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我的“秦學”研究

                ——答上海《城市導報》記者黃準新問

        問：您的《畫梁春盡落香塵——解讀〈紅樓夢〉》一書被有的傳媒稱之為“秦學”，又作為“作家加盟‘紅學’”的一個範例。您本人是怎麼看待的？學者型作家或作家學者化是不是一種必然？

        答：我自十多年前，就從秦可卿這個人物入手，對《紅樓夢》進行研究。我的研究基本上屬于探佚的範疇。我的主要成果是：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廢太子胤礽的女兒，也就是在乾隆四年發生的“弘皙逆案”的主謀弘皙的妹妹。“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所說的“三春”不是指三個人，而是指乾隆元年至三年的三個春天，那是曹家熬過雍正朝的寒冬後中興複蘇的三年好日子，《紅樓夢》從十八回後半至五十三回就濃墨重彩地寫了乾隆元年的事情，五十四回到六十九回寫的“乾二”，七十回到八十回都寫的“乾三”；但沒想到這三年過去即卷入了“弘皙逆案”，導緻了“家亡人散各奔騰”的毀滅。所佚的八十回後的《紅樓夢》，所寫的應該就是“乾四”後“樹倒猢狲散”的局面，而絕不會是高鹗所續的那一套。我新出的《畫梁春盡落香塵——解讀〈紅樓夢〉》一書，集中體現出了“秦學”研究的成果。至于“學者型作家”或“作家學者化”一類的問題，不在我思考的範疇中。我研究《紅樓夢》并不是想把自己“化”為“學者”，我以為“紅學”是一個公衆共享的話語空間，不是什麼機構或哪個“專家”“權威”可以壟斷的。沒有“作家”“學者”頭銜的人，隻要有心得，在“紅學”領域都有天賦的發言權。

        問：您的探佚小說《秦可卿之死》中的悲劇人物秦可卿是哀豔的，您寫她，包括寫賈珍，文筆都很人性化，可不可以這樣說：“命運和人性”是您這作品的主題？您說您寫的是“學術小說”，寫小說和做學問會不會成為一種矛盾？

        答：命運和人性，确實是我小說創作最關注的東西，也不獨是寫“‘紅學’探佚小說”如此。“學術小說”應該是小說創作中的一個獨特品種，它與一般的虛構小說是有區别的，我的《秦可卿之死》、《賈元春之死》、《妙玉之死》都嚴格地做到：人物、情節、細節或者有《紅樓夢》前八十回的正文依據，或有脂硯齋批語的依據，或有我的正式探佚論文的成果為依據，本來應該在小說後列注一一指明，考慮到對一般讀者來說會覺得煩瑣，影響順暢閱讀，才沒附詳注，但都在後面有概括的說明。對于我來說，寫小說和研“紅”不僅沒有什麼龃龉之處，倒有魚遊春水之樂。

        問：可不可以結合您的經曆談談《紅樓夢》對您的影響？

        答：我這人其實是很孤僻的。内心很豐富，但不擅為人處世。但人在社會中，尤其是處于當代中國社會，個體生命無法也不應該完全脫離他人、群體與社會，所以，一方面要适應社會，盡量使自己對社會有益，另一方面則要努力地守住自我，尋求生存的詩意。我從少年時代就接觸《紅樓夢》，讀了幾十年，不敢說已經讀懂、讀通，但我覺得一進入曹雪芹《紅樓夢》前八十回（嚴格來說是一至七十八回，更嚴格地說，去掉可疑的六十四、六十七兩回，是七十六回）的文本，心靈就獲得極大的慰藉。把《紅樓夢》簡單地看成是一部“反封建的愛情小說”是不對的，它其實是一部寫個體生命在時代、社會、家族、他人的錯綜糾葛中，如何執拗地追求詩意生存的偉著。全書籠罩在“雙懸日月照乾坤”的“日”“月”兩個政治利益集團大決戰前夕的政治陰霾裡，賈寶玉的被笞，其實質是“日”集團的忠順王與“月”集團的北靜王的對抗，折射到了對蔣玉菡的争奪，證據顯示在茜香羅上，這影響到賈政的政治前途和整個家族的安危，驚心動魄，生死交關，賈寶玉對此也不是渾噩無知，但他卻還是不顧一切地去追求體現在青春女性和靈性男子身上的詩意美。遠離名利場，親近自然美，這是我目前得到《紅樓夢》啟發後所選擇的生活方式。

        問：在您看來，《紅樓夢》對今人有怎樣的啟發和意義？

        答：守住你的個性。如果做不到詩意地生存，至少要盡可能捕捉、享受生活中的詩意。多跟水質的人親近，對泥質的人即使不可能杜絕來往也要提高警惕盡量不受其污染。當然不止于此。

        問：在諸多“紅學”的研究評論成果中，您本人比較欣賞哪一派？

        答：周汝昌先生的研究我最佩服。這不是從“派”出發。周先生自是一派。他在“曹學”“脂學”“版本學”“探佚學”等“紅學”分支上都有碩果累累的學術成就。最近我又讀到作家出版社剛給他出的《紅樓奪目紅》一書，這可是緊扣《紅樓夢》文本、細摳其文脈語言的一部著作，寫得潇灑自如，學問、見地令人如登山陰道，創見、憬悟層出不窮，且能深入淺出，做到了雅俗共賞。當然我最佩服他的是，一方面他充滿學術自信，另一方面則總是真誠地表示那僅是他的一家之言，歡迎批評指正，尤喜切磋讨論，這是非常可貴的學術襟懷。

        問：您研究《紅樓夢》是否也經曆了一個過程？

        答：當然。我把自己的研“紅”心得發表出來，從十多年前就開始了，而且出了三本内容不斷更新發展的書——《秦可卿之死》、《紅樓三钗之謎》、《畫梁春盡落香塵——解讀〈紅樓夢〉》，我的研究得到前輩周汝昌先生的熱情鼓勵與細心指導，也得到像陳诏先生那樣的通家的善意批評，當然更有許多讀者的支持，以及傳媒的關注。２０００年我更得到英國英中文化協會和倫敦大學的邀請，去倫敦作了兩場關于《紅樓夢》的演講。我當然還隻是一個“紅學”的票友，不過我已形成了自己的研“紅”軌迹，“秦學”的提法應該說是水到渠成，可以批評甚至批判，但不可以對我的研“紅”軌迹、我的主要論著看都不看，翻都不翻，一聽就煩，斥之曰：“完全是外行話！”“有點什麼就馬上拿出來到處說，不是研究學問的态度。”（見２００３年９月２日《北京晨報》）這樣的“專家”我隻能說他毋乃太“專斷”，難道惟有被他認可的人才能“入行”嗎？哪個天皇老子給了他這種“欽點”的特權？我已積十多年研究，文章已經很不少，怎麼會是“有點”而且“馬上”？可喜的是，眼下的世道已然不是文化專制的格局，所以我的“秦學”研究也就還有一定的話語空間，封殺不了，禁絕不得。

        問：接下來，您還将對《紅樓夢》作哪一些探索？您有否續八十回後的打算？

        答：對八十回後的探佚當然是我最重視的課題。但以“曹體”來續八十回後，我還沒有那樣的能力。不過我的“秦學”是從曹家與康熙兩立兩廢的太子胤礽及他的兒子弘皙（即康熙的皇孫）的榮枯與共的關系入手，來研究曹雪芹的身世、創作環境、創作心理，并探究這一重大政治、社會、家族變故在書中的投影，對此我積累的研究成果已經不少，悟出的東西

        也越來越多，因此，我正醞釀利用這些素材來寫一部長篇小說。我已經發表的長篇學術随筆《帳殿夜警》，實際上已具有這部長篇小說的提綱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