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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年老，他有病，世上沒人需要他。因為貧窮，瓦西裡·伊萬諾維奇已經淪落到不問明天怎麼過，隻奇怪前一天竟然過來了的境地。就個人的财物來說，除了他的病，這世上任何事情都對他沒有多大意義。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和姐姐一同從俄羅斯流亡到柏林。姐姐一生未婚，十年前就去世了。姐姐的形象已經成為虛無，他習慣了，也不再思念她。不過就在那一天，他從俄羅斯流亡者公墓參加D教授的葬禮回來，在電車上，突然憂郁地想起姐姐的墓破敗不堪的狀況：十字架上的漆皮零零星星地剝落了，椴樹樹蔭掠過墓碑，擦拭着墓碑，墓碑上的名字已經很難看清了。約有十來個沒有工作的老流亡者參加教授的葬禮，懷着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粗俗心理聚到一起。就像葬禮上常見的那樣，大家稀稀落落站在一起，傷心地等候着。儀式很簡單，沒有走宗教規程，用樹枝在頭上方隔一陣晃一晃，很快就結束了。陽光強烈，難以忍受，尤其是饑腸辘辘，更難忍受。然而，為了不失體面，他外面穿了一件大衣，以遮掩外套的寒酸。他和教授是老熟人，站在令人愉快的七月暖風裡，他想把死者的音容笑貌端端正正、穩穩當當地擺在自己心靈的眼睛之前，可是風輕輕一動，就把死者的相貌卷起來，吹散了，他怎麼抓也抓不住。他的思緒老是拐到别處，在他記憶的一角，他姐姐真真切切地死而複生了。隻見她和他一樣又沉又胖，長着個男人一般的鼻子，又紅又大，油光閃亮，宛如塗了一層漆，上面架着她常戴的眼鏡。她身上穿着一件灰夾克，就像如今活躍在社會政治圈裡的俄羅斯女性一樣。初看之下，她是個活力四射、光彩照人的人，聰明，能幹，活潑。可是說來奇怪，她還有憂郁沉悶的一面，令人費解，也隻有他才能注意到她的這一面。不過話說回來，姐姐的各個方面裡，他最喜歡的還是她憂郁沉悶的這一面。
                  柏林的電車擠得不像是人坐的，乘客中另一位年老的流亡者幾乎一直坐到了終點站。他是一個目前沒有執業的律師，也是參加完葬禮返回的。也是對任何人沒有用處的人，眼前可能隻對我有點用。瓦西裡·伊萬諾維奇對此人也就是略知一二，如果在疾馳的電車上擠在混亂的乘客中二人有緣相遇的話，那要不要和他聊幾句呢？與此同時，另一位仍舊貼窗而坐，看着窗外的街景，他過于平庸的臉上露出冷嘲的神情。（這是我看到的片刻情景，之後我的視線就一直沒有離開瓦西裡·伊萬諾維奇這位新遇之人。）他終于下車了。他身子沉，行動笨拙，售票員扶着他下車，站到車站的長方形石闆候車島上。落地之後，他不緊不慢地表達了謝意，從車上收回自己的胳膊，售票員剛才一直抓着這隻胳膊的袖口。然後他緩緩邁開腳步，轉彎，小心地四面看看，朝馬路走去，想穿過危險的街道，到一個街心公園去。
                  他安全地穿過馬路。一小會兒之前，就在教堂墓地，顫巍巍的老牧師根據儀式提議唱詩班為永久紀念死者而詠唱，瓦西裡·伊萬諾維奇花了好長時間，費了好大勁，這才跪下身來，一直跪到唱詩結束。那時他的膝蓋和地面連在了一起，竟然站不起來了。老蒂霍茨基像剛才那個電車售票員扶他下車一樣扶他站起來。這兩次相似的印象加劇了他格外疲憊的感覺。毫無疑問，這種疲憊感覺有旱田幹透的味道，但也自有樂趣。瓦西裡·伊萬諾維奇覺得現在返回那些呆笨的好心人和他一起寄宿的公寓無論如何都太早，于是他拄着手杖朝一個長凳挪過去，緩緩地往下坐，直到最後一刻才順應地球引力，總算癱坐下來了。
                  不過我想了解，這種快樂，這種膨脹的幸福感，是從何而來的。有了它，人的靈魂立刻就變得巨大，透明，珍貴。不管怎樣，想想看，這裡有個病老頭，死亡的迹象已經顯在他身上。他已失去了他所有的心愛之人：他的妻子，當年還在俄羅斯時就離開他投奔了有名的反動分子馬林諾夫斯基博士；他工作的報紙關閉了，他的讀者、朋友、和他同名的親愛的瓦西裡·伊萬諾維奇·馬勒在國内戰争期間被紅軍折磨緻死；還有他的哥哥，在哈爾濱死于癌症；後來又失去了姐姐。
                  他又一次難過地想起姐姐墳墓上字迹模糊的十字架，它已漸漸融入大自然的陣營。算來肯定有七年多了，姐姐的墳墓他再沒有管過，就随它去了。突然間，瓦西裡·伊萬諾維奇清晰地記起了姐姐曾愛過的一個男子——也是她愛過的唯一一個男子——他的相貌曆曆在目：一個有着加爾申(1)氣質、半瘋癫、患肺痨的迷人男子，留一把黑炭般的大胡子，長着吉蔔賽人一般的眼睛，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為了另一個女子開槍自殺了：血滴在他的假胸領上，小巧的腳上穿着精緻的鞋。接着，沒有任何聯想，他就看見了中學時代的姐姐，患傷寒後理了個新發型。他倆坐在擱腳凳上，她向他解釋自己陷入了一種複雜的觸覺感知系統，這麼一來，她的生活就變成了不停地在物體之間保持神秘的平衡：走路要摸着牆走，先是左手掌順牆輕輕滑動，然後再換右手，好像要用兩手來感知物體。似乎隻有這樣，她的手才幹淨，才能和世界和平相處，感知世界。久而久之，她的興趣集中在女性問題上，辦起了各式各樣的婦女藥店，發瘋一般地害怕鬼魂，原因是，如她自己所言，她不信仰上帝。
                  姐姐常夜裡流淚，對此他特别關心，也特别喜歡她這樣。如今這樣一位姐姐不在了。在墓地的時候，可笑的話語，幾鏟新土，複活了他對往事的記憶。身體沉重，虛弱，笨拙，都到了很嚴重的程度，這使得他要麼跪下去站不起來，要麼在電車上下不來（我覺得那位宅心仁厚的售票員不得不俯身伸手扶他下車——乘客中有一位也扶了他）。從墓地回來時，困倦，孤獨，肥胖，羞愧，和人不一樣的地方太多了：過時的謙恭，縫縫補補的内衣，褪了色的褲子，還有那一身不幹淨、讨人嫌、穿戴寒酸的肥肉。盡管如此，瓦西裡·伊萬諾維奇還是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種來源不明的快樂，想來不好意思，但這種快感在他漫長而艱辛的一生中不止一次地突然襲來。他非常平靜地坐着，兩手平攤（手指很少有舒展開來的時候）歇在手杖的彎頭上，兩條寬闊的大腿分開，肚子的底部鼓圓了，露在解開紐扣的外套外面，安放在長凳邊上。頭頂上，蜜蜂在開花的椴樹上忙碌。密實的樹葉間飄來一陣甜絲絲的暗香，底下樹蔭裡，沿着人行道，躺着些酸橙樹的殘花，活像壓扁了的馬糞。一根紅色的濕水管穿過小公園中心的整個草坪，稍遠一點，清亮的水從管中噴湧而出，水霧裡出現了幽靈般的虹彩。山楂林和一個小農舍風格的公廁之間，一條淺灰色的街道隐約可見。街邊一根貼滿海報的廣告石柱像個胖小醜矗立着，一輛又一輛電車駛過，發出咔嚓聲和哀鳴聲。
                  這個小小的街心公園，這些玫瑰，這個花房——他看了上千次了，見過它們并不複雜的所有變化。但不論何時，當我和他經曆着這樣的幸福瞬間，它們自始至終都閃爍着生機與活力，參與到人的命運之中。一個男子拿着當地的俄文報紙在同一張長凳上坐了下來。這深藍色的長凳被太陽曬得暖暖的，誰來坐都熱情接納。要我描述這個男子不容易，再說，也沒有必要描述，因為自畫像很少是成功的，也因為他的眼神一直顯得很緊張——眼神如鏡，反映出心靈中了催眠之咒。為什麼我斷定坐在我旁邊的那個男子名字就叫瓦西裡·伊萬諾維奇呢？因為這個姓和父名的組合看起來像是一張扶手椅，寬厚溫柔。他的大臉盤上露着惬意，雙手搭在手杖上，舒适地、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裡，隻有眼珠在眼鏡片後面來回移動，掃過一片向一個方向移動的雲朵，又移向一輛朝另一個方向奔馳的卡車，或者掃過一隻在沙石地上喂養雛鳥的母麻雀，又移向一輛磕磕絆絆前行的木制小汽車——小汽車後面拴着一根繩子，一個孩子拉着它，拉着拉着就忘了，它側翻過來，但還繼續前進。D教授的訃告在報紙上占了一塊突出的位置，這就是我為什麼給瓦西裡·伊萬諾維奇安排了這次葬禮行程，也匆匆給他那天的上午盡可能安排了典型的憂郁背景。雖然報紙上說對葬禮的日期會有專門交代，但我再說一遍，我是在匆忙中安排的。我确實希望他真的去了墓地，因為他就是你在國外俄羅斯葬禮儀式上能見到的典型代表，雖然站在一邊，但正是因為他來了，這才加強了葬禮的傳統性質。他的整個臉刮得幹幹淨淨，神色溫柔，透出的某種氣質讓我想起一位莫斯科社會政治活動家安娜·阿克薩科夫女士——她是我的一位遠方親戚，我從童年就認識她，所以幾乎是不經意地，但又好像早已了解了壓抑不住的細節，我把她當成他的姐姐。這一切以令人眩暈的速度發生了，因為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創造一個像他這樣的人物，用在我已經奮鬥了兩年多的一部小說的一章之中。即使這個我第一次看見時正從電車上下來，現在就坐在我旁邊的胖老先生也許根本不是俄羅斯人，那又有什麼關系呢？他讓我如此滿意！他的容量如此之大！說來奇怪，我百感交集，我正在用我熾熱的創作快感感染着那個陌生人，那種快感足以讓藝術家全身皮膚戰栗。我希望，不管瓦西裡·伊萬諾維奇年歲多大，多麼貧困，胃中還有腫瘤，他總可以分享給我帶來快樂的強大力量。我的快樂雖不合法，但有他分享，也算得以彌補。如此一來，我的快樂就不再是獨一無二的感覺，不再是比較少見的瘋狂種類，不再是跨過我整個心靈的巨大日虹。它至少讓兩個人得以感受，變成他們談話的主題，從而讓日常生活取得存在的權利，否則我那粗野的、原始的、沉悶的快樂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據。瓦西裡·伊萬諾維奇（我堅持用這個名字）摘下他的黑色軟呢帽，好像不是為了讓頭腦清醒，而是表示他完全贊同我的想法。他緩緩摸着頭頂。椴樹葉影婆娑，掠過他那隻大手上的青筋，又落在他的滿頭灰發上。還是這麼緩緩地，他朝我轉過頭來，瞅瞅我手裡的流亡者報紙，又瞅瞅我裝模作樣讀報的臉，神情凝重地移開目光，重新戴上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