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家庭生活與家風
習仲勳長期擔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在工作上他實事求是、公正無私、作風嚴謹、清正廉明，在家庭生活中他既是一位充滿愛心又體貼人微的好丈夫，又是一位和藹慈祥而又家訓嚴厲的好父親。他感情豐富，個性鮮明，既有铮铮鐵骨，又有綿綿柔腸；他愛憎分明，嚴慈相濟，既敢言敢怒不顧個人進退得失，又寬厚大度沒有半點個人私隙。他時刻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家的風範将共産黨人廉潔自律和中國人傳統的家教融為一體，對家人和身邊工作人員既關愛備至又嚴格要求，點點滴滴，如春風化雨，深深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親密無間的革命伴侶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習仲勳與齊心從相識到相知再到相愛，在陝北綏德結為革命伴侶。剛結婚，習仲勳就對齊心說：“從此以後，我們就休戚相關了，但是我不願陷在小圈子裡，今後我可能在很多方面照顧不了你。”齊心深愛着丈夫，但她更理解丈夫，知道他肩上的擔子很重，都是自己克服困難，從沒有要求丈夫和組織上更多的照顧。很長一段時間裡，由于忙于革命事業，習仲勳與齊心分多聚少，隻能鴻雁傳書。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九年，齊心大部分時間在綏德縣和延安的農村做基層工作，參加過曆次土改。這時習仲勳擔任中共西北中央局書記，常在延安，夫妻相隔幾百裡，長時間不能團聚。習仲勳常常隻能寫信給齊心，一方面傳遞思念之情，一方面鼓勵她安心基層工作。有一封信是這樣寫的：“農村是一個大學校，是學之不盡的知識寶庫，用之不竭的知識源泉。如果能做好一個鄉的工作，就能做好一個區的工作。”齊心的好友伍仲秋偶爾看到了這封信，驚訝而又好奇地說：“這哪裡是夫妻通信？簡直是革命的兩地書呀！”一九四七年春，胡宗南部隊大舉進攻延安，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部署下，習仲勳協同彭德懷指揮作戰，取得了“三戰三捷”的勝利。五月十四日習仲勳出席在安塞縣真武洞召開的西北野戰軍祝捷大會。組織上為了讓齊心去看望丈夫，便派她随慰問團去安塞。誰知一見面卻遭到當衆批評：“這麼艱苦，你來幹什麼！”齊心對丈夫的批評十分理解，她心裡明白，習仲勳并不是不想見她，而是艱巨的戰争形勢不容他分心，隻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消滅國民黨軍隊、解放大西北的偉大鬥争中去。參加了祝捷大會後，她高興地返回了工作崗位。【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在與習仲勳相伴的日子裡，齊心一直把丈夫叮囑她“工作好、學習好、一切事情都處理好”的話，當做人生的座右銘。她常對人說，習仲勳既是一個好丈夫，又是她尊敬的師長和摯友。一九五二年秋，習仲勳調到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兼黨組書記。齊心帶着女兒齊橋橋和習安安于年底也從西安到北京安家，一家人說是團聚了，但卻不能天天在一起。齊心先是到馬列學院學習，後留中央黨校工作，單位離家遠，照顧不上孩子，于是把三歲多的齊橋橋送到北海幼兒園，每周隻能接回一次。每當齊橋橋去幼兒園時都會哭個不停，不願離開父母，有一次竟哭暈在爸爸懷裡。小女兒安安基本上是吃奶粉長大的。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兒子習近平和習遠平相繼出生，齊心一直在遠離市區的馬列學院和中央黨校緊張的學習和工作中哺育他們，直到十個月斷奶後才送回城裡家中。她既要照顧家裡管好孩子，還要做好工作，不管多苦多累都沒有忘記丈夫的叮囑：以事業為重，不耽誤工作，有困難自己克服。在那一段時間裡，齊心從來沒有想過利用習仲勳的關系把工作調換到離家近的地方。
一九三九年三月，年僅十五歲的齊心在太行抗日烽火中參加革命，同年在反“掃蕩”中加人中國共産黨，在抗大的革命熔爐中鍛煉成長，樹立了共産主義理想。在長期的革命鬥争中，她顧全大局，堅持在基層工作，默默地奮鬥在組織安排的各個崗位上。習仲勳說自己是“戰鬥一生、快樂一生，天天奮鬥、天天快樂”，齊心同樣也是如此。
齊心竭盡全力營造一個溫馨的家庭環境，使習仲勳能夠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地為黨和人民工作。她從不幹預習仲勳的政務，從不給他添麻煩，更沒有因為是習仲勳的夫人而自恃高貴，出風頭，生活上搞特殊化。
受習仲勳影響，齊心多年來始終保持着簡樸的生活習慣。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國務院機關經常周末晚上舉辦一些活動，在一次晚會上，有人看到齊心衣着簡樸，議論說：“習總理的夫人，怎麼穿着那麼土啊！”齊心回家說了這件事，習仲勳诙諧地笑着說：“土比洋好！”
習仲勳擔任國務院領導後，由于齊心工作單位離家遠，與家人團聚隻能是周末和節假日，幾乎沒有随丈夫參加過公務活動。有一次周恩來問習仲勳：怎麼老是見不到齊心同志呢？他建議，齊心同志可以副總理夫人身份參加外事活動。但這樣的活動，習仲勳僅讓齊心參加過一次，那就是蒙古總統澤登巴爾夫婦訪華時，按照國際禮節，由齊心陪同習仲勳出席了接待活動。
一九七八年四月，習仲勳出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年底任第一書記，一九八年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其問多次率團出國訪問，按規定齊心是可以以夫人身份陪同前往的。可是，習仲勳嚴格要求齊心，讓她謹守自己的工作崗位，對此齊心十分理解，也從來沒有提出過陪同丈夫一起出國的事。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習仲勳在廣東工作将近三年，後在珠海、深圳休養十多年，齊心竟然連近在咫尺的香港、澳門都沒有去過，最遠也隻去過深圳的沙頭角。
一九六二年九月，四十九歲的習仲勳遭受不白之冤，繼而被審查、下放，“文化大革命”中又橫遭批鬥、關押。這期間習仲勳和家人天各一方，齊心也受到株連而被審查，下放到河南“五七幹校”七年多，孩子到農村插隊，一家人不僅生活艱辛，還忍受着“反黨分子”家屬、“黑幫子女”的精神壓力。齊心了解自己的丈夫，堅信丈夫對黨無限忠誠，堅定地和丈夫站在一起；孩子們不相信強加在父親身上的“罪名”，始終如一地深愛着他。齊心和孩子們在逆境中沒有消沉，堅強地面對命運的坎坷和人生的磨難。一九七二年習仲勳還在被 “監護”時，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和家人見過一次面。直到一九七八年二月習仲勳在北京參加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時，一家人才在北京得以團聚。
齊心與習仲勳攜手相伴五十八載，他們互相關愛，相敬如賓。最讓齊心感動的是一九九八年四月的一天，習仲勳給她打的一個長途電話。那是四月二十八日的中午，在深圳休養的習仲勳給回北京的齊心打來電話，在電話裡他問齊心：“我們結婚多少年啦？”齊心說：“五十五年啦！”習仲勳飽含深情地說：“我祝你健康長壽，福如東海，壽比南山。”齊心感到了這些話的分量，頓時心生感慨，她對“光輝一生，曆經坎坷”的丈夫深情地說：“我對你照顧得很不夠啊！”習仲勳聽後急了，說：“你怎麼這麼說？你對黨對人民忠誠，一生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也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你要把我們這次通話記錄下來，告訴孩子，讓他們明白事理。”通過電話後，習仲勳對陪伴在身邊的橋橋說：“你媽媽是個優秀的共産黨員！”這是習仲勳對妻子齊心的高度評價和衷心贊譽。齊心按照丈夫的囑咐，把通話的内容追記了下來，寫給兒女留作紀念。這次通話是他們夫妻問又一次心靈的溝通，是相伴半個多世紀的人生追憶，是相互的慰藉和真誠的勉勵。
■深愛中的言傳身教
習仲勳是一個職業革命家，把畢生精力全部投入到為之奮鬥的革命事業上。然而，他對自己的妻子和兒女也有着常人一樣的情和愛。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他和齊心的第一個女兒在延安橋兒溝出生，後來姥姥鄧耀珍說：“孫女在橋兒溝生，就給她取名‘橋橋’吧！”當時，習仲勳正在西柏坡參加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接到女兒出生的電報，非常高興。回到延安後，他高興地把女兒抱在懷裡看個不夠，望着女兒稚嫩的小臉笑個不停。工作之餘，常常把未滿月的孩子抱在懷裡興奮地走來走去，一次孩子尿了他一身，他笑着說：“子尿不臭，子尿不臭。”齊橋橋自小聰明乖巧，習仲勳對她疼愛有加，齊橋橋也摯愛着父親。習仲勳離開工作崗位休養時，時任武警總部辦公室副主任兼外辦主任（副師級）的齊橋橋毅然主動放棄仕途，在家專門照顧父親十多年。二女兒在西安出生，取名“安安”，每日與姐姐形影不離，分外親熱。習近平、習遠平兩兄弟小時候天資聰穎，志向遠大，好學上進，招人喜愛。習仲勳盡管公務纏身，但業餘時間總會盡量和孩子在一起交流感情。那時候文娛活動比較少，孩子們周末從學校回來，和父親玩鬧嬉戲，這是習仲勳最開心最惬意的時刻。星期天隻要有空，習仲勳總會陪着孩子們玩。齊橋橋和習安安跳皮筋時，一頭拴在樹上，他牽拉着另一頭，笑眯眯地看着姐妹倆玩耍，隻要孩子們不停下來，他從不撒手。姐弟四人最喜歡和父親玩“騎馬”的遊戲，習仲勳趴在地上讓孩子們騎在背上，馱着他們從桌子底下鑽來鑽去。有時和孩子們“打成一片”，孩子們向他“進攻”，他把姐弟四人一個個掀翻，還從大到小摞在一起。每逢洗澡，孩子們故意跑開，和父親一起玩“追擊戰”，習仲勳拿着撐門簾的長竹竿滿院子追，院子裡撒滿嬉鬧聲，直到把孩子們一個個“摁”進澡盆，他才滿足地坐下來休息。像所有的父親一樣，他喜歡不時地逗孩子玩，有時候把他們逗哭了又趕忙去哄，盡顯天真童心。習仲勳是陝西人，每天都要吃面條，他調拌的面色香味俱全，孩子們都喜歡吃。每到吃飯時，四小孩子端着碗，排着隊，等着父親給他們調面。他一碗一碗地拌好，看着孩子們吃得很香的樣子，滿意地笑了。習仲勳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響着家人。他疼愛孩子，但從不嬌慣，不讓孩子養成不好的習慣。節假日公務不忙時，他會帶着孩子去遊公園，或參加友人聚會。有時也和孩子們一起賣商店轉轉，孩子們看見玩具就嚷嚷着要買，因為習仲勳從不帶錢，孩子要不到，就不高興，他就耐心地講道理，同時堅決不讓别人代買或贈送。幾個孩子從小都非常愛學習，特别喜歡看小人書和故事書，習仲勳就帶孩子們去書店，讓他們自己買。孩子們對這些書籍愛不釋手，互相傳看，從中學到了很多知識。
習仲勳注意教育孩子從小養成節儉的良好生活習慣，他言傳身教，從點滴做起。他經常用“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名言教育孩子，吃飯時掉在桌上的米粒都要撿起來吃掉，一丁點也不浪費，吃到最後還要掰一塊饅頭把碗碟上的菜汁擦幹淨。這種無聲的教育，使孩子們都養成了不浪費一粒糧食的好習慣。孩子們的衣服和鞋襪大都是“接力”着穿，大的穿舊了，再讓小的穿。齊橋橋上初中時，母親齊心把煉鋼時穿過的一件大襟罩衫給她穿，上面有不少被鋼花燙出的洞眼。齊橋橋穿過的衣服鞋襪再給她妹妹安安和弟弟近平、遠平穿。孩子們習慣穿舊衣服，穿着新衣服反倒覺得不自在，因為同學們穿得都很樸素。以至于習仲勳後來給橋橋做工作說：“你是女孩子，還是要穿好一點。”齊橋橋回憶說：“盡管我們姐妹兄弟小時候沒有華麗的衣着，甚至比常人還要簡樸，但我們的學習都很好，内心是充實的，精神是健康的，即使是在最艱難、被人歧視的日子裡，我們仍然是樂觀的，而且活得很有尊嚴。”
習仲勳還非常注意保護環境，節約水電，經常教育家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厲行節約。習家人節儉行為出乎人的意料。習勳習慣用浴盆洗澡，每次洗完澡的水留着讓孩子們再洗，然後還要用澡水洗衣服。家裡廳堂的燈晚上一般很少打開，他要求房間裡隻要沒人，一定要随手關燈。在外面散步時看見地上有煙頭，他都會俯身撿起，扔到垃圾桶裡。在他的影響下，家人一直保持着随手關燈、節約用紙、擰緊水龍頭、自覺維護公共衛生的良好習慣，不僅兒女們一直保持着，就連孫輩們也繼承了爺爺的這些好傳統。
為了讓孩子養成獨立的生活習慣，習仲勳讓齊橋橋、習安安、習近平、習遠平姐弟四人都在八一小學寄宿上學，每周回家一次，都是他們自己乘公共汽車上下學，習仲勳從來沒有用自己的車接過他們。孩子們除夥食費和乘坐公共汽車費用外，幾乎不給零用錢。有時孩子們吃冰棍花了錢，就沒有足夠的錢乘坐公共汽車，隻好走路回家。路遠累得走不動了，齊橋橋就拉着弟弟妹妹的手，堅持走到下一站再坐車，為的是省錢。為看電影，孩子們就向秘書張志功要錢，雖然隻給幾毛錢、甚至幾分錢，張志功給了他們但還要記賬，月底把賬本送給習仲勳過目。有時孩子們怕父親在賬本上發現自己的秘密，就從媽媽那裡要來錢把賬補上。
習仲勳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不允許搞任何特權。齊橋橋小學畢業升初中時，報考了北京一。一中學和河北北京中學。由于一一中學學風好，齊橋橋很想上，但是成績比一一中學的錄取線差了零點五分。習仲勳試探地問：“要不要我去打個招呼？”齊橋橋知道父親不會做無原則的事，看似征求她的意見，實際上是在考驗她，更不會為她說情，因此她明确地回答：“考上哪兒就去哪兒”，高高興興地去河北北京中學上學了。雖然學校食宿條件較差，離家也隻有一站路程，但習仲勳仍然堅持讓齊橋橋吃住在學校，和同學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學習，保持平民本色。那時習仲勳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名字經常出現在報紙上，習姓又很少見，很容易讓學校的老師和同學聯想到習橋橋就是習副總理的女兒，習仲勳為了避免學校因此照顧女兒，就讓她改随母姓，家庭出身也由“革命幹部”改為“職員”，齊橋橋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習仲勳工作很忙，往往星期天還在家裡和來人談工作，由于和孩子們見面的機會少，就讓他們坐在旁邊，一邊照料孩子，一邊和人談話。幼小的橋橋看着父親和人談話，不解地問：“爸爸，幹革命是做什麼呀？”習仲勳回答說：“革命就是做團結人的工作。”橋橋又問：“團結就是和人一塊兒說話嗎？”習仲勳回答說：“對呀，談話就是團結人的第一步。”齊橋橋上初三擔任班上團支部書記時，也學着父親的樣子，主動找同學談心、做思想工作。可見孩子們受他的影響有多大呀！
在習仲勳蒙難下放洛陽期間，齊橋橋帶着小弟習遠平去探望父親。一天，他們到工廠小賣部去買蘋果，售貨員知道他們是習仲勳的子女，出于對習仲勳的敬重之心，專門挑了大個的給孩子們，回家後姐弟倆高興地把這件事告訴了父親，卻受到嚴肅批評，習仲勳硬是讓孩子們把大個的蘋果退了回去。在廣東工作期間，一次一批知名畫家到廣州采風作畫，習仲勳向來尊重文化界人士和藝術家，就熱情招待了他們，但由于公務繁忙，抽不出身子陪他們，就讓齊橋橋等代表他到賓館去看望這些畫家，并一再叮咛橋橋隻去慰問，不許要畫，說畫家們很辛苦，畫一幅畫不容易！孩子們從來沒有利用習仲勳的權力和威望為自己謀取過一點好處。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習仲勳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這是他一生中職務最高的時候，這時他對子女教育要求更加嚴格。那時，一些幹部子女利用父母的地位和影響經商撈錢，有的違法亂紀、觸犯刑律，嚴重損害了黨的威信，在社會上造成極壞的影響。習仲勳對此十分憂慮，他認為作為黨的高級幹部，糾正黨風，首先要從自己做起，從自己的家屬做起，端正了家風，才能樹起好的黨風。
習仲勳家風之嚴，在很多人看來似乎有點不近人情。他和前妻生有習和平、習乾平、習富平（習正甯）兩女一男。奇兒乾平“文化大革命”前畢業于外交學院，學的是法語，分配到《國際商報》工作。一九八三年，王光英籌建光大公司。有意調她去工作。習仲勳聞知後，當面謝絕了王光英的好意，他說：“還是不要調她去好。你這個光大公司名氣大，衆目睽睽，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後來他将此事告訴了乾平，女兒委屈地說：我是學外語的，到光大可以發揮自己的特長，為祖國的改革開放做點事情，有什麼不好？習仲勳嚴肅地說，人隻要有才能，在哪裡都可以發揮作用，就怕你沒有本事。你是習仲勳的女兒，就要“夾着尾巴做人”。乾平繼續留在《國際商報》工作，後來出了幾次國。當時出一次國很不容易，而且還可以低價購買一些進口家用電器。習仲勳知道女兒多次出國的事後，就要她說清出去的理由。父女倆為此在一次吃飯時燃起“戰火”，女兒頂撞說，我是記者，我是學外文的，出國是工作需要。習仲勳忽地站了起來，把筷子一摔，高聲說道，哪有那麼多的工作需要？不要什麼行為都加上工作的名義！直到女兒表示今後不再随便出去，要踏踏實實工作後，他才消了氣。
兒子習正甯，是“文化大革命”前中國科技大學自動控制專業的高才生，畢業後分配到陝西戶縣山溝裡一個國防科研第單位工作，一幹就是十三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剛恢複的解放軍後勤學院急需從軍内外選調一批專業技術人員。由于習正甯各方面的條件都符合要求，被選中并迅速辦理了調動手續。就在快要報到之前卻起了變故，原來習仲勳得知此事後，沒有與兒子商量就讓學院撤回了調令。習正甯想不通，認為這完全是正常的工作調動，與父親沒有任何關系。習仲勳深知兒子當年是因他的牽連而在畢業分配時受了影響，但他這次還是讓陝西省委做工作，要兒子繼續留在原單位。他說，不能讓人說我習仲勳剛剛恢複工作就調兒子回北京，如果那樣做就會影響黨在群衆中的威信。
習仲勳經常教育孩子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飯，鼓勵子女到艱苦的地方去，到基層去，到祖國建設最需要的地方去。正是由于習仲勳的嚴格教育以及家庭的耳濡目染，他的子女都自立、自強，無論是在逆境中還是在順境中，都經受住了考驗，成為黨和國家的有用之才。
習仲勳在連天的炮火中是铮铮鐵漢，又有着常人的綿綿情絲，性格上既有剛強的一面，又有柔情的一面。習安安曾送給父母一對虎皮鹦鹉，一天不小心讓貓吃掉了。習仲勳下班回來看到籠碎鳥亡，難過得連飯都吃不下。
有一次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飯，習仲勳看到家中的老貓因為哺育小貓變得很瘦弱，就給扔了一塊食兒，結果老貓就給小貓吃。他感慨地說：“看，老貓是怎樣對待它的小貓啊。貓尚且如此，更不要說人了！”後來有一天，姥爺習仲勳和外孫女張燕南開玩笑，故意發脾氣，她卻仰起稚嫩的臉對習仲勳說：“難道老貓就是這樣對待它的小貓嗎？”惹得習仲勳和在場的人都笑得彎了腰。習仲勳的家庭就是這樣充滿着和諧、溫馨和快樂。
■父子情深
習仲勳的家庭不僅有歡樂、融洽、和諧，也有憂傷和酸楚。女兒習和平聰穎秀麗，恬靜文雅，為習仲勳所疼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緻死，是習仲勳難以抹去的心痛。兒子習正甯在海南省任司法廳廳長期間，工作積極努力，正當大有作為之際，不幸于一九九七年因心髒病突發去世。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對習家每一個人尤其是對年邁的習仲勳是莫大的打擊。家人和身邊的工作人員考慮到他的身體狀況，一直都隐瞞着他。久而久之，不見習正甯回來，又沒有任何消息，不免産生疑慮，當他問起時，都被家人與身邊工作人員遮掩過去。以後他再沒問起過，把對兒子的思念深深埋藏在心裡。習仲勳畢竟是經曆過重大挫折和風浪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飽嘗了人間的悲歡離合、坎坎坷坷。他以常人難以企及的堅強，忍着内心的傷痛，堅韌地面對現實，面對未來。
習仲勳和齊心經常鼓勵兒女多讀書、多學習，為人民作貢獻，每過一段時期都要提出新的要求，要求也越來越高。有一次，當着兒女們的面，齊心對他們說：“家中的小事不能影響工作。”習仲勳聽到後卻嚴厲地說：“大事也不能影響工作！”習家對子女大事小事都要求嚴格，随時提醒他們注意保持好的傳統。習近平擔任福建省省長時，齊心依照家裡的規矩給他寫信，語重心長地說“高處不勝寒”，囑咐他更要從嚴要求自己。
二一年十月十五日，家人為習仲勳在深圳舉辦八十八歲壽宴。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八十八歲是“米壽”，是人生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習家三代人及親朋好友歡聚一堂為他祝壽，這也是習家人難得的一次大團聚，唯獨缺席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不是習近平不想參加父親的壽宴，而是作為一省之長，他實在是公務繁忙，難以脫身，于是抱愧地向父親寫了一封拜壽信。
習近平深情地寫道：自我呱呱落地以來，已随父母相伴四十八年，對父母的認知也和對父母的感情一樣，久而彌深。希望從父親這裡繼承和吸取的寶貴與高尚品質很多，給我最深印象的大約如下幾點：
一是學父親做人。父親受到廣大人民群衆和我黨同志的普遍尊敬，首先是因為您為人坦誠、忠厚。您曾教誨我，您一輩子沒有整過人和堅持真理不說假話，并一以貫之，這正像毛澤東說的，“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
二是學父親做事。父親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為黨和人民建功立業，我輩與父親相比，太過平庸，汗顔不已。但更令我們感動的，是父親從不居功，從不張揚，對自己的輝煌業績視如煙雲。這才是成大事者的風範，永遠值得我輩學習和效仿。
三是學父親對信仰的執著追求。無論是白色恐怖的年代，還是極左路線時期；無論是受人誣陷，還是身處逆境，您的心中始終有一盞明亮的燈，永遠堅持正确的前進方向。在社會上喊我們是“狗崽子”的年代，我就堅信我的父親是一個大英雄，是我們最值得自豪的父親。曆史已經證明，您是一個無愧于黨、無愧于人民的堅強的無産階級革命家。
四是學父親的赤子情懷。您是一個農民的兒子，您熱愛中國人民，熱愛革命戰友，熱愛家鄉父老，熱愛您的父母、妻子、兒女。您用自己博大的愛，影響着周圍的人們。您像一頭老黃牛，為中國人民默默地耕耘着。這也激勵着我将自己的畢生精力投入到為人民群衆服務的事業中，報效養育我的錦繡中華和父老鄉親。【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五是學父親的儉樸生活。父親的節儉幾近苛刻。家教的嚴格，也是衆所周知的。我們從小就是在父親的這種教育下，養成勤儉持家習慣的。這是一個堪稱楷模的老布爾什維克和共産黨人的家風。這樣的好家風應世代相傳。
習仲勳在最後的日子裡對子女們說：“我沒給你們留下什麼财富，但給你們留了個好名聲！”這就是習仲勳留給子孫後代的享之不盡的寶貴财富！他以光輝的榜樣，教誨兒女們如何做一個純粹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寬厚待人
習仲勳向來對自己要求嚴格，對待别人卻是難以想象的寬宏大度。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一位秘書，在小說《劉志丹》事件中，經不住政治壓力，違心地寫過揭發習仲勳的材料。習仲勳複出後，這位秘書一直不好意思去見他。習仲勳從别人那裡得知他的住房有困難，長期得不到解決時，就指示有關部門很快給他解決了一套住房，使這位秘書心裡更感不安和慚愧。在他生病住院時，習仲勳還專程去看望，他感動得淚流滿面，哽咽不已。習仲勳卻安慰說：“你也是身不由己，我能理解，過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安心養病吧！”還有一個大學青年教師， “文化大革命”期間打過習仲勳。“文化大革命”後，這個教師所在的學校派人找到習仲勳調查取證，習仲勳對來人說：“當時都是年輕人，算了吧。”當外調人員要告訴打他的人的名字時，習仲勳擺擺手說：“我不需要記住這個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審查過他的專案組工作人員，有的辦案時态度惡劣。後來，習仲勳不計前嫌，對這些人“一律既往不咎”。他認為“文化大革命”是領導者錯誤發動的一場内亂，工作人員隻是奉命從事，隻要不是“三種人”，都應該是無辜的，責任更不能由他們承擔。
習仲勳不僅寬宏待人，而且在關鍵的時候挺身保護幹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全黨開展反右傾鬥争，國務院機關也貼滿了大字報。當時有人揭發信訪室隻反映陰暗面，應列為運動重點。原來在廬山會議之前，為了糾“左”，國務院秘書廳信訪室根據群衆來信來訪反映的情況，給領導整理提供過有關材料。看到有人揭發這個問題，信訪室的幹部很緊張。為了保護幹部，習仲勳用毛澤東形容的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關系的比喻，對機關幹部說信訪工作的性質是“反映‘一個指頭’的問題”，不是反映陰暗面，從而使信訪室的幹部得到解脫。三年困難時期，國務院秘書廳信訪室主任下鄉調查糧食問題，把真實情況反映給領導，卻受到被調查地方領導的責難，被調查地方還緻函要調查人員到他們那裡接受批判。習仲勳認為調查反映的情況是真實的，便沒有理睬，保護了這個幹部，事後也沒有告訴他本人。習仲勳在工作中信任幹部、保護幹部、支持幹部的事例很多，受到廣大幹部的愛戴和敬仰。
習仲勳與人相處時，往往為别人考慮的多，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政治問題上，他的這種品格表現得尤為突出。一九六二年，賈拓夫、劉景範等因小說《劉志丹》問題而受到牽連，他們一同被誣蔑為“反黨集團”的成員。習仲勳抱着盡量少牽扯别人的态度，把能攬的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對此有人很不理解，而他卻說：“我身上的芝麻，放在他們身上就是西瓜；他們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他這種不攬功诿過、不顧個人安危的高尚品格，受到同事們的欽佩。習仲勳還非常注意不因為自己的問題影響到别人，也是有心要保護人。在下放洛陽工廠勞動鍛煉期間，他有意識地不和廠裡的領導主動接觸，有人提醒他這樣做不好，他卻說：“回避好，以免給人家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習仲勳情深義重，在工作和生活上很能理解人、體諒人，從不為難别人。有一件事讓人非常感動。組織上給他家裡派了一位炊事員，後來患上了肺結核病，按規定應該盡快調走。中央保健辦的人員找這個人談話時，他卻表示不願意走，而且當場暈了過去。習仲勳出于同情，不顧把病傳染給家人的危險，同意他留下來，并幫助他治好了病。
習仲勳念舊、念情、念義，從不忘記每一個為黨為人民做過貢獻和幫助過自己的人。有一位戰友戰争年代犧牲了，解放後他把這位烈士的遺孤接到家中撫養，供他上學，直到參加工作。他還把戰争年代曾經掩護過他養傷的一位老大娘，接到北京家裡住了很長一段時間。齊心的一位戰友是延安時期的老幹部，因孤身年邁，也被接到習家給以悉心照顧。與他熟悉的老區勞模、陝西鄉黨和老家親戚，是他家的常客，他都熱情接待，從不怠慢和擺架子。
習仲勳還關心和惦記一起工作過的同事，一有機會他都要去看一看。他在廣東工作時，許士傑是肇慶地委書記。習仲勳離開領導崗位後到深圳休養，得知許士傑因病住院，便不顧自己身體不适，在齊心的陪同下堅持坐火車從深圳前去廣州看望。他說：廣東改革開放靠的就是這批幹部，現在情況好了，不能忘記他們。”
■嚴格要求身邊工作人員
習仲勳對身邊工作人員要求嚴格。在他身邊工作過的秘書、警衛、公務員都深有體會。他要求大家，決不能利用領導的名義和工作的特殊性為他人或個人謀取利益，得到特别的照顧和提拔，要與其他方面的工作人員一樣，平等地接受組織的考察、調配和監督。習仲勳特别講，秘書是一個特殊的工作崗位，因為在領導身邊，幫助領導做具體工作，下情上轉，上情下達，責任重大，秘書的思想作風、工作質量，尤其是紀律觀念，對群衆影響很大，也影響着其他工作人員。秘書崗位雖然特殊，但人不能特殊。
習仲勳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時，同時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軍區領導考慮到加強地方黨委和部隊的聯系，便提出給跟随習仲勳十六年之久的秘書張志功在部隊安排一個職務。習仲勳知道後當即表示反對，他說，地方領導的秘書在部隊安排職務，沒有這個規矩，我不能開這個先例。
一九六一年七月，跟随習仲勳十年的秘書田方工作變動，當時組織上提供了三個中央機關單位供選擇。習仲勳卻對田方誠懇地說，你還年輕，在國務院機關工作了十年，應當到地方上去鍛煉鍛煉，鼓勵他紮根基層，心向群衆。他意味深長地對田方講了毛澤東艱苦樸素的故事，并叮囑下去以後切不可搞特殊化。田方到陝西後，向省委轉達了習仲勳的意見，并表示：我在機關待的時間久了，還是到基層去。陝西省委把田方安排到寶雞地委工作，擔任副書記，分管千陽、隴縣兩個山區縣。
在此前後，遵照習仲勳的指示，在他身邊工作的其他幾位同志也愉快地下到西北或其他邊遠貧困地區工作。老秘書陳煦到了甘肅，警衛員楊蔭華去了西藏阿裡，衛煥新去了内蒙古錫林郭勒盟。習仲勳經常寫信或帶話，鼓勵他們在艱苦的環境中經受鍛煉，為人民服務。
習仲勳對身邊工作人員要求嚴格，也無微不至地關懷着他們。他經常詢問每個工作人員的家庭生活情況，凡是節假日都要帶去他的問候和祝福。誰的家庭有困難，他就毫不吝惜地拿出自己的積蓄給予資助。幾位年輕人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他積極撮合，穿針引線，使他們結為伴侶，過上幸福生活。工作之餘，習仲勳和身邊工作人員一起散步、聊天或打撲克，有時還講講笑話，關系十分融洽。凡是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員，每當談起習仲勳對他們的關懷和幫助時，都激動不已，由衷地敬重和思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