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一七六0年年底，久已付印的《朱麗》尚未出版，就已經開始轟傳了。盧森堡夫人在宮廷裡談過它，烏德托夫人在巴黎談過它。後者甚至還得到我的允許，讓聖朗拜爾把手抄本給波蘭國王讀了，國王欣賞之至。我也叫杜克洛讀過，他在法蘭西學士院裡談起它。全巴黎都急于要看這部小說：聖雅克路各書商和王宮廣場的書商都被打聽消息的人包圍起來了。最後，它終于出版了。而它取得的成功，與常例相反，沒有辜負人們期待它的那種急切心情。太子妃是最早讀到的人之一，她對盧森堡先生談起它，說是一部絕妙的作品。在文學界，觀感頗不一緻。但在社會上卻隻有一個意見；特别是婦女界，她們對作品也好，對作者也好，都醉心到這樣的程度，如果我真下手的話，即使在最上層的婦女當中，也很少是我所不能征服的。關于這一點，我有許多證據，不過我不願意寫出來，而這些證據，不必經過實驗，就能證實我的這個論斷。說也奇怪，這部書在法國比在歐洲其他國家都更成功，雖然法國人不論男女，在這部書裡都沒有得到很好的對待。和我的預料完全相反，它在瑞士取得的成功最小，而在巴黎取得的成功最大。是不是友誼、愛情、道德在巴黎就比在别的地方地位更高呢？毫無疑問，不是；但是在巴黎還有那種精細的感覺，它使人的心神往友誼、愛情、道德的形象，使我們珍惜我們自己已經沒有、卻在别人身上發現的那種純潔、纏綿、敦厚的感情。今天，到處一片腐化，風化和道德在歐洲都已蕩然無存了。但是，如果說對風化和道德還有若幹愛慕之情存在的話，那就必須到巴黎才能找到。
要想透過那麼多的成見和假裝出來的激情，在人心中辨别出真正的自然情感，就必須善于分析人心。要想，如果我敢這樣說，要想感覺到這部作品裡充滿着的那種種細膩的感情，就必須有精審入微的分寸感，而這種分寸感隻能從高級社會的教養中得來。我不怕拿這部書的第四部分跟《克萊芙公主》相比，并且我肯定，如果這兩部作品的讀者都是外省人的話，他們永遠不會感覺到它們的全部價值。因此，如果我這部書是在宮廷裡獲得了最大的成功，那也是不足為奇的。書中滿是生動而含蓄的傳神之筆，隻有在宮廷裡才能得到欣賞，因為宮廷裡的人較有訓練，易于體會弦外之音。不過這裡還要區别一下，有一種機靈人的精細隻表現在體察惡事上面，到隻有善事可看的地方便什麼也體察不到了，對于這種人，讀這部書肯定是不相宜的。比方吧，如果《朱麗》是在我心中的某個國家發表的話，我斷定沒有一個人能把它讀完，它一出世就會夭折的。
人們關于這部作品給我寫的許多信，大部分我都收集起來了，輯成一劄，現存那達雅克夫人手中。萬一這個函件集發表出來的話，人們會看到裡邊有好些希奇古怪的言論，可以看到意見是如何分歧，說明跟社會大衆打交道究竟是怎樣一回事。有一點是人們在這部書裡所最忽視、而同時又将永遠使這部書成為獨一無二的作品的，就是題材的單純和趣味的連貫。整個趣味集中在三個人物身上，貫穿了六卷，沒有穿插，沒有傳奇式的遭遇，而無論在人物方面還是情節方面，沒有任何邪惡之處。狄德羅曾大棒理查生，說他的場面千變萬化，人物層出不窮。誠然，理查生有他的長處，他把所有的場面和人物的特點都很好地描繪出來了，但是，在場面和人物的數量方面，他與最乏味的小說家同出一轍，他們總是拿大量的人物和奇遇來彌補他們思想的枯窘。不斷地表現聞所未聞的事件和走馬燈似的一掠而過的新面孔，用這種辦法來刺激讀者的注意是容易的，但是要把這個注意力經常維持在同一個對象上，又不借助神奇的遭遇，那就顯然比較困難了；如果在其他一切都相等的條件下，題材的單純更能增加作品的美的話，那麼理查生的小說雖然在許多方面都高人一等。在這一方面卻不能和我這部小說并駕齊驅。然而我知道我這部小說現在死寂了，我也知道它死寂的原因何在，但是它将來是一定要複活的。
我的全部顧慮就是由于追求單純而使故事的發展變得沉悶，我怕自己沒有能力把趣味一直維持到底。有一個事實把我這種顧慮打消了，而單是這一事實，就比這部作品所給我招來的一切誇獎都更使我高興。
這部書是在狂歡節開始時出版的。一天，歌劇院正要舉行大舞會，一個書販把這部書送到達爾蒙王妃手裡。晚飯後，她叫人給她上裝，好去跳舞，然後一面等候，一面就拿這部新小說讀将起來。半夜，她命令套車，接着又繼續讀。有人來報告說車套好了，她沒有答話。她的仆從看她讀得忘形了，便來報告她說，已經兩點了。她說：“還不急，”仍然讀個不停。過了一陣子，因為她的表停了，便揿鈴問幾點鐘，人家對她說四點鐘了。“既然如此，”她說，“赴舞會太遲了，把車上的馬卸下吧。”她叫人給她卸裝，然後一直讀到天亮。
自從人家把這件事告訴了我之後，我老想見見達爾蒙夫人，不但要從她口裡知道這件事是否完全真實，也因為我老是這樣想：一個人對《愛洛伊絲》發生這樣強烈的興趣，準是有那種第六感，那種道德感，而世界上具有這種第六感的心靈太少了，沒有這第六感，誰也不能了解我的心靈。
使婦女們對我發生如此好感的一點，就是她們都深信我是寫了自己的曆史，我自己就是這部小說的主人公。這種信念大根深蒂固了，以至波立尼亞克夫人竟寫信給韋爾德蘭夫人，托她求我讓她看看朱麗的肖像。大家都深信，一個人不可能把他沒有體驗過的情感寫得那麼生動，也隻有根據自己的心靈才能把愛情的狂熱這樣地描繪出來。在這一點上，人們想得是對的，的确，我這部小說是在最熾熱的心醉神迷中寫出來的；但是人們以為必須有實在的對象才能産生出這種心醉神迷的境界，那就想錯了；人們絕對意識不到我的心能為想象中的人物燃燒到什麼程度。要不是有若幹青年時代的遙遠回憶和烏德托夫人的話，我所感到的和描寫的那些愛情隻能是以神話中的女精靈為對象了。我既不願肯定、也不願駁斥一個于我有利的錯誤。人們從我單印出來的那篇對話形式的序言中就可以看到，我是怎樣在這一問題上讓社會自己去捉摸的。要求嚴格的德育家們說我應該把真象爽爽快快地說出來。而我呢，我就看不出有什麼理由非這樣做不可，并且我相信，如果沒有必要而作此聲明，那就不是坦率而是愚蠢了。
《永久和平》差不多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出版的。頭一年我把稿子交給一位叫巴斯提德的先生了，他是《世界報》的主編，而且不管我願不願意，他一定要把我的全部手稿都塞到那家報紙去。他是杜克洛先生的熟人，就以杜克洛先生的名義來逼我幫他充實《世界報》。他聽人說起《朱麗》，就要我把它拿到他的報上發表，他又要我把《愛彌兒》也在他的報上發表，如果他對《社會契約論》聽到一點風聲的話，也會要我送給他的報紙發表的。最後，我被他麻煩夠了，便決定把我那部《永久和平》的提要以十二個金路易的代價讓了給他。我們原來約定隻在他的報上發表，但是手稿一歸他所有，他就覺得出單行本合适一一單行本有若幹删節，都是審查官要求的。如果我把我對這書的評論也附上，那又該審查得怎樣了呢？十分僥幸，我沒有對巴斯提德先生談起我那篇評論，它不在我們的合同範圍之内。這篇評論現在還是手稿，同我的其他文稿在一起。萬一有一天它被發表出來，人們将會看到，伏爾泰關于這一問題所開的那許多玩笑和所持的那種傲慢口吻，怎能不叫我啞然失笑！這個可憐人在他插嘴亂談的那些政治問題上究竟見識如何，我可看得太清楚了。
正當我在社會上取得成功，在女人方面赢得寵幸的時候，我感到我在盧森堡公館裡走下坡路了，倒不是在元帥先生面前，因為他對我的盛情和友誼還仿佛在與日俱增，而是在元帥夫人面前。自從我不再有什麼東西可以讀給她聽，她住的那套房間就不那麼對我敞開了；她來到蒙莫朗西小住的時候，我雖然還相當經常地前去拜谒，但除在餐席以外就幾乎見不到她了。甚至我的坐位也不再标明在她的身邊了。既然她不再把這個坐位給我，既然她很少跟我說話，既然我跟她也沒有多少話可說，我就甯願坐另外一個位子，這樣還比較舒服些，特别是在晚上，因此我不知不覺地就漸漸養成了坐到離元帥先生較近的地方的習慣了。
提到晚上，我記得已經說過我不在府第裡用晚餐，這在我們開始認識的時候确是事實；但是，因為盧森堡先生不吃午飯，甚至在席上連坐也不坐一下，結果我在他家已經好幾個月，已經很熟了，還沒有跟他在一起吃過飯。承他好意，特别把這一點提出來，這就使我決定當客人不多的時候，偶爾也在那裡吃頓晚飯。我覺得這樣也很好，因為他們吃午飯幾乎就在露天，并且如俗話所說，屁股不沾凳子，而晚餐卻因為作了漫長的散步回來，人們樂于利用吃飯時間來休息一下，所以吃得時間很長；又因為盧森堡先生很貪口福，所以很精美；還因為盧森堡夫人殷勤招待，所以很惬意。要不是這樣解釋一下，人們就很難理解盧森堡先生有一封信的結尾幾句話（丙禮，第三六号），他說他回想起我們的散步，總是感到滋味無窮，特别是，他又補充說，晚上回到院裡，我們看不到高車驷馬的轍迹——這是因為，每天早晨有人用耙把院子裡的沙耙平，掃除車轍；所以，根據沙上痕迹的多少，可以判斷下午來的客人多不多。
自從我榮幸地見到這位忠厚的貴人以來，他曾遭到接二連三的喪事。一七六一年，他的不幸達到了極點：就仿佛命運給我準備的災禍一定要從我所最依戀的、同時也最值得我依戀的人開始似的。第一年他失去了妹妹維爾羅瓦夫人；第二年失去了女兒羅拜克夫人；第三年失去了他的獨生子蒙莫朗西公爵和他的孫子盧森堡伯爵，因而也就失去了他的宗支和姓氏的最後僅存的後嗣了。他以一種表面上的剛毅忍受着所有這些喪亡，但是他的心一直在暗中流血，終生不已，而他的身體也就一天天垮了下來。他的兒子的意外慘死特别使他傷心，因為國王那時剛剛恩準他的兒子，并且預許他的孫子世襲他的近衛軍司令之職。而他這個最有希望的孫子，他又痛心地看到他慢慢地衰萎而亡了。這全怪做母親的盲目信任那把藥給他當飯吃的醫生，結果就叫這可憐的孩子因營養不良而夭折。唉！如果人家聽了我的話，祖孫二人到現在還都健在呢。母親迷信醫生，對兒子的飲食禁忌太多，關于這種過分嚴酷的飲食制度，我有什麼話沒有當面或寫信對元帥先生說盡啊，又有什麼意見沒有向蒙莫朗西夫人提過啊！盧森堡夫人的想法倒跟我一樣，但又不願侵犯母親的權威；盧森堡先生為人溫和而軟弱，絕不喜歡拂逆别人的意志。蒙莫朗西夫人把波爾德奉為神明，結果就把兒子的命送掉了。這個可憐的孩子，當他獲得允許，眼布弗萊夫人到路易山向戴萊絲要點心吃，放些食物到他那長久挨餓的小胃裡的時候，他是多麼高興呀！當我看到這樣大的财富、這樣高的門第、這樣多的頭銜和官爵的唯一繼承人竟和乞丐一樣貪婪地吞噬着一小塊面包，我心裡是多麼嗟歎富貴尊榮的虛幻啊！然而，我說也是白說，做也是白做，醫生勝利了，孩子餓死了。
同樣是對江湖醫生的信任，先葬送了孫子，又為祖父挖掘墳墓；這裡除對醫生的迷信外還加上一種諱言衰老殘疾的畏怯心情。盧森堡先生本來隔一段時間就感到大腳趾有點痛，他在蒙莫朗西犯過一次，害得他失眠并且有點發燒。我大膽說了痛風這個詞，盧森堡夫人還罵了我一頓。元帥先生的侍從外科醫生硬說不是痛風，并且用止痛膏把患處包紮起來。不幸得很，痛真是止住了，再痛的時候，當然還是用那個曾經止過病的老辦法；體質虧了，病痛厲害了，藥劑也就随着加強了。盧森堡夫人最後明白了，确實是痛風，便反對這種妄想奏效的醫療。人家卻瞞住她照醫下去，幾年之後，盧森堡先生由于自己的過失，由于他固執地要把自己醫好而死了。但是不要把許多不幸的事提前說得太早吧：在這個不幸之前我還有多少其他不幸的事要說啊！
說也奇怪，凡是我所能說能做的一切，都仿佛注定要讨盧森堡夫人的不快，即使是在我最小心翼翼地要保持她的好感的時候。盧森堡先生接二連三感到的那些傷痛隻能使我更加依戀他，因而也就更加依戀盧森堡夫人：因為我始終覺得他們夫婦倆是那麼真誠地結合在一起，以至你對一個人的感情必然會擴及到另一個人的身上。元帥先生漸漸老了。他經常守在宮廷，因而就要時刻操心，還要不斷地從獵，特别是他那司令部裡公務的勞累，這一切都需要有個青年人的精力才成，而我已經看不出他有什麼必要繼續費那麼多精力去維持他的職位。他的官職将來都要分散出去，他的家支在他死後也就要絕嗣，他的那種辛勤生活，主要的目的原是想在君主面前保持恩寵，蔭及子孫的，現在還有什麼繼續的必要呢？有一天，隻有我們三個人在一起，他訴說着宮廷生活的勞累，俨然是一副親屬凋零的人灰心喪氣的樣子，我就大膽跟他談到退休問題，向他提出當年西尼阿斯給皮洛斯的那個忠告。他歎了一口氣，未置可否。但是盧森堡夫人一到跟我單獨見面的時候，就氣勢洶洶地駁斥了我這個忠告，看來我這個忠告曾使她大起恐慌。她又補充了一個我感到非常正确的理由，使我永遠不重彈這個調子了；她說，宮廷生活的長期習慣已經變成一種真正的需要，甚至在這個時候，對盧森堡先生說來還是一種排遣愁緒的辦法，我勸他退休，這對他不是休息，而是一種放逐，在這種放逐生活中，閑散無聊、憂愁煩悶，很快就會使他精力衰竭的。雖然她應該看出她已經使我心服口服，雖然她應該信得過我，我既然答應了不再提退休的事，就一定能說到做到，但是我覺得她始終還是不很放心；我記得就是從那時起，我跟元帥先生個别談話的時候少了，并且差不多總是有人來打斷話頭。
一方面，我的笨拙和我的黴運就這樣配合起來在她面前損害我，另一方面，她所常見到的而又是她所最喜愛的人們在這方面也對我沒有什麼幫助。特别是布弗萊神父先生，這個豐采出衆的青年人，我從來就看不出他對我懷有多大好感；不但他在元帥夫人的社交圈子裡是唯一不對我表示絲毫關切的人，并且我似乎覺察到，他每到蒙莫朗西來一次，我就在元帥夫人面前受到一點損失。說真的，即使他不願意損害我，隻要他在場也就夠了，因為他那乖巧言行的風韻和趣味使我那嚴重的spropositi（愚蠢言行）顯得格外觸目。頭兩年他差不多就沒有到蒙莫朗西來過；我蒙元帥夫人厚待，還勉強維持得象個樣兒，但是他來得次數多一點，我就無可挽回地被壓倒了。我倒很想鑽到他的卵翼之下，力求使他對我友好，但是，蠢脾氣使我需要博得他的歡心時反而妨礙了我，使我不能達到這個目的；我為讨他的歡心而笨拙地做出來的事，使我在元帥夫人面前徹底失寵了，而在他跟前卻對我毫無益處。以他那樣的穎慧，原該做什麼都可以成功的；但是他既不能專心鑽研，又喜歡遊樂，這就隻能使他在各方面都僅僅一知半解。可是，好處也就在他的一知半解很多，要在上流社會裡出頭露面，所需要的也隻是如此而已。他的小詩做得很好，信也寫得很好，西斯特爾琴也能胡亂彈幾下，彩鉛畫也能塗幾筆。他想起要給盧森堡夫人畫像：這幅像可畫得真吓壞人。她認為這幅像一點也不象她，這倒是事實。這個陰險的神父卻偏要問我；我這個傻瓜，這個撒謊者，卻說畫得挺象。我原是想讨神父的好，可就讨不到元帥夫人的好了，她在她的記過簿子上又給我記上了這一筆；而神父呢，耍了我這一手之後，就嘲笑我。我也是年老才學賣乖，經過這件事以後，可就學到别再不顧自己有無此本領而妄想亂捧亂拍了。
我的才能就是對人們說些有益而逆耳的真理，并且說得相當有分量，相當有勇氣；我原該以此為滿足的。我生來就不會阿谀逢迎，就連贊美别人也不會，我想贊美别人時的那種笨拙勁兒比起我批評别人時的那種尖刻勁兒還更叫我吃虧。我可以在這裡舉出一個可怕的例子來，它的後果不但影響了我後半生的命運，也許還要決定我身後的名聲。
在盧森堡夫婦來蒙莫朗西小住時期，舒瓦瑟爾先生有時也到府第裡來用晚餐。有一天他來到府第，正趕上我從府第出去。他們就談起我來了。盧森堡先生對他說了我在威尼斯跟蒙太居先生共事的那段經曆。舒瓦瑟爾先生說我丢開這個職業很可借，如果我還願意回去的話，他非常願意為我安排。盧森堡先生把這番話對我說了，我對此特别感動，因為我還沒有接受大臣寵愛的習慣；盡管我已經屢下決心，但是如果我的健康狀況能容許我考慮這件事的話，我自己也不敢擔保真能避免再幹那種傻事。當沒有任何别的激情占據我的心靈的時候，雄心壯志在我心中也隻能轉瞬即逝，但就是這一瞬間也足以叫我去重溫舊夢了。舒瓦瑟爾先生的這番美意既然使我對他有了感情，也就加強了我對他的敬仰，因為他當大臣以來的若幹措施早已使我對他的才具起了敬仰之心，特别是那個《家族協定》，我覺得這正表明他是一個第一流的政治家。他在我的思想裡還占着另一個便宜，就是我一向瞧不起他的前任各大臣，就連蓬巴杜爾夫人也不例外，因為我一向是把她當作首相看待的。當謠傳說她或他兩人之中一定要有一個排擠掉另一個的時候，我認為禱祝舒瓦瑟爾先生的勝利就是禱祝法國的光榮。我從來都是對蓬巴杜爾夫人存有反感的，甚至遠在她發迹之前，當我在波普利尼埃爾夫人家裡見到她、而她還叫埃蒂奧爾夫人的時候就是如此。從那時起，我就不滿意她在狄德羅問題上的沉默，以及她在與我有關的《拉米爾的慶祝會》、《風流詩神》和《鄉村蔔師》等問題上的态度。歌劇《鄉村蔔師》，不論是哪一種收入，都沒有給我帶來與它的成功相應的利益；而且，在任何場合，我總發現她很不願為我幫忙，而羅倫齊騎士還是向我建議，勸我寫點東西頌揚這位貴婦人，暗示這樣于我有利。這個建議使我憤慨極了，特别是因為我看得很清楚，他這個建議并非出于主動；我知道他這個人本身等于零，隻是在别人的推動之下才能想點什麼，做點什麼。我太不懂得克制自己了，所以我對這個建議的鄙視沒有能瞞得過他。我對那位寵妃缺乏好感，也瞞不過任何人；我心裡十分明白，她是知道我對她沒有好感的，而這一切也就把我的切身利害跟我的自然氣質在我為舒瓦瑟爾先生的祝願中結合起來了。我既對他的才具（我所知道的隻是他的才具）早有敬佩之心，又對他的美意滿懷感激之情，此外，我在我的隐居生活中又完全不知道他的愛好如何、生活方式如何，所以我預先就把他看成了社會大衆和我自己的報仇人了。當時我正在對《社會契約論》作最後的修改，就在這部書裡把我對前幾任大臣的想法和對超轶前人的現任大臣的想法隻用一句話表示了出來。這一次我可就違反了我所最信守不違的箴言了；而且，我當時就沒想到，當你要在同一篇文章裡強烈地稱頌或譴責，而又不指出人名的時候，你就必須使你的稱頌之詞切合你所稱頌的對象，使最多疑善忌的人也不能從中看出任何模棱兩可之處。在這一點上，我當時太糊塗了，認為絕對沒有問題，連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人誤解。過一會兒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究竟是對還是不對了。
我的黴運之一是總跟一些女作家打交道。我以為至少在大人物之中，我總可以避免這個黴運了。其實不然：黴運仍然釘住我。盧森堡夫人，據我所知，是從來沒有這種毛病的。但是布弗萊伯爵夫人卻有這種毛病，她寫了一個散文悲劇，先在孔蒂親王先生的社交圈子裡朗讀、傳誦和吹噓過，有這麼多的贊賞她還不滿足，還要問問我的意見，想得到我的贊賞。我的贊賞她是得到了，可是溫和得很，恰如作品所應該獲得的那樣。此外，我還覺得不能不向她提出一個意見，就是她那個叫做《豪邁的奴隸》的劇本跟一個英國劇本很相似，這個劇本不很知名，可是譯出來了，題為《奧羅諾哥》。布弗萊夫人謝謝我的意見，一面卻又向我保證說，她的劇本和另外那一個毫無相似之處。這個剽竊，我除對她一人說過以外，從來沒有對任何别人談過，而我之所以告訴她，也隻是盡了她強使我盡的責任罷了；從那時起我就時常想到吉爾·布拉斯在講道的大主教面前盡責的那種後果。
不單是布弗萊神父——他根本就不喜歡我，不單是布弗萊夫人——我在她面前犯了女人和作家都永遠不能原諒的錯誤，我總覺得元帥夫人的所有其他朋友也都不很願意跟我交朋友。其中就有埃諾議長，他加入作家隊伍後就免不了有作家的毛病，也有迪德芳夫人和萊斯彼納斯小姐，他們倆都跟伏爾泰相交甚厚，又是達朗貝的密友，後者甚至到最後就跟達朗貝同居了——當然羅，他們住在一起都是極規矩的，極冠冕堂皇的，根本不可能作别樣的解釋。最初我曾十分關切迪德芳夫人，因為她雙目失明，在我的眼光裡就成了同情的對象。但是她的生活方式跟我的太相反了，差不多一個人的起床時間就是另一個人的就寝時間。她對小有才氣的人又那麼無限度地熱愛，随便出版一本破爛貨，也當作了不起的大事或捧或罵。她說話就是聖旨，說得又那麼專斷，那麼粗暴；不論對什麼事，贊成也好，反對也好，都那麼執着，談起來總是青筋暴漲，渾身抽搐。她那不可思議的成見，那不可克制的固執，那感情用事的論斷的頑固性所産生的毫無道理的熱忱——所有這一切不久就使我生厭了，不想再照顧她了。我疏遠了她，她也覺察到了這一點：這就夠叫她怒不可遏。雖然我清楚地感覺到，一個有這樣性格的女人是多麼可怕，但是我還是甯願挨她的仇恨的大棒，也不願遭她的友誼的災殃。
我在盧森堡夫人的社交圈子中這樣孤立無援還不夠，又在她的家裡結了仇敵。這個仇敵，隻有一個，可是，就我今天所處的境況而言，這一個就抵得上一百個了。這個仇敵當然不是她的兄弟維爾羅瓦公爵先生，他不但曾來看我，并且還多次邀我到維爾羅瓦吉；由于我回答得極為禮貌，他就把這種含糊的答複當作同意，因而邀請盧森堡先生和夫人去小住半個月，并且向我提出跟他們同行。當時我的健康狀況所需要的照料不容許我出去走動而不發生危險，所以我就請盧森堡先生煩神代我謝絕了。人們從他的複信（丁劄，第三号）裡就可以看出他是極其懇切殷勤的，維爾羅瓦公爵先生并不因此就不對我厚愛如前。他的侄子兼繼承人、那年青的維爾羅瓦侯爵對我就沒有他的伯父待我的那種美意了，同時，我承認，我對他也沒有象對他的伯父那樣敬仰。他那種輕浮的态度叫我感到受不了，而我的冷淡态度也招來了他的憎恨。有天晚上他甚至在餐席上還捉弄了我一下，由于我蠢，沉不住氣，應付得很不好，而我一發怒，我那點兒機智不但不見增長，反而飛到九霄雲外去了。我有一隻狗，是别人在它很小的時候，也就是差不多在我剛住到退隐廬的時候送給我的，我管它叫“公爵”。這隻狗并不好看，可是在它那一種裡還很罕見，我把它當成我的伴侶和朋友，并且毫無疑問，它比大部分自稱為朋友的人還更配稱為朋友。由于它禀性對人親熱，又有感情，我們彼此又互相依戀，它便在蒙莫朗西府裡出名了；但是出于一種很愚蠢的顧忌心理，我又把它的名字改為“土耳其人”，其實有無數的狗都叫作“侯爵”，也沒見過哪一個侯爵為此而生氣的。維爾羅瓦侯爵知道這個改名字的事，便向我緊緊迫問，以至我不得不當席把我做過的事叙述一篇。在這段故事裡，“公爵”的名字之所以有侮辱意味，不在于給狗取了這個名字，而在于給它取消了這個名字。最糟的是當時有好幾位公爵在座：盧森堡先生是公爵，他的兒子也是公爵。維爾羅瓦侯爵是未來的公爵——今天他就是公爵了。他以一種幸災樂禍的喜悅，從他給我造成的窘态以及這窘态所産生的後果中取樂。第二天有人對我說，他的伯母為這事把他臭罵了一頓；大家可以判斷一下，這頓臭罵，假使實有其事，是不是會有助于改善他跟我的關系的。
無論是在盧森堡公館還是在老聖堂區，隻有羅倫齊騎士幫我對付那麼多敵人。羅倫齊騎士自稱是我的朋友，但是他與達朗貝相交更密，他就是憑達朗貝的保護才在女人們面前充起大幾何學家來的。此外他向布弗萊伯爵夫人獻殷勤，或者毋甯說是甘願受她擺布的，而伯爵夫人本人就是達朗貝的好朋友；羅倫齊騎士隻有靠她才能存在，也隻以她的思想為思想。所以，不但我在外界沒有什麼力量來抵消我的笨拙，維持我在盧森堡夫人面前的關系。而且凡是她身邊的一切都仿佛配合起來，要在她的心目中損害我。然而，除了曾表示願意負責出版《愛彌兒》之外，她在那個時期還給了我另一個關切和感情的表示，使我相信，即使她對我感到厭倦，卻還保持着、并且還将永遠保持着她那麼再三再四向我保證的終身不渝的友誼。
有了可以從她那方面期望這種友情的信心，我就在她面前開始把我的一切過錯都坦白出來，以求得良心的安甯。我交朋友有個牢不可破的原則，就是在他們眼裡正确地顯示我的真面目，不要顯得比實際好些或壞些。我向她說明了我跟戴萊絲的關系，以及這關系所産生的一切後果，連我處理我那幾個孩子的方式也沒有隐諱起來。她聽了我忏悔的這些事，表示的态度很好，甚至太好了，免了我所應受的譴責；特别使我深受感動的就是看到她對戴萊絲表示出的種種盛情，送些小禮物呀，派人找她呀，敦促她去看她呀，以百般的愛撫接待她呀，屢次當着大家的面擁抱她呀等等。那可憐的女孩子真是受寵若驚，感激涕零，而我當然也有同感。盧森堡先生和夫人這樣對我恩厚至極地推愛于她，使我受到的感動比他們直接愛我還要深切得多。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事情就發展到這個程度；但是元帥夫人後來又恩厚到要把我的孩子領一個回來。她知道我在大孩子的襁褓裡放過一個号碼，就問我要這個号碼底子，我就交給她了。為了這次認領，她把她的貼身侍役又是她的心腹人拉·羅什派了去。拉·羅什白白地進行了許多調查，雖然事隔不過十二年或十四年，結果卻一無所得；如果育嬰堂的記錄保存得好的話，如果調查認真進行的話，那号碼是不會找不到的。不管怎樣，這次認領失敗并未使我怎樣不快，假使我從這孩子出生時起就注視着他的命運，我還會更不快呢。而且萬一人家根據線索，随便拿一個孩子算作我的，我心裡一定會問這真是我的孩子呢還是人家換了一個假的呢。這種懷疑會使我因無法斷定而心中難受，我也就不能領略到真正的自然情感的全部美妙：要想維持這種情感，是需要雙方朝夕相處的，至少是在孩子的童年時代。孩子你并不認識，又長期不在身邊，這就會削弱、終至破壞你為父母的感情，你永遠不會對放在别人家裡奶大的孩子和放在身邊養大的孩子同樣疼愛。我在這裡所作的思考，就過錯的後果方面來說，能夠減輕我的過錯，但是就過錯的動機方面來說，又加重了我的過錯。
有件事提一下也許不是無益的：這個拉·羅什，由于戴萊絲的介紹，又跟勒·瓦瑟太太認識了。勒·瓦瑟太太還是由格裡姆養在德耶，緊挨着舍弗萊特，與蒙莫朗西近在咫尺。我離開蒙莫朗西之後，就是托拉·羅什先生繼續交錢給這個女人的，一直沒有斷過，并且我相信，他也常替元帥夫人送些禮物給她；因此她雖然常常訴苦，處境卻絕不會困難。至于格裡姆，因為我絕不喜歡談起我應該恨的人，所以我在盧森堡夫人面前隻是在不得已時才談到他；但是她有好幾次逗引我談他，卻又不告訴我她對這個人的觀感如何，也始終不讓我猜透這個人和她是否相識。你所愛的人們對你毫無保留，而你對他們卻持着保留态度，特别是在與他們有關的事情上，這種保留态度是不合我的口味的，所以我從那時候起有時就不免想起她對我的那種保留态度，不過那也隻是在别的事情使我自然而然地産生這種想法的時候才是這樣。
自從我把《愛彌兒》交給盧森堡夫人之後，很久就沒有聽人說起了；最後我總算得悉，交易是在巴黎跟書商迪舍納談妥的，又通過迪舍納，跟阿姆斯特丹的書商内奧姆談妥了。盧森堡夫人把我跟迪舍納要訂的合同一式兩份寄給了我，叫我簽字。我一看字迹，就認得是馬勒賽爾蔔先生不親筆給我寫信時替他代筆的那個人的手迹。我深信我的合同是經過這位官員核準，并且由他看着訂立的，這就使我滿懷信任地簽了約。迪舍納為這部稿子，應付我六千法郎，先付半數，還有，我記得似乎是一百或兩百部書。我簽了約之後，就把一式兩份都如盧森堡夫人所願寄還給她。她把一份交給迪舍納，自己留了另外那一份，沒有再寄回給我，後來我一直就沒有再見到過。
我認識了盧森堡先生和夫人，便對我的隐遁計劃多少起了些牽制作用，但是并沒有使我放棄這個計劃。就是當我在元帥夫人面前最得寵的時候，我也始終感覺到，隻有我對元帥先生和夫人的真誠感情才能使我忍受得了他們周圍的那些人事關系；我感到的全部困難，就是怎樣才能把這種感情和一種較合我的口味、較不違反我的健康需要的生活方式協調起來。盡管他們費盡心思照顧我的身體，但是那種拘束和那些晚宴還是使我的健康狀況不斷下降。在這方面，他們的關懷真是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比方說，每天晚飯後，元帥先生要早睡，總是不管好歹就把我帶走，讓我也去睡覺。隻是在我的災難臨頭之前不多時，不知為什麼他才停止了這種關注。
甚至在發覺元帥夫人冷淡之前，我就想執行我原先的那個計劃，免得陷于這種處境。但是我沒有辦法這樣做，我不能不等《愛彌兒》合同的簽訂；在等待期間，我最後修訂了《社會契約論》，并且把它寄給了雷伊，定價一千法郎，他也照付了。我也許不應該漏掉一件跟這部稿子有關的小事。我是把這部稿子封得好好的交給迪瓦贊的，他是伏沃地方的牧師兼荷蘭教堂的祈禱師，有時來看我，跟雷伊有聯系，所以就負責把稿子帶給雷伊。這部稿子是用小字寫的，體積很小，還裝不滿他的口袋。然而過關卡的時候，他那包稿子不知怎的竟落到關吏手裡了，關吏打開了包，檢查了一下，當他以大使的名義索回的時候，就還給他了，這就使他自己也有可能讀到這部稿子，他曾天真地告訴我說他是這樣做了的，并且極口稱贊這部作品，沒有說半句批評或指摘的話，毫無疑問，心裡是準備等作品出版後再為基督教報仇的。他把稿子封好，寄給了雷伊。他在寫信給我報告經過情形時大緻就是這樣說的，而我對這件事所知道的情況也就是如此而已。
除了這兩本書和我的《音樂辭典》（我一直是不時搞這部書的）以外，我還有别的幾部次要的作品，都整理得好好的随時可以出版，我準備把它們印出來，或用單行本，或者，如果我有一天出全集的話，就放在我的全集裡。這些作品現在大部分都還是手稿。存在佩魯手裡，主要是一部《語言起源論》，這部稿子我請馬勒賽爾蔔先生看過，也請羅倫齊騎士看過，他說寫得很好。我算了算，所有這些收入加起來，除了一應開支，至少可以使我得到一筆八千到一萬法郎的資金，我要以我和戴萊絲兩人的名義把這筆資金存起來作為終身年金；然後，象我已經說過的那樣，我們倆就一同到外省的邊遠地區去生活，不再讓大衆為我操心，我自己也不再操心别的事情，隻求安安靜靜地了此一生，一面繼續在我的周圍做力所能及的一切善事，從從容容地寫我沉思已久的回憶錄。
我的計劃就是如此，而雷伊的慷慨好義——這是我不應該略而不談的——使這個計劃易于執行。這個書商，人家在巴黎對我說了他那麼多的壞話，然而卻在我與之打過交道的所有書商中，是唯一使我要永遠自慶得人的。誠然，我們為我的作品的印行常常争吵；他很不經心，我又好發脾氣。但是在金錢方面，以及與金錢有關的問題上，盡管我跟他從來沒有訂過什麼正式契約，我始終覺得他是很嚴格、很公正的。甚至也隻有他一人曾坦白地向我承認，他跟我合作，生意做得很好；并且他常對我說，虧了我，他才發了财，願意把發的财分給我一份。他不能直接向我報恩，便要在我的女總督身上表示對我的感謝：他贈給她一筆三百法郎的終身年金，在契約上載明是為了報答我為他取得的好處的。這是我們兩人辦的事，沒有炫耀，沒有矜誇，沒有聲張；要不是我先逢人便說這件事，誰也不會知道。他這種态度太使我感動了，所以從那時起我就對雷伊産生了一種真正的友情。若幹時之後，他又請我做他的一個孩子的教父，我同意了；現在，在人家把我逼到的這種境遇裡，我的遺憾之一是，我被剝奪了使我的感情稍稍有益于我的教女和她的雙親的機會。為什麼我對這位書商質樸的慷慨行為就這樣知所感戴，而對那麼多闊老的喧噪的高情厚誼就無動于衷呢？他們大張旗鼓地叫嚷他們如何有賜于我，把天都震坍了，而我卻無動于衷，這是他們的過錯呢，還是我的過錯呢？是他們隻知道虛妄矜誇呢，還是我專會忘恩負義呢？明達的讀者啊，你衡量吧，你決定吧；我呢，我不說了。
這筆年金對戴菜絲的生活是一個很大的資源，對于我的負擔是一個很大的減輕。但是，我可沒有為我自己而直接利用這筆年金，凡是人家給她的贈禮，我都從不沾手，一直由她自己支配。當我替她保管銀錢的時候，總是忠實地為她記賬，從來不拿出半文錢來作共同開支，即使是在她比我更富裕的時候也是這樣。“我的就是我們兩人的”，我對她說，“你的就是你一個人的。”我經常把這個原則對她講，也從來都是按照這個原則行事的。有人竟那麼卑鄙，說我利用她的手來接受我親自拒絕的東西，毫無疑問，他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們太不認識我了。如果是她掙來的面包，我是樂意跟她同吃的，但是我絕不願意同吃人家給她的面包。關于這一點，我現在就可以請她來為我作證，将來，按照自然規律，我死在她前面，她還是可以為我作證的。不幸得很，她在各方面都不很懂得節約，不很仔細，很會花錢，倒不是由于虛榮，也不是由于貪吃，唯一的原因就是漫不經心。在這個塵世上誰也不是完人；既然她那些絕好的優點必須有所抵消，我就甯願她有些缺點，而不願她有惡習，雖然這些缺點也許給我們倆造成了更多的損害。我為她，也和當年為媽媽一樣，操了許多心，想為她積蓄一點，以便有朝一日作她的生活資源。我操的這些心真是别人難以想象的，但是這些操心始終是白費了。她們兩人都從不計算計算；盡管我萬分努力，總歸是來多少就去多少。不管戴榮絲穿得多麼簡樸，雷伊的年金從來也不夠她穿的，我每年還得拿我的錢貼補她。不論她或我，我們倆生來就不是當财主的，我當然也不會把這一點算在我們的種種不幸之内。
《社會契約論》印得相當快。《愛彌兒》就不是這樣了，我是等《愛彌兒》出版後再來執行我所考慮的隐遁計劃的。迪舍納不時寄來一些樣版讓我選擇；我選定了，他還不開始印刷，又給我寄些别的樣版來。當我們最後對版本大小、對字體都完全決定好了，而且已經印出幾頁的時候，我在校樣上稍微改動一下，他又把全部校樣拿來重新開始。六個月後，進展連第一天都還不如。在曆次試印的過程中，我明白地看出了，作品既在荷蘭印，也在法國印，兩版同時進行。我能有什麼辦法呢？我已經不是我的手稿的主人了。我不但沒有插手法國版，而且還始終是反對在法國出版的；可是既然這一版不管我願不願意是在進行着，既然它為另外那一版做樣子，我就必須注意它一下，看看樣張，不要讓人家把我的書弄得殘缺不全，不成樣子。而且，作品完全是在主管官的同意之下印的，差不多就是他自己在指揮工作，他又時常寫信給我，甚至為這問題還來看過我。是在什麼情況之下，我一會兒再談。
這方面迪舍納跟烏龜一樣爬，那方面内奧姆受到他的牽制，進行得更慢，人家不是忠實地把樣張随印随寄給他。他在迪舍納的行徑裡，也就是說在居伊的行徑裡（因為居伊代迪舍納印刷）發現他居心不良；他看人家不履行契約，就左一封、右一封地寫信向我訴苦，我自己一肚子苦都沒有辦法，對他就更愛莫能助了。内奧姆的朋友蓋蘭當時常跟我見面，不斷跟我談這部書，但始終持着最大的保留态度。他又知道又不知道這部書在法國印刷，他又知道又不知道主管官也插手其間。他為這部書行将給我帶來的麻煩向我表示同情，同時又仿佛怪我太不謹慎，而又絕不肯說出究竟不謹慎在哪裡。他一個勁兒繞着彎子說話，左遮右閃，似乎隻是為了要套我的話才開口。我那時覺得自己太保險了，所以還笑他在這件事上所用的那種圓滑而神秘的口吻呢，認為那是一種從大臣和官僚那裡學來的癖性，因為他經常到他們的辦公室去。我自己認為這部作品在各方面都合乎規定，因而十分放心，同時又深信它不但獲得了主管官的同意與保護，甚至還值得受并且實際上也受到了主管部門的照顧，所以我暗自慶幸我有勇氣把事情做好，同時還笑我那些仿佛在為我擔憂的膽怯的朋友。杜克洛就是其中之一；我承認，如果我不那麼堅信作品本身的有益和它那些保護人的公正的話，我對他的正直與見識的信任是可能使我也跟他一樣驚慌起來的。正當《愛彌兒》在印刷的時候，他從巴伊先生家裡來看我，跟我談起這部書。我就把《薩瓦副主教信條錄》念給他聽，他很安靜地聽了，似乎還很欣賞。我一讀完，他就對我說：“怎麼！公民！這就是在巴黎印的書裡的一部分？”“是呀，”我對他說，“人們簡直可以用國王的命令在盧佛宮裡印呢。”“我同意你這種想法，”他對我說，“但是請你照顧我一點，别告訴任何人說你曾把這篇文章讀給我聽過。”這種驚人的措詞使我愕然，卻并沒有使我驚慌。我知道杜克洛常跟馬勒賽爾蔔先生見面，我很難設想他們兩個人怎麼在同一問題上所想的就那麼不同。
我住在蒙莫朗西已經四年多了，卻從來沒有過一天好的身體。雖然那裡空氣絕佳，水卻很壞，這很可能就是促使我那慣發的病痛日趨惡化的原因之一。快到一七六一年秋末的時候，我完全病倒了，整個冬天都在苦痛中度過，幾乎就沒有一會兒輕松過。肉體上的痛苦被無數的憂慮加劇了，轉而又使這些憂慮在我的心上更加沉重。若幹時以來，有些朦胧而陰暗的預感擾亂着我的心曲，卻又不知道為的是什麼。我收到一些相當離奇的匿名信，甚至還有些署名的信也同樣離奇。我收到巴黎議院一位參議員的一封信，他不滿現行的社會制度，預料後果絕不會好。請我指教他選擇一條退路，到日内瓦還是到瑞士，好讓他全家去退隐。我又收到某議院的司法院長某先生的一封信，他建議我為這個司法院——它當時與宮廷不和——草拟些備忘錄和谏書，願意為我提供所需的一切文件和資料。我有病痛的時候總是容易發脾氣的。我收到這些信的時候脾氣就不好，所以在回信中也就發作起來了，幹脆拒絕了人家的要求。當然，我所引以自責的并不是這個拒絕本身，因為那些信可能都是我的敵人所布置的陷階，而且人家所求于我的都是違反我絕對不願背棄的原則的，而是我原可婉言拒絕，卻粗聲厲氣地拒絕了，這就是我不對的地方。
人們在我的文件裡還能找到我方才說的那兩封信。參議員的那封信并不使我驚訝，因為我也和他一樣，也和很多人一樣，認為那腐朽的制度在威脅着法蘭西，使它不久就會崩潰。由于政府措施失當而招來的一場不幸的戰争所引起的重重災難；财政上難以置信的紊亂；行政界的不斷傾軋——當時行政權分掌在公開互相攻擊的兩三個大臣手裡，他們為了你害我，我害你，不惜使王國垮台；人民大衆和全國各階層的普遍不滿；還有一個頑固的女人，她如果有點頭腦的話，也把這點頭腦用在個人的好惡上了；她差不多總是把最有能力的人從工作崗位上踢開，以便安插最能得她歡心的人——所有這一切都加在一起證明那位參議員、社會大衆以及我個人的預見的正确。這種預見甚至也使得我自己多次猶豫不決，不知道是否也應該在那些似乎威脅着王國的動亂爆發之前跑到王國以外去找個栖身之處；但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是孑然一身，又秉性和平，相信在我所願意過的這種孤獨生活之中，任何風暴都不會打到我頭上來的。我遺憾的隻是，在這種局勢之下，盧森堡先生接受了一些會使他在政府中失去聲望的任務。我倒很願意他在這方面為自己留點兒退路，以防這個龐大的機器一旦如當時似乎令人可慮的那樣垮下來；就是現在，我還覺得，如果政權不是最後落到一個人手裡的話，法國專制政體一定是早已陷入絕境了。
一方面，我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壞下去，另一方面，《愛彌兒》的印刷一天比一天慢起來，最後完全停頓了，而我無法打聽出原因，居伊再也不肯寫信給我，也不肯複我的信，我又無法得到任何人的消息，無法了解情況，因為馬勒賽爾蔔先生當時正在鄉下。不問是什麼不幸的事，隻要我知道它是怎麼加回事，我就不會慌亂，不會氣餒；但是我生來就害怕黑暗，我害怕并且恨黑暗的那種陰森森的樣子，神秘永遠是使我不安眠我生性坦率到不謹慎的程度，神秘與我的生性有如水火之不相容。我覺得，在白天，最猙獰的怪物形象都不會使我怎樣驚慌的；但是，如果我在夜裡看到一個人以白布蒙頭，就會害怕。因此，我的想象力被這個長期的沉默煽動起來，就在我眼前畫出許多鬼影。我越是關心我這部最後的又是最好的作品的出版，我就越冥思苦想去找那可能阻礙出版的原因；我對任何事情都是走極端的，所以我在這部書印刷的停頓之中，就以為看到了它的被取締。然而，我既想象不出為什麼要取締，又想象不出是怎樣被取締的，所以我就陷于最難堪的惴惴不安之中。我左一封、右一封地寫信給居伊，給馬勒賽爾蔔先生，給盧森堡夫人；回信不到，或沒有按我預期的時間到，我就完全慌亂和發狂了。不幸得很，就在這時候聽說耶稣會教士格裡非神父曾談到《愛彌兒》，甚至還引用過幾段。我的想象力登時就象閃電一般奔騰起來，把那不義的神秘給我整個揭開了：我看到那神秘的進程，就和神靈給我啟示了一樣，又清楚、又确實。我想象那些耶稣會教士在看到我論中學時所用的那種鄙視的語氣便暴跳如雷，奪去了我的作品；阻礙這部作品出版的就是他們；他們從他們的朋友蓋蘭那裡得知我當時的病情，預料我死期已近——我自己當時對此也不懷疑——所以要把印刷拖到我死的時候，存心要閹割、篡改我的作品，給我僞造些與我的意見不同的意見，好達到他們的目的。說來也真驚人，有多少事實和情節都跑到我的腦子裡來印證這種瘋狂的想法，使它顯得活龍活現。啊！豈止是活龍活現！簡直顯得我那種想法有根有據，象明擺着似的。蓋蘭已經完全投向耶稣會教士了，我是曉得的。我就認為他以前向我要求結交的表示都是出于耶稣會教士的授意，我深信他當初敦促我跟内奧姆訂合同，就是那些教士策動的，他們就是通過内奧姆得到了我的着作的頭幾負，後來他們又想辦法把迪舍納那裡的印刷也制止了，也許還奪去了我的手稿，以便從從容容地搞些鬼把戲，等我死了，好讓他們自由自在地把我的作品依他們的意思篡改後再發表出來。我一直感覺到，不管貝蒂埃神父怎樣巧言令色，耶稣會教士全都是不喜歡我的，不但因為我是百科全書派，而且因為我的全部觀點比起我那些同行的不信神主義更加違反他們的教義和威信，還因為無神的狂熱和有神的狂熱由于它們共同的不容忍态度而能互相接近，甚至還能聯合起來。他們過去在中國是這樣，現在一起反對我也是這樣；相反，合理的、道德的宗教則取消一切人對宗教信仰的管理權，因而就不讓掌握這種權力的那些專斷者再有立足之地了。我知道大臣先生對耶稣會教士也是很友好的，我生怕兒子懾于父親的威勢，就被迫把他所曾保護的作品交給他們。我甚至從人們開始從頭兩卷給我找的那許許多多麻煩之中，看出了這種撒手的後果，因為在頭兩卷裡，人們為了一點微不足道的問題就要求重新改版，而另外兩卷，人們并不是不知道，都是充滿了極其厲害的話的，如果都象前兩卷那樣審查的話，就非整個改寫不可。此外我還知道，并且也是馬勒賽爾蔔先生親自告訴我的，他是托格拉夫神父監督這部書的出版的，而格拉夫神父又是耶稣會的支持者。我到處都隻看到耶稣會教士，而真沒想到他們已經處在被取締的前夕，正自顧不暇，哪還會跟一部與他們無關的書的印刷問題找麻煩。我說“真沒想到”是不對的，因為我的的确确想到了，甚至這就是馬勒賽爾蔔先生一知道我這種胡思亂想時就特意給我提出的一個反駁的理由。然而，一個人要想從他的隐居深處對他毫無所知的國家大事判斷出其中的奧妙，必然是要乖謬百出的；我的另一個乖謬之見就是怎麼也不肯相信耶稣會教士真處于危境之中，我認為散布出來的這種謠言正是他們使出的一種障眼法，好麻痹他們的敵人。他們過去着着成功，從來就沒有一點迹象能證明他們會失敗，這就使我對他們的勢力有那麼一種可怕的印象，竟為議院行将垮台而悲歎。我知道舒瓦瑟爾先生曾在耶稣會教士那裡讀過書，蓬巴杜爾夫人跟他們相處得也不壞，他們跟宮廷寵幸和大臣們結成的同盟，就對付共同的敵人而論，對于雙方也都一直顯得是有利的。宮廷似乎是什麼事都不管。我深信，如果耶稣會有一天受到嚴重挫折，那麼有足夠的力量打擊它的也不會是議院，所以我根據宮廷這種袖手旁觀的态度就判斷耶稣會的信心是有根據的，他們的勝利是有朕兆的。總之，我從當時的一切傳言裡隻看到他們的僞詐手法和他們布置的陷講，認為他們太平無事，有的是時間，什麼都能管；因而我毫不懷疑他們不久就會粉碎讓賽尼優斯派，粉碎議院，粉碎百科全書派，粉碎不受他們奴役的一切勢力。到最後，如果他們讓我的書出版，那也隻是在把它改到能由他們用作武器的地步之後，才利用我的名字去欺騙讀者。
我感到我自己真是氣息奄奄了；我現在都難以理解，怎麼我這種想法當時竟沒有使我憂憤而死。我想到，我這部最有價值、最好的着作反而使我落得個身後名譽掃地，實在是太可怕了。我從來沒有那麼怕死，而且我相信，如果我真是在那種情況下死去，我是死不瞑目的。就是今天，我看到一個為毀壞一個人的身後名聲而布置的空前陰險、空前醜惡的陰謀正在毫無阻礙地付諸實施，我也會比那個時候死得泰然得多，因為我确信在我的許多作品裡已經留下了于我有利的證據，它遲早會戰勝人們的陰謀。
馬勒賽爾蔔先生看到我這樣焦躁不安，又聽到我的傾訴，便費盡心思要把我的情緒安定下來，他這番心思正足以證明他那無窮的樂善之心。盧森堡夫人世襄助了這一善舉，往迪舍納那裡去了好幾次，了解出版工作究竟進展到了什麼程度。最後，印刷總算又開始了，并且進行得比較順利，可是我始終還不知道它過去為什麼擱置起來。馬勒賽爾蔔先生還不厭其煩地到蒙莫朗西來寬慰我，結果，我的心安定下來了。我絕對信任他為人公正，這種信任就戰勝了我這可憐的頭腦裡的迷惘，因而他為促我醒悟而作出的一切努力都産生了效果。他看到我那麼焦急、那麼惶惑的樣子，自然會覺得我的處境是值得憐憫的。他又想起了包圍他的那個哲學家集團所不斷給他灌輸的那些話。我已經說過，當我住到退隐廬去的時候，他們就宣稱我在那裡不可能久留。當他們看見我堅持下去的時候，他們又說那是因為我執拗，我驕傲，不好意思反悔，說我實際上在鄉下悶得要死，日子過得十分不幸。馬勒賽爾蔔先生信以為真，并且寫信勸我；我那麼敬仰的一個人居然會有這樣錯誤的看法，我心裡頗為感慨，便給他一連寫了四封信，向他說明我的行為的真正動機。我在這四封信裡忠實地描寫了我的愛好、我的志趣、我的性格以及我的全部心事。這四封信都沒有草稿，縱筆寫去，甚至寫後也沒有重讀一遍，它們也許是我生平唯—一氣呵成的作品；在我當時那種種痛苦和極度頹喪之中而能如此，實在令人驚訝。我覺得我已經日漸衰亡，一想到我在正人君子的心目中會留下這樣一個對我不公平的看法，便感到肝膽俱裂，所以我努力用我在這四封信裡倉卒草成的那個綱要來或多或少代替我計劃中的那部回憶錄。這幾封信，馬勒賽爾蔔先生很滿意，在巴黎拿出去給人家看，它們可以說是我在這裡詳細叙述的内容的摘要，是值得保留下來的。我曾請他叫人抄出一份給我，幾年後他把抄稿寄來了，現在收在我的文件中。
在我死期将近的時候，唯一使我傷心的就是沒有一個具有文學修養的心腹人，能把我的文稿保存起來，在我死後加以整理。自從我到日内瓦旅行以後，就跟穆爾杜結交了；我很喜歡這個青年，倒很盼望他能為我送終。我向他表示了這個願望，并且我相信，如果他的事務和他的家庭容許他來，他一定會欣然前來盡這種人道責任的。我既得不到這種安慰，至少我要向他表示出我的信任，就把我的《薩瓦副主教信條錄》在出版前寄給他了。他對這篇文章很滿意，但是在他的回信裡，我覺得他似乎不象我當時等着看《信條錄》的效果時那樣放心。他又希望從我手裡得到幾篇别人沒有看過的文章。我就把《故奧爾良公爵悼詞》寄給他了，這篇悼詞是我代達爾蒂神父寫的，神父并沒有拿去宣讀，因為出乎他意料之外，奉派去讀悼詞的不是他。
印刷工作恢複之後，就一直繼續下去，甚至相當平安無事地完成了；我注意到一點奇怪的現象，就是人們對頭兩卷嚴格要求改版，而對後兩卷什麼話也沒說就放過去了，這兩卷的内容沒有為出版造成任何障礙。然而，我還是有點不放心，應該在這裡提一提。我在害怕耶稣會教士之後，又對讓賽尼優斯派和哲學家們害怕起來了。我憎恨一切所謂黨、所謂派、所謂系，我從來不指望屬于黨、派、系的人對我會有什麼好感。那兩個“長舌婦”前些時離開他們原來的住所，跑來住在緊挨着我的地方：從他們的房間就可以聽到我房間裡和平台上所說的一切，從他們的園子可以很容易爬過把他們的園子和我的碉樓隔開的那堵小牆。我曾把這座碉樓當作我的工作室，所以裡面有一張桌子，擺滿了《愛彌兒》和《社會契約論》的校樣和印成的散頁；人家把這種散頁寄來，我就邊收邊裝訂，所以在我的作品出版前很久，桌上就有了我的全部成書。我的輕率、我的粗疏以及我對馬達斯先生的信任（我住的地方是圈在他的花園裡面的）就使得我常常晚上忘記鎖碉樓的門，而早晨發現綢樓門大開着，如果不是覺得我的稿件有些翻動，這倒不會叫我怎樣不安。我好幾次看出這種現象之後，就變得仔細些，把碉樓門鎖上了，但門上的鎖不好，鑰匙隻能轉半個圈子。我比較注意了，就發現我的稿件反而比我讓門大開着的時候被翻動得更厲害。最後，我裝訂成冊的書有一冊不見了，有一天兩夜都沒法知道給搞到什麼地方去了，直到第三天早晨才在桌上找到。當時和以後我都不曾對馬達斯先生有所懷疑，我也不懷疑他的外侄迪穆朗先生，因為我知道他們倆都喜愛我，我完全信任他們。可是我對那兩個“長舌婦”就開始不那麼信任了。我知道他們雖然是讓賽尼優斯派，卻跟達朗貝有些關系，并且住在同一所房子裡。
這就使得我有些不安，并且比以前更加小心起來。我把我的稿件都拿回我的房間裡，完全終止了和那兩個人見面，因為我還知道他們曾拿我的《愛彌兒》第一卷在好幾個人家招搖，這一卷是我一時不慎借給他們的。雖然他們還繼續做我的鄰居，一直到我離開為止，但是我從那時起就不再和他們有任何往來了。
在《愛彌兒》之前一兩個月，《社會契約論》出版了。我一直要求雷伊決不要把我的任何着作偷運到法國，所以他就正式呈請主管官批準他把這部着作由海路運到盧昂進口。雷伊沒有得到任何批複：他的包裹在盧昂擱了好幾個月，原是打算要沒收的，隻因為他大張旗鼓地鬧起來，隻好又發還給他。有些好事者從阿姆斯特丹買來了幾部，就在法國不聲不響地流傳開了。莫勒翁曾聽說過這部書，甚至還看了一些，他跟我談起時的那種神秘的口吻，很使我驚訝，如果不是我确信在各方面都符合規定，自覺無可譴責，用我那偉大的信條把我的心完全穩定下來的話，這種口吻甚至會使得我不安起來的。我甚至毫不懷疑，舒瓦瑟爾先生早已對我垂青了，而我對他的敬仰又使我在這部書裡對他有所頌揚，他必然心中知感，能在這種場合下支持我，來對付蓬巴杜爾夫人的惡意。
我當然有理由在這時候比在任何時候都更指望盧森堡先生的盛情，于必要時為我撐腰，因為他這時候所給我的友好表示比任何時候都更頻繁、更動人。在他複活節來旅行的時期，我因為身體太壞，不能去拜會他，他就沒有一天不來看我；最後，他看我痛個不止，使極力勸我讓科姆修士來診視；他派人去找科姆，親自把他領來，并且居然有勇氣——在一個達官貴人身上，這種勇氣的确是稀罕而又可佩的——待在我家裡看着動手術，而那次手術既使我疼痛難堪，又費時甚久。然而，所謂手術不過是探測而已；不過我一直就沒有被探測過，即使是莫朗，他試了好幾次也都沒有成功。科姆修士的手法既輕又巧，無與倫比，他使我劇痛了兩個多小時之後，總算插進了一根很小的探條——我在這兩個多小時裡極力忍住了呻吟，以免惹得那位仁慈而敏感的元帥為我心碎。第一次檢查，科姆修士覺得探到了一塊大結石，并且把這結果告訴我了；第二次檢查，他又沒有探到那塊結石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既仔細又準确地探着，使得我感到時間很長，之後，他宣布說，并沒有什麼結石，隻是前列腺患硬性腫瘤，也比一般人的粗，他發現膀胱很大，情況良好，最後對我說我将來要吃不少苦，活的也很長。如果他預言的第二點也和第一點一樣能實現的話，我的痛苦一時還結束不了呢。
就這樣，我先後就醫那麼多年，說的病不下二十種之多，其實我一種也沒有，最後我總算知道了我的病是個不治之症，卻又不是死症，它将拖得和我的壽命一樣久。我的想象力從此便約束在這個範圍裡，不再瞻望我要在結石的痛苦中慘死了，也不再怕很久以前在尿道裡折斷的那一小截探條會構成結石的核心了。對我來說，那些假想的病痛比實際的病痛還難受，現在解除了假想的病痛，我對實際的病痛也就能較安靜地忍受了。實際上也一直就是這樣，從那時起，我在我這個病上所感到的痛苦就比以前少得多，每逢我想到，我的病痛之所以能減輕，完全得力于盧森堡先生，我就不能不為追懷死者而動容。
我可說是又恢複了生命，所以也就越發想到我要安度餘生的那個計劃了，我隻等《愛彌兒》一出版就去執行這個計劃。我那時想到的是都蘭地區，那個地方我到過，很中我的意，不但氣候溫和，居民也很溫和。
La terra molle e lieta e dilettosa
Simili a Se gliabltator produce．
我已經把我這個計劃告訴過盧森堡先生，他勸我不要去；這次我又對他重新提起，說是決心已下，不可動搖。于是他就建議我住到距巴黎十五裡約的美爾魯府去，認為可能是于我相宜的一個去處，他們夫婦倆都樂于把我安頓到那裡。這個建議很使我感動，也很中我的意。首先，必須看看那個地方；我們就約好日子，由元帥先生派他的親随帶車子來領我前去。到了那天，我恰好感到很不舒服，就不得不把這事推遲，接着又來了些不湊巧的事，根本就沒有去成。後來我聽說美爾魯那片地産不是屬于元帥先生的，而是屬于元帥夫人的，我沒有去成，也就比較容易釋然于懷了。
最後，《愛彌兒》總算出版了，我沒有再聽說有什麼改版，也沒有聽說有什麼困難。出版前，元帥先生向我要去了馬勒賽爾蔔先生與這部着作有關的全部信件。我對他們兩人都太信任了，自己又覺得很保險，就不會去考慮在索回信件這件事上有什麼非常的、乃至令人不安的因素。我把那些信件都給了他，隻有一兩封，我無意中夾到别的書裡去了，沒有退還。在這以前不久，馬勒賽爾蔔先生曾通知我說，他要把我在為耶稣會教士而驚慌時寫給迪舍納的那些信都收回來；必須承認，這些信都不會怎樣使人佩服我的理智的。但是我告訴他說，在任何事情上，我都不願在表面上顯得比實際上更好，因此他盡可以把那些信留在迪舍納手裡。後來究竟怎樣，我就不得而知了。
這部書的出版，沒有引起我所有的作品出版時曾博得的那種轟轟烈烈的彩聲。從來沒有一部着作曾獲得那麼多的私下的頌揚，也從來沒有一部着作曾獲得那麼少的公開的贊美。最有能力評論我這部書的人們對我說的話，給我寫的信，都證實這是我最好的作品，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但是所有這些意見，說出時都帶着最離奇的謹慎态度，就仿佛要說這部書好，非得保密不可。布弗萊夫人告訴我說，這部書的作者理應給樹銅像，值得受一切人的推崇，信未卻毫不客氣地請我把原信退回；達朗貝寫信給我說，這部着作決定了我的優越，應該把我放到全體文學家的領袖地位，信末卻不署名，雖然他前此給我寫的許多信沒有一封不是署了名的；杜克洛是靠得住的朋友，為人真誠，但是很圓通，他很重視這部書，卻避免用書信對我說；拉·孔達米納抓住《信條錄》東拉西扯；克萊羅在他的來信裡也隻談那一篇；但是他敢于表示他讀這篇文章時所受到的感動，并且明明白白對我說這次閱讀溫暖了他那顆衰老的心：在接受我贈送的這部書的所有人之中，隻有他一人大聲地、自由地對大家說出了他對這部書的全部好評。
在這部書公開出售前，我也送了一本給馬達斯，他又把這本書借給斯特拉斯堡總督的父親、參議員布萊爾先生看了。布萊爾先生有所别墅在聖格拉田，馬達斯是他的老熟人，有時得便就到那裡去看看他。他使他在《愛彌兒》公開出售之前先談到這部書。布萊爾先生把書還給他的時候對他說了這樣一句話，這句話當天就傳到我耳朵裡來了：“馬達斯先生，這是部極好的書，但是不久就會衆口喧騰，超過作者所希望的程度。”當他向我轉述這句話的時候，我隻是發笑，覺得那是一個做文官的人自高自大的習氣，不管說什麼都要帶點神秘色彩。種種令人不安的話，凡是傳到我耳朵裡來的，都沒有比這句話給我更深的印象。我遠沒有料到我已經瀕于災難的邊緣，卻堅信我的書既有益處，又寫得好，堅信我在各方面都合乎規定，堅信——如我當時以為确有把握的那樣——我有盧森堡夫人的全力支持，甚至還有主管部門的愛護，所以我深自慶幸我是在節節勝利之中抽身，在壓倒一切忌妒者的時候撒手，還以為我這個決定非常之妙呢。
這部書的出版，隻有一件事叫我擔憂，而這種擔憂，并不是為了我的安全，而是為了良心的甯靜。在退隐廬，在蒙莫朗西，我曾就近看到，并且憤慨地看到，人們為了不顧一切地維護王爺們的娛樂，就叫那些不幸的農民大遭其殃。農民出于無奈，隻好忍受那些供射獵的野獸糟蹋他們的田地，除以聲響驚走野獸外不敢用其他方法來自衛；他們不得不在他們的蠶豆和豌豆田裡過夜，帶着鐵鍋、鼓、鈴裆吓走野豬。我親眼見到夏洛伊瓦伯爵對待這些窮人的那種野蠻的無情手段，便在《愛彌兒》的末尾把這種暴行罵了幾句，這就違反了我的處世原則，并使我後來為此還吃了虧。那時我聽說孔蒂親王先生的随從在親王的田産上也同樣殘酷；我是深深敬仰和感激這位親王的，生怕他把我由于人道感受了刺激而罵他叔父的那幾句話誤認為是罵他而見怪。然而，我的良心告訴我對這件事盡可處之泰然，我憑這點良知也就把心放下了。我這樣做對了。至少，我從沒有聽說這位親王曾稍微注意到這個段落——本來這個段落是在我榮幸地認識他之前很久就寫出來了。
在我的書出版之前或之後不幾天（我記得不很清楚了），曾出現另一部同樣題材的作品，逐字逐句都是從我的第一卷裡抽出來的，外加上若幹無謂之詞，穿插在這篇摘抄裡。這部書上的署名是一個日内瓦人，叫作巴勒克賽爾；題下注明曾獲得哈萊姆學院的獎金。不難理解，這個學院和這個獎金都是嶄新的創造，為的是要在社會大衆的眼裡把剽竊行為掩蓋起來，但是我也看出這裡有我當時尚不理解的陰謀：我既不理解我的原稿怎麼被傳出去的——原稿不傳出去就不可能進行剽竊，也不理解為什麼要捏造出這個所謂獎金的故事，因為要捏造，總得要給它一點根據。隻是很多年以後，我從狄維爾諾瓦漏出的一句話裡才識破了這個秘密，約略知道了那些盜用巴勒克賽爾君名字的人們。
風暴前的隐隐雷聲已經開始聽到了，凡是稍有眼光的人都看得清楚，針對我的書和我本人，有個陰謀正在醞釀着，不久就要爆發出來。而我呢，我的安全感、我的愚蠢竟到了這種程度：我遠沒有預見到我的災難，甚至感到了災難的效果還猜不透災難的原因。人們先相當巧妙地放出風聲說，在嚴厲對待耶稣會教士的同時，也不能偏袒攻擊宗教的書和作者。人們責怪我不該在《愛彌兒》上署名，好象我過去沒在所有其他作品上署了名而沒見誰說過半句閑話似的。看樣子，大家擔心，形勢将迫使人們采取一些原來不願采取的措施，而我做事不慎，又給了可乘之機。這些流言傳到我耳朵裡來了，卻沒有使我不安。我甚至根本想不到這裡面與我本人會有一絲一毫的關系，因為我自己覺得太無可譴責了，太有靠山了，又在各方面都太合規定了。我也絕不擔心盧森堡夫人會讓我因某一過失而陷入窘境，而這一過失，如果有的話，也完全是由她一人造成的。再說，我知道在處理這種案件的時候，通常總是嚴懲書商而曲全作者，所以我還不免為那可憐的迪舍納提心吊膽呢——萬一馬勒賽爾蔔先生把他撇開不管的話。
我安安靜靜地待着。謠言日盛一日，不久就改變調門了。社會大衆，特别是議院，似乎看到我還安安靜靜，就越發惱怒。幾天之後，來勢就兇得可怕了；威脅改變了對象，直接指到我頭上來了。人們聽到議員們公開聲稱，光燒書沒有用，一定要燒死作者。至于書商呢，人家提也不提。這種話，簡直象果阿宗教裁判官的口吻而不象一個參議員的口吻。當它初次傳到我耳朵裡來的時候，我毫不懷疑那都是霍爾巴赫派的一種新發明，為的是要權力吓唬我，促使我逃走。我沖着這種幼稚的狡計直發笑，心裡一面譏诮他們，一面對自己說，如果他們知道底細的話，他們一定會另找别的辦法來吓唬我的。然而流言最後變得太确鑿了，很明顯，人家真是要這樣幹了。盧森堡先生和夫人這一年是第二次到蒙莫朗西來，他們來得特别早，在六月初就到了。雖然我那兩部新書在巴黎已經鬧得烏煙瘴氣，這裡卻很少有人提起，而這家的兩位主人更是閉口不談。然而，有天早晨我單獨跟盧森堡先生在一起的時候，他對我說：“你在《社會契約論》裡說了舒瓦瑟爾先生的壞話吧？”“我？”我說，驚得向後退了一步，“沒有啊，我可以向你發誓；相反，我以一支不妄許人的筆，為他寫下了一個大臣所從來沒有受到過的最美的贊揚。”我立刻把那一段文章讀給他聽。“在《愛彌兒》裡呢？”他又問。“沒有一句話，”我回答說，“沒有一句話與他有關。”“啊！”他帶着比平時更多的激動情緒說，“你在那部書裡本來不該說到他呀，或者要說就說得明白些！”“我相信是說明白了，”我又補充說，“我相信他是能看得清楚的。”他還要說話；我看他正要把心裡話全說出來，可是他又縮回去了，一言不發了。不幸的朝臣伎倆啊，在最仁厚的心裡友情也被它壓制下去了！
這次談話雖然很短，卻使我看清了我的處境，至少是在某一方面；它使我了解到，人家恨的确實是我本人。我隻怪那聞所未聞的宿命，它把我說的好話、做的好事都一律變成我的禍根。然而，我覺得在這件事上有盧森堡夫人和馬勒賽爾蔔先生做擋箭牌，也就看不出人家會有什麼辦法能撇開他們而一直攻擊到我本人頭上，因為，從那時候起我就已經清楚感覺到，這已經不是什麼公正不公正、法理不法理的問題了，人家是不會勞神去審查我實際上是做得對還是不對的。這時候，隆隆的雷聲越響越厲害，就連内奧姆也不免在他那東拉西扯的閑談中向我表示，他後悔不該牽涉到這部着作裡來，并且他似乎認為威脅書和作者的那種命運已經是萬難幸免的了。然而有一件事卻始終使我安心：我看盧森堡夫人還是那麼安靜，那麼高興，甚至還那麼笑呵呵的，一定是她對她所做的事确有把握，才不為我感到絲毫的不安，才不對我說出半句同情或抱歉的話，才能那麼冷靜地看着事态的發展，就仿佛她根本沒有插過手，就仿佛她對我一直毫不關心似的。使我詫異的是她什麼話也不對我說，我總覺得她倒該告訴我一點什麼才是。布弗萊夫人就顯得不那麼安靜了。她一會兒來，一會兒去。一副焦躁的樣子，忙得不可開交，并且向我保證說，孔蒂親王先生也正在大忙特忙，想擋掉人家準備給我的那個打擊；她總認為這個打擊是當前形勢促成的，議院那時有必要不讓耶稣會教士罵它不關心宗教。然而她對親王和她自己的活動，又似乎不抱多大的成功希望。她的曆次談話，使人驚慌的成分多，使人安心的成分少，都是傾向于促我退避的，她還老是勸我到英國去，願為我在英國介紹很多朋友，其中有她多年的老朋友——着名的休谟。她看我堅持要安安靜靜地待下來，便轉了一個較能打動我的話頭。她讓我了解到，如果我被捕，受到審訊，我就會不得不把盧森堡夫人也供出來，而她對我的友誼很值得我不要眼睜睜地把她也株連進去。我回答說，在這種情況下她盡可放心，我是絕不會連累她的。她又反駁說，這個決心下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難；關于這一點，她說得也對，尤其是對我這樣一個人，因為不管說真話可能有多大的危險，我是絕對不會在審判官面前背誓或說謊的。
她看她這種想法在我身上起了一點作用，卻還不能使我下定決心逃走，便談起巴士底獄，說把我在那裡關幾個星期，作為逃脫議院裁判權的手段，因為議院是管不到國事犯的。我對這種離奇的恩典一點也沒有反對，隻要它不是用我的名義求來的。可是她後來又不再跟我提這件事了，所以我事後判斷，她給我出這個主意不過是要試探我一下，人家并不曾願意采取這個一了百了的不得已辦法。
幾天之後，元帥先生從一位德耶的教區神父那裡收到一封信，這神父是格裡姆和埃皮奈夫人的朋友，信裡有個通知，說是認可靠方面得來的消息：議院将極其嚴厲地對我進行起訴，并注明某日将下令逮捕我。我判斷這個通知是霍爾巴赫派制造出來的；我知道議院非常注意手續，在當前這種場合下，不先依司法手續去了解我是否承認這部書，了解我是否真正是這部書的作者，而劈頭就下令逮捕，這就違反一切手續了。“隻有，”我對布弗萊夫人說，“隻有危害公安的罪行，才能根據一點犯罪的迹象就下令逮捕，因為怕被告人逃脫法網。但是要懲罰我這個理應得到榮譽和受到獎勵的行為，總是隻對作品起訴而盡可能不找上作者的。”關于這一點，她給我指出了一種很微妙的區别，我現在忘記了，目的是向我證明，不先行傳訊就下令逮捕，那還是對我的一種優待呢。第二天我收到居伊一封信，告訴我說，那天他到檢察長家裡去，曾在他的寫字台上看到了對《愛彌兒》和作者的公訴狀的草稿。請注意，這個居伊是迪舍納的合夥經營人，作品就是他承印的，他自己倒處之泰然，反而大發慈悲給作者來這樣一個通知。人們可以判斷，這種事在我眼裡能有幾分可信的成分吧！一個書商被檢察長先生接見了，竟能安安靜靜地在這位官員的寫字台上讀到零散的手稿和底稿，這可是太簡單、太自然了！布弗萊夫人和别的許多人也都向我肯定了這件事。聽到人們不斷在我耳朵裡灌進去的那許多荒謬絕倫的話，我簡直以為所有的人都瘋了。
我清楚地感覺到這裡面有些什麼人家不願意告訴我的秘密，也就安安靜靜地等候事态的發展，反正我自己在這件事上是正直的、無辜的，同時，不管是什麼樣的迫害在等着我，我能有為真理而受苦的光榮，也就太可慶幸了。我絕對不怕，絕對不隐藏起來，仍然天天到府第裡去，每天下午照常散步。六月八日，逮捕令下達的前夕，我跟兩個奧拉托利會的教師阿拉曼尼神父和曼達爾神父一同去遠足。我們帶了點心到尚波去，吃得很起勁，由于忘了帶酒杯，就拿麥稈插到瓶裡吸，各人都選頂粗的麥稈，争着多吸，以競相誇耀。我一輩子也沒有那麼快樂過。
我已經講過我年輕時怎樣失眠。從那時起我就養成習慣，天天晚上躺在床上看書，感覺到眼皮發重了，我就滅掉蠟燭，勉力眯盹一會兒，時間總是長不了。我晚上通常是讀《聖經》，我這樣把它周而複始地讀着，至少接連有五、六遍了。那天晚上，我比平時更少睡意，就把讀書的時間拖得更長，我把由以法蓮山的利未人作結的那一卷《聖經》整個讀完了。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那一卷就是《士師記》；因為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讀過這卷書了。這卷史書給了我很深的印象，我正在蒙胧中思考着，忽然被響聲和燈光驚醒了。戴萊絲拿着燈，照着拉·羅什先生，拉·羅什先生看我突然坐了起來，便對我說：“不要驚慌，是元帥夫人派我來的，她給你寫了一封信，還把孔蒂親王先生的一封信帶來了。”果然，在盧森堡夫人的信裡，我看到這位親王剛派快差送給她的一封信，信裡通知說，盡管他盡了一切努力，人家還是決定要用最嚴厲的方式對我起訴。“局勢緊張到極點了，”他對她說，“怎麼也擋不住了；朝廷交辦，議院要辦；早晨七點鐘就要發出逮捕令，登時就要差人去逮捕他；人家總算答應我，如果他走了，也就不追了；但是如果他執意要讓人家抓住他的話，他就一定會被捕的。”拉·羅什傳達元帥夫人的意思，催我起來去跟她商量。當時是下兩點，她剛睡下。“她在等你，”他又補充說，“看不到你就不肯入睡。”我趕緊穿上衣服就去了。
她顯得焦躁不安，這還是第一次呢。她的慌亂感動了我。在這種意外的時刻，又是在半夜裡，我自己也免不了有點激動，但是一見到她，我就忘了我自己而隻想到她了，隻想到我如果被捕，她就要擔任可悲的角色。因為，我雖然感到有足夠的勇氣永遠隻說實話，哪怕說實話于我有害，把我毀掉，但我卻感到自己沒有足夠的鎮定和機智，也許也沒有足夠的堅毅在被逼得太緊的時候避免連累到她。這就使我決計為她的安甯而犧牲我的榮譽，決計在這種場合下做出我為自己怎麼也不會做出的事。我的決心一下定，立即就向她說了出來，絕不願意要她付出代價來降低我這一犧牲的價值。我确信她對我的動機絕不會有所誤解，然而她竟沒有對我說半句感激的話，我對這種不在乎的态度頗為不快，以至猶豫起來，很想取消前言。但是元帥先生來了，不一會兒布弗萊夫人也從巴黎趕到了。他們做到了盧森堡夫人所應該做的事。我被恭維了一番，羞于改口，自此，問題就隻在于逃往何處和何時動身了。盧森堡先生建議我先在他家裡匿名隐藏幾天，好商量商量，比較從容地采取措施，我不同意，也沒有采納要我秘密跑到老聖堂區的建議。我堅持當天就走，不願到什麼地方躲藏起來。
我感到在法蘭西王國裡有些隐秘的、強有力的敵人，所以我認為，盡管我留戀法蘭西，我還是應該走出國境，以保證我的安甯。我最初的想法是到日内瓦退隐，但是隻消片刻的考慮，就打消了我去做這種傻事的念頭。我知道法國内閣在日内瓦比在巴黎還更有力量，如果它決計要困擾我，就絕不會讓我在日内瓦比在巴黎更安靜些。我知道我那篇《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曾在日内瓦議會裡引起了仇恨心理，這種仇恨越是不敢表現出來就越危險。最近我知道，在《新愛洛伊絲》出版的時候，日内瓦議會在特龍香大醫師的敦促之下曾匆忙禁止它發行，但是一看連巴黎也沒人響應，它就自慚冒失，又把它的禁令撤回了。我毫不懷疑，它這次既然覺得機會更為有利，就一定要盡力利用的。我知道所有的日内瓦人盡管表面上做得那麼漂亮，心裡卻對我懷有一種隐秘的忌妒，隻等機會一到就去洩憤。不過，愛國熱忱召喚我回到祖國去，而且如果我能指望在祖國安安靜靜地生活下去的話，我就會毫不猶疑地這樣做。但是，既然榮譽與理智都不容許我以逃亡者的身份回到祖國去避難，我就隻好作出這樣的決定：在靠近祖國的地方待下，到瑞士去等着，看看日内瓦将對我作出什麼決定。人們過一會兒就會看到，這種猶豫的時間并未持續多久。
布弗萊夫人很不贊成我這個決定，再次努力勸我渡海到英國去。她未能使我動搖。我一向就不愛英國，也不愛英國人；布弗萊夫人的全部辯才遠沒有戰勝我的憎惡，卻似乎把這憎惡反而加深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既已決定當天離開，他們一清早就對外面說，我已經動身了；拉·羅什是我派去拿我那些文稿的，他連對戴萊絲也不肯說我是不是真的動身了。自從我決定将來有一天要寫我的回憶錄以來，我就積累了很多信件和其他文件，需要來回好幾趟才能拿完。這些文件的一部分，已經挑選好的，都放到一邊了，上午剩餘的時間，我就忙着挑選其餘的部分，以便把可能有用的帶走，剩下的一把火燒掉。盧森堡先生很樂意幫我做這項工作，誰知需要的時間太久，上午沒有做完，哪還有工夫去燒呢。元帥先生自告奮勇，答應由他負責挑選剩餘的文件，把不要的親自燒掉，不交給任何人，并把挑出來的寄給我。我接受了這個盛意，樂于擺脫這件差使，好跟我最親愛的、行将永别的人們在一起度過我剩下的那為數不多的幾個小時。他拿上我在放這些文件的房間的鑰匙，并且在我的懇切請求下派人去把我那可憐的姨媽我來——她當時正急得要死，既不知道我究竟怎麼樣了，又不知道她将來會怎麼樣，她時刻等着法院的人的到來，卻不知道該怎麼辦，怎樣回答他們。拉·羅什把她帶到府裡來了，什麼話也不對她說，她原以為我已經走遠了，一看到我，她就一聲尖叫，撲到了我的懷裡。啊！友情，心靈的契合，習慣，親密！在這甜蜜而又慘痛的一刹那間，我們在一起度過的那麼多幸福、溫馨、安谧的日子全都湧上了心頭，使我在近十七年幾乎沒有一天不形影相随的生活之後，更深切地感到第一次别離的錐心之痛。元帥看到我們這樣的擁抱也忍不住流下淚來，他走開了。戴萊絲不願意再離開我。我叫她想到，她這時跟着我走是多麼不便，同時她又是多麼有必要留下來，為我清理衣物、催收款項。依慣例，每逢下令逮捕一個人。就要提走他的文稿，查封他的衣物或開具衣物清單，并指定一個保管人。因此她必須留下來辦理善後事宜，對一切都盡可能作最妥善的處理。我答應她不久就會跟我相會，元帥先生也保證我的諾言，但是我始終不願對她說出我要到什麼地方去，以便将來逮捕我的人逼問她時，她可以照實說她毫無所知。我臨别擁抱她時，内心裡也感到一種異常的激動，在一陣激奮之中——唉！這激奮具有何等的預言意味啊！我對她說：“孩子，要拿出勇氣把自己武裝起來。你在我幸福的日子裡曾跟我共安樂，今後，既然你願意這樣做，就要跟我共患難了。從此以後，等着你的隻是跟在我後面受侮辱、遭災殃。這個可悲的日子為我啟開的命運是要把我逼到最後一息的。”
現在我剩下要做的就是考慮動身的事了。法院的人原該是十點鐘就來，我動身時已經是下午四點鐘了，他們還沒有到。我們早就商量好了，我将租用驿馬。我沒有轎車，元帥先生就送了我一輛三輪小篷車，并且臨時借給我兩匹馬和一個車夫，把我送到第一個驿站。到了驿站，由于他事先的安排，人家就毫不留難地給我提供了驿馬。
因為我沒有在席上吃午飯，也沒有在府第裡露面，夫人們就到我整天沒有離開的那層底樓來跟我告别。元帥夫人擁抱了我好幾次，神色相當悲凄，但是在這幾次擁抱中，我不再感到兩三年前她動辄擁抱我時的那種親熱勁兒了。布弗萊夫人也擁抱了我，并且對我說了些很親切的話。有一個人的擁抱使我更感驚訝，那就是米爾普瓦夫人，當時她也在場。米爾普瓦元帥夫人是個非常冷淡、端莊而矜持的人，我覺得她還沒有完全擺脫洛林家族那種與生俱來的傲氣。她從來沒有對我表示過很多的關注。也許因為我受寵若驚，便對自己着意擡高這次寵遇的價值，也許因為她在這次的擁抱裡确實放進了一點凡屬高貴心靈都生而有之的那種同情心，反正我在她的動作和眼神裡發現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強有力的東西，直沁入我的心脾。後來我想起這件事，常作這樣的猜測：她既然知道我注定要走上什麼樣的一條末路，就一定是情不自禁地對我的命運動了一刹那的憐憫之情。
元帥先生一直不說話，臉上蒼白得和死人一般。他一定要送我上車，車子是停在飲馬池邊等我的。我們倆穿過了整個花園都沒有說一句話。我身上帶着花園的鑰匙，我就用這鑰匙開了園門，之後，我沒有把鑰匙放回口袋，默默無言地遞給他了。他接着鑰匙，激動的神情令人吃驚，從那以後，我時常情不自禁地想到他的這種表情。我一輩子也沒有遇到比這次别離更痛苦的時刻了。擁抱是長久的、默默無言的：彼此都感到這一次擁抱就是最後的訣别。
在巴爾與蒙莫朗西之間，我遇到一輛租用的馬車，裡面坐着四個穿黑衣服的人，微笑着向我打招呼。根據後來戴萊絲給我說的法院來人的面容、到達的時刻以及他們表現的态度，我絕不懷疑那四個人就是他們；特别是後來我又聽說，我的逮捕令不是象人家預告我的那樣在七點鐘發出，而是到中午才發出的。我必須直穿巴黎。一個人坐在敞開的篷車裡藏得當然不會很嚴密，我在街上看到好幾個人向我打招呼，樣子象是很熟，可是我一個也不認得。當晚，我繞道從維爾羅瓦領地經過。在裡昂，驿運的客人通常都得要帶去見城防司令。這對于一個既不願說謊又不願更姓換名的人來說，可能是很尴尬的。我就帶着盧森堡夫人的一封信去找維爾羅瓦先生，請他設法為我免除這件苦差使。維爾羅瓦先生給了我一封信，結果沒有用上，因為我沒有經過裡昂。這封信現在還封得好好的存放在我的文件裡。公爵先生苦苦敦勸我在維爾羅瓦過夜，但是我甯願重登大路，所以當天又走了兩站路。
我的車座很硬，我身子又不舒服，不能多趕路。此外，我的樣子又不夠威風，不能使人家好好地服侍我，而在法國，大家都知道，要驿馬感到鞭子，就非經過車快的肩膀不可。我以為多多塞錢給執疆人，就可以補充我言不驚人、貌不壓衆的缺陷，誰知結果更糟。他們以為我是當差的下人，平生第一次坐驿車。從此我就隻能得到些驽馬，自己也成了車夫的笑料。我最後隻好耐下性子，什麼也不說，憑他們的高興去趕路——其實我一開始就應該這樣做的。
我是有法子使我在旅途中不感到寂寞的，那就是對最近的一切遭遇來一番思索，弄個水落石出！但是我既沒有這樣的性格，也沒有這樣的心情。說來也真怪，已經過去了的災難，不管它隔得多麼近，我是很容易忘記的。當災難還沒有來到時，稍一想及就使我驚慌不知所措，可是災難一旦發生了，對它的回憶也就非常淡薄，而且也非常容易消失。我這個害死人的想象力，它不斷地使我煩惱，使我總想預防尚未發生的災難，而且使我的記憶不能專注，不讓我把已經過去的災難再回想起來。對于木已成舟的事情，就用不着再預防了，而且再去想它也徒勞無益。我的苦難可以說在發生以前就已經叫我受盡了，在等待期間，我越是感到痛苦，忘記也就越發容易；而與此相反，我總是不斷地記住我過去的幸福，我回想它，咀嚼它，可以說是什麼時候願意就什麼時候能重新享受一次。我感覺到，我就是虧了有這種絕妙的秉賦，所以從來就不曉得什麼叫作記仇。這種記仇的脾氣，由于對所受的侮辱耿耿于懷，所以經常在一顆好報複的心裡發酵，它恨不得叫仇人受盡痛苦，然而自己卻先受盡痛苦了。我生性急躁，在感情沖動時曾感到氣憤，甚至感到狂怒，但是報仇的欲念從來沒有在我心裡紮根。我太少想到所受的冒犯了，因而也就不會怎樣多想到冒犯我的人。我之所以想到他給我造成的損害，隻是因為怕他再給我造成損害，如果我确信他不再來害我，那麼他給我帶來的痛苦便立刻被抛到九霄雲外去了。人們常向我們說教，要我們寬恕别人對我們的冒犯，這當然是個美德，但對我是用不上的。我不知道我的心靈能否抑制仇恨，因為它從來沒有感到仇恨，同時，我也太少想到我的仇人了，不可能有寬恕他們的美德。我的仇人們為着叫我苦惱而自己就先苦惱到什麼地步，這我說不上來。我是聽憑他們擺布的；他們有絕對的權力，他們還使用這個絕對的權力。隻有一件事是超乎他們的權力之外的，并且我量他們也做不到：他們為害我而傷腦筋，卻不能強迫我也為害他們而傷腦筋。
從動身的第二天起，我就把剛剛發生的一切都忘得一幹二淨了，我在整個旅途中，除了不得不時刻予以提防的那些事情外，什麼議院，什麼蓬巴杜爾夫人，什麼舒瓦瑟爾先生，什麼格裡姆，什麼達朗貝，以及他們的陰謀和他們的同夥，連想都不去想了。然而代替這一切而湧上了我心頭的，就是我動身前夕所讀的那一卷書。我也想起了格斯耐爾的《牧歌》——這是他的譯者于貝爾前些時候寄贈給我的。這兩個念頭老是浮現在我的腦際，它們是那樣清晰，那樣交織在一起，以至我想嘗試一下，把二者給合起來，用格斯耐爾的詩體，寫“以法蓮山的利未人”這個題材。這種歌詠田園的純樸風格似乎是頗不适于寫這樣一個慘烈的題材的，同時我眼前的處境也不能給我提供多少歡快的思想來把這個題材寫得活潑些。然而我還是勉力為之，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供我在車中消遣，絕不抱成功的希望。我剛一嘗試，就驚訝地感覺到，我的思想是那麼溫和，而表達時又那麼得心應手。三天工夫就把這首小詩的頭三章寫成了，後來在莫蒂埃又完成了全作。我敢說，我一輩子也沒有寫過一點東西能比這篇詩有更動人的淳樸風尚，更鮮豔的色彩，更樸素自然的描寫，更貼切的性格勾劃，更古色古香的質樸；而這一切，并沒有受到那可憎的恐怖題材的影響，因此，除了其他優點以外，我還有戰勝困難的優點。《以法蓮山的利未人》如果不是我的最佳作品，也永遠是我所最喜愛的作品。我從來不能、也永遠不能重讀這篇詩而不感到一種無怨無艾的心靈的歡樂——這個心絕不因自己所遭遇的不幸而憤懑，卻反而能自寬自慰，從自身找到一種東西來補償它所遭遇的不幸。請你把所有那些在着作中對他們并未經曆的逆境顯得那麼豁達大度的大哲學家都集合起來，把他們放到象我所處的這種境況裡，讓他們在感到榮譽受到了侮辱的那最初的一陣憤慨之中去寫這樣一部作品吧，那時你就會看到他們将怎樣處理這部作品了。
我從蒙莫朗西動身去瑞士的時候，曾決定到依弗東去，在我那善良的老朋友羅甘先生家裡住下來，羅甘退休在那裡已經有幾年了，他曾邀我去看他。我在路上聽說到裡昂去要走彎路，這就省得我路過裡昂了。但是，不路過裡昂就要路過伯藏松，這也是個要塞，因而也就有同樣的不便。我就想不如繞點路經過薩蘭，托辭去看杜賓先生的侄子梅朗先生，他在那裡的鹽場工作，以前曾多次邀我去看他。這個辦法成功了；我沒有找到梅朗先生，也就用不着停留，我對此感到十分高興，又繼續走我的路，誰也沒有盤問我一句。
我一進入伯爾尼郊境内，就叫車子停下來，我走下車，趴下來親吻大地，并在情感激動中叫道：“天啊！你是道德的保護者，我贊美你，我踏上自由的土地了！”我就是這樣，一有了希望，眼就瞎了，滿心信任了，老是把要成為我的災殃的事物也熱愛起來。我的車夫大吃一驚，以為我瘋了。我又登上車，不幾小時，就得到那既強烈又純粹的快樂，緊抱在那可敬的羅甘的雙臂之中了。啊！讓我在這位賢主人家裡喘息片刻吧！我需要在這裡恢複一下勇氣和精力，不久我就會找到使用這勇氣和精力的地方的。
在我上面的這一段叙述裡，凡是我能想得起來的情節我都不厭其詳地寫了出來，這并不是沒有理由的。雖然這些情節本身不見得十分清楚，可是，你一旦抓住了那陰謀的線索，這些情節就能照亮那陰謀的進程；比方吧，它們對我行将提出的問題固然不能提供基本概念，卻大有助于這一問題的解答。
假設為了執行以我為對象的那個陰謀，人家非要我走開不可，那麼，一切經過就應該差不多象實際發生的那樣，才能使我走開。但是，如果我不被盧森堡夫人在半派人前來所吓倒，不為她神色慌張所感動，而繼續保持堅定，如果我不待在府第裡，而回到床上去安安靜靜地睡到大天亮，我會同樣被下令逮捕嗎？這是個大問題，許多别的問題的解答都是以這個大問題為轉移的，而要研究這個大問題，那恫吓性的逮捕令的下達時間和那實際逮捕令的下達時間都不是沒有注意的價值的。這是一個粗淺的、卻又明顯的實例，說明在事實的陳述中，你若想探索事實的隐秘原因，那些最不足道的細節也有其重要性，它可以引導你去用歸納法把隐秘原因揭發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