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學案·蕺山學案·忠端劉念台先生宗周
前言
今日知學者,大概以高、劉二先生,并稱為大儒,可以無疑矣。然當《高子遺書》初出之時,羲侍先師於舟中,自禾水至省下,盡日翻閱。先師時摘其闌入釋氏者以示羲。後讀先師《論學書》,有答韓位雲:“古之有朱子,今之有忠憲先生,皆半雜禅門。”又讀忠憲《三時記》,謂:“釋典與聖人所争毫發,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其意似主于無,此釋氏之所以為釋氏也。”即如忠憲正命之語,本無生死,亦是佛語。故先師救正之,曰:“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忠憲固非佛學,然不能不出入其間,所謂大醇而小疵者。若吾先師,則醇乎其醇矣。後世必有能辯之者。戊申歲,羲與恽日初同在越半年。日初,先師高第弟子,其時為《劉子節要》,臨别拜於河浒,日初執手謂羲曰:“知先師之學者,今無人矣,吾二人宗旨不可不同。但於先師言意所在,當稍渾融耳。”羲蓋未之答也。及《節要》刻成,緘書寄羲,曰:“子知先師之學者,不可不序。”嗟乎!羲豈能知先師之學者?然觀日初《高劉兩先生正學說》雲:“忠憲得之悟,其畢生黾勉,祇重修持,是以乾知統攝坤能;先師得之修,其末後歸趣,亟稱解悟,是以坤能證入乾知。”夫天氣之謂乾,地質之謂坤,氣不得不凝為質,質不得不散為氣,兩者同一物也。乾知而無坤能,則為狂慧;坤能而無乾知,則為盲修。豈有先後?彼徒見忠憲旅店之悟,以為得之悟,此是禅門路徑,與聖學無當也。先師之慎獨,非性體分明,慎是慎個何物?以此觀之,日初亦便未知先師之學也。使其知之,則於先師言意所在,迎刃而解矣。此羲不序《節要》之意也。惜當時不及細論,負此良友。今所錄,一依原書次第。先師著述雖多,其大概具是。學者可以無未見之恨矣。
忠端劉念台先生宗周
劉諱宗周,字起東,号念台,越之山陰人。萬曆辛醜進士。授行人。上疏言國本,言東林多君子,不宜彈射。請告歸。起禮部主事,劾奄人魏忠賢、保姆客氏,轉光祿寺丞。尋陞尚寶少卿,太仆少卿,疏辭,不允。告病回籍。起右通政,又固辭。内批為矯情厭世,革職為民。崇祯己巳,起順天府尹。上方綜核名實,群臣救過不遑,先生以為此刑名之術也,不可以治天下,而以仁義之說進,上迂闊之。京師戒嚴,上疑廷臣謀國不忠,稍稍親向奄人。先生謂:“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為濟難之本,皇上以親内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臣,則太平之業一舉而定也。”當是時,小人乘時欲翻逆案,遂以失事者,牽連入之東林。先生曰:“自東林之以忠義着,是非定矣。奈何複起波瀾?用賢之路,從此而窮。”解嚴後,上祈天永命疏:“上天重民命,則刑罰宜省,請除诏獄;上天厚民生,則賦斂宜緩,請除新饷。相臣勿興大獄,勿贊富強,與有祈天永命之責焉。”上诘以軍需所出,先生對曰:“有原設之兵,原設之饷在。”上終以為迂闊也。請告歸。上複思之,因推閣員降诏,召先生入對文華殿。上問人才、糧饷、流寇三事,對曰:“天下原未嘗乏才,止因皇上求治太急,進退天下士太輕,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加派重而參罰嚴,吏治日壞,民生不得其所,胥化為盜賊,饷無從出矣。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寇還為吾民也。”上又問兵事,對曰:“臣聞禦外亦以治内為本,此幹羽所以格有苗也。皇上亦法堯、舜而已矣。”上顧溫體仁曰:“迂哉!劉某之言也。”用為工部左侍郎。乃以近日弊政,反覆言之。謂:“皇上但下一尺之诏,痛言前日所以緻賊之由,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遣廷臣赉内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聽其窮而自解歸來,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也。”上見之大怒。久之而意解,谕以“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咎朝廷耳。”先生複言:“皇上已具堯、舜之心,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出於人心,而有過不及者,授之政事之地,即求治而過,不免害治者有之,惟皇上深緻意焉。”三疏請告,上允之。行至德州,上疏曰:“今日之禍,己巳以來釀成之也;後日之禍,今日又釀之矣。己巳之變,受事者為執政之異己,不難為法受惡,概寘之重典;丙子之變,受事者為執政之私人,不難上下蒙蔽,使處分之頓異。自古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人,必無合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為首輔溫體仁解矣。”有旨革職為民。然上終不忘先生,臨朝而歎,謂:“大臣如劉某,清執敢言,廷臣莫及也。”壬午起吏部左侍郎。先生以為天下治亂,決不能舍道而别有手援之法,一涉功利,皆為苟且。途中上書,以明聖學。未至,陞左都禦史。召對,上問:“職掌安在?”對曰:“都察院之職,在于正己以正百僚,必其存諸中者,上可以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至於責成,巡方其守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吏治清則民生安矣。”已又戒嚴,先生言:“皇上以一心為天地神人之主,鎮靜以立本,安詳以應變,此第一義也。其施行次第,旌盧象昇,戮楊嗣昌。”上曰:“責重朕心,是也。請卹追戮,何與兵機事?”召對中左門。禦史楊若僑言火器,先生劾之曰:“禦史之言非也,迩來邊臣於安攘禦侮之策,戰守屯戍之法,概置不講,以火器為司命,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上議督撫去留,先生對:“請自督師範志完始,志完身任三協,平時無備,任其出入,今又借援南下,為脫卸計,從此關門無阻,決裂至此。”上曰:“入援乃奉旨而行,何雲脫卸?”先生對:“十五年來,皇上處分未當,緻有今日敗局,乃不追原禍始,更弦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牽補罅漏,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追,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先生對:“今日第一義,在皇上開誠布公,先豁疑關,公天下以為好惡,則思過半矣。”上曰:“國家敗壞已極,如何整頓?”先生對:“近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不知天下真才望,出於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上曰:“濟變之日,先才而後守。”先生對:“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即如範志完操守不謹,用賄補官,所以三軍解體,莫肯用命。由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為主乎?”上始色解。先生更端曰:“皇上方下诏求言,而給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開元,以言得罪,下之诏獄。皇上度量卓越,如臣某累多狂妄,幸寬斧鑕。又如詞臣黃道周,亦以戆直獲宥。二臣何獨不蒙一體之仁乎?”上曰:“道周有學有守,豈二臣可比?”先生對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即有應得之罪,亦當敕下法司定之,遽寘诏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俱可不問乎?”先生對:“即皇上欲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之法司也。”上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旨處分。”先生謝罪。文武班行各申救,遂革職歸。
南渡,起原官。先生上言:“今日宗社大計,舍讨賊複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陛下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号稱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荊、襄,而南去金陸不遠,親征之師,駐跸於此,規模先立,而後可言政事。”一時亂政,先生無不危言。閣臣則劾馬士英,勳臣則劾劉孔昭,四鎮則劾劉澤清、高傑。先生本無意於出,謂:“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洛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疏,何以言匡扶之略?”當是時,奸人雖不利先生,然恥不能緻先生,反急先生之一出。馬士英言先生“負海内重名,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以不臣也。”朱統鎞言先生“請移跸鳳陽,鳳陽,高牆之所,蓋欲以罪宗處皇上。”四鎮皆言先生“欲行定策之誅,意在廢立”。先生在丹陽僧舍,高傑、劉澤清遣刺客數輩迹之,先生危坐終日,無憚容,客亦心折而去。诏書敦迫再三,先生始受命。尋以阮大铖為兵部侍郎,先生曰:“大铖之進退,江左之興衰系焉。”内批:“是否确論?”先生再疏請告,予馳驿歸。先生出國門,黃童白叟聚觀歎息,知南都之不能久立也。浙省降,先生恸哭曰:“此餘正命之時也。”門人以文山、疊山、袁阆故事言,先生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仆在懸車,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今吾越又降,區區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為存亡,獨不當與土為存亡乎?故相江萬裡所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相,亦豈有逃死之禦史大夫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義也。父子之親,固不可解于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于心。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死為近名,則随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矣。”絕食二十日而卒,閏六月八日,戊子也,年六十八。
先生起自孤童,始從外祖章穎學,長師許敬菴,而砥砺性命之友則劉靜之、丁長孺、周甯宇、魏忠節、先忠端公、高忠憲。始雖與陶石梁同講席,為證人之會,而學不同。石梁之門人,皆學佛,後且流於因果。分會于白馬山,羲嘗聽講。石梁言一名臣轉身為馬,引其族姑證之。羲甚不然其言,退而與王業洵、王毓蓍推擇一輩時名之士,四十餘人,執贽先生門下。此四十餘人者,皆喜闢佛,然而無有根柢,於學問之事,亦浮慕而已,反資學佛者之口實。先生有憂之,兩者交譏,故傳先生之學者,未易一二也。先生之學,以慎獨為宗,儒者人人言慎獨,唯先生始得其真。盈天地間皆氣也,其在人心,一氣之流行,誠通誠複,自然分為喜怒哀樂、仁義禮智之名,因此而起者也。不待安排品節,自能不過其則,即中和也。此生而有之,人人如是,所以謂之性善,即不無過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為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即是慎矣。慎之工夫,隻在主宰上,覺有主,是曰意,離意根一步,便是妄,便非獨矣。故愈收斂,是愈推緻,然主宰亦非有一處停頓,即在此流行之中,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蓋離氣無所為理,離心無所為性。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是其真贓實犯。奈何儒者亦曰“理生氣”,所謂毫釐之辨,竟亦安在?而徒以自私自利,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棄而君臣父子,強生分别,其不為佛者之所笑乎?先生大指如是。此指出真是南轅北轍,界限清楚,有宋以來,所未有也。識者謂五星聚奎,濂、洛、關、閩出焉;五星聚室,陽明子之說昌;五星聚張,子劉子之道通,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語錄
湛然寂靜中,當見諸緣就攝,諸事就理,雖簿書鞅掌,金革倥偬,一齊具了,此靜中真消息。若一事不理,可知一心忙亂在。用一心,錯一心,理一事,壞一事,即豎得許多功能,亦是沙火不成團,如吃飯穿衣,有甚奇事?才忙亂,已從脊梁過。學無本領,漫言主靜,總無益也。
知行自有次第,但知先而行即從之,無間可截,故雲一。後儒喜以覺言性,謂一覺無餘事,即知即行,其要歸于無知。知既不立,一亦難言。噫!是率天下而禅也。
有不善未嘗不知,是謂良知;知之未嘗複行也,是謂緻知。盈天地間皆道也,學者須自擇乎中庸。事之過不及處,即為惡事,則念之有倚著處,即為惡念。擇言非擇在事上,直證本心始得。《識仁》一篇,總是狀仁體合下如此,當下認取活潑地,不須着纖毫氣力,所謂我固有之也。然誠敬為力,乃是無着力處,蓋把持之存,終屬人僞,誠敬之存,乃為天理。隻是存得好,便是誠敬。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泥不須防檢窮索,則誠敬之存,當在何處?未免滋高明之惑。(以上庚申前錄。)
凡人一言過,則終日言皆婉轉而文此一言之過;一行過,則終日行皆婉轉而文此一行之過。蓋人情文過之态如此,幾何而不堕禽獸也!
日用之間,漫無事事,或出入闱房,或應接賓客,或散步回廊,或靜窺書冊,或談說無根,或思想過去未來,或料理藥餌,或揀擇衣飲,或诘童仆,或量米鹽,恁他捱排,莫可适莫。自謂頗無大過,杜門守拙,禍亦無生。及夫時移境改,一朝患作,追尋來曆,多坐前日無事甲裡。如前日妄起一念,此一念便下種子,前日誤讀一冊,此一冊便成附會。推此以往,不可勝數,故君子不以閑居而肆惡,不以造次而違仁。(以上癸亥)
此心放逸已久,才向内,則苦而不甘,忽複去之。總之未得天理之所安耳。心無内外,其渾然不見内外處,即天理也。先正雲:“心有所向,便是欲。”向内向外,皆欲也。
釋氏之學本心,吾儒之學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與知,其工夫實地,卻在格物,所以心與天通。釋氏言心,便言覺,合下遺卻意,無意則無知,無知則無物。其所謂覺,亦隻是虛空圓寂之覺,與吾儒體物之知不同;其所謂心,亦隻是虛空圓寂之心,與吾儒盡物之心不同。象山言心,本未嘗差,到慈湖言無意,分明是禅家機軸,一盤托出。
道本無一物可言,若有一物可言,便是礙膺之物;學本無一事可着,才有一事可着,便是賊心之事。如學仁便非仁,學義便非義,學中便非中,學靜便非靜,止有誠敬一門,頗無破綻。然認定誠敬,執着不化,則其為不誠不敬也,亦已多矣。夫道即其人而已矣,學如其心而已矣!
此心絕無湊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分,搜褭是鬼窟,四路把絕,就其中間不容發處,恰是此心真湊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
心無物累,便是道,莫於此外更求道,此外求道妄也。見為妄見,思為妄思,有見與思,即與消融去,即此是善學。(以上乙醜丙寅。)
延平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此學問第一義工夫。”未發時有何氣象可觀?隻是查檢自己病痛到極微密處,方知時雖未發,而倚着之私,隐隐已伏;才有倚着,便易橫決。若於此處查考分明,如貫虱車輪,更無躲閃,則中體恍然在此,而已發之後,不待言矣。此之謂善觀氣象者。
問:“未發氣象,從何處看入?”曰:“從發處看入。”“如何用工夫?”曰:“其要隻在慎獨。”問:“兼動靜否?”曰:“工夫隻在靜,故雲主靜立人極,非偏言之也。”“然則何以從發處看入?”曰:“動中求靜,是真靜之體;靜中求動,是真動之用。體用一原,動靜無端,心體本是如此。”(以上戊辰。)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者,天理之所以妙合而無間也。靜以宰動,動複歸靜者,人心之所以有主而常一也。故天理無動無靜,而人心惟以靜為主。以靜為主,則時靜而靜,時動而動,即靜即動,無靜無動,君子盡性至命之極則也。
遊思妄想,不必苦事禁遏。大扺人心不能無所用,但用之於學者既專,則一起一倒,都在這裡,何暇及一切遊思妄想?即這裡處不無間斷,忽然走作,吾立刻與之追究去,亦不至大為擾擾矣。此主客之勢也。(以上甲戌。)
正谛當時,切忌又起爐竈。
無事時得一偷字,有事時得一亂字。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無妄亦無誠。”
心以物為體,離物無知,今欲離物以求知,是張子所謂反鏡索照也。然則物有時而離心乎?曰:“無時非物。”心在外乎?曰:“惟心無外。”
獨字是虛位,從性體看來,則曰莫見莫顯,是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也;從心體看來,則曰十目十手,是思慮既起,吾心獨知時也。然性體即在心體中看出。
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性之德曰誠,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此心性之辨也。故學始於思,達於不思而得。又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緻知在格物,《中庸》明有疏義曰:‘明善是也。’然《中庸》言五者之目,而《大學》止言格緻,不言所以格且緻者,何也?”曰:“此五者之目,已括《大學》二字内,此真言其所謂道耳。故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此格物之功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即在人心中看出,始見得心性一而二,二而一。然學者工夫不得不向危處做起,是就至粗處求精,至紛處求一,至偏倚處求中也。
(擇善固執,正是從氣質上揀擇德性來,所以至精。)
才認己無不是處,愈流愈下,終成凡夫;才認己有不是處,愈達愈上,便是聖人。
獨體隻是個微字,慎獨之功,亦隻在於微處下一着子,總是一毛頭立不得也,故曰“道心惟微”。心一也,合性而言,則曰仁;離性而言,則曰覺。覺則仁之親切痛癢處,然不可以覺為仁,正謂不可以心為性也。又統而言之,則曰心;析而言之,則曰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惟心精之合意知物,粗之合天下國家與身,而後成其為覺。若單言心,則心亦一物而已。凡聖賢言心,皆合八條目而言者也,或止合意知物言。惟《大學》列在八目之中,而血脈仍是一貫,正是此心之全譜,又特表之曰“明德”。
《大學》之言心也,曰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而已。此四者,心之體也。其言意也,則曰好好色,惡惡臭。好惡者,此心最初之機,即四者之所自來,故意蘊於心,非心之所發也。又就意中指出最初之機,則僅有知善知惡之知而已,此即意之不可欺者也。故知藏於意,非意之所起也。又就知中指出最初之機,則僅有體物不遺之物而已,此所謂獨也。故物即是知,非知之所照也。《大學》之教,一層切一層,真是水窮山盡,學問原不以誠意為主,以緻良知為用神者。
有善有惡者心之動,好善惡惡者意之靜,知善知惡者是良知,有善無惡者是物則。
一性也,自理而言,則曰仁義禮智;自氣而言,則曰喜怒哀樂。一理也,自性而言,則曰仁義禮智;自心而言,則曰喜怒哀樂。
或曰:“君子既常戒懼於睹聞矣,又必及其所不睹聞,方是須臾不離道否?”曰:“如此則是判成兩片矣。且人自朝至夕,終無睹聞不着時,即後世學者,有一種瞑目杜聰工夫,亦是禅門流弊,聖學原無此教法。”
無極而太極,獨之體也。動而生陽,即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靜而生陰,即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才動於中,即發於外,發於外,則無事矣,是謂動極複靜,才發於外,即止於中,止於中,則有本矣,是謂靜極複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若謂有時而動,因感乃生,有時而靜,與感俱滅,則性有時而生滅矣。蓋時位不能無動靜,而性體不與時位為推遷,故君子戒懼於不睹不聞,何時位動靜之有?
問:“人心既無喜怒哀樂時,而藏發總一機矣,若夫氣機之屈伸,畢竟有寂感之時。寂然之時,四者終當冥於無端;感通之時,四者終當造於有象。則又安得以未發為動,而已發反為靜乎?”曰:“性無動靜者也,而心有寂感,當其寂然不動之時,喜怒哀樂未始淪于無,及其感而遂通之際,喜怒哀樂未始滞于有。以其未始淪于無,故當其未發,謂之陽之動,動而無動故也;以其未始滞于有,故及其已發,謂之陰之靜,靜而無靜故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性之所以為性也;動中有動,靜中有靜,物也,心之所以為心也。”
體認親切法:身在天地萬物之中,非有我之得私;心在天地萬物之外,非一膜之能囿。通天地萬物為一心,更無中外可言;體天地萬物為一本,更無本心可覓。(以上丙子京邸。)
先生有詩雲:“隻卷圓相形容似,才點些兒面目肥。”即此可以辨儒、釋。
或曰:“慎獨是第二義,學者須先識天命之性否?”曰:“不慎獨,又如何識得天命之性?”
隻此喜怒哀樂而達乎天地,即天地之寒暑災祥達乎萬物,即萬物之疾痛疴癢。
伊、洛拈出敬字,本《中庸》戒慎恐懼來,然敬字隻是死工夫,不若《中庸》說得有着落。以戒慎屬不睹,以恐懼屬不聞,總隻為這些子讨消息,胸中實無個敬字也。故主靜立極之說,最為無弊。
小人隻是無忌禅,便結果一生。至《大學》止言閑居為不善耳,閑居時有何不善可為?隻是一種懶散精神,漫無着落處,便是萬惡淵薮,正是小人無忌憚處,可畏哉!
陽明先生言良知,即物以言知也。若早知有格物義在,即止言緻知亦得。朱子言獨知,對覩聞以言獨也。若早知有不睹不聞義在,即止言慎獨亦得。
離獨一步,便是人僞。
主靜之說,大要主於循理。然昔賢雲道德,言動,皆翕聚為主,發散是不得已事。天地萬物皆然,則亦意有專屬,正黃藥止兒啼,是方便法也。
喜怒哀樂,雖錯綜其文,實以氣序而言。至殽而為七情,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是性情之變,離乎天而出乎人者,故紛然錯出而不齊。所為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七者合而言之,皆欲也。君子存理遏欲之功,正用之於此。若喜怒哀樂四者,其發與未發,更無人力可施也。
後人解中和,誤認是七情,故經旨晦至今。
古人恐懼二字,嘗用在平康無事時,及至利害當前,無可回避,隻得赤體承當。世人隻是倒做了。
九容,分明畫出有道形容氣象,然學者一味學不得,吾病其狥外而為人也。
本體隻是這些子,工夫隻是這些子,并這些子仍不得分此為本體,彼為工夫。既無本體工夫可分,則亦并無這些子可指。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以上丙子《獨証編》)
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矣。有氣斯有數,有數斯有象,有象斯有名,有名斯有物,有物斯有性,有性斯有道,故道其後起也。而求道者,辄求之未始有氣之先,以為道生氣,則道亦何物也,而遂能生氣乎?
或曰:“虛生氣。”夫虛即氣也,何生之有?吾遡之未始有氣之先,亦無往而非氣也。當其屈也,自無而之有,有而未始有;及其伸也,自有而之無,無而未始無也。非有非無之間,而即有即無,是謂太虛,是謂太極。
天者,萬物之總名,非與物為君也;道者,萬器之總名,非與器為體也;性者,萬形之總名,非與形為偶也。
一心也,而在天謂之誠,人之本也;在人謂之明,天之本也。故人本天,天亦本人。離器而道不可見,故道器可以上下言,不可以先後言。有物先天地,異端千差萬錯,從此句來。一氣之變,雜然流行,類萬物而觀,人亦物也。而靈者不得不靈,靈無以異于蠢也。故靈含蠢,蠢亦含靈;類萬體而觀,心亦體也。而大者不得不大,大無以分於小也。故大統小,小亦統大。
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此天命之體,而性道教所從出也。
(覺有主,是先生創見。)
天樞轉於於穆,地軸互於中央,人心藏於獨覺。
理即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外。知此,則知道心即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即氣質之本性,千古支離之說,可以盡掃。而學者從事于入道之路,高之不堕于虛無,卑之不淪于象數,道術始歸于一乎?
天命流行,物與無妄,言實有此流行之命,而物物付畀之,非流行之外,另有個無妄之理。
乾坤合德而無為,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非疊運之謂也。至化育之功,實始乎繼體之長子,而長女配之,成乎少男,而少女配之。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今曰“繼靜而動”,亦非心。以斯知人心之獨體,不可以動靜言,而動靜者,其所乘之位也,分明是造化之理。
心無善惡,而一點獨知,知善知惡。知善知惡之知,即是好善惡惡之意,好善惡惡之意,即是無善無惡之體,此之謂無極而太極。意者心之所存,非所發也。或曰:“好善惡惡,非所發乎?”曰:“意之好惡,與起念之好惡不同。意之好惡,一機而互見;起念之好惡,兩在而異情。以念為意,何啻千裡!”
自濂溪有主靜立極之說,傳之豫章、延平,遂以“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為單提口訣。夫所謂未發以前氣象,即是獨中真消息,但說不得前後際耳。蓋獨不離中和,延平姑即中以求獨體,而和在其中,此慎獨真方便門也。後儒不察,謂“未發以前,專是靜寂一機”,直欲求之思慮未起之先,而曰“既思即是已發”,果然心行路絕,語言道斷矣。故朱子終不取延平之說,遂專守程門主敬之法以教學者。特其以獨為動念邊事,不為無弊。至湖南中和問答,轉折發明,内有以心為主,則性情各有統理,而敬之一字,又所以流貫乎動靜之間,庶幾不謬於慎獨之說,最後更以察識端倪為第一義為誤,而仍歸之涵養一路。可為善學延平者,然終未得《中庸》本旨。
陽明子言良知,每謂“個個人心有仲尼”,至於中和二字,則反不能信,謂“必慎獨之後,方有此氣象。”豈知中和若不是生而有之,又如何養成得?中隻是四時之中氣,和隻是中氣流露處,天若無中氣,如何能以四時之氣相禅不窮?人若無中氣,如何能以四端之情相生不已?故曰:“哀樂相生,循環無端,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戒懼於所不睹聞。”其旨一也。
性情之德,有即心而見者,有離心而見者。即心而言,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哀樂亦然。由中道和,有前後際,而實非判然分為二時。離心而言,則維天於穆,一氣流行,自喜而樂,自樂而怒,自怒而哀,自哀而複喜。由中道和,有顯微際,而亦截然分為兩在。然即心離心,總見此心之妙,而心與性不可以分合言也。故寂然不動之中,四氣實相為循環,而感而遂通之際,四氣又疊以時出,即喜怒哀樂之中,各有喜怒哀樂焉。如初喜屬喜,喜之暢屬樂,喜之斂屬怒,喜之藏屬哀,餘仿此是也。又有遂感而見者,如喜也而溢為好,樂也而溢為樂,怒也而積為忿懥。一哀也而分為恐為懼,為憂為患,非樂而淫,即哀而傷。且陽德衰而陰慘用事,喜與樂之分數減,而忿懥恐懼憂患之分數,居其偏勝,則去天愈遠,心非其心矣。
陽明子曰:“語言正到快意時,便翕然能止截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肅然能收斂得;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然見得良知親切,工夫亦自不難。”愚謂:“語言既到快意時,自能繼以止截;意氣既到發揚時,自能繼以收斂;嗜欲既到沸騰時,自能繼以消化。此正一氣之自通自複,分明喜怒哀樂相為循環之妙,有不待品節限制而然。即其間非無過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為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則雖日用動靜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而於所謂良知之見,亦莫親切於此矣。若必借良知為鑒察官,欲就其一往不返之勢,皆一一逆收之,以還之天理之正,則心之與性,先自相雠,而杞柳桮棬之說,有時而伸也必矣。”
《中庸》言喜怒哀樂,專指四德而言,非以七情言也。喜,仁之德也;怒,義之德也;樂,禮之德也;哀,智之德也;而其所謂中,即信之德也。故自四者之存諸中言,謂之中,不必其未發之前,别有氣象也。即即天道之元亨利貞,運于於穆者是也。此四者之發於外言,謂之和,不必其已發之時,又有氣象也。即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育者是也。惟存發總是一機,故中和渾是一性,如内有陽舒之心,為喜為樂,外即有陽舒之色,動作态度,無不陽舒者。内有陰慘之心,為怒為哀,外即有陰慘之色,動作态度,無不陰慘者。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此獨體之妙,所以即微即顯,即隐即見,即慎獨之學,即中和,即位育,此千聖學脈也。
心意知物是一路,不知此外何以又容一念字?今心為念,蓋心之餘氣也。餘氣也者,動氣也,動而遠乎天,故念起念滅,為厥心病,還為意病,為知病,為物病。故念有善惡,而物即與之為善惡,物本無善惡也。念有昏明,而知即與之為昏明,知本無昏明也。念有真妄,而意即與之為真妄,意本無真妄也。念有起滅,而心即與之為起滅,心本無起滅也。故聖人化念還心,要於主靜。
心之官則思,一息不思,則官失其職。故人心無思,而無乎不思,絕無所謂思慮未起之時。惟物感相乘,而心為之動,則思為物化,一點精明之氣,不能自主,遂為憧憧往來之思矣。又如官犯贓,乃溺職也。
思即是良知之柄。
知無不良,隻是獨知一點。
朱子以未發言性,仍是逃空堕幻之見。性者生而有之之理,無處無之。如心能思,心之性也;耳能聽,耳之性也;目能視,目之性也;未發謂之中,未發之性也;已發謂之和,已發之性也。博而躍之,可使過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勢之性也。
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如麟鳳枭獍,其性之仁暴,皆生而有之。假令易枭獍而仁,易麟鳳而暴,則非其性矣。水清則明,清之性也;水濁則暗,濁之性也。千古性學不明,隻因将做一好題目看,故或拘于一處,或限於一時,而不能相通,以類萬物之情,使性善之旨反晦。
性即理也,理無定理,理亦無理。
張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性與氣,分明兩事矣。即程子之見,亦近儱侗。凡言性者,皆指氣質而言也。或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亦非也。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如曰“氣質之理”即是,豈可曰“義理之理”乎?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曰一歲,一周天。而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即其間亦有愆陽伏陰,釀為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此所謂“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鐘虛則鳴,叩之以大則大鳴,叩之以小則小鳴,以為别有一物主所以鳴者,非也。盈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正為虛而能應之理,物物皆然,非鐘所得而私也。此可以明性體矣。
古今性學不明,隻是将此理另作一物看,大抵臧三耳之說。佛氏曰“性空也”,空與色對,空一物也。老氏曰“性玄也”,玄與白對,玄一物也。吾儒曰“性理也”,理與氣對,理一物也。佛、老叛理,而吾儒障於理,幾何而勝之。
朱子於獨字下補一知字,可為擴前聖所未發,然專以屬之動念邊事,何耶?豈靜中無知乎?使知有間於動靜,則不得謂之知矣。
心無存亡,但離獨位便是亡。
滿腔子皆恻隐之心,以人心八萬四千毫竅,在在靈通,知痛癢也。隻此知痛癢心,便是恻隐之心。凡乍見孺子感動之心,皆從知痛癢心一體分出來。朱子雲:“知痛是人心,恻隐是道心。”太分析。恻隐是知痛表德。
慈湖宗無意,亦以念為意也,隻是死念法,若意則何可無者?無意則無心矣。龍溪有“無心之心則體寂,無意之意則應圓”,此的傳慈湖之衣缽也。文成雲:“慈湖不免著在無意上。”則龍溪之說,非師門定本可知。若夫子之毋意,正可與誠意之說相發明,誠意乃所以毋意也,毋意者毋自欺也。(以上丁醜)
子絕四,毋意,聖人心同太虛,一疵不存,了無端倪可窺,即就其存主處,亦化而不有,大抵歸之神明不測而已。自意而積成為我,才說得是私意,若竟以竟為私,是認念為意也。日用之間,動靜雲為,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苟能順以應之,如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不起一見,則亦無往而非道矣。才起一見,便屬我見,強我合道,動成兩牉。
格物,是格其有善無惡之物。(以上戊寅。)
存其心,養其性,存得恰好處,便是癢。本是一個工夫,卻須兩句說,正如宋人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緻知”。(己卯。)
人心如穀種,滿腔都是生意,欲锢之而滞矣。然而生意未嘗不在也,疏之而已耳。又如明鏡,全體渾是光明,習染薰之而暗矣。然而明體未嘗不存也,拂拭而已耳。惟有内起之賊,從意根受者不易除,更加氣與之拘,物與之蔽,則表裡夾攻,更無生意可留、明體可觌矣,是為喪心之人。君子惓惓于慎獨,以此。
省察二字,正存養中吃緊工夫。如一念於欲,便就此念體察,體得委是欲,立與消融而後已。
聖人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矣。盈天地間皆性也,性一命也,命一天也,天即心,即理,即事,即物,而渾然一緻,無有乎上下、精粗之歧,所以謂中庸之道也。後之言道者,妄意所謂形而上者,而求之虛無,既遁有而入無,又遁無而入有,有無兩遺,善惡不立,其究也,歸之斷滅性種,而猶謂之見性,何哉?(以上庚辰。)
身無妄動可乎?無妄動易,無妄念難。無妄可乎?曰無妄念易,無妄心難。
心是鑒察官,謂之良知,最有權,觸着便碎。人但随俗習非,因而行有不慊,此時鑒察,仍是井井,卻已做主不得。鑒察無主,則血氣用事,何所不至!一事不做主,事事不做主,隐隐一竅,托在恍惚間,擁虛器而已。
語次多詭随,亦見主心之不一。
小人閑居為不善,隻為惹卻些子。聖人勘之曰:“無所不至。”
主靜,敬也。若言主敬,便贅此主字。
如在性情上理會,但有過,更無不及可商。如出手太粗,應手太急,便是過,不必到分數上争饒減也。然間有太軟太弱時,總向廓然處讨消息。
人心一氣而已矣,而樞紐至微,才入粗一二,則樞紐之地霍然散矣。散則浮,有浮氣,因以有浮質;有浮質,因以有浮性;有浮性,因以有浮想。為此四浮,合成妄根。為此一妄,種成萬惡。嗟乎!其所由來者漸矣。
本心湛然無思無為,為天下主,過此一步,便為安排。心有安排,因以有倚着;有倚着,因以有方所;有方所,因以有去住;有去住,因以有轉換。則機械變詐,無所不至矣。(以上壬午淮上。)
莫非命也,順而受之,正也。莫之為而為,莫之緻而緻,如斯而已矣。受制焉,僥倖苟免焉,一為桎梏,一為巖牆矣。莫非性也,率而由之,真也。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安排焉,知過造作焉,一為湍水,一為杞柳矣。
人有恒言曰:“性命由一念之起滅,一息之呼吸,一日之晝夜,推之以至百年之生死。時然而然,不期然而然,莫非性也,則莫非命也。”今人專以生死言性命,蓋指其盡處言也。而漸易以七尺之成毀,則性命之說,有時而晦矣。
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
後之學者,每於道理三分之:推一分於在天,以為天命之性;推一分於萬物,以為在物之理;又推一分於古今典籍,以為耳目之用神。反而求之吾心,如赤貧之子,一無所有,乃日夕乞哀於三者。而幾幾乎其來舍焉,客子之過逆旅,止堪一宿,所謂疏者,續之不堅也。當是時,主人貧甚,尚有一點靈明,可恃為續命之膏,又被佛氏先得之。則益望望然恐,曰:“我儒也,何以佛為?”并其靈明而棄之。於是天地萬物、古今典籍皆阙亡,而返求其一宿而不可得,終望門持缽以死。甯為牛後,無為雞口,悲夫!
或問:“孰有以一念為萬年者乎?”曰:“無以為也。往者過,來者續,今日之日,豈非昨日之日乎?學貴日新,日日取生手,一日剝換一日,方不犯人間火食。”(以上壬午京邸。)
《大學》首言“明德”,又繼之曰:“止於至善。”蓋就明德中指出主宰,有所謂至善者,而求以止之,止之所以明之也。然則學問工夫,固不止就一靈明處結果可知。
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理無動靜,氣有寂感,離氣無理,動靜有無,通一無二。以理為靜,以氣為動,言有言無,則善惡之辨,轉展悠謬矣。
心且是無善無惡,其如動而為好惡,好必善,惡必惡,如火之熱,水之寒,斷斷不爽,乃見其所為善者。孟子性善之說,本此。故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此性善第一義也。《大學》之好惡,正指平旦之好惡而言。故欺曰自欺,慊曰自慊。自之為言,由也;自之為言,獨也。
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即所謂良知也。但朱子則欲自此而一一緻之於外,陽明則欲自此而一一緻之於中。不是知處異,乃是緻處異。
《大學》言明德,則不必更言良知,知無不良,即就明德中看出。陽明特指點出來,蓋就工夫參本體,非全以本體言也。又曰:“良知即天理,即未發之中。”則全以本體言矣,将置明德於何地?至後人益張大之,搬弄此二字,愈晦原初立言之旨。
佛氏之學,隻主靈明,而抹去善惡二義,故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見本來面目。”本來面目,仍隻是一點靈明而已。後之言《學》者本之,豈《大學》之義乎?
胡敬齋曰:“心有專主之謂意。”朱子釋《訓蒙詩》曰:“意是情專所主時。”近之。《大學章句》以心之所發言,恐未然。愚謂敬齋亦近之,而未盡也。心有專主,蓋言有所專主也。有所專主,仍是逐物心,即朱子情專所主之說。然讀《大學》本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方見得他專主精神,隻是善也。意本如是,非誠之而後如是,意還其意之謂誠,乃知意者心之主宰,非徒以專主言也。
天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帝;心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謂之意。天有五帝,而分之為八節十二辰,故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緻沒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即主宰,即流行也。此正是體用一原,顯微無聞處。今言意為心之所發,亦無不可,言所發而所存在其中,終不可以心為所存,意為所發。意者心之所發,發則有善有惡,陽明之說有自來矣。抑善惡者意乎?好善惡惡者意乎?若果以好善惡惡者為意,則意之有善而無惡也,明矣。然則誠意一關,其止至善之極則乎?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蓋言獨體之好惡也。元來隻是自好自惡,故欺曰自欺,慊曰自慊。既是自好自惡,則好在善,即是惡在不善,惡在不善,即是好在善。故好惡雖兩意而一幾,若以所感時言,則感之以可好而好,感之以可惡而惡,方有分用之機。然所好在此,所惡在彼,心體仍隻是一個。一者誠也,意本一,故以誠體還之,非意本有兩,而吾以誠之者一之也。
古本聖經,而後首傳誠意,前不及先緻知,後不及欲正心,直是單提直指,以一義總攝諸義。至未又雲“故君子必誠其意”,何等鄭重。故陽明古本《序》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豈非言誠意而格緻包與其中,言誠意而正心以下,更無餘事乎?乃陽明宛轉歸到緻良知,為《大學》本旨,大抵以誠意為主意,以緻良知為工夫之則。蓋曰“誠意無工夫,工夫隻在緻知”,以合於明善是誠身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豈不直截簡要?乃質之誠意本傳,終不打合。及攷之修身章,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隻此便是良知。然則緻知工夫,不是另一項,仍隻就誠意中看出。如離卻意根一步,亦更無緻知可言。餘嘗謂好善惡惡是良知,舍好善惡惡,無所謂知善知惡者,好即是知好,惡即是知惡,非謂既知了善,方去好善,既知了惡,方去惡惡。審如此,亦安見所謂良者?乃知知之與意,隻是一合,相分不得精粗動靜。且陽明既以誠意配誠身,約禮惟一,則莫一於意,莫約於誠意一關。今雲“有善有惡意之動”,善惡雜揉,向何處讨歸宿?抑豈《大學》知本之謂乎?如謂誠意,即誠其有善有惡之意,誠其有善,固可斷然為君子;誠其有惡,豈有不斷然為小人?吾不意當良知既緻之後,隻落得做半個小人。若雲緻知之始有善有惡,緻知之後無善無惡,則雲“《大學》之道,正心而已矣”,始得。前之既欲提宗於緻知,後之又欲收功於正心,視誠意之關,直是過路斷橋,使人放步不得,主意在何處?
濂溪曰:“幾善惡,即繼之曰德,愛曰仁,宜曰義,通曰禮,知曰智,守曰信,此所謂德幾也。”道心惟微也。幾本善而善中有惡,言仁義非出於中正,即是幾之惡,不謂忍與仁對,乖與義分也。先儒解幾善惡多誤。
“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知之良”,二語決不能相入,則知與意分明是兩事矣。将意先動而知随之耶?抑知先主而意繼之耶?如意先動而知随之,則知落後着,不得謂良。如知先主而意繼之,則離照之下,安得更留鬼魅?若或驅意於心之外,獨以知與心,則法惟有除意,不當誠意矣。且自來經傳無有以意為心外者,求其說而不得,無乃即知即意乎?果即知即意,則知良意亦良,更不待言。
幾者動之微,不是前此有個靜地,後此又有動之着在,而幾則界乎動靜之間者。審如此三截看,則一心之中,随處是絕流斷港,安得打合一貫?餘嘗謂周子誠神幾非三事,總是指點語。《大學》止辨公私義利,而不分理欲天人;《中庸》隻指隐微顯見,而不分前後動靜。此是儒門極大公案,後人愦愦千載於今。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全是指點微體。過此一關,微而著矣。好而流為好樂,惡而流為忿懥,又再流而為親愛之僻,為賤惡之僻,又再流而為民好之僻,民惡之僻。濫觞之弊,一至於此,總為不誠意故。然則以“正心”章視誠意微着之辨彰彰,而世儒反以意為粗根,以心為妙體。
後儒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為正。曰:“格知身之為本,而家國天下之為末。”予請申曰:“格知誠意之為本,而正修齊治平之為末。”陽明雲:“意在於事親,則緻吾良知于事親之物。”隻意在於事親,便犯個私意了。當晨昏則定省,當冬夏則溫凊,何處容得意在於事親耶?
朱子表章《大學》,於格緻之說最為緊要,而於誠意反草草。平日不知作何解,至易箦乃定為今章句。曰:“實其心之所發,不過是就事盟心伎倆。”於法已疏矣。至慎獨二字,明是盡性吃緊工夫,與《中庸》無異旨,而亦以“心之所發”言,不更疏乎?朱子一生學問,半得力於主敬,今不從慎獨二字認取,而欲掇敬於格物之前,真所謂握燈而索照也。
予嘗謂學術不明,隻是《大學》之教不明。《大學》之教不明,不争格緻之辨,而實在誠正之辨。蓋良知與聞見之知,總是一知,良知何嘗離得聞見?聞見何嘗遺得心靈?水窮山盡,都到這裡,誠正之辨,所關甚大。辨意不清,則以起滅為情緣;辨心不清,則以虛無落幻相。兩者相為表裡,言有言無,不可方物,即區區一點良知,亦終日受其颠倒播弄,而不自知,适以為濟惡之具而已。視聞見支離之病,何啻霄壤!一誠貫所性之全,而工夫則自明而入,故《中庸》曰“誠身”,曰“明善”,《大學》曰“誠意”,曰“緻知”,其旨一也。要之,明善之善,不外一誠,明之所以誠之也;緻知之知,不離此意,緻之所以誠之也。本體工夫,委是打合。
意根最微,誠體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以其至善,還之至微,乃見其真。止、定、靜、安、慮次第俱到,以歸之得,得無所得,乃為真得。禅家所謂向一毛孔立腳是也。此處圓滿,無處不圓滿,此處虧欠,無處不虧欠,故君子起戒於微,以克完其天心焉。欺之為言欠也,所自者欠也,自處一動,便有夾雜。因無夾雜,故無虧欠。而端倪在好惡之地,性光呈露,善必好,惡必惡,彼此兩關,乃呈至善。故謂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時渾然天體用事,不着人力絲毫,於此尋個下手工夫,惟有慎之一法,乃得還他本位,曰獨。仍不許動亂手腳一毫,所謂誠之者也。此是堯、舜以來相傳心法,學者勿得草草放過。
心體本無動靜,性體亦無動靜,以未發為性,已發為情,尤屬後人附會。喜怒哀樂,人心之全體,自其所存者,謂之未發;自其形之外者,謂之已發。寂然之時,亦有未發已發;感通之時,亦有未發已發。中外一機,中和一理也。若徒以七情言,如笑啼怒罵之類,畢竟有喜時,有不喜時,有怒時,有不怒時,以是分配性情,勢不得不以斷滅者為性種,而以紛然雜出者為情緣,分明有動有靜矣。
周子主靜之靜,與動靜之靜,迥然不同。蓋動靜生陰陽,兩者缺一不得,若於其中偏處一焉,則将何以為生生化化之本乎?然則周子何以又下個靜字?曰隻為主宰處着不得註腳,隻得就流行處讨消息。亦以見動靜隻是一理,而陰陽太極隻是一事也。
先儒之解《大學》者,以意為心之所發,而以所發先所存,故於《中庸》亦有“緻和以緻中”等語。近時鄒吉水有曰:“舍已發之和,而欲求未發之中,雖孔子不能。”總為不能出脫一意字,故其說種種悠謬。信如此,隻合和為天下之大本矣。
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如何?”曰:“此除是閉耳合眼也。心不在焉,始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時。若靜中工夫愈得力,則耳目聰明,亦愈加分曉,可見人生并無不睹不聞時也。若謂戒懼工夫,不向睹聞處着力則可。”
知在善不善之先,故能使善端充長,而惡自不起。若知在善不善之後,無論知不善無救於短長,勢必至遂非文過,即知善反多此一知,雖善亦惡。今人非全不知,隻是稍後耳。視聖人霄壤,知隻是良知,而先後之間,所争緻與不緻也。
起一善念,吾從而知之,知之之後,如何頓放此念?若頓放不妥,吾慮其剜肉成瘡。起一惡念,吾從而知之,知之之後,如何消化此念?若消化不去,吾恐其養虎遺患。總為多此一起,才有起處,雖善亦惡,轉為多此一念,才屬念緣,無滅非起。今人言緻良知者如是。
國家将興,必有祯祥,國家将亡,必有妖孽,此興亡先兆也。蓋人心亦有兆焉,方一念未起之先,而時操之以戒懼,即與之一立。立定,不至有歧路相疑之地,則此心有善而無惡。即有介不善于善中,而吾且擇之精,而守之一,若明鏡當空,不能眩我以妍媸。此所謂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吾之言緻知之學者如是。
就性情上理會,則曰涵養;就念慮上提撕,則曰省察;就氣質上消鎔,則曰克治。省克得輕安,即是涵養;涵養得分明,即是省克。其實一也,皆不是落後着事。
知無先後,但自誠而明,便占先手,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若自明而誠,尚得急着,離誠言明,終落後着。即明盡天下之理,都收拾不到這裡來,總屬狂慧。
天命之性,不可得而見,即就喜怒哀樂求之,猶以為粗,幾不足據也。故又就喜怒哀樂,一氣流行之間,而誠通誠複。有所謂鬼神之德者言之,德即人心之德,即天命之性。故不睹不聞之中,而莫見莫顯者存焉。是以君子之戒慎恐懼,真若或使之,如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者。故特以祭法推明之,一切工夫,總是一誠。乃信陽明先生“戒慎恐懼是本體”之說,非虛語也。本體此誠,工夫亦此誠,相逼成象,洋洋複洋洋,凡以見鬼神之為德如此。
本心之學,聖學也,而佛氏張大之,諱虛而言空。空故無所不攝,攝一切有無而皆空,一切有無不受也。又離一切無而不空,其所空自在也。看來隻是弄精魂,語下而遺上者欤?
誠者不思而得,良知不慮而知,良知一誠也,緻知誠之者也。此文成秘旨。
太極本無極,是直截語。如後人參解,乃曰“太極本於無極”耳。信如此,豈不加一重障礙?宜象山之聽聽而訟也。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何故避性字不言?隻為性不可指言也。蓋曰:“吾就性中之情蘊而言,分明見得是善。”今即如此解,尚失孟子本色,況可雲以情念性乎?何言乎情之善也?孟子言這恻隐心就是仁,何善如之?仁義禮智,皆生而有之,所謂性也。乃所以為善也,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即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後之解者曰:“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豈不毫釐而千裡乎?
凡所雲性,隻是心之性,決不得心與性對;所雲情,可雲性之情,決不得性與情對。
恻隐之心仁也,又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說者以為端緒見外耳,此中仍自不出來,與仁也之意稍傷。不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隻說得仁的一端,因就仁推義禮智去,故曰四端,如四體判下一般,說得最分明。後人錯看了,又以誣仁也。因以孟子誣《中庸》未發為性,已發為情。雖喙長三尺,向誰說。
口之於味一章,最費解說,今略為拈出。蓋曰“耳目口鼻之欲”,雖生而有之之性乎?然獨無所以宰制之乎?是即所謂命也。故君子言命不言性,以緻遏欲存理之功。綱常倫物之則,有至有不至,雖生而若限之命乎?然孰非心之所固有乎?是則所謂性也。故君子言性不言命,以緻盡人達天之學。蓋性命本無定名,合而言之皆心也,自其權籍而言,則曰命,故嘗能為耳目口鼻君;自其體蘊而言,則曰性,故可合天人,齊聖凡,而歸於一。總許人在心上用功,就氣中參出理來。故兩下分疏如此。若謂命有不齊,惟聖人全處其豐,豈耳目口鼻之欲,聖人亦處其豐乎?性有不一,惟聖人全出乎理,豈耳目口鼻之性,獨非天道之流行乎?審若此,既有二性,又有二命矣。惟提起心字,則性命各有條理,令人一一推诿不得,此孟子道性善本旨也。後之言性者,離心而言之,離之弗能離,則曰一而二,二而一,愈玄愈遠。離性言命亦然。
(羲以為性命之辨,莫明於此。耳目口鼻是氣之流行者,離氣無所為理,故曰性也。然即謂是為性,則理氣渾矣。乃就氣中指出其主宰之命,這方是性。故於耳目口鼻之流行者,不竟謂之為性也。綱常倫物之則,世人以此為天地萬物公共之理,用之範圍世教,故曰命也。所以後之儒者,窮理之學,必從公共處窮之,而我之所有者,唯知覺耳。孟子言此理自人所固有,指出性真,不向天地萬物上求,故不謂之命也。宋儒以上段是氣質之性,下段是義理之性,豈不誤哉?)
勿忘勿助間,适合其宜,即義。非以勿忘勿助去集那義也。如此,正是義襲了。
知言之學,隻是從未發之中看得透,故早破了偏見。此處差之毫釐,氣便於此而受過。過則暴也。此孟子得統於子思處。
主一之謂敬,心本有主,主還其主,便是主一。今日乃打破敬字,濂溪以中言性,而本之剛柔善惡。剛柔二字,即喜怒哀樂之别名,剛善則怒中有喜,惡則即是偏於剛,一味肅殺之氣矣。柔善則喜中有怒,惡則即是偏於柔,一味優柔之氣矣。中便是善,言於剛柔之間認個中,非是於善惡之間認個中。又非是於剛善柔善之外,另認個中也。此中字,分明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故即承之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圖說》言仁義中正,仁義即剛柔之别名,中正即中和之别解,皆為《中庸》註疏。後人不解《中庸》,并不解《圖說》、《通書》矣。
周子思之功,全向幾處用。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故通微,通微故無不通,故可以盡神,可以體誠,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兇之機也。吉兇之機,言善惡由此而出,非幾中本有善惡也。幾動誠動,言幾中之善惡,方動於彼,而為善去惡之實功,已先動於思,所以謂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所以謂之“知幾其神。”機非幾也,言發動所由也。
善不善之幾,中於感應者,止有過不及之差,而乘於念慮者,則謂之惡。然過而不已,念慮乘之,亦鮮不為大惡矣。君子知幾,端在感應上控持得力,若念慮之惡,君子早已絕之矣。
程子以水喻性,其初皆清也,而其後漸流而至於濁,則受水之地異也。如此分義理與氣質,似甚明。但《易》稱“各正性命,乃利貞。”又稱“成之者性也。”亦以誠複言,則古人言性,皆主後天,而至於人生而靜以上,所謂不容說者也。即繼之者善,已落一班,畢竟離氣質,無所謂性者。生而濁則濁,生而清則清,非水不清,而受制於質,故濁也。如此則水與受水者,終是兩事,性與心可分兩事乎?餘謂水心也,而清者其性也,有時而濁,未離乎清也,相近者也。其終锢於濁,則習之罪也。性本虛位,心有定理。
敬齋雲:“敬無間斷,便是誠。”予謂心有間斷,隻為不敬,故若敬,則自無間斷。敬則所以誠之也,此所謂自明而誠也,非敬即是誠。敬齋尚未及和靖,敬齋隻持守可觀,而和靖於涵養分上,大是得力。(以上癸未名《存疑雜着》)
會語
問:“未發之中,難以摸索?”曰:“中體瑩然,何勞摸索?才摸索,便不是中。”
為學莫先於辨誠僞,苟不於誠上立腳,千修萬修,隻做得禽獸路上人。
祁世培問:“人於生死關頭不破,恐於義利,尚有未淨處。”曰:“若從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隻從義利辨得清,認得真,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眼前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
問:“生死”,陶石梁以臘月三十日言之。先生曰:“臘月三十日,謂一年之事,以此日終;而一年之事,不自此日始,須從正月初一日做起也。”
問:“格物當主何說?有言聖賢道理圓通,門門可入,不必限定一路。”先生曰:“畢竟隻有慎獨二字,足以蔽之,别無門路多端可放步也。”
問:“三教同源否?”曰:“莫懸虛勘三教異同,且當下辨人禽兩路。”
古人成說如琴譜,要合拍須自家彈。
靜坐是養氣工夫,可以變化氣質。
陶石梁每提識認二字,果未經識,如何讨下手?乃門下便欲識認個甚麼?轉落影響邊事,愈求愈遠,堕入坑塹。《中庸》言道不遠人,其要歸之子臣弟友,學者乃欲遠人以為道乎?
世人無日不在禽獸中生活,彼不自覺,不堪當道眼觀,并不堪當冷眼觀。今以市井人觀市井人,彼此不覺耳。
問:“先生教某靜坐,坐時愈覺妄念紛擾,奈何?”曰:“待他供狀自招也好,不然且無從見矣。此有根株在,如何一一去得?不靜坐,他何嘗無?隻是不覺耳。”
吾輩心不能靜,隻為有根在。假如科舉的人,隻着在科舉上,仕途的人,隻着在仕途上,即不專為此,總是此傍枝生來。所以濂溪教人,隻把無欲兩字作丹頭。
先生歎曰:“人謂為人不如為己,故不忠。看來忠於己謀者亦少,如機變,如蠢息,如欺世盜名,日日戕賊此身,誤認是佔便宜事。”有友問:“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名字恐未可抹壞。”王金如雲:“這是先儒有激之言,若論一名字,贻禍不是小小。”友謂:“即如今日之會,來聽者亦為有好名之心耳,即此一念,便足亦取。”先生曰:“此語尤有病,這會若為名而起,是率天下而為亂臣賊子,皆吾輩倡之也。諸友裹足而不可入斯門矣。”友又謂:“大抵聖賢學問,從自己起見,豪傑建立事業,則從勳名起見。無名心,恐事業亦不成。”先生曰:“不要錯看了豪傑,古人一言一動,凡可信之當時,傳之後世者,莫不有一段真至精神在内。此一段精神,所謂誠也。惟誠,故能建立,故足不朽。稍涉名心,便是虛假,便是不誠。不誠,則無物,何從生出事業來?”
問:“無欲而後可言良知否?”曰:“隻一緻知便了。若言緻知,又言無欲,則緻知之上,又須添一頭腦。所謂無欲,隻是此心之明,所言有欲,隻是此心之昧。有欲無欲,止争明昧,相去不遠,但能常明,不必更言無欲。”
習染日降,而人心萬古如一日。
敬則心中無一事。
舉“飯疏”章,先生曰:“浮雲不礙太虛,聖人之心亦然,直是空洞無一物,今且問如何是太虛之體?”或曰:“一念不起時。”先生曰:“心無時而不起,試看天行健,何嘗一息之停?所謂不起念,隻是不起妄念耳。”
性無性,道無道,理無理,何也?蓋有心而後有性,有氣而後有道,有事而後有理。故性者心之性,道者氣之道,理者事之理也。
無形之名,從有形而起,如曰仁義禮智信,皆無形之名也。然必有心而後有性之名,有父子而後有仁之名,有君臣而後有義之名,推之禮智信皆然。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先生儆諸生曰:“吾輩習俗既深,平日所為皆惡也,非過也。學者隻有去惡可言,改過工夫且用不着。”又曰:“為不善,卻自恕為無害,不知宇宙盡寬,萬物可容,容我一人不得。”
吾輩偶呈一過,人以為無傷。不知從此過而勘之,先尚有幾十層,從此過而究之,後尚有幾十層,故過而不已,必惡。謂其出有源,其流無窮也。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然後有改過工夫可言。
甯學聖人而未至,無以一善成名者,士君子立志之說也。甯以一善成名,無學聖人而未至者,士君子返躬之義也。如為子死孝,為臣死忠,古今之常理,乃舍見在之當為,而曰吾不欲以一善成名,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學者或雲於靜中見得道理如此,而動時又複忙亂;或雲於動時頗近於道,而靜中又複紛擾。症雖二見,其實一病也。動靜二字,不能打合,如何言學?陽明在軍中,一面講學,一面應酬軍務,纖毫不亂,此時動靜是一是二?
有讀《人譜》,疑無善二字者,先生曰:“人心止有好惡一幾,好便好善,惡便惡不善,正見人性之善。若說心有個善,吾從而好之,有個不善,吾從而惡之,則千頭萬緒,其為矯揉也多矣。且謂好惡者心乎?善惡者心乎?識者當辨之。”
(《人譜》謂“無善而至善,心之體也”,與陽明先生“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之語不同。陽明但言寂然不動之時,故下即言“有善有惡,意之動”矣。先生此語,即周子“無極而太極”也,以“至善”換“太極”二字,更覺親切。人本無善,正言至善之不落迹象,無聲無臭也。先生從至善看到無善,善為主也;周海門言“無善無惡,斯為至善”,從無強名之善,無為主也。儒、釋分途於此。)
《大學》所謂格物,《孟子》所謂集義,一事也不放過,一時也不放松,無事時惺惺不寐,有事時一真自如,不動些子。
無事時隻居處恭便了。
天理一點微妙處,提醒工夫在有意無意之間。
省察是存養之精明處。
靜中養出端倪,端倪即意,即獨,即天。
佛氏心無其心,不得不以天地萬物為心;物無其物,不得不以心為天地萬物。正如鏡中花,用無其用,體非其體。
性即理也,理無往而不在,則性亦無往而不在。
心中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
觀春夏秋冬,而知天之一元生意,周流而無間;觀喜怒哀樂,而知人之一元生意,周流而無間。為學亦養此一元生生之氣而已。或曰:“未免間斷耳。”先生曰:“有三說足以盡之:一、本來原無間斷,二、知間斷即禅續,三、此間斷又從何來?學者但從第三句做工夫,方有進步。”
學不外日用動靜之間,但辨真與妄耳。或問:“如何為真?”先生曰:“對妻子如此說,對外人卻不如此說;對同輩如此說,對仆隸卻不如此說。即所謂不誠無物,不可以言學。”
世之遠人以為道者,以道為一物,必用吾力以求之,故愈求愈遠。其實揖讓進退之間,作止語默之際,無非道體之流行。反之即是,又多乎哉?
問:“所存自謂不差,而發之不能無過,何也?”曰:“仍是靜存之中差耳。此中先有罅隙,而後發之日用之間,始有過不及之事。事豈離心而造者?故學者不必求之行事之着,而止求之念慮之微。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矣。”
心隻有人心,而道心者,人之所以為心也;性隻有氣質之性,而義理之性者,氣質之所以為性也。
問萬物皆備之義。曰:“才見得有個萬物,便不親切,須知盈天地間,無所謂萬物者。萬物皆因我而名,如父便是我之父,君便是我之君,類之五倫以往,莫不皆然。然必實有孝父之心,而後成其為我之父,實有忠君之心,而後成其為我之君,此所謂反身而誠。至此才見得萬物非萬物,我非我,渾成一體,此身在天地間,無少欠缺,何樂如之?”
羲問:“孔明、敬輿、希文、君實,其立心制行,儒者未必能過之,今一切溝而出之於外,無乃隘乎?”先生曰:“千聖相傳,止此一線,學者視此一線為離合,所謂‘道心惟微’也。如諸公,豈非千古豪傑?但於此一線不能無出入,於此而放一頭地,則雜矣。與其雜也,甯隘。”
先生題魏忠節公主,羲侍先生於舟中。陳幾亭以《與紹守書》呈先生。先生覽畢付羲。其大意謂:“天下之治亂在六部,六部之胥吏盡紹興。胥吏在京師,其父兄子弟盡在紹興,為太守者,苟能化其父兄子弟,則胥吏亦從之而化矣。故紹興者,天下治亂之根之本也。”羲一笑而置之,曰:“迂腐。”先生久之曰:“天下誰肯為迂腐者?”羲惕然,無以自容。
心須樂而行惟苦,學問中人無不從苦處打出。
道非有一物可名,隻在行處圓滿。
張二無從事主靜之學,請正。先生曰:“心無分於動靜,故學亦無分於動靜。若專求靜,便坐喜靜惡動之病,非體用一原之學也。”二無曰:“讀先生《人譜》,而知損、益二卦,學者終身用之不盡。”先生曰:“不然。要識乾元,不識乾元,則心無主宰,即懲窒遷改,未免以後起為功,豈能直達本原乎?”二無竦然曰:“此元公以後久默之旨。”
祝淵苦遊思雜念,先生曰:“學者養心之法,必先養氣,養氣之功,莫如集義。自今以往,隻事事求慊於心,凡閑勾當、閑話說,概與截斷,歸并一路,遊思雜念,何處可容?”
今人讀書,隻為句句明白,所以無法可處;若有不明白處,好商量也。然徐而叩之,其實字字不明白。
世言上等資質人,宜從陸子之學;下等資質人,宜從朱子之學。吾謂不然。惟上等資質,然後可學朱子,以其胸中已有個本領去做零碎工夫,條分縷析,亦自無礙。若下等資質,必須識得道在吾心,不假外求,有了本領,方去為學,不然隻是向外馳求,誤卻一生矣。
祝淵言立志之難。先生曰:“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魚終日在水,忽然念曰:‘吾當入水。’躍起就水,勢必反在水外。賢今何嘗不在道中?更要立志往那處求道?若便如此知得,連‘立志’二字也是贅。”
先生語葉敦艮曰:“學者立身,不可自放一毫出路。”
問:“改過先改心過否?”曰:“心安得有過?心有過,便是惡也。”
吾人隻率初念去,便是孟子所以言本心也。初念如此,當轉念時,複轉一念,仍與初念合,是非之心,仍在也。若轉轉不已,必至遂其私而後已,便不可救藥。
知行兩字,總是此心中做手名目,學以求此心,更無知行可說。
先生謂祝淵曰:“人生末後一着,極是要緊。盡有平日高談性命,臨歧往往失之。其受病有二:一是僞學,飾名欺世,原無必為聖賢之志,利害當前,全體盡露。又有一種是禅學,禅家以無善無惡為宗旨,凡綱常名教,忠孝節義,都屬善一邊,指為事障、理障,一切掃除,而歸之空。故惑世害道,莫甚于禅。昔人雲:能盡飲食之道,即能盡生死之道,驗之日用之間,順逆之來,夢寐之際,此心屹然不動,自然不為利害所奪矣。惟其平日‘無終日之間違仁’,故能‘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工夫全在平日,不可不兢兢也。”
易箦語
為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禅者。
常将此心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去矣。
日來靜坐小菴,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不覺精神困憊。蓋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所無事,則人而天矣。
王毓芝侍,先生曰:“吾今日自處無錯誤否?”對曰:“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先生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為亂臣賊子而已矣。”
來學問答
王嗣奭問:“晦菴亦從禅學勘過來,其精處未嘗不採取,而不講,故妙,所謂知者不言也。象山、陽明不出其範圍,晚年定論可見。”先生曰:“宋儒自程門而後,遊、楊之徒,浸深禅趣,朱子豈能不惑其說,故其言曰:‘佛法煞有高處’,而第謂‘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天下國家’,遂辭而闢之。将吾道中靜定虛無之說,一并歸之禅門,惟恐一托足焉。因讀《大學》而有得,謂:‘必於天下事物之理,件件格過,以幾一旦豁然貫通之地,而求之誠正。’故一面有存心之說,一面有緻知之說。又曰:‘非存心無以緻知,而存心者不可以不緻知。’兩事遞相君臣,迄無一手握定把柄之勢,既以失之支離矣。至於存心之中,分為兩條,曰‘靜而存養,動而省察’,緻知之中,又複歧為兩途,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是非之實’。安往而不支離也?蓋亦禅學有以誤之也。象山直信本心,謂‘一心可以了當天下國家’,庶幾提綱挈領之見,而猶未知心之所以為心也。故其于窮理一路,姑置第二義。雖嘗議朱子之支離,而亦不非朱子之格緻,格緻自格緻耳。惟其學不本于窮理,而驟言本心,是以知有本心,不知有習心,即古人正心洗心,皆信不過,窺其意旨,委犯朱子心行路絕、語言道斷之譏。文成笃信象山,又於本心中指出良知二字,謂‘為千聖滴骨血’,亦既知心之所以為心矣。天下無心外之理,故無心外之知,而其教人惓惓於去人欲存天理,以為緻良知之實功,凡以發明象山未盡之意。特其說得良知高妙,有‘妄心亦照無照無妄’等語,頗近于‘不思善不思惡’之語,畢竟以自私自利為彼家斷案,可為卓見矣。合而觀之,朱子惑于禅而闢禅,故其失也支。陸子出入于禅而避禅,故其失也粗。文成似禅而非禅,故不妨用禅,其失也玄。”(嗣奭字右仲,鄞縣人。)
又問:“下學而上達自在,聖人不言,是待人自悟否?”先生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原不相離,故學即是學其所達,達即是達其所學。若不學其所達,幾一朝之達,其道無由。譬之适京師者,起腳便是長安道,不必到長安方是長安,不然,南轅而北轍矣。悟此之謂自悟,言此之謂不言之言。”(以上答王嗣奭問。)
葉廷秀問:“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乃天命謂性,說者以孔、孟之後道不明,隻是性不明,愚意性本從心,學者不治心,是起念已差路頭,才欲治心,又堕于虛寂無用之歸。今欲講心學,其何道之從?”先生曰:“學莫先於知性,隻為‘天命之謂性’一句,早已看錯了。天人杳不相屬,性命仍是二理。今曰‘天命謂性’,而不曰‘天命為性’,斷然是一,不是二。然則天豈外人乎?而命豈外於吾心乎?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中庸》無聲無臭,正不諱言空寂也。而學者以為佛氏也者,而去之曰:‘吾欲舍是而求心焉。’何異舍京師别求長安,斷無适從之路矣。”(廷秀字潤山,濮州人。)
又問:“秀嘗謂明體适用,如車二輪,鳥二翼,必不可離者也。然於道理重一分,定於功名輕一分,何況世路龃龉,一甘遁世,大川曷濟,其何道之從?”先生曰:“《大學》言明德新民,其要歸於止至善,善即天命之性是也。陽明先生曰:‘明德以親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原來體用隻是一個。’一者何也?即至善之所在也。學不見性,徒求之一體一用之間,曰車兩輪,鳥雙翼,不問所以轉是輪,鼓是翼者,将身世内外判然兩途,既宜此,又欲宜彼,不亦顧此而失彼乎?所以然者,止因見得學問一事,是義理路頭,用世一事,是功名路頭,觭輕觭重,世無此等性命。仆請更其辭曰:‘於明德明一分,自於親民親一分。’所謂至善之止,亦不外此而得之矣。”
又問:“竊以讀書窮理,乃俗學對症之藥,而辨義利尤為藥中針石,不從此處理會,恐腳跟不定,未有不東西易向者。”先生曰:“學者須從闇然處做工夫起,從此浸假而上,倫類聲塵,俱無托足,方與天體相當,此之謂無欲故靜。靜中自有一團主意,不容已處,即仁體也。窮此之謂窮理,而書非理也;集此之謂集義,而義非外也。今但以辨晰義理,為燕、越分途,而又必假讀書以緻其知,安知不堕於義外乎?”
問“體用一原。”先生曰:“體用一原之說,乃先儒卓見道體,而後自是言。隻今以讀書為一項事,做官為一項事,豈得成體用?更複何一何原?須知此理流行,心目之前,無用非體,無體非用。蓋自其可見者而言,則謂之用,自其不可見者而言,則謂之體,非截然有兩事也。日用之間,持而循之,便是下學,反身之地,默而成之,即是悟機。此所謂即學即達,非别有一不可思議之境界也。故知道者,疏水曲肱,與金革百萬,用則同是用,體則同是體也。善乎知止之說,其入道之門乎?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其所者,心膂之間,天理正當之位也。此位運量無方,一掬不謂小,上天下地,往古來今不為大,何有於外境乎?知乎此者,謂之知微,惟其無微非顯,是以無體非用,惟其顯微無間,是以體用一原。然則吾侪學道,隻從微字讨消息可乎?”
又問:“意者心之發,《註》蓋因‘誠意’傳中,有好惡字,而當屬動一邊,若以為心之所存,豈即未發之中乎?格物所以緻知,此本末一貫學問,先生以為向末一邊,而必歸之所存,博約互用欤?此不得不再請益也。”先生曰:“意為心之所存,正從《中庸》以未發為天下之大本,不聞以發為本也。《大學》之教,隻是知本,身既本于心,心安得不本於意?乃先儒既以意為心之所發矣,而陽明又有正心之說,曰:‘知此則知未發之中。’觀此則欲正其未發之心,在先誠其已發之意矣,通乎不通乎?然則好惡者,正指心之所存言也,此心之存主,原有善而無惡,何以見其必有善而無惡也?以好必於善,惡必於惡。好必於善,如好好色,斷斷乎必於此;惡必於惡,如惡惡臭,斷斷乎必不於彼。必於此而必不於彼,正見其存主之誠處,故好惡相反而相成,雖兩用而止一幾。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蓋此之好惡,原不到作用上看,雖能好能惡,民好民惡,總向此中流出,而但就意言,則隻指其必于此,必不于彼者,非七情之好惡也。意字看得清,則幾字才分曉,幾字看得清,則獨字才分曉。孟子曰:‘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正此之謂也。難道平旦之時,未與物接,便是好人惡人,民好民惡之謂乎?《大學》以好惡解誠意,分明是微幾,以忿懥憂患恐懼好樂解正心,分明是發幾故也。即以‘誠正’二字言之,誠之理微,無思無為是也;正之理著,有倫有脊之謂也。此可以得誠意正心,先後本末之辨也。陽明先生惟於意錯解,所以隻得提出‘良知’二字為主柄,以壓倒前人。至解《中庸》,亦有‘緻和以緻中’等語,兩相遷就,以晦經旨,而聖學不明於天下矣。數年來,每見朋友聚訟不已,仆反複之,而終不能強從相沿之說,門下姑留此一段話柄,徐而思之,他日有以解我之固見乎!至於本末一貫之說,先儒謂本末隻是一物,蓋言物則無所不該。盈天地間惟萬物,而必有一者以為之主。故格物之始,在萬上用功,而格物之極,在一上得力,所謂即博即約者也。博而反約,則知本矣。本者止之地,知本則知至而知止,故授之以意誠,意誠則心之主宰處,止於至善而不遷矣。故意以所存言,非以所發言也。止善之量雖通乎心、身、家、國、天下,而根柢處,隻主在意上,知此,則動而省察之說可廢矣。非敢謂學問真可廢省察,正為省察隻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不察,安得所為常惺惺者?存又存個恁,養又養個恁?今專以存養屬之靜一邊,安得不流而為禅?又以省察屬之動一邊,安得不流而為僞?又于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為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為雜?二之已不是,況又分為三乎?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此其歸也。”“然則學問之要,隻是靜而存養乎?”曰:“道著靜便不是。”曰:“不睹不聞非乎?”曰:“先儒以不睹不聞為己所不睹不聞,果如此,除是死時,方有此耳。”“然則幾者動之微,何以有動?有動則必有靜矣。”曰:“此之謂動,非以動靜之動言也,複其見天地之心是也。心隻是一個心,常惺而常覺,不可以動靜言。動靜者時位也,以時位為本體,傳註之訛也。惟《易》有寂然不動之說,然卻與感而遂通,作一句看,非截然兩事也,雖然陰陽動靜無處無之,時位有動靜、則心體與之俱動靜矣。但事心之功,動也是常惺惺,此時不增一些子,增一些子,則物於動矣;靜也是常惺惺,此時不減一些子,減一些子,則物於靜矣。此心極之妙,所以無方無體,而慎獨之功,必於斯而為至也。”(以上《答葉廷秀問》)
董标問:“有意之意,與無意之意,同否?”先生曰:“人心之有意也,即虞廷所謂‘道心惟微’也。惟微雲者,有而未始滞于有,無而未始淪于無。蓋妙于有無之間,而不可以有無言者也。以為無則堕於空寂,以為有則流於智故,又何以語心體之本然乎?則是同是别之疑,可釋也已。”
又問:“有意之時,與無意之時,礙否?”先生曰:“意既不可以有無言,則并不可以有無之時言矣。有時而有,則有時而無,有無既判為兩意,有無又分為兩時,甚矣其支也!時乎?時乎?造物所謂逝者如斯乎,而何獨疑於人心乎?”
又問:“心有無意時否?”先生曰:“意者心之所以為心也。止言心,則心隻是徑寸虛體耳,着個意字,方見下了定盤針,有子午可指。然定盤針與盤子,終是兩物,意之於心,隻是虛體中一點精神,仍隻是一個心,本非滞於有也,安得雲無?”
又問:“意與心分本體流行否?”先生曰:“來教似疑心為體,意為流行。愚則以為意是心之體,而流行其用也。但不可以意為體,心為用耳。程子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既而自謂不然。愚謂此說雖非通論,實亦有見。蓋心雖不可以已發言,而《大學》之言心也,則多從已發。不觀‘正心’章專以忿懥好樂恐懼憂患言乎?分明從發見處指點。且正之為義,如雲方方正正,有倫有脊之謂,《易》所謂效法之謂坤也,與誠意字不同。誠以體言,正以用言,故正心先誠意,由末以之本也。《中庸》言中和,中即誠,和即正,中為天下之大本,誠為正本也。凡書之言心也,皆合意知而言者也。獨《大學》分意知而言之,一節推進一節,故即謂心為用,意為體亦得。”
又問:“意屬已發,心屬未發否?”先生曰:“人心之體,存發一幾也。心無存發,意無存發也。蓋此心中一點虛靈不昧之主宰,常常存,亦常常發。”
又問:“一念不起時,意在何處?”先生曰:“一念不起時,意恰在正當處也。念有起滅,意無起滅也。今人鮮不以念為意者,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又問:“事過應寂後,意歸何處?”先生曰:“意淵然在中,動而未嘗動,所以靜而未嘗靜也。本無來處,亦無歸處。”
又問:“百姓日用不知之意,與聖人不思勉之意,有分别否?”先生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定盤針時時做得主,所以日用得着不知之知,恍然誠體流露。聖人知之,而與百姓同日用,則意于是乎誠矣。誠無為,才着思勉,則不誠,不誠則非意之本體矣。觀誠之為義,益知意為心之主宰,不屬動念矣。”
又問:“學問思辨行工夫,與從容中道之天道,是一是二?”先生曰:“學問思辨而不本之從容中道,則事事入於人僞,學不是學,問不是問,思不是思,辨不是辨,行不是行。故曰:‘思誠者,人之道也。’誠意雲者,即思誠一點歸宿精神,所謂知至而後意誠也。”
又問:“從心不踰,此時屬心用事,還屬意用事?”先生曰:“此個機緣,正是意中有真消息,如定盤針在盤子中,随盤子東西南北,此針子隻是向南也。聖人學問到得此,淨淨地,并将盤子打碎,針子抛棄。所以平日用毋意工夫,方是至誠如神也。無聲無臭至矣哉!此個主宰,要他有,又要他無,惟聖人為能有,亦惟聖人為能無。惟從有處無,所以無處有。有而無,無而有,方見人心至妙至妙處。”(以上《答董标心意十則》)
史孝複疑“《大學》於誠意後,複推先緻知一着,而實其功於格物者,誠恐抛卻良知,單提誠意,必有誠非所誠者,涑水、元城,隻作得九分人物,以此。”先生曰:“格緻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其旨一也。蓋以誠意為主意,格緻為工夫,工夫結在主意中,并無先後可言。若不提起主意,而漫言工夫,将必有知非所知之病矣。”
又疑“妙於有無之間,而不可以有無言者,心也,即道心惟微也。而以意當之,不啻霄壤矣。”先生曰:“心則是個渾然之體,就中指出端倪來,曰意,即惟微之體也。人心惟危,心也;而道心者,心之所以為心也。非以人欲為人心,天理為道心也。正心之心,人心也;而意者,心之所以為心也。非以所存為心,所發為意也。微之為言幾也,幾即意也。”
又疑“怵惕恻隐之心,未起是無意之時,既起是有意之時。納交要譽惡聲之心亦然。”先生曰:“怵惕恻隐之心,随感而見,非因感始有。當其未感之先,一團生意,原是活潑地,至三者之心初來,原不曾有,亦已見意之有善而無惡矣。不幸而夾帶三者之心,正因此心無主,不免轉念相生,全坐不誠之病耳。今以時起者為意,又以轉念而起者為意,豈意有時而怵惕恻隐,有時而納交要譽惡聲?善惡無常,是不特無納交要譽惡聲之心,并無怵惕隐之心,宛轉歸到無善無惡之心體耶?”
又疑“複之所謂意者,蓋言知也,心體渾然,說個知字,方見有定盤針。若以意充之,則适莫信果,無所不至矣。”先生曰:“心體隻是一個光明藏,謂之明德,就光明藏中讨出個子午,見此一點光明,原不是蕩而無歸者。愚獨以意字當之,子午是活适莫,适莫是死子午。其實活者是意,死者非意,總之一心也。賢以為知者,即是意中之知;而仆之以為意者,即是知中之意也。”
又疑“《說文》:‘意,志也。’《增韻》:‘心,所向也。’《說文》於志字下,‘志,意也。’又曰:‘心之所之也。’未有以意為心者。”先生曰:“心所向曰意,正是盤針之必向南也。隻向南,非起身至南也。凡言向者,皆指定向而言,離定字,便無向字可下,可知意為心之主宰矣。心所之曰志,如志道,志學,皆言必為聖賢的心,仍以主宰言也。心所之與心所往異,若以往而行路時訓之字,則抛卻腳跟,立定一步矣。然《說文》之說,尚有可商者。按五髒,心藏神,脾藏意,賢藏志,肝藏魂,肺藏魄,合之皆心之神也。而惟脾腎一直上中下,通心為一體,故意志字,皆不離心字。意者心之中氣,志者心之根氣,故宅中而有主曰意,靜深而有本曰志。今曰意志也,志意也,豈誠意之說,即是立志持志之說乎?夫志與意且不可相混,況心與意又相混乎?心自心,意自意,原不可以意為心,但不可離意求心耳。”
又疑“朱子以未發屬性,已發屬情,亦無甚謬。”先生曰:“古人言情者,曰‘利貞者性情也’,即性言情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乃若其情,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如得其情,皆指情蘊情實而言,即情即性也,并未嘗以已發為情,與性字對也。乃若其情者,恻隐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也。孟子言這恻隐心就是仁,非因恻隐之發而見所存之仁也。”
又疑“念無主,意有主,心有主而無主,固不可以念為意,尤不可以意為心。”先生曰:“心既有主而無主,正是主宰之妙處,決不是離卻意之有主,又有個心之有主而無主,果有二主,是有二心也。”
又疑“《大學》誠意後,尚有正心工夫”。先生曰:“誠意一關,是學問立命靈符,雖其間工夫有生熟,然到頭隻了得誠意本分,故誠意之後,更無正心工夫。”
又疑“毋意解,恐當從朱子說”。先生曰:“聖人毋意,所謂有主而無主也。朱子曰:‘私意也,必下個私字,語意方完畢。’竟意中本非有私也,有意而無意,有主而無主也。”
又疑“觀前後宗旨,總不出以意為心之主宰,然必舍良知而言意者,緣陽明以後諸儒,談良知之妙,而考其至處,全不相掩,因疑良知終無憑據,不如意字确有可依耳。”先生曰:“鄙意則謂良知原有依據處,即是意,故提起誠意而用緻知工夫,庶幾所知不至蕩而無歸也。”(以上《商疑答史孝複》)
戰國諸子紛紛言性,人置一喙,而孟子一言斷之,曰:“性善”,豈徒曰“可以為善而已”乎?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可見此性見見成成,停停當當,不煩一毫安排造作,這便是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之本體,這亦便是無聲無臭,渾然至善之極則,非無善無惡也。告子專在無處立腳,與天命之性,尚隔幾重公案,孟子姑不與之深言,而急急以恻隐羞惡辭讓是非,指出個善字,猶然落在第二義耳。性既落于四端,則義理之外,便有氣質,紛纭雜揉,時與物搆,而善不善之差數觏。故宋儒氣質之說,亦義理之說有以啟之也。要而論之,氣質之性即義理之性,義理之性即天命之性,善則俱善。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非氣質之粹然者乎?其有不善者,不過隻是樂而淫,哀而傷,其間差之毫釐,與差之尋丈,同是一個過不及,則皆自善而流者也。惟是既有過不及之分數,則積此以往,容有十百千萬,倍蓰而無算者,此則習之為害,而非其性之罪也,故曰:“性相近,習相遠。”先生言高聲一語是罪過,類而推之,顔氏之不遷怒,猶有乖於中體者在。才一遷怒,與世人睚眦而殺人,何以異?紾兄臂,踰東牆,隻是乘於食色之見仁而過者耳。蓋事雖有徑庭之殊,而心之過不及,隻争些子。此一些子,說得是偏,說不得是與善對敵之惡。惟其失之於偏,故善反之而即是中也。若是對敵之惡,則不可反矣。故性無不善,而心則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即心亦本無不善,而習則有善有不善。種種對待之相,總從後天而起,諸子不察,而概坐之以性,不已冤乎?為善為不善,隻為處,便非性;有善有不善,隻有處,便非性。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氣本是虛,其初誰為合他來?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彼家亦恐人逐在二五形氣上讨頭面,故發此論。後人死在言下,又舍已生後,分外求個未生前,不免當面蹉過。總之太極陰陽,隻是一個,但不指點頭腦,則來路不清。故《中庸》亦每言前定、前知、前處,正是無聲無臭一路消息。學者從此做工夫,方是真正為善去惡,希聖達天,庶幾在此。
盈天地間,隻是此理,無我無物,此理隻是一個。我立而物備,物立而我備,恁天地間一物為主,我與天地萬物皆備其中。故言萬物則天地在其中,天亦一物也。《西銘》之意,就本身推到父母,又就父母以推到兄弟,方見得同體氣象,早已是肝膽楚、越矣。陶先生謂:“我所自有,不受於天,隻恐靈明者亦是一物,而更有不物於物者,以為之主。物無不壞,而不物於物者,終不壞。”鄙意與陶先生不無異同耳。禅家以了生死為第一義,故自私自利,留住靈明,不還造化。當是其果驗,看來隻是弄精魂伎倆。吾儒既雲萬物皆備於我,如何自私自利得?生既私不得,死如何私得?“夕死可矣”,分明放下了也。(以上《答王嗣奭》)
昨言學當求之于靜,其說終謬。道無分于動靜,心無分于動靜,則學亦無分于動靜可知。所雲造化人事,皆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事,正指獨體邊事,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是也。非以收斂為靜,發散為動也。一斂一發,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氣機,而必有所以樞紐乎是?運旋乎是?則所謂天樞也,即所謂獨體也。今若以獨為至靜之體,又将以何者為動用乎?“藏而後發”,白沙有是言,其始學亦誤也。其後自知其非,又随動靜以施其功,亦誤也。總在二五邊生活故耳,故曰“君子之學,慎獨而已矣。”
無事,此慎獨即是存養之要,有事,此慎獨即是省察之功。獨外無理,窮此之謂窮理,而讀書以體驗之;獨外無身,修此之謂修身,而言行以踐履之。其實一事而已。知乎此者,謂複性之學。(以上《答門人》)
〇(獨體,即天體。)¤(常人之心,其動也衆欲交馳;其止也物而不化,合之曰“昏昧放逸”。)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其中為天樞。天無一息之不運,至其樞紐處,實萬古常止,卻無一隙縫子,是其止處。其下一圈,便是小人閑居之象。◎(靜存動察之象。)
⊙(靜存動察之訛。) ☉ (看未發氣象之說。)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一語須看得破,乃是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非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若人與天地萬物本是二體,卻借個仁者意思,打合着天地萬物,與之為一體,早已成隔膜之見矣。人合天地萬物以為人,猶之心合耳目口鼻四肢以為心。今人以七尺言人,而遺其天地萬物皆備之人者,即不知人者也。今人以一膜言心,而遺其耳目口鼻四肢皆備之心者,不知心者也。證人之意,其在斯乎?學者若於此信得及,見得破,天地萬物本無間隔,即欲容其自私自利之見,以自絕於天,而不可得也。不須推緻,不須比拟,自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理智信一齊俱到此,所以為性學也。然識破此理,亦不容易。“誠敬存之”一語,直是徹首徹尾工夫。若不用“誠敬存之”之功,又如何能識破?至此,以為既識破後,又須誠敬工夫,作兩截見者,亦非也。大要隻是慎獨,慎獨即是緻中和,緻中和即是位育,此是仁者一體實落處,不是懸空識相也。
所列廣利濟一格,此意甚害道,百善五十善,書之無消煞處。紀過則無善可稱,無過即是善,若雙行便有不通處。愚意但欲以改過為善,而坐之焚香靜坐下,頗為有見。今善惡并出,但準多少以為銷折,則過終無改時,而善之所列,亦與過同歸而已。有過非過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有善非善也,有意為善,亦過也。此處頭路不清,未有不入於邪者。至于過之分數,亦屬穿鑿,理無大小多寡故也,今但除入刑者不載,則過端皆可湔除。但有過而不改,轉入於文,直須紀千萬過耳。諸君平日所講,專要無善,至此又設為善冊以勸人,落在功利一路。若為下下人說法,尤不宜如此。仆以為論本體,決其有善無惡,論工夫,則先事後得,無善有惡可也。
學者隻有工夫可說,其本體處,直是着不得一語。才着一語,便是工夫邊事。然言工夫,而本體在其中矣。大抵學者肯用工夫處,即是本體流露處,其善用工夫處,即是本體正當處。非工夫之外,别有本體,可以兩相湊泊也。若謂兩相湊泊,則亦外物而非道矣。董黃庭言:“為善去惡,未嘗不是工夫。”陶先生切切以本體救之,謂:“黃庭身上,本是聖人,何善可為?何惡可去?”然不能無疑於此也。既無善可為,則亦無所事於為善矣;無惡可去,則亦無所事於去惡矣。既無本體,并無工夫,将率天下為猖狂自恣,流於佛、老矣。故某於此,隻喝“知善知惡是良知”一語,就良知言本體,則本體絕非虛無;就良知言工夫,則工夫絕非枝葉。庶幾去短取長之意。昔者季路,一日有事鬼神之問,不得於鬼神;又有知死之問,總向無處立腳。若於此進一解,便是無善無惡一路。夫子一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則曰:“未知生,焉知死?”一一從有處轉之。乃知孔門授受,隻在彜倫日用讨歸宿,絕不于此外空談本體,滋高明之惑。隻此是性學。所雲“知生便是知性處”,所雲“事人便是盡性處”。孟子言良知,隻從知愛知敬處指點,亦是此意。知愛知敬,正是本體流露正當處,從此為善,方是真為善;從此去惡,方是真去惡。則無善無惡之體,不必言矣。今人喜言性學,隻說得無善無惡心之體,不免犯卻季路兩問之意。浸淫不已,遂有四無之說,于“良知”字全沒交涉,其為壞師門教法,當何如者!(以上《答秦弘祐》)
聖,誠而已,學以至乎聖人之道者,思誠而已矣。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所以精義也。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所以立命也。心之官思也,而曰未起,無起而無不起也。随用而見,非待用而起也。有用有不用,有起有不起者,非思也,念也。以念為思,是認賊作子也;又以無念為思,是認子作賊也。蓋念之有起有滅者,動靜所乘之幾;而心官之無起無不起者,太極本然之妙也。此可以觀思誠之說矣。謂思即誠可,謂誠即思亦可。故曰“誠之”,又曰“何思”。至哉,元公之學乎!(《答文德翼》。字燈嚴,江西人。)
學問者,緻知之路也。心外無知,故曰“良知”;知外無學,故曰“緻知”。又曰“思則得之”,即緻知之别名。元來即本體即工夫也。又曰“慎思”,懼其放也;又曰“近思”,懼其放而外也。古人立言,字字鞭人底裡,其要歸于知止耳。(知逐于事物,落于想像,則不止,不止即放。)所謂思則得之也。性者心之理也,心以氣言,而性其條理也。離心無性,離氣無理,雖謂氣即性,性即氣,猶二之也。恻隐羞惡辭讓是非,皆指一氣流行之機,呈于有知有覺之頃,其理有如此,而非於所知覺之外,另有四端名色也。即謂知此理,覺此理,猶二知也。良知無知而無乎不知,緻知無思而無乎不思,不可以内外言,不可以寂感界。收動歸靜,取物證我,猶二之也。告子不得於心,不緻知故也,故孟子反之,以知言。不求於氣,不識性故也,故孟子反之,以養氣。養氣即養其性之别名,總之一心耳。心一知耳,許多名色,皆随指而異,隻一言以蔽之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答沈中柱。)
陽明先生於知止一關,全未勘入,隻教人在念起念滅時,用為善去惡之力,終非究竟一着。所謂“隻於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清”,不免自相矛盾。故其答門人,有“即用求體”之說,又有“緻和乃以緻中”之說,何其與龜山門下一派相背馳乎?然則陽明之學,謂其失之粗淺,不見道則有之,未可病其為禅也。陽明而禅,何以處豫章、延平乎?隻為後人将無善無惡四字,播弄得天花亂墜,一頓撦入禅乘,於平日所謂良知即天理,良知即至善等處,全然抹殺,安得不起後世之惑乎?陽明不幸而有龍溪,猶之象山不幸而有慈湖,皆斯文之阨也。大抵讀古人書,全在以意逆志,披牝牡骊黃,而直窺其神駿,則其分合異同之際,無不足以備尚論之資,而一脈大中至正,純粹不雜之聖真,必有恍然自得於深造之餘者。若或界限太嚴,拘泥太甚,至於因噎而廢食,則斯道終無可明之日矣。仆願參夫且擴開心胸,高擡眼鏡,上下今古,一齊貫串,直勘到此心此理,吾性吾命,才無躲閃處,必有進步也。總之,禅之一字,中人日久,以故逃之者,既明以佛氏之說,納之吾儒之中;而攻之者,轉又明以聖人之精微處,推而讓為佛氏之物,亦安見其有以相勝?古之有朱子,今之有忠憲先生,皆半雜禅門,故其說往往支離或深奧,又向何處開攻禅之口乎?嗚呼!吾道日晦矣。(《答韓位》)
盈天地間,凡道理皆從形器而立紀,不是理生氣也。於人身何獨不然?大《易》“形上”“形下”之說,截得理氣最分明,而解者往往失之。後儒專喜言形而上者,作推高一層之見,而於其所謂形而下者,忽即忽離,兩無依據,轉為釋氏所藉口,真開門而揖盜也。(《答劉鱗長》)
古人學問,全副向靜存處用,無一點在所發處用,并無一點在将發處用。蓋用在将發處,便落後着也。且将發又如何用功?則必為将為迎為憧憧而後可耳。若雲慎於所發,依舊是存處工夫。(《答史孝鹹》)
原
盈天地間,皆萬物也。人其生而最靈者也。生氣宅于虛,故靈,而心其統也,生生之主也。其常醒而不昧者,思也,心之官也。緻思而得者,慮也。慮之盡,覺也。思而有見焉,識也。注識而流,想也。因感而動,念也。動之微而有主者,意也。心官之真宅也。主而不遷,志也。生機之自然而不容已者,欲也。欲而縱,過也。甚焉,惡也。而其無過不及者,理也。其理則謂之性,謂之命,謂之天也。其着於欲者,謂之情,變而不可窮也。其負情而出,充周而不窮者,才也。或相十百,氣與質也。而其為虛而靈者,萬古一日也。效靈於氣者,神也。效靈於質者,鬼也。又合言之,來而伸者,神也,往而屈者,鬼也。心主神,其為是乎?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此夫子統言心也,而言豈一端已乎?約言之,則曰“心之官則思”也。故善求心者,莫先於識官,官在則理明,氣治而神乃尊。自心學不明,學者往往以想為思,因以念為意,及其變也,以欲拒理,以情偶性,以性偶心,以氣質之性分義理之性,而方寸為之四裂。審如是,則心亦出入諸緣之幻物而已,烏乎神!物以相物,烏乎人!烏乎人!(《原心》)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言似之而非也。夫性無性也,況可以善惡言?自學術不明,戰國諸人,始紛紛言性,立一說複矯一說,宜有當時三者之論。故孟子不得已而标一善字以明宗,後之人猶或不能無疑焉。是又導而為荀、楊、韓,下至宋儒之說,益支。然則性果無性乎?夫性因心而名者也。盈天地間一性也,而在人則專以心言,性者,心之性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生而有此理之謂性,非性為心之理也。如謂心但一物而已,得性之理以貯之而後靈,則心之與性,斷然不能為一物矣。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矣,氣聚而有形,形載而有質,質具而有體,體列而有官,官呈而性著焉,於是有仁義禮智之名。仁非他也,即恻隐之心是;義非他也,即羞惡之心是;禮非他也,即辭讓之心是;智非他也,即是非之心是也。是孟子明以心言性也。而後之人,必曰心自心,性自性,一之不可,二之不得,又展轉和會之不得,無乃遁已乎!至《中庸》則直以喜怒哀樂,逗出中和之名,言天命之性,即此而在也,此非有異指也。恻隐之心,喜之變也;羞惡之心,怒之變也;辭讓之心,樂之變也;是非之心,哀之變也。是子思子又明以心之氣言性也。子曰:“性相近也。”此其所本也。而後之人,必曰理自理,氣自氣,一之不可,二之不得,又展轉和會之不得,無乃遁已乎!嗚呼!此性學之所以晦也。然則尊心而賤性,可乎?夫心囿于形者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上與下一體兩分,而性若踞于形骸之表,則已分有嘗尊矣。故将自其分者而觀之,燦然四端,物物一太極;又将自其合者而觀之,渾然一理,統體一太極。此性之所以為上,而心其形之者與?即形而觀,無不上也;離心而觀,上在何處?懸想而已。我故曰:“告子不知性,以其外心也。”先儒之言曰:“孟子以後道不明,隻是性不明。”又曰:“明此性,行此性。”夫性何物也,而可以明之?隻恐明得盡時,卻已不是性矣。為此說者,皆外心言性者也。外心言性,非徒病在性,并病在心,心與性兩病,而吾道始為天下裂。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謂之性本無性焉,亦可。雖然,吾固将以存性也。(《原性》)
極天下之尊,而無以尚,享天下之潔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撄者,其惟人心乎?向也委其道而去之,歸之曰性。人乃眩鹜於性之說,而伥伥以從事焉,至畢世而不可遇,終坐此不解之惑以死,可不謂之大哀乎?自良知之說倡,而人皆知此心此理之可貴,約言之曰:“天下無心外之理。”舉數千年以來晦昧之本心,一朝而恢複之,可謂取日虞淵,洗光鹹池,然於性猶未辨也。予請一言以進之曰:“天下無心外之性。”惟天下無心外之性,所以天下無心外之理也。惟天下無心外之理,所以天下無心外之學也。而千古傳心之統,可歸於一,於是天下有還心之人矣。向之妄意以為性者,元來即此心是,而其認定以為心者,非心也,血氣之屬也。向也以氣血為心,幾至仇視其心而不可迩,今也以性為心,又以非心者分之為氣血之屬,而心之體乃見其至尊而無以尚,且如是之潔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撄也。惟其至尊而無以尚,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惟心之所位置而已矣。惟其潔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撄,故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兇,惟心之所統體而已矣。此良知之蘊也,然而不能不囿於氣血之中,而其為幾希之呈露,有時而虧欠焉,是以君子貴學也。學維何?亦曰與心以權而反之知,則氣血不足治也。于是順緻之以治情,而其為感應酬酢之交,可得而順也。于是逆緻之以治欲,而其為天人貞勝之幾,可得而決也。于是精緻之以治識,而其為耳目見聞之地,可得而清也。于是雜緻之以治形治器,而其為吉兇修悖之途,可得而準也。凡此皆氣血之屬,而吾既事事有以治之,則氣血皆化為性矣。性化而知之良乃緻,心愈尊,此學之所以為至也與?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古人全舉之,而陽明子專舉之也。(《原學》)
證學雜解
天命流行,物與無妄,此所為“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此處并難着誠字,或妄焉亦不容說。妄者真之似者也,古人惡似而非,似者,非之微者也。道心惟微,妄即依焉,依真而立,即托真而行,官骸性命之地,猶是人也,而生意有弗貫焉者。是人非人之間,不可方物,強名之曰妄。有妄心,斯有妄形,因有妄解識,妄名理,妄言說,妄事功,以此造成妄世界,一切妄也。則亦謂之妄人已矣。妄者亡也,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一生一死,真妄乃見,是故君子欲辨之早也。一念未起之先,生死關頭,最為吃緊。于此合下清楚,則一真既立,群妄皆消。即妄求真,無妄非真。以心還心,以聰明還耳目,以恭重還四體,以道德性命還其固然,以上天下地往古來今還宇宙,而吾乃俨然人還其人,自此一了百當,日用間更有何事?通身仍得個靜氣而已。
人心自妄根受病以來,自微而着,益增洩漏,遂受之以欺。欺與慊對,言虧欠也。《大學》首嚴自欺,自欺猶雲虧心。心體本是圓滿,忽有物以撄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堤,江河可決。故君子慎獨之功,隻向本心呈露時,随處體認去,便得全體熒然,真天地合德,何慊如之!慊則誠,閑居之小人,揜不善而著善,亦盡見苦心。雖敗缺盡彰,自供已确,誠則從此便誠,僞則從此滋僞。凜乎,凜乎!複雲不遠,何祗于悔。
自欺受病,已是出人入獸關頭,更不加慎獨之功,轉入人僞。自此即見君子亦不複有厭然情狀,一味挾智任術,色取仁而行違。心體至此百碎,進之則為鄉原,似忠信,似廉潔,欺天罔人,無所不至,猶宴然自以為是,全不識人間有廉恥事。充其類為王莽之謙恭,馮道之廉謹,弑父與君,皆由此出。故欺與僞雖相去不遠,而罪狀有淺深,不可一律論。近世士大夫受病,皆坐一僞字,後人呼之曰“假道學”。求其止犯欺者,已是好根器,不可多得。劉器之學立誠,自不妄語始,至七年乃成。然則從前語亦妄,不語亦妄,即七年以後,猶有不可問者。不觀程伯子喜獵之說乎?自非妄根一路,火盡煙消,安能并卻喉子,默默地不動一塵?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如洪鐘有叩,大鳴小鳴,适還本分,此中仍是不出來也。如同是一語,多溢一字,輕一字,都是妄,故雲戲言出於思。七年之功,談何容易?不妄語,方不妄動,凡口中道不出者,足下自移不去,故君子之學,置力全是躬行,而操心則在謹言上,戒欺求慊之功,于斯為要。《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裡之外應之,況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裡之外違之,況其迩者乎?”嗚呼!善不善之辨微矣哉。
心者,凡聖之合也,而終不能無真妄之殊,則或存或亡之辨耳。存則聖,亡則狂,故曰克念作聖,妄念作狂。後儒喜言心學,每深求一步,遂有識心之說。又曰:“人須自識其真心。”或駁之曰:“心能自識,誰為識之者?”餘謂心自能識,而真處不易識,真妄雜揉處,尤不易識,正須操而存之耳。所雲存久自明是也。若存外求識,當其識時,而心已亡矣。故識不待求,反之即是。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人自放之耳。”乃夫子則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須知此心,原自存,操則存,又何曾加存得些子?存無可存,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至此方見此心之不易存,所以孟子又言“養心”,知存養之說者,可與識心矣。
良心之放也,亦既知所以放之矣。初求之事物之交,而得營搆心,其為營與搆,日不知凡幾;繼求之應感之際,而得緣着心,其為緣與着,日不知凡幾;又求之念慮之隐,而得起滅心,其為起與滅,日不知凡幾;又進求之靈覺之地,而得通塞心,其通與塞,日不知凡幾;又求之虛空之玄漠,而得欣厭心,欣與厭,又日不知凡幾。以是五者徵心,了不可得。吾将縱求之天地萬物,而得心體焉。其惟天理二字乎?天理何理?歸之日用。日用何用?歸之自然。吾安得操功自然者,而與之語心學也哉!
甚矣,事心之難也!間嘗求之一覺之頃,而得湛然之道心焉。然未可為據也,俄而恍惚焉,俄而紛纭焉,俄而雜揉焉,向之湛然覺者,有時而迷矣。請以覺覺之,於是有喚醒法,朱子所謂“略綽提撕”是也,然已不勝其勞矣。必也求之本覺乎?本覺之覺,無所緣而覺,無所起而自覺,要之不離獨位者近是,故曰:“闇然而日章。”闇則通微,通微則達性,性則誠,誠則真,真則常,故君子慎獨。由知覺有心之名,心本不諱言覺,但一忌莽蕩,一忌儱侗。儱侗則無體,莽蕩則無用,斯二者皆求覺於覺,而未嘗好學以誠之,容有或失之似者,仍歸之不覺而已。學以明理而去其蔽,則體物不遺,物各付物,物物得所,有何二者之病?故曰:“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賊。”
古人隻言個學字,又與思互言,又與問并言,又兼辨與行,則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者如此下工夫,盡見精實,徹内徹外,無一毫滲漏。陽明子雲:“學便是行,未有學而不行者,如學書必須把筆伸紙,學射必須操弓挾矢,笃行之,隻是行之不已耳。”因知五者總是一個工夫。然所謂學書學射,亦不是恁地便了。《書》雲:“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學古入官。”故學必以古為程,以前言往行為則,而後求之在我,則信諸心者斯笃,乃臻覺地焉。世未有懸空求覺之學,凡言覺者,皆是覺斯理。學焉而不覺,則問;問焉而不覺,則思;思焉而不覺,則辨;辨焉而不覺,則行。凡以求覺斯理而已。
形而下者謂之氣,形而上者謂之性,故曰:“性即氣,氣即性。”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學者姑就形下處讨個主宰,則形上之理即此而在。孟夫子特鄭重言之,曰“善養浩然之氣”是也。然其工夫實從知言來,知言知之至者也。知至則心有所主,而志嘗足以帥氣,故道義配焉。今之為暴氣者,種種蹶趨之狀,還中於心,為妄念,為朋思,為任情,為多欲,總緣神明無主。如禦馬者,失其銜辔,馳驟四出,非馬之罪也,禦馬者之罪也。天道即積氣耳,而樞紐之地,乃在北辰,故其運為一元之妙,五行順布,無愆陽伏陰以幹之。向微天樞不動者以為之主,則滿虛空隻是一團遊氣,頃刻而散,豈不人消物盡?今學者動為暴氣所中,苦無法以治之,幾欲仇視其心,一切歸之斷滅。殊不知暴氣亦浩然之氣所化,隻争有主無主間。今若提起主人翁,一一還他調理,調理處便是義,凡過處是助,不及處是亡。亡助兩捐,一操一縱,适當其宜,義于我出,萬裡無不歸根,生氣滿腔流露,何不浩然?雲浩然,仍隻是澄然湛然,此中元不動些子,是以謂之氣即性。隻此是盡性工夫,更無餘事。
程子曰:“人無所謂惡者,隻有過不及。”此知道之言也。《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即此是天命之性,故謂天下之大本。才有過不及,則偏至之氣,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性種遂已斷滅。如喜之過便是淫,又進之以樂而益淫;淫之流為貪财、為好色,貪财好色不已,又有無所不至者,而天下之大惡歸焉。怒之過便是傷,又進之以哀而益傷;傷之流為賊人、為害物,賊人害物不已,又有無所不至者,而天下之大惡歸焉。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兼以惡言,始乎善,常卒乎惡也。易其惡而至於善,歸之中焉則已矣。如财色兩關,是學人最峻絕處,于此跌足,更無進步可言。然使一向在财色上止截,反有不勝其扞格者,以其未嘗非性也;即使斷然止截得住,才絕得淫心,已中乖戾心,便是傷。學者誠欲拔去病根,隻教此心有主,使一元生意,周流而不息,則偏至之氣,自然消融,随其所感而順應之。凡為人心之所有,總是天理流行,如此則一病除,百病除。除卻貪财心,便除卻好色心,除卻貪财好色心,便除卻賊人害物心,除其心而事自随之,即是不頓除,已有日消日減之勢。此是學者入細工夫,非平日戒慎恐懼之極,時時見吾未發之中者,不足以語此。然則為善去惡之說非乎?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子思子從喜怒哀樂之中和,指點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即在其中,分明天地一元流行氣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全不涉人分上。此言性第一義也。至孟子因當時言性紛紛,不得不以善字标宗旨,單向心地覺處,指點出粹然至善之理,曰恻隐、羞惡、辭讓、是非,全是人道邊事,最有切于學者。雖四者之心,未始非喜怒哀樂所化,然已落面目一班,直指之為仁義禮智名色,去人生而靜之體遠矣。學者從孟子之教,盡其心以知性而知天,庶於未發時氣象,少有承當。今乃謂喜怒哀樂為粗幾,而必求之義禮之性,豈知性者乎?
孟子言養心,又言養性,又言養氣,至程子又言養知,又每謂學者曰:“且更涵養。”養之時義大矣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涵養之功,隻在日用動靜語默衣食之間。就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衣一飲理會,則謂之養心;就時動時靜,時語時默,時衣時飲理會,則曰養氣;就即動即靜,即語即默,即衣即飲理會,則曰養性;就知動知靜,知語知默,知衣知飲理會,則曰養知。其實一也。就其中分個真與妄,去其不善而之于善,即是省察之說。
進學有程乎?曰未事于學,茫乎如泛海之舟,不辨南北;已事於學,而涯涘見焉。始學之,汨汨流俗之中,恍若有見焉,得道之大端也。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也,此立志之說也。語曰:“志立而學半。”君子早已要厥終矣,第慮其銳而易挫也,乃進而言所守,擇地而蹈,無尺寸或踰也;守經而行,無往來或叛也。即有語之以圓通徑捷之說,可一日而至千裡,弗屑也。學至此有成行也,乃進而程所安,即事而理存,外不膠於應也;即心而理得,内不執于解也。以推之天地萬物,無不凍解於春融,而睫得于指掌也。學至此有真悟也,乃進而程所至,優焉遊焉,弗勞以擾也;厭焉饫焉,弗艱以苦也。瞬存而息養,人盡而天随,日有孳孳,不知年歲之不足也。庶幾滿吾初志焉,則學之成也。流水之為物也,盈科而後進,折而愈東,必放之海,有本者如是,立志要已乎!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而仁者曰壽。然有生必有死,仍是天地間生生不已之理。即天地亦在囿,而況於人乎?人将此身放在天地間,果能大小一例看,則一身之成毀,何啻草木之榮枯,昆蟲之起蟄已乎?而人每不勝自私之為見,将生死二字看作極大,卻反其道而言之,曰“無生”。蓋曰以無生為生,而後能以無死為死,是謂空體不壞,是謂常住真心。然究竟去住不能自由,成毀依然任運,徒作此可憐想。且死則死耳,卻欲預先守住精魂,使死後有知;生則生耳,又追數胞胎前事,向無是公讨來曆。豈不擔誤一生?未知生,焉知死?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都教人向生處理會,并未嘗兜攬前後際,而後人曲加附會,以自伸其生死之說,枉矣。嗚呼!豈徒知生而已乎?生生焉可也。
吾學亦何為也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彼天民而先覺者,其自任之重,固已如此矣。生斯世也,為斯民也,請學之為後覺焉,以覺先覺之所覺。曰堯、舜之道,堯、舜之心為之也,堯、舜之心,即吾人之心,同此心,同此覺也。吾亦覺其同者而已矣。凡夫而立地聖域,一時而遠契千秋,同故也。今之言覺也,或異焉,理不必分真妄,而全遁于空;事不必設取舍,而冥求其照。至曰空生大覺,如海發漚,安往而不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又曰學者之病,莫大乎自私而用智,今之言覺者,鑿焉而已矣。人之生也,饑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夫人而知之也;而其為饑渴寒暑之道,又夫人而覺之也。其有不知者,非愚不肖之不及,則賢智之過者也。而過之害道彌甚,彼以為道不在是也,去飲衣而求口體之正,去口體而求性命之常,則亦豈有覺地乎?嗟乎!人心之晦也,我思先覺其人者,曰孔氏。孔氏之言道也,約其旨曰“中庸”、人乃知隐怪者之非道,而庸德之行,一時弑父與君之禍息,則吾道之一大覺也。曆春秋而戰國,楊、墨橫議,孟子起而言孔子之道以勝之,約其旨曰“性善”,人乃知惡者之非性,而仁昭義立,君父之倫益尊于天壤,則吾道之一大覺也。然自此言性者,人置一喙,而天下皆淫于名理,遂有明心見性之說,夫性可得而見乎?又千餘載,濂溪乃倡無極之說,其大旨見于《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可謂重下註腳,則吾道之一覺也。嗣後辨說日煩,支離轉甚,浸流而為詞章訓诂,于是陽明子起而救之以“良知”,一時喚醒沉迷,如長夜之旦,則吾道之又一覺也。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參之以情識,而一是皆良,超潔者蕩之以玄虛,而夷良于賊,亦用知者之過也。夫陽明之良知,本以救晚近之支離,姑借《大學》以明之,未必盡《大學》之旨也。而後人專以言《大學》,使《大學》之旨晦;又借以通佛氏之玄覺,使陽明之旨複晦。又何怪其說愈詳,而言愈龐,卒無以救詞章訓诂之锢習,而反之正乎?時節因緣,司世教者又起而言“誠意”之學,直以《大學》還《大學》耳。争之者曰:“意稗種也。”餘曰:“嘉穀。”又曰:“意枝族也。”餘曰:“根荄。”是故知本所以知至也,知至所以知止也,知止之謂緻良知,則陽明之本旨也。今之賊道者,非不知之患,而不緻之患;不失之情識,則失之玄虛。皆坐不誠之病,而求于意根者疏也。故學以誠意為極則,而不慮之良于此起,照後覺之任,其在斯乎?孟子雲:“我亦欲正人心,辟邪說,距陂行,放淫詞,以承三聖。”又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餘蓋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說
朱夫子答梁文叔書曰:“近看孟子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過第二節工夫,又隻引成覸、顔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裡,此外更無别法。”此朱子晚年見道語也。學者須占定第一義做工夫,方是有本領學問,此後自然歇手不得,如人行路,起腳便是長安道,不患不到京師。然性善、堯、舜,人人具有,學者何故一向看不透,信不及?正為一點靈光,都放在人欲之私上。直是十分看透,遂将本來面目,盡成埋沒。驟而語之以堯、舜,不覺驚天動地,卻從何處下手來?學者隻是克去人欲之私。欲克去人欲之私,且就靈光初放處讨分曉,果認得是人欲之私,便即時克了。陽明先生“緻良知”三字,正要此處用也。孟子他日又說箇道二,仁與不仁,不為堯、舜,則為桀、纣,中間更無一發可容混處。學者上之不敢為堯、舜,下之不屑為桀、纣,卻于兩下中,擇個中庸自便之途,以為至當,豈知此身早已落桀、纣一途矣。故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學者惟有中立病難醫。凡一切悠悠忽忽,不激不昂,漫無長進者皆是。看來全是一團人欲之私,自封自固,牢不可破。今既捉住病根在,便合信手下藥。學者從成覸、顔淵、公明儀說話,激發不起,且急推向桀、纣一路上,果能自供自認否?若供認時,便是瞑眩時,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正為此等人說法。倘下之苟不為桀、纣,上之又安得不為堯、舜?(《第一義說》)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裡”,此本孟子求放心而言,然則人心果時放外耶?即放外,果在何處?因讀《孟子》上文雲:“仁,人心也。”乃知心有不仁時,便是放。所謂“曠安宅而弗居也。”故陽明先生曰:“程子所謂腔子,亦即是天理。”至哉言乎!程子又曰:“吾學雖有所授,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夫既從自家體認而出,則非由名象湊泊可知。凡仁與義,皆天理之名象,而不可即以名象為天理,謂其不屬自家故也。試問學者,何處是自家一路?須切己反觀,推究到至隐至微處,方有着落。此中無一切名象,亦并無聲臭可窺,隻是個維玄維默而已。雖維玄維默,而實無一物不體備其中,所謂天也。故理曰天理,才着人分,便落他家。一屬他家,便無歸宿。仔細檢點,或以思維放,或以蔔度放,或以安排放,或以智故放,或以虛空放,隻此心動一下,便是放。所放甚微,而人欲從此而橫流,其究甚大。蓋此心既離自家,便有無所不至者。心齋雲:“凡有所向,有所見,皆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無極而太極,即自家真底蘊處。學者隻向自家尋底蘊,常做個體認工夫,放亦隻放在這裡,求亦隻求在這裡,豈不至易?豈不至簡?故求放心三字,是學人單提口訣,下士得之為入道之門,上根得之即達天之路。(《求放心說》)
人生終日擾擾也,一着歸根複命處,乃在向晦時,即天地萬物,不外此理。于此可悟學問宗旨,隻是主靜也。此處工夫最難下手,姑為學者設方便法,且教之靜坐。日用之間,除應事接物外,苟有餘刻,且靜坐。坐間本無一切事,即以無事付之,即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無心之心,正是本心。瞥起則放下,沾滞則掃除,隻與之常惺惺可也。此時伎倆,不合眼,不掩耳,不趺跏,不數息,不參話頭,隻在尋常日用中。有時倦則起,有時感則應,行住坐卧,都在靜觀,食息起居,都作靜會。昔人所謂勿忘勿助間,未嘗緻纖毫之力,此其真消息也。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善學雲者,隻此是求放心親切工夫。從此入門,即從此究竟,非徒小小方便而已。會得時立地聖域,不會得時終身隻是狂馳了,更無别法可入。不會靜坐,且學坐而已。學坐不成,更論恁學?坐如屍,坐時習學者且從整齊嚴肅入,漸進于自然。《詩》雲:“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靜坐說》)
學者靜中既得力,又有一段讀書之功,自然遇事能應。若靜中不得力,所讀之書,又隻是章句而已,則且教之就事上磨練去。自尋常衣食以外,感應酬酢,莫非事也。其間千萬變化,不可端倪,而一一取裁于心,如權度之待物然。權度雖在我,而輕重長短之形,仍聽之于物,我無與焉,所以情順萬事而無情也。故事無大小,皆有理存,劈頭判箇是與非。見得是處,斷然如此,雖鬼神不避;見得非處,斷然不如此,雖千驷萬锺不回。又于其中條分縷析,铢铢兩兩,辨箇是中之非,非中之是,似是之非,似非之是。從此下手,沛然不疑,所行動有成績。又凡事有先着,當圖難于易,為大于細。有要着,一着勝人千萬着;失此不着,滿盤敗局。又有先後着,如低棋以後着為先着,多是見小欲速之病。又有了着,恐事至八九分,便放手,終成決裂也。蓋見得是非後,又當計成敗,如此方是有用學問。世有學人,居恒談道理井井,才與言世務便疏。試之以事,或一籌莫展。這疏與拙,正是此心受病處,非關才具。諺雲:“經一跌,長一識。”且須熟察此心受病之原,果在何處,因痛與之克治去,從此再不犯跌,庶有長進。學者遇事不能應,隻有練心法,更無練事法。練心之法,大要隻是胸中無一事而已。無一事乃能事事,便是主靜工夫得力處。又曰:“多事不如少事,省事不如無事。”(《應事說》)
應事接物,相為表裡,學者于天下不能遺一事,便于天下不能遺一人。自落地一聲,此身已屬之父母;及其稍長,便有兄弟與之比肩;長而有室,又有妻子與之室家。至于食毛踐土,君臣之義,無所不在。惟朋友聯合,于稠人廣衆之中,似屬疏闊,而人生實賴以有覺。合之稱五倫。人道之經綸,管于此也。然父子其本也,人能孝于親,未有不忠于事君與友於兄弟、信於朋友、宜於家室者。夫妻一倫,尤屬化原。古來大聖大賢,又多從此處發轫來,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禦于家邦。”蓋居室之間,其事最微渺而易忽,其惡為淫僻。學者從此關打破,便是真道德,真性命,真學問文章,不然隻是僞也。自有五倫,而舉天下之人,皆經緯聯絡其中。一盡一切盡,一虧一切虧。第一要時時體認出天地萬物一體氣象,即遇惡人之見,橫逆之來,果能作如是觀否?彼固一體中人耳,才有絲毫隔絕,便是斷滅性種。至于知之之明與處之之當,皆一體中自作用,非關權術。人第欲以術勝之,未有不堕其彀中者,然此際煞合理會。陸象山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無可做工夫。要知做工夫處,果是何事?若不知此事,隻理會個人情事變,仍不是工夫。”學者知之。(《處人說》)
今為學者下一頂門針,即“向外馳求”四字,便做成一生病痛。吾侪試以之自反,無不悚然汗浃者。凡人自有生以後,耳濡目染,動與一切外物作緣,以是營營逐逐,将全副精神,都用在外,其來舊矣。學者既有志於道,且将從來一切向外精神,盡與之反複身來,此後方有下手工夫可說。須知道不是外物,反求即是,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無奈積習既久,如浪子亡家,失其歸路,即一面回頭,一面仍住舊時緣,終不知在我為何物。又自以為我矣,曰吾求之身矣,不知其為軀殼也;又自以為我矣,曰吾求之心矣,不知其為口耳也;又自以為我矣,曰吾求之性與命矣,不知其為名物象數也。求之于軀殼,外矣;求之于耳目,愈外矣;求之于名物象數,外之外矣。所為一路向外馳求也。所向是外,無往非外,一起居焉外,一飲食焉外,一動靜語默焉外,時而存養焉外,時而省察焉外,時而遷善改過焉外,此又與于不學之甚者也。是故讀書則以事科舉,仕宦則以肥身家,勳業則以望公卿,氣節則以邀聲譽,文章則以腴聽聞,何莫而非向外之病乎,學者須發真實為我心,每日孜孜汲汲,隻幹辦在我家當,身是我身;非關軀殼;心是我心,非關口耳;性命是我性命,非關名物象數。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聽之,不可得而聞,非惟人不可得而見聞,雖吾亦不可得而見聞也。於此體認親切,自起居食息以往,無非求在我者,及其求之而得,天地萬物,無非我有,絕不是功名富貴,氣節文章,所謂自得也。總之道體本無内外,而學者自以所向分内外。所向在内,愈尋求愈歸宿,亦愈發皇,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所向在外,愈尋求愈決裂,亦愈消亡,故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學者幸早辨諸!(《向外馳求說》)
朱夫子嘗言:“學者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三年,必有進步可觀。”今當取以為法,然除卻靜坐工夫,亦無以為讀書地,則其實亦非有兩程候也。學者誠于靜坐得力時,徐取古人書讀之,便覺古人真在目前,一切引翼提撕,匡救之法,皆能一一得之于我,而其為讀書之益,有不可待言者矣。昔賢詩雲:“萬徑千蹊吾道害,四書六籍聖賢心。”學者欲窺聖賢之心,遵吾道之正,舍四書六籍,無由而入矣。蓋聖賢之心,即吾心也,善讀書者,第求之吾心而已矣。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即千言萬語,無有是處。陽明先生不喜人讀書,令學者直證本心,正為不善讀書者,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一似沿門持缽,無益貧兒,非謂讀書果可廢也。先生又謂“博學隻是學此理,審問隻是問此理,慎思隻是思此理,明辨隻是辨此理,笃行隻是行此理”,而曰“心即理也”,若是乎此心此理之難明,而必假途於學問思辨,則又将何以學之、問之、思之、辨之,而且行之乎?曰:“古人诏我矣,讀書一事,非其導師乎?即世有不善讀書者,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一似沿門持缽而有得也,亦何惜不為貧兒?”昔人雲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即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彼求之聞見者猶然,況有進于此者乎?惟為舉業而讀書,不免病道,然有志之士,卒不能舍此以用世,何可廢也?吾更惡夫業舉子而不讀書者!(《讀書說》)
聖賢教人,隻指點上一截事,而不及下截。觀《中庸》一書可見。蓋提起上截,則其下者不勞而自理,才說下截事,如堂下人斷曲直,莫适為主,誰其信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也。人生而有此形骸,便有此氣質,就中一點真性命,是形而上者。雖形上不離形下,所以上下易混作一塊。學者開口說變化氣質,卻從何處讨主腦來?《通書》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中便是變化氣質之方。而《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卻又無可着力處。從無可着力處,用得工夫,正是性體流露時,此時剛柔善惡,果立在何處?少間便是個中節之和,這方是變化氣質工夫。若已落在剛柔善惡上,欲自剛而克柔,自柔而克剛,自惡而之於善,已善而終不至于惡,便落堂下人伎倆矣。或問:“孟子說‘善養浩然之氣’如何?”曰:“才提起浩然之氣,便屬性命邊事。若孟施舍、北宮黝、告子之徒,隻是養個蠢然之氣,正是氣質用事處,所以與孟子差别。”(《氣質說》)
或有言“學問之功,在慎所習者。”予曰:“何謂也?”曰:“人生而有習矣。一語言焉習,一嗜欲焉習,一起居焉習,一酬酢焉習。有習境,因有習聞;有習聞,因有習見;有習見,因有習心;有習心,因有習性。故曰‘少成若性’,并其性而為習焉。習可不慎乎?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猶生長於齊、楚,不能不齊、楚也。習可不慎乎?”曰:“審如是,又誰為專習之權者而慎之?”其人不能答。予曰:“在複性,不在慎習。”或曰:“何謂也?”予乃告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渾然至善者也;感于物而動,乃遷于習焉,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斯日遠於性矣。無論習于惡者,非性;即習善者,亦豈性善之善乎?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蓋教人尊性也。然學以複性也,如之何曰‘性不假複’也?複性者,複其權而已矣。請即以習證,習于善則善,未有不知其為善者;習於惡則惡,未有不知其為惡者。此知善而知惡者誰乎?此性權也。既已知其為惡矣,且得不去惡乎?知其為善而為之,為之也必盡,則亦無善可習矣。無善可習,反之吾性之初,本無善可習也。知其為惡而去之,去之也必盡,則亦無惡可習矣。無惡可習,反之吾性之初,本無惡可習也。此之謂渾然至善,依然人生之初,而複性之能事畢矣。”“然則習亦可廢乎?”曰:“何可廢也!為之語言以習之,則知其語言以慎之;為之嗜欲以習之,則知其嗜欲以慎之;為之起居以習之,則知其起居以慎之;為之酬酢以習之,則知其酬酢以慎之。如是則即習即性矣。凡境即是性境,凡聞即是性聞,凡見即是性見。無心非性,無性非習。大抵不離獨知者近是。知之為言也,獨而無偶,先天下而立定一尊,而後起者禀焉,是之為性權。”或者恍然而解曰:“吾乃知慎習之功,其在必慎其獨乎?”首肯之而去。(《習說》。《第一義》至此九篇,乃一時所作。)
自聖學不明,學者每從形器起見,看得一身生死事極大。将天地萬物都置之膜外,此心生生之機,早已斷滅種子了。故其工夫颛究到無生一路,隻留個覺性不壞,再做後來人,依舊隻是貪生怕死而已。吾儒之學,直從天地萬物一體處,看出大身子。天地萬物之始,即吾之始,天地萬物之終,即吾之終。終終始始,無有窮盡,隻此是生死之說。原來生死隻是尋常事。程伯子曰:“人将此身放在天地間,大小一例看也。于此有知,方是窮理、盡性、至命之學。藉令區區執百年以内之生死而知之,則知生之盡,隻是知個貪生之生;知死之盡,隻是知個怕死之死而已。”然則百年生死,不必知乎?曰:“奚而不知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也。如何是聞道?其要隻在破除生死心。此正不必遠求百年,即一念之間,一起一滅,無非生死心造孽。既無起滅,自無生死。”又曰:“盡語默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生死之道。生死非大,語默去就非小,學者時時有生死關頭難過,從此理會透天地萬物,便是這裡,方是耳道。”(《生死說》)
獨之外,别無本體;慎獨之外,别無工夫。此所以為中庸之道也。乃虞廷言心,則曰“人”,曰“道”,而《中庸》直指“率性之道”,無乃混人道而一之乎?此言心言性之别也。虞廷言心,非分言之則不精,不精無以為至一之地;《中庸》言性,性一而已,何歧之有?然性是一,則心不得獨二。夫天命之所在,即人心之所在,人心之所在,即道心之所在,此虞廷未發之旨也。或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則性亦有二與?為之說者,本之人心道心而誤焉者也。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若既有氣質之性,又有義理之性,将使學者任氣質而遺義理,則“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信矣!又或遺氣質而求義理,則“無善無不善”之說信矣!又或衡氣質義理而并重,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信矣!三者之說信,而性善之旨複晦,此孟氏之所憂也。須知性隻是氣質之性,而義理者氣質之本然,乃所以為性也。性隻是人心,而道者人之所當然,乃所以為心也。人心道心,隻是一心,氣質義理,隻是一性。識得心一性一,則工夫亦可一。靜存之外,更無動察;主敬之外,更無窮理。其究也,工夫與本體亦一,此慎獨之說也。而後之解者,往往失之。昔周元公著《太極圖說》,實本之《中庸》,至“主靜立人極”一語,尤為“慎獨”二字傳神。其後龜山門下一派,羅、李二先生相傳口訣,專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朱子親授業于延平,固嘗聞此。而程子則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于敬;又以敬字未盡,益之以窮理之說,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緻知”,朱子從而信之,所學為之少變。遂以之解《大》、《中》,謂慎獨之外,另有窮理工夫,以合于格緻誠正之說。仍以慎獨為動,屬省察邊事,前此另有一項靜存工夫。近日陽明先生始目之為支離,專提“緻良知”三字為教法,而曰“良知隻是獨之時”,又曰“惟精是惟一工夫,博聞是約禮工夫,緻知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可謂心學獨窺一源。至他日答門人“慎獨是緻知工夫,而以中為本體,無可着力,”此卻疑是權教。天下未有大本之不立,而可徒事乎道生者。工夫用到無可着力處,方是真工夫,故曰:“勿忘勿助,未嘗緻纖毫之力。”此非真用力于獨體者,固不足以知之也。大抵諸儒之見,或同或異,多系轉相偏矯,因病立方,盡是權教。至于反身力踐之間,未嘗不同歸一路,不謬于慎獨之旨。後之學者,無從向語言文字生葛藤。但反求之吾心,果何處是根本一着?從此得手,方窺進步,有欲罷不能者。學不知本,即動言本體,終無着落。學者但知即物窮理為支離,而不知同一心耳,舍淵淵靜深之地,而從事思慮紛起之後,泛應曲當之間,正是尋枝摘葉之大者,其為支離之病,亦一而已。将恃此為學,又何成乎?又何成乎?(《天命章說》)
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人得之以為心。是謂本心。人心無一妄而已。忽焉有妄,希乎微乎?其不得而端倪乎?是謂微過,獨知主之;有微過,是以有隐過,七情主之;有隐過,是以有顯過,九容主之;有顯過,是以有大過,五倫主之;有大過,是以有叢過,百行主之。總之妄也。譬之木自本而根、而幹、而标,水自源而後及于流,盈科而至於放海,故曰:“涓涓不息,将成江河;綿綿不絕,将尋斧柯。”是以君子貴防之早也。其惟慎獨乎?慎獨則時時知改。俄而授之隐過矣,當念過,便從當念改;又授之顯過矣,當身過,便從當身改;又授之大過矣,當境過,當境改;又授之叢過矣,随事過,随事改。改之則複於無過,可喜也;不改成過,且得無改乎?總之皆祛妄還真之學,而工夫次第如此。譬之擒賊者,擒之於室甚善,不於室而於堂,不於堂而於外門,於衢,於境上,必成擒而後已。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真能慎獨者也。其次則“克伐怨欲不行焉爾。”宋人之言曰:“獨行不愧影,獨行不愧衾。”獨而顯矣;司馬溫公則雲:“某平生無甚過人處,但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庶幾免於大過乎?若邢恕之一日三檢點,則叢過對治法也。真能慎獨者,無之非獨,即邢恕學問,孔子亦用得着,故曰“不為酒困。”不然自原憲而下,總是個閑居小人,為不善而已。善學者須學孔子之學,隻於意根上止截一下,便千了百當。若到必固我,已漸成決裂,幸於我處止截得,猶不失為顔子,克己過,此無可商量矣。落一格,粗一格,工夫轉愈難一格,故曰:“可為難矣。”學者須是學孔子之學。
人之言曰:“有心為惡,無心為過。”則過容有不及知者,因有不及改,是大不然。夫心不愛過者也,才有一點過,便屬礙膺之物,必一決之而後快。故人未有有過而不自知者,隻不肯自認為知爾。然則過又安從生?曰隻不肯自認為知處,其受蔽處良多,以此造過遂多,仍做過不知而已。孟子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可見人心隻是一團靈明,而不能不受暗於過。明處是心,暗處是過。明中有暗,暗中有明。明中之暗,即是過;暗中之明,即是改,手勢如此親切。但常人之心,忽明忽暗,展轉出沒,終不能還得明明之體,不歸薄蝕何疑?君子則以暗中之明,用箇緻曲工夫,漸次與它恢擴去,在《論語》則曰“訟過”,如兩造當庭,抵死仇對,不至十分明白不已。才明白,便無事。如一事有過,直勘到事前之心,果是如何?一念有過,直勘到念後之事,更當如何?如此反覆推勘,更無躲閃,雖一塵亦駐足不得,此所謂緻曲工夫也。《大易》則言“補過”,謂此心一經缺陷,便立刻與之圓滿那靈明爾。若隻是小小補綴,頭痛救頭,腳痛救腳,敗缺難掩,而彌縫日甚,謂之文過而已。雖然,人猶有有過而不自知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則學者虛心,遜志時務,察言觀色,以輔所不逮,有不容緩者。(以上《改過說》)
陽明子言良知,最有功于後學,然隻傳孟子教法,于《大學》之說,終有未合。古本《序》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止至善之則,緻良知而已矣。”宛轉說來,頗傷氣脈。至龍溪所傳《天泉問答》,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益增割裂矣。即所雲良知,亦非究竟義也。知善知惡與知愛知敬相似,而實不同。知愛知敬,知在愛敬之中,知善知惡,知在善惡之外。知在愛敬中,更無不愛不敬者以參之,是以謂之良知。知在善惡外,第取分别見,謂之良知所發則可,而已落第二義矣。且所謂知善知惡,蓋從有善有惡而言者也。因有善有惡,而後知善知惡,是知為意奴也,良在何處?又反無善無惡而言者也。本無善無惡,而又知善知惡,是知為心祟也,良在何處?且《大學》所謂緻知,亦隻是緻其知止之知,知止之知,即知先之知,知先之知,即知本之知。惟其知止知先知本也,則謂之良知,亦得知在止中,良因止見,故言知止,則不必更言良知。若曰以良知之知知止,又以良知之知知先而知本,豈不架屋疊床之甚乎?且《大學》明言止於至善矣,則惡又從何處來?心意知物,總是至善中全副家當,而必事事以善惡兩糾之。若曰去其惡而善乃至,姑為下根人設法,如此則又不當有無善無惡之說矣。有則一齊俱有,既以惡而疑善,無則一齊俱無,且将以善而疑惡,更從何處讨知善知惡之分曉?止因陽明将意字認壞,故不得不進而求良于知,仍将知字認粗,又不得不退而求精于心,種種矛盾,固已不待龍溪駁正,而知其非《大學》之本旨矣。《大學》開口言明德,因明起照,良知自不待言。而又曰“良知即至善”,“即未發之中”,亦既恍然有見于知之消息,惜轉多此良字耳。然則良知何知乎?知愛知敬而已矣。知皆擴而充之,達之天下而已矣。格此之謂格物,誠此之謂誠意,正此之謂正心,舉而措之謂之平天下。陽明曰:“緻知焉盡之矣。”餘亦曰:“緻知盡之矣。”(《良知說》)
讀易圖說
⊙圖中有一點,變化無窮。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淪于無矣。解無極者曰“無形有理”,益滞于無無矣。今請為太極起廢而表是圖,其為象曰有,即未必周子之旨也,抑亦孔門之說欤?雖然滞于有矣,夫圖其似之者也。佛氏亦有是圖,然其中一點,仍作空解,意實不同。
天有四時,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中氣行焉;地有四方,南北為經,東西為緯,中央建焉;人有四氣,喜怒哀樂,中和出焉。其德則謂之仁義禮智信是也。是故元亨利貞,即春夏秋冬之表義,非元亨利貞生春夏秋冬也。左右前後,即東南西北之表義,非左右前後生東西南北也。仁義禮智,即喜怒哀樂之表義,非仁義禮智生喜怒哀樂也。又非仁義禮智為性,喜怒哀樂為情也;又非未發為性,已發為情也。後儒之言曰:“理生氣,性生情。”又曰:“心統性情。”其然,豈其然乎?
造化之理,新新故故,相推而不窮,如草木之榮枯,昆蟲之啟蟄,日月之晦明,四時之盛衰,氣運之往來,陵谷之遷徙,莫不皆然。人囿于大化之中,與萬物同體,自一日以往,自少而壯、而老、而死,無不變也。有之其惟積氣、積習乎?油入于面,不可複出,此其不變者也。孰知去故滋遠,反常滋甚矣乎?
君子仰觀於天,而得先天之《易》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是故君子戒懼于所不睹聞,此慎獨之說也。至哉獨乎,微乎微乎,穆穆乎不已者乎。蓋曰心之所以為心也,則心一天也。獨體不息之中,而一元常運,喜怒哀樂,四氣周流,存此之謂中,發此之謂和,陰陽之象也。四氣一陰陽也,陰陽一獨也。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也。故其中為天下之大本,而和為天下之達道,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至隐至微至顯至見也,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也,此性宗也。
君子俯察于地,而得後天之易焉。夫性本天者也,心本人者也,天非人不盡,性非心不體也。心也者,覺而已矣,覺故能照,照心常寂而常感,感之以可喜而喜,感之以可怒而怒,其大端也。喜之變為欲,為愛,怒之變為惡,為哀,為懼,則立於四者之中,喜得之而不至於淫,怒得之而不至於傷者。合而觀之,即人心之七政也。七者皆照心所發也,發則馳矣,衆人溺焉。惟君子時發而時止,時返其照心,而不逐于感,得易之逆數焉。此之謂“後天而奉天時”,蓋慎獨之實功也。
聖學吃緊三關
學莫先于問途,則人己辨焉,此處不差,後來方有進步可觀。不然,隻是終身擾擾而已。
為己為人,隻聞達之辨,說得大概已盡。後儒又就聞中指出許多病痛,往往不離功名富貴四字,而蔽之以義利兩言。除卻利便是義,除卻功名富貴便是道,此中是一是二,辨之最微。學者合下未開眼孔,隻為己不足,故求助於人,豈知愈求助於人,愈不足於己乎?(以上《人己關》)
學以為己,己以内又有己焉。隻此方寸之中,作得主者,是此所謂真己也。敬乎?(《敬肆關》)
由主敬而入,方能觌體承當,其要歸於覺地,故終言迷悟。
工夫卻從存養中來,非懸空揣控,索之象罔者也。故宋儒往往不喜頓悟之說。或曰:“格物緻知,《大學》之始事,今以悟為終事,何也!”曰:“格緻工夫,自判斷人己一關時,已用得着矣。然必知止知至以後,體之當身,一一無礙,方謂之了悟。悟豈易言乎?若僅取當下一點靈明,瞥然有見時,便謂之悟,恐少間已不可複恃。”(以上《迷悟關》)
大學雜繹
夫大學之所謂主腦者,止至善而已矣。緻知之功,格物而已矣。格物之要,誠正以修身而已矣。盈天地間皆物也,自其分者而觀之,天地萬物各一物也;自其合者而觀之,天地萬物一物也。一物本無物也,無物者理之不物于物,為至善之體,而統于吾心者也。雖不物于物,而不能不顯于物,耳得之而成聲,目寓之而成色,莫非物也,則莫非心也。耳能辨天下之聲,而不可欺以清濁,吾因而緻焉,并不可欺以一切清濁,所以緻吾心之聰也。目能辨天下之色,而不可欺以缁素,吾因而緻焉,并不可欺以一切缁素,所以緻吾心之明也。緻吾心之聰明者,緻吾之良知也。良知之於物,如鑑之於妍媸,衡之於高下,而規矩之於方圓也。鑑不離物而定妍媸,衡不離物而取高下,規矩不離物而辨是非,一也。故曰緻知在格物。然而緻吾心之聰,非無不聞之謂也,聞吾至善而已矣。緻吾心之明,非無不見之謂也,見吾至善而已矣。聞吾至善,返于無聞矣,見吾至善,返于無見矣,知無知矣。《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其要歸于慎獨,此格物真下手處。故格物即格其反身之物,不離修者是;而緻知即緻其所性之知,不離止者是。孔門之學,無往而不以格緻為第一義,博文約禮,其定本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心非内也,耳目非外也,物非粗也,無物之物非精也。即心即物,非心非物,此謂一以貫之。自格緻之旨晦,而聖學淪于多歧。滞耳目而言知者,狥物者也;離耳目而言知者,遺物者也。狥物者弊之于一草一木,亦用工夫;而遺物求心,又逃之無善無惡,均失也。(《格緻》)
君子之學,先天下而本之國,先國而本之家與身,亦屬之己矣。又自身而本之心,本之意,本之知,本至此,無可推求,無可揣控,而其為己也,隐且微矣。隐微之地,是名曰獨。其為何物乎?本無一物之中而物物具焉,此至善之所統命也。緻知在格物,格此而已。獨者物之本,而慎獨者,格物之始事也。君子之為學也,非能藏身而不動,杜口而不言,絕天下之耳目而不與交也。終日言,而其所以言者,人不得而聞也,自聞而已矣。終日動,而其所以動者,人不得而見也,自見而已矣。自聞自見者,自知者也。吾求之自焉,使此心常止而定、靜、安、慮、得,慎之至也。慎獨也者,人以為誠意之功,而不知即格緻之功也。《大學》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慎獨而已矣。自虞廷執中以來,無非此意,故伊、洛以一為入道之門。朱子析之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緻知。”故于《大學》分格緻誠正為兩事。至解慎獨,又以為動而省察邊事,先此更有一段靜存工夫,則愈析而愈支矣。陽明子反之,曰:“慎獨即是緻良知。”即知即行,即動即靜,庶幾心學獨窺一源。總之,獨無動靜也,其有時而動靜焉,動亦慎,靜亦慎也,而靜為主。使非靜時做得主張,則動而馳矣,如挽逝波,其可及乎?動而常知,常止焉,則常靜矣。周子曰“主靜立人極”是也。(《慎獨》)
天圓地方,規矩之至也。人心一天地也,其體動而圓,故資始不窮,有天道焉。其用靜而方,故賦形有定,有地道焉。君子之學,圓效天,方法地也。其獨知之地,不可得而睹聞矣,效天者也。由不睹而之于無所不睹,由不聞而之于無所不聞,地之善承天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規矩之至也。(《絜矩》)
人心終日如馬足車輪,奔馳無止,果系何物受累?苟能去所累心者,而於止也幾矣!知此之謂知止,止此之謂至善。
問《大學》要義。曰:“言本體吃緊得個善字,言工夫吃緊得箇止字,言本體工夫一齊俱到處,吃緊得箇知字,言本體工夫一齊歸管處,吃緊得箇身字。”(以上《首章》)
緻知者,緻吾知止之知也,收攝到極處,即是推緻到極處,逮止於至善,則知至矣。(《至善。)
格物不妨訓窮理,隻是反躬窮理,則知本之意自在其中。隻是一箇良知,正須從意根查考,心源體認,身上檢點,家庭印證,國與天下推廣,這便是格物工夫,便是緻知工夫。朱子雲:“格物須提起第一義,便是極至道理。”如在朝,便須進君子退小人,決無小人可用之理,這便是第一義。若見不破,便謂小人可用。子謂“進君子退小人,根吾好惡來。”其能好能惡是第一義,好人惡人是第二義,知進退人,又是第三四義了。知此方是知本。(《知本》)
矩是至善之式,所以安頓此心恰好處,夫子之“不踰矩”是也。(《釋矩》)
《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慎獨而已矣。意也者,至善歸宿之地,其為物不二,故曰獨。其為物不二,而生物不測,所謂物有本末也。格物緻知,總為誠意而設,亦總為慎獨而設也。非誠意之先,又有所謂緻知之功也。故誠意者《大學》之專義也,前此不必在格物,後此不必在正心也。亦《大學》之了義也,後此無正心之功,并無修治平之功也。後之解誠意者,吾惑焉。曰“意者心之所發”,則誰為所存乎?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則誰為好之惡之者乎?
幾者動之微,則前此更有靜者,幾乎?曰:“非然也。動之微,則動而無動矣。動而無動,所以靜而無靜也。此心體主宰之妙也。故名之曰‘意’。”
《章句》雲:“實其心之所發。”不知實字代得誠字否?又不知是發前求實,抑是發後求實?若是發前求實,則工夫仍在存時。然《章句》又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似言凡于意之所發,皆務求所以實之,則誠之功,已落在意後矣。落在意後,則必就其事而實之,而自欺仍隻是自欺,其意是看意字尚精,而看誠字轉粗也。所以轉下慎獨,方打入裡面,有審幾之說,不免就誠意推先一層矣。夫既以獨知為獨,而以慎獨推先於意誠,明是“欲誠其意,先緻其知”之註疏,既有獨知之緻知,又有補傳窮理之緻知,頭緒何所适從乎?(以上《誠意》)
聖學本心,維心本天,維玄維默,體乎太虛。因所不見,是名曰獨。獨本無知,因物有知,物體于知,好惡立焉。好惡一機,藏於至靜,感物而動,七情著焉。自身而家,自家而國,國而天下,慶賞刑威,惟所措焉,是為心量,其大無外,故名曰天。天命何命?即吾獨知。一氣流行,分陰分陽,運為四氣,性體乃朕,率為五常,殊為萬事。反乎獨知,獨知常止。全體具之,本無明暗,常止則明,紛馳乃暗,故曰“闇然日章”,“的然日亡”。君子知之,凜乎淵水。於所不睹,於所不聞,日夕兢兢,道念乃凝。萬法歸一,不盈此知,配天塞地,盡性知命。此知無始,是為原始,此知無終,是為反終。死生之說,晝夜之常,吾生與生,吾死與死。夷彼萬形,非吾得私。猥雲不死,狂馳何異!(《獨箴》)
論語學案
君子學以慎獨,直從聲臭外立根基,一切言動事為,慶賞刑威,無不日見于天下,而問其所從出之地,凝然不動些子,隻有一箇淵然之象,為天下立皇極而已。衆星晝夜旋轉,天樞不動,其不動處,是天心,這便是“道心惟微”。其運旋處,便是“人心惟危”。其常運而常靜處,便是“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天人之學也。(《為政以德》)
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思本無邪,其卒流于邪者,勿思耳。以為思無邪,非也。思無邪者,閑邪之學也。《詩》以理性情,人心之情自正,何邪之有?(《詩三百》)
孟武伯問孝,是人子身上事,父母惟其疾之憂,是父母身上事。問是孝,答是慈,有何關涉?豈知人子于父母,其初隻是一人之身,父母的痛癢,便是人子的痛癢,若于此漠不相關,更有何孝可言?若於此認得親切,亦更有何孝可言?惟疾之憂,非徒以慰親之為孝也,知乎此者,必能以其身為父母之身,以其心為父母之心,而終身孺慕之情,有無所不至者矣。(《孟武伯》)
知則全體皆知,不知則全體皆不知,更無半明半暗分數。但私意蔽锢,亦有去來,則有時而知,有時而不知耳。夫既有時而知,有時而不知,則并其知而非,人能知己之不知,正是無所不知的本體呈露時。金針一撥,宿障全消。(《誨女知之》)
信是本之真心,而見之然諾之際者,是身世作合關鍵,猶車之輗軏。然舉世尚狙詐,人而無信,一味心口相違,千蹊萬徑,用得熟時,若以為非此不可持身,不可禦世,豈知其斷斷乎不可者!可不可隻衡在是非上,而行不行方格到利害上也。(《無信》)
君子之于仁,惟有貧賤一途,是終身得力地,雖終食之頃,未始無去處交乘之隙,使終食而為貧賤之終食,則疏食飲水樂也。極貧賤之途,雖造次仁也,颠沛仁也,苟舍此而欲處以非道之富貴,有斷斷乎不可者!君子所以練此心之仁,不容躲閃,不容方便,才是中心安仁也。
孔子圍匡七日,子路曰:“吾聞仁者必容,知者必用。”如此說,則天下更無非道之貧賤可處。豈知自人分上看貧賤則非道,自君子身上看,未嘗非道也。世人隻為見得有非道貧賤,所以怨天尤人,無所不至。(以上《富與貴》)
盈天地間,萬事萬物,各有條理,而其條理貫通處,渾無内外人己感應之迹,亦無精粗大小之殊,所謂一以貫之也。一本無體,就至不一,會得無二無雜之體,從此手提線索,一一貫通。才有壅淤,便與消融;才有偏枯,便與圓滿。時時澄徹,處處流行,直将天地萬物之理,打合一處,亦更無以我合彼之勞,方是聖學分量。此孔門求仁之旨也。
聖人從自己身上,言心無死地,則曰貫。無所不貫,則曰一以貫之,非以一貫萬也。一以貫之,還他天地自然本色。(以上《一貫》)
仁者渾然全體而無息,就全體中露出個治賦,為宰,為傧相才具,便是大海中一漚發現。且有待而然,有時豎起,有時放下,非不息之體。故即三子之才,而其未仁亦自可見。(《可使治賦》)
鄧定宇曰:“此非闵、憲以下學問,顔子心常止,故不遷;心常一,故不貳。”予謂心本常止,而不能不動以怒,故就怒時求止法,曰不遷。心本常一,而不能不二於過,故就過時求一法,曰不二。此正複性之功。若先得此心之止與一者以立本,而後遇怒能不遷,遇過能不二,則是止者一心,而不遷者又一心也。一者一心,而不貳者又一心也。将孔門一切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學,都無用處,所謂複性之功者,不幾求之虛無寂滅之歸乎?(《不遷怒》)
此道身有之,則不言而信,以歸於慥慥之地,所謂躬行君子也,故雲默識。識如字,謂信諸心也。默識之學,精神毫不滲漏,徹首徹尾,以此學,即以此教,何厭倦之有?自默字訛解,而學者逐以語言道斷當之,謂聖學入手,隻在妙悟,學都從悟中來。不知聖學自下學,則自反躬體驗,豈有堕于杳冥玄默之見乎?(《默而識之》)
世謂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有二。予謂聰明睿知,非恃乎睿知之體,不能不竅于聰明,而聞見啟焉。性聞見也,效性而動者學也。今必以聞見為外,而欲堕體黜聰,以求睿知,并其睿知而槁矣,是堕性于空,而禅學之談柄也。張子曰:“非天聰明,不成其為人,聖則天聰明之盡者耳。”天聰天明,耳辨聞,目辨見,是天聰明之盡,則夫子“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也。曰“知次”者,人次於天以見天,非人不盡也!(《知之次》)
常人之過,人知處得九分,己知處得一分;聖人之過,人知處得一分,己知處得九分。說聖人有過,已是騃人,今說聖人猶有不知之過,至為人所知,益奇。此意最宜理會,學者便當長一格。(《陳司敗》)
曾子學問,都是軀殼上讨得,最有持循,一則一,二則二。(《有疾》)
古人濟大事,全靠腳定,隻是不從身家名位起念,便是。凡可奪處,皆是此等作祟也。誠極則精,精極則變,一切作用,皆從此出。誠中之識見,是大識見,誠中之擔當,是大擔當,故君子非有才之難,而誠之難。(《可以托六尺》)
人之氣質,不失之高明,則失之卑暗。而氣質之性,終不锢其理義之性,狂者必直,侗者必願,悾悾者必信,自習染勝而三者并漓,人心之變,可勝窮乎?(《狂而不直》)
天下一物也,聖人視外物,無大小都作等閑看,打過得箪食豆羹關,便打得天下關。(《舜禹之有天下》)
子絕四,聖人之心,置在何處?曰:“絕四之外,更無心。”問:“意必固我,與聲色貨利,有淺深否?”曰:“看他四者之心,從何處起。”(《子絕四》)
顔子之學,才動轫便可到頭,為從文禮處得力來。後人欲一齊放過,謂文既足以溺心,禮亦不免于執着,絕意去智,專用力于末由之境。微者堕于空寂,放者入於猖狂,佛、老之教行,而聖道裂矣。(《顔淵喟然》)
權者道之體也,道體千變萬化,而不離于中,非權而何?《易》曰“巽以行權”,言入道之微也。權居無事,因物付物,而輕重準焉,言天下之至靜而不可測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離也。權之理主常,而準諸事主變,理即事,事即理,其常也,乃所以為變也。漢儒反經合道之說,誠非;朱子謂權之與經,亦須有辨,亦非也。天下有二道乎?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正是道理合當如此,乃所為經也。故權非反經而為言也。然則經何辨乎?曰經者權之體,權者經之用,合而言之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經也。神而明之,妙用出焉,權也。二而一者也。(《未可與權》)
吳康齋夜半思貧處之策,至日中始決。如此計較,便是貨殖。故魯齋治生之言,亦病。如拼一餓死,更有甚計較?然則聖學有死地乎?曰義不食粟,則亦有死而已,古今處君臣之義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倘終不謝,便當一死。聖人于辭受取與,一斷以義,無纖毫拟議方便法門。(《貨殖》)
道體大段易見得,隻是微處難窺,才着小心,便有湊泊處。(《聞斯行之》)
視聽言動一心也,這點心不存,則聽視言動到處受病,皆妄矣。若言“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動思敬”,猶近支離。
問:“仁是如何名狀?”曰:“先儒言公、言覺、言生、言愛,亦僅舉其動機言,尚遺卻靜中體段,故不若孟子曰:‘仁者,人也。’試觀人目何以能視?耳何以能聽?口何以能言?四肢何以能動?非仁而何?《易》曰‘乾元統天’,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仁者,人也,蓋曰‘人之所以為人也’。”
天地以生物為心,仁也,萬物資生。人與萬物皆生于仁,本是一體,故人合下生來,便能愛,便是親親。由親親而推之,便能仁民,便能愛物。天地以生物為心,人亦以生物為心,本來之心,便是仁;本來的人,便是仁,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
問“己如何克去?”曰:“隻是不從己起見,便是克。”
問:“克,勝也,是以仁勝不仁否?”曰:“非先有個仁去勝不仁,隻勝不仁處,便是仁也。”曰:“畢竟有主人翁,方勝盜賊。”曰:“頭上安頭之見也。仁體湛然,不容一物,才有物,不論善惡是非,都是不仁。為仁者,正就此處銷鎔,還他個湛然本體,此克己正當時也。若先據個主人在,便是物欲,所謂認賊作主也。若主人常在,則亦無盜賊可逐,能逐盜賊,便是主人,不必另尋主人。”(以上《克複》)
道體渾然無可持循,故聖人就分見處,示人以入德之地。延平曰:“理一而分殊,理不患不一,所難者分之殊也。”聖人之言四勿,言居處,三者皆就分殊以見理一也。(《居處恭》)
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複行也,亦不行也。然顔子不善,隻是一念絕續之間,就仁中揀出不仁來,故為不遠之複。原憲不行,則已成此四等症候,旋潰旋制,終不能奏廓如之效。則不行之心,猶然人僞而已,於人體何當?
予始與陸以建論學,謂克伐怨欲不行,正是克己工夫。子曰:“可以為難者,欲其先難而後獲也。”以建甚不然之。看來不行之心,早是個己也。然學者根器淺,不恁地不得,由此進之,扶得個不行心常做主,便是克己力量也。(《克伐怨欲》)
鄧定宇晚年學問有得,其兄問之,曰:“弟近日隻查己過。”病革,謂弟子曰:“萬事萬念皆善,都不算;隻一事一念不善,便算。”(《寡過》)
問“出位之思”。曰:“孟子言:‘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出位非思也,念也。炯然有覺者,思之體;倏然無根者,念之動。”(《思不出位》)
問:“不億逆矣,容有不先覺者否?”曰:“先覺非用察識之謂,隻良知不蔽而已。如子産受欺于校人,舜受欺于象,正不失為先覺。”(《逆詐》)
古來無偷惰放逸的學問,故下一敬字,攝入諸義。就中大題目,是克己複禮,忠恕一貫,擇善固執,慎獨,求放心,便是。後儒将敬死看,轉入註腳去,便是矜持把捉,反為道病。(《修己以敬》)
《春秋》去先王之世未遠,始生老氏,為惑世誣民之祖。當時一種好異之民起而應之,如原壤者不少,轉相祖述,愈流愈遠。一變而為楊、墨,再變而為申、韓,三變而為蘇、張,終變而為佛氏之學,以返老氏清淨易簡之初旨。嗣後士夫往往以佛氏之說,文老氏之奸。精者竊《道德》之唾餘以學佛,粗者拾翕張之機鋒以學禅,而楊、墨、申、韓、蘇、張之學,時時出沒其間,終宇宙世界,學道人隻是此局。(《原壤》)
後儒之學,多教人理會個一,便未必多學。聖門不如此,以子貢之穎悟,猶不輕示,必俟其學有得,方道破。若先道破,便無持循處,不若且從多學而識,自尋來路。久之,須有水窮山盡時,所見無非一者,是一乃從多處來,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授受如印闆,顔、曾、賜皆一樣多學。(《多學而識》)
說者謂孔子言性,隻言近,孟子方言善、言一。隻為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分析後,便令性學不明,故說孔子言性,是氣質之性;孟子言性,是義理之性。愚謂氣質還他是氣質,如何扯着性?性是就氣質之中,指點義理,非氣質即為性也。清濁厚薄不同也,是氣質一定之分,為習所從出者。氣質就習上看,不就性上看,以氣質言性,是以習言性也。(《性相近》)
鄙夫,正後世所謂好人便是。(《鄙夫》)
心一也,形而下者謂之人,形而上者謂之道。人心易溺,故惟危;道心難著,故惟微。道器原不相離,危者合于微而危,微者合于危而微,兩物一體。合人與道言心,而心之妙始見,其蘊始盡,所以聖賢千言萬語,闡發無盡,事心之功亦無盡。乃其要隻在精與一,精以析人心道心之幾,而一則以緻其精也。兩心揉雜處,止患不精,不精便不一,精而一之,則人心道心妙合無間,而心性流行之妙,無往而非中矣!(《堯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