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的證人
火災的危險随時存在，所以一聽到警笛聲，吃早飯的人們急忙起身，把椅子從飯桌旁推開；那些剛起床還正裸着身子刮臉的人也停下來，匆匆抹去臉上的肥皂沫；而那些一直在熟睡的人們則倉促地抓起手邊能摸到的第一件外套。所有的人們都湧向一些地方，企圖搜尋從火災發生地冒出來的第一縷輕煙。
但是誰也沒有看見什麼。
巨大的警笛仍然在急促地響着，人們彙成了長長的人流，那情形如同蟻丘受到攻走後的蟻群。這些人流都湧向了傑布遜商業公司。
在那裡，人們得知大保險櫃的門被弄開了，有人用乙炔噴火器在保險櫃的門上燒了一個鋸齒形的洞。
那天是當月的15日，公司每月發放兩次的職員薪金被盜。這筆巨額錢款是前一天剛從艾文霍國民銀行提出來的。在場的人面面相觑，默然不語。
弗蘭克·伯納爾是公司的礦山廠經理，以鐵腕控制着傑布遜城，他到了之後就負責起現場，并發現了驚人的情況。
公司的守夜人，湯姆·芒森，正躺在後屋的地闆上酣然入睡，酒勁未消。剛安置不到半年的防盜警報器被人用電子裝置設了旁路而失效。這種裝置非常精巧，很顯然，如果這件事是一夥人所為，其中必有一位盜賊是電工專家。
拉爾夫·内斯比特是公司的會計，此刻他一語不發，似乎别有含義。早在一年前，當弗蘭克·伯納爾被任命為公司經理的時候，内斯比特就指出過大保險櫃已經過時。
伯納爾決心在新的工作崗位上大顯身手，于是花錢安裝了一個最新式樣的防盜警報器，并特别雇傭了一位守夜人夜間值班，從而減免了拆除舊保險櫃、安裝新保險櫃的開支。
現在保險櫃裡丢失了100，000美元，弗蘭克·伯納爾得向設在芝加哥的總部辦公室彙報情況，他一想起拉爾夫·内斯比特的備忘錄此時正躺在公司的文件堆裡心裡就忐忑不安，那份備忘錄說那個過時的保險櫃根本不保險。
傑布遜城外不遠處，著名的辯護律師佩裡·梅森正驅車高速行駛在一條山路上。他已計劃好去做一段時間的周末垂釣旅行，但是由于一樁案子的陪審團一直等到午夜才達成了判決，梅森被耽誤了許久才動身。現在已是早晨8點半。
他的釣魚服、釣竿、涉水靴和柳條魚籃都放在汽車後部的行李箱裡。他還穿着剛走出法庭時的衣服，由于開了一夜的車，他急于見到空氣涼爽、松林茂盛的山區。
在峽谷山路上，他拐過一個彎，突然一道耀眼的紅光直射向他，強烈地刺激着他的因長時間開車而疲倦的雙眼。一幅“停車一警察”的牌示攔在路中間。兩個男子站在牌示邊，一位表情嚴厲，手裡拿着30—30來福槍，襯衣上佩有一枚銀色的徽章，另一位是着制服的交通警官。
梅森停下車。
帶徽章的男子是一位行政司法副官，他說：“最好讓我們看一下你的駕駛證，傑布遜城發生了一起大的搶劫案。”
“是嗎？”梅森說，“1小時前我穿過傑布遜城時一切似乎都還很平靜。”
“之後你一直在哪兒？”
“我在一個小加油站停了一會兒，并在一家餐館吃了早飯。”
“讓我們看看你的駕駛證吧。”
梅森把駕駛證遞給了他。
這個男子在準備交還駕駛證的時候又把它看了一遍。“哎呀，”他說，“你就是佩裡·梅森，那個大名鼎鼎的刑事律師啊！”
“不是刑事律師，”梅森耐心地說，“我是辯護律師。有時我替被指控的人辯護。”
“那你來這窮鄉僻壤幹什麼呢？”
“釣魚呀。”
行政司法副官狐疑地看着他：“那麼為什麼沒見你穿釣魚服啊？”
“因為我現在不在釣魚。”梅森笑道。
“你說過要去釣魚的。”
“我還打算，”梅森說，“今天晚上睡覺的。照你的說法，我現在應該穿着睡衣才對。”
行政司法副官蹙了蹙眉，交通警官笑着揮手示意梅森可以走了。
行政司法副官對着駛去的車子點了點頭。“我感覺這有點像活線索，”他說，“隻是從剛才的談話裡我無法确認。”
“沒有什麼線索的。”交通警官說。
行政司法副官還是狐疑不止，後來當一位搶新聞的當地記者問他是否知道什麼轟動消息時，他說他知道。
難怪佩裡·梅森的機要秘書，德拉·斯特裡特，在看到市區報紙的報道時會大吃一驚。報上說，據傳著名的辯護律師佩裡·梅森已受聘為搶劫傑布遜商業公司的嫌疑犯出庭。看來，這一切在梅森的“委托人”被緝拿歸案之前就已經安排就緒了。
第二天下午，佩裡·梅森給他的辦公室撥通了長途電話，德拉說：“我還以為你要去山區度假呢。”
“對呀，怎麼啦？”
“報上說，你将代表搶劫傑布遜商業公司的人出庭。”
“我還沒聽說呢。”梅森說，“在發現搶劫之前我驅車穿過了傑布遜城，然後在一個稍遠的地方停下來吃了早飯，接着被一個路障攔住了。在一個好管閑事的行政司法副官看來，那似乎足以證明我是知情不報的從犯了。”
“嗯，”德拉·斯特裡特說，“他們抓住了一個叫哈維·科爾賓的人，而且他們似乎掌握了對他非常不利的罪證。他們暗示說，有一些神秘的證據一直要等開庭審判時才透露。”
“他就是罪犯嗎？”梅森問。
“警察是這麼認為的。他有過前科，傑布遜城的雇主發現了這一情況之後，就把他攆出了城。那是搶劫發生之前的那一天夜裡。”
“情況就這樣，是嗎？”
“哦，還有，你知道，傑布遜是個單工業城。這家公司擁有這裡所有的房産，這些房産是出租給公司職員的。我覺得他們通知了科爾賓的妻子和女兒可以繼續住下去，直到科爾賓在新的地方安頓下來為止，但是他本人必須立即離開城裡。你對此不感興趣嗎？”
“對，我一點也不感興趣。”梅森說，“但是我開車回來時将穿過傑布遜城，并且可能要逗留一陣，聽一些花邊新聞，這一點除外。”
“别，”警告說，“這位叫科爾賓的男子是個十足的受冤者，你知道你會如何對待受冤者的。”
她的聲音使得佩裡懷疑起來：“沒有人找你談過嗎，德拉？”
“哦，”她說，“從某種意義上說有。科爾賓夫人從報上得知你将代表她丈夫出庭後欣喜萬分。看來她認為她丈夫被牽連進此案是不公平的。她對他的前科一無所知，但因深愛他而甘願做他的後盾。”
“你和她談過了嗎？”梅森問。
“談過幾次，我試着用委婉的方式告訴她。我跟她說，那或許隻是一篇新聞報導罷了。你瞧，頭兒，他們剝奪了科爾賓的公民權。他們從他妻子那裡拿走了一些錢作為證據，說這些錢是贓物的一部分。”
“那麼現在她一無所有了嗎？”
“對，一無所有。科爾賓留給她40美元，而他們卻全把它拿走了做證據。”
“今晚我要連夜開車，”他說，“告訴她我明天趕回來。”
“我一度很為此事犯愁，”德拉·斯特裡特說，“你幹嘛要打電話回來？為什麼不好好呆在那兒釣魚？又為什麼讓你的名字出現在報上？”
梅森笑着把電話挂了。
保羅·德雷克，德雷克偵探事務所的一名偵探，走進了梅森的辦公室，坐到大椅子上，說：“佩裡，你遇到棘手的事了。”
“怎麼了，保羅？難道你在傑布遜城的偵探工作沒有眉目嗎？”
“有，但我們的所得卻并非你的所盼，佩裡。”德雷克解釋說。
“怎麼回事？”
“你的委托人有罪。”
“接着說下去。”梅森說。
“他留給妻子的錢正是保險櫃裡被盜贓物的一部分。”
“他們怎麼知道那就是失竊的錢款？”梅森問道。
德雷克從口袋裡掏出筆記本說道：“大體情況是這樣的：工廠經理治理着整個傑布遜城。沒有任何私人财産。這裡的一切都由傑布遜公司掌管着。”
“連一個小行當也沒有？”
德雷克搖了搖頭：“除非你把拾垃圾也算在内。沿着峽谷5英裡的地方住着一個老頭，他有一個養豬場，還常撿垃圾。他應該收藏着他曾經掙得的第一枚5分鎳市。他常把錢放在罐子裡埋起來，因為這一帶沒有比離艾文霍城更近的銀行了。”
“盜竊是怎麼發生的？盜賊們一定是躲在乙炔燃料箱裡混進來的，然後……”
“他們是在公司倉庫外遇到燃料箱的。”德雷克說，然後他接着說：“芒森，那個守夜人喜歡在午夜前後喝上一大口威士忌。他說酒可以幫他提神。當然了，他是不該喝酒的，而且也不該讓人知道，但是的确有人知道了這事兒。他們在他喝的威士忌酒裡放了蒙藥。所以當守夜人像往常一樣喝上一大口，上床之後就睡死了。”
“有什麼證據指控科爾賓？”梅森問。
“科爾賓有過這方面的前科。公司規定禁止雇傭有犯罪記錄的人，科爾賓靠隐瞞他的過去才獲得了一份工作。經理弗蘭克·伯納爾發現了這一情況，在發生盜竊的當天晚上8點左右派人叫來了科爾賓，命他離開城裡。伯納爾同意科爾賓的妻子和孩子一直住下去，直到科爾賓在另一個城市有新的落腳地。科爾賓上午退了職，後來給了妻子那些錢，而那些錢恰好是所盜款項的一部分。”
“他們怎麼知道的？”梅森問道。
“有一點我不太清楚。”德雷克說，“伯納爾這個家夥聰明絕頂，而且傳聞說他能證實科爾賓的錢就是保險櫃裡的錢。”
德雷克停了半晌，接着說：“正如我剛才所說，距離最近的銀行在艾文霍城，公司每月以現金發放兩次薪水。出納拉爾夫·内斯比特想安裝一個新保險櫃，但是伯納爾拒絕批準這項費用。因此公司要求伯納爾和内斯比特回到芝加哥總部辦公室彙報情況。有謠言說上面要炒伯納爾的鱿魚，而代之以内斯比特。公司的一些董事對伯納爾不悅，這次可是天賜良機。他們發現了内斯比特的那份指出舊保險櫃已經過時的報告，而伯納爾壓根兒就沒按報告行事。”他歎了口氣。問道：“什麼時候開審，佩裡？”
“預審安排在星期五上午。我倒要看看他們對科爾賓究竟掌握了什麼證據。”
“他們已做好了充分的準備等着與你交鋒。”保羅·德雷克提醒說，“你最好小心點，佩裡。那個地方檢查官有錦囊妙計，可能會讓你猝不及的。”
盡管已做了很久的公訴人，艾文霍縣的地方檢察官弗農·弗拉什爾在被請去和佩裡·梅森針鋒相對時還是顯得有些緊張，但是緊張背後他也有些胸有成竹。
哈斯韋爾法官意識到他已成為公衆的注視對象，所以嚴格秉章行事，以緻于有些矯揉造作。
但是使佩裡·梅森惱火的卻是公衆的态度。他覺得在他們看來，他根本不是打算捍衛委托人利益的律師，而是惡魔般的法律魔術師。保險櫃被盜震驚了整個社區，人們雖然沒有說出口，但卻堅定地認為這一次耍任何法律伎倆對梅森都将無濟于事。
弗農·弗拉什爾沒有将他的驚人的證據當做快速了結此案的壓軸戲，而是一開始就把它派上了用場。
弗蘭克·伯納爾以見證人的身份描述了保險櫃的位置，确認了幾張照片，然後身體向後靠了靠，地方檢察官突然發話：“你有理由認為保險櫃已經過時了嗎？”
“是的，先生。”
“你的同事拉爾夫·内斯比特先生曾向你反映過這個情況嗎？”
“是的，先生。”
“那麼對此你采取了什麼措施？”
“你是想盤問你自己的證人嗎？”梅森有點驚奇。
“讓他回答問題，你會明白的。”弗拉什爾嚴厲地說。
“說吧，回答他的問題。”梅森對證人說。
伯納爾換了個較舒服的姿勢：“我做了3件事，以保證職員薪金的安全，節省拆裝保險櫃的高額費用。”
“哪3件事？”
“我專門雇傭了一名守夜人，安裝了所能買到的最好的防盜警報器，此外還安排艾文霍國民銀行為我們編制了職員工資表，并記錄每份薪金中每張20美元鈔票的号碼。”
梅森突然坐直了。
弗拉什爾得意洋洋地瞥了他一眼。“伯納爾先生，你是想讓法庭認為你掌握着15日待發的薪金的鈔票号碼嗎？”他不禁沾沾自喜地說。
“是的，先生。但不是全部，你知道。那太費時間了。不過我有所有面值是20美元的鈔票的号碼。”
“那麼是誰登記的那些号碼？”檢查官問。
“銀行。”
“你帶了那份号碼單子嗎？”
“是的，我帶了，先生。”伯納爾拿出了一份單子，“我認為，”他冷冷地看了内斯比特一眼說，“這些預防措施比起安裝一個新保險櫃要來得便宜。”
“我提議将這份單子收為證據。”弗拉什爾說。
“稍候，”梅森反對說，“我有些問題。你說這份單子不是你寫的，對不對，伯納爾先生？”
“是的，先生。”
“你知道是誰的手筆嗎？”梅森問道。
“是艾文霍國民銀行的助理出納的手筆。”
“哎呀，好的。”弗拉什爾說，“如果必要的話，麻煩一點也不算什麼。退出證人席，伯納爾先生，我要叫助理出納上來。”
艾文霍銀行的助理出納哈裡·裡迪有一台計算器，習慣性地顯得很有信心。他确認了号碼單為他所寫。他說他登記了所有20美元鈔票的号碼，将号碼單裝入一張信封，信封随後封好，随同工資表上的錢款一道呈送上去了。
“開始提問吧。”弗拉什爾說。
梅森審閱了一下号碼單。“這些号碼都是你寫的嗎？”他向裡迪問道。
“是的，先生。”
“你親自将所寫的号碼和那些面值為20美元的鈔票的号碼核對了嗎？”
“不是的，先生。我沒有親自動手。是由兩個助手核對的，一個邊念邊核對，另一個像我一樣把它們登記下來。”
“那些薪金大概有10萬美元，每月發放兩次，對嗎？”
“是的。自伯納爾先生上任以來，我們一直采用這種方法來确認薪金的發放。沒有嘗試過以數字順序排列鈔票。對于鈔票上面的系列号碼，我們隻是簡單地念一念，抄下來。除非發生搶劫，這樣就足夠了。如果真的發生搶劫事件，我們可以将号碼重新進行歸類并按數字順序進行排列。”
“這些号碼都是你寫的——每一個都是？”
“是的，先生。不僅如此，你還會發現每頁的底端都有我的首字母簽名。”
“沒有問題了。”梅森說。
“現在我再次提議将這份單子收為證據。”弗拉什爾說。
“同意。”哈斯韋爾法官裁決道。
“我的下一位證人是縣治安官查爾斯·奧斯瓦爾德。”地方檢查官宣布說。
縣治安官是個舉止文雅的瘦高個兒，他走上證人席。“你認識本案的被告科爾賓嗎？”地方檢察官問道。
“我認識他。”
“你認識他的妻子嗎？”
“是的，先生。”
“好，本月15日的早晨，即傑布遜商業公司發生搶劫的那天早晨，你和科爾賓夫人談過話沒有？”
“是的，先生。談過。”
“你問了她關于她丈夫頭一天晚上的活動嗎？”
“等一會兒，”梅森插道，“我反對這種提問，因為縣治安官和科爾賓夫人的任何談話都不可以用來反對被告科爾賓。另外，在此情形下妻子是不能作證反對丈夫的。因此，她所說的任何話都是對此條規則的間接違反。而且，我反對還因為這個問題牽涉到傳聞證據。”
哈斯韋爾法官看起來在沉思，然後說：“我覺得梅森先生似乎是對的。”
“這麼說吧，縣治安官先生，”地方檢察官說，“你15日早晨是否從科爾賓夫人那兒拿走一些錢？”
“反對，因為這一點無效、無關、也不重要。”梅森說。
“閣下，”弗拉什爾變得急躁起來，說，“這是我方陳述之關鍵所在。我們建議來證明被盜的20美元鈔票中有兩張在科爾賓夫人手裡。”
梅森說：“除非指控能證實紙鈔是科爾賓夫人的丈夫給她的，否則該證據無效。”
“情況正是如此，”弗拉什爾說。“那些鈔票恰恰是被告給她的。”
“你怎麼知道的？”梅森問。
“她告訴縣治安官的。”
“那是傳聞證據。”梅森厲聲說。
哈斯韋爾法官坐不住了：“看來情形有些特别了。你不能把他妻子算作證人，而且我也認為她和縣治安官說的話作為證據無效。”
“好的。”弗拉什爾有些孤注一擲了，“在這種情況下，閣下，我們有夫妻共同财産法。錢現在在科爾賓夫人手中，既然她是被告的妻子，它就是夫妻共同财産，因此，它也部分地屬于他。”
“嗯，好的，”哈斯韋爾法官說，“我想我可以同意你的說法。你呈上那些20美元的鈔票，我将駁回被告方面的反對。”
“把那些面值20美元的鈔票拿過來，縣治安官。”弗拉什爾得意洋洋地說。
鈔票被拿了過來，收為證據。
“開始提問吧。”弗拉什爾草草地說。
“對這位證人我沒有問題。”梅森說，“不過我有一些問題要請教伯納爾先生。你讓他退出證入席以便呈遞那份銀行的号碼單子，使得我沒有機會對他進行提問。”
“對不起，”弗拉什爾說，“請回到證人席，伯納爾先生。”
由于那些20美元的鈔票已被确鑿地收為證據，他的口氣顯得格外彬彬有禮。
梅森說：“這份作為證據的号碼單子是用艾文霍國民銀行的信箋信封寫的嗎？”
“是這樣的，先生。”
“它有好幾頁，而且在結尾處還有助理出納的簽名？”
“是的，先生。”
“每頁都有助理出納的首字母簽名？”
“沒錯，先生。”
“這就是你所設計的防止公司的薪金遭搶的方案嗎？”
“不是防止公司的薪金遭搶，梅森先生，而是幫助我們在發生搶劫的情況下追回款項。”
“這就是你針對内斯比特先生說保險櫃已過時的異議所制訂的方案？”
“是的，是我方案的一部分。可以說在我上任以前，内斯比特先生的異議從未有人提過。當時我覺得他是在拆我的台，他企圖讓我的管理部門達不到預期的純赢利目标，以置我于難堪境地。”伯納爾緊閉了一下雙唇，然後補充說：“我認為内斯比特先生對經理之職觊觎已久。他深感沮喪。我想他現在還仍抱着當經理的念頭。”
法庭的觀衆席上，拉爾夫·内斯比特對伯納爾怒目而視。
“14号晚上你和被告有過一次談話，是嗎？”梅森問伯納爾。
“是的，先生。談過一次。”
“你告訴他，出于你認為充足的理由你将立即解雇他，并且讓他馬上離開公司駐地，對不對？”
“對，先生。我是那樣跟他說的。”
“那麼你是以現金付給他工資的嗎？”
“是内斯比特先生從保險櫃的小現金抽屜裡取出錢付給他的，當時我在場。”
“那麼，作為其應得工資的一部分，科爾賓接收的會不會就是剛才收做證據的那兩張20美元的鈔票呢？”
伯納爾搖了搖頭。“我想過這種情況，”他說，“但是那不可能。當時我們根本無法得到那些鈔票。職員薪金從銀行裡提出來時是密封在一隻袋子裡的。那兩張20美元鈔票就在其中。”
“那麼20美元鈔票的号碼單子呢？”
“在一個信封裡。錢放在保險櫃裡。我把号碼單鎖進了我的桌子。”
“你能發誓，你和内斯比特先生14日晚上都沒有碰過這兩張20美元的鈔票嗎？”
“是的。”
“提問完畢，”梅森說，“沒有别的問題了。”
“現在我要請拉爾夫·内斯比特上證人席，”地方檢察官弗拉什爾說，“我想确鑿地确定這些事情發生的時間，閣下。”
“很好，”哈斯韋爾法官說，“内斯比特先生，請上來。”
拉爾夫·内斯比特，在回答完例行的預備問題之後，坐到了證人椅子上。
“本月14日，被告哈維·科爾賓和弗蘭克·伯納爾談話時你在場嗎？”地方檢察官問道。
“是的，我在場，先生。”
“談話是在什麼時候？”
“大約晚上8點。”
“那麼，姑且撇開談話的細節，我想問你，談話的基本意思是不是解雇被告并令他離開公司？”
“是的，先生。”
“他拿到應得的錢了嗎？”
“是的，先生。他拿到了現金。是我親手從保險櫃裡取給他的。”
“當時工資表上的薪金在哪兒？”
“在保險櫃隔間中的密封袋子裡。作為出納，我拿着那個隔間的唯一一把鑰匙。那天下午的早些時候，我去艾文霍城提取了裝在密封袋裡的錢以及内有鈔票号碼單的信封。我親自把錢袋鎖進保險櫃的。”
“那麼鈔票号碼單呢？”
“伯納爾先生将它鎖到他的桌子裡去了。”
“請提問。”弗拉什爾說。
“沒有問題。”梅森說。
“那就是我方的陳述，閣下。”弗拉什爾說道。
“能給幾分鐘讓我們内部讨論一下嗎？”梅森問哈斯韋爾法官。
“好的，盡量快一些。”法官同意了請求。
梅森轉向保羅·德雷克和德拉·斯特裡特：“哦，你瞧，鐵證如山了，佩裡。”
“你還要叫被告上來嗎？”德拉·斯特裡特詢問道。
梅森搖了搖頭：“那無異于自投羅網。他以前曾被定過罪，而且依照法律，若一方在直接訊問時提及某次談話的一部分，對方則可将其全部兜出來。科爾賓被解雇的那次談話說明他隐瞞了過去的記錄，而我肯定他說了謊話。”
“而且他現在還在撒謊，”德雷克說，“在這個案子上你栽跟頭了。我看你還是識時務者為俊傑，先認輸，然後再看看能和弗拉什爾達成什麼體面的交易。”
“可能不會有什麼交易，”梅森說，“弗拉什爾一心想獲得擊敗我的名聲——等一會兒，保羅。我自有辦法。”
梅森突然轉過身，走過去并站好姿勢，背對着濟濟一堂的審判室。
“準備好了嗎？”法官問。
梅森轉來：“我已準備就緒，閣下。這裡有一位證人，我想讓他上來。我要求發出傳票傳喚那位證人。我想讓他帶來一些他持有的文件。”
“證人是誰？是什麼樣的文件？”法官問。
梅森快速走向保羅·德雷克：“那個揀垃圾并藏有他曾掙得的第一枚5分鎳市的人叫什麼來着？”
“叫喬治·阿迪。”
律師轉向法官：“我的證人是喬治·阿迪，我想讓他帶上法庭的文件是在過去60天裡他所收到的、面值為20美元的鈔票。”
“閣下，”弗拉什爾抗議說，“這是肆無忌憚的不法行為，是對法律的嘲諷，是對法庭的戲弄。”
梅森說：“我向閣下擔保，我認為此證人和他的文件至關重要。如果必要，對此我願意立下宣誓書。作為被告的律師，我是否可以指出，如果法庭拒絕批準傳喚，那将是剝奪被告應有的法律訴訟程序。”
“我将發出傳票。”哈斯韋爾法官不耐煩地說，“為你自己考慮，梅森先生，證詞最好不要走題。”
喬治·阿迪，留着短髭，義憤填膺地高舉着右手準備宣誓，他對佩裡·梅森怒目圓睜。
“阿迪先生，”梅森說，“你是不是簽約負責從傑布遜城拾撿垃圾？”
“是的。”
“你拾垃圾有多久了？”
“5年多了，我想告訴你……”
哈斯韋爾法官用木槌砰砰地敲打桌面：“證人回答問題，不許插嘴評頭論足。”
“我他媽的喜歡說啥就說啥。”阿迪說。
“那好，”法官說，“你想因蔑視法庭而錠铛入獄嗎，阿迪先生？”
“我不想蹲監獄，可我……？”
“那麼你該記住應尊重法庭，”法官說，“下面你在那兒坐好回答問題。這裡是法庭，你是作為一名公民出現在法庭上的，而我的身份是法官，我的職責是要讓法庭得到應有的尊重。”法官憤怒地看着證人，法庭内一片寂靜。“好啦，繼續吧，梅森先生。”哈斯韋爾法官說。
梅森說：“在本月15日之前的30天裡，你有沒有在任何銀行裡存過錢？”
“沒有。”
“你是否随身帶着在過去60天内所得的、所有面值是20美元的鈔票嗎？”
“帶着呢，我覺得這麼做等于是在勾引壞人來搶我。”
哈斯韋爾法官又用木槌砰砰地敲打桌子：“證人若再次做任何此類評論，将因蔑視法庭而受到課刑。阿迪先生，現在把那些20美元的鈔票交出來，放到這裡的書記員的桌子上。”
阿迪嘟哝着将一卷20美元的鈔票猛地放到書記員面前的桌子上。
“現在，”梅森說，“我将需要一些書記員的協助。我想讓我的秘書斯特裡特小姐和法庭書記員幫我核對這些鈔票上的号碼。我随意抽取幾張。”
梅森從中取出3張，說：“我将請我的助手來核對已被收為證據的鈔票号碼單。我手上拿的是一張20美元的鈔票，号碼是H7083274A。這張鈔票在不在單子上？我拿的下一張鈔票的号碼是L07579190A，哪一張在單子上？”
法庭裡鴉雀無聲。突然德拉·斯特裡特說：“是的。有一張鈔票在單子上——号碼是L07579190A，在号碼單的第八頁上。”
“什麼？”公訴人嚷道。
“一點不錯，”梅森笑着說，“照此說法，若僅僅因為某人持有本月15日被盜的錢就指控他，為什麼不指控這位叫喬治·阿迪的證人呢，地方檢察官先生。”
阿迪一下子從證人席上跳了起來，在梅森面前揮舞着拳頭。“你胡說八道！”他叫嚷道，“我要不是在15日之前換了這些錢的話，根本就沒有這些20美元的鈔票，是公司的出納把我的錢換成20元的，因為我喜歡大票子。我把它們放進罐子裡埋起來。我還在罐子的另一面寫上了日期。”
“号碼單在這兒，”梅森說，“自己看看吧。”
法官和觀衆在等着結果，整個法庭裡彌散着緊張的氣氛，一片寂靜。
“我恐怕搞糊塗了，梅森先生。”哈斯韋爾法官過了一會兒說。
“我看很簡單，”梅森說，“現在我提議法庭休庭1小時，将剩下的鈔票和号碼單進行核對。我想地方檢察官可能會感到驚訝的。”
接着梅森坐了下來，開始往公文包裡收拾文件。
德拉·斯特裡特、保羅·德雷克和佩裡·梅森坐在艾文霍旅館的休息室裡。
“你打算什麼時候才告訴我們呢？”德拉·斯特裡特狠狠地問：“不然要我們拆了你的骨頭？那個垃圾工怎麼會有……”
“等等，”梅森說，“我想我們快有結果了。瞧，尊敬的地方檢察官弗農·弗拉什爾向這邊來了，還有哈斯韋爾法官陪着呢。”
這兩個人大步流星地朝梅森一群人走過來，冷漠地向他們鞠了個躬。
梅森起身相迎。
哈斯韋爾法官操着娴熟的在法庭裡慣用的聲音說：“形勢變得非常令人遺憾。看來弗蘭克·伯納爾先生已經——嗯——”
“已經在什麼地方被拘留了。”弗農·弗拉什爾說。
“失蹤了，”哈斯韋爾法官說，“他不見了。”
“在我的意料之中。”梅森說。
“那麼勞駕你能告訴我你向他施加了什麼壓力使得他……”
“等一等，法官，”梅森說，“我向他施加的唯一壓力就是盤問他。”
“你當時就已經知道了那些号碼單的日期有問題嗎？”
“日期沒有問題。在找到伯納爾之後，我相信你一定會發現他故意篡改了什麼。他經濟拮據，而且知道可能要被降職。他迫切需要10萬美元的現金。這次盜竊，确切地說是盜用公款，很明顯是蓄謀已久的。他得知科爾賓有過犯罪的記錄，他做好安排，讓銀行提供了這些鈔票号碼單。他安裝了一個防盜警報器，因而自然也就知道如何使其失效。他雇傭了一名他知道有些貪杯的守夜人。他隻需選擇恰當的時機來實現他的陰謀就可以了。他解雇了科爾賓，然後付給他一些鈔票，而這些鈔票則由銀行記錄在本月1日所發工資的鈔票号碼單的第八頁上。然後他把15日工資号碼單的第八頁在送交警察局之前取下來，而代之以本月1日工資号碼單的第八頁。就這麼簡單。接着他向守夜人的威士忌酒裡下了藥，帶了一隻乙炔噴火器，燒開保險櫃的門，取走了所有的錢。”
梅森停了一下，又繼續說：“我的委托人告訴我他從内斯比特手裡接過這些錢，而内斯比特是從保險櫃的小現金抽屜裡取出錢的。他跟縣治安官也是這麼說的，我碰巧是唯一相信他的人。閣下，有時候相信一個人，哪怕他曾犯過前科也是值得的。假設我的委托人是清白的，我确信伯納爾和内斯比特其中必有一人有罪。後來我發現隻有伯納爾保管着以前的鈔票号碼單子。
“作為公司職員，伯納爾在本月1日也領了薪水。他看了工資袋裡那些20美元鈔票的号碼，發現它們列在1日的工資冊的第八頁上。伯納爾隻需抽出小現金抽屜裡的那些20美元的鈔票，而換之以他自己工資袋裡的錢，叫來科爾賓，然後解雇他。他的圈套就這樣設好了。通過把阿迪帶上法庭以證實我的觀點，我讓他知道我已掌握了他的所作所為。然後我請求休庭，那是給他個溜走的機會。你知道，逃跑是可以用來證明有罪的。這對地方檢察官來說是一種職業性的恩惠，因為當伯納爾被捕時，這将對他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