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小傳
張學良(1901―2001年)，字漢卿，1901年6月3日生于遼甯省台安縣桑林子詹家窩堡，是民國初年統治中國北方時間最長的奉系軍閥、“東北王”張作霖的長子。
張學良幼時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張作霖雖系綠林出身，但他對子女的教育卻非常嚴格，希望把兒子培養成既能承襲中國封建王朝正統思想，又能飽學西洋文化的人才，以待将來繼位，光宗耀祖。張學良七八歲時開始讀書，在名師指導下系統學習經史典籍。十五六歲時開始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并學會開汽車，駕飛機，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
從青年時代起，張學良聽從父親安排，走上了職業軍人的道路。1918年末，張學良任張作霖衛隊旅的營長。1919年，張學良入東北講武學堂第一期炮兵科學習，并結識對他後來政治、軍事生涯影響巨大的莫逆之交郭松齡。1920年4月，張學良從陸軍講武堂畢業。6月，任奉軍第3混成旅旅長。同年11月，張學良晉升為陸軍少将，時年19歲。
1921年秋天，張學良到日本參加日軍秋季軍事演習，日方故意問他有何觀感，張學良回答：“日本能做到的，中國也能做到；日本不能做到的，中國也能做到。請君等拭目以待。”日本之行，激發了他立志圖強的決心。回國後，他倡導在奉軍中進行改革，并與擔任第8混成旅旅長的郭松齡緊密合作，對第3、8混成旅進行嚴格整訓，使之成為東北軍的精銳部隊。
1922年4月28日，第一次直奉戰争爆發。奉軍分東、西、中三路入關，張學良任東路第二梯隊司令。戰端一開，奉軍即敗，隻有張學良和郭松齡帶領的第3、8混成旅訓練有素，全師而還。在這次戰争中，張學良以“事到臨頭須放膽”的氣概，英勇作戰，立下戰功。在河北唐家鋪，直系軍隊騎兵襲擊他的司令部，他登房指揮不足200人的衛隊和幕僚迎擊，随從要撤行李車，張學良說：“戰争危急，我能動乎？甯死于此，亦不能動。”主帥堅定，人人奮戰，終于擊退了來犯者。在沈陽，炸彈庫爆炸，張學良趕到現場，攀上悶罐車，指揮若定。當他們撤到山海關時，直系軍隊已追擊上來，張學良臨危不懼，帶領第3混成旅，遏止了直軍的進攻，雙方終于議和，從而保全了東北。
奉軍失敗後，張學良根據張作霖“整軍經武”的指示，在郭松齡等人的協助下，對東北軍從上到下進行了一次徹底改革。改革的主要措施有：以日本士官學校教材和方法培訓中下級軍官，提高其軍事素養，增強部隊戰鬥力；人事任免以學術能力、戰功為準；軍需獨立，使舊軍閥部隊日漸正規化；完善後勤制度，建立起完善的軍需、電訊、交通、軍醫等系統；禁止打罵士兵；嚴格訓練士兵，注重實用。除整頓陸軍外他還加強了海空軍建設。經過兩年的整軍擴充，奉軍成為兵種齊全、初具現代化規模的正規軍，陸軍号稱30萬人，計步兵二十七個旅，騎兵五個旅，并有以團為單位的強大炮兵，成為一支戰鬥力很強的部隊。
1924年9月，張作霖發動第二次直奉戰争，張學良任鎮威軍第3軍軍長，擔任山海關、九門口一線的主攻任務。經過一個多月的浴血奮戰，奉軍攻破了山海關，第二次直奉戰争以奉軍的勝利而告終。第二次直奉戰争結束後，張學良在奉軍集團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任京榆駐軍司令。1925年4月，張學良晉升陸軍中将，10月任第3軍團軍團長，統領7萬多人的奉軍主力部隊。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齡懷着救國救民的願望與馮玉祥的國民軍聯合，在灤州誓師，舉兵反奉。在這之前，郭松齡曾向張學良提出“父讓子繼接任鎮威軍總司令”的建議。張學良認為郭松齡有強烈的愛國思想，積極主張改革，與自己思想一緻；但又害怕以武力取代父親的地位，輿論必以叛逆相加，不僅會失去部屬的擁護，而且也難以立足于社會，故沒有接受郭松齡的建議。張學良對郭松齡的反戈，早有覺察，但他沒有料到郭松齡動手速度如此之快。當時，張學良與郭松齡帶領東北軍勁旅駐軍京榆一帶，張學良為駐軍軍長兼第4師師長，郭松齡為副軍長兼第6師師長。郭松齡握有步炮精兵6萬多人。事變前一天，張學良與郭松齡在天津會面時，已看出郭松齡即将行動，當晚即乘車出關，并命令駐山海關附近的第19團團長張遷樞迅速布防。張學良趕回奉天向老帥請示，于11月29日被任命為前線總指揮，到興隆店設立臨時指揮部，指揮部隊堵擊郭松齡部。郭松齡軍本是以鎮壓楊宇霆叛亂而出師的，部隊出關後，當部下得知郭松齡是出關打老帥時，“吃張家，穿張家，郭鬼子造反真是個冤家”的說法在郭軍中到處漫延，軍心立即渙散，不戰而潰。郭松齡見大勢已去，遂化裝逃跑，被馬占山的騎兵俘獲。郭松齡與夫人一同就義。郭松齡之死，使奉軍失去了一個軍事人才，張學良失去了一個得力的副手，張學良對此非常痛惜。後來，張學良每每遇到難題，就感歎地說：“有茂宸（郭松齡的字）在，哪用我為這份難。”
1926初，張作霖與吳佩孚以“反赤”為口号，聯合進攻馮玉祥的國民軍，以洩其對馮玉祥助郭反奉之恨。張學良率軍在南口參加了對馮玉祥國民軍的作戰。同年11月，北方軍閥組成了以張作霖為總司令的安國軍，企圖阻止從南方誓師北伐的國民革命軍。12月，張學良晉升為上将，人稱少帥。1927年5月，張學良率部在河南與武漢政府的北伐軍作戰。但他對國民黨并沒有表示出勢不兩立的敵對态度。當奉軍撤離鄭州時，他保存了軍火庫，沒有炸黃河大橋，并給北伐的國民革命軍留下一封信，以示并無敵意。
1927年秋冬，馮玉祥聯合閻錫山讨奉。張學良為京漢線總指揮，率軍由保定向石家莊進發，攻擊閻軍。10月12日，晉軍師長傅作義率部從五台山插出，乘虛搶占了北京以南百裡之遙的涿州。涿州是奉軍的後方，又是通向北京的咽喉。涿州失守後，張學良立即率精銳部隊前往進攻。雙方争勇鬥狠，死傷累累。奉軍屢攻屢挫，動用了坦克、飛機、毒氣等各種武器，把戰鬥推向空前殘酷的地步，總算将晉軍趕回山西。涿州戰役一直打了三個多月，其強攻固守聞名全國，成為張和傅的成名之役。
1928年1月，蔣、馮、閻、桂聯合北伐，進攻奉軍。張學良再次任京漢線總指揮，率部阻止北伐軍北進。5月下旬，奉軍在石家莊、保定戰役中連續失利。張作霖見敗局已定，便下令撤退。
6月4日淩晨五時三十分，張作霖回奉天乘坐的專列行駛至沈陽附近的皇姑屯時，被日軍埋設的炸藥炸毀，張作霖受重傷，被急救回帥府，于上午九時三十分斃命。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張作霖暴亡，這是張學良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轉折。從此，他走上了一條迂回曲折、磨難重重、悲壯無比的英雄之路。
皇姑屯事件發生時，張學良正與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北京舉行和平談判，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的電報後，于6月17日返回沈陽。6月19日就任奉天軍務督辦。7月4日，就任東三省保安司令，年僅27歲的張學良從此開始主政東北。
張學良主政東北後所面臨的第一個大問題就是如何與南京國民政府實現和平統一，以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為了維護民族獨立和祖國統一，張學良頂住内外壓力，毅然決定實行東北易幟。
日本帝國主義要占領東北的野心是昭然若揭的。日本帝國主義原本企圖乘皇姑屯事件後的混亂之機，攫取東北更多利益，不料張學良竟然能平靜地繼承大業，穩定局勢。日本見無機可乘，就改變手段，引誘張學良拒絕南方國民政府的招降和拉攏，大力支持他在東北建立一個獨立的政權，與南京對抗。6、7月間，日本首相田中三次緻電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令其警告張學良，不要向南京政府妥協。并說，如果南京政府武力壓迫東三省，日本願不惜犧牲，盡力相助。8月4日，日本特使林權助以參加張作霖喪禮為名抵達沈陽，幹涉東三省易幟。6日，他向張學良遞交田中的信。信中表示，日本反對東三省同關内統一，公然要張學良實行東北自治，并威脅說“如東三省蔑視日本警告，率行易幟，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動”。張學良義正辭嚴地申明：我為中國人，應以中國人之立場為出發點，以東三省的民意為定。并警告林氏不要冒幹涉中國内政，冒天下之大不韪。林權助卻惡狠狠地說：日本冒幹涉内政之嫌亦所不避。不久，日本政府不顧張學良的嚴正立場，一面從朝鮮調兵到沈陽，進行武力威脅，一面以借款6千萬元相利誘，但均未動搖張學良易幟與統一的決心。
東北易幟，不僅外受日本阻撓，東北軍内部意見也不一緻。老派的張作相等人，新派的楊宇霆等人都反對易幟，認為易幟後，日本會進行武力幹涉，東北軍會被南京政府吞并，失去自主地位。張學良勸他們說：“換旗不換旗這是關系東北前途，也關系中國大局的問題，日本不願意我們換旗，其用心所在，大家都清楚，就是要挾持東北獨立，但要俯首聽命于它，做一個傀儡，這等于出賣民族利益，成為曆史罪人，我們決不能這樣做。先大帥屍骨未寒，我們認賊作父，良心上也不許我們這樣做。要靖國難，報家仇，隻有全國統一，合力對付日本。換旗後，北伐軍要進兵關外，師出無名，而且隻要擁有兵力，也不會失去自主。”
就這樣，張學良沖破外部與内部的阻力，于12月9日通電宣布東北三省易幟。31日，南京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官。
東北易幟，使日本統治集團驚呼國難臨頭，較保守的樞密院都認為這是“對日本的侮辱”，使解決滿洲問題大大增加了難度。這充分證明張學良在東北易幟，維護了國家的和平統一，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野心，是順應曆史潮流的愛國行為。正如他自己所說，“南北統一，人心所向”。《大公報》也贊揚張學良“其富于愛國思想，實舊軍人所罕見者也”。至此，北洋軍閥在曆史舞台上消失，中國和平統一。這是張蔣合作的開端。
雖然實現東北易幟了，但東北軍集團的内部并不完全統一，特别是張學良與楊宇霆的矛盾日益暴露。楊氏為人精明幹練，才略過人，勇于任事，敢于負責，被張作霖倚之如左右手，言聽計從，寵信彌深。由于楊氏的特殊地位，也就養成了其專橫跋扈、盛氣淩人的作風，其平時除老帥以外，什麼人都不放在眼裡。張學良繼承父業後，楊氏以“輔弼幼主”的元老重臣自居。雖然他除了兵工廠督辦一職外，并無任何職務，但許多軍政會議，他卻不請自到，議事擅自作主。對張學良很不尊重，常直呼其名，背地裡還叫張學良為“阿鬥”。1929年1月10日下午，楊宇霆與常蔭槐在張學良的客廳向他提出，要成立一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并要求派常蔭槐為督辦。張學良對他們說，中國鐵路是中蘇合辦的，不受東北交通委員會管轄，成立督辦公署會引起外交問題，要慎重考慮後再定。楊氏不但不聽，反而逼着張學良馬上簽字。張學良想到楊氏平時的所作所為，認為如果不制止楊、常的勢力，東北軍集團内部的矛盾就難以解決，易幟的成果也不能鞏固，于是，他決定殺一儆百。張學良以吃晚飯為由，要飯後再議。他利用楊、常回去吃晚飯的時間，召集部隊作周密部署，等楊、常晚上再來議事時，當即将其二人處死。處死楊、常二人，不僅使張學良的權力集中了，而且給其他懷有異志的東北軍将領敲了一個警鐘，樹立了少帥的威嚴，提高了少帥的聲望，鞏固了易幟後的東北政局。
張學良深知：經濟是一國命脈，經濟不能複興，政治永遠沒有獨立的一天。因此，他主政東北後，大力發展東北的經濟，振興東北實業。采取的措施主要有：1.禁止種植和販賣鴉片。2.在發展工農商各業生産中，增加稅收，鼓勵官民興辦煤礦、紡織、燒窯業、冶鐵工業及農産品加工等各項工業。在他的支持下，瀕臨破産的東北民族工商業得到恢複和發展。3.寓兵于農，把整軍與發展生産結合起來，把屯墾與開發邊陲、鞏固國防結合起來。設置興安屯公署，并移直、魯、皖等省難民到東北墾殖荒地，大力推行軍墾和民墾。這不僅鞏固了邊防，也發展了經濟。4.拒不承認張作霖與日本明文簽訂的鐵路合同，不顧日本的威脅和反對，加緊籌建中國自己的鐵路與港口。5.發展電信業，使東北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通訊系統。6.克服金融危機，使貨币日趨穩定，市場日漸繁榮，國庫益加充實。總之，在“九一八”事變前，東北的經濟在短短的幾年裡有了迅速的發展，出現了收入大于支出的可喜現象。
張學良認為：“國家大事，當從事于教育于一途”，因此，他大力發展教育、科學和文化事業。在他執政期間，東北的教育事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1928年8月，張學良擔任東北大學第三任校長，他捐出180萬元，由德國公司承包，仿柏林大學規模，對東北大學進行擴建。僅一年之後，東北大學就成為擁有文、法、理、工、教育等五個學院的綜合性大學。不僅各院的教學大樓、實驗工廠、圖書館、體育場的規模和質量為當時全國之冠，而且師資力量也非常雄厚。在發展大學教育的同時，張學良還非常重視中小學教育和社會教育。他捐出大筆私款建立“漢卿教育基金會”，資助各校經費及社會教育活動，資送優秀畢業生出國深造。
1929年7月，“中東路事件”爆發。中東路是沙俄在東三省修築的橫貫東西的鐵路。1924年5月，蘇聯與當時的北京政府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同時又簽訂《暫行管理中東路協定》，仍要控制中東路。1924年9月20日，蘇聯與張作霖簽訂《奉天協定》，重新獲得中東路的控制權。中東路雖然名義上為中俄雙方共管，但實際控制權全部都在蘇方手中。為了維護祖國主權，張學良主政東北後，采取了加速收回中東路主權的措施。7月11日，張學良強制接管中東路，解除蘇方全部職員職務，将蘇方人員全部驅逐出境。7月13日，蘇聯抗議，要求互派代表談判。17日，雙方陷于僵持狀态，蘇聯宣布與中國斷交。8月15日，張學良發布動員令，派兵6萬，後增至10萬陳兵于中蘇邊境。10月中旬，10萬蘇軍向中國發動攻勢，東北軍損失慘重，被迫停戰。中東路恢複戰前沖突狀态。
1930年5月，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之間爆發了曆史上國民黨内部規模最大的内戰，雙方投入兵力達100萬，前後共曆時七個月，雙方軍隊死傷約30萬人，平民犧牲無數，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中原大戰，又稱閻、馮、蔣大戰。
當時，張學良擁兵數十萬，雄據東北，在這場戰争中舉足輕重，雙方都在争取他。張學良坐鎮關外，審時度勢，認為東北面臨日本帝國主義的嚴重威脅，父喪未久，内部也不穩定，擔心參與戰争而引起内部分裂，因此，在戰争的初期，他嚴守中立，力主和平，極力避免東北軍卷入這場戰争，并多次發表和平通電，希望經過會商解決分歧。但是，蔣和馮、閻各方都把張學良視為決定勝負的籌碼，派代表來回到沈陽與張學良會晤。6月3日是張學良的生日，蔣介石派人到沈陽給張祝壽，不久，蔣介石又任命張為陸海空三軍副司令，并贈以巨款，勸張學良就職并揮兵入關，幫助中央抵定大局。馮、閻也派代表到沈陽，對張學良進行拉攏，組織反蔣陣線。
對于這一重大問題，東北軍内部意見也不一緻。老派的如張作相等人反對出兵參戰，主張保境安民，認為東北人鬥不過“南蠻子”，“與蔣介石合作，不啻拱手讓出東北”。新派的如莫德惠等主張出兵助蔣。為此，張學良多次召開東北軍的文官武将進行商讨。最後，張學良認為，東北地處邊陲，日本窺視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須國内統一。蔣介石企圖以軍事解決西北，以政治解決西南，以外交解決東北，是一個陰謀野心家。但為了整個大局計，必須實現國内統一，早停内戰。而此時馮、閻已敗退黃河北岸，蔣介石已攻下濟南，如果等到蔣介石打敗了馮、閻，東北軍也就失去了舉足輕重的地位，蔣介石也就不必借重東北軍了，同時東北軍也失去了恢複華北勢力範圍的機會。于是，張學良毅然倒向蔣介石一邊，出兵關内。9月21日，東北軍占領天津。26日，進駐北平。至此，平津、河北的政權遂被東北軍全部接收，東北集團的勢力一下子擴展到華北，成為全國最大的地方實力派。
10月9日，張學良在沈陽宣布接受蔣介石的委任。蔣介石為了使張學良更好地為自己賣命，于11月特邀張學良到南京參加三屆四中全會，并推之為中央政治會議委員。1931年5月，張學良第二次到南京出席國民會議，由浦口過江時，江上軍艦與獅子山炮台禮炮齊鳴，國民政府軍政大員群集下關迎接，滿城張貼“歡迎擁護中央，鞏固統一的張學良将軍”、“歡迎維護和平效忠黨國的張副司令”的标語。張學良被推為國民會議九人主席團之一，兩次主持會議，攝影時與蔣介石并排立于前排中央。蔣介石還邀請張學良閱兵、訓話，張學良離京時，蔣介石親自到機場送行。蔣介石的盛情感動了張學良，他表示：“學良誓盡精誠，以擁護中央，完成和平統一，雖犧牲生命，亦必完成此志。”
就在張學良幫蔣介石翦除異己之時，日本帝國主義于1931年7月制造了長春“萬寶山事件”，唆使盤踞在河北邢台地區的軍閥石友三叛亂。張學良當即命部隊迎頭痛擊，徹底擊敗叛軍。8月，日軍又制造“中村事件”，企圖借機尋釁。對此，張學良連連向蔣介石請示機宜，但蔣介石卻于8月16日電令張學良：“無論日本軍此後在東北如何挑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沖突。”由于張學良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深信不疑，因此，他将蔣介石的命令轉告東北各軍政長官，要他們一體遵守，還不時下達指示。
1931年9月18日子夜，日軍胡說中國兵扒了一段南滿鐵路，并以此為借口悍然出兵進攻沈陽。張學良聽此緊急情況後，當即用電話向東北軍下令：“有抵抗者、開槍者，槍斃，這是蔣委員長的命令。”所以，日軍如入無人之境，占領了沈陽，并在前後不到142天的時間内，使東北三省全部淪亡。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輕易地奪去了我國130萬平方公裡的土地，3000萬東北人民從此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張學良本人也蒙受了極大的損失，不僅丢了10多萬人的部隊，而且還替蔣介石背上不抵抗的黑鍋，被人嘲笑為“不抵抗将軍”。從此，張學良失去了東北地盤，政治上相對獨立、雄據一方的局面也消失了，其勢力受到了極大的削弱。
1931年12月15日，由于失職和全國輿論的譴責，張學良至電國民政府，表示“守土無狀，萬死不足以蔽辜”，請辭海陸空三軍副總司令職。國民政府照準，改任他為北平綏靖公署主任，坐鎮華北。
1932年8月，張學良被蔣介石任命為軍委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當時，僞滿洲國成立不久，日寇的侵略矛頭又指向了熱河、北平、天津，企圖占領華北。張學良決心用熱血貫徹抵抗，保衛祖國，洗刷自己和東北軍不抵抗的惡名。1933年元旦，日寇進攻山海關，張學良命令東北軍何柱國部奮起還擊，就此揭開了長城抗戰的序幕。2月21日，日本關東軍以錦州為基地，開始進攻熱河。由于蔣介石繼續執行妥協投降政策，前線的将士軍心渙散，毫無鬥志，張學良的作戰部署無法貫徹下去。日軍隻用了13天的時間就占領了熱河。
熱河失守，全國輿論大嘩，憤怒譴責國民黨政府，也譴責張學良。3月8日，張學良即緻電南京引咎辭職。電文說：“自東北淪陷，效命引間，原冀戴罪圖功，勉求自贖，讵料熱河之戰，未逾旬日，失地千裡……戾愆叢集，百喙莫辭……”。張學良原以為蔣介石會挽留他的，在電文發出後，還對左右說：“我要親自率領劉多荃的精銳部隊和全部東北軍與日寇一拼，誓死收複熱河。”沒想到，蔣介石3月9日從江西剿匪前線趕到保定對他說：“現在全國輿論沸騰，攻擊我們兩個人，我與你同舟共濟，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國憤怒的浪潮，難免同遭滅頂。”就這樣，張學良再次充當了蔣介石的替罪羊。
回到卧室，張學良伏枕大哭。三年後，張學良在西安對人說了他當時的心情：由于全國人民抗日，中央軍也北上參戰，他非常興奮，以為蔣介石要決心抗日了。“哪知保定見蔣委員長，不談抗戰，反而逼我下台，所有以前的熱情支持，不過是誘我上圈套，好逼我下台。這是日、蔣合演的把戲而已！”“有誰較為善良，或者讓人稍微喘口氣呢？毒害是一樣的，如果定要加以區别，那就是蛇比虎更狠。因此，我回到車廂，就悶倒在我的床上，号啕大哭。”
3月9日，張學良回到北平，對一親信說：“中日問題，蔣先生以和為主，還不知道演變到什麼地步。人罵我不抵抗，我也不辯。但是下野後，天知道我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并要對方給他查出林肯說的三句話：“你可欺騙全體人民于一時，或欺騙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騙全體人民于永久。”看來，張學良總算對蔣介石有了一點了解，可惜，遠遠不夠。
3月11日，張學良通電下野。4月，被罷官出國。出國前，他先到上海戒毒。張學良大約從1925年開始吸鴉片，後因庸醫用嗎啡戒鴉片，以緻毒瘾更深。經過兩次挫折，張學良深知不戒毒，不僅無法複仇雪恥，并将中毒而死。因此，為戒毒，他把手槍放在床邊，并命令左右侍從：“無論我如何痛苦呼喊，你們也不準給我打針，誰要是膽敢走近我的床頭，我就立即一槍把他打死。”大約經過半個月的艱苦努力，張學良終于戒除了這多年的惡嗜。戒毒不僅使張學良身體健康，也使他的政治生命有了轉機。
1933年4月10日，張學良一行從上海出發赴歐洲考察。他先到西歐，着重了解德、意法西斯的一套辦法。他也打算去蘇聯了解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但因“中東路事件”的影響，蘇聯拒絕他入境。
1934年1月，蔣介石将張學良從國外召回，令其指揮東北軍參加第五次“圍剿”中央紅軍的行動。
本來，張學良這次回國隻是一心想抗日，不想參加任何内戰，正如他的《自述》所說：“歸國當時之志願：一本想為一超脫軍人，不再統率東北軍，為私情所累和他們保持超然關系，以備将來抗日也。二不希望參與任何國内戰争。”東北軍的許多高級将領也反對東北軍參加内戰，不同意張學良充當打内戰的司令。但是，張學良回國後結合從歐洲得來的一些體會，思想卻發生了變化。張學良認為：“日寇侵略野心很大，我們國家正處在危急存亡時刻。日寇為什麼敢于大膽地侵略中國呢？就是因為中國不統一，要統一就必須大家都擁護國民政府，擁護蔣委員長。我在德國作了考察，他們就是由于全國有嚴密的組織，有大家擁護的領袖，所以才富強起來的。我們中國也要走這條道路才能富強，才能抵抗日寇的侵略。”他還認為，盡管有人批評蔣介石“為人私欲過重，缺乏忠誠，不足以為民族複興的領袖”，“但環顧當前人物，在政治上、軍事上真能領導全局者，除蔣先生外又有何人”？因此，張學良決定繼續擁護蔣介石為領袖，容許他有個試驗的機會。出于這一思想，張學良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動政策也就全盤接受。他對部下說：“現在外有強敵入侵，内有共産黨搗亂，要求國家真正統一，必須先消滅共産黨，委員長的先安内而後攘外的政策是絕對正确的，我們為挽救國家危難，收複失地，隻有擁護委員長，貫徹委員長的國策。”
1934年2月，張學良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務，駐節武昌。他從東北軍抽調了八十多個團的兵力，圍剿鄂豫皖根據地。可是，他們被徐海東領導的紅25軍打得落花流水，圍剿計劃失敗。1934年底，紅25軍向陝北進行戰略轉移，蔣介石電令張學良繼續圍剿紅軍，否則以“縱匪抗令論罪”。1935年2月，蔣介石撤消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成立軍事委員會武昌行營，張學良任主任。4月2日，國民政府授張學良為一級陸軍上将。從7月起，張學良經常來往于武昌與西安之間，進行圍剿紅軍的準備工作。10月，蔣介石任命張學良為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司令，并代理總司令職務。
最初，張學良和東北軍對進攻革命根據地還是很賣力的，指望通過圍剿的勝利取得蔣介石的信任，從而擴充勢力，以便有朝一日打回東北老家。1935年9月，張學良指揮10萬之衆，向陝甘革命根據地發起第三次圍剿，結果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内，東北軍被人數和裝備遠遠遜于他們的紅軍打得落花流水，損失了兩個半師的兵力，兩名師長陣亡，兩個師參謀長、六個團長非死即俘。這樣慘重的損失在東北軍曆史上是非常罕見的，張學良受到了極大的震動。
1935年10月末，張學良到南京參加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和五全大會。本來，蔣介石曾宣布過，因打紅軍而遭受損失的部隊優先補充。但這次張學良到南京，蔣介石對他剿共失利不僅沒有任何安慰的表示，反而由軍政部長何應欽出面下令撤銷張學良的兩個師番号，停饷，連張學良請求對兩個師長每人發10萬元特恤金的要求也被駁回。這對張學良是個沉重的打擊，使他憤懑異常。張學良痛定思痛，思想上開始有所轉變。
國民黨五全大會結束後，張學良來到上海，會見了愛國人士杜重遠和義勇軍将領李杜。杜重遠給他分析形勢，着重談了聯合戰線和抗日救國的問題，指出：“東北軍能攻善戰，應當用于抗日疆場，日寇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個民族喪失了氣節；隻有抗日，東北軍才有前途，你個人也可以有榮譽；東北軍現在陝甘，正應當聯合共産黨、楊虎城和盛世才共同抗日。”張學良非常贊同杜重遠的意見，感歎自己受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愚弄，表示決心今後退出内戰，高舉抗日旗幟。
正在這時，“一二・九”運動爆發。共産黨堅決抗日的主張，剿共作戰的失利，全國熾熱的抗日氣氛和杜、李二人的忠告，使張學良更加堅定了自己的認識，剿共隻有死路一條。隻有聯共抗日，他個人才能在全國人民面前一洗前罪，東北軍才有出路，中華民族才有希望。于是，張學良開始積極要求與共産黨建立聯系。
1935年底，張學良回到西安。他首先同駐守西安的西北軍即第17路軍将領楊虎城将軍會晤，就停止内戰、聯合抗日的問題進行了磋商。由于楊虎城早就同共産黨有聯系，于是雙方不謀而合。
1936年3月20日，張學良同紅軍代表李克農在洛川進行了會談。雙方就聯合抗日問題進行了初步商談，達成了局部停戰的協定。這是張學良與共産黨和紅軍的第一次接觸，雙方相互了解了對方的态度，意義非常重大。此次會談，标志着張學良從此走上了聯共抗日的道路，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
4月9日，張學良與周恩來在延安進行正式會談，共商抗日救國大計。兩人一見面，就熱情地握手。周恩來說：“我是在東北長大的，1910年到1913年秋在沈陽讀書。”張學良說：“我了解，聽我的老師張伯苓說過。”周恩來很奇怪，問張學良：“怎麼張伯苓也是你的老師？”張學良說：“過去我抽大煙、打嗎啡，是聽了張伯苓勸告後戒除的，因此拜張伯苓為師。”并說，“我和你同師。”會談就是在這種親切而輕松的氣氛中開始的。
當時，張學良雖有聯共抗日的打算，但仍有不少顧慮，他就法西斯主義、國家前途和逼蔣抗日等迷惑不解的問題發表了看法，向周恩來請教。周恩來以誠懇的态度對張學良提出的問題一一作了回答。雙方最後一緻決定，不分黨派一緻抗日，采取内外結合，紅軍在外，張學良在内的方法，逼蔣抗日。雙方在誠摯友好的氣氛中作了徹夜長談。
會談結束後，張學良派人給周恩來送了一本大地圖，這對缺乏地圖的紅軍來說是一件珍貴的禮品。另外，張學良還給紅軍贈送私款2萬元光洋，後來又贈送了20萬元法币，這筆巨款對處境困難的紅軍不啻雪中送炭。
延安會談令雙方都非常滿意。周恩來對同行的人說：“想不到張學良是這樣爽朗的人，是這樣有決心有勇氣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料！”張學良也說：“會談後，我太滿意了，比我想象中好的太多了，我結識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見如故。我從未見過這樣的人，周先生是這樣的友好，說話有情有理，給我印象很深，解決了我很多的疑難。我要早見到他多好呀！”他還說，“我和蔣先生處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紅軍後是否抗日。對中國共産黨，我不僅知道她第一步是抗日，而且還知道第二步是建立富強的中國。”“中國的事從此好辦了。”張學良終于找到了抗日建國的道路和朋友。
延安會談不僅對張學良個人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具有決定意義，而且對了解中國共産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也有極重要的收獲。這次曆史性的會談，奠定了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三位一體”聯合抗日的基礎。
從延安歸來後，張學良便以逼蔣抗日工作為己任，更加積極地着手進行各項準備工作。為培養抗日力量，他成立了長安軍官訓練團、抗日同志會、學兵隊等組織，親自擔任軍官訓練團團長和抗日同志會的主席，還分别派代表到新疆、廣東、廣西、四川、山西等地與各地實力派進行聯絡，以便配合。在張、楊的支持下，以共産黨為骨幹的群衆抗日運動，在西安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至1936年上半年，張學良、楊虎城的部隊與紅軍實際上已停止敵對行動。有一段時間，張學良甚至産生了要拉出一部分同意停止内戰，聯共抗日的東北軍與紅軍一起幹的想法，後經共産黨的勸阻才沒有實現。前面所列毛澤東評點張學良的第二段話就是中共中央得知張學良的想法後召開會議時，毛澤東所作的講話。
張、楊同中共越來越密切的關系，尤其是西北抗日同盟的建立，使蔣介石大為吃驚與震怒。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到西安分别召見張學良、楊虎城，宣布進一步“剿共”計劃，令張、楊向紅軍進攻。蔣介石剛到西安，張學良就到華清池晉谒，陳述停止内戰的意見。不等張學良把話說完，蔣介石就大聲訓斥說：“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我叫你向東，你就向東，……我叫你死，你就得死，不要問為什麼！”
10月27日，蔣介石在西安向軍官訓練團和東北軍、17路軍部分軍官訓話，說：“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産黨，為害也最急；日本離我們很遠，為害尚緩……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後倒置，便不是革命。”在這之後又發生了蔣介石逮捕沈君儒、章乃器等愛國人士的“七君子事件”。蔣介石不顧民族危亡，頑固堅持“剿共”和打擊抗日民主力量的惡劣行徑，使張學良痛心疾首。
10月29日，是蔣介石50歲的生日。張學良借祝壽機會，到洛陽當面向蔣介石陳說剿共不得人心，應該停止内戰和共産黨一道抗日，并認為蔣介石逮捕上海救國會的沈鈞儒等愛國人士是很大的錯誤，結果當面受到訓斥。張學良指責蔣說：“蔣委員長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麼區别？”第二天，蔣介石在洛陽軍官學校紀念周會上講話，又借題發揮說：“勾結日本是漢奸，勾結共産黨也是漢奸。”散會後，一些人勸張學良不要再在蔣介石面前談停止内戰的問題，張學良說：“我還是要談，不過以後我要做什麼，連我老婆也不會知道。”後來，張學良又婉轉地邀請蔣介石到西安去聽聽群衆反對打内戰的意見。
12月4日，蔣介石由洛陽再次到西安“督剿”，以臨潼華清池為“行轅”，脅迫張學良、楊虎城執行進剿紅軍的命令，否則即将東北軍和第17路軍分别調往福建、安徽，由中央軍進駐陝甘。并内定蔣鼎文為西北剿共總指揮，自己親自督戰。張學良、楊虎城連續向蔣介石反複進谏，力勸蔣介石停止内戰、一緻抗日，都遭到蔣介石的嚴詞訓斥。12月7日，張學良再次到華清池向蔣介石進谏，痛陳利害，要求停止内戰，聯共抗日，遭蔣嚴詞拒絕。張學良聲淚俱下，蔣介石卻拍着桌子說：“現在你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計劃也不會改變。”
12月9日，西安1萬多名學生為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而舉行示威遊行，高呼：“停止内戰，一緻抗日！”等口号，遭軍警鎮壓。學生們又去臨潼向蔣介石請願。蔣介石聞訊，立即打電話命令張學良加以制止，并聲言學生不服從，就“格殺勿論”。張學良急忙趕上學生隊伍進行勸阻。請願學生悲憤陳詞，使張學良深為感動，表示一星期之内以事實答複學生的要求。當晚，張學良向蔣介石反映學生的要求，并再次陳述自己停止内戰一緻抗日的主張，再次受到蔣介石的痛斥。張學良别無他法，于是與楊虎城秘密商定發動兵谏。
12月12日淩晨，東北軍派兵包圍了華清池。蔣介石在睡夢中聽到槍聲，倉皇爬上骊山，藏在半山腰一塊大石頭後面的亂草叢中，被東北軍戰士捉下山來，護送到西安城内新城大樓。第17路軍在城内同時行動，迅速解除蔣系軍警武裝，拘押了正在西安待命的陳誠、蔣鼎文、朱紹良、衛立煌、陳繼承、陳調元等10餘名國民政府高級軍政要員。張學良、楊虎城随即通電全國，說明發動兵谏的意圖在于抗日救國，對蔣介石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戰等八項政治主張。張、楊表示：“我們持有公理，決不後悔。我們惟一的希望，隻是求這些政策的實現和對國家有所貢獻。讓全國的同胞來裁判我們的功罪！”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後，張學良、楊虎城采取了一系列軍政措施：為防禦中央軍進攻，令駐陝甘甯邊區各部隊火速向西安集中，原有防務交紅軍接替；宣布撤銷“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所有“剿共”工作全部停止，成立以張學良、楊虎城為正副主任委員的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主持西北軍政事務等。同時，緻電中共中央，請速派代表來西安共商大計。
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當時錯綜複雜的政治形勢，經過反複研究和慎重考慮，從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确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12月17日，應張學良電邀，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抵西安同張學良會談。張學良介紹了發動西安事變的原因後表示，隻要蔣介石同意停止内戰，一緻抗日，就送他回南京，還擁護他作領袖。周恩來非常欽佩眼前這位青年将軍，因為張學良為民族大義敢于挺身而出，沒有個人野心，捉蔣和放蔣都是出于抗日大局考慮。周恩來贊揚了張、楊果敢的愛國行動，同意張學良對蔣的方針，并提出處理西安事變的看法：要說服蔣介石團結抗日，避免引發大規模内戰，并預見蔣介石有被迫同意抗日的可能性。周恩來于當晚即緻電中共中央，提出“保蔣安全”的策略。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西安事變緻國民黨中央電》，提議召開抗日救國大會，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次日又明确主張“放蔣”，與蔣談判，促其停止内戰，團結抗日。
南京方面在了解張學良、楊虎城和中共無意加害蔣介石，并希望和平解決這次事變的态度後，派宋子文、宋美齡等于12月22日飛抵西安進行談判。
12月23日至24日，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同宋子文及後來西安的宋美齡經談判達成了停止内戰，停止“剿共”，一緻抗日等六項協議。24日晚，蔣介石會見了周恩來，表示以人格保證接受六項協議，并邀請周恩來到南京就國共合作直接同他談判。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至此，内戰基本結束，促成了以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12月25日，張學良見目的已經達到，決定放蔣介石回南京。下午，張學良陪蔣介石來到機場，蔣介石對張學良說：“我們兄弟二人，大仁大義，絕不抱怨，将來曆史上記一筆流芳百世。”張學良很受感動，更加堅定了要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的想法。蔣介石說：“我們兄弟二人諒解，你到南京就不好辦，他們打你的主意，我就遺臭萬年了。”張學良動了感情，越發堅持要親自送蔣介石。等周恩來聞訊趕到機場，機場早已是機去人杳。後來，周恩來對人說及此事時，還歎息不已，說：“張漢卿是看《連環套》那些舊戲中毒了。他不但擺起列隊送天霸，還差一點要負荊請罪呢！”
12月26日，張學良陪送蔣介石到了南京後，就被蔣介石扣留軟禁。受蔣欺騙，張學良寫了一份所謂的《請罪書》，說：“學良生性魯莽粗野，而造成此次違反紀律大罪。……是以至誠願領鈞座之責罰，處以應得之罪，振紀綱，警将來，凡有利于吾國者，學良至死不辭。”12月31日，蔣介石授意國民黨高等軍事法庭審判長李烈鈞以“首謀夥黨，對于上官暴行脅迫”之罪名，判張學良十年徒刑，剝奪公民權五年。而後，蔣介石又虛僞地請求國民政府特赦，由軍事委員會對張學良進行“嚴加管束”。從此，張學良被囚禁，失去自由。
在西安時，很多人都曾規勸張學良不要送蔣，以免上當。可是，張學良卻出于善良的願望和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蔣是領袖，有領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用，有崇高的威嚴”，“這次事變，對他是很大的打擊，今後要擁護他做領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給他撐面子，恢複威信，好見人，好說話，好做事。也使他不緻對我們再存戒心和怨恨。這有利于共同抗日。我們發動事變的目的，隻是為了要求結束對内壓迫對外屈膝的國策。至于蔣介石，如果把已經答應了的條件又推翻了，那還有什麼信用、人格可言呢？”等到軍事法庭開庭審判他時，張學良才意識到自己的想法是多麼天真。張學良抑制不住内心的憤怒，在法庭上慷慨陳詞，曆述了不抵抗主義的來由，并宣讀了蔣介石“銑電”的原文，重申了自己停止内戰，一緻抗日的主張。為了不牽連别人，張學良把事變的責任全部都攬在自己身上。李烈鈞後來對人說：“張漢卿态度光明磊落，對話直率，無所畏懼，真不愧是張作霖之子。”
1937年1月，張學良被蔣介石派人押到奉化溪口。2月，他從奉化寫信給東北軍将領，勉勵他們“為國家努力殺敵，為東北雪恥複土，一切以國家民族為重，勿以學良個人為念”。同時，他還托何柱國轉告東北軍将領說：“我個人既然犧牲了，終得與共産黨交了朋友，要求還得保持這個友誼，如願足矣。”“七七事變”發生後，張學良曾寫信給蔣介石，請求出去抗日，蔣介石卻回信叫他“好好讀四書五經”。
張學良被囚禁後，中國共産黨一直積極努力争取恢複張學良的自由，并派其四弟張學思于1937年8月去奉化溪口探監。為了避開特務的監視，兄弟兩人躲在書房角落裡，利用紙條表達心中的千言萬語。張學良囑托張學思：“你回去，找東北各軍軍長，告訴他們，東北軍如能團結，抗日戰争擴大，我就有恢複自由的可能。”并要其弟多看進步書，抗戰到底。這年冬天，随着形勢變化，張學良先被移往安徽黃山，接着再遷至江西萍鄉。
1938年武漢失守後，張學良被送到湖南沅陵，住蘇仙嶺。他抱恨長歎，奮筆在高牆上寫下了“恨天低，大鵬有翅愁難展”一行大字。同年11月，張學良又被遷到湖南沅陵的鳳凰山。幾天以後，張學良的好友、時任湖南省主席的張治中将軍特地去看望他。兩人相見，感慨萬分。張學良表示隻要能出去，做什麼都行，并托張治中給蔣介石送一封信。可惜，該信杳無回聲。張學良想到外面抗日烽火已燃遍大江南北，而自己卻被禁锢，身不由己，不能在沙場抗日，壯志難酬，悲憤之極，揮筆寫下了《自我遺憾》一詩：“萬裡碧空孤影遠，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鬓發漸漸老，惟有春風今又還。”
1939年，張學良被移住貴陽修文縣陽明洞。那時，楊虎城将軍被囚禁在息烽的玄天洞，與陽明洞相隔不遠。兩位摯友近在咫尺，卻無緣相見。此後幾年，張學良在貴陽附近數次轉移。
1945年抗戰勝利後，十年“管束”期滿，張學良本該恢複自由，結果，1946年11月2日，卻被秘密遣送台灣，軟禁在台北陽明山。
1961年，蔣介石為了平息人民的怨憤，安撫東北人士，裝模作樣地宣稱恢複張學良的自由，解除了對他的管束，實際上不過是變換了一種方式。蔣介石直到臨死之前還叮囑兒子蔣經國看住張學良，“不可放虎歸山”。直到1990年6月1日，老友張群為張學良公開做壽，台北高層軍政大員孫運璇、陳立夫、梁肅戎、郝柏村、李國鼎、倪文亞、張繼正等人均齊聚于張學良住處，他才公開露面，結束了長達54年的幽禁歲月。
張學良小傳(8)
1991年3月，張學良攜伴其渡過50多年幽禁生活的夫人趙四小姐赴美探親訪友，定居美國夏威夷，頤養天年。
2001年10月15日14時50分，張學良将軍因病搶救無效，在夏威夷逝世，享年101歲。
作者點評
張學良将軍是一位對中國現代史産生過深遠影響的人物。愛國主義是張學良人生樂章的主旋律，他是一個徹底無私的愛國主義者、大無畏的熱血男兒。他是抗日愛國的民族英雄，是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
因為愛國，張學良本可以擁兵自重，縱不能問鼎中原，至少也可以保持自己安享富貴尊榮，做一個第二代“滿洲王”。但他在外有日寇威脅、利誘，内有權臣反對的雙重壓力下，毅然易幟，使中國實現了辛亥革命以來的第一次劃時代的統一，沉重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妄圖分裂中國的野心。因為愛國，這位身率數十萬東北大軍的将軍，在民族危急存亡和國難家仇的嚴酷現實面前，置個人權勢榮辱乃至生死于不顧，以高度的民族良知和愛國熱情，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逼蔣聯共抗日，從而在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史上寫下了永放光彩的篇章。為此，周恩來稱贊他是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民族英雄”，這是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對張學良、楊虎城将軍愛國精神和愛國行動的最高褒獎。張學良強烈的愛國思想一生不改，直到晚年，他仍然心系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大業，企盼民族振興和國家強盛。1990年，張學良将舊作《谒延平祠》寄給他的老部下呂正操将軍，詩雲：“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義抗強胡；豐功豈在遵明朝，确保台灣入版圖。”其拳拳愛國之心，躍然紙上。
張學良為人坦蕩直爽，光明磊落，無所畏懼，講感情，重義氣，一諾千金。就像他的自我評價那樣：“不怕死，不愛錢，丈夫決不受人憐，頂天立地男兒漢，磊落光明度餘年。”張學良的這顆“赤子之心”既使他在“九一八”事變後，忍辱負重，替蔣介石背上“不抵抗将軍”罵名而無以自辯，惟有卧薪嘗膽，以備日後雄起；又使他在西安事變之後，以無比磊落的廓大胸懷送蔣介石回南京，旋被欺世盜名的蔣介石主使軍法審判，被迫以35歲風華正茂的年紀而退出中國政壇，處境與囚徒無異。此後，他以63歲的高齡，同與自己攜手走過近四十年人生之路的趙一荻女士（即趙四小姐）在台灣補辦婚禮，補做新郎。1991年3月結束了幾十年幽禁生活的張學良攜夫人移居美國夏威夷頤養天年。2001年10月15日，張學良因病逝世。張學良的一生，正如學貫中西的海外史學大家唐德剛教授所說：“張學良早歲的顯赫和晚歲的恬淡，都發生于一個‘最後之因’，這個‘因’，便是他個性上有顆‘赤子之心’，這顆赤子之心經過反彈，化為行為，是可以翻天覆地的。……那是他當年道德的長處，但可能也是他職業上的短處。……他實在是一位動機純正、心際光明、敢作敢為、拿得起放得下，而不失其‘赤子之心’的愛國将軍。”
張學良将軍的愛國風範和卓越功勳，将永垂青史，為世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