔣通電。5月4日，馮玉祥與閻錫山在鄭州舉行讨蔣軍事會議，商定由馮負責前線戰事，統一軍事指揮；閻則坐鎮太原，主持後方工作，保證糧饷和軍火的供應。同時聯合河南、山東、安徽境内的大小反蔣軍閥及李宗仁、張發奎等部組成反蔣聯合陣線，将反蔣聯軍編為八個方面軍，準備從各個戰線向蔣介石發動全面攻擊。在此期間，馮玉祥還派人到上海找黨中央，要求我黨為其提供軍事幹部，助馮反蔣。但鑒于大革命失敗的教訓，中共黨組織不得不謹慎地對來人說：“回去告訴馮先生，請他先打紅旗，然後我們再派幹部去。”4月1日，閻、馮、李分别通電就職，張學良則保持沉默。接着，反蔣聯軍共約60萬人組成五個方面軍，分别集結于許昌、鄭州、新鄉、順德、衡水、歸德、全縣等地，企圖在河南境内隴海鐵路沿線采取攻勢防禦，在津浦鐵路沿線和湖南取攻勢，得手後與蔣軍決戰，消滅蔣軍，推翻南京政府。蔣介石對這場戰争早有準備，先後調集約70萬人組成四個軍團，企圖以一部兵力于津浦路采取守勢，集中主力于隴海，平漢鐵路沿線，先發制人，奪取聯系各戰場的交通戰略要地歸德、許昌，與閻、馮軍隊主力決戰；再以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指揮的部隊圍殲李宗仁部。4月5日，蔣介石下達讨閻令，中原大戰正式爆發。從5月11日起，馮軍與蔣軍開始大規模接觸。戰争初期，反蔣聯軍占居優勢。6月10日，馮軍對平漢線蔣軍發起總攻，兩日後蔣軍向洛河以南敗退。随後馮玉祥将主要兵力移向豫東，企圖以口袋戰術殲滅在隴海縣的蔣軍主力。6月下旬，蔣介石親赴柳河，以3萬精銳部隊在隴海縣發動新攻勢。馮玉祥命令部隊閃開杞縣、太康一線，誘敵深入，準備全殲蔣軍。由于蔣介石提前得到情報而馮軍左翼又沒嚴格執行馮的命令，因此蔣軍雖遭沉重打擊，但大部仍突圍出來。當時蔣介石本人也險些在朱集火車站成為馮軍騎兵的俘虜，南京政府更是惶恐不安，人去樓空。當平漢線上退至漯河的蔣軍已潰不成軍，正準備向武勝關逃竄，津浦線方面的蔣軍也準備後撤至蚌?而放棄江北時，這正是一舉殲滅蔣主力部隊的最好時機。但馮玉祥囿于内線作戰方針，缺乏果斷的判斷力，竟下令停止追擊，給了蔣軍喘息機會。再加上閻錫山處處保存實力，每到關鍵時刻，晉軍不能配合馮軍，緻使會師徐州的戰略計劃化為泡影。不久，戰場形勢急轉直下，蔣方反敗為勝取得優勢。7月初，擁護蔣介石的廣東部隊占領衡陽，迫使進占長沙的張發奎部退回廣西。8月中旬，蔣軍重新占領濟南。8月6日，馮軍為挽回頹勢，發動了總攻徐州的8月攻勢。經過七晝夜的激戰，蔣軍幾乎不支，準備從隴海縣正面後撤，但由于晉軍行動遲緩，為保存實力而不予以配合，再加上連日大雨，戰區一片澤國，後勤補給跟不上，馮軍官兵極度疲勞，被迫停止了進攻。蔣軍再次得到喘息機會，蔣介石抓緊時間調遣援軍，并派精銳部隊進入河南，威脅馮軍後方。此時，閻錫山已無心戀戰，密令隴海縣上的晉軍撤至黃河以北。8月21日，蔣介石于河南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全力對付馮軍，采取德國軍事顧問的建議，使用錐形戰術，在隴海線、平漢線兩側編成十三個縱隊，以鄭州為目标，各縱隊同時向鄭州鑽進。9月18日，東北軍張學良通電援蔣，出兵入關，随即占領平、津、石家莊，晉軍退回山西，馮軍腹背受敵，士氣渙散。盡管馮玉祥還想“破釜沉舟，背水一戰”，但終因吉鴻昌、梁冠英等人降蔣和其他部将被重重包圍而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10月4日，汪精衛、閻錫山赴鄭州促馮玉祥共同發表停戰通電，8月，馮玉祥和閻錫山下野。至此，中原大戰結束，馮玉祥苦心經營的軍事集團就此土崩瓦解了。
中原大戰後，馮玉祥被迫“釋權歸田”，避居山西汾陽縣峪道河。“九一八”事變爆發時，他積極主張“停止内戰，一緻抗日”，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此期間，馮玉祥對蔣介石“剿共”政策深為不滿，曾激勵被蔣調往江西“剿共”的原西北軍舊部季振同加入抗日救國行列，并說：“蔣調你們去打共産黨，你們和共産黨隻能做朋友，不能做敵人。”不久，季振同即率部參加甯都起義。毛澤東曾高度評價這次起義，指出：“以甯都起義精神用于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是戰無不勝的。”1933年5月，在中國共産黨的支持和幫助下，馮玉祥與吉鴻昌等組織察哈爾民衆抗日同盟軍，馮玉祥任總司令，率部收複多倫等失地，将日軍驅逐出察哈爾。蔣介石卻誣蔑其“破壞整個國策”，以重兵相逼。馮玉祥被迫辭職，隐居泰山。1935年，在蔣介石答應抗日的條件下，馮玉祥出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4月，馮玉祥被國民黨政府授予陸軍一級上将。盧溝橋事變後，馮玉祥先後任第3、第6戰區司令官，不久受蔣介石排斥而離職。馮玉祥在南京期間，雖被解除軍職，但仍然多方奔走，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1946年，馮玉祥以“水利考察專使”名義出訪美國。在美國期間，他多次發表演說，揭露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和禍國殃民罪行，反對美國支持蔣介石政府打内戰，堅決拒絕美帝國主義對他的引誘，表現出高尚的民族氣節。1948年7月，馮玉祥應中國共産黨邀請，準備回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歸國途中，因輪船失火，不幸遇難。1949年9月1日，中共中央為馮玉祥将軍逝世一周年舉行追悼會，毛澤東在送去的挽詞中寫道：“馮玉祥将軍逝世周年紀念謹緻悼意。”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為馮玉祥将軍在泰山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
作者點評
馮玉祥将軍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傑出人物，他的一生波瀾壯闊，跌宕起伏，充滿着傳奇色彩。周恩來曾對其做過準确評價：“先生的豐功偉業，已舉世聞名，自灤州起義，中經反對帝制，讨伐張勳，推翻賄選，首都革命，五原誓師，參加北伐，直至張垣抗戰，堅決禦侮，都表現出先生的革命精神。”由此可以看出，馮玉祥不僅僅是一位叱咤風雲的将軍，更是一位堅強不屈的民族英雄和桀骜不馴的民主鬥士。
馮玉祥出身貧寒，曆經磨難，他為人正直坦率，愛打抱不平，生活簡樸，熱愛學習，厭惡酗酒、賭博、抽大煙等不良習氣，始終保持着農民的本色。他曾用自創的“丘八詩”寫道：“平民生，平民活。不講美，不講闊。隻求為民，隻求為國，奮鬥不懈，守誠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盡心盡力，我寫我說。咬緊牙關，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點不錯。”其實，這正是他一生的真實寫照。老百姓親切稱他為“布衣将軍”、“民主将軍”。而反動統治者卻罵他“怪”，國民黨元老吳稚晖以為沒有人能與馮玉祥合得來。實際上，馮玉祥正是以其特立獨行的風格來劃清與醜陋社會的界線，做到了“出污泥而不染”。盡管他在政治上曾走過一段曲折迂回的道路，甚至是倒退，曾經敵視過共産黨人，然而到了晚年，他痛改前非，堅定地與中國共産黨站在一起，反對内戰，主張抗日，大踏步地走完了最後的光輝曆程，完成了由一個典型的舊軍人轉變成一個民主人士并走向新民主主義中國的過程。
馮玉祥将軍出身行伍，戎馬一生，以善于練兵、治軍嚴明著稱。其軍事指揮藝術高超，善近戰、夜戰，常采取側後突襲的戰術給敵人以出其不意的打擊。在軍事理論方面，他也卓有建樹，給我們留下了《抗日遊擊戰術問答》等具有實戰作用的軍事典籍。在其五十餘年的軍事生涯中，他勝多負少，成功地帶出了一支能征善戰的西北勁旅，被譽為“當世之雄”。在我國的近代軍事史上，馮玉祥無疑占有一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