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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金尼娅·伊薩科夫娜·明茨是個流亡的老寡婦，總是穿身黑衣服。前一天她的獨生子死了，至今她還不知道。
                  一九三五年三月的一天，雨後清晨，柏林地平線上樓房的倒影相互輝映——雜色的鋸齒形樓房和平房混在一起。歐金尼娅·伊薩科夫娜的老朋友切莫比爾斯基夫婦早上七點左右收到來自巴黎的電報，兩小時後一封航空信也到了。米沙幹活的那個工廠的廠長說可憐的年輕人從樓頂掉進了電梯井，痛苦地撐了四十分鐘：人雖然昏過去了，可還是不斷地發出可怕的呻吟，直到最後一刻。
                  這時候，歐金尼娅·伊薩科夫娜也起床了，穿好衣服，瘦瘦的肩膀上交叉着圍上一條黑色的羊毛披肩，到廚房煮了些咖啡。她煮的咖啡香氣撲鼻，味道純正，和她口中“又小氣，又沒文化的野獸”女房東多克托爾·施瓦茨太太相比時，她常引以為傲。歐金尼娅·伊薩科夫娜已經整整一個星期不和房東太太講話了，這也不是她們第一次吵架。不過，她跟朋友們說起來時，總說自己無意搬走，理由嘛也很多，一條一條的，不嫌啰嗦。要是決定和誰斷絕關系，她占有一個明顯的優勢；隻要關上那個像黑色小拎包一樣的便攜式助聽器就行了。
                  她提着咖啡壺走過門廳準備回房時發現地上有張明信片，是郵遞員從門上的投信縫隙塞進來的。明信片是兒子寄來的。切莫比爾斯基夫婦通過更先進的通訊方式知道了米沙的死訊，其結果便是她現在讀到的這幾行字（實際上不是她兒子寫來的）。她的房間很大，但不舒适，她一手提着咖啡壺，站在門檻上讀。知道内情的人見此情景，會覺得這幾行字猶如隕落之星尚存的餘光。明信片上寫道：親愛的穆力克（她兒子從小對她的昵稱），我一直拼命工作，晚上滑了一跤，哪兒都去不成了。
                  兩條街之外，一所同樣塞滿異國雜物的奇怪公寓裡，切莫比爾斯基今天沒有下樓，正從一個房間踱到另一個房間。他長得又肥又壯，秃頂，濃眉毛彎彎的，嘴卻很小。他穿着一套深色西裝，但沒有戴硬領（硬領和打在硬領上的領帶像個牛轭一樣挂在餐廳裡的一個椅背上）。他一邊走，一邊無奈地擺手，說：“該怎麼告訴她呢？說了她非哭不可，那該想點什麼辦法呢？上帝，真不幸啊。她肯定受不了的。她那可憐的心髒啊，會爆裂的。”
                  他的妻子抽着煙，邊哭邊撓她白發稀疏的頭，分别打電話給利普什泰恩夫婦，列諾什卡，奧爾尚斯基醫生——但就是下不了決心自己先到歐金尼娅·伊薩科夫娜家去。他們家的房客是位女鋼琴家，胸部豐滿，戴着夾鼻眼鏡，富有同情心，經驗也豐富，建議切莫比爾斯基夫婦先别急着告知實情——“這個打擊她反正受不住，不如晚點說吧。”
                  “可是話說回來，”切莫比爾斯基歇斯底裡地叫道，“這事也不能往後推啊！明擺着不能往後推！她是做母親的，會想到去巴黎看看——這誰說得準呢？我說不準——要麼她想讓兒子回家休養。可憐的米沙，可憐的孩子啊，還不到三十歲，好日子正等着他呢。想想這工作還是我幫他找的呢，想想啊，要是他沒去那倒黴的巴黎……”
                  “好了，好了，鮑裡斯·利沃維奇，”女房客冷靜地說，“誰能料到呢？和你又有什麼關系呢？你的想法真是可笑。總而言之，我必須順便說說，我還不清楚他是怎麼摔下去的。你們清楚嗎？”
                  歐金尼娅·伊薩科夫娜喝完咖啡就去廚房沖洗杯子（根本不管施瓦茨太太在不在），然後挎上黑網兜，提上手提包，打着傘出門了。雨淅淅瀝瀝下了一陣就停了。她收起傘，繼續沿着閃着水光的人行道走。她身子仍然挺得筆直，兩條細腿上穿着黑色長襪，左腿上的襪子褪下去了一點。可以看出，她的腳不成比例，有點大，走起路來有點拖拉，腳指頭也露出來了。不戴助聽器的話，她就是個徹底的聾子。就是戴上，耳朵也很背。小鎮的嘈雜聲對她而言就是她血液的流動聲。在這樣已成習慣的背景中，周圍的世界與她相安無事——行人是橡膠人，狗是毛絨狗，電車寂靜無聲——飄在頭頂上的輕盈無比的浮雲，好像零星透出點點藍色。她在這一片寂靜中行走，面無表情，但整體來說還是滿意的：穿着黑衣，受着耳聾的迷惑和限制，東西嘛有眼睛盯着，事情嘛，心裡各色各樣都想着。她現在在想，明天，是個假日，可能有人來訪。她應該買點上次買的粉色烤餅和俄羅斯小店裡的marmelad（加了糖的水果布丁）。還有那間面餅小店，那裡買的東西樣樣新鮮，不妨去買個十來種。一個戴圓頂硬禮帽的高個子男人朝她走來，她覺得此人好像來自遠方（事實上也相當遠），更為可怕的是，他長得像艾達的第一任丈夫弗拉基米爾·馬爾科維奇·維爾納。他因心髒衰竭，孤零零死在了卧鋪車廂裡，好悲慘。路過鐘表鋪時，她記起來該把米沙的手表拿回來。表是米沙在巴黎摔壞的，通過okaziya（即有人到那個方向去旅行，順便托他帶去）帶給她。她走進了鐘表鋪，悄無聲息，小心着沒有擦碰到任何東西。鐘擺晃動，各晃各的，各走各的時間。她從大一點的普通手袋裡拿出了個錢包模樣的小東西，急急地戴上，從前做這麼快的動作還不好意思。鐘表商熟悉的聲音遠遠傳來——起初很響——接着消失了，然後沖到她跟前猛響起來：“Freitag(1)……Freitag——”
                  “好了，我聽見了，下個星期五。”
                  一離開鐘表鋪，她又讓自己與世隔絕起來。她帶有黃斑的衰老眼睛（虹膜的顔色好像消失了）又一次顯得安詳平靜，甚至露出快樂的神色。她沿着街道走，這些街道自她逃離俄羅斯後六年來已經非常熟悉了。不但熟悉，而且也愛逛，就像愛逛莫斯科和哈爾科夫(2)的大街一樣。她一路走一路随意觀看，将贊許的目光投向孩子、小狗。走了一會兒後，早春空氣令人發困，她邊走邊打哈欠。身邊走過一個極其不幸的人，長着一個不幸的鼻子，戴着一頂很舊的軟氈帽。這是她衆多朋友的朋友之一，朋友經常提到他。他的情況她現在全都了解——患有糖尿病，有個精神錯亂的女兒，女婿品行惡劣。她走到一個水果攤跟前（去年春天發現的），買了一串極好的香蕉，之後就在雜貨店排隊，等了很長時間。有個女人來得比她晚，卻擠到她前面，比她先到櫃台，她兩眼一刻也沒離開過這個無恥女人的身影。突然前邊的那個身影像把胡桃鉗般打開了，後邊的歐金尼娅·伊薩科夫娜也采取了必要的手段。在面餅店裡，她仔細挑選面餅，身子前傾，像個小女孩兒一樣緊繃着踮起的腳尖。她來回走動時不敢伸直指頭——原來，黑羊毛手套上破了個洞。她出了門，隔壁店裡在賣男式襯衣，引起了她的興趣，剛要進去，突然胳膊肘被舒夫太太一把抓住。舒夫太太開朗活潑，妝化得有點過頭。歐金尼娅·伊薩科夫娜正往店裡觀瞧，一見舒夫太太拉她，便迅速地調整好她的複雜機器。這時候世界才變得有聲了，于是她朝朋友投去歡迎的微笑。隻聽見又是吵鬧聲，又是風聲。舒夫太太俯身用力，紅嘴唇都噘歪了，對準那個黑色助聽器，要把她的聲音直接灌入：“巴黎——有——消息嗎？”
                  “有啊，經常有，”歐金尼娅·伊薩科夫娜輕聲說道，又加了一句，“你為什麼不來看我？為什麼總是不給我打電話？”好心的舒夫太太尖聲喊着回答，那聲音刺得歐金尼娅眼裡閃出痛苦的神色。
                  她們别過，舒夫太太到現在什麼情況都不知曉，回了家。她丈夫此時還在辦公室，切莫比爾斯基正在給他打電話，他邊聽邊說“難，難”，緊貼着電話聽筒的頭一個勁地搖。
                  “我妻子已經去她那裡了，”切莫比爾斯基說，“我也馬上過去。如果我知道怎麼開口，殺了我也行。不過我妻子畢竟是個女人，她也許總有辦法先鋪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