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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陣歡鬧突然爆發，分開了我們。原來是一場雪球大戰在黑暗中打響。有人逃跑，跌倒，踩得雪嘎吱嘎吱響，大笑，喘氣，爬上風吹而成的雪堆，使勁跑，發出了一聲可怕的呻吟：深深的積雪對一隻套靴實行了截肢手術。過了沒多久，大家都四散回家，我不曾和尼娜交談，不曾籌劃過未來，也不曾想過接下來牽扯不斷的十五年。這十五年從那一刻起就已經向着黑暗的地平線啟程，一路上滿載着我們零零碎碎沒有集合起來的會面。我記得那一晚餘下的時間裡全是手勢和姿勢的迷宮，手勢和姿勢的陰影（大概是在客廳裡做各種遊戲，尼娜總是分在遊戲的另一方），我在這些迷迷亂亂的影子裡注視着她，她在雪地裡和我那樣親熱一番後竟然再不理我。令我驚訝的倒不是她不理我，而是她的态度來得那麼天真自然。我當時還不知道，隻要我一句話，她的漫不經心就會立刻轉變為陽光四射般的美妙熱情，轉變為歡歡喜喜、百依百順，好像女人的愛是含有鹽分的泉水，喝了有益于健康，隻要有人稍加注意，她就會心甘情願地讓他飲用。
                  “讓我想想，我們上回是在哪兒見的面，”我開始說道（對着菲雅爾塔版本的尼娜），為的是讓她顴骨突出、嘴唇暗紅的小臉上生出一種我熟知的表情。果然不出所料，她又是搖頭，又是皺眉，那意思倒不像是說她忘了，而是在感歎老說這樣的笑話，太沒意思了。說得更确切點，那表情就好像在說，命運在所有那些城市安排了我們各種各樣的約會，卻從未親自出席；那些站台、樓梯、三面是牆的房間和昏暗的屋後小巷，隻不過是很久以前别人的生活結束後存留下來的陳腐的布景，它們和我們自己漫無目的的命運的表演沒什麼聯系，提起來實在倒人胃口。
                  我陪着她走進拱廊下的一家商店，珠子門簾外天色已暗，她指着幾款裡面墊着薄綿紙的紅色女式錢包，仔細看标價牌，像是要了解博物館裡的展品名稱。她說她想要的正是這種式樣，不過得是淡黃褐色的。經過十分鐘忙忙亂亂的翻騰，那位達爾馬提亞(2)老頭竟奇迹般地找出來這麼一個稀奇古怪的東西，我至今都百思不得其解。尼娜正要從我手裡摳出幾張錢來，又突然改變了主意，什麼也沒買就穿過飄動的珠簾走了出來。
                  外面和先前一樣，還是乳白色的沉悶天空，還有一股燃燒的氣味，從那些灰白房屋毫無遮擋的窗戶裡飄出來，攪動了我對鞑靼人往事的回憶。一小群小飛蟲正忙着在一株含羞草上方織補空氣，含羞草無精打采地開着花，枝葉都拖到了地上。兩個戴着闊邊帽的工人正就着奶酪和大蒜吃午飯，他們背後靠着一塊馬戲廣告牌，廣告牌上畫着一位紅色的輕騎兵和一頭老虎模樣的橘色野獸。奇怪的是，畫家竭力把這隻野獸畫得盡可能地兇猛，但他用力過猛，便從别的方面設法彌補，因為老虎的臉看上去分明像張人臉。
                  “Au  fond，(3)我剛才想買一把梳子。”尼娜說道，覺得後悔為時已晚。
                  她辦事老是猶猶豫豫，想了再想，想到第三遍又回到頭一次的想法上去，連上下火車時都要擔心一會兒，這些我都多麼熟悉啊。她總是要麼剛剛到達，要麼馬上要離開，對此我一想起來就有受辱之感。約會本來是定好了的，就是遊蕩成瘾的混混也知道那是非去不可的，她卻要把路線搞得複雜多變，叫你瘋跑。假如要我在我們俗世評判人面前提供一個她平時的典型姿勢，那我也許要把她放在庫克旅行社(4)，讓她斜靠着一個櫃台，左小腿交叉在右小腿上，左腳的腳指頭輕敲地面，兩隻尖瘦的胳膊肘和裝滿硬币的手提袋放在櫃台上。旅行社的工作人員則手握鉛筆，和她一起謀劃着給她訂一個一勞永逸的永久卧鋪。
                  大批人離開俄羅斯移居國外後，我在柏林的一些朋友家裡見過她——那是第二次見面。我快要結婚了，她剛剛與她的未婚夫分手。我一進那間屋子，一眼就看見了她。我又掃了一眼别的客人，憑直覺判斷在場的男人中哪一個比我更了解她。她坐在一張長沙發的一角，雙腳收在沙發上，小巧的身體舒适地蜷曲成一個“Z”形，一隻鞋跟前面的沙發上歪立着一個煙灰缸。她眯縫着眼睛看了看我，聽我報了姓名，然後從嘴唇上取下那個花梗一般的煙嘴，這才緩緩地、樂呵呵地說道：“好吧，見過大家——”她一張嘴，大家立刻明白了，我們的親密關系由來已久。不用問，當年那場熱吻的事她早就全忘了，然而不知為何，倒是因為有過那樁微不足道的事，她好像不由自主地老是隐約想起一段熱烈快樂的友情，其實那樣的友情在我倆之間根本不存在。我們的關系完全是一個虛架子，建立在想象出來的感情上——這與她待人随便的好心腸無關。從我們說的話來看，這次見面被證明是沒有多大意義的，但我們之間已經沒有了隔閡。那天晚餐時我的座位碰巧排在她身邊，我厚着臉皮試探了一下，看她藏在心裡的容忍程度到底如何。
                  此後她又消失了。一年後，我和妻子到火車站送我弟弟去波茲南(5)。火車開走以後，我們沿着站台的另一邊朝出口走去，突然在巴黎快車的一節車廂旁邊看見了尼娜，她把頭埋在她捧着的一束鮮花裡，站在一夥人中間。那些人是她的朋友，我不認識。他們站成一圈，呆呆地望着她，就像無所事事的人望着大街路面，望着一個迷路的孩子，或者望着車禍的受害者一樣。她爽朗地揮着花向我打招呼，我把她介紹給了葉連娜。在偌大一個火車站裡，每一件事情都在其他事情的邊緣上顫抖，頗有生命匆匆的氣氛，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大事，都要隻争朝夕，倍加珍視。在這樣的環境中，隻言片語的交談就足以讓兩個完全不同的女人在下一次見面時互用昵稱了。那一天，在巴黎快車投下的幽幽陰影中，她第一次提到了費迪南德。我得知她要嫁給他了，竟然覺得痛苦，想來實在可笑。車廂門開始砰砰地關上，她和朋友們吻别，很急促，但很真誠，然後上車進了車廂，消失了。接下來我透過窗戶玻璃看見她在自己的隔間裡坐了下來，好像突然間忘了我們，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車廂像個玻璃魚缸，裡頭隐隐約約有一個不容置疑的生命在移動，我們大家都手插在衣袋裡，定睛觀察。後來她明白過來我們在看她，便咚咚地敲窗玻璃，又擡起眼睛，在車窗的窗框上摸索，好像上面挂着一幅畫一般，但沒有任何結果。有個和她同車的旅客幫着她放下了窗子，她探出頭來，是個有聲有色的真人了，開心地笑着。火車無聲無息地滑動起來，我們中的一個人趕了過去，遞給她一本雜志和一本陶赫尼茨(6)出版的書（她隻有在旅行途中才會看看英文）。一切都滑走了，走得美好、平穩。我攥着一張站台票，揉得不成樣子，一支上個世紀的老歌（據傳這首歌與一出巴黎的愛情劇有關）在我的腦海裡響個不停。它是從記憶的音樂盒裡冒出來的，為什麼會冒出來，隻有上帝知道。那是一支感傷的歌謠，我的一位終生未嫁的姨媽過去經常唱。這位姨媽長着一張黃臉，黃得像俄國教堂裡的石蠟，但天生一副好嗓子。每當她一展歌喉，唱起這兩句：
                  On  dit  que  tu  te  maries
                  tu  sais  que  jen  vais  mourir(7)
                  那圓潤響亮、如癡如醉的歌聲會産生神奇的力量，讓她仿佛沉浸在一片火燒雲發出的霞光中。旋律如泣如訴，訴說着屈辱和痛苦，節奏激發出婚禮與死亡間的聯想。唱它的姨媽早已故去，現在想起來的隻有她的歌聲，攪得我在尼娜離開之後的幾個鐘頭裡心神不甯。甚至到後來就像一艘駛過的大船攪起的餘波，小浪平緩，朝岸邊撲打，夢幻般漸漸慢下來。要麼就像鐘樓裡傳出的鐘聲，敲鐘人早已回家與家人重新歡聚，唯有銅鐘仍在顫悠悠地掙紮。又是一兩年過去了，我去巴黎辦事。一天早晨我到一家旅館找一位電影演員，在樓梯轉彎的平台上又看見了她，穿着一套合身的女裝，正在等電梯下樓，手指下方晃蕩着一把鑰匙。“費迪南德擊劍去了。”她興緻勃勃地說道。她的眼睛盯住我的下半張臉，仿佛在讀唇語一般。沉思片刻後（她對肉體歡愛的了解之深是無人可及的），她轉過身，細細的腳脖子快速扭動起來，領着我走過鋪着海藍色地毯的過道。她的房門口放着一張椅子，上面擺着一隻托盤，早餐吃過後還沒有收拾——上面放着一把沾着蜂蜜的餐刀，托盤灰色的瓷面上撒着面包屑。不過房間已經打掃過了。因為突然開門通風，一幅繡着白色大麗花的棉布簾波浪一般撲卷進來，在落地窗的兩片窗扇之間好一陣抖動撞擊。房門鎖上了後，窗扇才放開了撲進來的窗簾，發出一聲響，好像心滿意足地舒了一口氣。一會兒後我走出房間，來到外面一個鑄鐵小陽台上，聞到一股幹楓樹葉和汽油混合起來的氣味——原來是霧蒙蒙、灰藍色的清晨街道上還未清理的垃圾。那時已有病态的感傷在不斷增長，這将使我和尼娜之後的相逢更加痛苦。但我當時毫無察覺，所以也許表現得和她一樣泰然自若，無憂無慮。我陪着她從旅館出來，到一個什麼辦公室去查查她丢了的一隻手提箱找着了沒有，然後又去了一家咖啡店，她丈夫正在那裡召集他當時的部屬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