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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夏天，因諾肯季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郁悶。他很少和父親說話，要說也是咕哝一下或“嗯”的一聲。對伊利亞·伊裡奇來說，面對兒子就是非常尴尬的事——他總結其中原因，主要是因諾肯季葉和自己當年這個年紀時一樣，一心要躲在單純而隐秘的世界裡。每當想到這些，他心裡又覺得害怕，又覺得可憐。比奇科夫校長的房間：斜斜照入的陽光裡微塵飛舞，陽光照亮一張小桌子，那是校長親手制作、親手油漆的，還親手在上面做了燙花圖案。桌上天鵝絨的鏡框裡有一張他妻子的照片——那麼年輕，穿一件漂亮的裙子，披一件細長的披肩，束一條緊身的腰帶，長着一張迷人的橢圓形臉蛋（這個臉型正符合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女性美的觀念）。照片旁邊有一方水晶鎮紙，内嵌珍珠母貝做的克裡米亞風景圖，還有一塊小公雞形狀的擦筆布。牆上方，兩扇窗子之間，有一幅列夫·托爾斯泰的肖像，上面用極小的字體印着他寫的一篇故事全文。因諾肯季葉睡在隔壁小房間的皮革沙發上。在戶外度過了漫長的一天，他睡得很香。不過有時候也會遇上色情夢境，興奮之下醒了過來，有好幾次緊張得不敢亂動，隻能繼續靜靜地躺着。
                  早上，他總是去樹林裡，腋下夾本醫學書，雙手插在白色俄式外套的一圈流蘇下面。他學着左翼分子的風格把學生帽斜戴在頭上，這樣他棕色的頭發卷就垂下來遮住不平整的前額。他的雙眉總是緊鎖，挽成一個死結。要是他嘴唇再薄一點的話，他還算得上英俊。一進入樹林，因諾肯季葉就坐在一截粗壯的桦木樹幹上。這棵樹不久前被雷電擊倒，現在碰一下滿樹枝葉仍然晃動。他點起一支香煙，拿書堵住了螞蟻匆忙爬過來的道路，陷入了憂傷的沉思之中。他是個孤僻、敏感、易于沖動的年輕人，對社會問題極其敏感。他厭惡戈杜諾夫鄉村生活的整個環境，比如那些幹粗活的人——“幹粗活的人”，他重複了一下這個詞，随即厭惡地皺了皺他那肉乎乎的鼻子。他把那位胖車夫也劃分到這一類人當中。車夫滿臉雀斑，穿着燈芯絨制服，打着橙棕色裹腿，漿挺的衣領緊緊裹着紅褐色的脖子。每當他在車棚裡支起那同樣令人厭惡的紅色皮革敞篷時，他的脖子就漲得發紫。還有那位花白絡腮胡子的老仆人，他的工作就是割掉那些剛出生的獵狐狗的尾巴。還有那位經常昂首闊步地穿過村子的英語教師，他總是不戴帽子，穿着雨衣和白色褲子——村子裡的男孩們都诙諧地将之稱為穿着襯褲、不戴帽子的宗教遊行。還有那些鄉下女孩，她們的任務是在園丁的監督下，每天早晨給莊園裡的道路清除雜草。那個園丁穿件粉紅色襯衫，背有點駝，耳朵也聾了，每天傍晚收工時，他都會帶着異樣的熱忱與悠久的虔誠把門廊旁的沙子打掃幹淨。因諾肯季葉仍舊将書夾在腋下——這樣他就不能交叉雙臂了。他平時喜歡抱起雙臂來，斜靠在公園裡的樹上，悶悶不樂地思索各種各樣的事情，比如那依然靜寂的白色莊園閃亮的屋頂。
                  那年夏天他第一次看見他們是在五月底（舊曆），從一個小山包上往下看到的。山腳下蜿蜒盤旋的路上過來一群人馬：最前面的是塔尼娅，像個男孩似的騎在一匹神采奕奕的棗紅馬上；後面緊跟着的是戈杜諾夫——切爾登采夫伯爵，其貌不揚的他騎着一匹矮小得出奇的鼠灰色的馬；他們後面是一個穿着長褲的英國人；再後面是某個表親；最後面的是塔尼娅的弟弟，一個十三歲左右的男孩。小男孩突然縱身策馬，一路越過其他人，向前面斜坡上的村莊疾馳而去，雙肘像賽馬師一樣來回運動。
                  之後他又偶然遇見過他們幾次，終于——好吧，我們就從這裡開始吧。準備好了嗎？那是六月中旬的一個大熱天——
                  那是六月中旬的一個大熱天，割草的人們正沿着通往莊園的道路兩旁勞作，他們的襯衫時而搭在右肩上，時而搭在左肩上，很有節奏。“願上帝幫助你們！”伊利亞·伊裡奇按照過路人行禮的慣例向正在幹活的人打招呼。他戴着他最好的那頂草帽，抱着一束淡紫色的沼澤蘭。因諾肯季葉一言不發地跟在一邊，嘴巴張得圓圓的（他一邊嗑葵花籽，一邊津津有味地嚼着）。他倆快到莊園了。網球場一頭，有個侏儒聾園丁，穿着粉紅色衣服，圍着工作裙，正在往桶裡浸泡一把刷子。他深深彎下腰去，一邊向後倒退，一邊在地上拖出一條粗粗的奶油色線。“願上帝幫助你！”伊利亞·伊裡奇走過去時說道。
                  莊園裡的林蔭大道上擺着一張桌子，俄羅斯的陽光在桌布上灑下斑駁的影子。女管家披着披肩，又直又硬的頭發往後梳得整整齊齊。男仆端來巧克力，她正舀出來分放在深藍色的杯子裡。從近處看來，伯爵的容貌和年紀相稱：淡黃色的胡子中有幾绺已經發白，皺紋也從眼角到鬓角呈扇形散開。他一隻腳搭在花園長凳上，引逗着一隻獵狐狗跳躍。那隻狗不僅跳得很高，夠得着他手中濕漉漉的球，而且跳得非常巧妙：它會在空中扭動身子，以使自己蹿得更高。伯爵夫人伊麗莎白·戈杜諾夫身材高挑，面色紅潤，戴一頂碩大的波浪形帽子，和另一個女人從花園裡走了出來。她正和那個女人聊得熱火朝天，不時兩手一攤，這是俄國人表達愛莫能助的手勢。伊利亞·伊裡奇手捧花束站住，鞠躬緻敬。五顔六色的薄霧中（這是因諾肯季葉當時的感覺；他前一晚曾簡短排練了如何擺出不屑一顧的樣子，但到頭來不管用，還是十分尴尬），好像有些年輕人忽隐忽現，還有孩子在奔跑；不知誰的黑色披肩，上面繡着豔麗的罂粟花；又是一條獵狐狗，而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雙透過亮光和暗影看過來的目光，還有那雖然有點模糊但已然對他形成緻命誘惑的臉龐——那就是正在慶祝生日的塔尼娅。
                  大家落座後，他發現自己坐在長桌上較暗的一端。坐在桌子這端的人并不怎麼交談，隻是個個都扭過頭去，緊盯着長桌明亮的一端。坐在那邊的人們正在高談闊論，笑聲不斷。他們面前擺着一個豪華豐盛、極其誘人的粉色蛋糕，上面插着十六根蠟燭。孩子們大聲叫嚷着，那兩條狗也叫着跳到了桌子上——而在桌子這端，那些毫不起眼的人們在椴樹的影子裡坐成一排：伊利亞·伊裡奇茫然傻笑；一位體态輕盈卻長相醜陋的姑娘滿頭大汗，顯得異常拘謹；一位年老體弱的法國家庭女教師，瞪着一雙令人厭惡的眼睛，手在桌子底下抓着腿上一個看不見的什麼小動物，不時發出叮當響聲；如此等等。緊挨着因諾肯季葉坐的是莊園管家的兄弟，一個愚蠢無趣的結巴。因諾肯季葉和他聊天純粹是為了打破沉默而已，盡管他們的談話斷斷續續，他還是盡力維持着。不過因諾肯季葉後來成為這裡的常客後，要是碰巧遇到這個可憐的家夥，從來不和他講話，總想方設法避開他，像避開一個陷阱或是可恥的回憶。
                  椴樹的翅果在風中緩緩飄零，旋轉着緩緩落在桌布上。
                  在貴族就座的那一頭，戈杜諾夫——切爾登采夫擡高聲音，朝對面一位穿着花邊禮服的年長女士說話，邊說邊伸出一隻胳膊摟着女兒優雅的腰——女兒就站在他身邊，不停地抛着掌中的橡皮球玩。因諾肯季葉一直不停地擺弄着一塊掉在盤子外的美味蛋糕。最後他笨手笨腳地一戳，結果蛋糕上那可惡的樹莓滾到了桌子底下（那就讓它待在那裡算了）。他父親時而茫然傻笑，時而舔舔胡子。有人叫他遞一下餅幹，他就快樂地大笑起來，趕緊把餅幹遞過去。突然，因諾肯季葉耳邊傳來一陣急促的喘息聲：塔尼娅面無笑容，手裡依然抓着那個球。她邀請他過來和她以及她的表兄妹們一起玩。他頓感渾身發燙，頭腦發懵，掙紮着從桌子邊站起身來。花園長凳是兩人坐一條，他把右腿從凳子下抽出來的時候還撞到了坐在旁邊的人。
                  大家說起塔尼娅來，都會歡呼道：“多麼漂亮的女孩啊！”她長着淺灰色的眼睛，黑色天鵝絨般的眉毛。嘴巴稍大，薄唇柔嫩，皓齒尖尖——每當她身體不舒服或者心情不好時，依稀可見她唇上微黑的絨毛。她酷愛所有的夏日運動：網球、羽毛球、槌球等。她運動時身手矯捷，神情專注，非常迷人——當然，從此之後，因諾肯季葉和瓦西裡下午釣魚的那種天真質樸的日子也就壽終正寝了。瓦西裡對他的這種突然改變大惑不解，常會在傍晚時分突然出現在學校附近，滿臉堆笑，把一罐蚯蚓捧到他眼前來引誘他。這種時候，因諾肯季葉内心總在發抖，因為他感到自己背叛了人民的事業。同時又覺得也沒能從他的新朋友那裡獲得多少快樂。因為他并沒有真正被視為他們的一員。他們隻允許他待在莊園外圍的綠地上，參加一些戶外娛樂活動，卻從未邀請他到他們的家中去。他對此感到極為憤怒：他渴望他們邀請他去吃午飯或晚飯，這樣他就可以高傲地拒絕他們，好從中得到快樂。總的來說，他總是小心謹慎，悶悶不樂；總是皮膚黝黑，頭發蓬亂，下巴上繃緊的肌肉不停地抽動——他感到塔尼娅對她的玩伴說的每個字都在他心裡留下一道侮辱的陰影。仁慈的上帝，他是多麼痛恨他們每一個人啊！他恨她的表兄表弟們，恨她的女伴們，還恨那些嬉戲的小狗們。不料，這一切突然在無聲的混亂中暗淡下來，最終消失了！八月裡一個漆黑的夜晚，他坐在公園盡頭的長凳上，心急火燎地等待着，因為他懷裡揣了一封信，正如一部舊小說中描寫的那樣，那是一個赤腳小女孩從莊園裡給他帶來的信。信寫得如此簡短，以至于他一度懷疑這不過是一個故意羞辱他的玩笑罷了。不過最後他還是屈就了這次召見——也的确算是屈就。秋風飒飒的夜晚，一陣輕輕的腳步聲格外清晰。她來了，語無倫次的話語，十分親昵的舉動，都讓他覺得不可思議。她用冰冷的靈巧手指突然親密地撫摸起他來，使從沒有過男女肌膚接觸的他感到異常驚奇。一輪巨大的月亮迅速升起，透過樹梢灑下亮光。塔尼娅淚如泉湧，用滿是鹹味的嘴唇對他亂親一氣。她說她媽媽第二天将帶她去克裡米亞，一切都完了——唉，他當時怎麼會那麼遲鈍！他哀求道：“塔尼娅，哪兒都不要去！”可是一陣風淹沒了他的話語，她哭得更厲害了。塔尼娅匆匆忙忙地離開後，他一動不動地坐在凳子上，隻聽見耳朵裡嗡嗡作響。過了一會兒，他才沿着那條鄉村小路朝橋的方向往回走，小路似乎在黑暗中扭來扭去。後來就是戰争年代——救護工作，父親的去世——随後，一切土崩瓦解，不過生活逐漸恢複了正常。快到一九二零年時，他已經在波希米亞一個溫泉浴場為貝爾教授當助教了。大約三四年後，他仍然在這位肺科專家手下工作，有一天，在夏蒙尼附近一個叫薩沃依的地方，因諾肯季葉碰巧遇到了一位年輕的蘇聯地質專家，就和他聊起天來。那位地質專家說，五十年前，偉大的費爾幹納(7)探險家費琴科就是在這個地方像一位普通遊客那樣死去了。多麼奇怪（這個地質專家繼續說道），事情往往是這個樣子：死亡習慣在荒山沙漠中追趕那些英勇無畏的人，竟然會在各種環境中和他們開開玩笑——倒是毫無惡意，自己也不曾料想讓他們死得措手不及。就這樣死去的有費琴科、謝韋澤夫、戈杜諾夫——切爾登采夫，還有那些頗負盛名的外國人，像斯皮克、杜蒙特·德于維爾。因諾肯季葉此後又花了幾年時間做醫學研究，對政治流放問題就很少關心過問了。有一次，他碰巧在巴黎逗留了幾小時，要和一個同行談業務。他正一邊往一隻手上戴手套，一邊往樓下跑，跑到一個樓梯平台處，一位高個子女士佝偻着背從電梯裡走出來——他立刻認出那是伯爵夫人伊麗莎白·戈杜諾夫——切爾登采夫。“我當然記得你，我怎麼會不記得你呢？”她說道。她并沒有看他的臉，卻緊盯着他的身後看，好像有什麼人站在他後面似的（她有點斜視）。“哦，請進，親愛的。”她回過神來，接着說道。房門前放着厚厚的擦鞋墊，落滿灰塵，她用腳尖挑起擦鞋墊的一角，從下面取出鑰匙開門。因諾肯季葉跟着她進了屋，心裡很是不安，因為她丈夫怎麼死的，什麼時候死的，他聽别人說過，但現在怎麼都想不起來别人到底是怎麼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