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虎城小傳
1893年11月20日，在陝西省蒲城縣孫鎮甘北村的一個貧苦的楊姓農民家中，一個男孩兒出生了，取名楊?（音終），字虎城。父親楊懷福，除務農外，還精于木工，農閑時幫人做點農具，掙點錢以助家用。楊虎城一家生活雖然清貧，但平常日子過得還算平安，也沒發生過什麼大事，小虎城就在這種平淡的農村生活中度過了他的童年。在10歲時，父親送小虎城到村裡的私塾念書，三年後，小虎城卻又因家境不好而辍學。于是13歲的少年楊虎城走出家門到鎮上的一家小飯店當童工，沒有工錢，小飯店隻供一日三餐不飽的飯而已，這樣多少還能為家中減輕點生活負擔，因那時他家中還有一個弟弟。
時間一晃就是兩年。1908年，虎城15歲，5月31日這天（清光緒三十四年農曆五月初二日），父親楊懷福因仇家陷害，被清政府處以絞刑，在西安死去，父親死時年僅40歲。小虎城聽此消息，一時天崩地裂，痛不欲生。父親慘遭橫禍于數百裡之外，家中一時上有病母，下有弱弟，舉目無親，負債如山，虎城不得不以弱小的肩膀扛起養家?口的千斤重擔，奔走西安将父親的骸骨取回，歸葬于故裡。為了營葬父親，虎城和本村的七戶農民組成了一個喪葬互助組，取名為孝義會，由孝義會助錢安葬了他的父親。家中這一巨大變故，使小虎城心中積蓄了對滿清政府的無比仇恨，同時也學會了堅強，鍛煉了自己的組織能力。
中秋到了，小虎城在孝義會的基礎上成立了新的組織，名為中秋會，并經原來七戶農民介紹若幹人入會，不久就發展成數百人之多的一個簡單樸素的有一定政治色彩的組織，還拟出了綱領，提出了打富濟貧、扶弱抑強、同生共死、不侮婦女等口号。
1911年11月22日，陝西繼辛亥革命後爆發了反清革命，楊虎城一時興奮難抑，對滿清的深仇大恨如熊熊烈火燃燒起來，他立即率部分中秋會成員參加了革命隊伍，隸屬于秦隴夏漢軍向枝山的向字營，在反清戰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辛亥革命後，革命政府并沒有給農民帶來多少好處，加上革命隊伍内部的一些腐敗現象，使楊虎城深感失望。于是在1913年，他退伍還鄉，以自己的勞動來贍養母親，照料弟弟，同時仍在中秋會中領頭，帶領大家抗債抗暴，主持正義。一時中秋會的名聲日益增大，參加者也多起來，楊虎城也受到大家的擁戴。
卻說蒲城東南鄉有個惡霸秀才李桢，和官府勾結，魚肉鄉裡，無惡不作。1914年的一天，李桢替當地一家地主讨債，率一幫流氓打手來到楊虎城姑母所在的村子裡，強行索債，村民十分害怕，又無可奈何。正巧楊虎城來到姑母家，就有人來和他商量對策。楊虎城一聽，劍眉倒豎，虎眼圓睜，冷峻地說：“早就想教訓這小子了，今天來得正好，沒有别的辦法，隻有一個字，打！”當李桢一夥人狐假虎威地來到村子裡時，楊虎城早已帶着一群農民等候多時。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大家在楊虎城的率領下，一陣混戰，打跑了逼債隊伍，氣憤已極的農民們，一時竟将李桢斃于亂棍之下。這下驚動了縣裡，命差役來捉人，美其名曰“緝兇”。楊虎城于是和中秋會的部分農民逃離了蒲城，四處流浪，成為當時的“刀客”。一路上，他打抱不平，扶弱濟困，大有古代遊俠之風；殺富濟貧，劫财抗官，好比秦漢劍客之舉。有一天，他打聽到澄城縣有一批稅款經蒲城解往西安，楊虎城效《水浒》中智取生辰綱的故事，帶人在蒲城東鄉劫奪了這批稅款，成為官府力捕的對象。風聲日緊，楊虎城隻得遠遁他鄉，官府也隻得徒喚奈何。
後來楊虎城用劫款買了一支步槍，如虎添翼，帶着追随他的農民在當時的同州（今大荔縣）、朝邑、合陽一帶神出鬼沒地與官府作對，組成了一支數百人的武裝抗暴的獨立隊伍。
1915年，袁世凱稱帝，全國讨袁之聲四起，陝西将軍陸建章是袁世凱的爪牙，也是義軍驅逐的對象。楊虎城在當地同盟會會員的影響和策動下，率部擊袁軍而疊獲大勝，武裝了自己的隊伍。讨袁之戰結束後，1916年，他的部隊被編為陝西陸軍第3混成團第1營，楊虎城任營長，進駐大荔縣城。次年，陝西建立了靖國軍，與當時的北洋軍閥在陝西的督軍陳樹藩的軍隊對抗，楊虎城因與陳樹藩有矛盾，率部加入了靖國軍，其部被改編為第3路第1支隊，移駐臨潼栎陽鎮。其後，他率部與陳樹藩部多次作戰，曾在關山東北的界方與陳部鏖戰六天六夜，部隊雖傷亡過半，但遏止了陳軍的進攻，為抗擊北洋軍閥的圍攻，立下戰功。
直皖戰争爆發之後，皖系軍閥段祺瑞垮台，直系軍閥吳佩孚取而代之，統治了華北和長江流域的一部分，吳佩孚派第20師師長閻相文為陝西督軍，随軍來陝的有馮玉祥的第11師等部。靖國軍大部接受了直系軍閥的改編，而楊虎城不願改編，以“人各有志，各行其是”、“保全革命人格”為由而婉言謝絕。這時，靖國軍總司令于右任被迫将總部遷移，楊虎城迎之于自己軍隊的武功駐地，建立了新的靖國軍總司令部，重新改編原屬部隊，楊虎城任第3路司令，轄四個團。直系軍閥于是在1922年聚3萬之衆進攻武功，企圖消滅楊虎城部。激戰二十餘日，楊虎城部終因衆寡懸殊，傷亡過重而撤退至鳳翔。之後，于右任南潛，找孫中山請示辦法，而楊虎城則繼續向陝北北部轉進。沿途行走1千餘裡，遭軍閥圍追堵截，苦戰多次，楊軍孤軍深入，迂回前進，慘烈之狀可想而知。最後楊虎城部到達延安，與陝北鎮守使井嶽秀部會合，井嶽秀将楊虎城的部隊改編為自己屬下的暫編步兵團，另委他人任團長，楊虎城暫時脫離部隊，被安排在榆林居住。
這時的楊虎城十分苦惱，不明白為什麼孫中山的革命總是失敗，感到前途茫然。加之部隊不在身邊，井嶽秀又是一個土皇帝，十分保守，自己又患了傷寒症，所以百感交集，身心兩摧，經常閉門不出，精神郁悶至極。不久楊虎城認識了榆林中學的校長杜斌丞，并通過他認識了共産黨人魏野疇，漸漸地接受了一些革命思想，對孫中山失敗的原因和中國革命前途有了初步認識。楊虎城與杜、魏二人的相識，是他一生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為後來他與中國共産黨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礎。在榆林期間，楊虎城又與孫中山取得了聯系，并于1924年在國民黨一大期間加入了國民黨。
1924年冬，馮玉祥等人率軍隊在北京聯合推翻了直系軍閥曹锟的政府，驅逐溥儀出宮，成立了國民軍，井嶽秀任陝北國民軍總司令，楊虎城則因身體恢複健康而出任前敵總指揮，率部由陝北南下，回師關中。次年，國民軍趕走了陝西督軍吳新田，楊虎城部被改編為國民軍第3軍第3師，楊虎城任師長。同年7月，楊虎城在耀縣設立了“三民軍官學校”，對青年進行培訓，吸收了一些黃埔軍校畢業的中共黨員為下級軍官和政治教官，以加強政治教育。從此，楊虎城部隊内始終有中國共産黨員和進步青年，這些中共黨員和進步青年，陸續得到楊虎城的信任和重用。
1926年，吳佩孚委任劉鎮華為陝西剿匪總司令，率軍進攻陝西，劉鎮華部在途中打敗國民軍第2軍嶽維峻部于河南，再敗陝西軍務督辦李雲龍部，率10萬之衆進攻西安。從潼關至西安三百裡間，劉部雖是烏合之衆，但因國民軍第2軍已成潰軍，使劉部沿途如入無人之境，長驅直入，很快就兵臨西安城下。此時李雲龍率部退守西安，兵力不足5千，遇此軍情，正惶惶不可終日。正在此時，楊虎城從三原出兵，迅速進入西安城内，被劉鎮華發現後，劉鎮華率部立即攻城，楊虎城部先頭部隊剛入城還未吃飯，就即刻出東門應戰，擊退敵軍，穩定了戰局。幾天後，劉部采取合圍的戰略，圍攻西安，著名的西安堅守戰開始了。5月15日，敵軍占領了三橋鎮，西安陷于四面包圍之中。當時圍城的敵軍達7萬人，補給充足，裝備優良，而守軍不足1萬人，糧食緊張，并與外界斷了一切聯系，兩軍對比十分懸殊。楊虎城堅持守城，決不放棄，采取一系列政治性措施，團結了城内各軍隊。楊虎城發動群衆，鼓舞鬥志，嚴懲投降分子，激勵部下發揚英勇無畏精神，對戰争的勝利産生了重大作用。守城期間，國内北伐軍節節勝利，馮玉祥率國民軍援陝，于右任也組織部隊向鹹陽地區的敵軍發動總攻，西安城内守軍不斷出擊，至11月27日，劉鎮華率部倉皇撤退，次日，西安解圍，保衛西安之戰取得了最後勝利。這場守城之戰成為中國現代軍事史上著名的守城戰例。
戰後，楊虎城因西安之戰軍民傷亡慘重而引咎離去，避居三原。于右任時任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和馮玉祥多次派人帶信邀楊回來，楊虎城才于1927年春返回西安，就任國民軍聯軍第10軍總司令。5月，楊虎城率部出潼關參加北伐失利，轉至皖北太和縣休整。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叛變革命，大肆屠殺共産黨員。楊虎城在太和縣休整部隊，卻仍然重用共産黨員，以魏野疇為軍總政治處長，南漢宸為軍事政治幹部學校校長等等。當叛徒告密出賣了軍中的共産黨員後，楊虎城指示不可傷害一人，送給他們路費，護送共産黨員出境而罷。他對部下說：“這些朋友是我們請來的，縱一時不能合作，也要對得起朋友，要有道義，要留有他日見面的餘地。”此語表現出楊虎城的高尚人格。1928年4月初，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安徽劉集發動了暴動，不幸失敗，共産黨人魏野疇突圍後遇難。楊虎城聞訊，痛失摯友，悲痛難抑，身體健康突轉直下，于是在4月下旬啟程赴日本療養，化名呼塵。在日本期間，他觀察了日本的政治和軍事，接受了一些民主思想，更認識到當時中國的貧弱和權勢者們的殘暴。不久他的身體恢複了健康。這時國内的馮玉祥和蔣介石都想争取楊虎城為自己的部屬，分别以電報催其歸國。半年後楊虎城回到了南京，立即去見馮玉祥。馮玉祥委任楊虎城為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暫編第21師師長，令他赴泰安就任，協助山東省政府主席孫良誠剿匪。該師是楊虎城的原部隊所改編，歸孫良誠指揮。楊虎城到任後，對部隊略一整饬訓練，即加入戰鬥，大獲全勝，使膠東地區得以安甯。
1929年4月，馮玉祥和蔣介石關系破裂，蔣、馮戰争一觸即發。鑒此形勢，馮玉祥命楊虎城率部随孫良誠部向河南撤退，而楊虎城分析形勢覺得不妥，未聽從軍令。此時南京何應欽來電邀楊虎城赴南京一晤，楊虎城應約前往，并與蔣介石見面。9月，楊虎城部受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14師，開往河南南陽，楊虎城兼任南陽守備司令。從此，楊虎城部脫離馮玉祥而附屬于蔣氏系統。1930年3月，楊虎城部又改編為陸軍第17師。5月，蔣、閻、馮中原大戰爆發，楊虎城率部向洛陽進軍，一路追擊馮軍，7月，楊虎城部先後擴編為第7軍及讨逆軍第17路軍，楊虎城任軍長及總指揮。11月，楊虎城部進占西安。途中，蔣介石電告楊虎城，要他準備組織陝西省政府。此時南漢宸正在楊虎城的軍中，楊虎城遂命南漢宸籌劃此事，自此，南漢宸一直成為楊虎城之臂膀。西安之戰後，楊虎城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南漢宸為政府秘書長，代楊主持政府日常工作。
楊虎城深知自己不是蔣介石的嫡系，蔣介石委任他為陝西省政府主席是一時的利用和迫不得已。所以自上任開始，楊虎城就對蔣介石有所提防。果然，楊虎城在任陝西主席期間，蔣介石為了控制楊虎城，在軍隊中不斷安插自己的親信，以削弱楊虎城的力量；在陝西地方培植自己的勢力，來限制楊虎城在陝西的權力；在政府組閣時也多次要楊虎城安排蔣指定的人選，甚至安插特務分子擔任陝西省教育廳長，并對楊施加壓力，要他撤換南漢宸，楊虎城隻得讓南漢宸離開。南漢宸離開後，南京政府就立刻發出了通緝南漢宸的通令。許多事件表明蔣對楊的不信任和擔憂，楊與蔣的矛盾日益明顯化。
在當陝西省政府主席的幾年間，楊虎城在對付蔣的詭計同時，為當地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如發展教育事業，提倡學術自由，為培養進步青年，資送他們到黃埔軍校、北京大學以及日本、德國、英國學習，着手抓水利建設，建成泾惠渠和洛惠渠等工程，共可灌溉田地百萬餘畝。
1931年9月18日，日本故意将沈陽附近的鐵路炸毀，造成“九一八”事件，并派遣武裝入侵我國東北，蔣介石命令東北軍絕對不得抵抗，東北軍被迫撤至關内，緻使日軍長驅直入，迅速占領東北三省。民族危機感激發了楊虎城的愛國主義思想，當1933年3月日寇占領熱河時，楊虎城趕到石家莊面見蔣介石，要求出兵抗戰，蔣氏卻不予支持，說什麼中央自有整個計劃，言外之意嫌楊虎城多事，楊虎城隻得怏怏而歸，心中對蔣介石更加不滿。5月，當馮玉祥和吉鴻昌等愛國将領在張家口組織起察綏抗日同盟軍時，楊虎城隻能在言論和物資上予以援助，而不能出兵，精神一度抑郁不振。從此他意識到蔣氏的不可靠，國家民族不抗日是沒有出路的，要不了多久，他的第17路軍也會徹底完蛋。
1935年初，他奉蔣介石的命令阻截、圍剿由鄂豫皖向陝南轉移的紅25軍，遭到紅軍沉重打擊，其後又先後與紅軍作戰而一敗再敗。這使他清醒地看到，剿共是一種毫無前途的軍事行為。不久，蔣介石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免去了楊虎城的陝西省政府主席的職務。
夏天，張學良的東北軍移駐西北，使西北的局面更加複雜化了。楊虎城的第17路軍和東北軍開始出現了矛盾，這是舊軍隊中常有的地方軍和客軍之間的摩擦，蔣介石利用這一矛盾，使張、楊二部互相牽制，以便自己從中操縱。他不斷對張、楊二人進行挑撥，一面說楊虎城是地頭蛇，野心勃勃，不好合作，一面說張學良堕落腐化，不抵抗日軍而失掉東北，一面指示特務貼出“陝人治陝”、“驅逐不抵抗的東北軍”的标語來激化兩部之間的矛盾，一時造成楊、張二部不同程度上的沖突和糾紛。西北軍下屬軍官不了解，對東北軍有極大意見，而楊虎城對張學良部卻能從寬容的态度出發，教導下屬要有同情心，不能以正常情況對待這樣的問題。因為東北失陷對于東北軍和當地人民來說幾近于亡國，而張學良又為蔣介石背了這口黑鍋，楊虎城心中是十分明白的。之後，随着人們對東北失陷後的情況有所了解，陝西軍民對東北軍民有了深深的同情，常常關照他們，兩個部隊的關系有了好轉，為後來聯合發動西安事變打下了群衆基礎。楊虎城對張學良在東北時的處境和遭遇也表示了同情和理解。這年9月，張學良的110師和109師被紅軍消滅，張學良十分沮喪。此時的一天，楊虎城對張學良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談，安慰張學良，張學良非常感動，二人關系有了進一步加深。楊虎城還對部屬說：“我們對人（指張學良）要看他的長處，要看他有殺父之仇與亡國之痛。我們要搞好和張的關系，否則就會中蔣介石的奸計而同歸于盡。”此語表現出他深厚的仁愛之心和敏銳的政治洞察力。
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号召停止内戰，一緻抗日，“共産黨願意立刻與中國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以及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成立國防政府問題。”楊虎城聞此訊如同絕處逢生，完全同意中共這一英明決策，并派人研究了具體辦法。11月份，楊虎城去南京參加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期間，他花錢當選了一個中央監察委員，心裡很不是滋味，心想自己從辛亥革命起就鬧革命，到今天還得花錢買官，太丢人了。國民黨五大使他對國民黨徹底失望了。會後他返回西安。
12月，毛澤東派紅26軍政委汪鋒來西安面見楊虎城，并帶來了一封親筆信。信中，毛澤東語詞懇切地說：“先生同意聯合戰線，盛情可感……。先生如以誠意參加聯合戰線，則先生之一切顧慮與困難，敝方均願代為設計，務使先生及貴軍全部立于無損有益之地位。”毛澤東的來信，使楊虎城深受感動。因此故，汪鋒與楊虎城作了三次懇談，與此同時，南漢宸又派王世英秘密赴西安遊說楊虎城，最後楊虎城同意與中共達成協議。大緻内容為：一、17路軍與紅軍建立友好互不侵犯協定；二、雙方互派代表，在楊處建立電台，秘密聯系；三、在17路軍的适當地點建立交通站；四、雙方同時做好抗日準備工作，對部隊先進行抗日教育。這些協議内容後來很快在楊虎城的指示下在楊部落實了。從此，雙方在前線再未發生過沖突。在後來的軍事行動中，楊虎城為紅軍提供了許多方便，同共産黨的合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此時，楊虎城的第17路軍、張學良的東北軍和處在陝北的中國工農紅軍形成了三位一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蔣介石是一個重大的威脅。為消除這種威脅，蔣介石在西安設立了大量的特務機構，成立了西北“剿匪”總部，妄圖控制西北的整個局面。從1936年的10月開始，蔣介石就又采取了他一貫的政治伎倆，收買和分化不同地方的軍事力量，企圖一舉消滅紅軍于陝西，完成他的“安内”大業，而對日寇的入侵仍然采取不抵抗政策。他從各地調來高級軍政人員齊聚西安，其派駐陝西的嫡系部隊與精銳部隊達260個團共計30餘萬人，他命令在西安擴建飛機場，集中了100多架從意大利買回的新式飛機，準備對紅軍發動全面的進攻，以為最多一個多月時間就可以消滅紅軍而凱旋而歸了。于是在1937年12月4日，蔣介石殺氣騰騰地來到西安，對張、楊二人以及部下作了多次講話，威脅利誘，要張、楊對他提出的兩個方案作出選擇和決定，一是服從剿共命令，将兩部全部開往陝北前線，向陝北紅軍進剿，中央軍在後面接應督戰；二是楊、張如不願出兵，則将東北軍調到福建，17路軍調到安徽，将陝甘兩省讓給中央軍去“剿共”。這兩個方案都是楊、張不能接受的，于是，二人仍向蔣介石陳說利害，要求蔣氏聯共抗日，蔣介石卻嚴厲呵斥張學良，甚至拍案謾罵，揚長而去。張、楊二人見苦谏、哭谏皆無效，經協商，決定采取兵谏的方式來逼迫蔣介石同意抗日。
11月4日至11日，張學良與楊虎城對兵谏作了具體布署：張部負責包圍華清池和西安至臨潼間的警戒，楊部負責西安市内和隴海路西安車站、西郊飛機場的軍事行動，包括解除中央憲兵、特務、警察、中央軍駐上述地區部隊武裝，扣留飛機、扣留住在西安招待所及散居各處的南京軍政大員。12月11日晚上9點，楊虎城召集親信部下，宣布了兵谏計劃，他慷慨激昂地說：“蔣介石不顧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堅持内戰，竭力挑撥我們和東北軍的關系。這次蔣介石召開的軍事會議，決定大舉‘剿共’，實際上要消滅我們和東北軍。我和張先生決定硬幹，要幹就徹底幹下去，把蔣介石抓起來！”接着他宣布了具體部署，并指揮部隊迅速到達指定地點待命。晚12點後，張學良和他的高級幹部來到新城楊虎城的住處，坐鎮進行指揮。12日淩晨5時左右，東北軍的白鳳翔和孫銘九部執行捉蔣任務，在潛入華清池蔣的住所時被衛兵發現，發生槍戰，蔣介石的衛士隊士兵一時還未反應過來，就被東北軍士兵用輕機槍掃射而死，蔣介石聽到槍聲，倉皇出逃，向住所外的山間狼狽逃竄，躲在一塊大石頭後面。捉蔣部隊迅速進入蔣的寝室，發現人不見了，而被子内尚有餘溫，桌上假牙還放在水杯中。參加此次行動的一位東北軍官立即打電話将此情況報告張學良，張學良命令部下查汽車，汽車一輛不少，張學良遂命令部隊擴大搜索範圍。捉蔣部隊在蔣介石藏身的虎畔石附近發現有人探頭，一槍将其擊斃。蔣介石這才驚慌失措地舉起雙手大叫：“我在這裡！”部隊走近一看，蔣介石的秘書肖乃華倒卧一邊，蔣介石隻穿一件睡衣，赤着一隻腳，面色蒼白，渾身發抖。蔣介石見有人來捉他，問道：“你們是哪一部分的軍隊？”“我們是東北軍！”蔣介石起初以為是紅軍，一聽說是東北軍，就驟然神氣起來，又以為是一部分軍隊嘩變，就說：“我是領袖，張副司令在哪裡？”并表示不肯下山，部隊戰士強行把他拉下了山，押到新城大樓住下。同時楊虎城部也分别解除了西安城中各中央軍部隊的武裝，并拘捕了尚在西安城中的高級軍官陳誠、衛立煌等10餘人。
兵谏的初步行動獲得成功，張、楊立即通電全國，發表了對時局的宣言，《宣言》說：“東北淪亡，時逾五載。國權淩夷，疆土日蹙，淞滬協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協定繼之于後，凡屬國人，無不痛心。近來國際形勢驟變，日寇漢奸，相互勾結，以我國家民族為犧牲。綏東戰起，群情鼎沸，士氣激昂。于此時機，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發動全國之整個抗戰，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殺敵，後方之外交當局仍力謀妥協。自上海愛國冤獄爆發，世界震驚，舉國痛心，愛國獲罪，令人發指。蔣委員長介公受群小包圍，棄絕民衆，誤國咎深。學良等涕泣進谏，屢遭重斥。昨日西安學生舉行救國運動，竟嗾使警察槍殺愛國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學良等多年袍澤，不忍坐視，因對介公為最後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軍民一緻主張如下：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内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衆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實遵行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以上八項為我等及西北軍民一緻之救國主張……”同時張、楊緻電中共中央，請中共中央派代表來西安共商大事。
12月13日，楊虎城向自己的部隊作了報告，他說道：“我們這次舉動，把個人的榮辱生死完全抛開，一切都是為了國家民族！我們這次舉動，對國家民族将要發生什麼影響，我們真是再三再三地考慮，假如無利于國家民族，我們無論如何也不幹，反過來說，我們一定要幹！我們這次舉動，無疑的，對于國家的秩序或有相當的影響，但權衡輕重，為了拯救國家的危機，是不得不如此，這樣作，對于國家終歸是有好處的！”12月14日至15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别在西安電台作了廣播講話，12月16日，兩人又在西安革命公園召開的西安市民大會上作了講話，重申了八大主張，強調了抗日的決心，對兵谏的目的作了充分的解釋。12月20日，他們發表了告東北軍和17路軍将士書，以無比悲憤的心情号召全體将士：“我們親愛的将士們！事實已經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的國家，已到了生死關頭，真是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我們必須鞏固我們抗日救國的戰線，去與一切破壞我們的惡勢力相拼，方能實現我們的主張，才能收複我們的失地，才能湔雪我們的一切國恥。這是我們由理論而實行的時候了，我們需要團結，我們需要奮鬥，我們必須不辭一切光榮勝利的犧牲。……我們親愛的将士們！我們具有堅強民族意識的親愛的将士們，這是我們起來的時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湯湯，我們光榮的勝利，就在目前，我們一定要到黃龍痛飲的。我們親愛的将士們！我們熱血沸騰的親愛的将士們，我們一定要不辭一切艱險犧牲，去争取中華民族的解放與自由，去達到我們最後的勝利！”
12月14日，宋美齡委托英國人端納來西安斡旋，端納曾先後擔任過張學良和蔣介石的顧問，這是宋美齡所以派他來與張學良面談，并了解蔣介石被押情況的動因。端納聽了張學良的主張，表示贊同，當晚二人與蔣氏見面，端納勸說蔣氏，要其接受張的主張。之後端納往返于西安與洛陽之間，向蔣介石轉達了宋美齡的意見，由蔣介石先向南京下達停戰的命令。17日蔣介石寫了一封給何應欽的手令，由蔣鼎文送往南京。戰争暫時停止下來。
12月17日，由周恩來率領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到達西安參入與蔣介石的談判。周恩來經與張楊二人多次談話，争取到他們的同意：逼蔣抗日，釋放蔣介石，這樣對全國的抗日形勢更為有利。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齡、端納、蔣鼎文、戴笠來到西安，參加談判。這時蔣介石提出兩個原則，一、由宋氏兄妹代他談判；二、商定的條件，由他回到南京後分條逐步執行，不在西安簽字，也不公布或對外有什麼表示。張學良和楊虎城從國家民族的利益出發同意了蔣氏的原則。談判經過23、24日兩天，談妥六點，即所謂六項“諾言”：一、改組國民政府，容納抗日分子；二、釋放上海愛國領袖及一切政治犯；三、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四、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五、改變外交政策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系；六、其他具體各項，如将國軍入陝部隊調出潼關，西北各省軍政由張、楊負責等。這六項諾言，最終卻隻有所謂的“人格擔保”，而沒有一個手續。張學良卻認為蔣介石既已答應六項條件，自然不會說了不算，就貿然同意釋放蔣介石，并決定自己親自陪蔣去南京，以表示自己對蔣不含個人恩怨。楊虎城極力勸阻無效，25日，張學良送蔣介石經洛陽回到南京。
12月27日，蔣介石抛出了他僞造的《對張楊的訓詞》一文，以此來挽回他在西安的面子。第二天，毛澤東主席發表了《關于蔣介石聲明的聲明》，針鋒相對地對蔣氏的文章作了批駁和諷刺。毛澤東說：“蔣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陽發表了一個聲明，即所謂《對張楊的訓詞》，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實為中國政治文獻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蔣氏果欲從這次事變獲得深刻的教訓，而為建立國民黨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結束其傳統的對外妥協、對内用兵、對民壓迫的錯誤政策，将國民黨引導到和人民願望不相違背的地位，那末，他就應該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開辟将來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現其誠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聲明，是不能滿足中國人民大衆的要求的。”又說：“蔣氏應當記憶，他之所以能夠安然離開西安，除西安事變的領導者張、楊二将軍之外，共産黨的調停，實為有力。共産黨在西安事變中主張和平解決，并為此而作了種種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觀點出發。設使内戰擴大，張楊長期禁锢蔣氏，則事變的進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讨伐派。在這種情形下，共産黨堅決揭破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讨伐派汪精衛、何應欽等的陰謀，堅決主張和平解決這次事變，這和張楊二将軍及宋子文氏等國民黨人的主張可謂不謀而合。這就是全國人民的主張，因為現在的内戰是人民所痛惡的。”文中，毛澤東以犀利之筆充分揭露了蔣介石的不講信義的本質，把中國共産黨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向全國人民作了宣傳。
張學良一到南京，就被蔣介石軟禁起來，後被南京高等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10年。此時，蔣介石假意懇請政府予以赦免，南京政府于1937年1月4日決定赦免張學良，裁決“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楊虎城聞此消息，次日即緻電蔣介石，要求放回張學良。同日，楊虎城向全國發出通電，控訴蔣介石的背信棄義，兩面三刀，發動内戰的罪行，贊揚張學良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光明磊落的胸懷；重申自己反對内戰堅持抗日的決心：“國危至此，總不應再有箕豆相煎之争，固盡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舉國一緻，槍口對外之策，虎城等倒無不樂于聽命。若不聞土地主權之喪失幾何，西北軍民之真意如何，全國輿論之向背如何，而惟以同胞血汗金錢購得之武器，施于對内，自相殘殺，則虎城等欲求對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對外抗戰在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無悔。張副司令既領罪于都門，虎城等以救亡為職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便不免兵争，則誰舉内戰之端，誰召亡國之禍，舉世自有公評，青史自有直筆也。”2月5日，南京行政院召開會議，決議對楊虎城撤職留任。至3月初，蔣介石在溪口約見楊虎城，要楊虎城離國去歐美作軍事考察。
東北軍從1937年3月7日起被逐漸調離陝西，分解成幾個部隊隸屬于幾個系統，7月初抗戰爆發，蔣介石為了洩私憤把東北軍分割使用而逐漸消滅掉了。
楊虎城同年被迫辭職。6月16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指令：“茲派楊虎城為歐美考察軍事專員。”就這樣，楊虎城于6月29日偕夫人謝葆真及次子拯中和随員一行乘美國胡佛總統輪離滬。途中，楊虎城聞國内盧溝橋事變，日軍已進迫關内，心中如焚，便急于回國，但被宋子文來電阻止。7月14日，楊虎城一行到達舊金山，向美國公衆發表了書面談話，他說：“保衛國土是軍人的職責，我一直要堅決抵抗日本侵略者。這次盧溝橋事變，是危及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我怎能置身度外、流連忘返？即拟兼程回國，請求任務，執行戰鬥，為國效死！”但是回國已成為不可能，楊虎城隻得繞道歐洲，欲在歐洲進行宣傳之後經蘇聯過蒙古回國參加抗戰。8月，楊虎城偕夫人一行到達倫敦，又去巴黎、柏林、布拉格、維也納、日内瓦等地，沿途受到華僑及進步團體的歡迎和邀請，發表了許多抗日演講。國民黨對他在歐洲的言論極為不滿，便以欺騙的手段騙楊虎城回國。這時，楊虎城身邊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從安全角度考慮，認為回國不妥。楊虎城卻說：“甯使蔣負我，不能使我負國家民族，個人利害，在所不計。”表明了他光明磊落的襟懷和為國赴死的決心。于是在1937年10月29日，楊虎城一家及随行人員乘法輪“哲利波”号離開馬賽，于11月26日到達香港。一回到國内，楊虎城就失去了自由。11月30日，他在特務的監視下離港飛往武漢，在漢口拜訪于右任時，與于佑任交談了三個小時，正吃飯時，特務來報告，蔣介石要在南昌接見他。兩天後，楊虎城到了南昌，立即被囚禁起來，從此成為蔣介石的重要囚犯。
1938年春，蔣介石命令戴笠将楊虎城解往長沙，後多次遷移囚禁地點，在貴州息烽的玄天洞将楊虎城關了8年。1946年，國民黨又派人将他押至重慶渣滓洞的中美合作所之楊家山。1949年2月，旋将其移至貴陽黔靈山麒麟閣。這時蔣介石的末日已經快到了，蔣介石先逃往台灣，爾後又折回重慶，主持西南地區對我軍的作戰，親手布置了殺害楊虎城的計劃。于是，毛人鳳召開秘密會議，決定在中美合作所中的戴公祠暗殺楊虎城。
9月，特務頭子周養浩到貴陽，對楊虎城說蔣介石要在重慶見他，把他送往台灣，楊虎城信以為真，17日乘車又重返重慶中美合作所。車一出發，周養浩就給毛人鳳打了電報，讓重慶特務安排好行刺。當晚11時許，楊虎城和兒子拯中（夫人已于1947年逝世于獄中）及秘書宋绮雲等人到達戴公祠。特務張鹄引他們進入房内，楊虎城走在最前面，兒子拯中雙手捧着母親的骨灰盒跟在後面。當拯中正要進入卧室時，特務楊進興從楊丞中身後下手了，匕首刺進了楊拯中的腰間，楊拯中一聲慘叫：?“爸！……”?楊虎城猛一回頭，還未來得及看清自己兒子的被刺慘狀，就被劊子手的利刃殺害了。宋绮雲夫婦和他們的孩子也一同被害，楊虎城年僅9歲的幼女也未能逃過這一劫難。一時血流滿階，慘不忍睹。兇手們在楊虎城父子二人的面部淋上硝镪水，然後把楊虎城的遺體掩埋在花園的一座花壇裡，這一舉動，充分暴露出他們卑劣的靈魂和恐慌的心理。
這一天，1949年9月17日，是中國人民感到最心痛的一天！是中國人民最悲憤的一天！一位偉大的愛國軍人沒有死在戰場上，而是死在這個極為可恥的戴公祠裡；沒有死在日本侵略軍的手裡，而是死在幾個卑劣的小人手裡；他一腔熱血沒有灑在抗日的戰場上，而流遍了這所陰暗的鬼域般的地獄。這個悲劇令山河失色，日月無光！
1949年11月30日，重慶宣告解放，解放軍第二野戰軍領導當天調查楊虎城的下落，第二天發現楊虎城的遺體，立即組織屍殓。12月16日，中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發來唁電。1950年1月15日，解放後的重慶市政府舉行隆重的追悼會，劉伯承、鄧小平等黨政負責人及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文教界、新聞界代表共1000餘人參加了追悼會。次日，重慶市政府派人将楊虎城及兒女的靈柩用船運往漢口，轉運陝西。24日，楊虎城的靈柩到達漢口，次日，武漢軍民3000餘人舉行公祭，26日，則有萬人送靈，将英靈送上火車，讓楊虎城魂歸故裡。30日，楊虎城的靈柩被運到西安，彭德懷率衆在西安車站舉行迎靈公祭，旋置靈柩于楊虎城當年駐節的新城大禮堂。此後每日前往吊唁者絡繹不絕，2月7日，9名遇難者的9副靈柩安葬于西安南鄉韋曲少陵原杜甫祠西側，祭者雲集，聲勢浩大，長街當哭，人人掩面而泣，不忍仰視。同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發表公告，北京軍事管制委員會舉行公祭，由林伯渠主持公祭，朱德總司令參加了公祭大會。
1956年，在北京召開了紀念西安事變二十周年大會，會上周恩來同志發表講話，他對張學良和楊虎城作了高度的評價，他說：“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中國曆史上的一件大事。張、楊兩将軍是千古功臣。”“楊虎城将軍的犧牲是光榮的，他的英名，将為全國人民所永遠紀念！”
是的，中國抗日軍事史上将永遠銘記楊虎城将軍的英名，中國人民将永遠紀念這位千古功臣！
作者點評
楊虎城将軍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十分令人注目的人物，他和張學良将軍發動的西安兵谏，是中國革命史上轟動世界的軍事行動。西安事變經過中國共産黨的積極周旋，把中國革命帶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其後，他們二人曆經滄桑，一死一囚，但最終雙雙名垂青史。
楊虎城的一生，是一個貧苦農民為了求生存而走向對壓迫者的抗争、而又逐漸邁入革命道路的生命過程。他的貧苦出身和與壓迫者的鬥争經曆，決定了他在曆史的關鍵時刻能夠作出果斷的選擇，并必将付諸堅決的行動。他早年對革命的困惑，在和共産黨人士多次接觸以後一時冰釋。因此在他的部隊裡，共産黨員才能受其保護；在西安事變中，他才能同意共産黨的建議，和平解決這一事件。他對蔣介石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比張學良要深透，他憑着一種階級的本能和從與蔣氏多年的交往中，認識到要達到逼蔣抗日的目的，武裝行動是最有效的手段。
楊虎城不是占地為王的草寇，也不是舊式的軍閥，更不是科班出生的軍事家，他是一個由自發的農民起義者走入革命道路的軍事人物。在艱苦的環境中和異常複雜的軍閥混戰情況下，他以自己的戰功獲得了日後的重要軍事領導地位。他文化不深，所以受中國舊文化的影響不大，他出生貧寒，所以最能體會人民的疾苦，他未入軍事院校，所以不會有極強的幫派觀念和墨守陳規的軍事教條主義思想。可以這樣說，他的軍事生涯中的一些行動，是建立在一種純樸的階級感情上的。這種感情，有時表現為一種義憤，有時表現為一種同情，有時又表現為一種仇恨。縱觀他的一生，他決不會與人民為敵，或置國家民族利益于不顧。所以在抗日戰争爆發之後，他的民族感和軍人的天職自然凝聚成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這種仇恨如同一團熊熊烈火，不可熄滅，因此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就在他的烈火中焚毀。
蔣介石在西安被囚後，蔣氏為了求釋而口口聲聲地說什麼以人格擔保，張學良相信了，但楊虎城不相信。他清醒地知道，蔣介石是不講人格的。張學良因為相信了，親自陪送蔣介石去了南京，于是終生被囚，于是明白了楊虎城的正确；楊虎城因為不相信，最後為獨夫民賊蔣介石所不容，被小人殺害了，令日月生悲。蔣氏的行為，早已表明他沒有人格可作任何保證，反而證明了楊虎城是一個真正胸懷坦蕩有人格的正人君子。
一代偉人毛澤東曾說：“直至西安事變發生，在1936年年底，中國共産黨的全權代表才同國民黨的主要負責人取得了在當時政治上的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即是兩黨停止内戰，并實現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這是中國曆史上的一件大事，從此建立了兩黨重新合作的一個必要的前提。”毛主席說的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以西安事變為契機的，而西安事變中楊虎城又是起到十分重要作用的一位關鍵曆史人物，因此從某個方面來說，沒有楊虎城，中國共産黨和國民黨的第二次合作一時是不可能實現的。如果兩黨不合作，不建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的前途、中國共産黨的前途及中華民族的前途是可想而知的。也正是由于這一點，楊虎城就是千古功臣，有功于中國人民，有功于中國共産黨，有功于整個中華民族，其英名将永垂史冊！
以一人之死而拯救整個民族、國家和人民，其英雄氣概當可吞山河、貫日月，當可振奮我華夏炎黃子孫千秋萬代！是故，偉人毛澤東稱楊虎城将軍“推動全國一緻抗日，有功于國家民族”，此言可謂精當之極，非虛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