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黑暗的樊籬從此開始了；八年來，我就一直禁锢在這個牢籠裡，不論我用什麼辦法都沒能刺透它那駭人的黑影。在我沉溺于其中的這個不幸的深淵裡，我感到人家給我的打擊，一下一下都落到我的身上，我看到打擊我的直接工具，卻看不見那隻操縱工具的手，又看不見這隻手所使用的方法。恥辱和災難，仿佛自動地落到我頭上來了，表面上還顯然若無其事。當我這顆破碎的心忍受不住而呻吟起來的時候，我倒象個無痛呻吟的人了。造成我身敗名裂的那些人們，竟然找到了那種不可思議的伎倆，使社會大衆都不知不覺地成了他們的同謀，還看不出他們的陰謀所産生的後果。所以當我現在叙述與我有關的那許多事件、我身受其苦的那種種虐待以及我所曾遭受到的一切的時候，我都無法追本窮源，找到那隻發動的手，無法一面說出事實，一面指出原因。這些最初的原因，在前三章裡都寫下來了；一切與我利害攸關的事情，一切秘密的動機，在前三章裡都揭示出來了。但是，要說明這種種不同的原因究竟怎樣結合在一起造成了我生活中那許多離奇的事件，我是辦不到的，連猜也猜不出來。如果我的讀者中有人樂于深究這些秘密，發現真理，我就請他們仔細重讀一下前三章；然後，請他們在以後每讀到一個事實，就利用他們掌握到的材料進行考查，由一個陰謀上溯到另一個陰謀，由一個因素上溯到另一個因素，直到全局的最初發動者。我當然知道他們的研究将達到什麼樣的終點，但是引導他們達到這個終點的那些地道，路途是幽暗而曲折的，我自己無法摸清。
我在依弗東居住期間，跟羅甘先生的全家都認識了，其中有他的甥女波瓦·德·拉·杜爾夫人以及她的女兒們。我似乎已經說過，孩子們的父親我是以前在裡昂就認識了的。波瓦·德·拉·杜爾夫人是來依弗東看舅父和他的姊妹的；她的長女，年約十五歲，非常聰明，性情脾氣又極好，使我十分喜愛。我以最親切的友誼依戀着她們母女二人。這個女孩子本來由羅甘先生作主，許給了他的當上校的侄兒了。上校已屆中年，對我也表示極端敬慕，但是，雖然伯父熱中于這樁婚事，侄兒也切盼成功，我也極希望他們兩人都能獲得滿意的結果，可是年齡的懸殊和那女孩子的極度憎惡使我和做母親的聯合起來勸阻這樁婚事，結果它也就沒有成功。上校後來娶了他的親戚狄安小姐，她的性情和面貌，我覺得都十分出色，并使他成了最幸福的丈夫和父親。雖然如此，羅甘先生還是不能忘記我在這件事上拂逆了他的意願。我心裡卻是泰然的，因為我深信，我對他和對他的家庭，都盡了最神聖的友誼所規定的義務，這個義務并不是事事逢迎，而是事事都進些最好的忠告。
我若是到日内瓦去，究竟會有什麼樣的待遇在等待我呢？關于這個問題，我揣度的時間并不長。我的書在日内瓦被燒掉了，并且，六月十八日，即在巴黎被通緝之後九天，我又在日内瓦被通緝了。在這第二道通緝令裡，荒謬絕倫的話堆砌得實在太多，教會法也違犯得實在太明顯，所以我剛開始聽到消息的時候還不肯相信呢；到消息完全證實之後，我生怕這樣明目張膽、這樣駭人聽聞的一個違法行為，把從良知的法則起的一切法則都破壞淨盡了，也會把日内瓦鬧得天翻地覆的。後來我把心放下了，因為一切都平靜如常。如果在無知的小民中間有些人言啧啧，那也隻是沖着我的，我被所有的妄人、所有的學究公開地罵着，仿佛象一個沒有好好背出教理入門的小學生，人家要舉起鞭子打他。
這兩個通緝令就是信号，全歐洲都起來咒罵我了，其憤激之情，真是史無前例。所有雜志，所有報紙，所有小冊子，都敲起了最可怕的警鐘。特别是法國人，這個民族本來是那麼溫和、有禮貌、豪邁，平時又那麼自負，能對不幸者顧大體、全大義，現在竟突然忘掉了他們最寵愛的那些美德；都争着來打擊我，以辱罵的頻繁和猛烈來顯得高人一等。我成了一個反教分子、一個無神論者了，一個狂人、一個瘋子了，一頭猛獸、一隻豺狼了。接辦《特勒夫日報》的主編罵我患有狼人病，而其語無倫次倒恰好證明他自己患有狼人病。總之，簡直可以說，在巴黎，一個人随便以什麼為題發表一篇文章，如果不插進幾句話來罵我，就怕以違警論罪。我對這種全體一緻的憤恨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我幾乎認為所有的人都瘋了。真是怪事啊！《永久和平》的編者竟會挑起紛争，《薩瓦副主教信條錄》的印行者竟會是反教分子，《新愛洛伊絲》的作者竟會是隻豺狼，《愛彌兒》的作者竟會是個狂人！我的上帝呀，如果我發表了《論精神》或類似的一部書，又該是什麼人了？然而，在起來反對《論精神》的作者的那場風暴中，社會大衆遠沒有把自己的呼聲跟迫害者的呼聲聯合起來，相反，他們卻以對作者的極口稱贊為他出了氣。我請大家把他的書和我的着作比一比，再把這些書所受到的不同對待，兩個作者在歐洲各國所受到的不同待遇也比一比；請大家對這種種不同找出些能使通情達理的人感到滿意的理由來吧。我所要求的不過如此，其餘的我什麼也不說了。
我在依弗東的日子過得很好，所以在羅甘先生和他的全家熱烈要求之下我決定就在那裡待下去。本城大法官莫瓦利·德·讓讓先生又以其隆情厚誼鼓勵我留在他的治下。上校家裡有一座小樓，在庭院與花園之間，他敦促我就在那裡住下。他的情意至為懇切，所以我接受了；于是他立刻就忙着布置家具，安排我的小家庭所需要的一切。羅甘本人是包圍我最殷勤的人之一，整天不離開我。我對這樣多的愛撫，始終是心中知感的，但是有時也感到相當麻煩。我搬家的日子已經定了，我又寫了信給戴萊絲，叫她來跟我相會，這時我突然聽說，伯爾尼邦掀起了一場反對我的風暴，據說是那些虔誠的教徒搞起來的，但我始終沒能識透它最初的原因。參議院不知是受了誰的鼓動，似乎不願意讓我在隐遁中得到安甯。法官先生第一次得到這種騷動的消息，就寫信給好幾位政府成員，為我關說，責備他們不該采取盲目的不寬容态度，說他們把那麼多的匪徒都還收留在他們的治下，而對一個受壓迫的才智之士卻反而拒絕收容，未免可恥。據某些機靈的人推測，他責備得那麼強烈，反而招惱了那班人，并沒有起什麼緩和作用。姑不論這種推測對不對吧，反正他的信譽和辯才都沒能擋住那一着。他一聽說有命令要向我下達，便趕前通知了我；我為着不坐待命令的到達，決定第二天就動身。難的是不知道該往哪裡跑。眼前日内瓦和法國都對我關門了，我預料到在這件事情上每個國家看到鄰邦的做法都會趕緊仿效的。
波瓦·德·拉·杜爾夫人建議我住到一所家具齊全的空房子裡去，這是他兒子的房子，在讷沙泰爾邦的特拉維爾山谷中的莫蒂埃村，隻要翻過一座山就到了。這份盛情來得特别合适，因為在普魯士國王治下的各邦裡，我會自然而然地得到庇護，免遭迫害的，至少，宗教在那裡不大會成為借口。但是我心裡有個難處，卻又不便說出，很使我有遲疑的必要。我生來就熱愛公理，這種熱愛一直燃燒着我的心靈，再加上我對法國又暗中傾慕，所以我對普魯士國王有一種厭惡之情，我覺得他以他那些處世原則和所作所為，把對自然法則和對人類義務的任何尊嚴都放在腳下踐踏盡了。在我當初裝飾蒙莫朗西碉樓的那些配了框的版畫之中，就有這位國王的一幅肖像，像下我寫了一首雙行詩，末句是：
“他思想是哲學家，而行為則是君王。”
這句詩，在任何别人的筆下寫出，都會是一句相當美的頌詞，但在我的筆下卻另有一種意義，毫不含糊，而且上一句把它解釋得太清楚了。這首雙行詩，凡是來看我的人都見過，而且來看我的人并不在少數。羅倫齊騎士并且把它抄給了達朗貝，我毫不懷疑，達朗貝準會把它奉給國王作為我對他的獻禮的。這第一個錯誤，我又拿《愛彌兒》裡的一段文章把它加重了，在這段文章裡，人們在多尼安人的國王阿德拉斯特身上可以相當清楚地看出我心目中所指的究竟是誰。這個影射并沒有逃過許多挑剔者的眼睛，布弗萊夫人就多次跟我提起過。因此，我保證我是被用紅墨水記在普魯士國王的紀錄簿子上的；而且，假定他的處世原則真如我設想的那樣的話，那麼，我的作品和它們的作者就隻有讨他嫌惡了，因為，大家都知道，惡人和暴君總是把我恨入骨髓的，即使他們不認識我，單是讀到我的着作就夠了。
然而，我還是放膽去聽憑他擺布，而且我相信冒的危險并不太大。我知道，卑劣的好惡之情隻能支配軟弱的人，而對性格堅強的人——我一向認為他就是這樣的人——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我判斷，按照他的統治藝術，遇到這樣的機會是要做出豁達大度的樣子給人看看的，而且，真正的豁達大度也并非他的性格所不能做到的事。我認定，卑鄙而輕易的報複在他的心裡一點也不可能勝過他對光榮的追求，而且，我設身處地去想，覺得他利用這次機會以他的慷慨大度來征服一個曾膽敢私議他的人，又絕非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就懷着充分的信任到莫蒂埃去住下了，相信他是能感到這種信任的價值的；我心裡想，讓－雅克能把自己提高到與高力奧蘭并駕齊驅的地位，腓特烈還會不如弗爾斯克人的将領嗎？
羅甘上校一定要陪我過山，而且要到莫蒂埃把我安頓下來。波瓦·德·拉·杜爾夫人有個小姑子叫吉拉爾疊夫人，我去住的那座房子原來對她是很方便的，她看見我去，心裡并不高興，然而她還是美意殷勤地讓我住進去了，并且我在等戴萊絲到來、安頓小家庭期間，就在她家裡吃飯。
自從我離開蒙莫朗西以來，我感到我從此就要在大地上東逃西竄了，所以我很猶豫，不敢答應戴萊絲來和我相會，共同度我自己認為注定了的那種飄零生活。我感覺到，由于這次大禍，我們的關系要變了；在此以前，凡是我對她的恩與惠，從此以後就是她對我的恩與惠了。如果她對我的感情能經得起我的災難的考驗，她會為我的災難而傷心的，而她的悲傷又會加深我的痛苦。如果我的不幸使她對我的感情冷下來，她就會在我面前誇耀她的堅貞之德，把它當作是一種犧牲；而且，她将不會感到我與她分享我最後一塊面包的那種快樂，而隻感到她不問命運迫使我到哪裡她都願意跟着我的那種美德。
我一定要把話全說出來：我沒有諱言我那可憐的媽媽和我自己的缺點，我也就不該對戴萊絲特别留情；不管我怎樣樂于稱許我這樣親愛的人，我也不願意掩飾她的過錯——如果心靈情感上的不由自主的變化能算作真正過錯的話。長久以來我就發現她的心漸漸冷下來了。我感覺到，她對我已經不象我們黃金時代那樣了，而且，我越是對她始終如一，就越發對這一點感覺得真切。我又陷入了我在媽媽身邊感到後果的那個尴尬處境，而這種後果，在戴萊絲身上也是一樣。我們别去追求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完美；這種後果不論在人世哪個女人身上都是一樣的。我對我那幾個孩子所采取的決定，不管我當時覺得是如何考慮周全，卻并不總是讓我心安理得的。我默想着我的《論教育》，就覺得我曾忽略掉一些任何理由都不能使我免除的義務。我的後悔心情最後變得如此強烈，以至它幾乎是強迫我在《愛彌兒》的開端對我的過失作了一個公開的承認，而且講得那麼明白無誤，誰要是讀了那段文章之後竟還有勇氣譴責我的過失，那就不能不是怪事了。然而我當時的處境仍然與過去相同，甚至由于我那些一心隻想抓我的辮子的敵人的惡意，比過去還更壞些。我生怕再犯過去的錯誤，不想冒此危險，甯願忍受制欲之苦而不願讓戴萊絲再遇到那同樣的情況。此外，我又注意到，房事使我的健康明顯地日趨下降。這雙重理由曾使我屢下訣心，但有時未能堅持，不過近三四年來，我卻較能持之以恒了；也就是從那時候起，我看出戴萊蘭對我冷淡了：她從職責感出發對我的感情還是照樣，但在愛情方面就不再跟從前一樣了。這在我們相處之中就必然減少一些樂趣，因此我想，既然她不管在什麼地方都難能得到我的照顧，她或許甯願留在巴黎，不願來跟我飄零。然而，她在我們别離時曾顯得那麼痛苦，她曾要求我作出那麼肯定的諾言，保證我們後會有期，我走後她又在孔蒂親王先生和盧森堡先生面前那麼熱烈地表示了要和我重行會合的欲望，以至我不但沒有勇氣跟她談彼此分開的事，連我自己想這件事的勇氣都沒有了。當我從心底裡感到我實在少不了她的時候，我就一心隻想把她立刻召回到我的身邊。我寫信叫她動身，她就來了。我離開她還不到兩個月呢，但是從那麼多年以來，這還是我們第一次的分别呀！我們彼此都太痛切地感覺到分離之苦了。我們互相擁抱時，心情是多麼激動啊！啊！愛憐與快樂的眼淚是多麼甜美！我的心又是多麼酣美地飲着這種眼淚呀！象這樣的眼淚，人們為什麼竟讓我流得那麼少呢？
我一到莫蒂埃，就寫信給讷沙泰爾總督、蘇格蘭元帥吉斯勳爵，通知他我到國王陛下的領土上來退隐了，并且要求他保護。他以人所共知的、并且也是我所期待于他的那種慷慨之情答複了我。他邀我去看他。我就跟馬蒂内先生一起去看他了——馬蒂内先生就是特拉維爾谷地的領主，在總督閣下面前是個紅人。這位德高望重的蘇格蘭人的那種令人崇敬的風貌有力地感動了我的心，我們彼此之間登時就産生了一種強烈的感情，這種感情，在我這方面一直是始終如一的，而在他那方面，如果不是那班使我失去一切人生慰藉的奸賊趁我離遠了他，就欺他老邁，把我的形象在他眼裡歪曲得不成樣子的話，也一定會是始終如一的。
喬治·吉斯是蘇格蘭的世襲元帥，也就是那位生得光榮、死得壯烈的名将吉斯的兄弟；他青年時代就離開了故鄉，由于他曾依附斯圖亞特王室，被他的祖國放逐了。但後來他很快就厭惡了斯圖亞特王室，因為他看出了它那無義而又暴虐的精神，而這種精神一直就是這個王室的主要特征。他在西班牙住了很久，很歡喜那裡的氣候；最後跟他的老兄一樣，依附了普魯士國王。普魯士國王知人善任，給了他們以應得的接待。國王由于這種接待而獲得了很好的報答，因為吉斯元帥幫了他許多大忙，而尤其可貴的是他博得了元帥勳爵的真誠的友誼。這位可敬的人物的偉大靈魂是徹底共和主義的、高尚的，隻能在友誼的籠絡下才能低下頭來，但是它向友誼低頭又是那麼全心全意，以至盡管兩人的思想不同，他一依附了腓特烈，心目中就隻有腓特烈了。國王曾托他辦了些重大事務，派他到巴黎，到西班牙，最後，看他年事已高，需要休息了，便接他以讷沙泰爾總督之職，以便讓他養老并能終其身為這個小邦之民造福。
讷沙泰爾人隻愛浮光虛彩，不識真材，聽到誇誇其談，便驚為才氣橫溢，看到一個人冷靜而不拘俗套，便把他的質樸當作高傲，把他的坦率當作粗野，把他的沉默寡言當作愚蠢。他們拒絕他的好心好意的照拂，因為他隻願意造福人民而不願意逢迎阿谀，所以不會博取他所不佩服的人們的歡心。珀蒂皮埃爾牧師被他的同行們驅逐出去了，因為他不願意他的同行們永遠被罰在地獄裡受罪。在這個可笑的事件裡，勳爵因為反對牧師們僭奪行政權，竟遭到全邦一緻的反對，而實際上他是為全郊利益着想的；當我到達該邦的時候，這種愚昧的恨恨之聲還沒有完全平息。人們說他至少是一個招人對他抱偏見的人；在他受到的一切責難之中，這也許是比較正确的。我看到這位可尊敬的老人，第一個感覺就是憐憫他身體的瘦削，歲月已經把他的肌肉銷蝕盡了；但是一舉眼看到他那副神采奕奕、爽朗而又高貴的面容，便立刻産生一種肅然起敬的感情，并寄予他以充分的信任，這種敬仰之情戰勝了其他一切感覺。他聽了我走上前去對他說的那幾句寒喧話後，竟談起别的事作為答複，就仿佛我在那兒已經待了一個星期了。他沒有叫我坐下，而那位拘謹的領主也就直挺挺地站在那裡。我從勳爵那副銳利而精明的眼神裡看出了慈祥的神色，馬上感到十分自在，就毫不客氣地在他坐的那張沙發椅上挨他身邊坐下了。我聽到他登時采用的那種親切口吻，就感到我這種随随便便的态度很使他喜歡，他心裡一定在說：“這人倒不是個讷沙泰爾人。”
真是性格相投的奇特效果啊！在那樣的年齡，一般人的心都已經失掉它的自然熱力了，而這位慈祥老人的心卻為我燃燒起來，達到了使大家感到驚異的地步。他竟然到莫蒂埃來看我，借口說是來打鹌鹑，在這裡住了兩天，但連一支槍也沒有摸過。我們之間建立起了這樣一種友誼——這裡說的友誼是名符其實的——以至兩人誰也離不了準了。他夏天住的科隆比埃府離莫蒂埃有六裡約路，我至多隔兩個星期就去住上一晝夜，然後又象朝聖人一樣走回來，一心隻惦着他。我當年由退隐廬往奧博納去的時候，内心的感覺當然與此很不相同，但是它并不比我走近科隆比埃府時所感到的滋味更為甜美。我想到這位可敬的老人那種慈父般的恩情、那種可愛的美德、那種溫厚的哲學，時常在路上流下多少感激的眼淚啊！我稱他為父親，他稱我為孩子。這兩個甜蜜的稱呼可以部分地表示出聯系我們的依戀之情，但是還不能表示出我們彼此相求的那種需要和經常互相接近的願望。他一定要我住到科隆比埃府去，曾長時催促我定居在我臨時去住的那套房間裡。最後我告訴他說，我住在自己家裡比較自由，甯願一輩子都這樣跑去看他。他很嘉許我這種坦率，從此就不再談這件事了。仁慈的勳爵啊！我的可敬的父親啊！我現在想到你，我的心還是多麼激動啊！那班野蠻人！他們把你跟我離間開來，給了我多大的打擊啊！然而，不，不，偉大的人啊，你對于我，現在是、将來永遠是一樣的，我也始終是一樣的。他們欺騙了你，但是他們沒能改變你。
元帥勳爵不是沒有缺點；他有見識，但他究竟是個人。他有最銳敏的智慧、最機靈的識力，他最深于知人，但是他有時也受人蒙蔽，并且迷而不返。他的脾氣很奇特，運思有點古怪、反常。他似乎把天天見到的人忘記了，可是在他們萬想不到的時候忽然想起了他們。他對人的關注似乎總不合時宜，他的饋贈都憑他一時高興，不問合适不合适，他腦子裡一想到要送給你什麼，他就登時拿給你或寄給你，價值高昂或毫無價值，在他都無所謂。有一個日内瓦青年想到普魯士國王手下投效，跑來找他，勳爵給他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個小布袋，滿裝着蠶豆，叫他拿去交給國王，國王接到這個奇特的介紹，登時就為送袋的人安排了一個工作。卓越的天才彼此間另有一種語言，凡夫俗子是永遠不能懂得的。這些小小的怪癖，有似美婦人無端作态，使我覺得元帥勳爵格外有趣。我深信，并且我後來也體會到，這些怪癖并不影響他的感情，也不影響友情在重要關頭所要求于他的那種對别人的照拂。不過有一點也是事實，在他給人幫忙的方式上，他還是顯出同他對人的态度上同樣的奇特。我隻舉出一點來說明這種奇特之處，這是關于一件無所謂的小事的。從莫蒂埃到科隆比埃，要一天走到，我實在吃不消，所以總是分兩天走，午飯後動身，半路上在布洛特歇一夜。居停主人名桑托茲，他需要向柏林求得一個于他非常重要的恩準，便托我請總督閣下替他要求。我當然樂于幫忙，便帶了他跟我一起去府上，我把他留在套間裡，自己走去将他的事向勳爵說了，但勳爵沒有吭氣。上午過去了，我走過套間去吃午飯的時候，隻見那可憐的桑托茲等得煩躁不安，我以為勳爵把他忘了，便在入席時又對他重說了一遍，他還是和以前一樣，一聲不響。我覺得，他是以這種方式使我感到我是多麼讨他厭煩，但這樣未免太叫人受不了，便閉口無言，暗中替桑托茲叫苦。第二天回來時，他的道謝使我十分驚訝，因為他在總督閣下家裡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吃了很好的一餐午飯，并且，總督閣下還接受了他的呈文。三個星期後，勳爵就把他所請求的诏令派人送給他了，诏令是經國王簽署、由大臣發出的。他這樣辦了，一直不願對我和對桑托茲本人提一個字或說一句話。我原來以為這件事他是不肯負責去辦的。
我真想将喬治·吉斯不停地談下去啊！我最後的快樂的回憶都是來自他那裡的，而我的生活的其餘部分則隻是些苦惱和痛心事了。我想起這些事來就傷心，越想越亂，所以不可能在叙述時有什麼層次：今後我不得不随便安排我的叙述，想到什麼就寫什麼了。
我在這裡避難，原來懷有不安情緒。不久就由國王給元帥勳爵的複信把我從不安中解脫出來了，我在元帥身上找到了一個很好的辯護律師。國王陛下不但同意他已經做過的事，并且還托他——我得把什麼都說出來——送給我十二個路易。那仁厚的勳爵為這樣一個使命頗感為難，不知道怎樣才能把它完成得不失體統。他極力減輕這個侮辱，把這筆錢改成實物供應，通知我說，他奉國王之命為我提供薪炭，好讓我把我的小家庭建立起來；他甚至補充說——這也許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國王很願意為我蓋一所小房子，式樣完全随我的意，隻要我願意選定一個地點。後面這一個饋贈使我很感動，并且使我忘掉了前一饋贈的小氣。這兩個饋贈我都沒有接受，但是我就把腓特烈看成我的恩人和保護者了，并且我是那麼真誠地對他表示好感，從此就對他的光榮感到十分關懷，正如我過去對他的成就感到十分不平一樣。在他不久後簽訂和約的時候，我用一個十分雅緻的燈彩表示了我的歡欣：那是一套花環，我用來裝飾我住的那所房子。在這套花環上，我的确是傾注了那種報複性的豪邁心情的，因為我花的錢差不多就有他預備送給我的錢那麼多。和約一簽定，我就以為他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光榮既已達到頂點，他将會休養生息，振興商業和農業，在國内開墾荒地并在其上重新安排居民，同一切鄰邦保持和平，由歐洲的魔王一變而為歐洲的仲裁者，以争取另外一種光榮。他是很可以放下寶劍而不冒任何風險的，因為他完全可以相信别人将不會迫使他再把寶劍拿起來。我看他還不解除武裝，就生怕他不善于利用他的有利條件，隻能成為半個偉人。我為這個問題，放膽寫了一封信給他，并且采取象他那樣性格的人所愛聽的那種家常口吻，把這個神聖的真理之聲直送到他的耳朵裡去——這種真理之聲是很少國王能有資格聽到的。這件放肆的事我是秘密做的，出自我口，入于君耳。我甚至連元帥勳爵也不讓與聞。我把緻國王的信函封得好好的交給了他，勳爵也就把我的信送了出去，沒打聽内容如何。國王對這封信沒有答複；不多時後，元帥到柏林去了，國王隻告訴他說，我曾好好地把他教訓了一頓。由此我就了解到，我的信引起了不良的反應，我那一片熱忱的坦自暴露被當作學究先生的才氣了。實際上這是十分可能的；也許我說的不是我應該說的話，我用的語氣不是我應該用的語氣。我隻能保證，我之所以動筆是出于我的一番苦心。
我在莫蒂埃-特拉維爾定居下來以後不久，就得到了一切可能的保證，我覺得人家會讓我安安靜靜地在這裡待下去，所以就穿上了亞美尼亞服裝。這并不是什麼新鮮念頭，在我一生中，這個念頭已經在不同的時期動過好幾次了，在蒙莫朗西時我就常這樣想，因為那時我常用探條，不能不待在卧室裡，這就特别使我感到穿長袍的好處。正好有一個亞美尼亞裁縫對常來看他的一個住在蒙莫朗西的親戚，這種方便又引誘了我，很想趁此就換上這種新裝，不管人家說什麼閑話——我對别人的閑話本來就是滿不在乎的。然而，在采用這種新的服飾之前，我還是願意征求一下盧森堡夫人的意見。她是極力勸我采用的，因此我就置了一小箱亞美尼亞衣服。但是，沖着我來的那場風暴掀起來了，這又使我不得不到比較平靜的時候再穿。隻是在幾個月之後，由于我舊病複發，再次乞靈于探條，我才覺得我很可以在莫蒂埃采用這種新的裝束而不至冒什麼風險，尤其是事先我還請教過當地的牧師，他說我即使穿這種服裝到教堂去也不足為奇。所以我就穿上了長袍，披上了皮鬥篷，戴上了皮圓帽，系上了大腰帶。我穿這樣的裝束參加了聖事之後，就覺得穿這種服裝到元帥勳爵家裡去也沒有什麼關系。總督閣下看我這樣裝束，唯一的客套話就是說聲“薩拉姆阿勒基”；從此我就不再穿别的服裝了。
我既已完全抛棄了文學，就想隻要我自己作得了主，就去過一種甯靜而甜美的生活。我獨自一人的時候，從來沒有感到過厭煩，即使是在完全無事可做的時候也是一樣的。我的想象力可以把一切空白都填補起來，單是它，就夠叫我閑不住。隻有幾個人面對面地坐在屋子裡閑聊天，專門耍嘴皮子，那才是我一輩子也忍受不了的事。走走路，散散步，那倒也還罷了，至少腳和眼睛都還在做點事；但是抱着胳臂呆坐在那裡，一個勁兒談什麼今天天氣如何呀，蒼蠅在飛呀，或者更糟糕些，你恭維我、我恭維你呀，這對我就真是不可忍受的苦刑了。為着不過野人的生活，我就想起要學着編編帶子。我帶着我的坐墊去串門，或者和女人一樣，坐到門口去幹點什麼活兒，跟過路的人聊聊天。這就使我能把無聊的廢話忍受下去，使我能在一些女鄰居家裡消磨時間而不感到膩味。我那些女鄰居有好幾個都是相當可愛的，也不缺乏才智，其中有個名叫伊薩貝爾·狄維爾諾瓦的，是讷沙泰爾檢察長的女兒，我覺得她相當值得敬佩，所以跟她建立了一種特殊的友誼。她得到我的友誼也頗不吃虧，因為我曾給她許多有益的忠告，在緊要關頭還照顧了她；所以，現已成為賢妻良母的她，也許是虧了我她才有那樣的頭腦、那樣的丈夫、那樣的生活和那樣的幸福。在我這方面，我也是虧了她才得到很甜美的安慰，特别是在一個凄涼的冬季，那時，在我的病痛和苦惱正日益加劇的時候，她經常來跟戴萊絲和我作長夜談，她知道用她那隽雅的才智和我們互訴衷腸，使我們毫不感到長夜漫漫。她稱我為爸爸，我稱她為女兒，我們現在還是這樣稱呼着，希望這兩個稱呼将來對她和我永遠留下親切感人的懷念。為了使我編的帶子有點用處，我就在我那些年青的女朋友結婚的時候當作禮物送給她們，條件是要她們将來親自帶她們的孩子。伊薩貝爾的姐姐就以結婚禮物的名義收到了一副帶子，并且沒有辜負這份禮物；伊薩貝爾也同樣有了一副，在主觀願望上也沒有辜負這份禮物，但是她不曾有如願以償的幸福。我送帶子的時候，給每人都寫了一封信，第一封信曾傳誦一時，但是第二封信就沒有怎麼轟傳出去了：友誼本來是不需要那麼誇張的。
我在鄰近地區跟許多人的來往，就不詳細說了；不過我應該提一提我跟皮利上校的關系。皮利上校在山上有一所房子，夏天就到這裡來住。我并不急于要跟他認識，因為我知道他在朝廷上和在元帥勳爵跟前都處得很不好，他根本就不見勳爵的面。然而，因為他來看我，并且對我有很多客氣的表示，我也就不得不去看看他。這種來往繼續下去了，我們有時還彼此邀請在家裡吃吃飯。我在他家認識了貝魯先生，後來我跟貝魯先生相交太密了，所以我免不了要把他談談。
貝魯先生是個美洲人，蘇裡南的一個司令官的兒子，司令官死後，繼任人讷沙泰爾籍的尚伯裡埃先生就娶了司令官的遺孀。這位遺孀再度寡居後，便帶兒子到後夫的故鄉來落戶。貝魯是獨子，十分富有，受到母親的百般疼愛，得到精心的撫養，很得益于所受的教育。他掌握許多一知半解的知識，對藝術有一定程度的愛好，特别以長于推理自诩，他那又冷漠、又象哲學家的荷蘭人的神氣，他那黝黑的膚色，他那沉默而收斂的性格，很使人相信他是個思想家。他年紀雖輕，可是又聾又鬧痛風，這就使他的一切動作都很穩重、嚴肅；而且，雖然他很愛争吵，甚至有時吵得時間過長，但一般說來，他還是說話不多，因為他耳朵聽不見。他的整個這副外表都使我肅然起敬，我心裡想：“這是位思想家，是個明哲的人，有這樣一個人做朋友會是很幸福的。”為着徹底使我拜倒，他時常跟我說話，始終不帶任何恭維語。他不大談到我，不大談到我的書，也很少談到他自己；他不是沒有見解，相反，所說的話都相當正确、這種正确和準确就吸引了我。在思想上，他沒有元帥勳爵那樣高超精細，但是有同樣的樸實；就這一點來說，他是勳爵的代表。我并沒有對他入迷，但是我由敬佩而産生了感情，慢慢地，這敬佩之情就帶來了友誼。我跟他相處，完全忘了我當初反對跟霍爾巴赫男爵交朋友時的那句話：他太富有了；我現在相信我當時是錯了。經驗一直使我懷疑，一個享有巨大财富的人，不論他是誰，會真誠地喜歡我那些原則和這些原則的制訂人。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我很少見到貝魯，因為我不到讷沙泰爾去，而他又每年隻到皮利上校的山上來一次。為什麼我不到讷沙泰爾去呢？這是一種孩子氣，不應該避而不談。
雖然我受到了普魯士國王和元帥勳爵的保護，總算避免了我在避難地方受到迫害，可是我沒能避免公衆的、市政官吏的以及牧師們的嘀嘀咕咕。自從法國向我發動攻擊以來，誰要是不至少給我一點侮辱，就不能顯得是好樣兒的，人們怕不照我那些迫害者的榜樣行事，就被看作是不贊成那種做法。讷沙泰爾的上層分子，也就是說該城的牧師集團，首先發難，企圖策動邦議會來對付我。這個企圖未能得逞，牧師們就去找行政長官，行政長官立刻禁了我的書。他是一有機會就要不客氣地對待我的，他透出話風，甚至明白直說，如果我原先想住在城裡，人們也是不會容忍的。牧師們在他們辦的《信使》雜志裡塞滿了荒謬言論和最無聊的僞善之談，這些言論，盡管使頭腦清楚的人為之齒冷，卻也煽動了民衆起來反對我。但是聽了他們那些話，我畢竟還該感激涕零呢，因為他們能讓我在莫蒂埃住下來，也算是一種不同凡響的恩典了——實際上，莫蒂埃是在他們的權力範圍以外的。他們恨不得用品脫量空氣給我，要我付高價來買。他們要我感謝他們的保護，而這種保護，是國王不顧他們的反對給我的，也是他們不斷努力要給我剝奪掉的。最後，由于他們辦不到這一點，便在盡力損害我、毀謗我之後，拿他們力所不能及的事算作自己的一個功勞，向我誇示他們是如何仁慈，竟容忍我在他們的國土上住下。我原該嗤之以鼻的，可是我太蠢了，竟跟他們生起氣來，并且荒謬到決心不到讷沙泰爾城裡去，還把這個決心堅持了近兩年之久。殊不知他們的态度，不論是好是壞，都是不由自主的，始終是受别人推動的。我若注意到他們的态度，反而是太瞧得起他們了。再說，那批既無教養又無知識的人，隻看重地位、權力和金錢的人，連做夢也想不到對才智之士應該有所尊重，想不到誰侮辱了才智之士就是丢自己的臉。
有一個什麼村長，曾因貪污撤職的，竟對我那伊薩貝爾的丈夫、特拉維爾谷地的警官說：“人家都說那個盧梭如何如何聰明，你把他帶來給我看看是不是真的。”當然啰，說這種話的人所表示的不滿，是不會叫遭到這種不滿的人怎樣生氣的。
根據我在巴黎、日内瓦、伯爾尼乃至讷沙泰爾受到的待遇，我就不指望當地的牧師對我能給點什麼照顧。然而，我是由波瓦·德·拉·杜爾夫人介紹給他的，他也曾對我表示歡迎。不過在這地方，人們對任何人都一律奉承，友好的表示是毫無意義的。那時候，我既已正式重奉新教，又生活在一個新教國家，我就不能不參加我所信奉的宗教的公開活動，否則就要違背我的誓願和我作為公民的義務，所以我得去參加聖事。另一方面，我又怕走到聖體台前被人拒絕，遭到難堪。看樣子，日内瓦的議會，讷沙泰爾的宗教界都已鬧得滿城風雨了，此地的牧師簡直不可能讓我安安靜靜地走進他的教堂裡去領聖餐的。所以我看聖餐禮快到的時候，就決定寫封信給蒙莫朗先生（這就是那個牧師的名字），表示一下我的心願，并且向他聲明，我心裡始終是歸附新教教會的；同時，我對他說，為了避免有關信條的無謂争辯，我不願個别地對信條作任何解釋。這個手續一辦，我就放心了，認為蒙莫朗先生一定會拒絕我去，因為他絕不肯讓我不經過事先的個别解釋就去參加聖餐，而我又決不願意進行事先的個别解釋，這樣一來，事情就不了了之，而且不能怪我。誰知道事情完全不是這樣：在我萬想不到的時候，蒙莫朗先生來了，不但向我說明，他在我提出的條件下容許我去領聖餐，并且還說，他和老教友們都以有我這樣一個信徒而引為極大的光榮。我從來沒有這樣地驚訝過，也從來沒有感到過這樣的欣慰。我覺得老是孤獨地生活在世上是一種十分凄涼的命運，特别是處于逆境的時候。在這麼多的通緝與迫害之中，我能對自己說：“至少，我是跟我的教友們在一起。”這可是太甜美了，所以我就去領了聖餐，這時我内心的感動和由感激而流出的眼淚也許是人們在領聖餐時最能使上帝滿意的精神狀态了。
不久之後，勳爵派人給我送來了布弗萊夫人的一封信，據我推測，這封信至少是通過達朗貝轉來的，因為他認識元帥勳爵。這是這位夫人自我離開蒙莫朗西以來給我寫的第一封信，在這封信裡，她痛切地責備我不該給蒙莫朗先生寫那封信，尤其不該去領聖餐。我真不懂她是跟誰發這頓脾氣，特别因為，自從我那次到日内瓦旅行以來，我一直就公開宣布我是新教徒，我又曾在衆目睽睽之下到過荷蘭教堂，誰也沒覺得我這事做得不對。布弗萊伯爵夫人居然想在宗教問題上指導我的信仰，我覺得未免太可笑了。不過，我并不懷疑她的用心是好到無以複加的——雖然我一點也不懂她的用心何在，所以我對這種離奇的譴責絕不生氣，心平氣和地複了她的信，給她說明我的理由。
這時，辱罵我的印刷品方興未艾，它們那些好心眼的作者責怪權力機關對我太溫和了。主謀者繼續在幕後指揮的這種吠影吠聲的大合唱，很有點陰森可怕的樣子。我呢，讓他們說去，絲毫不為所動。有人跟我說，索爾朋神學院發出過一個譴責書。我根本不信。這件事，索爾朋有什麼可插手的呢？它想宣布我不是天主教徒嗎？這是衆所周知的事。它想證明我不是好的喀爾文派教徒嗎？這又與它有何相幹？操這種心真是太離奇了，簡直是要頂替我們的牧師了。看到那個文件之前，我以為是别人假索爾朋的名義把它傳播出去，以便譏笑索爾朋的，讀了那個文件之後，我更相信是這樣。最後，當我不能再懷疑那個文件的真實性的時候，我千想萬想都隻想到這一點：應該把整個索爾朋的人都送到瘋人院去。
另一份公布的文件使我更加痛心，因為它來自我所始終敬仰的一個人；這個人，我佩服他的性格堅定，卻惋惜他的行動盲目。我說的是巴黎總主教反對我的那份訓谕。
我覺得我義不容辭，必須予以答複。我可以答複得不失身份，這和我當年答複波蘭國王的情形差不多是一樣的。我從來不喜歡伏爾泰式的粗暴的争吵。我隻知道在保持尊嚴的條件下和人家交手；我要确信攻擊我的人能不辱沒我的打擊時，才肯自衛。我毫不懷疑那篇訓谕是耶稣會教士的手筆，雖然他們當時自己已經成了落水狗，但我在這份訓谕裡還看得出他們打落水狗的那個老信條。因此，我也就依照我的老信條行事：一面尊重名義上的作者，一面給作品以緻命的打擊。我就是這樣幹的，并且相信幹得相當成功。
我覺得住在莫蒂埃很惬意，要想終老于此，隻缺一個可靠的生活來源。這地方生活程度很高，由于我原來的家拆散了，又安了一個新家，一切家具，賣的賣，丢的丢，再加上我離開蒙莫朗西以來那些必不可免的耗費，我原來的計劃全給推翻了。眼看我面前的那筆小資金一天天在減少，再有兩三年就會把剩下的那點錢消耗淨盡，而除了再去寫書以外，又看不出任何方法能再積起這樣一筆小資金，而寫書是個不祥的職業，我又早已放棄了。
我深信，形勢不久會向于我有利的方面轉變的，社會大衆從他們的瘋狂中覺悟過來之後，會使權力者也為自己的瘋狂而感到羞慚，所以我隻想設法把我的生活資源維持到那個時來運轉的時候，将來有了這種轉變，我就能在各種送上門來的生活資源中加以選擇。為此，我又拿起了我那部《音樂辭典》。這部辭典，我費了十年工夫，已經搞得差不多了，隻差最後的修改和譽清。不久前别人給我寄來的我的書籍為我提供了完成這個工作所需的資料；同時寄來的我那些文件，又使我能夠開始寫我的《回憶錄》，從此以後，我要集中精力專搞這部着作了。我首先把一些信件轉抄到一個集子裡，以便引導我的記憶力，弄清事實與時間的順序。我早已把我要為此而保留的信件都選擇好了，次序的銜接差不多十年都沒有間斷。然而，當我清理轉抄的時候，發現裡面有個漏洞，很使我驚訝。這漏洞有近乎六個月之久，從一七五六年十月到次年三月。我清楚地記得我把狄德羅、德萊爾、埃皮奈夫人、舍農索夫人等等的許多信都挑選出來了，這些信正好填滿這個漏洞，而現在卻找不到了。都到哪裡去了呢？我的稿件存在盧森堡公館裡的那幾個月當中有人動過嗎？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我曾看到元帥先生拿去了我存稿件的那個房間的鑰匙。因為有好幾封夫人的信以及所有狄德羅的信都沒有日期，又因為我曾被迫憑着記憶力摸索着把日期填上，以便依那些信的原有次序予以排列，所以我先還以為我曾把日期弄錯了，特意把無日期的信或經我追填日期的信都拿出來，—一加以檢查，看看在這裡面是不是真找不到應該填補這個漏洞的信件。這個嘗試沒有成功！我看出，漏洞确實是存在的，那些信的的确确是被偷去了。誰偷去了呢？為什麼要偷呢？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些信，都是在我那幾場大争吵之前、在我為《朱麗》而感到初期陶醉的時候寫的，跟誰也沒有利害關系。内容至多也隻是狄德羅的一些糾纏、德萊爾的一些挖苦、舍農索夫人乃至埃皮奈夫人的——那時我跟埃友奈夫人之間的關系非常之好——一些友誼的表示。這種信對誰又有什麼用呢？拿去幹什麼呢？七年之後，我才猜想到這一盜竊的醜惡目的。
這個缺欠查實了，我就檢查文稿，看看是不是還會發現其他缺欠。我又發現了幾個，而這幾個缺欠，又因為我的記性不好，使我假定在我那大堆的文件之中還會有其他的缺欠。我發現《感性倫理學》的草稿沒有了，《愛德華爵士奇遇記》提要的草稿也沒有了。這後一部草稿的消失，我承認，使我有些懷疑是盧森堡夫人幹的。這些文件是她的随身侍從拉·羅什寄給我的，我想天下也隻有她能關心這點廢紙；但是另外那一部草稿，還有那些被取去的信，又有什麼值得她關心的地方呢？那些信，即使一個人懷有惡意，也不能利用來害我呀，除非是想照着僞造。至于盧森堡先生，我知道他一向是正直的，對我的友誼也是真實的，我不能有一時一刻疑心到他，甚至我也不能把這種疑心就落在元帥夫人身上。我為尋找這個竊犯傷了很久的腦筋，最後覺得隻有一個想法比較合理，就是把這個偷竊行為歸咎于達朗貝。他那時已經鑽到盧森堡夫人家裡去了，很可能想了個什麼辦法去看這些文件，拿去了中他意的東西，不管是手稿也好，信件也好，其目的或者是給我添點麻煩，或者是把可能于他合适的東西據為已有。我想，《感性倫理學》這個名稱可能迷惑了他，以為是發現了一部真正的論唯物主義的着作的綱要。大家都不難想象，他會怎樣利用這種綱要來對付我。我深信他細閱草稿後，很快就會發現自己想錯了；而且我既已決定完全脫離文壇，所以對于這次扒竊，也就不很放在心上了——這次的扒竊已經不是同一隻手所犯的第一次，過去我都一直忍受下去，沒有發過一句牢騷。不久，我就不再去想這種不老實的事情，就象根本不曾有過這種事一樣；我就開始整理剩下的那些材料，好專心寫我的《忏悔錄》了。
我很久以來就認為，日内瓦的宗教界，或者，至少是公民和市民，對通緝我的那道命令裡違反教會法的地方會提出抗議的。可是一切都平靜如常，至少表面上如此；而實際上卻有一種普遍的不滿，隻等機會一到就表現出來。我的許多朋友，或者自稱為朋友的人們，一封接一封地寫信給我，催我去領導他們，保證公衆會糾正議會的過失。我怕我一到場就會引起紛亂和騷動，所以沒有接受他們的請求；我是忠于我過去的誓言的，永遠不插手我國的任何内亂，所以我甯願讓侮辱繼續下去，在祖國以外流亡，而不願用暴烈而危險的手段返回祖國。誠然，我原來期待市民方面對一個與他們有極大利害關系的違法行為會有些合法而和平的表示的，而事實上卻一點也沒有。領導市民階級的人所努力追求的不是真正的打抱不平，而是找機會顯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們在暗中搗鬼，卻默不作聲，讓那些喋喋不休的人們、假虔誠和自稱虔誠的人們吵翻了天，這些人都是議會推出來打前陣的，為的是使無知的小民覺得我醜惡不堪，而把他們的胡作非為看作是出于宗教熱忱。
我原以為有人會出來對非法的裁決程序提出抗議的，可是我白白等了一年多，最後，我作出了決定：我看我被自己的同胞抛棄了，就決心放棄我那忘恩負義的祖國。本來我就一直沒有在祖國生活過，也沒有得到祖國的任何好處、任何幫助，而作為我努力為它争光的報答，我竟被這樣卑鄙地對待了，而且是舉國一緻的對待，那些應該說話的人什麼也沒有說。因此，我就給那一年的首席執行委員——我想就是法弗爾先生，寫了一封信，正式放棄我的市民權，不過在這封信裡，我還是顧到了禮數，保持着克制。敵人的殘暴常迫使我在災難中做出豪邁的舉動，而我在做出豪邁的舉動時始終是注意到禮數和克制的。
我這種做法終于使公民們睜開了眼：他們感覺到，他們為自身利益計也大不該放棄對我的保衛，因此他們就起來保衛我了，但是為時已經太晚。他們還有别的一些不滿，都拿來和這項不滿合在一起，構成了多次提出的意見書的内容，提得合情合理。議會自恃有法國政府做後台，便予他們以嚴酷而令人失望的拒絕，這樣一來，他們越發感到議會要奴役他們，所以也就越發擴大意見書的範圍，加強意見書的份量。這種反複争辯曾産生出各種小冊子，直到《鄉間來信》突然發表時，都毫無決定性的效果。《鄉間來信》是袒護議會的作品，寫得無限巧妙，國民代表這一派被它弄得啞口無言，一時算是被打垮了。這個文件是作者的稀有才能的傳世佳作，出自檢察長特龍香的手筆。特龍香是個聰明的有知識的人，精通法律，又深明共和國的政體。Siluitterra。
國民代表派經過一度氣餒之後又打起精神來了，便想寫一篇答辯。他們費了不少時間，寫得還算過得去。但是大家都屬意于我，認為我是唯一可以跟這樣一個對手打擂台的，有希望把他打倒。我承認，我當時也是這樣想的。我的舊同胞們認為他們這個困難是為我而引起的，我有責任拿我這支筆來給他們幫忙。我在他們的催促之下，便着手駁斥《鄉間來信》；我把原作的名稱戲改為《山中來信》，用來作為我的作品的名稱。這個工作，我計劃并且執行得那麼秘密，以至我在托農跟國民代表派的首領會晤，專門談他們的問題的時候，他們把他們的答辯綱要拿給我看了，我卻一字不提我的答辯；這時我的答辯已經寫好了，隻怕稍微漏點風聲，不論是漏到官吏或我的私人仇敵的耳朵裡，付印都會出現障礙。然而，我并沒能避免這部作品出版前在法國就有人看到；但是人們甯願讓它出版，也不願讓我清楚知道他們是怎樣發現了我的秘密。關于這一點，我知道多少就将說多少，可是我知道的很有限，凡屬揣測之詞，我将一概不說。
在莫蒂埃，來拜訪我的人差不多和我在退隐廬和蒙莫朗西的時候一樣多，但是來訪的性質卻迥然不同。在這以前，來看我的人都在才能上、愛好上、信念上跟我有些關系，所以他們就以這些關系為借口來找我，使我一見面就能開門見山，談我能夠跟他們談的事。在莫蒂埃就不是這樣了，從法國方面來的人尤其如此。他們都是些軍官，或者是其他對文學絕無愛好的人，甚至大部分根本沒有讀過我的作品，但據他們自己說，卻仍然跑了三十、四十、六十、一百裡約來看我，瞻仰瞻仰我這個聞人、名人、大名人、大偉人，等等。從那時起，人們就不斷對我進行最無恥的阿谀奉迎，而在此以前，來跟我接觸的人對我的尊重一直是使我免受這種罪的。由于那些不速之客大部分都不肯通報姓名，也不肯說明身份，又由于他們的知識和我的知識都落不到相同的對象上去，還由于他們沒有讀過甚至沒有翻過我的着作，所以我不知道跟他們說些什麼才好。我等他們自己開腔，因為隻有他們才知道為什麼來訪，應該由他們向我說明來意。可想而知，我對這種談話是不會很感興趣的，他們也許會感興趣，這就看他們想打聽的是什麼了。我這個人沒有什麼防人之心，無保留地暢談他們認為宜于向我提出的一切問題；通常，他們回去的時候，對我的處境的一切細節，都了解得和我自己一樣清楚。
比方吧，我就是這樣接待了範斯先生，他是王後的侍從兼王後衛隊的騎兵隊長，他竟有那樣的耐性，在莫蒂埃待了好幾天，甚至牽着他的馬，一直跟我步行到拉·費裡埃爾，而我們兩人除了都認識菲爾小姐，都會玩小轉球以外，沒有其他共同之處。在範斯先生以前和以後，我還受到過另一次拜訪，這次更離奇了。兩個人步行來了，每人牽着一頭騾子，馱着他的小行李。他們到小客棧裡住下，自己把騾子刷洗幹淨，接着就要來看我。人們看到這兩個騾夫的裝束，都以為他們是走私販，消息立刻傳了出去，說有走私販來看我了。但是他們接近我的那種神氣就告訴我，他們不是那一類人，不過，他們雖不是走私販，卻也很可能是冒險家，這個懷疑使我一時頗有戒心。但他們很快也就使我安心了，原來一個是蒙多邦先生，又稱杜爾·迪·班伯爵，是多斐内省的一個紳士；另一個是達斯蒂埃先生，卡爾邦特拉人，曾任軍職，他把聖路易勳章揣在兜裡，省得顯出來。這兩位先生都很親切，都很有才華，他們的談話隽雅而又有趣，他們那種旅行方式很合我的口味，又太不合法國紳士的習尚，所以就使我對他們産生了感情，而他們的風度又隻能使這種感情加強。我跟他們的相識并不到此為止，現在還在繼續下去，他們後來還來看過我好幾次，不過就不再是步行來的了——以步行開個頭不失為一件雅事。但是我越看這兩位先生，就越發現他們的愛好與我的愛好之間很少有共同之處，越覺得他們的信條不是我的信條，越覺得他們并不熟悉我的作品，在他們和我之間沒有任何真正的情感共鳴。那麼，他們何所求于我呢？為什麼穿那種裝束來看我呢？為什麼待了好幾天呢？為什麼又來了好幾次呢？為什麼那麼切盼我到他們那裡去作客呢？我當時并沒想到向自己提出這些問題。可是從那以後，我有時就這樣自己問自己。
我被他們盛意的表現感動了，就不加思索地把我的心交了出去，特别是交給了達斯蒂埃先生，因為他的态度比較開朗些，使我更加喜悅。我甚至後來還一直和他通信，并且，當我要印《山中來信》的時候，我還想找他幫忙，好騙過那班在去荷蘭的路上窺伺我的文稿包裹的人們。他曾跟我屢次談到，而且也許是有意地談到，出版事業在阿維尼翁是何等自由，他又曾自告奮勇地對我說，如果我有東西拿到那裡去印，他願為我效勞。所以我就借重他，陸續把我的手稿的頭幾分冊郵給他了。他把這部分稿子留了很久之後，又給我寄了回來，說沒有一個書商敢印，于是我就不得不再找雷伊，小心翼翼地把我那些分冊一冊一冊地寄出去，沒有接到前冊已經收到的通知，後冊就不放手。在該書未出版前，我知道它在大臣們的辦公室裡曾被人看到過；讷沙泰爾人埃斯什爾尼跟我談到一本叫作《山中人》的書，說霍爾巴赫曾告訴他是我寫的。我向他保證說，我從來沒有寫過有這個名字的書，因為事實确是如此。《山中來信》出版的時候，他憤怒極了，罵我說謊，雖然我對他說的全是真話。以上是說明，我是怎樣确實知道我的稿子曾被人看過。我确信雷伊是忠實的，因而我就不得不向别的方面去作種種推測，而我傾向于肯定下來的推測，就是我那些文稿包裹在郵寄途中被人拆閱了。
另外一個人差不多是與此同時認識的，但是開始是通過寫信，這就是拉利奧先生。他是尼姆人，從巴黎寫信給我，請我把我的側面剪影像寄給他，因為他打算拿這張像給勒·穆瓦納，讓他雕一個我的大理石半身像，好放在他的圖書室裡。如果那是為馴服我而想出來的一種奉承辦法，那可是太成功了。我判斷，一個人想要将我的大理石半身像放在他的圖書室裡，一定是飽讀過我的着作，因而也就是服膺我的學說的，他一定愛我，因為他的心和我的心是相通的。這種想法當然很難不誘惑我。後來我見到拉利奧先生了，我發現他急于要給我幫點小忙，要插手管我的許多小事，可是，另一方面，我懷疑在他生平所讀的那幾本書裡是否有一本是我的作品。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個圖書室，倘若有，對于他是否有用；至于那座半身像，不過是一個蹩腳的粘土制品，倒是勒·穆瓦納做的，并且還在上面雕了一個奇醜的人像。他用我的名字到處宣揚它，仿佛這個像和我本人有任何相似之處似的。
我覺得似乎是出于愛好我的見解和着作而來看我的唯一的法國人，是利穆贊團隊的一個青年軍官，名叫塞吉埃·德·聖布裡松先生，他曾經在巴黎社交界以其相當令人愛慕的才氣和自命不凡出過風頭，也許現在還是這樣。他曾在我大禍臨頭前的那個冬天到蒙莫朗西來看我，我覺得他感情奔放，很使我喜愛。後來他又寫信到莫蒂埃來，并且，也許是想阿谀我，也許是讀《愛彌兒》真讀得暈頭轉向了，告訴我說，他要脫離部隊，過獨立生活，并且說，他正在學木匠手藝。他有個哥哥在同一團隊裡當上尉，是母親的唯一寵愛對象，母親是個過分虔誠的信徒，不曉得是由一個什麼僞善的神父教導的，對小兒子非常不好，理由是說他不信宗教，而尤其罪在不赦的是跟我有關系。以上就是他的抱怨，他因此要跟母親斷絕關系，走上我方才說過的那條路，為的是做個小“愛彌兒”。
我看到他那股急躁勁兒就着慌了，趕緊寫信給他，叫他回心轉意，經過我苦口婆心的敦勸，他總算聽了我的話。他對母親又恢複了子職，并且從他的上校手裡把辭呈收了回來。他遞了這份辭呈之後，上校總算審慎從事，當時沒有作任何處理，好給他留下進一步考慮的時間。聖布裡松從他那些怪念頭裡醒悟過來之後，又動了一個雖然不那麼荒謬、然而不合我口味的傻念頭，要當作家。他接連出了兩三本小冊子，這些小冊子并不顯得作者是個無才能的人，但是我并沒有給他鼓舞人心的褒獎，使他繼續搞下去，所以我于心無愧。
不多時之後，他來看我了，我們一同去聖·皮埃爾島遊玩。在這次旅行中，我發現他跟在蒙莫朗西時候不同了。他有一副說不出的裝腔作勢的神氣，我起先還不感到怎樣刺眼，但是以後我就時常回想起來。他在我路過巴黎到英國去的時候，又到聖西蒙旅館來看了我一次。我在那裡聽說——他并沒有告訴我——他生活在上流社會中，并且相當勤地去看盧森堡夫人。我在特利時，他就音信杳然了，也不托他的親戚塞吉埃小姐（塞吉埃小姐是我的鄰居，對我似乎始終沒有多大好感）給我一點消息。總之，聖布裡松先生對我的傾慕，和範斯先生的那段關系一樣，一下子就完結了；但是範斯不曾得過我的任何好處，而他卻欠了我一點情，除非我阻止他做的那些傻事隻是他耍出來的一種把戲：實際上倒很可能是這樣的。
從日内瓦方面來看我的人也隻多不少。德呂克父子就先後選我當了他們的護士。父親是在路上病倒的，兒子從日内瓦動身時就病倒了，兩人都住在我家裡休養。什麼牧師呀、親戚呀、僞善的教徒呀，各色人等都從日内瓦和瑞士來了，他們不象從法國來的那些人是為着崇拜我或者嘲弄我而來，他們是為着責罵我教訓我而來的。唯一使我高興的是穆爾杜，他來跟我在一起待了三四天，我恨不能留他多住些時候。在所有那些人當中，最有耐心、最固執、把我麻煩得不能不聽任擺布的，是狄維爾諾瓦先生，他是日内瓦的商人、法國難民，和讷沙泰爾的檢察長是親戚。這位狄維爾諾瓦先生每年特意從日内瓦到莫蒂埃來看我兩趟，接連好幾天在我家裡從早待到晚，跟我一起散步，給我帶來各式各樣的小禮物，巧妙地套我的心底話，凡是我的事情都要問一問，而在他與我之間卻又沒有任何共同的觀念、共同的傾向、共同的感情、共同的知識。我懷疑他一輩子任何一類書也沒有讀完過一整本，甚至我的書裡談的是什麼東西他也不知道。我開始收集植物标本的時候，他也跟着我出去收集，但是他對于這種消遣并不愛好，一路上他沒有一句話對我說，我也沒有一句話對他說。他甚至有勇氣在古穆安地方的一個小酒店裡跟我對坐三整天，我還以為讓他覺得無聊并且使他感到他是多麼使我厭煩就會促使他離開小店的，而這一切竟始終不能挫敗他那令人難以置信的恒心，我也未能猜透他那恒心是從哪裡來的。
所有這些來往關系都是被迫開始和被迫維持下去的。在這些關系之中，我不應該漏掉那唯一曾使我感到舒暢并真正關切的一個：那是我跟一個匈牙利青年的關系。這個匈牙利青年來到讷沙泰爾住下了，又從讷沙泰爾住到莫蒂埃來，這是在我定居莫蒂埃幾個月之後的事。當地人稱他為索特恩男爵，他就是以這個名字被從蘇黎世介紹來的。他身材高大，儀表堂堂，面目可親，待人接物懇切和藹。他逢人便說，并且也使我理解到，他是完全因為我才到讷沙泰爾來的，目的在和我交遊，好趁年青時修養品德。我覺得他的容貌、風度和舉止，都和他所說的話相符，象這樣一個青年，我看不出一點不可愛的地方，又懷着這樣可敬的動機來找我，我若閉門不納，當然會感到有愧于最大的天職了。我向人交心，根本不曉得交到一半就算了事。所以不久他就得到了我的全部友誼和信任，我們彼此難舍難分，我每次徒步旅行，他都跟在一起，他也愛上了徒步旅行。我把他帶到元帥勳爵家去，元帥也對他百般撫愛。他還不能用法語表達，所以跟我說話，給我寫信，都隻用拉丁文，我則用法文回答他。盡管混合使用這兩種語言，我們兩人的交談依然進行得十分流暢，十分生動。他跟我談起他的家庭、他的事業、他的遭遇，又談到維也納的宮廷，似乎很熟悉那裡的内幕。總之，在我們處得極其親密的那将近兩年之中，我隻覺得他性情溫和，經得起一切考驗，操行不但端正，而且高雅，渾身上下都十分整潔，一切談吐都極其彬彬有禮，總之，他有世家子的一切特征，使我覺得他太可欽佩了，不能不十分喜歡他。
在我們過往正密的時候，狄維爾諾瓦從日内瓦寫信給我，叫我提防那個住在我身邊的匈牙利青年，說有人告訴他，那是法國政府派來監視我的一個密探。這個警告可能使我不安，特别因為在我住的這個地方，大家都常常警告我，叫我小心注意，說有人在窺伺我，在設法把我誘到法國境内，好在那裡對我下手。
為着一下子就叫那班無聊的警告專家閉口無言，我就向索特恩建議，到蓬達裡埃去作一次徒步旅行，先不向他作任何解釋。一到蓬達裡埃，我就把狄維爾諾瓦的信給他看，然後熱烈地擁抱他，對他說：“索特恩不需要我證明我對他的信任，但是社會大衆需要我證明我是善于知人的。”這一擁抱真是甜美，這也是那班迫害者所絕對領略不到而又不能從被壓迫者手裡奪去的那種精神享受之一。
我永遠不信索特恩是個密探，也不信他會出賣我，可是他卻欺騙了我。當我推心置腹地向他傾訴的時候，他竟有勇氣經常把他的心關得緊緊的，用種種謊言來蒙蔽我。他給我胡謅了一個故事，使我相信他不能不回國。我勸他趕忙動身，他就動身了，當我以為他已經到了匈牙利的時候，卻聽說他在斯特拉斯堡。他到斯特拉斯堡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他曾在那裡給一個家庭搞出了糾紛，丈夫知道我和他常見面，便寫信給我，我也不遺餘力地勸那個妻子重歸婦道，勸索特恩行為要端莊。當我以為這一男一女已經完全撒手的時候，他們倆卻又跑到一塊了，而做丈夫的竟又那麼殷勤，把那個青年人再請到他家裡住下；這樣一來，我就無話可說了。我發現那個所謂男爵是用一大堆謊言騙了我。他根本不叫索特恩，而叫索特斯海姆。男爵那個頭銜，是人們在端士稱呼他的，我不能怪他冒用，因為他從來沒有以男爵自稱，但是我并不懷疑他是個真正的小貴族，元帥勳爵是很識人的，又到過匈牙利，他一直認為他是貴族，把他當貴族看待。
他剛一離開，他在莫蒂埃經常去用餐的那個小客棧的女仆就宣稱懷孕了，說是他搞出來的。那女仆是個邋遢貨，而索特恩在全區，由于行為笃實和操守端正，受到普遍的重視和尊敬，同時他又特别講究清潔，所以這種無恥讕言叫大家聽了都起反感。當地的那些最可愛的女人曾極力挑逗他都沒有成功的，這時都氣極了，我也憤慨得不得了。我盡力叫那個不要臉的女人不要再嚷了，說我願意負擔她的一切費用，并且為索特斯海姆作保。我寫信告訴他，我深信她那個肚子不但不是他搞出來的，而且根本就是假裝的，都是他的仇人和我的仇人搞出來的鬼把戲。我要他回到這個地方來，當面折辱那個女光棍，叫那班唆使她造謠的人啞口無言。而他的回信竟是那麼軟弱，使我大吃一驚；他還寫信請那個邋遢貨的教區牧師設法把事情壓下去。我一看這種情形，也就不再過問了，心裡總覺奇怪，這麼放蕩的一個人，居然能如此自制，竟能以其矜持的态度，在與我最親密的關系中把我欺蒙過去。
索特斯海姆又從斯特拉斯堡到巴黎去找機會，結果找到的隻是窮困。他寫信給我，痛悔前非，我回想到我們舊日的友情，内心為之感動，就寄了幾個錢給他。第二年，我路過巴黎的時候，又見到了他，他差不多還是同樣的窮困，但是已經成了拉利奧先生的至交了，我也無法知道他們是怎樣結識的，也不知道是舊交還是新識，兩年後，索特斯海姆又回到斯特拉斯堡，從那裡還寫信給我，後來他就死在那裡。以上就是我們兩人關系的簡史和我所知道的他的那些奇遇；但是我一面憐惜這個不幸青年的命運，一面卻仍然相信他是個世家子弟，一切放蕩行為都是他所處的環境造成的後果。
這些就是我在莫蒂埃交遊與結識的人物。這樣的交遊與結識得有多少才能補償我在這個時期所遭到的慘痛損失啊！
第一個損失是盧森堡先生的死。他是被醫生長期折磨之後，成了他們的犧牲品的。他患的是痛風，而醫生們絕不承認，硬當作一種他們認為能醫得好的病來治。
關于這件事，如果我們應該相信元帥夫人的親信拉·羅什給我寫來的報告，我們的确應該根據這個既慘痛而又難忘的例子來為大人物的苦難哀歎。
這位仁慈的貴人的喪亡特别使我傷心，因為他是我在法國唯一的真正的朋友；他的性格是那麼溫和，竟使我完全忘了他的官高位顯，而把他當作與我平等的人去依戀。我們的關系并沒有因我的逃亡而終止，他還和從前一樣，繼續給我寫信。不過我又似乎看出，我們的别離，或者我的不幸，降低了他的眷戀之情。一個廷臣明知道某人已在各國君主面前失寵而仍然對他保持同樣的感情，确實是很困難的。而且，據我判斷，盧森堡夫人對他的影響很大，絕不曾有利于我，她趁我遠在異國就損害了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至于她自己，雖然也曾有過一些做作出來的并且越來越稀少的友愛姿态，卻一天比一天更不隐諱她在對我的情感上所發生的變化。她給我往瑞士寫過四五封信，都是斷斷續續的，後來就音訊杳然了。也是我當時先入之見太深、太信任、太盲目，才看不出她的心對我已經不隻是冷淡而已。
迪舍納的合夥人、書商居伊在我之後常到盧森堡公館去，他寫信告訴我說，我的名字是載在元帥先生的遺囑上的。這當然是十分自然、十分可信的事，所以我就毫不懷疑。這個消息使我在心裡琢磨，我對這筆遺贈究竟應該采取什麼态度。經過全面權衡之後，我決定不管是什麼遺贈都予以接受。我的這一決定是出于對一個正直的人的尊敬，因為象他那樣地位的人，一般是不會有什麼友誼的，而他居然能以真實的友誼待我。後來我沒再聽說這筆或真或假的遺贈，我便免除了這個接受遺産的義務。說真的，我如果利用我曾愛過的人的死亡而獲得若幹便宜，這就損害了我的一個最大的道德信條，我會因此而感到難過的。在我們的朋友缪沙爾卧病時期，勒涅普曾向我建議，趁他對我們的照料感激在心的時候，委婉地促使他采取若幹于我們有利的措施。“啊！親愛的勒涅普，”我對他說，“不要拿利益觀念來玷污我們對這位垂死的朋友應盡的傷心而又神聖的義務吧。我希望我永遠不載入任何人的遺囑，起碼永遠不載入任何朋友的遺囑。”也就是差不多在這個時候，元帥勳爵跟我談到他的遺囑，說他有意在遺囑裡對我有所遺贈，我給他的回答，我在第一部裡已經說過了。
我的第二個損失－使我更傷心、更覺得無法補償的損失，就是那位最善良的女人、最慈愛的母親的死亡，她已經不勝衰老、不勝殘疾與窮苦之苦，終于離開了這人間苦海到那善人的天國去了，在那裡，凡是塵世上所做的善事都有溫馨的回憶作為永恒的善報的。溫厚而慈悲的靈魂啊，你到菲内龍、貝爾奈、加狄拿那樣的人物的身邊去吧，你到那些雖然地位較低、卻也和他們一樣對真正的慈善敞開了心靈的人們的身邊去吧，你去享受你的慈善的果實吧，并為你的被養育者準備下他希望能有一天在你身邊占到的那個位置吧！你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啊，因為上天結束了你的不幸，同時也就免得你看到你的被養育者的這些不幸的慘象了。自從我到瑞士以後，就沒有給她寫過信，生怕把我先前那些災難告訴了她，會使她為我傷心；但是我給孔濟埃先生寫了信，以便了解她的情況，也就是孔濟埃先生告訴我說，她已經停止救助受苦的人們而自己也不再受苦了。我自己不久也不再受苦了；但是，如果我不能相信我死後會在那另一個世界裡看到她，我這微弱的想象力也就無法相信我所期待于另一世界的那種完美的幸福了。
我的第三個、也是最後的一個損失——最後一個，因為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有任何一個朋友可以失去了——就是元帥勳爵。他沒有去世；但是他倦于為忘恩負義的人們服務，離開了讷沙泰爾，從此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見到他。他還健在，我希望他活得比我久；他還健在，并且，虧了他，我在塵世上的依戀之情才沒有完全斷絕。塵世上究竟還剩下一個人配享有我的友誼；因為，友誼的真正價值在人們所感到的友誼之中比在人們所喚起的友誼之中體現得更多。但是我已經失掉他的友誼所給予我的那些甜美滋味了，從此我隻能把他放在我仍然愛慕卻又不再有任何關系的那種人之列了。他那時正要到英國去接受國王的赦免，并收回他過去被沒收的财産。我們分别時并不是沒有訂好重逢的計劃，這些計劃，對于他和對于我，都差不多是一樣甜蜜的。他準備在阿伯丁附近他那座吉斯府裡定居下去，我将來也要到那裡去看他；但是這個計劃，對我來說是太稱心如意了，不可能得以實現。他後來并沒有留在蘇格蘭。普魯士國王的懇切要求又把他召回到柏林。一會兒人們就會看到，我是怎樣未能到柏林去和他相會的。
他在動身前就預料到人們開始煽動起來反對我的那場風暴，所以他主動派人送給我一份入籍證書，這似乎是一種很可靠的防止别人把我驅逐出境的措施。特拉維爾谷地的古維教會又效法總督的榜樣，給了我一份入會證，和入籍證書一樣，也是免費的。這樣，我在各方面都成了本國公民，可以免受任何合法的驅逐，就是君主也無此權力了。但是，對于一向最尊重法律的人，要想加以迫害，從來就是不經合法途徑的。
我相信我不能把馬布利神父之死算作我這時期所受到的損失之一。我在他的哥哥家住過，所以和他有過若幹交往，但是從來就不怎樣親密。我還有若幹理由可以相信，自從我獲得比他更大的名聲之後，他對我的感情就變質了。但是隻是在《山中來信》出版的時候，我才第一次看到他對我的惡意的表現。人們在日内瓦傳誦着一封緻薩拉丹夫人的信，據說是他寫的，他在這封信裡把我這部作品說成是蠱惑人心的政客煽動叛亂的叫嚣。我對馬布利神父的敬重和對他的學問的欽佩，不容許我有一時一刻相信這種荒謬絕倫的信是他寫的。于是，我的坦率的性格叫我怎樣做，我就怎樣做了。我把那封信抄了一份寄給他，告訴他說，人家都說是他寫的。他卻不給我任何答複。這個沉默使我詫異了；但是，請大家想想，當舍農索夫人寫信告訴我說，那封信确實是神父寫的，并且說，我的信曾使他十分尴尬，我又該詫異到何等程度啊！因為，退一步來說，即使他說得有理，但他那種既沒有人強制又沒有必要、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他一向對之表示好感而又從未辜負過他的人，在其災難最深重的關頭一棍子打死，而且還幹得那樣興高采烈，他又怎樣解釋呢？不久之後，《弗基昂談話集》出版了，這部書完全是用我的作品肆無忌憚、寡廉鮮恥地拼湊起來的。我讀着這本書，就感覺到作者對我是下定決心的了，從此我不能有比他更險惡的敵人了。我相信，他既不能原諒我寫出了他力所不能及的《社會契約論》，也不能原諒我寫出了《永久和平》，就希望我從事聖皮埃爾神父作品的摘錄工作，免得有那麼大的成就。
我越往下寫，就越難保持事件的順序，越難前後銜接了。我在餘生中所受到的紛擾不讓我有時間在我的腦子裡把那許多事件排列起來。這些事件為數太多、太錯綜複雜、太令人不快，不可能叙述得有條不紊。它們留給我的唯一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掩蓋事件原因的那種可怖的神秘和事件本身把我逼到的這種可悲的境地。我的叙述從此隻能胡亂進行下去，腦子裡想起什麼就寫什麼。我還記得，就在我談的這個時期，我正忙于寫我的《忏悔錄》，又輕率地把這件工作對什麼人都說了，萬沒想到誰會有興趣、有願望、有力量對我這件工作橫施障礙。即使我相信會有這種事的話，我也是不能做得更謹慎些的，因為我生來就不可能對我所感到和所想到的一切，絲毫有所隐諱。據我判斷，這件工作一被别人知道，就促使人們掀起一場風暴，要把我趕出瑞士，把我交到一些能阻止我做這件工作的人們的手裡。
我還有一個計劃，也是那些怕我做前一項工作的人所同樣仇視的，就是編印我的全集。我覺得這項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為的是要在用我的名字出版的那許多書籍之中，确認一下哪些真正是我的作品，使社會大衆能把這些作品從我的敵人為破壞我的名譽、貶損我的價值而搞出來的那些僞作中區别出來。除此而外，編印全集也是為我保證面包的一個既簡單而又正當的方法；而且這也是唯一的方法，因為我已經放棄寫作，我的回憶錄又不能在生前出版，用别的任何方式也掙不到一文錢，而開支又始終未減，我最後幾部書的收入一花完，生活來源就要枯竭。這一理由曾迫使我把《音樂辭典》拿了出去；而它當時還不夠完整呢。這部書使我得到一百個路易的現款和一百個埃居的年金。但是，一個人一年要花六十多個路易，這一百個路易當然很快就會花光的；而那一百個埃居的年金，對于一個被乞兒窮鬼象麻雀一般撲上來的人說來，簡直就等于零了。
這時來了一夥讷沙泰爾的商人，要承攬印刷我的全集；又有裡昂的一個印刷商或書商，叫作雷基亞先生的，不知怎麼也跑來了，鑽到那夥商人中間主持全集的工作。合同是在合理的基礎上訂的，同時也很滿足我的要求。我的作品，已印和未印的一起算，夠出四開版六卷；此外，我還負責照管編印。為此，他們應該給我一筆一萬六千法國利物兒的年金和一次付清的一千埃居的贈款。
合同訂好了，但還沒有簽字；這時《山中來信》出版了。那一聲對準這萬惡的作品和它那罪在不赦的作者而發的駭人的爆炸，可真吓壞了那夥書商，全集的編印也就随之煙消雲散了。我倒很想把這部作品的效果與《論法國音樂的信》相比，隻不過那封論音樂的信，在使我招大恨、冒大險的同時，還給我至少帶來欽佩和尊敬。而在《山中來信》出版之後，在日内瓦和凡爾賽，人們似乎十分詫異，怎麼還會讓我這樣一個怪物活在人間。小議會在法國代辦煽動下，在檢察長指使下，針對我的作品發表了一個宣言，以最惡毒的字眼宣稱我這個作品不但得由劊子手拿去燒毀，還帶着一種近乎滑稽的語調說，人們連答複、乃至提到這部作品時都感到自己丢臉。我倒很想把這篇妙文在這裡轉錄出來，隻可惜手頭沒有，而且連一個字也記不得了。我熱烈盼望我的讀者中能有人激于追求真理與正義的熱忱，願意把《山中來信》從頭到尾再讀—遍；我敢說，他在人們橫施于作者的那些痛心的、殘酷的侮辱之後，一定會感到彌漫在這部書裡的那種斯多噶派的克制工夫的。但是，他們既不能回答辱罵——因為根本就沒有什麼辱罵，又不能駁斥論點——因為我那些論點都是無可辯駁的，所以他們就決計做出萬分惱怒的樣子，不願有所回答；有一點倒也是真的，如果他們把無法駁倒的論據當作辱罵之詞，他們也可以認為是遭到強烈的辱罵了。
那些國民代表們不但沒有對這個醜惡的宣言提出任何申訴，反而循着宣言給他們指出的路子去走；他們不但沒有把《山中來信》舉起來作為勝利的标幟，反而躲了起來，把它當作自己的盾牌。他們竟那麼怯懦，對這部為保衛他們并應他們的請求而寫出來的作品，既不表示任何敬意，又不說一句公道話，既不引用，又不提及，雖然他們暗中從這部作品裡汲取了他們的全部論據，雖然他們準确地遵循的這部作品結尾的那個忠告是他們的安全與勝利的唯一原因。他們要求我盡的這個職責，我把它盡了；我曾為祖國、為他們的事業服務到底。我請他們在他們的争執中把我的問題撇開，隻為他們自己着想。他們就真照我的話去做了，而我之所以插手管他們的事情，完全是為着不斷地敦促他們去求得和平解決，因為我毫不懷疑，如果他們固執下去的話，他們一定會被法國完全打垮的。後一種情況之所以沒有發生，其中的道理我是懂得的，但是在這裡不說出來了。
《山中來信》發表後，在讷沙泰爾最初引起的反響是微不足道的。我送了一本給蒙莫朗先生，他客客氣氣地接受了，讀了，并沒有提出什麼意見。當時他也和我一樣生着病，病愈之後很友好地來看我，什麼也沒有對我說。然而，風潮開始了，我那本書不知道在什麼地方給焚毀了。騷亂的中心不久就從日内瓦、從伯爾尼、也許還從凡爾賽移到讷沙泰爾來了，特别是移到特拉維爾谷地來了。在特拉維爾，甚至在宗教界還沒有任何明顯的行動之前，人家就開始用隐秘的手段煽動民衆了。我敢說，我是應該受這個地方的民衆愛戴的，就和我在所有住過的地方都受人愛戴一樣，因為我大把地掏錢布施，不讓我周圍有一個赤貧的人得不到救濟，我對任何人都不拒絕我力所能及而又合乎正義的援助，我跟所有的人都處得很融洽，同時我盡可能避免任何足以引起忌妒的特殊照顧。而這一切并沒有阻止那些無知小民不知道在誰的秘密策動之下逐漸對我憤激起來，直至發展到瘋狂的程度。他們在大白天就公開對我進行侮辱，不但在鄉間、在路上，甚至在大街上也是如此。那些得到我的好處最多的人偏偏也最激烈，就是我還在繼續接濟的人，他們不好意思親自出面，就暗中煽動别人，好象要用這種辦法來洗雪他們向我感恩的恥辱。蒙莫朗裝着什麼都看不見，暫時還不露面；但是，當某次聖餐禮快到的時候，他到我家裡來了，勸我不要去領聖餐，并向我保證說，他并不恨我，他是決不會擾亂我的。我覺得他這番客套話很離奇，他還給我提起布弗萊夫人的那封信，我就不明白，我領不領聖餐究竟跟誰有那麼重要的關系。由于我認為，如果在這件事情上讓步，就是一個怯懦的行為，而且我不願意為民衆提供這個新的借口，讓他們叫嚷我不信宗教，所以我幹脆拒絕了牧師的勸告；他不高興地回去了，暗示說，我将後悔莫及。
他不能一人作主就拒絕我去領聖餐，得由以前接受我領聖餐的那個教務會議作主才成，隻要教務會議沒有說話，我就可以放心大膽前去，不怕遭到拒絕。宗教界交給蒙莫朗一個任務，要他傳喚我到教務會議席上去交代信仰，如果我拒絕，就開除出教。這種開除出教的事也隻能由教務會議辦理，并且要經多數通過才成。但是以老教友名義組成這個會議的那些鄉民是以牧師為主席的，大家都可以理解，他們是受牧師操縱的，當然不會跟他持不同的意見，特别是在神學問題上，他們懂得的比他更少。因此，我被傳喚了，我決定去出席。
如果我善于詞令，如果我的筆是在嘴裡的話，這将是多麼好的一個機會，對我又将是多麼大的一個勝利啊！我會以多麼優勢的力量，多麼輕而易舉地在他那六個鄉民中間把那個可憐的牧師擊敗啊！統治欲使新教的牧師們完全忘記了宗教改革的原則，為了提醒他們這些原則，迫使他們啞口無言，我隻要把《山中來信》的頭幾封信作一番解釋就成了，而他們竟還那麼愚蠢，居然根據這幾封信來攻擊我呢！我的文章是現成的，我隻要稍加發揮就能叫那家夥無地自容。我是不會傻到采取守勢的地步的，我很容易采取攻勢，還要他們絲毫覺察不到，或者無法預防。宗教界的那些末流教士既無知而又輕率。是他們自己把我置于我能取得的最有利的地位，我随随便便就可以把他們壓倒。然而，可惜！要能說話才成呀，并且還要能即席發言。一遇必要，就能登時想出主意，找到合适的語句，找到恰當的字眼，始終清醒，經常鎮靜，永遠一點也不慌亂才成！我痛感自己沒有随機應變的能力，我對我自己還能抱什麼希望呢？當年我在日内瓦，在一個完全袒護我。已經決定同意一切的會議面前，還被弄得啞口無言，丢盡了臉。這次情況就完全相反了：我碰到了一個搗蛋鬼，他以狡詐代替學識，他會給我布下一百個圈套而我連一個也看不出來，他是決計不惜任何代價要抓我的錯兒。我越考慮這種形勢。就越覺得危險太大，因為我感到不可能應付好，所以就想出另一個不得已的辦法。我預先拟了一篇演說詞，到教務會議席上去宣讀，根本否認它的處理權，以免除我回答的義務。這事是很容易辦的：我就把這篇演說詞寫好，滿腔熱忱地把它讀熟。戴萊絲聽到我咿咿啞啞的，不斷重複那同樣的幾句話，想把它們塞到我的腦子裡來，便取笑我。我希望最後能把我的演說詞背出來；我知道領主作為國王的官員，一定會參加教務會議的；又知道不管蒙莫朗怎樣耍手段，請吃酒，大部分老教友都還對我抱有好感；而且，我又有道理，又有真理，又有正義，又有國王的保護，又有邦議會的權威，又有與這種宗教裁判制度的建立有利害關系的善良愛國者的願望做我的後盾——一切都在配合起來鼓舞着我。
到期的前夕，我把我的演說詞全記住了，背得一字不差。整整一夜，我都在腦子裡默誦。可是到了早晨，我又背不出來了，每背一個字我都要遲疑一下，我以為我已經是在那個大名鼎鼎的會議席上了，我慌張，說話吞吞吐吐，而且頭也昏了；最後，差不多就在要去的時候，我的勇氣完全消失了。我就在家裡待了下來，決定給教務會議寫封信，倉卒提出些不去的理由，我的借口是身體不适——在我當時的健康情況下，我的身體的确也是難以讓我在那次會上支持到底的。
牧師接到我的信，頗感為難，便把這事推遲到下次會議。在這期間，他自己和他的爪牙百般活動，想誘惑老教友中間的那班甯願憑自己的良心而不願照他的心意辦事、因而不願照奉教界和他的意志提出主張的人們。不管他從酒肉招待中得出的論調對那班人多麼有力量，除了那兩三個已經投靠他為虎作伥的以外，他沒有能買通其餘任何一個老教友。那位國王的官員和皮利上校——上校在這件事裡極表熱誠——把其他的老教友都掌握住了，使他們無虧職責；當那蒙莫期要進行表決開除我的時候，教務會議便以多數票幹脆拒絕了他。于是，他就隻有采取那破釜沉舟的辦法，煽動愚民了。他跟他的同事和另外一些人公開活動起來，并且做得那麼成功，以至盡管國王曾多次頒發嚴厲的诏書，盡管邦議會曾三令五申，我還是不能不離開那個地方，以免那位國王的官員為保衛我而自己遭到暗殺的危險。
關于這樁公案，我的印象太模糊了，想起了幾點，也理不出一個頭緒，連綴不起來，隻能照它們浮現到我的腦際那樣，零散地、孤立地記載下來。我還記得我跟宗教界舉行過一次談判，蒙莫朗是談判的中間人。他詭稱人們是怕我以寫作來攪亂地方的安甯，怕别人會怪這個地方不該讓我自由自在地亂寫。他暗示我說，如果我答應放下筆杆，既往也就不咎了。我本來對自己已經許下這個願了，所以毫不遲疑地對宗教界也許下這個願，不過有個條件，隻以不寫宗教問題為限。他要求作些改動，并要我立下字據，一式兩份。我的條件後來被宗教界拒絕了，我就索回我的字據：他隻還了我一份，借口搞丢了，把另一份扣了下來。在這以後，民衆在牧師們公開煽動下，蔑視國王的诏書和邦議會的命令，簡直無法無天了。在宣教的講壇上，我被宣布為反基督的人；在鄉間，我被當作狼精驅趕。我的阿美尼亞服裝，對于無知小民，成了一種便于辨識的标志，我痛心地感到不方便極了，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換掉這種服裝又似乎太示弱了。所以我不能下決心改裝，仍舊穿着我的長外套，戴着我的皮圓帽，安安靜靜地在當地散步，四周都是流氓的叱罵，有時還有小石頭擲來。有好幾次我從人家屋前走過，隻聽裡面有人說：“把我的槍拿來，讓我給他一槍。”這時我并未因此就走得快些，而他們卻更加怒不可遏了。不過他們始終限于恫吓而已，至少槍是不敢打的。
在這場騷亂中，仍然有兩件很令我感到愉快的事。第一件是借元帥勳爵的關系，我能受到值得感激的對待：讷沙泰爾所有正直的人都為我所受到的虐待和針對我的那些鬼祟活動而憤憤不平，他們非常憎恨那些牧師，清楚地感覺到他們是受了别人的指使，隻做了一些暗中操縱他們的人的爪牙，生怕我這事會造成一個惡劣的先例，導緻真正宗教裁判所的成立。地方官員們，特别是繼狄維爾諾瓦先生之後任檢察長的默龍先生，都盡了一切努力來保護我。皮利上校雖然隻是個平民，卻盡力更多，收效更大。就是他，想方設法使老教友們恪守職責，使蒙莫朗在教務會議上碰了釘子。因為他有聲望，所以他盡量利用這種聲望去防止暴動，但是他隻能用法律、正義和公理的權威來對付金錢與酒肉的勢力。雙方的力量不是對等的，所以在這一點上，蒙莫朗就戰勝他了。然而，我對他的照顧和熱心還是感激的，很想以德報德，用什麼方式來報答他這筆情分。我知道他切盼得到一個邦議員的職位，但是在珀蒂皮埃爾牧師的案件裡，宮廷認為他表現不好，他在國王和總督面前都失寵了。雖然如此，我還是冒險寫信給元帥勳爵，為他關說，我甚至大着膽子提到了他所企求的那個職位。真太僥幸了，與任何人所預料的相反，這個職位差不多立刻就被國王批準了。命運就一直是這樣，它一面把我捧得太高，一面又把我壓得太低，這會兒又繼續把我從一個極端推到另一個極端；一方面無知小民給我塗滿了污泥，另一方面我還能使人當上了邦議員。
我的另一件大快事就是韋爾德蘭夫人和她的女兒來看我；她是帶女兒到布爾朋礦泉療養回來的，特意繞道來莫蒂埃，在我家裡住了兩三天。她對我的關切與照顧，終于把我對她的長期反感克服下去了；我的心被她的愛撫征服了，充分回報了她長期以來對我表示的友好。她這次來這裡旅行很使我感動，特别是在我當時所處的環境裡，我是極端需要友誼的安慰來支持我的勇氣的。我生怕她為我從愚民方面所受到的侮辱而有所感觸，很想不讓她看到那種情景，免得她為我痛心，但是這是我辦不到的，雖然在我們一起散步時，有她在場就能使那班橫蠻無禮的人稍事收斂一些，可是她仍然能看出許多迹象，足以使她判斷出平日的情形如何。甚至就在她住在我這裡的時期，我夜間在住宅裡受到了騷擾，她的侍女早晨發現我的窗台上落滿了石塊，都是人家在夜裡扔上來的。一張笨重的石凳子，原來是在街上靠我的門邊擺着，并且固定在底座上的，竟然被人卸下了，搬來靠到我的門上，如果不是有人發現，誰第一個開門出去，一定就會被石凳子砸死的。韋爾德蘭夫人對所發生的事情全都知道，因為除了她自己看到的以外，她的一個心腹仆人在村子裡交遊廣闊，跟什麼人都接觸，甚至還跟蒙莫期談過話。然而她對我所遭到的一切似乎毫不介意，她跟我既不談蒙莫朗，又不談其他任何人，我有時跟她談，她也很少答話。不過，她似乎深信我住到英國去比住在任何地方都好，所以她常向我談起休谟先生——休谟當時在巴黎——說他對我很友好，極望能在英國為我效勞。現在是該談一談休谟先生的時候了。
休谟先生在法國曾獲得很大的聲譽，特别是在百科全書派中間，因為他寫了些論商業和政治的着述，最近又寫了《斯圖亞特家族史》，這是我通過普列伏神父的翻譯讀到的他的唯一作品。我沒有讀過他的其他作品，隻能根據别人給我的介紹，認為休谟先生是把徹底的共和主義精神和英國人崇尚奢華的這種矛盾現象結合在一起的。又根據這個想法，我把他為查理一世寫的那套辯護之詞看作是持平精神的奇迹；我極欽佩他的道德，也極欽佩他的天才。休谟先生的好朋友布弗萊夫人早就勸我到英國去；結識這位罕見的人物，博得他的友誼這個願望大大增強了我到英國去的念頭。我到瑞士後，就收到他經這位夫人轉來的一封信，對我極奉承之至，除對我的天才大加獎飾之外，又懇切地邀我到英國去，願意運用他的一切影響，把他所有的朋友介紹給我，好使我在英國住得舒服些。在此地，休谟先生的同鄉兼朋友——元帥勳爵對我說，我把休谟的一切優點都估計得完全不錯，他甚至還告訴我一則關于休谟的文學轶事，這則轶事曾給他一個深刻的印象，同樣也給了我一個深刻的印象。華萊士曾就古代人口問題寫文章攻擊休谟，他的作品付印的時候，他不在，休谟就負責替他看校樣，并監督印行。這種行為正與我的意趣相投。我也是這樣。有人曾寫了一首歌來攻擊我，我就替人家賣這首歌，六個蘇一份。因此，當韋爾德蘭夫人來跟我談到休谟的時候，我是懷有種種對他有利的先入之見的；她繪聲繪色地告訴我，休谟對我如何如何友好，如何如何切盼能在英國對我盡地主之誼——她就是這樣說的。她極力勸我利用休谟先生的這一片熱忱，寫信給他。我因為生來對英國就沒有什麼好感，非到萬不得已時不願出此下策，所以不肯寫信，也不肯應承；但是我讓她自己作主，覺得怎樣合适就怎樣做，以便保持休谟先生的這番美意。由于她把關于這位大名人的一切都對我如此這般地說了，所以她離開莫蒂埃的時候已經使我深信，他是在我的朋友之列，而她更是在我的朋友之列了。
她走後，蒙莫朗就加緊了他的暗中活動。而那些無知小民也就不知什麼叫作節制了。我依然繼續安安靜靜地在叱罵聲中散步；對植物學的愛好是我在狄維爾諾瓦博士跟前開始染上的，為我的散步添上了一種新的興趣，使我走遍各處，采集植物标本，對那些無聊的人的叫嚣毫不在意，而我這種鎮靜又隻能更激起他們的狂怒。最使我痛心的一件事，就是看到我的許多朋友或者号稱為朋友的人們的家屬，竟也相當公開地加入了我的迫害者的行列，例如狄維爾諾瓦氏一門，我那伊薩貝爾的父兄，還有就是我的那位女友（我住在她家）的親戚波瓦·德·拉·杜爾以及她的小姑子吉拉爾疊夫人。那個皮埃爾、波瓦簡直是個白癡，是個傻瓜，做出事來又十分粗暴；為了避免生氣，我隻好拿他開一個玩笑，我用《小先知書》的文體，寫了一本隻有幾頁的小冊子，題為《号稱通天眼的山中皮埃爾夢呓錄》，在這個小冊子裡，我诙諧地向當時被人用作主要借口來迫害我的那些奇迹開火。貝魯把這篇稿子叫人在日内瓦印出來了。這篇文章在此地取得的成功很有限；因為哪怕是最聰明的讷沙泰爾人，也體會不了雅典式的風趣，體會不了幽默，隻要玩笑開得稍微微妙一點，他們就領略不出了。
我還寫了另外一篇作品，寫得比較用心些，手稿還存在我的文件中，我應該在這裡談一談這篇作品的來由。
在通緝令和迫害鬧得最瘋狂的時候，日内瓦人顯得格外突出，死命地大叫大喊；在這些人當中，我的朋友凡爾納以真正神學的豪情，偏偏選在這個時候來發表一些攻擊我的信件，想證明我不是基督徒。那些信寫得倒是神氣十足，但是不怎麼高明，雖然據說博物學家博内也曾插手其間。這位博内固然是唯物主義者，可是一談到我，便仍然是褊狹的正教思想。當然，我是無意于答複這種作品的，但是既然有在《山中來信》裡說幾句話的機會，我就插進了一個揶揄備至的小注，把凡爾納氣得火冒三丈。他在日内瓦聲嘶力竭地狂吼，據狄維爾諾瓦告訴我說，他已經氣得六神無主了。不久之後就出現了一張無頭帖子，似乎不是用墨水寫的，而是用沸勒熱騰河水寫的。這張帖子說我把我的幾個孩子都扔到大街上了，說我抱着一個随營娼妓到處跑，說我是以酒色傷身，害着楊梅大瘡，以及其他諸如此類好聽的話。我當然不難看出我的對頭是誰。我讀到這個謗書的時候，眼看一個一輩子沒有跑過娼家的人，他的最大缺點始終是怯儒羞慚如處女，而現在竟被人家稱為跑娼寮的能手；眼看人家說我害着楊梅大瘡，而我不但終身沒有得過這一類病，甚至内行人還說我的體質生來就不會得這種病的；這時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要痛切地問一問，人世上的一切所謂名譽、聲望究竟還能有多大的真正價值。經過仔細權衡之後，我覺得要駁倒這個謗書，最好莫過于把它拿到我住得最久的那個城市裡去印刷出來，于是我就把它寄給了迪舍納，叫他照原樣印出，加上一個按語，我在這個按語裡把凡爾納先生的名字點了出來，另外還加上幾則短注，說明事實真相。我還不以把帖子印出為滿足，又把它拿給好幾個人看了，其中有符騰堡邦的路易親王先生——他一向對我很客氣，當時同我互相通信。這位親王、貝魯以及其他一些人都似乎懷疑凡爾納是這個謗書的作者，怪我把他點出來未免過于唐突。我經他們一說，良心不安起來，就寫信給迪舍納，叫他把這個印刷品取消。居伊寫信告訴我說，已經取消了；我不知道他是否當真照辦了；我發現他說謊次數太多了，這次多說一個謊也算不了什麼奇迹；而且從那時起，我就被封鎖在深沉的黑暗裡，不可能透過黑暗去識破任何真象了。
凡爾納先生忍受了這個指控，态度非常溫和；如果一個人真不該受到這樣的指控，而在他發出那樣的狂怒之後還能如此溫和，那真是太令人驚訝了。他還給我寫了兩三封很有分寸的信，目的似乎是想從我的複信裡探知我究竟掌握了多少底細，是否有反對他的證據。我回了他兩封短信，内容冷酷、嚴峻，而措詞則并不失禮，他對這兩封信一點也沒有生氣。我收到他的第三封信時，看出他是想保持長期通信關系，我就不答複了，于是他求狄維爾諾瓦跟我解釋。克拉美夫人寫信給貝魯說，她确有把握知道謗書不是凡爾納寫的。這一切都不能動搖我的信念；不過，我也可能弄錯，如果真是我弄錯了，我就該親自向凡爾納賠禮道歉，所以我請狄維爾諾瓦轉告他說，如果他能把謗書的真正作者給我指出來，或者至少他能給我證明他不是謗書的作者，我一定向他賠禮道歉，保證叫他滿意。我還更進了一步：因為我充分感覺到，如果歸根結蒂，他的确是無辜的話，我是無權要求他作任何證明的；所以我又決計把我之所以深信是他的理由，寫在一份相當長的備忘錄裡，請一個凡爾納所不能拒絕的公斷人來評判一下。人們是猜想不到我所選的那個公斷人是誰的——他就是日内瓦議會。我在備忘錄的末尾宣稱，如果議會在審閱了備忘錄，并作了它認為必要而又力所能及的調查之後，宣布凡爾納先生不是謗書的作者，我便立刻真誠地不再相信他是謗書的作者，立刻跑去跪到他的腳前，向他請求寬恕，直到取得他的寬恕為止。我敢說，我追求公道的熱忱、我的靈魂的正直與豪邁、我對人皆生而有之的那種對正義之愛的信心，從來也沒有比在這份合理而又動人的備忘錄裡表現得更充分、更明顯了，因為我在這份備忘錄裡毫不遲疑地把我那些最不容情的仇敵拿來做誣蔑者和我之間的公斷人。我拿這備忘錄讀給貝魯聽，他主張取消，我就把它取消了。他勸我等候凡爾納答應提出的證據，我就等候了，我今天還在等候着呢。他勸我在等候期間不要說話，我就不說話了，我将終身不再說話，讓人家罵我把一個嚴重的、莫須有的、無證據的罪狀栽到凡爾納頭上，但是我内心裡現在仍舊跟确信我自身的存在一樣，确信他是謗書的作者。我的備忘錄現在還在貝魯先生手裡。萬一有一天它得見天日，人們将可以在那裡面看到我列舉的那些理由，同時，我希望，人們也将可以從中認識讓－雅克的靈魂，這是我的同時代人所一直不願意認識的。
現在該談談我的那場莫蒂埃之災了，該談談我在特拉維爾谷地住了兩年半之後，在以堅定不移的精神忍受了八個月最惡劣的待遇之後，怎樣又離開了特拉維爾谷地了。這個不愉快的時期的詳細情形，我無法清晰地回憶，但是這些情形，人們在貝魯發表的那篇記事裡都可以看到，我在下文還要談到這篇記事。
自從韋爾德蘭夫人走後，騷亂更激烈了；盡管有國王的曆次诏令，盡管邦議會三令五申，盡管本地領主和行政官員多次警告，民衆卻認真把我當作反基督的人看待。最後，他們看到叫嚣無效，似乎要動起手來了；在路上，石頭已經開始在我的周圍亂滾，不過扔得還算太遠一點，砸不到我。最後，在莫蒂埃集市那一夜——集市期是九月初——我在住宅裡受到攻擊，所有住在宅裡的人都有生命危險了。
半夜，我聽到哐啷一聲，響聲是在沿着屋後那道長廊裡發出的。冰雹似的石頭扔向面對長廊的門窗，嘩啦啦地飛到長廊裡來，原來睡在長廊裡的那條狗開始還汪汪地叫，後來吓得不敢作聲，躲到一個角落裡，扒住闆壁又咬又抓，拼命要逃出去。我聽到聲響就趕快起來，我正要出屋門到廚房裡去，這時由一隻有力的手扔來的一塊石頭，打破了窗戶，穿過廚房，撞開我的房門，直落到我的床腳下來；如果我走快一秒鐘，石頭就打到我的肚子了。我判斷那哐啷一聲是有意引我出來的，扔的石頭是要給我攔門一下。我一個箭步就到了廚房，隻見戴萊絲也起來了，渾身哆嗦着向我奔來。我們倆趕緊靠着牆，避開窗戶的方向，以免挨到石頭，并且商量一下該怎樣應付，因為出去呼援就正好讓人家砸死。幸而我樓下住了一個老頭，他的女仆聽到聲響就起來，奔去喊領主先生去了——領主先生跟我們住的是門對門。領主先生跳下床，忙披上睡衣，登時就帶着警衛隊跑來了，因為有集市，警衛隊這一夜正在巡邏，當時近在咫尺。領主看到破壞的情況，直吓得面如土色，一見滿廓都是石頭，便叫道：“上帝啊！簡直是個采石場了！”在查看下面的時候，發現一個小院子的門被沖開了，有人曾想從走廊上鑽到屋子裡來。大家研究為什麼警衛隊沒有看到或阻止這場亂子的發生，結果發現，雖然那夜的巡邏任務已經輪到别的村子，莫蒂埃的警衛隊卻堅持由它巡邏。領主第二天就給邦議會打了報告，兩天後，議會就下令給他，叫他對這個事件進行調查，懸賞檢舉肇事者，答應為檢舉人保守秘密，同時，在破案之前，用國王的公費，在我的房子外面和毗連我的房子的領主的房子外面設置衛兵。第二天，皮利上校、檢察長默龍、領主馬蒂内、稅務官居約内、司庫員狄維爾諾瓦和他的父親，總之，地方上所有的頭面人物都來看我了，并且一緻敦促我避避風頭，至少暫時離開一下我再也不能安全地、體面地住下去的這個教區。我甚至看出，那位領主被這群暴民的狂怒吓慌了，生怕他們遷怒到他的頭上，很樂意看到我趕緊走開，以便解除他保護我的這個艱難的任務，并且自己也可以脫離這個教區——我走後他真的這樣辦了。因此我讓步了，甚至心裡還有些難過：因為民衆的那種仇恨情緒真叫我痛心疾首，忍受不了。
我的退路，可供選擇的不止一個。韋爾德蘭夫人回到巴黎以後，給我寫過好幾封信，談到一位她稱為爵士的華爾蒲爾先生，說這位華爾蒲爾先生對我十分熱心，要在他的一份産業上給我提供一個去處。她把這個地方給我描寫得極其引人入勝，怎樣居住，怎樣生活，都說得十分詳細，足見華爾蒲爾爵士的這個計劃是跟她精心商量過的。元帥勳爵則一直勸我到英格蘭或蘇格蘭去，他也願意在他的産業上給我提供一個去處；但是後來他又給我提供了另一個地方，在波茨坦，就在他身邊，這對我說來，誘惑力更大了。他新近還向我轉達國王跟他談到我的一番話，這番話就是促我前去的一種邀請；薩克森－哥特公爵夫人竟認為我這次旅行已經是翹首可待的了，所以她寫信給我，促我順便去看看她，并且在她身邊住上若幹時候。但是我對瑞士又太留戀了，我舍不得離開瑞士，隻要我還有可能在瑞士生活下去，我就要利用這個時機來執行我數月來就考慮着的一個計劃，這個計劃，為了免得打斷我叙事的話頭，我一直還沒能談到。
這個計劃就是住到聖·皮埃爾島上去。聖·皮埃爾島是伯爾尼醫院的産業，在比埃納湖中心。上年夏天我跟貝魯一起徒步旅行時，曾遊覽過這個島嶼，當時它把我迷住了，所以從那時起，我就多次打算到那裡去住家。最大的障礙就是這個島歸伯爾尼人所有，而伯爾尼人三年前曾把我驅逐出境，态度極其惡劣；再說，人家那麼不客氣地對待了我，我還要回到那裡去住，不但我的自豪感受不了，還怕人家不讓我在這個島上有片刻安靜，比在伊弗東時還厲害。我以前曾為這事請教過元帥勳爵，他也和我的想法一樣，覺得伯爾尼邦人會樂于看到我囚居在這個島上，樂于把我當作人質扣留在那裡，作為我将來可能寫的東西的擔保；所以他托他的科隆比埃府的舊鄰居斯圖爾勒先生去就這一問題試探一下他們的态度。斯圖爾勒先生找了該邦的領袖人物，根據他們的回答，向元帥勳爵保證說，伯爾尼人對他們自己過去的行為很感慚愧，很樂意看到我定居在聖·皮埃爾島上，絕對不來騷擾我。我為了慎重起見，在冒險去住之前，又托夏耶上校再去打聽一下，夏耶上校向我證實了那同樣的說法。當住在島上的醫院出納員獲得他的上司讓我住進該島的允許之後，我就覺得，伯爾尼邦的最高當局和島的所有者既然都默許了，我住到出納員家裡去是絕對不會有什麼危險的；我說默許，因為我絕不能指望伯爾尼邦的首腦諸公會公開承認他們過去那樣對待我是不公平的，不能指望他們會違反一切掌權者的那條最不可侵犯的原則。
聖·皮埃爾島在讷沙泰爾被稱為土塊島，位于比埃納湖中心，風圍約半裡約；但是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裡，它提供了生活必需的一切主要産品。島上有田地、草場、果園、樹林、葡萄園，而這一切，由于多變的地形和起伏的丘陵，就形成了一個特别引人入勝的布局：島上的各部分并不是一下子就和盤托出，使人一覽無遺，而是互相掩映，使人覺得這個島比實際要大。島的西部是一片很高的平台地，面對着格勒萊斯和包納維爾兩鎮。在這個平台地上，栽了很長一排樹，中間留了一個“大沙龍”，葡萄收獲季節，人們每星期天都從鄰近的湖岸聚集到這裡來跳舞、娛樂。島上隻有一所房子，但是很大，很方便，就是出納員住的，坐落在一片低地上，風刮不到。
從這個島向南五六百步是另一個島，這個島小得多，既未耕種，又無住戶，仿佛是從前由于風暴的襲擊而從大島分離出去的；在它那沙礫之中隻生長些柳樹和春蓼，但是那裡卻有個高墩，細草如茵，極可人意。湖是近乎規則的橢圓形，湖岸雖比不上日内瓦湖和讷沙泰爾湖那麼富麗，卻依然構成一片相當美麗的景色，特别是西岸，人煙十分稠密，山腳下一串葡萄園，有點象是在科特－羅蒂，不過出産的酒沒有那麼好就是了。在湖西，由南向北走去，有聖·讓司法區、包納維爾鎮，還有比埃納和位于湖的盡頭的尼多，這些市鎮中間還點綴着許多村莊，景色十分宜人。
這就是我早就為自己布置下的那個去處，我決計在離開特拉維爾谷地時就到那裡去安家。這一選擇太符合我對平靜的愛好和孤僻而又疏懶的性格了，所以我把它算作我所最衷心熱愛的那種甜美夢想之一。我覺得住在這個島上，就更與世人隔絕，更能避開他們的侮辱，更能被他們忘卻，總之一句話，我就更能沉醉于閑散與沉思生活的甘美之中了。我恨不得在這個島上将自己徹底禁閉，與世人不再有任何往來；當然，我也就采取了一切可能想象出來的措施，以擺脫與世人保持接觸的必要。
生活問題來了；在這個島上，糧食既貴，運輸又困難，生活費用很高，此外，住在島上就要完全聽從出納員的支配。這個困難，由于貝魯惠然跟我商訂了一個安排，總算克服了，他代替了那批先承攬後又放棄印行我的全集的書商。我把出版全集的一切材料都交給他了，我自己擔任整理和安排這些材料的工作。我還答應他，将來把我的回憶錄也交給他，讓他擔任我的全部文稿的總保管人，不過明文規定一個條件，他隻能在我死後加以利用，因為我一心要安安靜靜地了卻餘生，不願再叫社會上想起我。根據這個安排，他負責給我的那筆終身年金就夠我維持生活了。元帥勳爵收回了他的全部産業之後，要送我一筆一千二百法郎的年金，我隻是把金額減掉一半之後才接受了。他要把年金的本金交給我，我婉辭了，因為存放困難，于是他就把這筆本金交給貝魯，到現在還在貝魯手裡，貝魯就按他和饋贈人商定的标準支付給我年金。這樣，把我跟貝魯訂的合同、元帥勳爵的年金（其中三分之二是要在我死後支付給戴萊絲的）以及我應由迪舍納手裡支取的那三百法郎的年金都加在一起，我是很可以指望把生活過得象個樣子的。即使在我死後，戴萊絲的生活也不成問題，因為把雷伊的年金和元帥的年金加在一起，我留給她七百法郎的年金了：總之，我就不必要怕她将來沒有面包吃，也不必怕我自己沒有面包吃了。然而，宿命卻注定了榮譽是會逼我拒絕幸運和勞動送到我手邊來的一切财源的，注定了我死時是要和在世時一樣貧窮的。讀者可以想一想，除非我甘心做一個最無恥的人，我是否能接受别人處心積慮要使我屈辱、斷絕我其他一切生活來源、迫使我同意做丢臉的事的那種安排？他們怎能料到我在這二者不可兼得的時候所采取的選擇呢？他們一直是拿他們自己的心來揣度我的心的。
我在生活方面安了心，在其他任何方面也就無憂無慮了。雖然我把整個世界都讓給我那些仇敵去為所欲為，我都在貫穿我的全部寫作的那種高貴的激情中和我的思想原則的那種永恒的一貫中，為我的心靈留下了一個證據，這個證據完全符合發自我的天性的全部行為。我不需要别的辯護來駁倒我的那些誣蔑者，他們盡可以在我的名字下面描畫出另一個人來，但是他們隻能欺騙那些甘心受騙的人。我可以把我的一生拿給他們去進行徹頭徹尾的批判，我确信，通過我的許多過失和軟弱，通過我不能忍受任何羁絆的本性，人們總會發現一個正直而又善良的人，他無怨無艾，不忌不妒，勇于承認自己對不起别人的地方，更易于忘記别人對不起自己的地方，他隻在纏綿溫厚的感情中尋找他的全部幸福，對任何事都真誠到不謹慎的程度，真誠到最令人難以置信的忘我程度。
我這就算是向我的時代、向我的同時代人告别了，我要一輩子禁锢在這個島上而與世長辭；我的決心就是如此。過閑散生活的偉大計劃，到那時為止，把上天賦予我的那點活動能力用盡了都沒能實現，現在我打算就在這個島上最後實行起來。這個島就要成為我的巴比瑪尼島——那個可以酣眠的幸福之鄉：
這裡還更進一步，這裡可以無所事事。
這個“更進一步”對于我完全夠了，因為我一向不惋惜我不能酣眠：我能無所事事就成了。隻要我無事可幹，我甯願醒着夢想而不願睡着做夢。浪漫盤算的年齡過去了，榮華富貴的雲煙曾使我頭昏腦脹，并沒有使我心曠神怡，剩下來的隻有最後一個希望，希望能無拘無束地在永恒的閑散中過生活。這是天國裡有福之人的生活，從此我要把它當作我的無上幸福而在人間享受。
說到這裡，責怪我有那麼多矛盾的人們一定又要怪我自相矛盾了。我曾說，社交場中的閑逸使我感到社交場不可忍受，而現在我倒恣意幹閑逸而追求孤獨的生活了。然而，我就是這樣的，如果其中有矛盾，那也是大自然的過錯，而不是我的過錯；實際上這裡不僅沒有矛盾，而且正因為如此，我才所以始終是我。社交場中的閑逸是令人厭惡的，因為它是被迫的；孤獨生活中的閑逸是愉快的，因為它是自由的、出于自願的。賓客滿堂時，無所事事便使我苦不堪言，因為我是被迫無所事事的。我得呆在那裡，釘在一張椅子上，或是直挺挺的象個哨兵那樣站着，不動腳，不動手，不敢跑，也不敢跳，不敢唱，不敢叫，也不敢指手劃腳，甚至連夢想也不敢。閑逸的極度無聊再加上受拘束的極度痛苦使我不得不注意聽所有的傻話和所有的恭維，并不斷絞盡腦汁，以免失掉機會，輪到我時也把我的啞謎、我的謊言插上去說說。而你們就把這個叫作閑逸！這是地道的苦役犯的勞動啊！
我所愛的閑逸不是一個遊手好閑者的閑逸，遊手好閑者是抱着膀子呆在那裡一動也不動的，是腦子和四肢都無所作為的。我所愛的閑逸是兒童的閑逸，他不停地活動着，卻又什麼也不做；是胡思亂想者的閑逸，浮想聯翩，而身子卻在呆着。我愛忙些無所謂的小事，什麼都做一做，卻什麼都不做完，我愛随興之所至東奔西走，我愛時時改變計劃。我愛盯住一個蒼蠅看它的一切動作，我恨不得搬起一塊岩石，看看底下到底有些什麼東西，我愛滿腔熱忱地撿起一個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而十分鐘後又毫不惋惜地把它丢掉，總之，我愛整天東摸摸、西看看，既無次序，又不持續，一切都隻憑一刹那的高興。
我心目中的植物學，開始成為我的癖好的植物學，正是一門閑人的學問，适于填滿我的閑暇時間的全部空隙，既不讓想象力有發狂的餘地，也不讓絕對無所事事的苦悶有産生的可能。在樹林和田野裡漫不經心地遛跶，無意識地在這裡那裡有時來一朵花，有時折一個枝，差不多遇到什麼就嚼點什麼，同樣的東西觀察個千百遍而永遠懷着同樣的興趣，因為我總是看過什麼馬上就忘記掉的——這就足夠使我曆千萬年而不會感到片刻的厭煩了。植物的構造不論怎樣精細，不論怎樣奇妙，不論怎樣種類繁多，是不會吸引一個無知者的注視而使他産生興趣的。在植物的組織上表現出來的那種恒常的類似與無窮的變化，隻能使對植物界有若幹知識的人為之叫絕。别人看到大自然這許多寶藏，隻能産生一種愚昧的、單調的贊美，他們細看就什麼也看不出來了，因為他們連該看些什麼都不知道；他們又看不到整體，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曉得各種關系與組合之間的聯系，而這種聯系是以其萬千神奇奧妙而使觀察家感到無限驚奇的。由于我的記憶力不好，我經常處于這種神妙的狀态：我掌握的必要的知識，使我對一切都能夠感知。那個島雖小，卻分成種種不同的土壤，而我面前的草木也就有相當多的品種，夠我終身研究和消遣了。我不願在島上漏掉一根草而不加以分析，我已經在準備用無數有趣的觀察來輯成一部《皮埃爾島植物志》了。
我叫戴萊絲把我的書籍、衣物都帶來了。我們就寄宿在島上的出納員家，他的妻子有幾個妹妹住在尼多，她們輪流來看她，給戴萊絲做做伴。我在那裡嘗試着一種甜美的生活，恨不得在這種甜美的生活中度過我的一生，而我對這種生活所發生的興趣又隻有使我更深切地感覺到馬上就要随之而來的那種生活的苦澀。
我一向是熱愛水的，一見到水就沉入那滋味無窮的遐想，雖然時常沒有明确的目标。天氣晴朗的時候，我一起床總是忘不了跑到平台上去呼吸早晨那清新而又有益健康的空氣，極目眺望美麗的湖對岸的天際，湖岸和沿湖的山嶺構成了一片賞心悅目的景色。我覺得對神的崇敬，沒有比這種由靜觀神的業績而激起的無言的贊美更恰當的了，這種贊美不是具體的行動所能表達出來的。我懂得為什麼城市裡的居民沒有多少宗教信仰，他們見到的隻是牆壁、街道和罪行；但是我就不懂得為什麼農村裡的人，特别是與外界隔絕的人，會能沒有宗教信仰。他們目擊着種種神奇，他們的靈魂怎麼能不每天千百遍地悠然神往這些神奇的創造者呢？至于我，特别是在起床之後，被一夕無眠弄得疲憊不堪，但由于長期的習慣而能這樣心醉神迷，是絕不需要有思索之勞的。可是要做到這一點，我的眼睛必須接觸到大自然的那種動人的景象。呆在我的房間裡，我就禱告得比較少，比較枯燥；但是一看到美麗的景色，我不知為什麼就感到心弦顫動。我記得有本書上說，一個明哲的主教巡視他的教區，發現一個老太婆在禱告的時候隻會說聲“呵！”，他就對她說：“好大娘，你永遠這樣禱告吧，你的禱告比我們的都好。”這個最好的禱告也就是我的禱告。 早餐後，我就皺緊眉頭趕着寫幾封倒黴的信，熱烈企盼着不再有信要寫的那種幸福時刻的到來。我又在我的書籍和文稿的周圍繞上一陣子，是為着打開包，整理整理，而不是為着讀它們。這種整理工作，在我已經成了珀涅羅珀織的布了，它予我以消磨時間的快樂；然後，我厭煩了，就扔下這工作，把早晨剩下的那三四小時都用來研究植物學，特别是研究林内烏斯的系統，我對這個系統産生了一種難以摒棄的癖好，即使在感到它的空疏無謂之後，也是如此。這個偉大的觀察家，據我看，是到現在為止唯———還有路德維希——以博物學家和哲學家的眼光看待植物學的；但是他在标本室和植物園裡研究得太多，而在大自然中研究得卻不夠。我呢，我把整個島當作一個植物園，需要進行觀察或驗證一個觀察時，就跑到樹林裡或草地上去，我的胳臂底下夾着一本書，到了那兒就在要研究的那個植物旁邊躺下，以便從從容容地就它長在地上的狀态去考察。這個方法對我大有好處，使我能認識在未經人手培植或改變性質之前的處在自然狀态的植物。有人說，路易十四的首席禦醫法貢能透徹認識禦花園裡的全部植物，并且都說得出名字來，但是一到鄉間就顯得那麼無知，什麼都不認識了。我正好和他相反，對大自然的作物倒略知一二，而對園丁栽培的作物就一無所知了。
下午的時間，我将自己完全交付給我那閑散疏慵的性情，聽随當時的沖動去活動，毫無規律。風平浪靜的時候，我常常一離開餐桌就獨自跳上一隻小船，一直劃到水中央；這是出納員教會我用單槳劃的。到我随水漂流的時刻，我就快樂得渾身打顫，我說不上也不明白我這樣快樂是什麼原因，也許那是暗自慶幸我就這樣逃出了惡人們的魔掌吧。然後，我就一人在這湖上蕩漾，有時也接近湖邊，可是從來不上岸。我時常讓我的船聽憑風吹水推，自己則沉醉于無目的的遐想之中，這種遐想，盡管是難以捉摸，卻并不因此而不甜美。有時我心頭一陣發軟，就叫将起來：“啊！大自然啊！我的母親啊！我現在是在你單獨的守護之下了，這裡絕對沒有什麼好詐邪惡的人插在你我之間了。”就這樣，我一直漂離陸地有半裡約之遙，我恨不得這個湖是一個汪洋大海。然而，我的狗可不象我，它是不喜歡這樣在水上長期停留的，為了迎合我那隻可憐的狗，我通常總是有個遊覽的目的，那就是登上那個小島，在那裡遛跶一兩小時，或者躺在土墩頂上的那片綠茵上面，飽享觀賞湖内外風光的樂趣，考察和解剖我手邊的各種植物，象是又一個魯濱遜那樣，在這個小島上為自己建造一個幻想的幽居。我非常喜愛這個小山丘，每當我能把戴萊絲和出納員的太太以及她的姊妹們帶到這裡來散步的時候，我是多麼自豪地做她們的槳手和向導啊！我們鄭重其事地運些兔子到這裡來繁殖，這又是讓－雅克的一個盛大節日。這一小群居民使我感到這個小島更加有趣，從那時起，我就到那裡去得更勤，樂趣更濃了，為的是研究那些居民發展的迹象。
除了這些消遣之外，在一定的季節，我還有另外一種消遣，它使我回想起沙爾麥特的那段甜蜜的生活，那就是收獲蔬菜和水果。戴萊絲和我都以能和出納員的太太及其全家一起勞動為樂。我記得有次一個名叫基什貝爾格的伯爾尼人來看我，發現我跨坐在一棵大樹上，腰帶上系着一個大口袋，裡面蘋果已經裝得那麼滿，我簡直沒法動彈了。我對這次相遇以及其他類似的幾次相遇，并不感到難堪。我希望伯爾尼人親眼看看我是怎樣利用我的餘假，不再打算擾亂我的安甯，讓我在孤寂中太太平平地居住下去。我真是甯願他們主動把我幽禁在這種孤寂的生活裡，這比由我自己主動還要好得多，那樣，我就會更加保險，不怕有人來擾亂我的休息了。
這裡又是我預先就料到讀者不會相信的那種自白了，讀者雖然在我整個的生活過程中已經不能不看到我千千萬萬的内心感受都與他們的毫不相同，卻總是固執地要以己之心度我之心。更奇怪的是，他們既不肯承認我會有他們所沒有的那一切好的或不好不壞的感情，他們卻又經常準備把一些壞到根本不能在人心裡産生的感情硬派到我的頭上。他們覺得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我放到與大自然直接矛盾的地位，使我成為一種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怪物。他們想給我抹黑的時候，就覺得任何荒謬絕倫的話都是能使人相信的；他們一想到要說我好，就覺得任何不同凡響的事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管他們信不信，不管他們會怎麼說，我仍然要繼續忠實地暴露讓－雅克·盧梭是個什麼樣的人，做了些什麼事，想了些什麼東西，對他的思想感情上的奇特之處，絲毫不加解釋，絕對不予以辯護，也不去研究别人想的是否跟他一樣。我太愛聖·皮埃爾島了，在島上居住實在太中我的意了，我把一切欲念都寄托在這個島的範圍以内，打定主意絕不再走出島外。我對不得不到鄰近地區去進行的拜訪——去讷沙泰爾、比埃納、伊弗東、尼多等地，一想起來就感到厭倦。我覺得在島外度過一天，就等于我的幸福被扣除了一天，出了湖就是如魚離水。而且，過去的經驗已經使我膽寒了，随便一個什麼好的事物，隻要是能稱我的心願，我就得作很快要失掉它的思想準備。所以，想在島上了此一生的那種熱烈願望，是和怕被迫遷出的那種畏懼完全不能分開的。我已經養成了習慣，天天晚上跑到沙灘上去坐，特别是在湖上有風浪的時候，我看着波濤在我的腳前化作泡沫，便感到一種奇特的樂趣。它使我覺得這正是人世的風波和我住所的甯靜的象征，我有時想到這裡便覺得心頭發軟，直感到眼淚奪眶而出。我懷着熱愛享受着的這種安甯，隻有唯恐失之的那種不安心情在攪亂它，但是這種不安的心情是那樣強烈，竟至損害了它的甜美。我感到我的處境太沒有保障，實在靠不住。“啊！”我心裡想，“我多麼願意拿離開島的自由去換取永遠留在島上的保證啊！這個自由我是連想都不願意想的。我多麼想被強制留在這裡，而不是蒙恩和被容忍而居住在這裡啊！僅隻因為容忍而讓我住在這裡的人們是随時可以把我攆走的，我能希望那些迫害者看到我在這裡很幸福就讓我幸福下去嗎？啊！人們隻容許我生活在這裡是不夠的，我真想人們判決我住在這裡，我真想被迫留在這裡，以免又被迫遷出去。”我以豔羨的眼睛看着那幸運的米舍利·杜克萊，他安安靜靜地呆在阿爾貝的城堡裡，隻要他想得到幸福就能得到幸福。最後，由于我老是這樣想，老是有令人不安的預感，覺得有新的風暴時時刻刻準備撲到我頭上來，所以我竟至盼望，并且以一種非常熱烈的心情盼望，他們幹脆就把這個島作為我服無期徒刑的監獄，而不隻是寬容我在這個島上居住。我可以發誓，如果隻憑我自己作主就能叫人家判決我住在這裡的話，我是會以最大的喜悅心情這樣做的，因為我萬分情願被迫在這裡度過我的餘生，絕不願有被驅逐出島的危險。
這種恐懼不久就成事實了。在我萬想不到的時候，我收到尼多的法官先生一封信（聖·皮埃爾島是屬于他的司法區的）；他以這封信向我下達了邦議會諸公的命令，要我搬出這個島，并離開他們的轄境。我讀着這封信簡直以為是在做夢，沒有比這樣一個命令更不自然、更不合理、更出乎意料的了，因為，我原來對我的那些預感，一向隻看作是一種驚弓之鳥的不安情緒，而不看作是具有若幹根據的預見的。我曾采取種種步驟以得到管轄機關的默許，人們又讓我那麼安安靜靜地搬到島上來安家，還有好幾個伯爾尼邦的人以及法官自己都曾來訪問過我，而且法官對我又殷勤備至、優禮有加，再加上季節又那麼嚴酷，在這時候驅逐一個衰老有殘疾的人出境，未免太慘無人道了。這一切使我和許許多多的人都相信，在這道命令裡必然有些誤會，完全是那些居心不良的人特意趁這葡萄正在收獲、參議院正在休會的時期，給我突然來這一下打擊。
如果是依我一時氣憤去行事的話，我一定當時就走了。但是走到哪裡去呢？在這入冬之際，既無目标，又無準備，既無車夫，又無車輛，怎麼辦呢？除非把書籍、衣服、全部什物都一概扔掉，否則我就得有點時間，而命令裡又沒有說給不給時間的話。連綿的災難已經開始消磨我的勇氣了。我生平第一次感到我天生的那種豪邁之氣在窘迫的壓力下低下頭來，我心裡盡管憤憤不平，還是不能不卑躬屈節地請求一個期限。命令是由格拉芬列先生下達給我的，我就請求格拉芬列先生解釋一下。他的信顯示出他對這道命令是極不贊成的，他隻是以萬分歉仄的心情把它下達給我；我覺得，信裡充滿的那些痛心和欽仰的表示，仿佛都是在和藹地敦促我敞開心跟他談談：我就這樣做了。我甚至絕不懷疑，我這封信一定會使那班無義之人睜開眼睛，看到他們自己的野蠻，即使不收回這樣一個殘酷的成命，至少也會給我一個合理的期限的，也許還會給我一整個的冬天，好讓我去準備退路，選擇一個地點。
我一面等候回信，一面就開始考慮我的處境，盤算我該采取什麼決定。我到處都看到那麼多的困難，憂憤又太傷我的心，此刻我的健康情況又很壞，所以我竟不由自主地灰心到了極點，而我灰心的結果就使我的腦子裡剩下的一點智慧也喪失淨盡了，沒法子對這種可悲的處境作出一個盡可能好的安排。很明顯，不論我到什麼地方去避難，我都逃脫不了人們為驅逐我而采用的那兩種方式中的任何一種：一種方式是用暗中活動的辦法激起無知小民來反對我；另一種就是用公開強制的辦法驅逐我而不說出任何理由。因此我無法指望得到任何一個安全的退路，除非是到我的力量和當時的季節都似乎不能容許我跑得那麼遠的地方去找。這一切又把我拉回到我方才那些念頭上來了，所以我就大着膽子去希望，去建議，甯可讓人把我管制起來，禁锢終身，也不要叫我在大地上不斷流浪，一再把我逐出我所選定的那些避難的處所。我寫出第一封信的兩天之後，又寫了第二封信給格拉芬列先生，請他為我向當政諸公提出這個建議。伯爾尼邦對我這兩封信的答複，是以最明确、最嚴酷的措辭寫成的一道命令，限我在二十四小時内離開島嶼和該共和國的一切直接和間接的領土，永遠不得重來，否則定予嚴懲。
這個時刻是十分可怕的。我曾感到比這更苦的焦慮，卻沒有遇到過比這更大的困難。但是，最使我痛心的還是被迫放棄那個我盼望能在島上過冬的計劃。現在正是時候，應該補缺一下這件命定的憾事了。這件事使我的災難達到頂點，并且拖着一個不幸的民族跟我一同垮台——而這個民族的許多初生的美德本來已經預示它有一天會與斯巴達和羅馬争光的。
我以前在《社會契約論》裡曾提到科西嘉人，認為他們是一個新興的民族，是歐洲唯一不曾衰敝的民族，可以為之立法圖治；我還說明，人們應該對這樣一個民族抱有很大的希望，如果它能幸而找到一個資明的導師的話。我這部作品被幾個科西嘉人讀到了，他們對于我談到他們時的那種贊揚的态度，深有所感。他們當時正緻力于締造他們的共和國，這就使他們的領袖們想到來征求我對于這一重要工作的意見。有位布塔弗哥先生，是出身于該地的望族之一，當時在法國的王家意大利團隊任上尉，曾為這個問題寫信給我，并且給我提供了好幾種文件，都是我為了解該民族曆史和當地情形向他索取的。保利先生也給我寫過好幾次信。雖然我感到這樣一項工作超出我的能力之外，卻仍然相信，将來掌握了為此而需要的一切材料之後，我就不能拒絕貢獻出我的力量來共襄這個偉大的善舉。我對他們兩人的來信都是照這個意思去答複的，這種通信一直繼續到我離開聖·皮埃爾島的時候為止。
正在這時候，我聽說法國派兵到科西嘉島去了，和熱那亞人簽訂了一個條約。這個條約和這次派兵使我不安起來；當時我并沒有想到我會跟這一切有任何關系，可是我已經覺得，為一個民族的立法建制而工作是需要絕對安靜的，而在這個民族可能就要被征服的時候去緻力于這種工作，當然是既不可能而又可笑的了。我對布塔弗哥先生并沒有隐瞞我這種不安的想法，而他卻勸我放心，向我保證說，如果那個條約裡有損害他的民族的自由的規定，象他那樣一個好公民是絕對不會繼續在法國軍隊裡服務的。事實上，他要為科西嘉人立法圖治的那種熱忱，以及他與保利先生保持的那種密切關系，都不容許我對他本人有任何懷疑的餘地。當我聽說，他常到凡爾賽和楓丹白露去，又跟舒瓦瑟爾先生有些聯系，我就得不出其他的結論來，隻有相信他對法蘭西宮廷的真實意圖确有把握，而他隻讓我去心領神會，不願在信上公開說明。
這一切總算使我部分地放心了。然而，我一點也不明白法國這次為什麼派兵，想不出理由來證明法國兵派到那裡是為了保障科西嘉人的自由，因為單是科西嘉人自己的力量就足夠反抗熱那亞人并進行自衛了。所以我還是不能完全安下心來，也不能在掌握确實的證據、知道那一切并不是人家在戲弄我之前，就當真插手去搞那個拟議中的立法工作。我倒極想跟布塔弗哥先生見一次面，這是真正弄清我所需要的情況的辦法，他也使我感到會面是有希望的，所以我懷着非常焦躁的心情等待他。在他那方面，他是否真有前來和我相見的計劃，不得而知，但是，即使他有這樣的計劃，我那些災難一定也會阻止我利用他那個計劃的。
我越考慮這項拟議中的工作，越對手裡的材料作深入的研究，就越感覺到，為之立法的那個民族，他們所居住的土地，以及法制應該與之适應的種種關系。都有就近研究的必要。我一天比一天更懂得，要想從遠處獲得指導我的一切必要的知識，那是不可能的。我把這個意見寫信告訴布塔弗哥了，他也有同感。如果說我還沒有真正下決心到科西嘉島去，我卻也很動了一番腦筋在考慮這次旅行的辦法。我把這件事向達斯蒂埃先生談了，他是應該了解這個島上的情形的，因為他以前曾作為馬耶布瓦先生的部下在那兒做過事。他極力勸我休作此想，我承認，他把科西嘉人和他們的鄉土給我描寫得那麼可怕，使我原來想到他們中間去生活的念頭冷了一大截。
但是當在莫蒂埃受到的迫害使我想到離開瑞士的時候，這個念頭又複活了，因為我希望最後能在那些島國之民中間找到人家到處都不讓我享有的那種安甯。不過有一件事使我對這次旅行感到膽怯，就是我将不得不過一種緊張的生活，而我對這種生活始終是不能适應而又極端憎惡的。我生來就是為着獨自一人在閑暇中進行沉思默想，而不是為着在大庭廣衆中說話、行動和處理事務。大自然給了我第一種才能，就拒絕給我另一種才能。我感覺到，我将來一到科西嘉島，盡管我不直接參加公務，還是不能不投入人民的熱情活動之中，并常常跟領袖們開會、商讨問題。我此行的目的本身就要求我不是去尋求隐遁，而是到那個民族的懷抱中找我所需要的知識。很明顯，我将再也不能支配我自己了，我既不由自主地卷進了我生來就不能适應的那種事務的遊渦，就會在這漩渦中過一種與我的愛好完全相反的生活，而且我在漩渦中的表現将隻能于我自己不利。我預料到，我的着作可能曾使科西嘉人覺得我有些能力，我一到那裡就會使他們感到見面不如耳聞，因而我在科西嘉人心目中的聲望就會降低，同時他們對我原有的信任就會喪失，這于我固然是損失，于他們也同樣是損失，因為沒有他們的信任，我就不可能把他們期待于我的工作做出成績來。我确信，我這樣越出了自己的能力範圍，既于他們無益，也使我自己不幸。
好幾年來，我被各式各樣的狂風暴雨震撼着、沖擊着，橫遭迫害，到處奔波，弄得我疲憊不堪，我痛切地感到休息的必要，可是我那些野蠻的仇敵卻偏以使我不得休息為樂事；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渴望我一向就極端羨慕的那種可愛的清閑、那種身心的恬靜，自從我從愛情與友誼的幻象中醒悟過來之後，我的心就一直把這種清閑恬靜看作唯一的無上幸福。我懷着恐慌的心情瞻望我行将承擔的那些任務和行将陷入的那種紛繁生活；目标的偉大、美妙和意義固然激發我的勇氣，可是一想到我冒險犯難而不能獲得成果，我的勇氣就完全消失了。若論所耗的精力，我獨自默想沉思二十年，也抵不上我在人事的糾纏中緊張生活六個月，而且還一準是勞而無功。
我想起了一個在我看來是可以把一切都照顧到的權宜之計。我既然每逃到一個地方都被我那些暗中的迫害者的詭計陰謀釘住不放，既然現在我隻看到一個科西嘉島還能使我指望在老年得到他們在任何地方都不願讓我享有的那種安甯，那麼，我就決計依照布塔弗哥的指示，當我一有可能的時候，就到那個島上去。但是，為着能在那裡生活得安靜，我又決計至少要在表面上放棄那立法的工作，而隻限于就地寫科西嘉人的曆史，作為對他們殷勤待客的一種報答。不過，如果我看出有成功的可能的話，我也不聲不響地作些必要的調查，以便我對他們能有更大的用處。這樣，我既不承擔任何責任，又可以暗暗地、更自由自在地想出一個适合他們的方案，而且這不需要我放棄我那心愛的孤獨生活，也不需要我勉強接受一種我既不能忍受、又無能力應付的生活方式。
但是這次旅行，依我當時的處境，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用達斯蒂埃先生跟我所談的科西嘉島的那種情形，除了自己帶去的東西之外，在那裡連最簡單的生活用品都會找不到的，内衣、外衣、鍋盆瓢碗、紙張、書籍，什麼都得随身攜帶。我要帶我的女總督遷居到那裡去，就得超過阿爾卑斯山，并且把整個一大套行李都拖在後面走上二百裡約的長程，還得穿過好幾個統治者的國境。并且，看全歐洲當時已經形成的那種風氣，我當然還要預料到在我的災難之後我到處都會碰到的障礙，會看到每個人都要幸災樂禍地予我以新的打擊，在我身上違犯一切國際法與人道的準則。象這樣一次旅行的巨額耗費和種種疲勞、危險，也使我不得不預先就料到并且仔細衡量一下各種困難。以我這樣的年齡，最後落得孤身一人，束手無策，舉目無親，托命于這個象達斯蒂埃先生所給我描繪的那樣野蠻而剽悍的民族，這種前景，當然要使我在執行我的決定之前深思一番。我熱烈盼望我和布塔弗哥的會晤，我等待晤談的結果，以便把我的計劃最後确定下來。
正當我這樣猶疑不定的時候，來了莫蒂埃的迫害，逼着我去逃難。我那時并沒有為長途旅行作好準備，特别是到科西嘉島去旅行。我是在等候布塔弗哥的消息時逃到了聖·皮埃爾島，到入冬的時候，我又如上文所說，被驅逐出島了。這時，阿爾卑斯山上蓋滿了雪，這種遷徙計劃根本就不能實現。特别是限期又那麼急促。說真的，象這樣一道命令，其本身的荒唐就使它不可能執行：因為，要從這四面環水的孤僻之區的中心搬出去，從命令下達時起，隻有二十四小時來準備，又要找船，又要找車來離開島嶼和整個國境，即使我長了翅膀，也是難以應命。我把這種情形寫信告訴了尼多的法官先生，作為對他的來信的答複，接着我就趕緊離開了這個無義之邦。以上是說明我怎樣迫不得已放棄了我那心愛的計劃，怎樣在灰心喪氣的時候不能求得人家對我就地實行管制，就接受了元帥勳爵的邀請，決計到柏林去走一遭，讓戴萊絲守着我的衣物、書籍在聖·皮埃爾島上過冬，同時把我的文稿都交到貝魯手裡。我處理得那麼快，第二天早晨就從島上動身了，到比埃納還沒有過午。由于一個意外的插曲，我幾乎在比埃納就結束了我的旅行，這個插曲也是不應該略而不談的。
我奉命離并避難所的消息一傳出去，鄰近地區來拜訪我的人便絡繹而至，特别是伯爾尼邦人，他們以最可恨的虛情假意來恭維我、敷衍我，并向我保證，人家是利用放假的時期和參議院休會的時候草拟和下達了這道命令的，據他們說，二百人議會的成員對這個命令都感到憤慨。在這一大堆安慰者裡面，有幾個是從比埃納市——比埃納市是個小自由邦，圈在伯爾尼邦裡——來的，其中有個青年人，名字叫韋爾得勒邁，他的家庭是第一流望族，在這個小城市裡享有最大的威信。韋爾得勒邁代表該邦公民，懇切勸我到他們那裡去選擇避難處所，說他們熱切盼望能在那裡接待我，将以讓我住在那裡忘掉過去的種種迫害之苦為一種光榮和義務，又說我在他們那裡不必害怕伯爾尼邦人的任何勢力，說比埃納是個自由市，不接受任何人的法令，全體公民都一緻抱定決心，不聽從任何于我不利的請求。
韋爾得勒邁看他一個人不能打動我，便找了好幾個人來幫腔；這些人，有的是比埃納市和鄰近地區的，也有的就是伯爾尼邦的，其中就有我已經提到過的那個基什貝爾格，他從我退居瑞士以來就一直要跟我攀交，而同時他的才能和思想也使我感到他這人很有意思。但是，比較更出乎我意料之外。同時也比較更有分量的，是法國大使館秘書巴爾泰斯先生的敦勸，他跟韋爾得勒邁一起來看我，極力慫恿我接受韋爾得勒邁的邀請，他對我顯示的那種熱烈而好心的關切，真令我吃驚。我本來一點也不認識巴爾泰斯先生，然而，我看他說的話倒很熱情懇切，覺得他是真心實意要說服我在比埃納市住下來。他在我面前把這個城市和居民誇得冠冕堂皇，他表示他和他們相處得太親密了，以至他好幾次竟在我面前把他們稱為他的恩主、他的父老。
巴爾泰斯的這番交涉可把我原來的一切推測弄糊塗了。我一直懷疑舒瓦瑟爾先生是我在瑞士所遭到的那一切迫害的暗中主使人。駐日内瓦的法國代辦的行徑，駐索勒爾的法國大使的行徑，隻能肯定地證實我這種懷疑；我看得出。我在伯爾尼邦、日内瓦、讷沙泰爾所遭受到的一切，都是由法國在暗中施加影響，同時我不信我在法國除舒瓦瑟爾公爵一人外，還有什麼有勢力的仇人。那麼，我對巴爾泰斯的拜訪以及他對我的命運顯出的那種好心的關切，又能作何感想呢？我曆次的災難都還沒有磨滅我的心靈所自然具有的那種對人的信任，經驗也還沒有使我學會能在愛撫下随時看出陷阱。我懷着驚詫的心情尋思巴爾泰斯這種盛意的理由，我倒不那麼傻，認為他辦這個交涉是出于主動，我在他那番交涉中看出他有意張揚，乃至矯揉造作，這正說明他别有用心，我确實從來沒有在這種小幕僚身上發現過我當年在類似的崗位上常使我的心靈沸騰起來的那種見義勇為的精神。
我以前在盧森堡先生家裡就多少有點認識波特維爾騎士，他也曾對我表示過若幹美意。從他任大使以來，他還表示他依然記得我，甚至還邀我到索勒爾去看他。這個邀請，我雖然沒有接受，卻令我頗為感動，因為我不習慣于接受身居高位的人這樣客氣的對待。所以我猜想，波特維爾先生在有關日内瓦事件的問題上是不得不按照上級的指示行事的，然而他心裡卻同情我的不幸，所以他以特殊的照顧，為我布置下比埃納市這個避難處所，好讓我能安安靜靜地生活在他的庇萌之下。我很感謝這種照拂，但是并無意加以利用，我已經最後決定到柏林去旅行，所以我隻熱烈地盼裡着與元帥勳爵會晤時 刻的到來，深信從此以後，我隻有在他身邊才能找到真正的安甯和持久的幸福。
我從島上動身的時候，基什貝爾格一直把我送到比埃納。我在那裡看到韋爾得勒邁和其他幾個比埃納人在迎接我下船。我們大家一起在小客棧裡吃了午飯；我到達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叫人去找輛轎車，想第二天一早就走。吃飯的時候，那些先生們又重申前請，要留我在他們那裡住下，而且要求得那麼熱烈，又保證得那麼動人，以至，盡管我已最後決定，我這顆向來就不會抗拒愛撫的心，到底還是讓他們的愛撫給感動了。他們一看我已經動搖，便越發加倍努力，我終于被他們戰勝了，同意在比埃納留下，至少留到開春。
韋爾得勒邁立刻忙着給我找房子，把一個醜陋的小房間在我面前吹得象個意外的新發現似的；這個小房間是在四層樓的後樓，對着一個院子，院子裡供我賞目的是一個麂皮商人的一汪臭水。我的房東是個矮子，一臉賤相，相當狡猾，第二天我就聽說，他是個蕩子，又是個賭徒，在地方上名聲很不好；他既無妻室，又無兒女，更無仆役。我凄凄涼涼地将自己關在那個孤寂的房間裡，可以說是身在世界上風景最佳的地域，而住的卻是不到幾天就能悶死人的小屋。使我感觸最深的是，盡管人家對我說當地居民怎樣熱心，要留我作客，我打街上過的時候，卻在他們的态度中看不到一點對我客氣的表示，在他們的眼光裡也看不到一點親切的神情。然而，我已經完全決定要在那裡待下去了，就在這個時候，我聽說、也看到而且還感覺到該市正醞釀着一場針對我的可怕的騷亂。有好幾個獻殷勤的人賣乖讨好地來通知我說，明天就要以盡可能最嚴酷的方式給我下達一道命令，限我立刻離開國境，也就是說離開市境。我沒有任何人可以信賴了，所有挽留我的人都已散去，韋爾得勒邁不見了，我也聽不到人家說巴爾泰斯了。而且他在我面前給自己拉上的那許多恩主和父老，似乎并沒有因他的囑托而對我怎樣關照。有個叫什麼伏·特拉維爾的先生，他是伯爾尼邦人，在本市附近有座漂亮的房子，他倒請我到那房子裡去避難，據他對我說，希望我在那裡可以免于被人用亂石打死。這個優點似乎沒有足夠的誘惑力，使我在這個好客之邦繼續遺留下去。
然而，這一耽擱，就是三天過去了，伯爾尼邦人為了使我離開他們的領土而給我的那二十四小時的限期，已經超過很多了。我領教了他們的狠心，當然免不了感到若幹焦慮，不知道他們會怎樣讓我穿越他們的國境。這時，尼多的法官先生來了，正好為我解決了困難。他對當政諸公那種粗暴的做法公然不贊成，所以，他以慷慨好義的精神覺得應該向我作一個公開的表白，證明他在這件事裡絕對不曾插手，并且不惜走出他的司法區，跑到比埃納來拜訪我一次。他是在我動身的前一天來的，不但不是微服出訪，而且還要故意張揚一下：坐着自己的專車，帶着他的秘書，in fiocchi（穿着盛裝豔服）而來，并且送給我一份以他自己的名義簽發的護照，好讓我自由自在地穿越伯爾尼邦的邊境，不怕有人刁難。他的拜訪比那份護照還更使我感動，即使這個拜訪的對象是别人而不是我，我也還會為之感佩不止的。為着支持一個橫受欺淩的弱者而及時做出的勇敢行為，我真不知道除此以外還有别的任何事物能在我的心頭産生更強烈的印象。
最後，在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輛轎車之後，我第二天早晨就離開了這個殺人的鄉土，沒等要派來擡舉我的那個代表團的到來，甚至也沒能等到跟戴萊絲見面——本來我以為要在比埃納住下的，所以通知她來跟我相會，這時卻沒有時間給她寫幾個字把我這次新的災難告訴她，叫她不要前來了。如果我還有力量再寫第三部的話，人們将在那裡看到，我原先是怎樣想去柏林，而實際上卻到了英國，一心擺布我的那兩位夫人又怎樣在使盡詭計陰謀把我趕出瑞士（我在瑞士還不算是在她們掌握之中的）之後，終于達到了目的，把我送到了她們的朋友的手心裡了。
在我把這部作品讀給埃格蒙伯爵先生和夫人、皮尼亞泰利親王先生、梅姆侯爵夫人和朱伊涅侯爵先生聽的時候，我加了下面這一段話：
“我說的都是真話；如果有人知道有些事情和我剛才所叙述的相反，哪怕那些事情經過了一千次證明，他所知道的也隻是謊言和欺騙。如果他不肯在我在世的時候和我一起深究并查明這些事實，他就是不愛正義，不愛真理。我呢，我高聲地、無畏地聲明：将來任何人，即使沒有讀過我的作品，但能用他自己的眼睛考查一下我的天性、性格、操守、志趣、愛好、習慣以後，如果還相信我是個壞人，那麼他自己就是一個理應掐死的壞人。”
我的朗讀就這樣結束了，大家都默默無言。隻有埃格蒙夫人一人，我覺得似乎受到了感動：她明顯地顫抖，但很快又鎮定下來，和在場的其他人一樣保持沉默。我從這次朗讀和我的聲明中所得到的結果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