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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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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書籍名:《忏悔錄》    作者:讓-雅克·盧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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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兩年的沉默與忍耐之後,盡管我曾屢下決心不再寫下去,現在還是拿起筆來了。讀者,請暫時不要評論我迫不得已再寫的種種理由:隻有把本書讀完之後,你才能夠評斷。
      人們已經看到,我的安靜的青年時代在一種平穩的、相當甘美的生活中流逝了,既無大禍也無大福。這種平庸大部分是我那種雖熱烈卻又軟弱的天性造成的;我的這種天性,難于振作卻極易灰心;它要受到強烈的震撼才能擺脫困靜,卻又由于慵懶與愛好而回複原态;它老是把我拉回到我自認生而好之的那種閑散而甯靜的生活,離大的美德遠,離大的惡行更遠,因而它從不容許我有什麼大的作為,無論是在善的方面,還是在惡的方面。
      我馬上就要展示的是一幅多麼不同的圖景啊!命運在前三十年間一直有利于我的自然傾向,到了後三十年就時刻加以拂逆了;人們将會看到,從這種事與願違的不斷的矛盾之中,使生出了一些巨大的過失、一些聞所未聞的不幸以及一切能給逆境帶來榮譽的品德,隻是沒有使我産生堅強的性格。
      本書的第一部是完全憑記憶寫成的,其中一定有很多錯誤。第二部還是不得不憑記憶去寫,其中很可能錯誤更多。我前半生那些美好的年月,都是在既甯靜又純潔的境況中度過的,那些甜蜜的往事給我留下了成千上萬滋味無窮的印象,使我樂于不斷地回憶。人們在下面就可以看到,我後半生的回憶是多麼不同。重溫這些回憶,就是重嘗它們的苦澀。我很不願拿這些凄涼的回憶來加劇我現狀的辛酸,因而盡其所能予以回避;我這樣做往往相當成功,以緻當我需要重述往事的時候,有的就再也想不起來了。這種對苦痛的健忘,正是上天給我在多舛的命運中安排下的一種安慰。我的記憶力專使我回想過去的樂事,從而對我的想象力起着一種平衡的作用,因為我那驚弓之鳥似的想象力,使我隻能預見到險惡的将來。
      為了彌補我記憶的不足,為了使我在這項工作裡有所遵循,我也曾搜集了一些資料,但是這些資料現在都已落入他人之手,收不回來了。我隻有一個向導還忠實可靠,那就是感情之鍊,它标志着我一生的發展,因此也就是我一生經曆的事件之鍊,因為事件是那些感情的前因或後果。我很容易忘掉我的不幸,但是我不能忘掉我的過失,更不能忘掉我的善良的感情。這些過失和感情的回憶對我說來是太寶貴了,永遠不能從我心裡消失掉。我很可能漏掉一些事實,某些事張冠李戴,某些日期錯前倒後;但是,凡是我曾感受到的,我都不會記錯,我的感情驅使我做出來的,我也不會記錯;而我所要寫出的,主要也就是這些。我的《忏悔錄》的本旨,就是要正确地反映我一生的種種境遇,那時的内心狀況。我向讀者許諾的正是我心靈的曆史,為了忠實地寫這部曆史,我不需要其他記錄,我隻要象我迄今為止所做的那樣,訴諸我的内心就成了。
      然而,十分僥幸,有這麼一段六、七年長的時間,我在一本信件的抄本裡還保留着關于它的一些可靠材料,這些信件的原件現在都在佩魯先生手裡。這個抄本終止于一七六0年,包括我居住退隐廬、跟我那些所謂的朋友大鬧不和的整個一段時期:這是我一生中難忘的階段,也是我一切其他不幸的根源。至于較近的信件原件,我手邊能留下的恐怕已為數不多,我不想将它們繼續抄在那本抄本——它份量太大了,不能指望能夠逃過我的那些“阿耳戈斯”的察覺——的後面,将來當我覺得這些原件能有所說明的時候,不管是于我有利也好,于我不利也好,我就在本書中轉錄出來。我不怕讀者忘記我是在寫忏悔錄,而以為我是在寫自辯書;但是當真理為我辯護的時候,讀者也不應該指望我會抹煞真理。
      而且,這第二部和第一部相較,隻有這種始終一緻的真實性是共同的,而其所以較高于第一部也隻由于它所叙述的事實較為重要。除此而外,它在各方面都不及第一部。我的第一部是在武通或特利城堡寫的,當時心情舒暢,洋洋自得,自由自在,凡是我要回憶的往事,沒有一件不是一個新的樂趣。我不斷帶着新的喜悅去回想它們,同時我可以無拘無束地反複修改,直到我滿意為止。今天我的記憶力和腦力都衰退了。幾乎不能做任何工作了;我寫這第二部,隻是勉力為之,心頭壓着無限苦楚。它給我展示出來的,盡是些大災大難和背信棄義的行為,盡是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往事。我恨不得把我所要說出的一切埋葬在永恒之夜裡;而我既不能不說,又不能不躲躲藏藏,耍花招,打掩護,硬着頭皮做出我生來最不會做的事。我頭上的房頂有眼睛,我周圍的牆壁有耳朵:我被許多心懷惡意、目不轉睛的密探和監視人包圍着,心緒不甯,精神恍惚,把臨時想到的幾句話,匆匆忙忙地寫到紙上,幾乎連重讀一遍的時間都沒有,更不用說修改了。我知道,人們盡管不斷地在我的周圍樹起無窮的障礙,他們還是怕真理從牆縫裡鑽出來。我能有什麼辦法叫它露頭呢?我在嘗試着,成功的希望卻不多。請讀者想想吧,環境如此,能不能寫出動人的畫幅,且給以引人入勝的色彩。因此,凡是想閱讀我這一冊書的人,我都要向他們預先聲明,他們往下讀的時候沒有任何東西能保證他們不感到厭煩,除非他們是想徹底了解一個人,真誠地愛正義、愛真理。
      在我第一部結束的時候,我正懷着怅惘的心情向巴黎進發,而把我的心留在沙爾麥特。我在沙爾麥特建築着我最後的一座空中樓閣,打算将來有朝一日媽媽心回意轉,我把積蓄下的财富帶回來,送到她的膝下,而且我認為我的記譜法是萬無一失的财源。
      我在裡昂停了些時候,看看朋友,找幾封上巴黎的介紹信,并賣掉随身帶來的幾本幾何書。大家都歡迎我。馬布利先生和夫人見到我,表示很高興,并且請我吃了好幾次飯。我在他們家裡結識了馬布利神父,我以前也是在他們家裡結識孔狄亞克神父的。他們都是前來探望他們的兄長。馬布利神父給我寫了幾封到巴黎的介紹信,其中有一封是給封得奈爾的,另一封是給開呂斯伯爵的。這兩個人和我認識後都處得很相投,特别是封得奈爾,他一直對我懷着深情厚誼,至死不衰,并且在促膝談心中曾給過我許多忠告,我後悔沒有很好地聽從。
      我又遇到了博爾德先生。我和他很久以前就相識了,他并且時常由衷地、真心實意地幫助我。這一次他熱誠如故。就是他幫忙把我的幾本書賣掉了,而且親自或者托人為我寫了幾封很好的去巴黎的介紹信。我又會到了地方長官先生,他原是博爾德先生給我介紹認識的,這次我又通過他認識了黎希留公爵。公爵那時正途經裡昂,巴呂先生把我介紹給他。他很好地接待了我,并且要我到了巴黎後去看他;後來我果然去看了他好幾次,然而,我認識了這樣高的顯貴——以後我還要常常談到的——卻始終未得到任何助益。
      我又見到了音樂家達維,他曾在我以前某次旅行時救過我的急。他曾借給我或贈給我一頂便帽和幾雙襪子,雖然我們後來時常見面,我卻一直沒有還他,他也一直沒有向我索取。不過我後來也送過他一件禮物,價值差不多相當。如果要講我應該做些什麼事情,我是可以把自己說得更好些的,但是我現在是在講自己實際的所作所為,可惜,這是兩碼事了。
      我再次見到了那位高貴、大方的佩裡雄,這一回他又使我感受到了他平素的那種慷慨豪爽,因為他給了我和他當年給予那好心的貝爾納同樣的饋贈:他給我付了驿車車費。我又見到了外科醫生巴裡索,他是天下第一位心地善良而樂善好施的人;我還見到了他疼愛的那位戈德弗魯瓦,他十年來一直贍養着她。這位戈德弗魯瓦除了性情溫柔、心地善良外,幾乎一無可取,但是任何人見到她就不能不對她表示同情,離開她就不能不感到憐憫;由于她已經到了肺痨病的末期,不久之後也就與世長辭了。一個人所愛的對象是怎樣的性格,最足以說明這個人的真正天性了。你隻要見過那溫柔的戈德弗魯瓦,你就會知道善良的巴裡索是個什麼人。
      對于這些善良的人們,我都感激。然而後來我和他們都疏遠了,當然不是由于忘恩負義,而是由于我那種不可克服的常使我貌似忘恩的疏懶。他們的隆情厚誼,我未嘗一日忘懷,但是要我不斷地向他們表示感激之情,卻比用行動報答他們要困難得多。準時寫信始終是我力所不及的事;我一開始疏于音問,就感到羞慚,不知該怎樣彌補過失,這種羞慚和尴尬又反過來加重我的過失,我就索性不再寫信了。因而我就音訊杏然,仿佛把朋友們全忘掉了。巴裡索和佩裡雄簡直毫不介意,我發現他們始終熱腸如故;但是人們在二十年後的博爾德先生身上将可以看到,當一個才子以為被人疏遠了的時候,他的自尊心會激起怎樣的報複情緒。
      在離開裡昂之前,我不應該把一個可愛的人兒忘掉。我又見到了她,感到格外喜悅,她在我的心頭留下了極其溫馨的回憶。這個人就是賽爾小姐,我在第一部裡曾經提到過她,後來我住在馬布利先生家裡時又和她再度相逢。我這次旅行,比較悠閑,因此和她相見的次數也比較多。我對她産生了強烈的感情,我也有理由相信她的心并不與我相反,但是她對我是如此信任,使我根本不能産生濫用這種信任的念頭。她沒有任何資财,我也是身無長物;我們的處境太相同了,不容許我們結合起來,而且我心裡另有打算,根本不想結婚。她告訴我,有一位年青的商人熱内夫先生似乎很想赢得她的愛情。我在她家也見過他一兩次,覺得他象個正派人,而且大家也都說他為人正派。我深信她和他的結合會是很幸福的,因此很盼望他能娶她。後來他果然娶了她。為了不緻擾亂他們的純潔愛情,我就趕快離開了,并衷心祝願這位可愛的人兒幸福無量。可惜我的祝願在塵世隻實現了很短一段時間,我後來聽說她結婚隻兩三年就死了。我在旅途中一直懷念她,我當時感覺到,後來每想起她時也感覺到,為義務和道德而犧牲固然是痛苦的,但是這種犧牲在内心深處留下的溫馨的回憶,作為補償是綽綽有餘的。
      上次旅行,我是怎樣單從巴黎的不利的方面看這個城市,這次旅行,我也就怎樣單從巴黎的輝煌的方面看這個城市。不過,所謂輝煌并不是指我的住所而言;按照博爾德先生給我的一個地址,我住進了離索爾朋不遠的科爾蒂埃路的聖康坦旅館。糟透的街,糟透的旅館,糟透的房間。然而在這旅館裡卻曾住過許多傑出之士,如格雷塞、博爾德、馬布利和孔狄亞克兩位神父以及其他一些人,可惜我那時一個也沒有遇到。不過我在那裡遇到了博納豐先生,他是個破腳紳士,好争訟,一副咬文嚼字的典雅派的樣子。由于他,我認識了我現在最老的朋友羅甘先生。我又通過羅甘先生認識了哲學家狄德羅。關于狄德羅,我在下面還有很多話要說。
      我是一七四一年秋天來到巴黎的,随身帶着十五個金路易的現款以及我的《納爾西斯》喜劇和我的音樂改革計劃,這些就是我的全部本錢。因此我沒有多少時間可以浪費,急于要拿自己的存稿來想辦法。我趕緊利用我帶來的許多介紹信。一個年青人到了巴黎,面孔長的過得去,顯得有些才能,總是靠得住有人接待的。我受人接待了。這種接待給了我很多愉快,但是無大實益。在介紹給我的那許多人之中,隻有三位對我有點用處,一個是達梅桑先生,他是薩瓦貴族,當時是宮廷侍從,我相信他還是卡利尼安公主的寵臣;一個是博茨先生。他是銘文研究院的秘書,國王辦公室的紀念章保管員;還有一個是卡斯太爾神父,耶稣會教士,明符鍵琴的發明者。陳達梅桑先生外,其餘二人都是馬布利神父介紹給我的。
      達梅桑先生為了滿足我的迫切要求,又給我介紹了兩個人:一個是加斯克先生,波爾多議院議長,拉得一手好提琴;另一個是萊翁神父,當時住在索爾朋神學院,是個很可愛的年青貴族,在社交場中以羅昂騎士的名字出過一陣風頭之後就在盛年死去了。兩人都異想天開,要學作曲。我教了他們幾個月,稍微補充了一下我的幾乎枯竭的旅囊。萊翁神父跟我交上了朋友,想聘我做他的秘書,但是他并不富有,隻能給我八百法郎,我很歉然地拒絕了,這樣的待遇實在不能維持我的衣食住行。
      博茨先生很好地接待了我。他愛學問,也有學問,但是有點學究氣。博茨夫人簡直可以做他的女兒,她容光照人,而且有點矯揉造作。我有時在他們家吃飯。在她的面前,我的樣子顯得十分笨拙。她的舉止随随便便,更加重了我的羞澀感,一舉一動都格外可笑。當她把菜碟送到我面前的時候,我總是伸出叉子把她遞來的萊謙而遜之地叉上一小塊,因此當她把打算給我的菜碟交給仆人的時候,總是轉過身去,怕我看見她笑。她沒有料到我這鄉下佬的腦袋裡也并非空無一物。博茨先生把我介紹給他的朋友雷奧米爾先生,這位雷奧米爾先生在每星期五學士院例會的日子都來他家吃晚飯。他把我的方案對他談了,并說明我有意把方案送請學士院審查。雷奧米爾先生答應了,并向學士院提交了我的建議書,此事蒙該院接受了。到了預定的日子,我由雷奧米爾先生引進學士院,由他作了介紹。同一天,即一七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我就榮幸地在學士院裡宣讀了我早就為此準備好的論文。盡管這個大名鼎鼎的機關的确十分莊嚴肅穆,但我并沒有感到象在博茨夫人面前那麼腼腆,我的宣讀和答辯都還應付得不太壞。我的論文成功了,并博得許多頌詞,這些頌詞既使我驚,又使我喜,因為我幾乎不能想象,在這些院士的心目中,任何不是院内的人居然會有常識。被指定審查我的方案的委員是梅朗、埃洛和富希三位先生。他們當然都是傑出之士,但是沒有一個懂得音樂,至少懂的程度不足以使他們有能力審查我的方案。
      在我和這幾位先生讨論的過程中,我深信,既确實而又驚訝地深信,學者們固然有時比一般人的成見少,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對已有的成見卻堅持得比一般人更厲害。盡管他們提出的反駁大部分都那麼無力,那麼不正确,盡管我承認我在回答的時候有些膽怯,而且措辭不當,但是我的理由是不容置辯的,然而我卻沒有一次能使他們了解,使他們滿意。我總是目瞪口呆地看到,他們還沒有懂我的意思就用幾句漂亮話輕易地對我進行反駁。不曉得他們從哪裡挖出了一個蘇埃蒂神父,說他曾想出用數字表達音階。這就足以使他們認為我的記譜法不算是新發明了。這倒也還罷了,因為盡管我從來就沒有聽說過什麼蘇埃蒂神父,盡管他那根本沒有考慮八度音的記錄教堂歌曲的七音記譜法不能和我發明的簡單而方便的方法相提并論——我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用數字把音樂裡可能想象到的一切,如音符、休止符、八度音、節拍、速度、音值等等都表示出來,而蘇埃蒂對這一切根本未加考慮;盡管如此,如果隻就七個音符的基本表達法而論,說他是最初的發明人倒也是十分确實的。但是,他們除了對這種原始發明過度重視以外,并不就此罷休,在談到記譜體系的内容時,完全一派胡言,不知所雲。我的記譜法的最大優點就是省掉變調和音符的麻煩,所以,同樣的一支曲子,不論你用什麼調,隻要在曲子開頭換上一個字母,全由就随你的意思記下來了,移調了。這些先生們聽到巴黎亂彈琴的樂師說移調演奏法毫無價值,他們就從這一點出發,把我的體系的最大優點反而當成是反對它的不容置辯的理由。他們決議說,我的音符便于聲樂,不便于器樂,而實際上他們應該說,我的音符既便于聲樂,更便于器樂。學士院根據他們的報告,給我發了一張獎狀,措辭誇獎備至,骨子裡卻可以看出,它認為我的記譜法既不新穎,又無用處。我後來為公衆寫了一部題為《現代音樂論》的書。我認為沒有必要把這樣一張獎狀作為該書的裝飾。
      這件事使我有機會體會到,為了正确審查一個專門問題,盡管你對各門科學的知識很廣博,如果你在廣博之外不加上對這一問題的專門研究,則遠不如一個知識淺陋而對這一門卻研究得既專又深的人。對于我的記譜法的唯一站得住腳的反對意見,是拉莫提出來的。我剛一向他說明我的體系,他就看出了它的弱點。“你那些符号,”他對我說,“是很好的,好就好在它們簡單明了地确定音值,清楚地表現音程,并且能将複雜的東西簡單地表示出來,這都是普通的記譜法所辦不到的。但是它們壞就壞在要求用腦子去想,而腦子總是跟不上演奏的速度。”“我們的音符的位置,”他又說,“明擺在眼前,不必用腦子去想。如果兩個音符,一個很高,一個很低,用一大串中間的音符連接起來,我一眼就看出由此到彼的順序變化的進程,可是,用你的記譜法,要我摸清這一大串,就必須把那些數字一個一個拼出來,一目了然卻做不到。”我覺得這個反對意見是無法反駁的,登時就同意了。盡管這個反對意見既簡單又明顯,卻隻有老手才能說出來。當時沒有一個院士能夠想到這點,是不足為奇的。然而出奇的倒是那些大學者可謂無所不知,而他們竟不懂每個人隻應該審查自己本行以内的事物。
      由于我時常拜訪我的審查委員和其他院士,這就使我得以結識巴黎文壇中最傑出的人物。所以,當我後來一躍而進入文士之林的時候,我已經是他們的舊相識了。至于目前,我還是專心搞我的記譜法,一意要在音樂這門藝術中掀起一場革命,并從而一舉成名;藝術界的這種一舉成名,在巴黎經常是使你名利雙收的。我關起房門,以一種說不出的熱情,一連埋頭幾個月,把我向學士院宣讀的論文徹底改寫了,改成一部以公衆為對象的作品。困難的是要找到一個書商肯接受我的手稿,因為要鑄新字就得花幾個錢,書商們是不肯把錢花在新作者頭上的,而我卻認為用我的作品撈回我寫作時的夥食費也似乎是天公地道的事。
      博納豐為我找到了老基約,老基約就跟我訂了合同,獲利對分,而出版稅則由我一人負擔,這位老基約把事情辦得如此之糟,出版稅我是白付了,出的第一版書呢,我卻沒有拿到一文錢。雖然德方丹神父答應為我宣傳,别的報人對這本書也頗有好評,書的銷路似乎還是不佳。
      試驗我的記譜法的最大障礙,就是人家怕這種方法如果不能通行,學的時間就算白費了。我的解釋是,我的方法使概念非常清楚,即使想用普通的方法學音樂,如果開始先掌握了我的記譜法,反而可以節省時間。為了拿實驗來證明,我免費為一位美國女人德盧蘭小姐教音樂。她是羅甘先生介紹來的。教了三個月,她就能用我的音符讀任何樂曲,甚至能依譜唱任何困難不太大的樂曲,比我自己還好。這個實驗的成功是驚人的,然而沒有人知道。若是别人,一定要在報上大吹特吹了;但是我,雖有若幹才能發明一些有益的事物,卻從來沒有才能去宣揚它,借以牟利。
      就這樣,我的埃龍噴水器又一次損壞了;可是,這一次我已是三十歲的人了,在巴黎街頭,沒有錢就不能生活,而我在巴黎是無所憑依的。在這種窘迫環境裡,我所采取的辦法,隻有不曾好好讀過本書第一部的人才會感到驚訝。我總算又緊張又勞而無功地忙過一陣了,我需要喘口氣。我不僅不悲觀失望,反而安于疏懶和聽天由命;為了讓老天爺有時間去解決問題,我不慌不忙地吃着我那僅存的幾個金路易,并不取消我那悠閑的享樂,隻是花費上稍微節約一些,兩天隻坐一次咖啡館,一星期隻去兩次劇院。關于花街柳巷的耗費,我沒有什麼可改弦更張的,因為我一輩子也不曾為此花過一文錢,除了唯一的一次例外,這我在下面就要說到。
      我手裡連三個月的生活費都沒有,而我卻把這種懶散而孤獨的生活過得那麼安閑、那麼愉快、那麼滿懷信心,這正是我生活的特點之一,也是我性情乖僻的一斑。我極端需要人家想到我,卻也正是這種極端需要使我喪失了抛頭露面的勇氣,越是需要登門拜訪,我就越覺得這種登門拜訪無聊,以緻連那些院士們,連我已經挂上鈎的那些文壇人士,我都不願去看了。隻有馬裡佛、馬布利神父、封得奈爾我有時還繼續去看看。我甚至把我的喜劇《納爾西斯》拿給馬裡佛看了。他很賞識,并且惠然予以修改。狄德羅比他們都年輕,差不多和我同歲。他愛好音樂,也懂得音樂理論。我們常在一起談談音樂,他也對我談了他的一些寫作計劃。這樣,在我們兩人之間不久就建立了更親密的關系,這種關系維持了十五年,如果我不是由于他自己的過失不幸被拖進他那一行業的話,這種關系是會維持得更久的。
      在我迫不得已去乞讨面包之前所剩下的這點短暫而寶貴的間歇時間裡,我利用它幹了些什麼,這是誰也料想不到的:我利用它來背誦大段的詩作,這些作品我讀了不下一百遍,又忘掉一百遍。每天上午十時左右,我就到盧森堡公園去散步,衣袋裡帶着一本維吉爾或盧梭的集子。我在那裡一直呆到午餐的時侯,有時背一首宗教頌歌,有時背一首田園詩,雖然背了今天的就忘了昨天的,但我總是不灰心。我還記得,尼西亞斯在叙拉古慘敗之後,被俘的雅典人以背誦荷馬史詩謀生。我要從這種好學的榜樣當中得出一點教益,那就是發揮我的良好的記憶力,把所有詩人的作品都熟記在心,以備将來窮途潦倒無以為生時之用。
      我還有一個同樣可靠、有效的辦法,就是下棋。凡是我不去劇院的日子,下午總是經常到莫日咖啡館去對局。我認識了雷加爾先生,還有一位于松先生,還有菲裡多爾。當時棋界的一切名手我都見識了,而我的棋藝卻并不比以前高明些。然而有一點我毫不懷疑:我總有一天會超過他們所有的人,我認為,這也就夠做我的生财之道了。不管我癡心妄想迷上哪一行,我總是抱着同樣的邏輯。我心裡想:“誰成了哪一行的尖子,誰就準能走運;因此,不管哪一行,我隻要成了尖子,就一定會走運,機會自然會到來,而機會一來,我憑着本領就能一帆風順。”這種幼稚的想法不是出于我的理智的似是而非之論,而是出于我的懶惰。要想奮發,就得作出巨大而又迅速的努力,這使我害怕,因此我極力美化自己的懶惰,想出一套合适的論據來掩蓋可恥的懶惰。
      就這樣,我安逸地坐待囊空金盡;我相信,如果不是卡斯太爾神父使我從昏睡狀态中擺脫出來,我是會花盡最後一文錢卻依然無動于衷的。我有時上咖啡館,就順便去看看這位卡斯太爾神父。他有點瘋瘋癫癫,但老底子卻是好人:他看我這樣無所事事,虛度年華,很不以為然。他對我說:“既然音樂家們和學者們不跟你同調合拍,你就改弦更張,去看看女太太們吧。也許在這方面你容易成功些。我已經在伯藏瓦爾夫人面前提起過你,你就憑我的介紹去看看她。她為人很好,一定很高興看到她丈夫和兒子的同鄉的。你在她家裡将見到她的女兒布洛勒伊夫人,她是個才女。我還在另一個女人面前談到過你,她就是杜賓夫人,你把自己的作品帶給她看看,她很想見見你,會很好地接待你的。在巴黎,什麼事都要靠女人才做得起來:女人仿佛是些曲線,而聰明人就是這些曲線的漸近線;他們不斷地接近她們,卻永遠不觸及到她們。”
      我把這種可怕的、苦役一般的拜訪,推遲了一天又一天,終于鼓起勇氣去看伯藏瓦爾夫人了。她親切地接待了我。布洛勒伊夫人一進她的房間,她就對她說:“女兒,這就是卡斯太爾神父跟我們談起過的盧梭先生。”布洛勒伊夫人把我的作品誇獎了一番,并且把我領到她的鋼琴邊,讓我看出她是研究過我的作品的。我一看她的挂鐘已經快到一點了,就要告辭,伯藏瓦爾夫人對我說:“你住得很遠,别走了,就在這裡吃飯吧。”我也就不客氣地留下了。一刻鐘後,我從一些迹象意識到,她原來是請我在下房裡吃飯。伯藏瓦爾夫人為人倒極好,但是知識有限,而且由于自己出身波蘭貴族,太驕傲了,她不大懂得對才智之士應給以應有的尊敬。這一次她甚至隻憑我的舉止去判斷我,連我的服裝也沒有注意到;我的服裝雖然很簡單,卻頗整潔,絕不顯得該是在下房裡吃飯的人。我已經把下房的路忘得太久了,絕不願重登此程。我也沒有把自己的不快顯過出來,隻對伯藏瓦爾夫人說,我突然想起有一件小事要辦,不能不回去,說着就要走開。布洛勒伊夫人走到她母親身邊,附耳說了幾句話,這立刻産生了效果。伯藏瓦爾夫人站起身來攔住我,對我說:“我想請你賞光跟我們一起用餐。”我覺得再拿架子就蠢了,于是留了下來。而且,布洛勒伊夫人的好意感動了我,使我對她發生了興趣。我很樂意同她一起進餐,并且希望她日後對我認識較深的時候,不會為曾幫我獲得這次榮幸而後悔。她們家的老友拉穆瓦尼翁院長先生也在座。他跟布洛勒伊夫人一樣,講一口巴黎社交界的行話,用的淨是花哨的字眼和莫測高深的隐語。可憐的讓-雅克在這方面就相形見绌了。我也識相,不敢賣弄聰明,因此一言不發。如果我一直就這樣安分,該是多麼好啊!我就絕不會落到今天這樣的深淵裡了。
      我這樣笨拙,不能在布格勒伊夫人面前露一手,以證明我應該得到她的垂青,心裡十分難過。飯後,我就想起我那老一套了。我衣袋裡裝着一首詩,是我在裡昂時寫給巴裡索的。這首詩本來就不缺乏熱情,我朗誦時更加熱情洋溢,結果使他們三人都感動得流了淚。也許是我的虛榮心作祟,也許是事實确實如此,我總覺得布洛勒伊夫人的眼光仿佛在對她母親說;“怎麼樣,媽媽,我說這個人該跟你同席,不該跟你的侍女共餐,該沒有說錯吧?”直到此時為止,我心裡總是不舒服,這樣報複了一陣之後,我才感到痛快了。布洛勒伊夫人把她原來對我的那點好評,這時又未免提得過分了些,她認為我不久就會在巴黎名噪一時,變成一個風流人物了。
      我缺乏經驗,為了指導我,她給了我一本某伯爵的忏悔錄,“這本書,”她對我說,“是一位良師益友,你将來在社交場中會需要它的,不時參考參考有好處。”我懷着對贈書者的感激之情,把這本書保存了二十年,但是一想到這位貴婦人仿佛認為我有風流才華,便常常啞然失笑。我讀了這本書,馬上就想跟作者交朋友。我這天生的氣質并未欺我:他是我在文學界所曾有過的唯一的真正朋友。
      從此,我就敢于信賴伯藏瓦爾男爵夫人和布洛勒伊侯爵夫人了,她們既然關心我,就決不會讓我久困窮途;我果然預料對了。現在來談談我是怎樣登上了杜賓夫人之門的,這次登門有着十分深遠的後果。
      杜賓夫人,大家都知道,是薩米埃爾·貝爾納和方丹夫人的女兒。她們有三姊妹,可以稱之為美惠三女神:拉·圖施夫人跟金斯頓公爵跑到英國去了;達爾蒂夫人是孔蒂親王的情婦,并且,不隻是情婦,還是他的朋友,唯一的真正朋友,是一個性格溫柔忠厚、可愛、富有機智、特别是心情愉快、不識悲愁的女子;最後是杜賓夫人,三人中數她最美,也隻有她一人不曾失足,引起别人的閑言。她是杜賓先生待客情殷所得來的代價。他在他本省盛情招待了她的母親,母親為了感激,就把女兒嫁給他,還給了他包稅官的職位和一筆極大的财産。我第一次見她的時候,她還是巴黎最美的女人之一。她接待我時正在梳妝,胳臂赤裸着,頭發蓬松,梳妝衣也随便披在身上。這種接待在我還是破題兒第一遭,我這可憐的腦袋經受不住了,我慌了起來,簡直不知所措;總之一句話,我愛上杜賓夫人了。
      我的慌亂似乎沒有使她産生什麼壞印象,她根本沒有覺察出來。她欣然接受了我的着作,歡迎我,很在行地談着我的方案,一面唱,一面自己用鍵琴伴奏;她還留我吃飯,讓我緊挨着她就座。本來用不着這許多就能叫我如醉如癡的,我真是着迷了。她允諾我再去看她:這使我利用并濫用起這個允諾來。我差不多天天都往她家跑,每星期在她家吃兩三頓飯。我有一肚子的話想向她傾訴,卻總是壯不起膽。有好幾個理由加劇了我這天生的羞怯。登上富家豪族之門,就是走上了亨通之路;在我當時的情況下。我決不願冒斷送這樣一條路的風險。杜賓夫人盡管十分可愛,但是又嚴肅、又冷淡,我在她的儀态中找不出一點挑逗之意,足以使我壯膽。她的門第,當時在巴黎跟任何一家比,都算是最豪華的,座上客各界都有,如果人數稍少一點,就可以說是集各界之精華了。她愛接待一切顯赫的人物,有權貴,有文人,也有美人。你在她家見到的,淨是些公爵、大使、名流。羅昂公主、福爾卡爾基埃伯爵夫人、米爾普瓦夫人、布裡尼奧爾夫人、赫爾維夫人,她們都可以說是她的朋友。封得奈爾先生、聖皮埃爾神父、薩利埃神父、富爾蒙先生、貝尼先生、布封先生、伏爾泰先生,都是她圈子裡的人,常在她家吃飯。固然她的拘謹态度不怎麼吸引年青人,但是她的賓客都是經過精心挑選、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物;而在這些人當中,我這可憐的讓-雅克當然也就不敢作出風頭的非分之想了。我不敢說話,但又不甘沉默,所以就大膽寫起信來。她把我的信一連壓了兩天,連提都不提。到了第三天,她把信退回給我,當面對我說了幾句責備的話,語調之冷淡真使我為之心寒。我想說話,但話到嘴邊又縮了回去,我那一見銷魂的熱戀連同希望都一齊幻滅了。我在很禮貌地作了一番表白之後就又象以前那樣繼續和她相處,從此不再向她提一個情字,連秋波也不敢再送了。
      我以為自己幹的這件傻事已經被忘掉了,其實不然。弗蘭格耶先生是杜賓先生的兒子,也就是杜賓夫人的前房兒子,跟杜賓夫人和我的歲數都差不多。他很聰明,長得也漂亮,有些野心勃勃。據說他追求他的後母,也許唯一的根據就是後母給他娶了一個很醜陋、很溫和的媳婦,而且她跟他們倆都處得非常之好。弗蘭格耶先生愛才,他自己也多才多藝。他很懂音樂,這就成了我們之間交往的媒介。我常去看他,很喜歡他。突然他暗示我,杜賓夫人嫌我去看她太頻繁,請我以後别再去了。這個委婉的請求如果在她退還我的信時提出來,倒還适當,現在事情過了八九天,又沒有任何别的理由,我總覺得有點不對頭。更為奇怪的是:我并未因此而不受弗蘭格耶先生夫婦的歡迎。不過,我到她家去得少了,而且如果不是社賓夫人又來了個意外的怪念頭的話,我是會完全不再到她家去的。她請我臨時照應一下她的兒子,因為她的兒子要換家庭教師,有八九天無人照管。我這一個星期真是在活受罪,隻是想到這是遵從杜賓夫人的吩咐,心裡才有些快慰,才忍受了下來。這個可憐的舍農索從那時起就脾氣乖張,後來幾乎因此敗壞了他的門第,而且終于使他在波旁島送了命。在我照管他的期間,我的任務是防止他為非作歹,害己害人,如此而已。就這樣,我已經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是再叫我照管一星期的話,就是杜賓夫人委身于我作為報酬,我也不幹。
      弗蘭格耶先生跟我建立了友誼,我跟他經常一起工作。我們開始一同在魯埃爾先生那裡上化學課。為了離他近一些,我從聖康坦旅館遷居維爾德萊路的網球場附近,這條路直通杜賓先生住的普拉特利埃爾路。我在那兒由于不很注意而得了感冒,随後轉成一場肺炎,幾乎病死。我在青年時代常得這一類炎症。什麼肋膜炎以及我最容易感染的咽喉炎,我在這裡就不—一列舉了。這些病都曾使我死去活來,足夠使我跟死神面熟了。在病後休養期間,我有工夫考慮了一下我當時的處境,我痛恨我的羞怯、軟弱和疏懶;由于這種疏懶,盡管我感到心頭燃燒着烈火,卻還是沉溺于無所用心之中,經常處在山窮水盡的邊緣。在我得病的前夕,我曾去聽了當時正在上演的魯瓦耶的一部歌劇,名字我忘記了。雖然我抱有一種成見,經常推崇别人的才能,而對自己的才能則缺乏自信,我還是不能不認為這部歌劇的音樂軟弱,缺乏熱情,毫無創意。我有時甚至心想:“我覺得自己可以做得比這個好。”但是,我總是把編寫歌劇的工作看得太可怕,又聽到本行的藝術家們把這說得神乎其神,所以老是不敢輕易嘗試,連放膽朝這方面想一想都感到臉紅。而且哪裡能找到一個人肯為我提供歌詞,肯勞神去依我的意思改詞就曲呢?這種作曲和寫歌劇的念頭在我卧病時期又浮上心頭,而我在發燒昏迷的時候還編了些獨唱曲、二重唱曲和合唱曲。我深信曾寫了兩三支diprimaintenzione(即興之作),如果大師們能聽到演奏的話,他們也許會贊美的。啊!如果能把高燒病人的夢呓記錄下來,人們将會看到,從他的熱狂中産生出了多麼偉大而崇高的作品啊!
      這些音樂和歌劇的題材到我養病時期還在我腦際索回,不過比以前要平靜一些。由于反複地甚至是不由自主地思考這個問題,我決心要弄個水落石出,試一試能不能獨立寫一部歌劇,連詞帶曲都由我一人包辦。這已經不完全是我的首次嘗試了。我在尚貝裡就曾寫過一部悲歌劇,題為《伊菲斯與阿那克撒萊特》,由于還有點自知之明,後來就投進火裡燒了。在裡昂,我又寫過一部歌劇,題為《新世界的發現》,我把它念給博爾德先生、馬布利神父、特呂布萊神父以及其他人聽了之後,仍然付之一炬,雖然我已經為序幕和第一幕寫了樂曲,而且達維看了這些曲子後說,有些片段可以與波農豈尼媲美。
      這一次,在動手之前,我先費了一番工夫去構思我的全劇綱要。我計劃在一出英雄芭蕾舞劇裡以各自獨立的三幕寫三個不同的題材,每個題材配以性質不同的音樂;由于每一個題材都是寫一個詩人的愛情故事,所以我就給這部歌劇取名《風流詩神》。我的第一幕配以剛勁的樂曲,演塔索;第二幕配以纏綿的樂曲,演奧維德;第三幕題為阿那克瑞翁,應該彌漫着酒神頌歌的歡快氣氛。我先拿第一幕試手,懷着滿腔熱情去埋頭創作,這種熱情使我第一次嘗到作曲的快樂。有一天晚上,我正要進歌劇院大門,心裡感到情潮澎湃,完全被萬千思緒控制住了,便把買票錢放進口袋,趕快跑回去關起房門,把簾幕拉得緊緊的,不讓透進半點亮光,然後躺到床上。在床上,我沉醉于詩情樂興之中,七八個小時就把我那一幕的絕大部分構思出來了。我可以說,我對斐拉拉公主之愛(因為那時我自己就是塔索)以及我在她那位不義的兄長面前表現出來的那種高傲和豪邁的感情,使我度過了妙趣無窮的一夜,比我真正在公主懷中度過的還要高出百倍。到了早晨,我所寫成的樂曲隻有很小一部分自己還記得,但是,就是這幾乎被疲倦和睡意完全沖蝕掉的一星半點,也仍然能使人看出它所代表的那些樂章的氣魄。
      這次,我沒有把這件工作一直搞下去,因為有别的事耽擱了。我跟杜賓一家交往很密的時候,有時也還繼續去看看伯藏瓦爾夫人和布洛勒伊夫人,她們并沒有把我忘掉。近衛軍大隊長蒙太居伯爵先生剛奉派為駐威尼斯大使。這是巴爾雅克一手提拔出來的大使,因為他經常奔走于巴爾雅克之門。他的哥哥蒙太居騎士是太子侍從武官,與這兩位夫人相識,并且也認識阿拉利神父,而阿拉利神父是法蘭西學士院院士,我有時也見到他。布洛勒伊夫人知道大使要物色一個秘書,就介紹我去。我們接頭了,我要求五十金路易的薪金。既擔任這個職務,就不能不撐持場面,我所要的并不算多。他卻隻肯給我一百個皮斯托爾,旅費由我自備。這種條件是可笑的,我們沒有法子談攏。弗蘭格耶先生又拼命留我,他的情誼占了上風。我待下來了,蒙太居先生就帶着另一個秘書走了;這個秘書叫福羅先生,是外交部派給他的。他們倆剛到威尼斯就鬧翻了,福羅發現是跟一個瘋子共事,便掉頭而去。蒙太居因為身邊隻有一個叫比尼斯的年青神父,隻能在秘書下寫寫信,不能擔任秘書工作,于是又找上了我。他的騎士哥哥是個精明人,對我再三勸說,暗示秘書這個職位還有些别的收益,因而把我說動了,我就接受了一千法郎的待遇。我又得到二十個金路易做路費,于是就動身了。
      到了裡昂,我原想取道色尼山,以便順路看看我那可憐的媽媽。可是一方面由于戰事的關系,并且想節約一點,另一方面又要到米爾普瓦先生那裡去拿護照——他當時在普羅旺斯地區指揮軍隊,人家叫我去找他的,——所以我就從羅伯河順流而下,到土倫去搭海船了。蒙太居先生因為少不了我,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地催我快去,但一個意外事件卻延誤了我的行程。
      那正是墨西拿瘟疫流行的時期。在那裡停泊的英國艦隊檢查了我乘的那隻海船。這就使我們在一個漫長而艱苦的航程之後,一到熱那亞又受到二十一天的檢疫隔離。旅客可以自己選擇檢疫期的居住地方,或者留在船上,或者搬到檢疫所去。不過我們事先被告知,檢疫所因為還沒有來得及布置,除四壁之外空無一物。大家都選擇了留船受檢那條路。我呢,船上難堪的暑熱,狹隘的空間,既無法走動,又多蚤虱,我甯願冒險住到檢疫所去。我被引到一座三層樓的大房子裡,裡面絕對空空如也,窗戶、床鋪、桌子、椅子,一樣也沒有,想坐連一張小闆凳也沒有,想睡連一把稻草也沒有。人家把我的大衣、旅行袋和兩口箱子送來,接着就把大門用大鎖鎖上。于是我就是在那裡,任憑我自由自在地走動,從這間房走到那間房,從這層樓走到那層樓,到處都是一樣的寂寞,一樣的空虛。
      這一切并不使我懊悔沒有留在船上而跑到檢疫所裡來。我就象個新的魯濱遜,開始安排我的生活,準備去度過我那二十一天,就和要在那裡度過終身一樣。我首先以捉虱子來消遣,這些虱子都是從船上帶來的。我把渾身的衣服裡裡外外換了一遍又一遍,身上一個虱子也沒有了,我就着手布置我選定的那個房間。我拿我的上裝和襯衫做成一床床墊,又拿幾條大毛巾縫在一起做褥單,拿睡衣做蓋被,把大衣卷起來當枕頭。我把一口箱子平放當坐凳,另一口箱子立起來當桌子。我把紙張和文具盒拿出來,把帶來的十幾本書排成個小書架的樣子。總之,我把環境安排得這麼舒适,除了沒有窗戶窗簾以外,我在這座絕對空無一物的檢疫所裡,幾乎和我住在維爾德萊路的網球場一樣方便。我的飯食送得大有氣派,兩個擲彈兵,扛着上了刺刀的槍,護送着我的飯食;樓梯就是我的餐廳,梯口平台就是我的餐桌,平台下的梯級就是我的座椅;飯一擺好,送飯的人臨去時把鈴一搖,這就是請我入席。在兩頓飯之間,當我不看書寫字,或者不布置房間的時候,就到新教徒公墓去散步,這就是我的庭院;我在那裡爬上一個面對海港的墓燈台,眺望港口的船舶進出。我就這樣過了十四天,如果沒有法國大使戎維爾先生的話,我會在那裡把整整二十一天都呆完而不會感到一刻厭煩的。可是,我給他寫了一封信,一封抹了醋、塗了香料、并且熏得半焦的消了毒的信,結果我的居留期縮短了八天:我這八天是在他家度過的,在他家,我承認,又比在檢疫所要舒服一些。他十分厚待我。他的秘書杜邦也是個好小夥子,帶我在熱那亞城裡和鄉下跑了好幾家,玩得相當痛快,因此我跟他結識上了,并且後來還時常通信,一直繼續了很久。我橫貫倫巴第繼續我的行程,一路上都很愉快。我經過米蘭、維羅納、布裡西亞、帕多瓦,最後到了威尼斯,大使先生可真等急了。
      我的面前是一大堆公文,有朝廷發來的,也有别的大使館發來的,凡是使用密碼的他都看不懂,雖然譯這些公文的密碼本地都有。我從來沒有在機關裡辦過公,平生又沒見過使節的密碼本,所以先以為辦起來會很棘手。但是後來我發現再簡單不過了,不到一星期就把密函全部譯了出來,這些函件實在都是值不得使用密碼的,因為,除了駐威尼斯的大使始終是個閑職外,象蒙太居這樣的人,别人連最小的交涉也不願意托他去辦的。他在我到達之前簡直是束手無策,因為他既不會口授文件,自己又寫不通,所以我對他非常得力。他自己也感覺到這一點,因此待我很好。他待我好還有一個原因,自從他的前任弗魯萊先生因神經失常而離職後,就由法國領事勒·布隆先生代辦館務,而蒙太居先生到了之後,他還繼續代辦,直到新任熟悉館務為止。蒙太居先生盡管自己不會辦事,卻忌妒别人代辦,因而就讨厭這位領事。等我一到,他就從他手裡把大使館秘書的職務拿過來交給我了。職務與名義是分不開的,他就叫我頂着這個名義。我在他身邊的時期,他一直是讓我以這個名義去和參議院及該院的外交官員打交道的。說到底,他不願要一個領事或朝廷派來的人當大使館的秘書,甯願要一個自己的人來當,也是很自然的事。
      這使得我的處境相當惬意,并且防止了他的那些意大利随員、侍從以及他的大部分職員在大使館裡跟我争雄競長。我也很成功地利用了我的權威來維持大使的特權,也就是說,好幾次有人想侵犯使館區,都被我阻止了,而這種侵犯,他那些威尼斯籍的官員是無意阻止的。但是,另一方面雖然包庇匪徒有利可圖,而大使閣下也并非不屑坐地分贓,我卻從來不容許有匪徒到大使館來避難。
      大使閣下連秘書處的一般稱為辦公費的那筆特殊收益,都好意思要求分享一份。當時正值戰争時期,免不了要簽發些護照。每份護照都由秘書辦理和副署,并要給秘書一西昆。所有我的前任秘書每簽一份護照就要一西昆,不管領取人是法國人還是非法國人。我覺得這種慣例不公道,于是,我雖然不是法國人,卻為法國人廢除了這筆護照費。但是,隻要不是法國人,我就非要不可,并且嚴格到這般地步,例如:西班牙王後的寵臣的哥哥斯考蒂侯爵派人向我要了一份護照,沒有把一西昆的護照費送來,我就派人向他索取。對于我這個大膽的做法,那個好報複的意大利人一直沒有忘懷。大家知道了我在護照稅方面的這一改革,要護照的人就全都前來冒充法國人了。他們講的是極難聽的南腔北調,有的說是普羅旺斯人,有的說是底卡底人,有的說是勃艮第人。我的耳朵相當靈,絕不受騙,我不相信能有一個意大利人會騙去我的西昆,能有一個法國人會誤付。蒙太居先生本來是什麼也不知道的,我竟然那麼蠢,把我所進行的改革告訴他了。一聽到西昆這個字,他的耳朵就堅了起來。他對法國人免收護照費一事并不表示任何意見,而對于非法國人繳納的護照費卻要我和他均分,同時許給我一些對等的好處。我倒不是為我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而生氣,看到他這樣卑鄙,我憤慨極了,幹脆拒絕了他的建議。他還堅持,我就火起來了。“不能,先生,”我氣呼呼地對他說,“請閣下把屬于閣下的利益留下,而把屬于我的留給我;我永遠也不會讓給你一文錢。”他看磋商毫無所得,便采取另一個辦法,不識羞恥地對我說,既然我有了辦公費的收入,辦公室的開支就天公地道地該我負擔了。我不願在這一點上斤斤計較,從此墨水、紙張、火漆、蠟燭、絲繩,甚至我叫人另刻的印信,都是我掏腰包,他從來沒有償還過半文錢。然而我還是把護照費的收入分一小部分給了比尼斯神父,因為他是個老實的青年,從來不想到要這一類的錢。他對我既然很殷勤,我對他也就同樣很客氣,我們一直相處得很好。
      我對業務工作,經過試辦一陣以後,覺得不象原先所想的那麼棘手。我原來怕我是個生手,侍候的又是一位同樣沒有經驗的大使,而他既無知又執拗,凡是我的良知和我所有的一點知識驅使我為他、為國王做的一點好事,他都仿佛故意跟我唱反調。在他所做的事情當中,最明智的就是他跟西班牙大使馬利侯爵相交甚好。馬利侯爵為人機巧而精明,如果他願意的話,原可以牽着蒙太居的鼻子走,可是他以兩國王室的共同利益為重,通常總是給他許多忠告,而如果不是蒙太居在執行中自作聰明的話,這些忠告都是相當好的。他們兩人唯一要配合做的事就是設法促使威尼斯人保持中立。威尼斯人總是口頭上聲明忠實地保持中立,實際上卻公開把軍火賣給奧地利軍隊,甚至給他們提供兵員,誘稱是逃兵。蒙太居先生,我相信,是想讨好威尼斯共和國的,因此也就不顧我的勸阻,硬要我在每份報告裡都謊報共和國不會違反中立的諾言。這個可憐蟲的執拗和愚蠢不時地要我寫許多荒唐話,做許多荒唐事。這些荒唐言行,既然是他要這樣,我也就不得不唯命是從。可是有時我感到我的工作實在難以忍受,甚至幾乎無法進行。比方說,他一定要他給國王或外交大臣的報告大部分都用密碼,雖然二者都絕無保密的必要。我對他說,朝廷上的公文是星期五到,我們的複文星期六就要發出,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擇那麼多密碼,同時我還有許多信要寫,也要趕上同一個郵班發出。他想的辦法妙極了,他叫星期四就給次日要到的文件預拟複文。他覺得他這個主意想得太妙了。所以盡管我對他說行不通,荒謬絕倫,結果還是不能不照他的話去做。在我留在大使館的整個時期裡,我先把一周内他匆忙告訴我的幾句話記錄下來,把我道聽途說的幾則毫不足道的消息記錄下來,然後就憑這點材料,總是每星期四早晨就把星期六要發出的文件的稿子送給他看,隻是在答複星期五來文的文件上匆匆忙忙做點增補或修改。他還有個非常有意思的怪癖,使他的函件可笑到難以想象的地步,那就是收到每一則消息他都不往外發,而是發回到原來的地方。他向阿梅洛先生報告宮廷消息,向莫爾巴先生報告巴黎消息,向哈佛蘭古爾先生報告瑞典消息,給拉·施達爾迪先生報告聖彼得堡消息,他有時還把他們每人發出的消息寄回給本人。隻由我在詞語上稍加改動。在我送請簽署的文件中,他隻浏覽一下給朝廷的呈文,其餘給别的大使的公函連看也不看一眼就簽上名,這就使我稍有自由,能把後一類公文照我的意思予以調整,至少可以交流一些消息。但是,對于最重要的文件,我要修改得合理一點就不可能了。他時常心血來潮臨時别出心裁地往裡面塞進幾句話,使我不得不再拿回去匆匆忙忙把全文重抄一遍。把這種新加的荒唐語言點綴上去,而且還要美之以密碼,否則就不簽字。不知有多少次,我為他的榮譽計,真想用密碼寫進一點與他所說的不同的話。但是我又覺得沒有任何理由能容許我做這樣不忠實的事情,因而就任他去胡說八道,自找苦吃,隻不過一面向他坦率進言,拼着自己觸黴頭的風險去盡我的職責罷了。
      我始終就是這樣,既正直,又熱誠,又勇敢,實在值得從他那方面得到另一種報答,而不象我最後所受到的那樣。上天曾賦予我以善良的天性,我又曾受教于一位最好的女人,自己又曾努力進行修養,這種天性、教育和修養使我成了什麼樣的人,現在正是我表現出來的時候了:我也正是這樣做的。我那時隻憑自己一人去闖,沒有朋友,無人指導,缺乏經驗,遠在異鄉,服務于異國,側身于無賴之群,這些無賴為了自身的利害,為了不要有清流來顯出他們的渾濁,都極力慫恿我去和他們同流合污,而我卻絕對不這樣做。我好好地為法蘭西服務——其實我對法蘭西毫無義務可言,——我還不遺餘力地更好地為大使效勞。我站在一個相當顯眼的崗位上,做得無可指摘,所以我理應受到、并且實際上也是受到了威尼斯共和國的敬佩,受到了所有和我們通訊的大使們的敬佩,受到了所有住在威尼斯的法國人的愛戴,就連被我頂掉的那個領事也不例外;我辦的業務,我知道是原該屬于他的,我頂了他的缺,心裡很覺歉然,而且這些業務給我的麻煩實在也多于愉快。
      蒙太居先生無保留地信賴馬利侯爵,但馬利侯爵是不會過問他的職務上的細節的,因此蒙太居就把自己的職務完全怠忽了,若不是有我,居留威尼斯的法國人就不會感覺到那裡還有一位他們本國的大使。他們需要他保護的時候,他總是連他們說話都不願聽就把他們打發出去了,因此他們也就灰心了。從此,人們就再也看不見一個法國人跟在他後面走或者跟他同桌吃飯了——他是從來不請法國人吃飯的。我時常主動做他所應做的事:不論是求他或求我的法國人,我總是盡我權力之所及,處處為他們幫忙。在任何别的國度裡,我還會多做一些事。但是在這裡,由于自己的地位,我不能去見任何有地位的人,就常常不能不假手于領事;而領事呢,他有家在這裡,自稱是在這裡定居了,有些地方就不能不敷衍,因而也就不能為其所願為。然而,有時當我看到他畏縮不前,不敢說話,我就冒險去辦些大膽的交涉,其中有好幾次辦成功了。有一次交涉,現在想起來還要發笑。誰也不會想到巴黎戲迷之所以能看到科拉麗娜和她的姐姐卡米耶全是虧了我。然而這又是千真萬确的事。她們的父親維羅奈斯已經為他和兩個女兒同一個意大利戲班訂了合同;在他收到兩千法郎的旅費之後,不但未動身,反而悠閑地跑到威尼斯來,在聖·呂克戲院演出;科拉麗娜當時盡管還是個小孩子;卻已經很能叫座了。熱弗爾公爵以侍從副官長的身份寫信給大使,叫他找他們父女兩人。蒙太居先生把信交給我,唯一的指示就是說了句:“你看看”。我随即去找勒·布隆先生。請他跟開聖·呂克戲院的那個貴族交涉。我記得這貴族叫什麼徐斯提涅尼,我請他叫徐斯提涅尼辭退維羅奈斯,因為維羅奈斯已經被法國國王聘定了。勒·布隆把我拜托他的事情不怎麼放在心上,辦得很不好。徐斯提涅尼支吾其詞,維羅奈斯也沒有被解雇。我生氣了。那時正是狂歡節。我披上鬥篷,戴上面具,叫人教我到徐斯提涅尼的公館。凡是看到我的挂着大使徽号的貢多拉進來的人,都吃了一驚;威尼斯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事。我走進門,叫人通報說  unasioramaschera(一位戴面具的女士)請見。我一被引進去,就摘下面具,說出了真實姓名。那位參議員登時臉色慘白,手足無措。“先生,”我用威尼斯的習慣對他說,“我來打攪閣下,很抱歉。但是在你的聖·呂克戲院裡有個叫維羅奈斯的人,他已經受聘為法國國王服務了,我們曾派人一再向你要他,可都沒有效果,我來此是以法國國王陛下的名義向你要這個人的。”我的簡短的緻辭産生了效果。我剛一轉身,那家夥就跑去把他的遭遇報告了承審官員,結果挨了一頓臭罵。維羅奈斯當天就被辭退了。我叫人通知他說,如果他一星期内不動身,我就要派人将他抓起來;結果他乖乖地動身了。
      另一次,我解決了一位商船船長的困難,單槍匹馬,幾乎沒有靠任何别人幫助。他叫奧利維船長,馬賽人;船名我忘記了。他的船員曾跟共和國雇傭的斯洛文尼亞人吵架,由于動武違法,船被扣留了,并且處分極其嚴厲,除船長以外,任何人不得許可不準上下船。船長請求大使幫忙,大使置之不理;他跑去找領事,領事說這跟商務無關,他不能過問。船長不知如何是好,就來找我。我向蒙太居先生進言,說他應該準許我為這件事給參議院去一份備忘錄。他曾否同意這樣做,我曾否提交備忘錄,我都記不清了,但是我清楚記得,我的交涉毫無效果,船還是繼續被扣。我就另想了一個辦法,結果成功了:我把這件事情的經過寫了一份報告插在給莫爾巴先生的呈文裡。就是這樣做,我也費了不少氣力才獲得蒙太居先生的同意。我知道我們的公文雖無拆檢的必要,卻經常在威尼斯被人拆檢。我有确鑿的證據,因為我發現日報上的消息都是照抄我們的公文,一字不改。這種非法行動,我曾敦促大使提出抗議,但他始終不肯照辦。我這次把挾嫌陷害的案件插到公文裡,目的就是要利用他們拆檢公文的那種好奇心來吓唬他們一下,使他們不得不釋放被扣的船隻,因為,如果真要等候朝廷複示來後才辦交涉,船長早就破産了。我這樣做還不算,還親自到商船上去訊問船員。我邀請領事館主任秘書帕蒂才爾神父同我一起去。他隻是勉強來的,那班可憐蟲太怕得罪參議院了。我既因為有禁令不能上船,就呆在我的貢多拉上做我的筆錄,一面高聲一個一個地訊問船員,發問的措辭故意引出于他們有利的回答。我本來是請帕蒂才爾神父發問并親手做筆錄,這本是他的職責所在,比我做要适宜些;他卻怎麼也不肯同意,不僅一言不發,連在筆錄上副署都幾乎不肯。我這種做法固然稍嫌大膽,然而卻産生了奇效,商船在外交大臣複示之前很久就啟封了。船長要給我送禮,我心平氣和地拍着他的肩膀對他說:“奧利維船長,你想想,我連現成的護照費都不向法國人收,難道能出賣國王的保護來牟私利麼?”他至少要請我在船上吃頓飯,我接受了,并且邀了西班牙大使館秘書卡利約一同前去。這位卡利約是個聰明人,很可愛,後來任駐巴黎大使館的秘書,又任代辦,我在當時已經學我們許多大使的榜樣,跟他相處得很親密了。
      當我以絕對無私的精神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好事的時候,如果我在所有這一類的細節上都能做到有條不紊、細緻周密,以免受騙上當,幫了别人的忙反而自己吃苦頭,那就該有多好啊!但是在我所處的這種崗位上,稍有差錯就不能不産生後果。我總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出岔子,妨害公務。凡是有關我基本職責的事,我自始至終都是辦得極端有條理,極端準确的。我隻是在被迫匆忙翻譯密碼時犯過幾個錯誤,阿梅洛先生的手下人曾抱怨過一次,除此之外,不管是大使還是任何别人,對我的任何職守,都從來沒有指出過一點疏忽之處。象我這樣馬虎粗心的人能做到這樣也就不簡單了。但是,在我負責辦的私人事務中,我卻有時健忘,不夠細心,由于我愛公平,所以有虧總是自己吃,而且是自覺自願的,絕不等到别人先抱怨我。我隻舉出一件事情為例,這同我離開威尼斯一事有關,它的後果一直延續到我後來回到巴黎的時候。
      我們的廚師,他叫魯斯洛,從法國帶來了一張二百法郎的借據,這是一個叫查内托·那尼的威尼斯貴族開給魯斯洛的一個做假發的朋友的,是查内托欠他的假發錢。魯斯洛把這張借據交給我,托我用協商方式收回一點。我和他都知道,威尼斯貴族有個老習慣,在外國欠了債,回國後就賴賬;你要是逼他們還,他們就拖,叫那倒黴的債權人耗費時間、金錢,疲于奔命,結果或者是完全放棄,或者是撿回幾個子兒了事。我請勒·布隆先生跟查内托交涉,查内托承認借據,但不答應付款。鬧來鬧去,他最後答應付三西昆。當勒·布隆把借據送到他那裡時,三西昆還沒有籌出,隻好等待。在此期間,我跟大使鬧翻了,要離開大使館。我把大使館的文件都整理得有條不紊地擱在那裡,但是魯斯洛的那張借據卻找不到了。勒·布隆先生一口咬定他把借據還給了我。我深知他為人正派,絕不容置疑,但是我卻怎麼也想不起這張借據擱到哪裡去了。既然查内托已經承認了債務,我就請勒·布隆先生設法收回這三西昆,出一張收據,或者叫查内托再照寫一張借據,予以注銷。查内托知道借據丢了,兩種辦法都不願接受。我就從腰包裡拿出三西昆來付給魯斯洛,以償借據的損失。他不肯接受,叫我到巴黎去踉債權人協商了事,并且把債權人的住址交給了我。那個假發商知道了事件經過,便要他的借據或者是借據上的全部金額。我當時非常氣憤。真想不惜一切代價去把那張單據找出來!我隻好照付二百法郎了,而且又是在我手頭最感拮據的時候。以上是說明借據遺失反叫債權人獲得了全部欠款,而如果該他倒黴,這張借據找到了,他連查内托·那尼閣下所答應的那十個埃居也難以收回呢!
      我自覺對這種職務有一定才能,所以對辦公事頗有興趣。除了跟我的朋友卡利約和我不久就要談到的那位品德高尚的阿爾蒂納交往,除了有時到聖·馬克廣場去尋點高尚的娛樂,看看戲,以及差不多總是和那兩位一起去串串門以外,辦公就是我唯一的樂趣。雖然我的工作不是那麼繁難,特别是還有比尼斯神父做助手,但是因為聯系的範圍很廣,加之又是戰時,我還是免不了相當忙碌。我每天上午大部分時間都在工作,碰到郵班的日子有時要忙到半夜。其餘的時間,我就埋頭研究我開始幹的這個行業,我希望憑着初期的成績,将來可以獲得較好的任用。的确,任何人談到我都隻有說好,首先是大使,他公開稱贊我工作好。從來沒有抱怨我一句話,後來他發的那種種狂怒,完全是因為我曆次訴苦都沒有效果,自己硬要辭職的緣故。法國的大使們和大臣們,凡是跟我們有通信關系的,都在他面前誇獎他的秘書好。這些誇獎本來應該使他得意的,但由于他品質惡劣,卻産生了相反的效果。特别是在一個重要場合,他聽到人家誇獎我,便一輩子也不能原諒我了。這件事值得費點筆墨說明一下。
      他這個人太不能約束自己,就連星期六,差不多所有文件都要發出的那一天,他也不能等工作完了再出門。他釘住我,不斷地催促,要把給國王和大臣的呈文發出去,在他匆匆忙忙簽下字以後,就不知跑到哪裡去了,而把其他函件大部分都扔在一邊,不加簽署。如果函件内容隻是消息的話,我還可以把它列入公報,但是如果内容與王室事務有關,就必需有人簽署,這樣隻好由我來簽了。有一個重要情報,是我們剛從國王駐維也納代辦樊尚先生那裡收到的,我就這樣辦理了。那時羅布哥維茨親王正向那不勒斯進軍,加日伯爵緊急轉移陣地。這是一次值得紀念的退卻,是本世紀最精彩的一次戰略行動,歐洲人贊揚得還太不夠。情報說,有一個人——樊尚先生把他的面貌特征都說明了——正由維也納動身,要從威尼斯經過,潛入亞不路息地區,負責在那裡煽動民衆,在奧軍到達時裡應外合。蒙太居伯爵是什麼也不管的,他不在家,我就把這情報直接轉發給洛皮塔爾侯爵了。情報轉得非常及時,波突王朝之所以能保全那不勒斯王國,也許就多虧我這個可憐挨罵的讓-雅克呢。
      洛皮塔爾侯爵在向他的同僚蒙太居循例道謝的時候,特别提到他的秘書以及秘書對共同事業所建立的這項功績。蒙太居伯爵贻誤軍機,原該引以自責的,但他卻認為這番誇獎之中含有責他之意,因此對我談起這事時很不高興。我過去對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卡斯特拉納伯爵也曾和對洛皮塔爾侯爵一樣權宜行事,雖然事情沒有那麼重要。到君士坦丁堡沒有别的郵班,隻參議院有時派專差給他的大使送信,這種專差出發時總是先通知一下法國大使,以便他必要時可以順便寄信給他的同僚。通知一般應是前一兩天送到,但是人家太瞧不起蒙太居先生了,隻在信差出發前一兩小時才來告訴他一聲,走走形式。這就使得我有好幾次隻好當他不在家時就寫信寄出。卡斯特拉納先生複信時總要提到我,多所獎飾;戎維爾先生從熱那亞寄信來,也是如此。這每一次都給蒙太居火上加油。
      我承認,有出頭露面的機會,我也并不躲避,但是我也不亂找機會去出風頭。我覺得,隻要好好地服務,企求良好服務的合理代價,這是天公地道的事。所謂合理代價,也就是博得有能力評判和褒獎我的工作的人們的賞識而已。我不想說,我盡忠職守就成為大使對我不滿的正當理由,但是我可以肯定說,直到我們散夥的日子為止,他所曆數出來的理由就隻有這麼一條。
      他那個大使館,從來就沒有搞得象個樣子,裡面淨是些流氓痞棍,使館裡的法國人總是受欺侮,意大利人則占上風;甚至在意大利人當中,長久以來就在大使館服務的好職員都被用不正當的手段趕走了,其中有他的第一随員。這個人在弗魯萊伯爵手下就當第一随員了,我記得他叫庇阿蒂伯爵,或者是一個很近似的名字。第二随員是蒙太居先生自己挑選來的,原是曼杜地方的一個惡棍,名叫多米尼克·維塔利,大使把使館的總務交給他。他用曲意奉承和卑鄙的克扣取得了他的信任并成了他的寵兒,使僅存的幾個正直人士以及領導他們的秘書都大吃其苦。對那些壞蛋說來,正人君子的嚴正目光總是叫他們提心吊膽的;隻此一端就足以使這個壞蛋對我懷恨在心了。然而這種恨,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使它變得更加殘酷。必須把這個原因說出來,以便大家派我的不是——如果我真的做得有什麼不對的話。
      照慣例,大使在五個戲院裡都有他一個包廂。每天午飯時,他指定他那天要上哪個戲院,然後由我挑選,其餘包廂再由随員們支配。我出門時就拿我選定的包廂的鑰匙。有一天,維塔利不在那裡,我叫侍候我的侍仆把鑰匙送到我指點給他的那所房子裡。維塔利不給,說他已經分配掉了。我非常生氣,特别是因為我的侍仆當着大家的面回報了辦差使的經過。晚上,維塔利想對我說幾句道歉的話,我不接受。“明天,先生,”我對他說,“你在某點鐘,到我受了侮辱的那所房子裡來,當着看見我受辱的那些人的面,向我道歉;如若不然,後天,無論如何,我告訴你,不是你,就是我,必須離開這個大使館。”我這樣堅決的語氣使他懾伏了,到了指定的時間和地點,他來公開向我道歉,恭順得隻有他做得出來;但是他從容不迫地想着他的辦法。他一面對我卑躬屈節,一面卻用那種意大利式的陰險手段對付我:他不能煽動大使辭退我,便逼我不得不自動辭職。
      象這樣一個混蛋當然不可能了解我的為人,但是他懂得我身上哪一方面可以被他利用。他知道我忍受無心的冒渎時是寬厚、溫和到極點的,而對預謀的侮辱則高傲而毫不寬容;他知道我在一定的場合是愛體統、愛尊嚴的,時刻注意對别人應有的敬重,而别人對我的敬重,我也要求嚴格。他就從這方面下手,終于使我忍無可忍了。他把大使館弄得亂七八糟,把我在館裡努刀維持住的那點制度、上下級關系、整潔、秩序,都摧毀淨盡。一個單位沒有女人,就需要有稍嚴的紀律,才能保持那種與尊嚴分不開的端莊氣氛。他不久就把我們的單位變成了荒淫放縱的場所、流氓纨袴的巢穴。他慫恿大使把第二随員趕走了,給大使閣下另找來一個跟他一樣的貨色,是在馬爾他十字廣場開妓院的。這兩個壞蛋伉瀣一氣,既不顧體統,又盛氣淩人,就是大使的房間也不那麼有條有理了,而整個使館沒有一個角落能叫正派人忍受得了。
      大使閣下不在館裡吃晚飯,随員們和我晚上單開一桌,比尼斯神父和見習随員們也和我們共餐。就是在最簡陋的小飯館裡,席面也布置得幹淨些、整齊些,桌布也不會那麼髒,吃的也要好一些。我們隻有一支髒的小蠟燭,錫碟子,鐵叉子。吃飯反正在家裡,倒也罷了,可是連我的專用貢多拉都取消了。在所有大使館的秘書當中,隻有我一個人要臨時租用貢多拉,否則就隻好步行,從此,除了到參議院外,我就沒有六使閣下的仆役相随了。而且,使館裡發生了什麼事,全城都知道。大使手下的官員個個都嚷起來了。事情雖然都是多米尼克引起來的,他卻叫得比誰都兇,因為他知道,我們受到的這種不成體統的待遇,我比誰都更感到難堪。全使館隻有我一人不肯把家醜外揚,但是,我在大使跟前表示了強烈的不滿,我責怪其餘的人,也怪他本人,而他卻出于他那肮髒的靈魂,每天總給我來一個新的侮辱。為了不至于在其他大使館的秘書前面相形見绌,為我的職位撐面子,我就不能不多所耗費,而我的薪金卻又一文錢也省不出來。我一向他要錢,他就說他怎樣器重我,怎樣信任我,仿佛信任就能充實我的腰包,應付一切開支似的。
      那兩個惡棍最後使他們那位頭腦本來就不太清楚的主人完全暈頭轉向了,他們慫恿他不斷地做舊貨生意,使他虧盡血本,明明是受騙的買賣,他們硬叫他相信是賺錢的交易。他們叫他花了雙倍的代價在伯倫塔河岸租了一所别墅,他們将多出的錢和屋主均分了。别墅裡的房間都依當地的習慣鑲嵌着瓷磚,飾有很美的大理石做的圓柱和方柱,蒙太居先生卻花大錢,叫人把這一切都用杉木闆蓋起來,唯一理由就是在巴黎房間的牆壁都釘上一層護牆闆。在駐威尼斯的各國大使中間,隻有他一個人不讓他的見習随員佩劍,不讓他的随身侍役執仗,其理由也和上述相似。他就是這麼一個人,他也許是出于同樣的動機而把我看作眼中釘,唯一的理由就是我忠實地為他服務。
      他的嫌惡,他的暴躁,他的虐待,我都耐心地忍受了,隻要我認為那都是性情脾氣的問題,而不是出于仇恨。但是,我一旦發現他有意要剝奪我由于良好的服務而掙得的那點榮譽的時候,我就決心不再忍耐下去了。我第一次領教了他那壞心眼,是在他招待當時在威尼斯的摩德納公爵和家屬吃飯的那一次。他通知我說宴會上沒有我的席位。我雖然沒有生氣,卻滿心不快地回答他說,既然我很榮幸天天都和大使在一起吃飯,那末就是摩德納公爵來館時親自要求我不去同席,為了大使閣下的尊嚴和我本身職位的尊嚴,他的要求也應該拒絕。“怎麼!”他氣勢洶洶地對我說,“我的秘書,連起碼的貴族都不是,竟想與一國元首同席?我的随員們都不同席呢。”“是呀,先生,”我反駁說,“閣下給我的這個職位本身就使我是高貴的,隻要我在職一天,我比你的随員,不論是貴族或自稱貴族,都要高一級。他們不能參與的地方我能參與。你不是不知道,将來你正式回朝那天,儀節上以及自古以來的習慣上都規定我要穿着大禮服跟随着你。在聖·馬克官賜宴席上也有與你同席的光榮。我就不懂,一個人能夠并且應該參加威尼斯元首和參議院的公宴,為什麼反而不能參加招待摩德納公爵先生的私宴。”雖然我的理由無法辯駁,大使卻不肯讓步。不過,我們并沒有再起争執的機會,因為摩德納公爵根本就沒有來大使館吃飯。
      從此以後,他就不斷地給我找些不痛快,給我不公正的待遇,極力設法把屬于我的職位的許多小特權都剝奪掉,讓給他那親愛的維塔利。我确信,如果他有膽子派他代替我到參議院去的話,他一定會這樣幹的。他通常都是讓比尼斯神父在他的書房裡替他寫私人信件,現在他又讓他來給莫爾巴先生寫奧利維船長案件的報告了。這案子隻有我一個人參預,他在報告裡卻不提我,甚至連附在報告裡的筆錄副本,也不說那是我寫的,反而說是帕蒂才爾寫的,其實帕蒂才爾連半句話也沒有說。他是想折辱我,讨他那個寵兒的歡心,倒還并不是想擺脫我。他也感覺到,想找一個人來接替我,也不會象當時接替福羅那麼容易了。福羅已經把他的為人到處宣揚開了。他絕對需要一個懂意大利文的秘書,因為參議院複文都是用意大利文寫的;這秘書又能為他辦公文,辦事務,一點不要他操心,還能在服務良好之外,再加上對他那些無用的随員老爺們卑躬屈節地奉承。因此,他又要留我,又要整我,把我扣在離我的祖國和他的祖國都很遠的地方,沒有路費回去。如果他做得溫和一點,也許他會達到目的的。然而維塔利卻别有用心,他要逼我下決心,結果他如願以償了。當我發現我的一切勤勞都是白費,大使看我為他效力,不以為恩,反以為仇,我今後在他那裡所能希望的,在館内隻有不快,在館外隻有不平,而且他已經把自己搞得到處聲名狼藉,損害我固然于我不利,善待我也于我無益,我便打定主意,向他請長假,同時給他留下時間,讓他另找一個秘書。他對我的辭職,不置可否,一切照常。我看情況毫無轉機,他又不積極找人接手,就寫信給他的老兄,詳細說明動機,請他轉請大使閣下準我的長假,并且說無論如何我是不可能再待下去了。我等候了很久,沒有回信,我開始感到為難了。但是大使最後收到了他兄長的一封信,這封信的措辭一定很厲害,因為他雖然好發傻脾氣,我卻從來沒見過象這次發的那麼兇。他先以不堪入耳的話破口大罵,然後呢,不知道再有什麼可說的了,便說我出賣了他的密碼。我笑了起來,用譏嘲的口吻問他是不是相信在全威尼斯能有一個傻子肯出一個埃居來買這種東西。這個回答把他氣得白沫直流,他裝樣子要喊他的仆從來,說是要把我從窗口扔出去。直到那時為止,我都還是很鎮定的,但一聽到這個威脅,我也就發起火來,憤慨之至了。我奔向門口,把插銷一拉,把門從裡面扣起來,然後踱着方步回到他面前,對他說:“别這樣,伯爵先生,你的仆從不必過問這件事,讓我們兩個人來解決。”我的行動和我的态度登時叫他冷靜了下來:他的舉止顯示出他的驚訝和恐懼。我看他怒氣消了,就用簡短的幾句話向他告辭,然後,不等他答複,就去把門打開,跨了出去,昂然地從他的仆從叢中穿過。仆從們照例站了起來,看樣子,與其說他們會幫他打我,倒不如說要幫我打他。我沒有上樓回到自己的房間,卻立即走下樓梯,登時離開使館,永遠不再回去了。
      我徑直到勒·布隆先生家裡對他說明了事件經過。他并不怎麼驚訝,他知道大使的為人。他留我吃了午飯,這頓午飯,雖然是臨時備辦的,卻極精緻。所有在威尼斯的有聲望的法國人都在座,但大使的人一個也沒有。領事把我的事跟大家說了。大家聽了這段叙述,都異口同聲地叫了起來,這一叫當然不是同情大使閣下的。大使閣下沒有跟我結賬,沒有給我半文錢,我隻有随身帶的幾個路易,回程的路費都成問題。這時大家都解囊相助,我在勒·布隆先生手裡拿了二十來個西昆,在聖-西爾先生手裡也拿了同樣的數目。除了勒·布隆外,我和聖-西爾先生的關系處得最深了。其餘所有的人的幫助我都謝絕了。在等待啟程期間,我在領事館秘書家裡住下,以便向社會上證明,法蘭西這個國家并不是大使的那種種不平待遇的同謀者。大使看到我倒了黴反而受到大家歡迎,而他盡管是大使,卻受到冷落,便氣極了,完全失掉了理智,所作所為簡直象個瘋子。他竟然不顧體統,給參議院去了一個備忘錄,要求逮捕我。我一得到比尼斯神父給我的這個消息,就決定再待十五天,不照原來打算的那樣,第三天就動身。大家已經看到我的做法,都很贊成,我受到了社會上的一緻敬佩。參議院諸公對大使的那份莫名其妙的備忘錄,認為不屑于答複,并且請領事轉告我,我愛在威尼斯待多久就待多久,不必顧慮一個狂人的活動。我照舊去看望朋友:我去向西班牙大使辭行,他很好地接待了我;我又去向那不勒斯的大臣菲諾切蒂伯爵辭行,他不在家,我就寫了一封信給他,他回了我一封極其客氣的信。最後,我啟程了,盡管手頭拮據,卻并沒有留下别的債,隻有上述的兩筆借款和另外一名叫作莫郎迪的商人的五十來個埃居,這筆欠款,卡利約負責為我清償了,雖然後來我們常常會面,我卻沒有還給卡利約;至于上面所說的那兩筆借款,我後來一有可能就立刻如數還清了。
      我不能離開威尼斯而不談一談這個城市的那些着名的娛樂,至少要談一談我居留時期所曾參加的那很小的一部分。讀者已經看到,在我少年時代,我是很少追求這種年齡所特好的那些歡樂的,或者說,至少我很少追求一般人所謂的少年歡樂。我在威尼斯并沒有改變我的愛好;我的公務繁忙,使我想尋歡逐樂也不可能,但卻使我對我所認為無傷大雅的那些簡單的消遣更有興味。第一個消遣,同時也是最愉快的消遣,就是和一些才智之士交遊,如勒·布隆,聖-西爾,卡利約,阿爾蒂納諸先生。還有一個福爾蘭那地方的紳士,我非常抱歉把他的名字忘了,但他那可愛的儀表,每一想起都不能使我無動于衷:在我平生所認識的人中間,他的心是最和我相通的。我們還和兩三個英國人相交甚密,他們都是才氣橫溢、知識廣博,和我們一樣熱愛音樂。這些先生們都有他們的妻子、女友或情婦;這些情婦差不多都是有教養的女人,大家就在她們家唱歌跳舞。大家也在她們家裡賭博,但是次數很少,強烈的美感、藝術的才能、以及對戲劇的欣賞使我們感到賭博這種娛樂太無味了。賭博隻是寂寞無聊的人們的消遣。在巴黎,人們對意大利音樂是懷有成見的,我本來也從巴黎帶來了這種成見,但是我又從大自然那裡秉受了可以破除一切成見的那種銳敏感。不久我就對意大利音樂産生了它在知音人心裡所引起的那種熱愛了。我聽着威尼斯的船夫曲,就覺得在此以前一直都沒有聽到過唱歌。不久,我又對歌劇入迷到這樣程度,以至當我一心想聽演唱而被别人在包廂裡談笑、吃東西、嬉鬧吵得不耐煩的時候,時常偷偷地抛開遊伴跑到一邊去。我獨自一人關在我的包廂裡,盡情享受着聽歌之樂,盡管歌劇很長,也一直聽到底。有一天,在聖·克利梭斯托姆劇院,我竟然睡着了,睡得比在床上還熟。嘈雜而宏亮的歌曲也不能把我吵醒。但是,把我驚醒的那支歌曲,其甜美的和聲、天仙般的歌喉所給予我的那種美妙的感覺,又有誰能表達出來呢?當我同時張開耳朵、睜開眼睛的時候,那是多麼愉快的覺醒、多麼醉迷的喜悅、多麼出神入化的境界啊!我第一個感覺就是以為身在天堂了。這支迷人的歌曲,我現在還記得,一輩子也不會忘掉,是這樣開始的;
      Conservami  la  bella
      Che  si  m’accende  il  ocr.
      我想要這支歌曲的譜子,不久就弄到手了,并且把它保存了很久,但是紙上的曲子和心上的不一樣。音符相同,情韻卻不一樣。這支神妙的曲子永遠隻能在我的頭腦裡奏得出來,恰如它驚醒我的那天所奏的那樣。
      還有一種音樂,我覺得比歌劇院的還要好,不但在意大利,就是在全世界也無可比拟,那就是scuole的音樂。所謂scuole,就是一些慈善性質的學校,專門教育貧苦女孩子,養成後由共和國資助,或者出嫁,或者進修道院。在教給這些女孩子的技藝之中,音樂占首要地位。每星期日,在四所學校的每一所教堂裡,晚課時間都有聖曲,由規模很大的合唱隊和樂隊演奏,演奏者和指揮都是意大利的第一流大師,演唱者都站在裝着栅欄的舞台上,全是女孩子,最大的還不到二十歲。我真想象不到任何東西能象這種音樂一樣悅耳和動人:内容的豐富、歌聲的幽雅、嗓音的美妙、演奏的準确,這一切配合起來給人一種印象,當然踉宗教的氣氛不是那麼協調,但是我相信沒有一個人的心能不受感動的。卡利約和我對曼蒂岡迪學校的晚課從來沒有缺過一次,而且每次必到的還不僅我們兩人而已。那個教堂裡充滿了愛好音樂的聽衆,就是歌劇院的演員們也來根據這些絕妙的标本培養自己真正的鑒賞趣味。最使我掃興的是那道可惡的栅欄,隻放出歌聲,卻不讓我看到那些容貌足與歌聲媲美的天神。我老是這樣嚷着。有一天我在勒·布隆先生家裡又談起了這件事,他就對我說:“如果你是那麼好奇,一定要看看那些小姑娘,你的願望是容易滿足的。我是這所學校的董事之一,我要在學校裡請你跟她們一起吃點心。”他一天沒有踐約,我就一天不讓他安甯。當我走進那所關着我所渴慕已久的那些美女的沙龍的時候,我感到一陣從來沒有體會過的愛的沖動。勒·布隆先生把那些着名的歌手為我—一作了介紹,她們都是我隻聞其聲、隻知其名的。“來,莎菲……”,莎菲長得令人作嘔。“來,卡蒂娜……”,卡蒂娜隻有一隻眼。“來,白蒂娜……”,白蒂娜長了一臉大麻子。差不多沒有一個姑娘沒有明顯的缺陷。我那個專會折磨人的朋友看到我驚愕難堪的苦樣子,直自發笑。然而我覺得也有兩三個長的還過得去,但她們都隻是在合唱隊裡唱歌的。我真是失望極了。在午茶的時候,人家逗她們玩,她們也都快樂起來了。通常,醜陋并不排除風韻,我發現她們都還風韻可人。我心裡想:“沒有心靈就不能這樣歌唱,她們是有心靈的。”最後,我對她們的看法完全改變了,以至我出門時幾乎愛上了所有那些醜丫頭。我簡直不敢再去聽她們的晚課了,但是一聽又使我安了心。我依然覺得她們的歌聲是美妙的,她們的嗓音太能夠掩蓋她們的面容了,以至于隻要她們是在唱歌,我總是不管眼睛所得的印象如何,硬要把她們想象為仙子。
      在意大利,聽音樂太便宜了,隻要你喜愛它,你就可以随便欣賞。我租了一架鋼琴,花一個小埃居,就請了四、五個演奏家每星期到我家裡來一次,跟他們一起練習歌劇院裡最使我喜愛的歌曲。我在家裡也把我的《風流詩神》裡的合奏曲試奏了幾段。也許它們當真動聽,也許人家要奉承我,聖·克利梭斯托姆歌劇院的芭蕾舞師托人向我要去了兩曲。我很高興地聽到這兩曲由那個絕妙的樂隊演奏出來,并由一個叫白蒂娜的小姑娘擔任舞蹈。這個小白蒂娜長得很漂亮,是個特别可愛的女孩子,曾由我們朋友中一個西班牙人法瓜迦扶養,我們常在她家消磨夜晚。
      但是,說到女人,在象威尼斯這樣一個城市裡,人們是不能一塵不染的。有人很可能問我:你在這方面就沒有一點可忏悔的麼?有的,我正要說一點呢。我将以曾經有過的那同樣的坦率态度來忏悔。
      對于娼妓,我始終是厭惡的,可是我當時在威尼斯又沒有可能接觸其他女人,由于我的職務關系,當地的人家大部分都不得問津。勒·布隆先生的幾個女兒都很可愛,但是不容易接近,而且我太尊重她們的父親和母親了,打她們的主意,連想也不敢想。我倒更傾心于一個名叫卡塔妮奧小姐的姑娘,她是普魯士國王外交特派員的女兒,但是卡利約已經愛上她了,甚至還談到結婚的事。他很富裕,而我卻是個窮光蛋;他的薪金是一百金路易,而我隻有一百個皮斯托爾;除了我不願挖朋友的牆腳外,我還知道無論在什麼地方,尤其是在威尼斯,象我這樣囊空如洗的人,是不應該亂插手去搞風流韻事的。我還沒有擺脫掉我欺騙自己的那種傷身的習慣;而且我太忙,對當地的天氣所引起的此種需要并不那麼強烈,所以我在威尼斯将近有一年的時間,都和我過去在巴黎時一樣的老實,到十八個月後離開這裡的時候,除了下述的兩次特殊的機會外,我沒有接觸過異性。
      第一次機會就是那位正人君子維塔利給我的,在我逼他給我正式道歉之後不久。一天,大家在餐桌上談起威尼斯的種種消遣,那些先生們都責怪我不該對所有消遣中最有趣味的一種消遣那麼冷漠,他們吹噓威尼斯的妓女是如何媚人,說全世界再也找不到妓女能和她們相比。多米尼克說我一定要認識一下其中最可愛的一個,說他願意帶我去,保管我滿意。我聽到他這樣獻殷勤,就笑起來了;而庇阿蒂伯爵是一個年紀較大、令人尊敬的人,他又以我預料不到的一個意大利人會有的那種坦率态度說,他認為我很聰明,絕不會讓我的仇人帶我去逛妓院。實際也是如此,我既無此意圖,又無此欲望。然而,盡管如此,由于一種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矛盾心理,我最後還是讓他拖去了。這既不合我的興趣,又不合我的心情,更不合我的理智,甚至還違背了我的意志,完全是由于一時軟弱,怕顯出對别人的疑忌,也如當地人所說,  Per  non  Parertroppo  coglione(為了不至于顯得太傻)。我們去逛的那個帕多瓦姑娘容貌蠻好看,甚至可以說得上美,但不是我所歡喜的那種美。多米尼克把我撇在她家了。我打發人買了幾杯冰索貝來,叫她唱唱歌,半小時後,我拿出一個杜卡托放在桌上并準備走開。但是她的心理怪得很,不付出代價就不肯接受這一個杜卡托,而我也傻得出奇,就接受了她的代價,免得她過意不去。我回到使館,深信染上梅毒了,所以進門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找外科醫生,向他要藥吃。三星期當中,我感到的精神不安簡直無可比拟,而實際上并無任何真正的不适和明顯的征候足以成為精神不安的理由。我就不能想象從帕多瓦姑娘懷裡出來的人會能一無感染。就連那位外科醫生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說服我,也不能使我放心。最後他對我說明,我的體質與衆不同,不易受到感染,這才使我相信了。雖然我比任何人都少做這種試驗,但是我的健康在這方面既然從來沒有受到損害,這也就是一個證據,證明醫生的話是不錯的。不過,他這種意見卻從來沒有使我變得輕率從事。如果我真是這樣得天獨厚,我也可以說我絕不曾因有恃無恐而胡作非為。
      我另一次豔遇,雖然也是一個妓女,但不論在起因或後果方面,性質都迥然不同。我已經說過,奧利維船長曾在他的船上宴請過我,我還帶了西班牙大使館的秘書同去。我指望會受到禮炮歡迎的,船員列隊夾道迎接了我們,但是沒有鳴一響禮炮。這使我痛苦萬分,因為有卡利約在一起,我看他有點生氣。可不是麼,在商船上,身份确實比不上我們的人還受到禮炮歡迎呢,何況我覺得我做的事值得受到船長的另眼看待。我的情緒無法掩飾,因為我一向不能掩飾内心,盡管筵席很好,奧利維也盡情招待,我一上來就不高興,吃得很少,話說得更少。
      到了第一次祝酒,我想總該有禮炮了吧:還是沒有。卡利約知道我的心思,看我叽叽咕咕象個孩子,就暗自發笑。飯吃到三分之一,我看見一艘貢多拉越來越近了。“天哪,先生,”船長對我說,“你提防着吧,冤家來了。”我問他這話是什麼意思,他用一個笑話回答了我。貢多拉靠船了,隻見走出一個十分漂亮的年青女人,她光彩照人,服飾豔麗,步履輕盈利落,三跳兩跳就到了房間裡。我還沒注意到有人在我旁邊擺上了一份餐具,她就在我身邊坐了下來。她又妩媚,又活潑,棕色的頭發,年齡至多不過二十歲。她隻會說意大利語。單憑她那聲調就夠叫我暈頭轉向的了。她邊吃邊說,盯着我看了一會兒,然後突然叫道:“聖母啊!原來是我親愛的布雷蒙,我好久沒有看見你了!”說着就往我懷裡一撲,把嘴唇貼在我的嘴唇上,把我摟得幾乎透不過氣來。她那雙東方型的大黑眼珠把火一樣的熱情射進我的心裡,雖然先是一陣驚訝使我有些不知所措,但是肉感之樂很快就把我迷住了,以至于盡管有許多人看着,還是需要那個美人兒親自使我有所克制,因為我醉了,或者毋甯說是發狂了。當她看到我已經颠倒到她所預期的程度,她的愛撫便緩和了些,但是她的火熱勁兒并沒有稍減。她高興地把她那興奮的原因(誰知道是真是假)解釋給我們聽,她說我長得跟托斯卡海關監督布雷蒙先生一模一樣,差一點把我當作是他了。她說她曾經迷戀過布雷蒙,現在還在迷戀他,而她丢掉布雷蒙,隻怪自己太傻,現在她就要拿我代替布雷蒙了,她要愛我,因為她看中了我,以同樣的理由,我也得愛她,她高興愛我多久,我就得愛她多久,将來她把我扔掉了,我也得和她那親愛的布雷蒙一樣,耐下性子等着。她這樣說了,就這樣做了。她把我當作她手底下的人那樣擺布,把她的手套、扇子、腰帶、帽子都交給我保管,她命令我到這到那,做這做那,我都—一唯命是從。她叫我去把她的貢多拉打發走,因為她要坐我的貢多拉,我就去了,她叫我把位子讓開,叫我請卡利約來坐,因為她有話對他說,我也就照辦了。他們倆在一起竊竊私語,談了很久,我也就讓他們談去。後來她喊我,我又回來了。“聽着,查内托,”她對我說,“我不願意接受法國式的愛,這樣的愛沒有用處。等你覺得膩了,你就走。我有言在先,辦什麼事可得幹脆利落。”飯後。我們就一起到缪拉諾鎮去參觀玻璃廠。她買了許多小玩意兒,毫不客氣地讓我們付了錢,但是她到處賞人家小費,花的錢比我們多得多。看她自己揮霍和讓我們揮霍的那種不在乎勁兒,很明顯地她是把金錢看得連糞土也不如。她要别人在她身上花錢,我相信是出于虛榮者多,出于貪婪者少:千金買笑,她才感到快意。
      晚上,我們把她送回家了。當我談話的時候,我看到她梳樁台上有兩支手槍。“哈!哈!”我拿起一支來,對她說,“這是個新式的胭脂盒子。請問這是做什麼用的?我看你有的是要人命的武器,比這厲害多了。”她以同樣的口吻開了幾句玩笑之後,帶着一種使她更加妩媚的天真、高傲的口吻對我們說:“凡是我不愛的人,我對他們表示開恩的時候,我就要他們出錢來補償他們帶給我的厭煩,這是再公平不過的了。可是,我雖然能忍受他們的愛撫,卻不願受他們的侮辱。誰對我失禮,我就給誰一槍。”
      我離開她的時候,跟她約定第二天再去看她。我沒有勞她久候,隻見她是in  vestito  di  confidenza(人約黃昏後的打扮),穿着一件妖豔不過的便裝。這種便裝隻有在南歐各國才能見到,雖然我記憶猶新,也不想多費筆墨去描寫了。我隻說一點,就是袖口和胸口都鑲着絲線,綴着玫瑰色的絨球。我覺得這就把美麗的膚色襯得格外鮮豔。後來我發現這是威尼斯的時裝,穿在身上是如此迷人,而居然沒有傳到法國,真令人不解。對于正在等待着我的那種感官的享受,我是想象不到的。我曾經滿懷激情地說起過拉爾納熱夫人,現在回憶起來,有時還使我如醉如癡,但是,要是和我的徐麗埃妲比起來,她是多麼老醜和冷漠啊!讀者不要枉費心機去想象這個迷人的姑娘的那些妩媚和風韻吧,你想來想去都會離實際太遠的。修院裡的童貞女也沒有她那麼鮮豔,後宮裡的佳麗也沒有她那麼妖娆,天堂裡的仙女也沒有她那麼動人。凡人的心靈和感官從來也沒有接受過這樣溫馨的享受。啊!如果我懂得把這種享受充分地、完整地品嘗一下,就是一刹那也好呀!……我倒是嘗到了,但是索然無味,我把一切妙趣都沖淡了,我仿佛有意要把那一切妙趣都毀滅淨盡似的。大自然生我絕不是為着享受的。它在我的心裡放進了欲望,渴望着這妙不可言的幸福,卻又在我的狂悖的腦子放進了毒藥,毒害着這妙不可言的幸福。
      如果在我的一生中有一件事最足以描畫出我的本性,那就是我就要叙述的這件事了。我此刻正努力記住我寫本書的宗旨,這個努力将使我在這裡厭棄妨礙實現本書宗旨的那種假道學。不管你是誰,你若是想認識一個人的話,就大着膽子把下面的兩三頁讀下去吧,這樣你就會徹底了解讓-雅克·盧梭這個人了。
      我走進一個妓女的卧室,就跟走進愛與美的神廟裡一樣,我仿佛在她身上見到了美神和愛神。我絕對不能相信,如果你沒有敬慕之意和尊重之心,你竟能感到象她使我感到的那種情感。當我剛從最初的親昵之中認識到她的媚态與愛撫的價值,就唯恐失去它的果實,急于要去摘取。忽然我感到,不是欲火在燃燒着我的全身,而是冰塊在我的血管裡奔流,我的兩腿發軟了,我幾乎暈倒了,我趕快坐下來,哭得和小孩一樣。
      誰能猜到我的眼淚是怎麼來的,誰能猜到我當時腦子裡想的是什麼呢?我對自己說:“我所支配的這個對象是大自然和愛神的傑作。她的精神、她的肉體、她的一切都是盡善盡美的,他既善良又高貴,正如她既可愛又美好一樣。王公大人都應該做她的奴隸,君主的權杖都應該放在她的腳底。然而,你看她竟做了可憐的娼妓,供人蹂躏;一個商船船長竟支配着她,她竟撲到我的懷裡來,明明知道我一無所有,而我這點才能她又不能認識,因此在她眼裡便等于零。這裡面必然有點不可思議的原因。要麼是我的心靈欺騙了我,欺騙了我的感覺,把一個醜娼婦看成了天仙,要麼就一定有點什麼我不知道的暗疾,破壞了她的妍媚的效果,使原該争奪她的人們對她生厭。”于是我開始聚精會神地探索這個暗疾了,可是我連想也沒想到這裡頭會有什麼梅毒的問題。她的肌肉的鮮豔、膚色的光澤、牙齒的潔白、呼吸的溫馨、渾身的清潔樣兒,都絕對使我想不到這一點,以至于我不但對自從跟帕多瓦姑娘接觸以來的身體還有所懷疑,而且還顧慮我不夠健全,配不上她呢。我深信,這一次,我的自信是正确的。
      這些思緒,趕在這個好時候,攪得我心神不安,以至于哭将起來。徐麗埃妲在這種場合下看到這樣的怪現象,當然感到十分新奇,一時竟不知所措。但是她在房間裡兜了一個圈子,又照照鏡子,就了解到——并且我的眼光也向她肯定——我這種洩氣絕不是由于嫌惡。她當然不難把我這陣洩氣醫好,驅散掉我那小小的羞愧感。但是,當我正準備在她那仿佛是第一次要被男人的嘴和手接觸的胸上真個銷魂的時候,我忽然發現她有一隻奶頭是癟的。我一驚,細細看了一下,覺得這隻奶頭和另一個長得不一樣。我立刻就在腦子裡盤算起來了,一個女人怎麼會有個癟奶頭呢,因為我深信這是由于某種重大的天生暗疾,并把這個念頭轉了又轉,所以我就明明白白看出我想象中的最美妙的人兒,此刻抱在我懷裡的,原來隻是一個畸形的怪物,隻是大自然的次品,男人的棄物,床第間的赝貨。我竟傻到這種地步,居然跟她談起這隻癟奶頭來了。她先拿我這話當作一句玩笑,并且逞着她那輕佻的脾氣說出一些話和做出一些動作來,真逗得我愛煞急煞。然而,我始終有一點無法向她掩飾的不安心情,隻見她終于臉紅了,整了整衣裳,爬起來,一言不發地跑去伏在窗口。我想去坐到她的身邊,她卻又走開了,找了張躺椅坐下,一忽兒又站起來,在房裡踱來踱去,一面搖着扇子,以冷淡而嫌惡的語調對我說:“查内托,lascia  le  donne,e  studia  la  matematica(丢開女人,研究數學去吧)。”
      在離開她之前,我要求第二天再來相會,她把時間推到第三天,并且帶着嘲諷的微笑補了一句,說我也需要将息将息。這段時間我過得很不是滋味,心裡隻惦記着她的媚姿和風韻,痛感自己的荒唐,一個勁兒地自咎,悔恨我把那大好的時光就那麼白白糟蹋了。要不是我那麼糊塗,那時光就是我一生最美滿的時光啊,我以最急躁的心情等着去補償損失,但不管怎樣,我心裡總是不安,總覺得那個愛煞人的姑娘長得那麼完美而身份又那麼卑賤,這中間的矛盾簡直無法克服。到了約定的時刻,我就往她那裡跑,往她那裡飛了。我不知道她那火熱的氣質是不是會對我這次的拜訪感到快慰一些。我想,她那種傲氣至少是會得到一點滿足的,于是我心裡就預先嘗到一種美妙的滋味了,打算千方百計地讓她看看,我是多麼善于彌補自己的過錯。她把這一場考驗給我免除掉了。我一攏岸就派貢多拉上的船夫去通報。他回來對我說,她頭天就到佛羅倫薩去了。如果說當我占有她的時候沒有感覺到我的全部愛情,當我失掉她的時候,我卻強烈地感覺到了。這份悔恨之情始終沒有離開我的心頭。盡管她在我的眼裡是那麼可愛,那麼妩媚,我還是能夠為失去她而自遣。而我真正不能自遣的,老實說,就是我給她留下了一個可鄙的印象。
      以上就是我的兩段豔遇。除此之外,我在威尼斯的那十八月裡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至多還有一段未遂的情史。卡利約是很風流的,他往别人包定的姑娘家裡跑厭了,便異想天開,自己也來包她一個。因為我們倆形影不離,他便向我提議一個在威尼斯屢見不鮮的辦法,由我們兩人合包一個姑娘。我同意了。問題是怎樣找到一個靠得住的。他找來找去,居然找到了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她的狠心的母親正在設法把她賣出去。我們倆一起去看她。我一見這姑娘,肺腑都感動了。她是個金發美人,溫柔得象隻羔羊,你絕不會相信她是意大利人。在威尼斯,生活程度很低。我們給了母親幾個錢,負責供養她的女兒。這孩子嗓子很好,為了培養她一個謀生的技藝,就給她買了一架小鋼琴,為她請了個教唱的老師。這一切,我們每人每月還花不到兩個西昆,而為我們省下來的其他花費卻不在此數。不過,由于得等到她成年。這也就未免在收獲之前播種得過早了。然而,我們隻在晚上沒事的時候到那裡去,跟那孩子天真無邪地談談、玩玩,我們的這種消遣也許比占有她更有意味。女人最使我們留戀的,并不一定在于感官的享受,主要還在于生活在她們身邊的某種情趣,這話一點不錯!不知不覺地,我的心就依戀上那個小安佐蕾妲了,但是那是一種慈父般的感情,毫無肉欲摻雜其中,以至于這種感情越增漲,我就越不能在這裡面摻進肉欲的成份。我感到,将來這孩子長大了,我要是接觸她,一定會毛骨悚然,和犯了亂倫罪一樣。我看那善良的卡利約,他的感情也不自覺地轉到了這同一方面。我們沒想到自己尋來的這許多歡樂,雖和我們原先所計劃的一樣溫馨,而性質卻截然不同。我敢擔保,不管這可憐的孩子将來長得怎樣美,我們絕對不會成為她的童貞的破壞者,而相反地會成為她的童貞的保護人。我的災難在這之後不久就發生了,沒有讓我有時間去參與這一善舉,我在這件事上隻能誇獎我自己其志可嘉而已。現在再回頭談談我的旅行吧。
      我從蒙太居先生家裡出來,最初的打算是回到日内瓦,等運氣轉好一點,為我掃除掉障礙。好讓我跟我那可憐的媽媽重新和好。但是,蒙太居和我那場争吵已經鬧得滿城風雨,而他又太愚蠢,把這事報告了朝廷,這就使得我作出決定,親自到朝廷去為我的行為作個交代,并控訴這個瘋子對我的所作所為。我從威尼斯就把我這個決定函報給在阿梅洛先生死後代理外交部部務的泰伊先生。我寫了信就動身,取道貝加摩、科摩和多摩多索拉,我穿過新普倫關。在錫昂,法國代辦複尼翁先生待我十分優厚。在日内瓦,克洛蘇爾先生也是一樣;我又再度見到果弗古爾先生,因為我有一點錢要從他手裡取回。我經過尼翁市,不曾去看我父親,心裡并非不極其難過,但是我下不了決心在倒黴之後還到我的繼母跟前露面,因為我深信她一定怪我不好,不願聽我解釋。開書店的迪維亞爾是我父親的老朋友,他對我嚴加指責。我對他說明了不去看父親的原因後,為了彌補這個過失,同時又避免見到繼母,我就在日内瓦雇了一輛車,同他一起回到尼翁,住在一個小酒店裡。迪維亞爾去找我父親,我父親聽到消息就奔來擁抱我。我們在一起用了晚餐,過了使我十分快慰的一宿。我在第二天早晨和迪維亞爾回到日内瓦。他這次為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一直對他是銘感在心的。
      我的最直接的路線并不經過裡昂,但是我要路過裡昂一下,以便核實蒙太居先生的一個十分卑鄙的詐騙行為。我曾托人從巴黎寄出一口小箱子,裡面裝了一件金縷繡花上衣,幾副套袖、大雙白絲襪,如此而已。由于他主動向我建議,我就把這小箱子,或者更正确地說,把這個小盒子附在他的行李裡。在他想抵銷我的薪金而親手寫的那張滿紙花賬的單子上,他載明這口箱子——他稱為大件行李——重十一公擔,曾替我付出一筆極大的運費。承羅甘先生為我介紹的他的外甥波瓦·德·拉·杜爾先生幫忙,我在裡昂和馬賽兩關的記錄簿上查實了那個所謂大件行李隻重四十五斤,并且隻依這個重量付了運費。我把這份正式證明附在蒙太居先生的賬單上,然後就帶着這些證件以及其他好幾份有同等份量的材料,動身到巴黎去,急于加以利用。在整個這次長途旅行中,我在科摩城,在瓦萊,以及其他地方,都有過一些小小的奇遇。我看到許多東西,其中有波羅美島,都很值得描寫一番。但是我現在時間緊迫,又有暗探釘着我,我不得不急促地、草率地完成這部作品,這本來是需要清閑和安靜的,而我卻缺乏這種清閑和安靜。如果有朝一日老天開恩,讓我能過上比較安甯的日子,我定要把這部作品改寫一遍,或者至少加上一個補編,我想這是很有必要的。
      我這樁公案,消息早在我之前就傳到了巴黎。我一到,就發現所有的人,無論是機關裡還是社會上的,都對大使的狂悖行為憤慨不已。但是,盡管如此,盡管威尼斯的公衆也有一緻的呼聲,盡管我拿出了無可辯駁的證據,我卻得不到任何公平處理。我不但得不到道歉和賠償,連薪水也不叫大使補發,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不是法國人,無權受國家保護,這件事隻是他和我之間的一件私事。大家都跟我一樣,認為我是受了侮辱,受了損害,是不幸的,而大使是個荒唐鬼,既殘忍又不公平,這樁公案使得他永遠沒臉見人。然而,他究竟是大使,我呢,隻是秘書。體統,或者說,一般人所謂的體統,硬要我得不到任何公平處理,因此我也就沒得到任何公平處理了。我想,隻要我拼命嚷嚷,公開罵這個狂人,這是他罪有應得,到最後總會有人叫我住口的,我所期待的也正是如此,我決心要到政府正式表态時才服從。但是當時沒有外交大臣。人家讓我吵翻了天,人家甚至還鼓勵我,附和我,但是事情還是毫無進展,直到最後,我感到人家總是說我有理,而我卻總是得不到公平處理,自己也失掉勇氣了,便幹脆罷手,不了了之。
      唯一對待我冷淡的人,就是伯藏瓦爾夫人,我最料想不到有這種不公平的待遇。她滿腦子的名位和貴族的特權思想,總是不能想象一個大使會對不起他的秘書。她接待我的那個态度是同她這種成見一緻的。我太受刺激了,所以一離開她家就給她寫了一封信,也許是我生平最強烈、最厲害的一封信,從此就再也不跨進她的大門。卡斯太爾神父待我比較好些,但是透過他那耶稣會派的花言巧語,我看出他還是相當忠實地遵循着社會上最重要的處世箴言之一,就是随時随地都要弱者為強者作出犧牲。我對自己這件事強烈地感到有理,而且我生來又很高傲,這就不容許我耐心地忍受他這種偏私态度。從此我就不再去看卡斯太爾神父了,也不再到耶稣會去了,我在那兒本來就隻認識他一個人。而且,他那些會友的專橫和陰險,跟那位好心的海麥神父的善良純樸太不相同,使我對他們避之唯恐不速,所以從那時候起,我就沒有見過他們中間的任何一人,隻有貝蒂埃神父是例外,我在杜賓先生家裡和他見過兩三次面,他那時正跟杜賓先生一起,竭盡全力批駁孟德斯鸠。
      現在就把有關蒙太居先生的話予以結束,以後就不再提了。在我們鬧糾紛的時候,我曾對他說,他不應該用秘書,隻應該用個管賬房的錄事。他果然接受了我這個意見,在我走後果然找了一個管賬房的來接替我,這個管賬房的不到一年就偷了他兩三萬利物兒。他把他趕走了,送進了監牢,又趕走了他那些随員,鬧得滿城風雨,聲名狼藉;他到處跟人家吵鬧,遭到了連販夫走卒也不能忍受的侮辱,最後,因為荒唐事做得太多了,招來奉召返國、革職歸田的處分。在他所受朝廷的遣責之中,跟我鬧的那場風波似乎也沒有被忘記。不管怎樣吧,他回國之後不久,就派他的管家來跟我結賬,付我的錢了。我那時正等錢用,我在威尼斯欠的債,都是口說無憑的交情賬,時刻壓在我的心頭。我抓住了這個送上門來的機會把這些債都償清了,連查内托·那尼的那張借條也付訖了。本來人家這次付我的錢,愛給多少,就給多少;我還清了一切債務之後,又和以前一樣,一文不名了。可是,以前是有債頭難擡,現在卻是無債一身輕了。從那時起直到他死,我就沒再聽人說起過蒙太居先生,而他的死訊也是在社會上聽到的。願上帝寬宥這個可憐的人吧!他不宜于幹大使這一行,正如我在兒童時代不宜于幹訴訟承攬人那一行一樣。然而,那也完全在他,他原可以在我的幫助之下,把自己維持得象個樣子的,同時,也可以把我很快地提拔到古豐伯爵在我少年時代預備叫我走的那條路上。後來我年齡大了點,憑我一人闖,也算闖出了走這條路的能力。
      我理由充分而呼籲無門,這就在我的心靈裡撒下了憤慨的種子,反對我們這種愚蠢的社會制度,在這種社會制度裡,真正的公益和真正的正義總為一種莫名其妙的表面秩序所犧牲,而這種表面秩序實際上是破壞一切秩序的,隻不過對弱者的受壓迫和強者的不義的官方權力予以認可而已。有兩個原因阻止我這個憤慨的種子,不讓它在當時就象後來那樣發展起來。一個原因是,在這件事裡,我自己是當事人,而個人利害從來沒有産生過偉大而崇高的東西,不能在我心裡激起那種隻有對正義與美的最純潔的愛才能産生的聖潔的内心沖動。另一個原因是友誼的魔力,它以一種更甜美的感情優勢,緩和并平息了我的憤怒。我在威尼斯曾結識一個巴斯克人,他是卡利約的朋友,同時也配做一切善良的人的朋友。這位可愛的青年生來就具有一切才藝和一切美德,他剛完成以培養美術鑒賞力為目的的周遊意大利的旅行,因為想不出再有什麼可學的了,便打算直接回祖國。我對他說,象他那樣的天才,藝術不過是一種消遣,而他的天才是宜于鑽研科學的。為了培養對科學的愛好,我勸他到巴黎走一趟,住上六個月。他信了我的話,到巴黎來了。我到巴黎時,他正在那裡等我。他的房間一人住太大,請我分住半間,我接受了。我發現他正在狂熱地鑽研高深的學問。沒有一門知識是超出他的能力之外的;他吞噬着一切,消化着一切,進展神速。原來他的求知欲攪得他心神不安,卻又不自察覺,這時他是多麼感謝我啟發了他,給他的精神提供了這種食糧啊!我在這個強毅的靈魂裡發現了多麼豐富的學識與品德的寶藏啊!我感到我需要的正是這樣的朋友:我們成了莫逆之交了。我們的興趣不同,老是争辯。彼此又都固執,所以對任何事的意見都不能一緻。然而我們卻誰也離不開誰,盡管不斷擡杠,卻誰也不願意對方不是一個好擡杠的人。
      伊格納肖·埃馬紐埃爾·德·阿爾蒂納是隻有西班牙才能産生出來的那種罕見的人物之一,可惜西班牙産生的這種為祖國增光的人物太少了。他沒有他的國人共有的那種狂熱的民族情緒,報複觀念之不能鑽進他的頭腦,正如情欲之不能鑽進他的心靈。他太豪爽了,不可能記仇懷怨,我常聽他十分冷靜地說,任何塵俗人也不能觸犯他的靈魂。他風流俊雅而不纏綿悱恻。他跟女人在一起遊玩就和跟漂亮的孩子們在一起遊戲一樣。他喜歡跟朋友的情婦在一起,但是從來沒有見他有過情婦,也沒有發現他有過找情婦的念頭。他心裡燃燒着的道德之火從來不容許他的情欲之火産生出來。
      他周遊列國之後就結婚了。他死時很年青,留下了幾個孩子。我深信,并且絕對深信,他的妻子是使他領略愛情之樂的最初的、也是唯一的女人。他外表上象一個西班牙人那樣對待宗教,但是内心裡卻是天使般的虔誠。除我以外,我一生中也隻見到他一個人是那麼尊重信仰自由。他從來沒有打聽過任何人在宗教問題上有些什麼想法。他的朋友是猶太人也好,是新教徒也好,是土耳其人也好,是妄信者也好,是無神論者也好,他都不在乎,隻要這人是個正派的人。他對無關緊要的意見,又固執,又頑強,可是一談到宗教,甚至一談到道德,他就沉思了,緘默了,或者隻說一句:“我隻對我自己負責。”真令人難以置信,一個人的靈魂是這樣超逸,而對細節的注意卻又發展到寸步不讓的程度。他把他一天的日程按照幾時幾刻幾分分配着,預先規定用途,嚴格地按時工作,以至于書中的一個句子沒有讀完,時鐘響了,他都會把書立刻合上。他每一段時間都各有用途:思考、談話、日課、讀洛克、祈禱、訪客、搞音樂、搞繪畫,從來沒有因為娛樂、欲念或敷衍别人而攪亂這種秩序,隻有急待履行的義務能夠攪亂他一下。當他把他的時間表寫給我看,以便我也照表執行的時候,我先是發笑,最後佩服得流出淚來。他從來不礙别人的事,也不許别人礙他的事;有人出于禮貌而打攪他,他就粗聲厲氣地對待人家。他是急性子,卻從不跟人家鬥氣;我常看見他生氣,卻從來沒見過他發火。他的脾氣再令人愉快不過了:他經得起開玩笑,自己也喜歡開玩笑,甚至戲言說得很漂亮。他有說俏皮話的天才。誰要是激起了他的興緻,他就叫叫嚷嚷,吵吵鬧鬧,老遠就聽見他的聲音。但是,他一面叫嚷,一面又面帶微笑,在激動中漏出一句半句笑話來使大家為之絕倒。他既沒有西班牙人的膚色,也沒有西班牙人那種所謂粘液質的氣質。他的皮膚白暫,面頰紅潤,頭發帶栗色而近乎金黃。他身材高大,儀表堂堂。形體的構造正适于寄寓他的靈魂。
      這位心靈和頭腦同樣明哲的人是善于知人的,他做了我的朋友,這就說明不是我的朋友的人是怎樣的人了。我們相處得太好了,以至我們定下了計劃,要在一起過一輩子。我準備過幾年就到阿斯可提亞去,和他一道住在他的田莊上。這計劃的細節我們都在他啟程的前夕商量好了。所缺的隻是最精密的計劃也免不了的那種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因素。後來發生的種種事件——我的災難,他的結婚,最後是他的死亡——就把我們永遠分開了。
      看來隻有壞人的險惡陰謀能夠得逞,好人的善良計劃幾乎永遠不會實現。
      我已經嘗到寄人籬下的苦處了,便決計不再去冒險嘗試。我已經看到,機緣使我訂定的那許多野心勃勃的計劃一開始就都破産了,而我又被人從開始幹得那麼好的外交生涯中擠了出去,我再也不想回去了,因而我決心不再依靠任何人,要保持我的獨立生活,發揮我的才能。現在我已經開始摸到我有多少才能了,過去我一直把它估計得過低。
      我把由于到威尼斯去而中斷的那部歌劇又撿了起來,為了不受打擾,專心緻意地工作,我在阿爾蒂納走後就回到我以前居住的聖康坦旅館。這家旅館坐落在僻靜的地段,離盧森堡公園不遠,比起那條熙熙攘攘的聖奧諾雷路來,更能保證我安安靜靜地工作。在那裡,有一個真實的慰藉在等待着我。這是上天使我在苦難生涯中嘗到的唯一慰藉,也隻是由于有了這個慰藉,我才能經受得起這種苦難。這不是一種瞬間即逝的結識,我得把結識的原委談得稍微詳細一點。
      當時我們的旅館有一個新的女主人,是奧爾良人。她雇了一個同鄉的女孩子,約摸二十二、三歲。專做洗洗縫縫的活。她也和女主人一樣。跟我們同桌吃飯。這個女孩子名叫戴萊絲·勒·瓦瑟,良家出身。她父親原在奧爾良造币廠任職,母親經商。他們的孩子衆多。奧爾良造币廠歇業了,父親就斷了生計,後來母親也破産了。買賣做不成,就棄商跟丈夫和女兒一起到巴黎來,靠女兒一人勞動養活全家。
      我第一次看見這個姑娘出現在餐桌上的時候,就特别注意她那種淳樸的風度,尤其是她那活潑而溫柔的眼神,我覺得是無與倫比的。同桌的人,除博納豐先生外,還有好幾個愛爾蘭修士和加斯科尼人以及其他幾個諸如此類的人物。我們的女主人自己也有過風流豔史;隻有我一人說話和舉止還算端莊些。别人逗那個姑娘時,我就護着她。馬上,諷刺的矛頭就都落到我身上了。即使我本來對這個可憐的姑娘沒有任何興趣,這種同情,這種矛盾也會使我産生興趣的。我一向主張言談舉止要端莊體面,特别是對女人。我就公開成了她的袒護人了。我看她對我的關懷也頗有所感。她的眼神裡流露出來的和嘴裡不敢明說的感激之情,也就變得越發動人了。
      她很腼腆,我也是一樣。這種共同的氣質似乎是妨礙我們情投意合的,然而我們卻很快就情投意合了。女主人覺察出來了,氣憤之至,而她那種種粗暴的表現倒反而在那姑娘方面幫了我的忙。這姑娘在全旅館裡既然隻有我是唯一的支持者,便一見我出門就難過,巴不得她的保護人早點兒回來。我們既心心相印,又氣質相投,不久就産生了通常應有的效果。她覺得在我身上看到了一個正直的人;她确實沒有看錯。我覺得在她身上看到一個多情、質樸而又不愛俏的女子,我也沒有看錯。我預先向她聲明,我永遠不會抛棄她,也永遠不會和她結婚。愛情、尊敬、真誠,這就是我取得成功的原因;也正因為她心地善良忠厚,所以我雖然在女人面前膽子不大。卻取得了美滿的結果。
      她唯恐我在她身上找不到她以為我要找的東西便會生氣,這種恐懼心理是推遲了我的幸福的首要原因。我看到她在以身許我之前心神不甯,惶惑不安,想有所訴說而又不敢明言。我絕對想不出她感到為難的真正原因,卻另作了一種既不正确、又對她的品行具有侮辱意味的猜測;我以為她是警告我和她接觸會有染病的危險,因此我就胡思亂想起來。這些胡思亂想雖未制止我去追求她,但是在好些天當中卻損害了我的幸福。因為我們彼此一點也不了解。所以我們一談到這個問題,便句句話都是啞謎,都是含糊其詞,真是可笑到萬分。她幾乎以為我完全瘋了,我也幾乎不知道應該怎樣看待她才好。最後,我們說開了:她向我哭訴她剛一成年就犯了一次錯誤,一次唯一的錯誤,是她的無知和誘奸人的狡詐的結果。我一旦知道了原委,便高興得叫了起來:“童貞麼,”我叫道,“在巴黎,過了二十歲,哪還有什麼童貞女!啊!我的戴萊絲啊,我不找我根本不想找的東西,卻占有了笃實而健康的你,我大幸福了。”
      我最初的用意還隻是想給自己找一種消遣。後來我發現我找到的超過了願望,我給自己找到了一個伴侶。我跟這位絕好的女子相處比較親密了,又對我當時的處境稍微作了一番思考,我便感覺到,我想的隻是尋點樂趣,而做的卻大有助于我的幸福。我的雄心壯志熄滅了,需要有個強烈的情感代替它來充實我的心靈。說到底吧,我需要有人來接替媽媽:既然我不能再跟她一同生活了,我就需要有個人來跟她的學生一同生活,并且我能在這人身上發現她曾在我身上發現的那種心靈的質樸與柔順。必須有私生活、家庭生活的那種溫馨來補償我所放棄的那種錦繡前程。當我單身獨處的時候,我的心靈是空虛的,需要有另外一顆心來充實它。命運把那顆心從我身邊奪去了,變掉了,至少是部分地奪去了,變掉了,而我正是大自然為那顆心創造的。從此,我就是孤獨的了,因為,對我來說,在得到全部與失去全部之間是沒有中間道路的。我在戴萊絲身上找到了我所需要的替代者;由于她,我得到了情況所許的最大的幸福。
      起先我想培養她的智慧。結果卻是白操了一番心。她的智慧一直是大自然給她生成的那樣,栽培和教育都無濟于事。我毫不羞慚地承認,她一直沒有學會閱讀,雖然寫得還馬馬虎虎。當我後來住在新小田園路的時候,窗對面蓬沙特蘭旅館有隻大鐘,我費了一個多月工夫教她看鐘點。直到現在她還不怎麼會看。雖然我費盡心血去教她,她從來也搞不清一年十二個月的順序,不識一個數目字。她不會數錢,也不會算賬。說話時用的字眼常和她所要說的意思相反。我曾把她使用的詞彙編成一本小冊子拿給盧森堡夫人取樂。她那些驢唇不對馬嘴的話,在我生活過的那些社交圈子裡已經變得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了。然而,這樣遲鈍的,如果你願意,也可以說這樣愚蠢的一個人,在困難情況下卻是個絕好的參謀。在瑞士,在英國,在法國,在我遭遇到的那些大災大難中,我自己沒見到的,她往往先見到了,她給我出了許多最好的主意;我閉着眼睛往危險裡鑽,是她把我從危險中拉了出來。在那些最高貴的夫人面前,在王公大人面前,她的感情、她的良知、她的應對和她的操守,都為她赢得了普遍的欽佩,并為我招來了許多誇獎她優點的恭維話,而這些恭維話,我覺得都是很真誠的。
      我們在所愛的人的身邊,感情就能充實智慧,正如它能充實心靈一樣,并不怎麼需要在這以外去冥思苦想。我跟我的戴萊絲生活在一起,就和跟世界上最美的天才生活在一起一樣地惬意。她的母親,因為早年是和蒙比波侯爵夫人一起受教育的,頗為自負,經常冒充女才子,想要指導女兒,而由于她的狡詐,敗壞了我們倆人之間的純樸關系。我原有一種愚蠢的羞恥心,不敢帶戴萊絲出門,但由于讨厭她母親的糾纏,就把這種羞恥心克服下去,常常兩個人一起到鄉間去散步,吃點心,這使我感到滋味無窮。我看到她一心一意地愛着我,這就更增加了我對她的溫情。對我來說,這種甜蜜的親密生活就是一切:我不再關心前途,隻希望它是現狀的延續,我别無他願,但願現狀能持續下去。
      這種寄托使我覺得其他任何消遣都是多餘的、無味的。從此,我除了戴萊絲家以外哪裡也不去,她的家幾乎成了我的家。這種深居簡出的生活對我的工作太有利了,所以不到三個月工夫,我那部歌劇的詞曲就已全部完成,隻剩下幾段伴奏和中音部了。這種機械工作我很讨厭,我就建議菲裡多爾承擔下來,将來分享收益。他來了兩次,在奧維德那一幕裡配了幾段中音部。但是為了一項遙遙無期乃至沒有把握的收益而埋頭于這種呆闆工作,他不感興趣。他幹脆不再來了,還是我自己完成了這件苦差使。
      我的歌劇寫出來了,現在的問題是要賣出去:這等于要我另寫一部更加困難的歌劇。在巴黎,你一個人與世隔絕是什麼也幹不成的。果弗古爾先生從日内瓦回來,曾把我介紹給德·拉·波普利尼埃爾先生,我就想借他的力量來出頭。德·拉·波普利尼埃爾先生是拉莫的麥西那斯,波普利尼埃爾夫人又是拉莫的謙恭的學生;而拉莫呢,大家都知道,當時在這家人家有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勢力。我估計他會樂意保護他的一個弟子的作品的,因而就想把我的作品拿給他看看。但他卻拒絕不看,說他不能看譜,看譜太吃力。拉·波普利尼埃爾先生就說,可以演奏給他聽聽。并且建議替我找些樂師來演奏幾段。我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了。拉莫也同意了,不過還是嘀嘀咕咕的,一個勁兒說,一個人不是科班出身,全憑自修學會了音樂,作出曲來還能好得了。我趕快挑出五、六段最精彩的曲子。他們找來了十來個合奏樂手,演唱的有阿爾貝、貝拉爾和布爾朋内小姐。序曲一演奏,拉莫就以他那過甚其詞的贊美,暗示這本可能是我做的。每奏一段他都表示出不耐煩的樣子。但是到了男聲最高者那一曲,歌聲既雄壯嘹亮,伴奏又富麗堂皇,他就按捺不住了,他直喊着我的名字,粗暴得使大家愕然,對我說,他方才聽到的樂曲,一部分是音樂界老手做的,其餘的都出自無知者之手,這個人根本不懂得音樂。有一點倒是真的:我的作品的質量參差不齊,又不合常規,有時十分出色,有時平淡無奇。一個人全靠幾陣子才氣,沒有紮實的工夫做基礎,他的作品必然是這個樣子。拉莫說我是個小剽竊手,既無才能,又無美感。在場的其他人,特别是主人,卻不是如此想法。黎希留先生那時侯常見到拉·波普利尼埃爾先生,并且,衆所周知,也常見到拉·波普利尼埃爾夫人,他聽人說起我的作品,想全部都聽一聽,如果滿意的話,還有意拿到宮廷裡去演出。我的作品就在禦前遊樂總管博納瓦爾先生家裡,由宮廷出錢,用大合唱隊和大樂隊演奏了。指揮是弗朗科爾。效果驚人:公爵先生不斷驚呼喝彩,而且在塔索那一幕裡,一段合唱完畢後,他就站起來,走到我面前,握着我的手對我說:“盧梭先生,這是沁人心脾的和聲。我從來沒聽到過比這更美的了。我要把這部作品拿到凡爾賽宮去演出。”拉·波普利尼埃爾夫人當時在場,卻一言不發。拉莫雖曾被邀請,這天卻沒有來。第二天,拉·波普利尼埃爾夫人在她的梳妝室裡十分冷漠地接待了我,她故意貶低我的劇本,對我說,雖然起初一些浮光虛彩使黎希留先生眩惑了一下,但後來他醒悟過來了,她勸我對我這部歌劇别存什麼希望。一會兒,公爵先生也到了,對我說的話卻完全不同,他對我的才能恭維了一番,似乎依然打算把我的歌劇拿到國王面前去演奏。“隻有塔索那一幕,”他說,“不能拿到宮廷裡去演,得另外寫一幕。”憑這一句話,我就跑回家關起門來修改,三星期後我把塔索換掉了,另寫好了一幕,主題是赫希俄德受到一個缪斯的啟示。我設法把我的才華的部分發展過程和拉莫居然對我的才華顯出的那種忌妒,都寫到這一幕裡去了。新寫的這一幕沒有塔索那幕那樣奔放,卻是一氣呵成。音樂也同樣典雅,而且寫得好得多,如果另外兩幕都能抵得上這一幕,全劇一定會演得很象樣的。可是,當我正要把這個劇本整理完畢的時候,另一項工作又把這部歌劇的演奏耽擱下來了。
      在豐特諾瓦戰役後的那個冬季,凡爾賽宮開了許多慶祝會,其間有好幾部歌劇要在小禦廄劇院演出。在這些歌劇之中,有拉莫配樂的伏爾泰的劇本《那瓦爾公主》,這次經過修正改編,易名為《拉米爾的慶祝會》。這個新題材要求把原劇好幾場幕間歌舞都換掉,詞和曲都要改寫。問題是難找到一個能擔任這雙重任務的人。伏爾泰當時在洛林,他和拉莫兩人都忙着搞《光榮之廟》那部歌劇,顧不過來。黎希留先生想到了我,建議由我來擔任。為了使我能更好地弄清該做些什麼,他把詩和樂曲分開送給我。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得到原作者同意才去修改歌詞,因此我就給他寫了一封很客氣甚至很恭敬的信。下面就是他的答複,原件見甲劄,第一号:
      一七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先生,直到現在為止,二者不可得兼的才能,你竟能兼而有之。
      對我來說,這就是兩條充分的理由,使我欽佩你;仰慕你。我為你很抱歉,因為你把這兩種才能用在一部不太值得你修改的作品上。幾個月前,黎希留公爵先生一定要我在瞬息之間拟出幾場既乏味、又支離破碎的戲的梗概,原是要配合歌舞的,而這些歌舞跟這幾場戲又很不合宜。我隻好謹遵雅命,寫得又倉促又糟糕。我把這個毫無價值的初稿寄給黎希留公爵先生,原指望不予采用,或者再由我修改一番。幸而現在交到你手裡了,就請你絕對自由支配吧。所有那一切,我早就記不清了。它隻是一個初稿,寫得那麼倉促,必然會有錯誤,我毫不懷疑你已經糾正了一切錯誤,補充了一切不足之處。
      我還記得,在許多缺陷之中有這樣一點:在聯綴歌舞的那些場景裡,就沒有提到那位石榴公主怎麼剛從牢房裡出來就忽然到了一座花園或者一座宮殿。既然為她舉行宴會的不是一個魔術師,而是一位西班牙的貴人,所以我覺得什麼事都不能帶上魔術意味。先生,我請你再檢查一下這個地方,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請你看看是不是需要演出牢房門一開我們的公主就被人從監獄請到為她特備的金碧輝煌的宮殿裡去這一場。我深知這些都毫無價值可言,一個有思想的人把這些無謂的東西當作正經事去做,實在不值得;但是,既然要盡可能不使人産生不快之感,就必須盡可能做得合理,即使是在一場無聊的幕間歌舞中也應該如此。
      我一切都信托你和巴洛先生,希望不久就有向你緻謝的榮幸。專複即頌。
      這封信,和以後他寫給我的那些近乎目中無人的信比起來,真是太客氣了,請大家不必驚訝。他以為我在黎希留先生面前正吃香呢,大家都知道他有官場的圓滑,這種圓滑就使他不得不對一個新進的人多客氣一點,到他看出這個新進的人有多大影響的時候,那就不一樣了。
      我既得到了伏爾泰先生的允許,又不必顧忌拉莫——他是一心要損害我的,我就動手幹了起來,兩個月就完成了。歌詞方面困難不多,我隻是盡量使人感覺不到風格上的不同。并且我敢自信我是做到了這一點的。音樂方面的工作,費時較多,困難也較大。除了要另寫好幾支包括序曲在内的過場曲子以外,我負責整理的全部宣叙調都困難到萬分,很多合奏曲和合唱曲的調子極不一樣,都必須聯綴起來,而且常常隻能用幾行詩和極快的轉調,因為我不願意更改或挪動拉莫的任何一個曲子,免得他怪我使原作失真。這套宣叙調我總算整理得很成功,它音調适宜,雄健有力,特别是轉折巧妙。人家既惠然讓我跟兩個高手結合在一起,我一想到他們兩位,我的才氣也就迸發出來了;我可以說,在這個無名無利的、外人甚至于根本就不能知道内情的工作裡,我差不多總是不辱沒我那兩位榜樣的。
      這個劇本就照我整理的那樣,在大歌劇院裡彩排了。三個作者之中,隻有我一人在場。伏爾泰不在巴黎,拉莫沒有去,或者是躲起來了。
      第一段獨白詞很凄怆。開頭一句是:
      啊!死神。來把我這苦難的一生了結吧!
      當然要配上與此相應的音樂。然而,拉·波普利尼埃爾夫人正是根據這一點批評我,尖酸刻薄地說我寫的是送葬的音樂。黎希留先生很公正地表示先要查一查是誰寫的這段獨白的唱詞。我就把他送給我的手稿拿給他看了,手稿證明是伏爾泰的手筆。“既然這樣,”他說,“過錯全在伏爾泰一人身上。”在彩排過程中,凡是我作的,都受到拉·波普利尼埃爾夫人的批評,得到黎希留先生的辯護。但是,畢竟我碰到的對手太強大了,我接到通知說,我作的曲子有好幾處要修改,還必須請教拉莫先生。我原期待的是誇獎,而且我的确是應該受到誇獎的,現在卻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我傷心極了,滿懷頹喪地回到家裡,累得有氣無力,愁得肝腸俱碎。我病倒了,整整六個星期出不了門。
      拉莫負責擔任拉·波普利尼埃爾夫人指定的那些修改工作,就派人來找我。要我那部大歌劇的序曲,用來代替我新寫的那一個。幸而我感覺到他那手鬼把戲,就拒絕了。由于隻有五、六天就要演出。來不及另寫,所以隻好仍舊用我寫的那個序曲。這個序曲是意大利式的,當時在法國還是一種頗為新穎的風格。然而,它卻得到了聽衆的欣賞,據我的親戚和朋友缪沙爾先生的女婿、禦膳房總管瓦爾瑪來特先生告訴我,音樂愛好者都很滿意我的作品,聽衆都沒有能辨别出哪是我寫的,哪是拉莫寫的。但是拉莫卻和拉·波普利尼埃爾夫人勾結好了,想盡種種辦法不讓别人知道我在這裡面也有一份功勞。在散發給觀衆的小冊子上,作者一般都是一個一個署名的,而這本小冊子卻隻署了伏爾泰一人的名字,拉莫甯願自己的名字不寫上,也不願意看到我的名字和他的并列在一起。
      我的病體一恢複到能出門的時候,就想去見黎希留先生。但是來不及了,他已經動身到敦刻爾克去指揮開往蘇格蘭去的部隊的登陸工作。他回來時,我又偷懶,心想現在去找他已經太遲了。自此以後,我就一直沒有再見到過他,所以我就失掉了我的作品應得的名聲和它應該給我提供的酬報;我的時間,我的勞動,我的愁苦,我的疾病,以及疾病使我耗費的金錢,這一切都由我自己承擔了,沒有給我帶來半文錢的補償。然而我始終覺得黎希留先生真心喜歡我,他很賞識我的才能,可是我的運氣不好,再加上拉·波普利尼埃爾夫人,這就使他的一片好心無法産生任何效果。
      這個女人對我如此憎恨,我原先百思不得其解,因為我一直力求博得她的歡心,并且經常在适當的時候登門拜谒。果弗古爾先生把其中的原委點出來了。“首先她和拉莫太要好,”他對我說,“她是拉莫的公開捧場人,不容許有任何人和他競争;此外,你生來就帶了一個罪過,該讓她把你打到十八層地獄,永遠不原諒你,因為你是日内瓦人。”說到這裡,他就給我解釋,于貝爾神父是日内瓦人,又是拉·波普利尼埃爾先生的摯友,他曾努力阻止拉·波普利尼埃爾先生娶這個女人,因為他深知她的為人。結婚以後,她就把于貝爾神父恨之入骨,并且恨所有的日内瓦人。“雖然拉·波普利尼埃爾先生對你很友好,”他又說,“據我看,别指望他支持你。他太寵他的妻子了,而他的妻子又恨你,她既險惡,又有手段,你跟這一家人一輩子也搞不好的。”我一聽這話就死心了。
      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也就是這位果弗古爾給我幫了一個雪裡送炭的忙。我那位賢德的父親剛去世,享年約六十歲。要不是當時處境艱難使我自顧不暇的話,我會感到更大的悲哀的。在他生前,我不願索取我母親遺産的剩餘部分,這部分的微薄收益一直由他享用着。現在他既已逝世,我就用不着有所顧慮了。但是,我哥哥的死亡沒有合法證明,這就對我接受遺産構成了一個障礙。果弗古爾答應為我解決這個難題。承洛爾姆律師幫忙,這難題真的解決了。由于我極需要這筆小小的資金,而事态的發展尚是未知之數,所以我以最急迫的心情等待着最後消息。有天晚上我從外面回來,收到了報告這消息的來信,我拿起信來就想拆開,急得手都發抖,而心裡卻對這種急躁感到羞慚。“怎麼!”我心裡鄙視着自己說,“讓-雅克竟被利害心和好奇心制服到這種地步了麼?”登時我就把信放到壁爐台上,脫下衣服,安安靜靜地睡下去,睡得比平時還熟。第二天早晨我起得相當遲,不再想到我那封信了。穿衣的時候,我又看到那封信,我不慌不忙地把它拆開,發現裡面有一張支票。我同時有好幾種快樂,但是我可以發誓,最大的快樂還是我做到了克制自己。我生平象這種克制自己的事,可以舉出的不下數十次,但是現在時間匆促,不能盡述了。我把這筆錢寄了一小部分給我那可憐的媽媽,回想起我曾把全部款項雙手奉上的那種幸福時代,不禁怆然淚下。她給我的信封封都使我感到她的羅掘俱窮的窘境。她寄給我大堆的配方和秘訣,認為我可以用來緻富,也給她帶來好處。窮困的感覺已經使她心不能寬、智不能廣了。我寄給她的那點錢,又成了包圍她的那些壞蛋的掠獲品。她一點也享受不到。這就使我灰心了,我不能把我生活必需的一點錢分給那些無賴漢呀,特别是在當我試圖把她從那些無賴漢的包圍中解脫出來而終歸無效之後。這,我在下面要講的。
      光陰流逝,錢也随之流逝了。我們是兩個人生活,甚至是四個人生活,更正确點說,我們是七、八個人生活。因為,雖然戴萊絲無與倫比地淡于私利,而她的母親卻和她不一樣。她一看我幫了她的忙,家境稍微好一點,就把全家都找來分享成果了。姊妹呀、兒女呀、孫女呀、外甥女呀,一窩蜂都來了,隻有她的長女,嫁給昂熱城車馬行老闆的,沒有來。我為戴萊絲置備的一切都被她母親拿去供給那群餓鬼了。因為跟我打交道的不是一個貪财的女子,我自己也不受瘋狂的愛情的擺布,所以我也不做傻事。戴萊絲的生活能夠維持得象個樣兒而不奢華,能夠應付急需,我就滿足了,我同意她把她的工作收入全部歸她母親享用,而且我幫的忙還不隻這一點。可是惡運者是跟着我,媽媽既被她那些吸血鬼纏住了,戴萊絲又被她一家人纏住了。她們兩個人,誰也享受不到我為她們提供的好處。說起來也真奇怪,戴萊絲是勒·瓦瑟太太最小的女兒,在姊妹中就數她一個人沒有得到父母的嫁妝,現在卻是她一個人供養着父母。這可憐的孩子,長久挨哥哥們和姐姐們的打,乃至侄女和外甥女的打,現在又接到她們的劫掠了。她往日不能抵抗他們和她們的打罵,現在還是不能抵抗他們和她們的巧取豪奪。隻有一個外甥女,叫作戈東·勒迪克的,還比較和藹可親,性情溫和,不過看到别人的榜樣,聽到别人的教唆,也變壞了。由于我常跟她們倆在一起,也就用她們間相互的稱呼來稱呼她們,我叫戈東“外甥女”,叫戴萊絲“姨媽”。這就是我一直稱戴萊絲為“姨媽”的由來,我的朋友們有時也就跟着叫她“姨媽”來開玩笑。
      誰都感覺到,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是刻不容緩地急于擺脫困境。我估計黎希留先生已經把我忘了,從宮廷方面是沒有指望的了,便作了幾次嘗試,看看我的歌劇能不能在巴黎演出。但是我遇到許多困難,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克服,而我的處境又一天比一天緊迫。于是我就想起把我那部小喜劇《納爾西斯》送到意大利劇院去。結果它被接受了,我得到一張長期入場券,使我很高興。但也不過如此而已。我天天走訪演員們,路跑厭了,但怎麼也不能使它演出,所以幹脆就不去了。我又回到最後剩下的一條門路,也是我原該走的唯一的門路。當我常往拉·波普利尼埃爾先生家跑的時候,就把杜賓先生家疏遠了。兩家的夫人雖然是親戚,卻相處得并不好,彼此不見面。兩家的客人也各不相通,隻有蒂埃利約往兩家都跑。他受托要設法把我拉回到杜賓先生家去。那時,弗蘭格耶先生正在學博物學和化學,辦了一個陳列室。我相信他是想進學士院當院士的,為此,他就需要着一本書,認為我在這方面可能對他有點用處。杜賓夫人那邊呢,他也想寫一本書,在我身上打着差不多同樣的主意。他們倆很想合聘我擔任一種秘書的職務,這就是蒂埃利約責怪我不去登門的理由。我首先要求弗蘭格耶先生利用他和熱利約特的力量把我的作品拿到歌劇院去排演。他同意了。結果《風流詩神》有了排演的機會,先在後台,後在大劇院,排了好幾次。彩排那一天,觀衆很多,有好幾段都得到了熱烈喝彩。然而,我自己在勒貝爾指揮得很不好的那個演奏過程中,感覺到這個劇本是通不過的,甚至不經重大修改就不能演出。因此我沒說一句話就把劇本收回了,免得遭人拒絕;但是,有好些迹象使我清楚地看出,縱然劇本盡善盡美,也還是通過不了。弗蘭格耶先生明明白白答應我使劇本有機會排演,而不是使它有機會演出。他的确實踐了他的諾言。我始終覺得,在這件事上和在許多别的事上,都看出他和杜賓夫人不想讓我在社會上成名,也許是因為怕人家在看到他們的着作時,猜疑他們是把我的才能移花接木接到他們的才能上的。然而,杜賓夫人一直認為我的才能有限,而且她利用我的地方,始終也隻是要我照她的口述作點筆錄,或者叫我找點純屬參考性質的資料,因此,如果出現這種譴責,特别是對她來說,似乎又有失公平。
      這最後一次的失敗使我完全洩氣了。我放棄了任何進取和成名的計劃;從此以後再也不想什麼才能不才能了。這些才能,我真有也好,假有也好,反正都不能叫我走運,我隻有把時間和精力用來維持我自己和戴萊絲的生活,誰能幫助我們,我就讨誰的歡心。因此,我就全心全意地跟着杜賓夫人和弗蘭格耶先生了。這并不能使我過得很富裕,就拿我頭兩年每年所得的那八、九百法郎來說,這筆錢隻能勉強維持我最基本的生活,因為我不能不在他們家附近——房租相當高的地區——租公寓住下,另一方面還要在位于巴黎邊緣的聖雅克路的盡頭另付一筆房租,而不論陰晴,我差不多每晚都要到那裡去吃飯。不久我也就習慣了,甚至對我這種新的工作還發生了興趣。我愛上了化學,跟弗蘭格耶先生到魯埃爾先生家聽了好幾次課,于是我們就對粗知其皮毛的這門科學不識好歹地開始塗寫起來。一七四七年,我們到都蘭去度秋季,住在舍農索府,這座府第是歇爾河上的離宮,是亨利二世為狄雅娜·德·普瓦提埃蓋的,用她姓名起首字母組成的圖案還依稀可見。現在這座府第歸包稅人杜賓先生所有了。在這個秀麗的地方,我們盡情歡樂,吃得也極好:我胖得象個僧侶了。我們在那裡大搞其音樂。我寫了好幾首三重唱,都相當和諧。如果将來有機會寫補篇的話,也許還要再提一提的。我們在那裡還演喜劇。我用十五天時間寫了一部三幕劇,名叫《冒昧訂約》。讀者在我的文稿中可以看到這個劇本,它别無所長,隻是歡情洋溢而已。我在那裡還寫了幾篇小作品,其中有一篇詩劇,題為《西爾維的幽徑》,這本是沿着歇爾河的那片園子裡的一條小徑的名字。我搞了這些東西,并沒有中斷我在化學方面的工作和我在杜賓夫人身邊所擔任的工作。
      當我在舍農索發胖的時候,我那可憐的戴萊絲也在巴黎發胖了,雖然那是另一種胖;我回巴黎時發現我幹的那檔子事竟比我原來設想的快得多。以我當時的處境而論;這事會使我尴尬萬分的,幸虧同桌吃飯的夥伴們早給我想出了唯一能使我擺脫困境的辦法。這是一個重要的情況,我不能叙述得過于簡略。在說明這件事情的時候,我要麼為自己辯解,要麼引咎自責,而兩者都不是我現在應該做的。
      在阿爾蒂納逗留巴黎期間,我們不在館子裡用餐;通常都是在附近,差不多就在歌劇院那條死胡同對面的一個裁縫的女人拉·賽爾大娘家裡吃包飯。這裡夥食相當糟,不過由于包飯的人都是可靠的正派人,仍然很受人歡迎。她家不接受生客,要包飯必須有一個老膳友介紹。格拉維爾騎士是個老放蕩漢,很有禮貌又很有才情,但是說起話來葷味十足,他就住在那家,招來一批嘻嘻哈哈、派頭十足的青年人,都是警衛隊和槍兵隊裡的軍官。諾南騎士是歌劇院全體舞女的保護人,天天把這個美人窩的全部消息帶到包飯館裡來。迪普萊西斯先生是退休陸軍中校,是位善良而賢哲的老人,還有安斯萊,是槍兵隊的軍官,他們倆在這班青年人中間維持一點秩序。來包飯的也有商人、金融界的人、糧商,但是都有禮貌,很正派,都是各行業的頭面人物:如貝斯先生、福爾卡德先生,還有許多人的名字,我都忘記了。總之,在那個包飯館裡,人們遇到各行各業的象樣的人物,隻有教士和司法界人士例外,我從來沒有在那裡見過;而這也是大家的一種默契,不要把這種人介紹進來。這一席人,人數相當多,都是極快樂而又不喧嘩,常說笑話卻又不粗俗。那個老騎士,盡管講他那許許多多的故事,内容都是近乎淫猥的,卻從來不失他那種舊朝廷上的文雅風度,從他嘴裡講出來的每一句有傷風化的話都是妙趣橫生,連女人也可以原諒的。他的談話給同桌的定下調子:所有那些青年人都各說自己的豔遇,既放肆又有風趣。姑娘的故事當然是少不了的,特别因為到拉·賽爾大娘家那條巷子正對着迪夏大娘的鋪子,而迪夏大娘又是個着名的時裝商人,當時店裡有許多漂亮姑娘,我們這些先生們飯前飯後總要去和她們聊聊。我如果膽子大一點的話,一定也會和他們一樣上那裡去尋開心的,隻要跟他們一起進去就成了,可我從來也不敢。至于拉·賽爾大娘,我在阿爾蒂納走後還常到她家吃飯。我在那裡聽到大堆的轶事,十分有趣,同時也就漸漸學會了——謝天謝地,倒不是他們的生活習慣,而是他們的那些處世箴言。受害的體面人物、帶綠帽子的丈夫、被誘奸的女人、私下生的孩子——這些都是那兒最普通的話題。誰最能叫育嬰堂添丁進口,誰就最受人喝彩。我也受到了感染:我也接受了在十分親切而且十分體面的人物中間盛行的那種想法。我心想:“既然當地的風俗如此,一個人生活在這裡,當然就可以照此辦理。”這正是此時我要找的出路。我就下決心采取這個辦法,輕松愉快,毫無顧忌,唯一要克服的倒是戴萊絲的顧忌,我說得舌敝唇焦,她總是不肯采取這唯一能保全她面子的辦法。她的母親也怕有了孩子給她添麻煩,就來幫我說話,結果她被說服了。我們找了個穩當可靠的接生婆,叫古安小姐的,住在聖·歐斯塔什街的盡頭,把這件事托了她。到時候,戴萊絲就由她母親帶到古安家去分娩了。我到古安家去看了她好幾次,帶給她一個标記,寫在卡片上,一式兩份,拿一份放在嬰兒的襁褓裡,由接生婆按通常的方式把他送到育嬰堂去了。第二年,同樣的岔子,同樣的辦法,隻是标記給忘掉了。我依然未多考慮,她依然不太贊同:她隻是歎息着答應了。人們将陸續看到這種不幸的行為在我的思想上和命運上所産生的種種變故。至于目前,就叙述到這第一階段為止吧。至于它的後果,既非我始料所及,且又非常慘痛,将迫使我時常回頭談到這個問題。
      我要在這裡說一說我初次認識埃皮奈夫人的情況,她的名字将在這部回憶錄裡常常出現:她原名埃斯克拉威爾小姐,剛和包稅人拉利夫·德·貝爾加爾德先生的兒子埃皮奈先生結婚。她的丈夫跟弗蘭格耶先生一樣,是音樂家,她本人也是音樂家,而對這門藝術的癖好就使得這三個人變得親密無間了。弗蘭格耶先生把我介紹到埃皮奈夫人家裡,我和他有時也一同在她家晚餐。她親切,機智,多才多藝,和她結識當然是件好事。但是她有個朋友叫埃特小姐,人家都說她心眼兒壞,她和瓦羅利騎士同居,這騎士名聲也不好。我相信,同這兩個人的交往對埃皮奈夫人是有害的。埃皮奈夫人雖然賦性極好苛求,卻生來有些絕好的優點,足以控制或彌補做得過頭的事情。弗蘭格耶先生對我很好,因而使得她對我也有些友好。他坦白地告訴我說他和她有關系,這種關系,如果不是它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連埃皮奈先生也都知道了,我在這裡本來是不會說的。弗蘭格耶先生甚至還對我說了關于這位夫人的一些很離奇的隐私。這些隐私,她自己從來也沒有對我說過,也從來不以為我會知道,因為我沒有、并且這一輩子也不會對她或對任何人說起的。這種雙方對我的信任使得我的處境非常尴尬,特别是在弗蘭格耶夫人面前,因為她深知我的為人,雖然知道我跟她的情敵有來往,對我還是很信任。我極力安慰這個可憐的女人,她的丈夫顯然是辜負了她對他的愛情的。這三個人說什麼,我都不給串通,十分忠實地保守着他們的秘密,三人中不論哪一個也不能從我口裡套出另兩個人的秘密來,同時我對那兩個女人中不論哪一個也不隐瞞我和對方的交誼。弗蘭格耶夫人想利用我做許許多多的事,都被我嚴詞拒絕了;埃皮奈夫人有一次想托我帶封信給弗蘭格耶,不但同樣受到嚴詞拒絕,并且我還直截了當地聲明,如果她想把我永遠趕出她的大門,她隻消向我再提出這樣一個請求就行了。應該為埃皮奈夫人說句公道話:我這種态度不但沒有使她不快,她還把這事對弗蘭格耶說了,對我誇獎備至,而且繼續款待我。這三個人我都是要敷衍的,我多多少少是倚仗着他們,同時也是依戀着他們的。在這三個人的風波險惡的關系中,我就是這樣做得既得體又殷勤,但又始終是既正直又堅定,所以我把他們對我的友誼、尊敬和信任,一直維持到底。盡管我又蠢又笨,埃皮奈夫人還要把我拉進舍弗來特俱樂部,這是聖·德尼附近的一座公館,是貝爾加爾德先生的産業。那裡有個舞台,時常演戲。他們要我也擔任一個角色,我背台詞一連背了六個月,上了台還是從頭到尾都要人提詞。經過這次考驗,他們再也不叫我演戲了。
      我認識了埃皮奈夫人,同時也就認識了她的小姑子,貝爾加爾德小姐,她不久之後成了烏德托伯爵夫人。我第一次見她,正是在她結婚的前夕;她領我去看她的新房,并且以她那與生俱來的媚人的親昵态度跟我談了很久。我覺得她非常親切,但是我萬想不到這個年青女人竟有一天會主宰着我一生的命運,并且,盡管她不負任何責任,卻把我拖進了我今天所處的這個無底深淵。
      雖然我從威尼斯回來以後一直沒有談到狄德羅,也沒有談到我的朋友羅甘,但是我并沒有疏遠他們兩人,特别是和狄德羅的交誼更一天比一天親密起來。我有個戴萊絲,他有個納内特;這使我們兩個人之間又多了一個相同之處。但不同的是:我的戴萊絲長得雖然跟他的納内特一樣好看,卻脾氣溫和,性情可愛,值得一個有教養的人去愛她;而他那個納内特卻是個粗野撒賴的潑婦,在别人眼裡表現不出一點溫文爾雅,足以補償她所受的那種不良教育。然而他卻和她正式結婚了。如果他是有約在先的話,這當然很好。至于我,我卻不曾許下這樣的願,我不急于學他的榜樣。
      我也早已和孔狄亞克神父結識了,他當時跟我一樣,在文壇上是個無名小卒,但是已經具備了今日成名的條件。我也許是看出他的禀賦、認識他的價值的第一個人。他似乎也很樂意和我來往,當我住在讓·聖德尼路歌劇院附近關起房門寫赫希俄德那一幕戲的時候,他有時來和我面對面一起吃飯。他當時正在寫《論人類知識之起源》,這是他第一部着作。寫完了的時候,他很難找到一個書商肯承印這本書。巴黎書商對任何新手都是傲慢而刁難的,而形而上學在當時又很不時髦,不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題材。我對狄德羅談起了孔狄亞克和他的着作;我給他們介紹認識了。他們倆生來就是應該彼此相投的,果然一見如故。狄德羅要書商迪朗接受了神父的手稿,因而這位大玄學家從他這第一本書得到了一百埃居的稿費——簡直象是得了一筆恩賞。就連這點稿費,要是沒有我,也許還到不了手呢。我們三個人住得很遠,就每星期在王宮廣場聚會一次,一起到花籃飯店去吃飯。這種每周一次的小聚餐很合狄德羅的心意,因為他這個人差不多是有約必爽的,對這個約會卻從來沒有爽過一次。我在這一聚會中訂了一個出期刊的計劃,命名為《笑罵者》,由狄德羅和我兩人輪流執筆。我草草編了第一期,這就使我跟達朗貝認識了,因為狄德羅跟他談起了這件事。由于有些意外事件出來擋道,這個計劃也就壽終正寝了。
      這兩位作家剛剛着手編《百科辭典》,開頭隻準備把錢伯斯的翻譯過來,就跟狄德羅剛譯完的那部詹姆士的《醫學辭典》差不多。狄德羅要我給這第二樁事業幫點忙,建議我寫音樂部分,我答應了。他對所有參加這項工作的作家都隻給三個月的限期,我就在這三個月限期内很倉卒、很潦草地寫成了。但是我是唯一如期完稿的人。我把我的手稿交給他了。這個手稿是我叫弗蘭格耶先生的一個名叫杜邦的仆人謄清的,他寫得一手好字,我從自己腰包裡掏了十埃居給他。這十埃居一直沒有人還我。狄德羅曾代表書商方面答應給我報酬,後來他一直沒有再提,我也沒有向他開口。
      《百科全書》的工作由于他的入獄被打斷了。他的《哲學思想錄》給他招來過一些麻煩,但是後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下文。這次《論盲人書簡》就不同了。這本書除了幾句涉及私人的話以外,絲毫沒有什麼可責難的,可就是這幾句話得罪了迪普雷·德·聖摩爾夫人和雷奧米爾先生,為此,他被關進了範塞納監獄。我朋友的不幸令我感到的焦急是永遠也無法形容的。我那易于傷感的想象力老是把壞事想得更壞,這次可就慌起來了。我以為他要在那裡關一輩子。我幾乎急瘋了,就寫信給蓬巴杜爾夫人,懇求她說情把他放出來,或者設法把我和他關在一起。我沒有得到任何答複:我的信寫得太不理智了,當然不能産生任何效果。不多時以後,可憐的狄德羅在監獄中倒是得到了若幹優待,對此我絕不自诩是由于我的信的緣故。但是如果他在監獄中的生活還象原來那樣嚴厲的話,我相信我會傷心得在那座該死的監獄牆根下死去的。此外,我的信固然沒有産生什麼效果,我也沒有拿這封信去到處吹噓,因為我隻對很少很少的人提起過,而且從來沒有告訴過狄德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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