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瑞卿小傳
從小剛直仗義 決裂封建家庭?
羅瑞卿，1906年出生在四川省北部南充縣鳳舞鄉一個地主家庭，有三個弟弟和三個妹妹。父親是個一般的地主，性格暴躁，有抽大煙和賭錢的惡習，緻使一家人的生活極度艱難。母親勤勞聰惠、精明能幹，千方百計想把日子過得像個樣子，經常用言行感化丈夫，但無濟于事，終于積勞成疾，不到40歲就辭世而去。
羅瑞卿對母親感情笃深，曾說：“母親已死，我對于那個家失去了任何的留戀。”1923年春，17歲的羅瑞卿在外祖父的資助下，考入民主革命家張瀾創辦的南充縣立中學讀書，開始受到進步思想的熏陶。他在學校結識了許多進步青年，閱讀了《新青年》、《向導》等許多進步書刊，特别是聆聽了共産黨人吳玉章關于救國救民的演講後，眼界大開，辦事剛直仗義。
1924年，羅瑞卿參加轟動南充全縣的反“佃當捐”鬥争。當時，南充苛捐雜稅多達20餘種，但軍閥何光烈又巧立名目，下令加征“佃當捐”，即由地主和佃戶、當鋪老闆和當戶雙方各出地租和典當錢數的十分之一，作為捐稅。何光烈的這一舉措，遭到南充各界的強烈反對。在張瀾的支持下，南充中學的進步師生先是上街宣傳演講，繼而分四路下鄉抗捐。羅瑞卿參加了東路宣傳隊，出城過江，通宵在山路上疾走，黎明時分到達會龍場。他們得知何光烈的征收委員秦同淮在一個茶館打牌，羅瑞卿機敏地說：“大家一起去，會打草驚蛇。”他提議由他帶兩個同學去闖茶館。羅瑞卿一行三人，身藏木棒步入茶館，接近牌桌時，羅瑞卿問：“哪位是秦委員?”一個戴眼鏡的胖子瞟了他一眼說：“去，繳捐稅去鄉公所找管賬先生。”“噢!你就是秦委員同淮先生?”羅瑞卿向身後二人一使眼色，那兩人從身後把秦同淮往桌上一按，掄起木棒就揍，直到秦同淮哀聲求饒，答應不再收捐方才罷手。當時，羅瑞卿與同學們的正義行動受到南充各界的一緻擁護，衆怒難犯，不久，何光烈隻得取消了“佃當捐”。
1925年，共産黨的組織在南充中學已經開始活動，并在學生中秘密建立了共青團組織。一次，學校裡代表豪紳利益的國家主義派誣蔑羅瑞卿的好友――當時已是共青團員的學生會幹事長任白芳貪污會費，并糾集一些人對任白芳進行圍攻，企圖以此為由篡奪學生會領導權。此時，羅瑞卿挺身而出，跳到桌子上，仗義執言，指着那幫人理直氣壯地說：“後援活動我參加了的，經費開支我清楚，哪個要算賬，找老子來算，有理講理，不許欺負人!”那夥人一看羅瑞卿出面，他身邊還站着許多愛好體育鍛煉的朋友，知道再鬧下去必然自讨沒趣，于是一個個悄然溜走。
羅瑞卿不顧外祖父與他制定的隻準規規矩矩讀書，不準參與政治的“約法三章”，積極投身到學校和社會的革命活動中。從1924年起，他先後參加了轟動全縣的反“佃當捐”鬥争和話劇《孫中山之死》的演出，還組織了“上海五卅慘案外交後援會”的宣傳演講活動，以及聲援南充縣工人反對資本家的鬥争。
羅瑞卿的外祖父得到這些消息後，他把外孫狠狠地訓斥了一番，最後提出：要麼好好讀書，上省、上京，或者出國留洋，要麼停止經濟資助。羅瑞卿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他說：“我行得正，站得穩，今後絕不連累您!”自此，羅瑞卿同封建家庭徹底決裂，離家出走。他先赴成都，爾後南下重慶，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開始了他的戎馬生涯。
千裡曲折尋黨 三次大難不死
入學後，經過幾個月的軍事訓練，羅瑞卿很快地從一個普通學生成長為一個嚴格認真有素養的革命軍戰士。在校期間，羅瑞卿對中國共産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曾幾次向任伯芳等黨員提出入黨申請。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向共産黨人舉起了屠刀。就在這考驗共産黨人的危急時刻，羅瑞卿毅然找到黃埔軍校黨員教師李鳴柯，要求轉為共産黨員。但此時，武漢已是一片白色恐怖，黨組織已轉入地下，無法聯系了。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撕下僞裝的張發奎悍然派部隊繳了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生的槍械，羅瑞卿憤然離隊。此時，他突患嚴重傷寒，病倒在武漢，住進一家教會醫院。一個月後，因交不起住院費，又被醫院雇請的一輛黃包車悄悄送到四川會館一間陰暗小屋裡。當氣息奄奄的羅瑞卿蘇醒後，他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隻覺得一股強烈的黴味撲鼻，舉目四顧，孑然一身，而自己隻剩下皮包骨，連挪動一下身體的力氣都沒有，他感到了死亡的威脅。
然而，羅瑞卿大病不死，絕處逢生。會館的一位熊師傅發現了他，每天吃飯時給他送去一點粥，這便成了他生命的轉機，竟奇迹般地死裡逃生，身體慢慢地好起來。這是他第一次大難不死。
大病初愈，羅瑞卿不顧白色恐怖籠罩武漢，開始在茫茫人海中尋找黨的組織。然而，他在武漢分校認識的共産黨員有的被捕入獄，有的被送刑場，有的生死不明，不知去向。但是，這一切并沒有動搖羅瑞卿尋找黨的決心。他開始長途跋涉，從武漢找到常德、長沙、南京、上海。在上海，他和幾位同學相遇，可這幾位同學也衣食無着，有人勸他投靠由汪精衛、陳公博等人組織的國民黨改組派。羅瑞卿斷然拒絕說：“我甯可凍死餓死，也絕不參加這個組織，我也絕不背離中國共産黨。”
曆經千裡曲折，經和黨中央接上了關系的任白芳介紹，中央軍委派歐陽欽在黃埔外灘公園與羅瑞卿見面，通知他：中央已批準他轉為中共正式黨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終于找到了黨，從此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黨的偉大事業。
1929年，中共中央軍委派羅瑞卿任閩西紅4軍第2縱隊政治部宣傳科科長。1930年初，國民黨向閩西根據地發動第二次三省“會剿”，紅4軍決定轉戰贛南，粉碎敵人的“會剿”計劃。此時，羅瑞卿升任第2縱隊政治部主任。
1931年4月，蔣介石調集國民黨20萬大軍，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圍剿”。已任紅11師政委的羅瑞卿與師長曾士峨奉命率部迅速搶占觀音崖隘口阻擊敵人。師部設在觀音崖山頂稍下的一間矮小的房子裡。
部隊剛剛部署好，敵人便發動了猛烈的攻擊，密集的子彈與激起的沙石雨點般灑落，迫擊炮彈不時在崖隘口開花，剛剛搭好的臨時指揮所木棚也被炸塌。此時，羅瑞卿發現狡猾的敵人在炮火的掩護下，有一股正向我左方33團迂回。他不顧呼嘯的槍炮聲，站在高處的師部小木屋旁，緊盯着敵人運動的方向，指給師長曾士峨看。師長立即命令特務連連長楊得志通知33團堅決頂住敵人。楊得志剛把人派出，一排密集的子彈呼嘯而來，羅瑞卿手還沒扶住房門便突然倒下。子彈穿入他的左頰，打斷了動脈，血流如柱，殷紅的血浸透了胸襟。毛澤東、朱德聞訊，立即派方面軍總部醫生葉青山前來搶救，終于使他止住了血。羅瑞卿被擡下陣地治療，衛生員在給他換藥時，不慎把血痂揭開了，血又如泉湧。朱德聞訊，立即派葉醫生迅速趕到搶救，血終于又止住了。但是，羅瑞卿因失血過多，身體十分虛弱，在擡回後方的途中，一路颠簸，日曬雨淋，羅瑞卿并發大葉性肺炎，高燒不止，昏迷不醒。不知過了多長時間，羅瑞卿從昏迷中蘇醒。他迷迷糊糊聽到有人講：“這個人恐怕不行了，趕快通知後勤部門做棺材吧!”隔了一會兒，外面果然傳來鋸木頭做棺材的聲音。還有一個人說：“棺材要做長一點，沒見那個人長得好高咧!”羅瑞卿意識到這說的高個子就是自己。然而，為他準備的棺材并沒有用上。羅瑞卿在昏迷數日後，竟又一次奇迹般的大難不死。事後，他調侃地對戰友們說：“我摸了一下閻王爺的鼻子又回來了。”
羅瑞卿的第三次大難不死，發生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文化大革命前夕。擔任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的羅瑞卿遭到時任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的林彪的突然襲擊、誣陷和迫害。
1965年冬，林彪對羅瑞卿和賀龍、葉劍英兩位元帥一起組織軍事檢閱而把他撇在一邊怏怏不樂。他感到羅瑞卿在“大捧别人”、“大跟别人”，而不捧他跟他，便開始尋找整倒羅瑞卿的突破口。林彪借口羅瑞卿組織的軍事比武沖擊了政治，作出《關于部隊工作的指示》，他說：“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沖垮了，明年要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反對單純技術觀點……”林彪的指責帶上了一種政治鬥争的味道，使羅瑞卿大吃一驚。
林彪暗地裡指使吳法憲、李作鵬等人編造了11份長達51頁3萬餘字的誣陷羅瑞卿的材料。随後，派葉群拿着這些材料和他的親筆信到杭州向毛澤東告狀。毛主席同意開會對羅瑞卿進行審查。
196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上林彪向羅瑞卿發動突然襲擊。他授意葉群在會上三次發言，攻擊羅瑞卿組織全軍比武是反對突擊政治，并捏造了無中生有的四條罪狀，誣陷羅瑞卿要奪林彪的權。這時，仍蒙在鼓裡的羅瑞卿卻正在西南邊陲盡職盡責地勘察地形。
上海會議後，林彪繼續炮制整羅瑞卿的材料，并于1966年3月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有軍隊和公安系統負責人參加的會議，繼續批判羅瑞卿。會前，鄧小平對羅瑞卿說：“我對于政治鬥争是有經驗的，你要作好充分的思想準備。”此時，羅瑞卿仍然沒有估計到，會議對他的批判鬥争竟達到那樣無情和殘酷。
會議開始後，由上海會議的背靠背改為面對面。林彪為從政治上緻羅瑞卿于死地，竟在會議上給羅瑞卿羅列了一個“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罪名。罪證則是羅瑞卿在修改林彪起草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時，反對其“頂峰”、“最高最活”的提法。
會議的氣氛更加緊張，與會者的情緒也更加激烈了。此時，對羅瑞卿的誣陷已從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林彪，上升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陰謀篡黨篡軍那樣一種無以複加的程度。據此，羅瑞卿的第一次檢讨未能通過，會議要求他作第二次檢讨。這，對于從大革命失敗後就在白色恐怖下毅然追随黨五十餘年的羅瑞卿真是奇恥大辱，也是剛直不阿的羅瑞卿死也不能低頭、不能接受的!他已經曆了兩次大難不死，除了其它因素外，就是因為信念的力量。而今，要他被迫承認反對自己曲折追尋并一生為之奮鬥的信念，真是生不如死。而死在當時那種境遇下不啻是一種最強烈有力的抗争和申辯。3月18日，羅瑞卿在他的辦公桌上給夫人郝治平留下了一紙遺言：“治平，永别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我們的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确的、偉大的……”然後，他緩緩走上二樓平台，縱身跳下。但是，他又一次大難不死。
懷念戰友情深 處事公正謹慎
1932年3月，紅4軍勝利完成了主攻漳州的戰鬥任務，進駐石碼後，深入周圍城鎮鄉村，宣傳發動群衆，成立蘇維埃政權，鬥地主，打土豪，沒收敵财産，并将部分财産分給當地群衆，部分運回中央蘇區，順利完成了在石碼的籌款和擴大紅軍隊伍的任務。
6月中旬，紅4軍奉命從漳州撤回中央蘇區，途經武定縣時，大禾鎮的地主武裝憑借土圍子向紅軍打冷槍，阻礙紅軍前進。此時，軍政委羅瑞卿和軍長王良進入一處殘垣斷壁的房子觀察地形。突然，從鎮上打來兩槍，軍長王良不幸中彈犧牲。羅瑞卿十分悲痛，他甚至不願承認軍長已經犧牲，讓部隊擡着王良的遺體走了好幾天，直到進入蘇區會昌，在羅瑞卿的主持下，全軍将士參加了隆重的追悼會後，才将王良安葬。王良遺留下一塊在第一次反“圍剿”中繳獲的懷表，羅瑞卿帶着對戰友的深切懷念，将懷表一直珍藏在身上。即使在太行山那樣艱苦的反“掃蕩”戰鬥歲月中，部隊頻繁轉移，他也總是轉移到哪裡就将懷表帶到那裡。幾十年戎馬生涯，每逢戰鬥勝利，他都要打開包着紅綢的懷表，給表上滿弦，深情地告慰戰友：“我們又勝利了!”在他的心目中，戰友王良永遠活着。新中國成立後，羅瑞卿将懷表獻給了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如今，這塊刻盤已經斑黃的懷表，仍向參觀者講述着先輩革命的艱難和一對戰友之間的深情……
羅瑞卿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也是一個處事公正謹慎的領導者。1932年夏，羅瑞卿任紅1軍團保衛局局長。那時，部隊轉戰在贛閩交界的武夷山脈，日夜跋涉征戰，生活困苦不堪。一天，部隊打土豪給保衛局分來一頭100多斤的肥豬，使幾個月沒聞葷味的指戰員們樂不可支，但廚房沒考慮福建同志不愛吃辣椒的習慣，隻做了三盆辣椒回鍋肉，十八位福建同志很不高興，與食堂管理員潘振武發生口角，火氣很大。
羅瑞卿知道後，把潘振武叫到自己的住處，語重心長地說：“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福建的同志入伍不久，對艱苦生活還不适應，我們應該滿腔熱情地對待他們。你管理員的工作不簡單呀，一把勺子調百人口味，關系到大家的健康，影響到部隊的團結和戰鬥力，這裡邊可有政治學問呢!”第二天部隊吃午飯，每張餐桌上一盆紅燒肉，一盤辣椒，福建的同志感謝潘振武。潘振武熱情地說：“不要謝我，是羅局長教我這樣做的。”
羅瑞卿在任保衛局局長的幾年中，對部屬的缺點錯誤從不遷就，也不輕易處分，更不會動不動給人扣政治帽子，搞得人心惶惶。
一次，軍團衛生部下發藥品時誤将嗎啡當奎甯發到下面，患瘧疾的同志服後産生了反應。當時負責這項工作的是衛生部部長姜齊賢，因他剛從國民黨部隊俘虜過來，所以有人懷疑是姜部長故意破壞。這使本來就因此事很緊張的姜齊賢更加坐卧不安。羅瑞卿受聶榮臻的委托負責這件事的調查。他實事求是地了解和分析了事情發生的前後經過，最後得出結論，證實姜齊賢确屬工作疏忽發錯了藥，并非有意破壞，從而避免了一起錯案。而這在王明“左”傾主義正盛時，是極其不容易的。
長征前，一名叫陳德先的戰士調到羅瑞卿身邊當警衛員。新來乍到，他講話辦事格外小心謹慎。原來，陳德先剛參軍時，正逢王明“左”傾路線在紅軍中搞人人自危的清除“AB團”運動。在一次戰鬥後，陳德先因為與人議論部隊傷亡，被視為動搖軍心，打成“AB團”分子，關進牢房，虧得有人出面作保，說他年齡小，才被釋放。為此，他一直心有餘悸。但他來到紅1軍團後，他發現這裡政治氣氛不像原來所在部隊緊張，上下級關系也很融洽。于是，他放下包袱，将他母親要他離隊回家的前後想法告訴了羅瑞卿。羅瑞卿低聲說：“你母親那是要你開小差哩!”陳德先緊張地說：“她叫我開小差，那是反革命。”羅瑞卿搖搖頭：“唉，不能這樣講，為人父母都對自己的孩子在外面不放心。你隻能說她思想不進步，不能說她是反革命。再說，你也沒那樣做，即使做了，也不能說她是反革命啊!”陳德先不好意思地說：“我那時不敢告訴你，講了怕成為反革命。過去，他們說我是“AB團”，我解釋，他們不相信……”羅瑞卿感慨地說：“那是肅反擴大化，亂抓人、殺人，那是錯誤的。今後，你什麼也不要怕了!”陳德先離開羅瑞卿住處，如釋重負，渾身輕松多了。
1937年，在“抗大”發生了一起震動延安的黃克功事件。
黃克功是井岡山時期參加紅軍的年輕團政委，在“抗大”第三期畢業後留校任第6隊隊長。因與山西籍在陝北公學學習的女青年劉茜戀愛關系破裂，在約劉到延河邊商談時，驕橫自恃的黃克功竟喪失理智，開槍打死了劉茜。
事件發生後，如何處理黃克功，出現兩種意見。有人認為，黃殺了人，理當償命；也有人認為，黃很年輕，又參加過長征，是有功之臣，可以給他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副校長羅瑞卿平時就很器重年輕有才幹的黃克功，但他不徇私情，在研究此案時說：“任何人都要服從法律，犯了法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不應當有什麼特殊的例外。黃克功居功自傲，目無法紀，必須依法懲辦。”爾後，羅瑞卿将“抗大”黨組織的意見和群衆的反映寫成報告送到中央。毛主席看了報告後，抽時間親自來到“抗大”校長辦公室。他一邊抽煙，一邊考慮，來回踱步，慢慢走了三個小時，最後下了決心。不久，中央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很快批準對黃克功處以極刑。臨刑前，羅瑞卿到獄中去看黃克功，問他有什麼後事交待。黃克功眼含淚花念及家中父老。羅瑞卿應允，将來如有可能，會幫他照顧他的親屬。
黃克功事件的正确處理，在延安、西安以至全國各地引起強烈反響。人民群衆稱贊共産黨、八路軍法紀嚴明，不徇私枉法，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
擁戴黨的領袖 跟黨長征北上
1935年初，紅軍長征進入貴州，攻克遵義，并在遵義紅樓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羅瑞卿率領1軍團保衛局擔負大會的外圍警戒任務，日夜緊張地工作，為保證中央領導的安全和會議的正常進行立下功勞。
三天後，會議确定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聽到這一消息後，羅瑞卿振奮不已，在返回駐地的路上，他高興地對警衛員小龍、小餘說：“這下好了，中央決定由毛澤東同志主持中央、軍事，紅軍得救啦!”兩個警員聽了，情不自禁地抓住羅瑞卿的手跳起來。長期勞累的羅瑞卿興緻勃勃，又給他倆講起毛澤東的故事，從毛澤東領導秋收暴動到井岡山鬥争，由指揮紅軍勝利粉碎國民黨三次“圍剿”到長征中運籌帷幄，使紅軍得以避開敵人主力，西進貴州争得主動權。講着講着，他的語氣漸漸由激動轉向深沉，說：“黨找到這麼好的領袖不容易啊!你們要好好地跟着毛澤東鬧革命!”兩名小警衛員聽入了迷，不住地點頭，眼中都透出堅定的目光……
遵義會議後，中央軍委為保證紅軍順利通過大渡河繼續北進，組成了以劉伯承為司令員、聶榮臻為政委、羅瑞卿為參謀長的紅軍先遣隊。
4月下旬，紅軍先遣隊突襲安順場，強渡大渡河，一舉攻占了對岸渡口。雖然打開了通道，但部隊卻隻有一隻木船緩緩過河，而身後敵兵将至，大家都心急如焚。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随即與劉、聶、羅商定，兵分兩路：右路由劉、聶、羅率領，過河沿大渡河東岸北上；左路為紅軍主力，沿西岸前進。兩路夾河而上，直取泸定。
劉、聶、羅從安順場渡河後，率部在河東沿途擊潰敵四川劉文輝部的阻擊，直逼滬定城。而王開湘率領的左路前衛部隊則沖破敵人的火力封鎖，奔襲滬定城。左右兩路軍隔河而戰，戰場情況瞬息萬變，王開湘、劉伯承左右兩路軍雙方都無法知曉對方的進展。所以當劉伯承率領的右路軍在夜色中逼近滬定城下時，已先一步攻占滬定城的王開湘所率的左路軍便以為是敵人反攻，而向城下開火，城下的右路軍則準備攻城。兩軍對壘，情況十分危急。羅瑞卿立即趕到劉伯承身邊，一邊注視四周的情況，一邊提醒劉伯承注意安全，當他們接近城下時，屏息靜聽，城上說話的竟是地道的江西老表方言，再一聽談話的内容，才知道城樓上原來是紅軍，他倆不禁相視而笑，并沖着城樓上的人喊道：“你們是江西的同志嗎?你們是紅軍，我們也是紅軍，告訴你們王開湘團長、楊政委，叫他們派人來接我們。”槍聲霎時沉寂，代之以兩路軍戰士歡呼勝利的陣陣回音。
1935年5月，紅軍長征到達會理。羅瑞卿因患感冒數日，體弱乏力，在警衛員的勸說下，他才騎馬行軍。當他看到一個戰士手拄木棍艱難前行時，他不聽警衛員勸阻，硬是把馬讓給這位小戰士，并風趣地說：“我走走路出點汗，也許會好得更快呢!”又一次，部隊行軍到金沙江一帶，警衛員小龍的腳被樹刺劃破了又感染潰爛。羅瑞卿發現後，不容分說，再一次把馬讓給警衛員小龍，還親自用鹽水給小龍洗傷口。
1935年8月下旬，紅軍第一方面軍組成的右路軍曆盡千辛萬苦，終于走出茫茫草地，勝利到達班佑、巴西地區，休整後，準備北上。但此時，張國焘卻提出與中央北上方針相對抗的南下計劃，企圖分裂紅軍，危害中央。
此時，中央決定：中央軍委縱隊和紅一方面軍主力先行北上。紅1軍團保衛局局長羅瑞卿連夜召集保衛局會議，堅決貫徹執行中央決定。他說：“我們要堅決跟中央北上。有的人不同意北上，這是錯誤的!我們要跟着中央走，跟着毛主席走，别人的話我們不要聽。”他針對有人企圖挑動紅軍打紅軍的陰謀，嚴厲告誡大家：“我們是中央紅軍，要顧全大局，不許亂來；即使避免不了，也要聽中央、聽軍團部的指揮，絕不允許自行其事。”由于當時中央還沒有公開張國焘的問題，羅瑞卿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在會上講這些話時沒點名。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揭露了張國焘企圖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陰謀。這時，羅瑞卿才在傳達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時點名，告訴大家：“張國焘和黨中央、毛主席鬧翻了，他要搞分裂，要南下，帶了一部分人到西康去了。”羅瑞卿斬釘截鐵地說：“南下沒有出路，我們要跟着黨中央，堅決北上。”
培養率軍人才 馳騁抗日前線
1937年，延安成為全國的抗日救亡中心，吸引了大批進步知識青年。他們沖破國民黨的重重障礙，紛紛奔赴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
為了解決學員校舍擁擠問題，10月下旬，教育長羅瑞卿帶領1000多名教職學員自己動手，奮戰十幾天，挖建了100多孔新窯洞。“抗大”舉行隆重的新校舍落成典禮時，黨中央特地送來毛主席手書的“我們的偉大事業”橫匾以示祝賀。毛主席還在給“抗大”師生的一封信中寫道：“這将給我們一個證明：在共産黨與紅軍面前，一切所謂普通困難是不存在的，最嚴重的困難也能克服，紅軍在世界上是無敵的。”
西安事變以後，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為了促進兩黨所領導的軍隊合作抗日，1938年春，毛澤東、周恩來指示“抗大”副校長羅瑞卿寫一本介紹我軍政治工作經驗的書，以影響和幫助當時抗日前線的國民黨軍隊。
按毛澤東的指示，羅瑞卿将“抗大”的工作暫時擱置一旁，住進鳳凰山的一間窯洞裡集中精力著書。經過幾個星期的緊張辛勤的寫作，一部20萬字的系統介紹和總結紅軍政治工作經驗的書稿終于按毛澤東規定的期限完成了。毛澤東閱後十分高興，親筆題寫了《抗日軍隊中的政治工作》書名，并批給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此書因國民黨的猜忌，雖然沒能在國民黨軍隊中廣泛流傳，但它反映了共産黨希望國民黨軍隊走向進步的滿腔熱情，促進了全國抗日鬥争。這本書，成為我軍政治工作的重要曆史文獻。
1939年夏，為了粉碎國民黨對陝甘甯邊區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羅瑞卿奉命率領由“抗大”和“陝北公學”等校整編而成的八路軍第5縱隊遷移到晉東南辦學。
第5縱隊經過“小長征”抵達晉察冀邊區陳莊休整之際，迎來了1940年元旦。這時，“抗大”第五期十三個連隊的畢業學員即将分配到晉察冀軍區和第120師部隊工作。學校為此舉行歡送大會，羅瑞卿陪同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120師師長賀龍、政委關向應等出席了大會。
賀龍首先講話：“今年元旦雙喜臨門，一是慶祝陳莊戰鬥大捷，二是歡迎‘抗大’從延安來。‘抗大’的幹部好哇!部隊缺幹部，歡迎你們到我們部隊去，韓信用兵，多多益善!”聶榮臻、呂正操也都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歡迎詞。
羅瑞卿在熱烈的掌聲中講話：“剛才，賀師長和聶、呂司令員都講了，他們很需要幹部，很歡迎你們去，你們去不去?”“去!”學員齊聲回答。羅瑞卿針對部分學員因工作需要留校工作悶悶不樂的情況，話鋒一轉：“我舉雙手贊成你們去。但除了去的同志，我們的工作還需要留下一部分同志，我們要到新的地方去完成新的任務。我們‘抗大’的幹部，就像生蛋的母雞一樣，我們要培養更多更好的幹部，這就需要把母雞留下，沒有母雞，就不能再下蛋再孵小雞了。大家說對不對呀?”羅瑞卿形象有趣的比喻，使留下來的學員齊聲回答說：“對!”歡送會後，出現走的人高興，留的人愉快的動人場面。
1940年8月，百團大戰開始之際，羅瑞卿調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剛上任，他就根據八路軍總部和北方局的決定，組織全軍巡視團，以幫助一些新組建的部隊進行整頓。巡視團的100多名優秀軍政幹部，其中多數是羅瑞卿從“抗大”選調來的。羅瑞卿在為巡視團送行時說：“你們的主要任務是整頓連隊和培訓連隊幹部，而整頓連隊首先是整頓連隊黨支部，使黨支部真正成為連隊的核心戰鬥堡壘，勝利完成百團大戰的任務。”他要求巡視團不要當“欽差大臣”，要把“抗大”的作風帶到部隊，既做政治工作的模範，也要作戰鬥中的模範。
按照羅瑞卿的指示，巡視團深入冀西、冀南、冀魯豫等軍區的連隊，一面參加百團大戰，一面幫助連隊工作，先後共培訓了五期約1500名連隊幹部，對部隊建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42年5月，日軍對八路軍總部進行了殘酷的大“掃蕩”。日軍數萬人，兵分七路，對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實施“鐵壁合圍”。在八路軍129師一部的掩護下，彭德懷突出了重圍，但副參謀長左權不幸犧牲，而羅瑞卿和供給部長楊立三帶領的總部機關仍在敵人的包圍圈中周旋。
為了不使大部隊行動成為敵人追擊的目标，羅瑞卿命令大家化整為零，組成戰鬥小組突圍。由于有些機關幹部缺乏戰鬥經驗，在敵人的追堵下，又逐漸靠攏在一起。羅瑞卿率領越聚越多的人翻山越嶺，但仍未找到突圍出去的路徑，而敵人在飛機的指引下越追越近，情況十分危急。羅瑞卿立即召集有關領導同志再次研究突圍的辦法，魯藝校長陳鐵餅說：“敵人已壓到我們鼻子底下了，我們同生共死，和他們拼了!”他的話，引起許多人的響應。羅瑞卿看着身邊多數人赤手空拳，激動地說：“同志們啦，我們同生共死，不等于同歸于盡，分散突圍，才是我們的唯一出路，我們一定要突圍出去!”羅瑞卿把大家分散成各遊擊小組，還組織了收容隊。這一舉措，終于撕開了日軍的包圍圈，除少數同志外，大多數同志都突出敵人重圍，返回八路軍總部駐地，粉碎了日軍“鐵壁合圍”的計劃。
毛澤東指揮的八年抗戰，艱苦卓絕，馳騁抗日戰場的羅瑞卿演繹了一個個驚險動人的戰鬥故事。
投身解放戰争 埋葬蔣家王朝
1946年初，國共雙方達成《關于停止國内軍事沖突的協議》。羅瑞卿受中央委派，作為中共方面的參謀長到北平履行停戰協議的機構軍調部赴任。
在這種沒有硝煙的“戰場”上，羅瑞卿與國民黨及美方的代表針鋒相對，唇槍舌戰，長了我方的志氣，滅了敵方的威風。毛澤東知道後，稱贊羅瑞卿頂得好：“他們這些人從來就不講理，就是要和他們針鋒相對。”
1947年春，晉察冀野戰軍為扭轉華北戰場的被動局面，決定轉入反攻。但部隊受張家口撤退的影響，士氣有些低落，在阜平縣研究實施正太戰役的會議上出現了兩種意見：一種意見，反對打正太戰役，理由是怕丢掉阜平縣；另一種意見是哪怕丢掉阜平縣也要打，理由是切斷正太路，使石家莊成為陸上孤島，為下一步奪取石家莊作準備。
羅瑞卿在會上态度鮮明，堅決支持後者。他說：“我們要堅決貫徹中央的方針，‘先打弱的，後打強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這個方針非常正确。我們不要怕打破壇壇罐罐，阜縣雖很重要，然而需要丢還得丢，甩掉了包袱，我們好打仗嘛!我們晉察冀就缺幾個革命的好戰分子啊!”朱德總司令支持羅瑞卿的意見，他說：“我們打出去好哇!就是阜平縣丢了又有什麼呢?将來還可以奪回來嘛!”
正太戰役一仗打得很漂亮，我解放軍華北軍區部隊一舉攻克了娘子關，拿下了井烴煤礦，攔腰斬斷了二百裡鐵路線，打開了重鎮陽泉。這一仗，消滅國民黨第33軍大部，繳獲了堆積如山的物品，全軍的戰鬥士氣日益高漲。
1948年3月，為配合東北野戰軍南下作戰，羅瑞卿和楊得志、耿飓率部離開冀中，出擊察南綏東。從冀中平原來到察南山區，不少從冀中參軍的戰士一時不适應生活條件帶來的困難，由此引發了“思鄉病”。
政委羅瑞卿很快掌握了這一情況。在楊樹灣召開的兵團幹部會議上，他一開口就單刀直入地說：“有這樣一個字謎：‘西夏有女人人愛，口中有口口難開，北方有田大家種，忠心報國把心摘。’每一句打一個字。你們猜是哪四個字?”衆未答出。羅瑞卿把手一揮說：“就是‘要回冀中’四個字嘛!”他又解釋道：“為什麼要回冀中?因為冀中有老婆孩子，有白面饅頭。回冀中多好啊，現在就下命令，我們明天就回冀中去!可是，同志們啦，我們還要不要配合東北打勝仗，要不要迎接全國的解放?”他又詳盡地分析了産生“思鄉病”的原因，指出要克服怕吃苦和狹隘的地域觀念。他要求指戰員以深厚的感情關心和愛護戰士，讓戰士們真正明白現在為什麼不能回冀中的道理。
不久，部隊的“思鄉病”及時得到醫治。華北軍區第2兵團在生活艱苦、自然環境惡劣的察南綏東山區牽制住了傅作義三個軍十個師的兵力，圓滿地完成了中央軍委交給的配合東北戰場決戰的任務。
1948年冬，平津戰役打響之前，羅瑞卿與楊得志、耿飓率華北第2兵團從紫荊關出發，星夜奔赴新保安截圍敵第35軍。為了确保下好這着棋，切斷敵人西逃退路，毛澤東一日之内連發三封急電，政委羅瑞卿深感責任重大。他要求部隊分秒必争，決不能讓國民黨35軍從第2兵團手中逃脫。
三天後，晝夜兼程的華北野戰軍第2兵團将士終于用兩條腿追上了全部美式機械化裝備的敵第35軍，完成了對新保安的包圍。長途跋涉，指戰員們雖然疲憊不堪，但看到敵三個師已成甕中之鼈，情緒仍然高昂，紛紛請戰。但是，中央軍委卻決定對新保安采取“圍而不打”的方針，以此拖住傅作義。為了貫徹中央的決策，羅瑞卿親赴前沿部隊，耐心向各級指戰員講述“圍而不打”的意義和局部服從全局的道理。指戰員很快克服了急躁情緒，并把中央“圍而不打”的方針形象的比作“四面火煮山藥蛋，越燒越煮越軟綿。”羅瑞卿聽了笑着說：“我們這裡煮的是山藥蛋，毛主席那裡煮的可是既有天津的海，又有北平的山，還有‘皇帝’的金銮殿呢!”
兩周後，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我軍一舉攻克新保安，全殲守敵15000餘人，拉開了平津戰役的序幕。
此後，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相繼取得勝利，拿下了國民黨的半壁江山。緊接着是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發起渡江作戰，攻下南京城，占領總統府，宣告蔣家王朝的滅亡。
克盡保衛職守 不圖個人名利
新中國成立後，羅瑞卿擔任了第一任公安部長，他克盡職守，不圖個人名利。有一次，羅瑞卿去火車站接客人，因車已到站，時間緊促，沒買站台票，憑公安證件就進了站。接客出站後，他堅持要随行人員去補買了三張站台票。他說：“三張站台票不是小事，中國古人有一句話，‘不以惡小而為之，不以善小而不為。’公安人員應當做守法的模範，不能有特權思想。”
他針對公安隊伍青年人不安心做公安工作的狀況，耐心地引導他們。一次，他與幾個青年公安幹部談話說：“凡是黨和人民需要的工作都是應該做的，并應該盡心竭力地做好……為了人民的安全，我們要站一輩子崗，放一輩子哨，指揮一輩子交通。我們是進了公安的門，死了埋在公安的墳。”
1956年9月，羅瑞卿在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了題為《我國肅反鬥争的主要情況和若幹經驗》的發言。他在肯定成績的基礎上，專門用1300字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在會上帶頭為這一發言鼓掌。
羅瑞卿在任公安部部長的10年中，不僅是國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忠誠保衛者，而且為保衛黨中央領導人特别是毛澤東的安全傾注了大量心血，被稱為毛澤東的大警衛員。
1956年，羅瑞卿随毛澤東去廣州，在返回到達武漢時，毛澤東提出要到長江裡遊泳，并要羅瑞卿去安排。羅瑞卿自己沒有遊泳經驗，也沒認識到毛澤東當時暢遊長江的政治含義，同時出于對毛澤東安全的考慮，羅瑞卿回絕毛澤東說：“不能遊。”毛澤東知道他沒派人試水就說“不能遊”，很生氣，并嚴厲批評了他。随後，毛主席親自派身邊的人去試水，結果證明能遊。随即，毛澤東連續兩三次暢遊長江，并譜寫了《水調歌頭・遊泳》那首著名的詩篇。毛澤東幾次暢遊長江時，為保證毛主席的安全萬無一失，羅瑞卿進行嚴密地組織和保衛工作，親自在離毛主席不遠的船上守候。當毛主席批評他：“你不敢下水，就是不敢艱苦奮鬥”時，羅瑞卿就下決心一定要學會遊泳。他雖已過知命之年，仍認真地學起遊泳。到1959年，毛澤東在九江再遊長江時，羅瑞卿就能夠跟随毛澤東左右一起遊了。
1958年，毛澤東又提出到長江三峽遊泳。羅瑞卿立即親自帶人坐船從宜昌到重慶往返偵察水情，發現礁石多，水流湍急，有很多很大的漩渦，幾個水性很好的青年下去試水，都是靠系着繩子的遊泳圈才爬上岸。實踐證明三峽江水确實不能遊。毛主席看了他們畫的三峽水情圖很滿意，改變了去三峽遊泳的打算。
1965年底，羅瑞卿被林彪誣陷挨整後，毛澤東曾用羅瑞卿勸阻他遊泳的事舉例說：“他反林彪，還沒有反我。反對我遊泳，那也是好意啊!”
生死置之度外 留下一世芳名
1961年夏，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在北京地區招生，北京不少軍隊幹部子女被保送入學，其中有學習成績不好、甚至思想品德差和身體有病的也經過家長的關系被錄取進校。此事，在地方學校引起學生波動，并反映到了周總理那裡。遵照周總理的指示，羅瑞卿對此事進行了調查，并召開軍委辦公會議傳達總理的指示，作出了憑考試成績入學的三條規定。
1962年8月，羅瑞卿又親自檢查哈軍工招生工作問題。主管這一工作的鐘赤兵主張對幾個父親是少将副部長以上的、平均成績在80分以下的幹部子弟适當予以照顧，其中包括邱會作的孩子，并說邱會作因孩子上學問題，心髒病複發住院了。羅瑞卿堅決地說：“邱會作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不能照顧。”他質問：“你這個方案有什麼原則?去年這樣搞總理很生氣，黨内外有意見，辦公會也讨論過。今年剛規定制度，又要搞照顧，我不能批準這個方案，我無權批準，也不敢批準。”又說：“這個事我報告了周總理和陳總，他們也都說不能照顧，否則影響不好。要反對特殊化，幹部子女為什麼要特殊?少奇的女兒就沒照顧，為什麼我們要照顧呢?”
1963年12月下旬，羅瑞卿接到葉劍英元帥發來的一封電報，内容為推廣郭興福教學法，在全軍掀起軍事訓練高潮。葉帥的指示與羅瑞卿當時在福建前線視察我軍反蔣幫小股武裝特務竄擾戰況時提出的“空喊政治口号，戰備工作就一事無成”的要求不謀而合。他立即将電報呈送給毛澤東和時任國防部部長的林彪，并得到了他倆的同意。
1964年元月3日，中央軍委發出指示，号召全軍開展學習郭興福教學法的群衆運動，于是一場轟轟烈烈的練兵比武熱潮在全軍掀起。羅瑞卿抱着富國強兵的目的，投入極大的熱情，成功地組織實施了“大比武”。從1月到10月，他不畏勞苦，先後十三次跑遍了全國許多地方，深入各大軍區了解情況，觀看比武表演。大比武大大調動了官兵的積極性，各地各部隊湧現了許多技術能手、技術尖子，鑽研技術，苦練硬功在全軍蔚然成風。面對如此可喜的成績，軍委各位領導和毛主席、周總理給予了高度評價。
1964年6月15日至16日，羅瑞卿按賀龍元帥的指示，親自組織了北京軍區和濟南軍區尖子分隊在北京西郊射擊場和十三陵水庫進行軍事表演，向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彙報。毛澤東興緻勃勃地觀看了每一個比賽項目。當看到偵察兵押着“俘虜”，機智地利用繩索從樓頂下滑時，毛澤東高興地笑起來，說：“好，就是要搞夜戰，搞近戰。”第二天，毛澤東在十三陵水庫看了軍事表演後說：“北京、濟南軍區尖子部隊表演很好，要在全軍普及。光有尖子部隊是不夠的，要很好布置，要抓緊這個工作。”一旁的周恩來也接着說：“要把每一個戰士都訓練成這樣，我們的軍隊就更加無敵于天下了。”
在這次盛大的軍事檢閱中，林彪卻沒有露面。他感到羅瑞卿在“大捧别人”，“大跟别人”，而不捧他跟他。1964年12月，林彪在部隊工作問題上作指示時說：“有的人隻抓軍事技術，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虛作假，搞錦标主義和形式主義。這樣下去，必然會把政治工作沖垮。”林彪的指責是嚴重的，然而羅瑞卿并沒有屈服，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他指出：“政治也不能亂沖一氣，不能搞空頭政治。”
1965年6月，林彪把他為《毛主席語錄》寫的再版前言交給羅瑞卿組織人讨論修改。羅瑞卿請了總政的幾位同志到他家裡研究此稿。他認為林彪提出的“最高最活”、“頂峰”論違反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發展觀，便直言不諱地說：“最高最活，難道還有次高次活嗎?最高最活也不好翻譯呀!頂峰的提法也不科學，難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不再發展了嗎?”
林彪對羅瑞卿的這些話十分不悅，認為羅瑞卿沒有把他放在眼裡，從此更加忌恨他。這也成為林彪誣陷羅瑞卿、指控羅瑞卿反對毛主席的最嚴重的罪狀。
1966年開始的“文革”時期，林彪與“四人幫”對羅瑞卿大搞突然襲擊，編織了連他做夢也沒想到的種種罪名，給他以毀滅性的打擊。由于他對人民、對黨、對毛主席愛得太深，他不能接受強加給他的罪狀，身心陷入不可名狀的痛苦。于是，他想到用自戮的辦法來證明自己的清白。1966年3月18日，他在自己的辦公室給夫人郝治平留下一紙遺言，然後輕輕走上二樓平台，縱身跳下……
但是，羅瑞卿又一次大難不死。失去了左腿的羅瑞卿度過了八年漫長的獄中歲月。
1977年8月，羅瑞卿複任中央軍委常委、軍委秘書長。
1978年8月3日，羅瑞卿在德國波恩作完腿部手術後，因突發心肌梗塞，與世長辭。
羅瑞卿的一生光輝而悲壯。陷害他的人早已折戟沉沙，遺臭萬年，而剛直不阿的大将羅瑞卿留下的是一世芳名。
作者點評
羅瑞卿是我黨我軍優秀的無産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他把自己的一生毫無保留地獻給了黨，獻給了人民，獻給了共産主義事業。
少年時，他就開始探索救國救民之路，一種強烈的欲望驅使他背棄了那個舊式地主家庭，去尋找自己的人生信仰，從而演繹了他光輝、戰鬥的一生。第一次國民革命戰争初期，他就參加了革命學生運動，1926年，加入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1927年在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從事革命活動。在蔣介石叛變革命的危急關頭，他勇敢地向黨組織提出轉為中國共産黨黨員。正是由于他滿懷革命熱情，勇于投身偉大的革命事業，使他找到了正确的人生坐标，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光輝的革命道路，并在長期的革命戰争中建立了卓越功勳。羅瑞卿數十年如一日，鞠躬盡瘁，兢兢業業，把黨的事業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就在他文革時期蒙受巨大的冤屈時，他也絲毫沒有怨恨黨。同樣出于他對黨的忠誠，他不計較個人得失，勇于同林彪反黨集團作鬥争。文革以後，經曆了無數次生死考驗的他并沒有安享晚年，仍然擔起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重擔，重任中央軍委常委、秘書長，并協助鄧小平同志領導軍隊的整頓和撥亂反正工作，為重新确立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羅瑞卿一生中所取得的光輝業績與自身的才能和嚴謹的工作态度是分不開的。少時羅瑞卿進入南充中學學習，每天必到閱覽室讀書，他以強烈的求知欲望努力地讀，認真地思索，孜孜不倦地求得知識，達到忘我的境界。這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性格和精神，為他以後努力從事革命事業打下了良好基礎。即便如此，在以後的革命道路上，他仍沒有忘記學習。在革命戰争時期，一位同志向他請示，驚奇地發現他竟在讀《政治經濟學》。戰争軍務繁忙，至多讀一些報紙、戰報，而他卻在啃大部頭的書。同時，羅瑞卿的求知欲也造就了他嚴謹的工作作風。他在工作上原則性很強，從不遷就任何人，即便是他很熟悉的幹部或很喜歡的幹部。盡管從某種意義上說羅瑞卿是做政治工作出身，但他卻更注重踏實的行動。正因如此，黨中央和毛主席委他以重任：1949年任共和國第一任公安部長，1959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後來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等職。無論做什麼工作，無論在何種領導崗位上，羅瑞卿同志始終保持旺盛的革命熱情，以對革命工作認真負責的精神，孜孜以求，不知疲倦地工作，既講原則，堅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又講團結，注意愛護幹部，深受廣大幹部的喜愛，成為黨和毛主席所期待的那種優秀領導幹部。?他曾往來于一些偉人與重大事件之間，他的經曆大都和中國革命曆史中一些複雜、特殊的現象聯系在一起，但他始終抱着對革命事業負責和樂觀向上的态度，始終沒有忘記自己是無産階級戰士。
作為一個對人民和領袖滿懷忠誠的戰士，羅瑞卿無怨無悔地把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了黨的事業。
人民将永遠緬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