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從長征到三大主力會師
（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結束
一九三四年十月，紅軍突出敵重圍，十一月到達宜章、郴州問。我建議以三軍團迅速向湘潭、甯鄉、益陽挺進，威脅長沙，在靈活機動中抓住戰機消滅敵軍小股，迫使蔣軍改變部署，阻擊、牽制敵人；同時我中央率領其他兵團，進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帶，迅速發動群衆創造戰場，創造根據地，粉碎敵軍進攻。否則，将被迫經過湘桂邊之西延山脈，同桂軍作戰，其後果是不利的。但中央既未回信，也未采納。最奇怪的是退出中央蘇區這樣一件大事情，都沒有讨論過（我是從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央局江口會議後，就沒有參加過任何會議，當時，我不是中央委員（注：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由于戰事緊張未及通知本人。）和中央局委員，但聽說其他中央委員也是如此）。結果紅軍深入湘桂邊兩省交界之大山（西延山脈）中，走了七天。桂軍利用人熟、地熟條件，采用遊擊戰，給三軍團以極大困難。我軍經過艱苦鬥争，才進入貴州省境黎平。一軍團走在最右，在湖南境内的情況較好些。中央縱隊走在一、三軍團中間，聽說也很困難。一、三軍團像兩個轎夫，擡起中央縱隊這頂轎子，總算是在十二月擡到了貴州之遵義城，結束統治了四年之久的王明路線。
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幾次“左”傾路線中，王明路線時間是最長的一次。它以國際主義為幌子，穿着馬列主義外衣，使人更不容易看出其真面目。我對王明路線，是在一個又一個的事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後才認識的。直到看到王明路線對福建事變的态度，我才開始把它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作了比較的認識。在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時，特别是第三次反“圍剿”，蔣介石以五十萬大軍，分為三路長驅直入，我紅軍僅三萬人多一點，絲毫不亂，一一将其粉碎，那是不容易的事。在反對第五次“圍剿”時，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比以前任何一次要好得多，可是得出了一個相反的結果。
我對立三路線的認識比較早些，原因有許多，對我最直接的因素是打武昌。當時如果執行打武昌這一指示，三軍團有被全部消滅的危險，這是一個生與死的威脅。所以，對立三路線的冒險性，是從這樣一個具體行動上認識的。這種認識是膚淺的，不深刻的。
從遵義會議後成立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到一九四三年黨内學習兩條路線，我才進一步認識到黨内馬列主義和反馬列主義兩條路線的長期鬥争。
遵義會議到會理會議
一九三五年一月我第一次參加中央的會議――遵義會議。這次會議是在毛主席主持下進行的，清算了反第五次“圍剿”以來錯誤的軍事路線。我沒有等會開完，大概開了一半就走了。因為三軍團第六師擺在遵義以南之刀靶水，沿烏江警戒，遭蔣介石吳奇偉〔54〕軍的進攻，我即離席趕回前線指揮戰鬥去了。
會議結束後，聽了傳達，大概意思是：改變了軍委領導，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毛主席擔任領導；撤換了博古的總書記，中央總書記由洛甫（張聞天）擔任；準備艱苦奮鬥，在湘、貴、川邊建立根據地①，與二方面軍取得聯系。這一切大家都高興，完全擁護。大家希望毛主席兼任總書記。
蔣軍追迫遵義，紅軍放棄遵義，繼續向西轉進。待各路敵追迫至雲南、貴州、四川三省交界時，紅軍從間道插回桐梓。三軍團向南轉進，在婁山關與王家烈〔55〕部約四五個團遭遇，王部被我擊潰，我軍猛追至遵義，當晚強攻該敵，敵棄城南逃，這就是第二次攻占遵義。注:①遵義會議決定在雲、貴、川邊建立根據地。
第二天早上，蔣部吳奇偉軍向遵義反攻，蔣到貴陽親自指揮。三軍團沿城南門外至西門外高地抗擊吳軍；我一軍團隐蔽集結于城東南，待吳奇偉軍全面展開向三軍團攻擊時，從敵側後突擊。從上午九時戰鬥到午後四時，一、三軍團合殲敵一個師，餘敵逃脫。這是退出中央蘇區第一次連打了兩次勝仗。打亂了敵人的追擊部署，争取了某些主動。改換新的領導後，打這樣一個勝仗意義更大。
打敗吳奇偉的第二天，中央機關到達遵義城。三軍團集結在城外西南十餘裡，打算休息三五天，深入傳達和讨論遵義會議決議。當時，蔣介石軍正在向貴陽集結；滇軍向雲貴邊之畢節、宣威一帶集結；四川軍數部向川南集結。我當時認為，應擺脫滇軍，專對蔣軍作戰。隻要尋機再殲滅蔣軍三四個師，我們就可以站住腳，而達到按照遵義會議的決定，在湘、貴、川、鄂邊――即思南、秀山、銅仁、溆浦、辰溪、沅陵地區反複作戰，粉碎敵軍進攻，争取與第二方面軍靠攏，建立新的根據地，停止戰略退卻。這時接到軍委命令，三軍團歸一軍團林、聶指揮，進攻魯班場駐守之敵約一個軍。該敵到魯班場已是第四天，野戰工事已完成。我攻擊一天未奏效，黃昏撤退，繼續西進。到離習水不遠之某鎮，軍委又決定打擊追敵潘文華師，該師九個團，系川軍劉湘主力，戰鬥一天又未取勝，我乘夜撤退，渡過習水河繼續西進。敵軍繼續堵擊、側擊，比較緊張。
軍委派劉少奇來三軍團任政治部主任，原主任袁國平調軍委另行分配工作。在遵義會議時，毛主席向我介紹：這是劉少奇，很早加入黨中央委員。以前我不認識劉少奇，他來三軍團工作，我表示歡迎。我和他談過以下的話：現在部隊的普遍情緒，是不怕打仗陣亡，就怕負傷；不怕急行軍、夜行軍，就怕害病掉隊，這是沒有根據地作戰的反映。遵義會議決定在湘鄂川黔邊建立根據地，大家都很高興，但傳達讨論不深入。我們曾想在打敗吳奇偉軍後，争取三五天休息，讨論遵義會議決議，克服對敵作戰的猶豫情緒。現在部隊比較疲勞，特别是打婁山關那一天，很疲勞。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八九時從遵義出發的，想先占婁山關（該關離桐梓和遵義各四十五裡）。我們十一時許才接到軍委告訴的上述情況和要我們相機襲占遵義的命令，即刻跑步前進。武裝長途跑步，消耗體力很大，幾天都沒有恢複起來。我先頭部隊到婁山關分水線（制高點）時，王家烈部隊隻隔兩三百米，如果它先占領，我處仰攻态勢，就會增加傷亡和困難。那天因為我軍居高臨下，王家烈部戰鬥力也不強，我們傷亡不大，隻有百人，就把敵人五個團打敗了，但因正面突擊，沒有截斷敵軍退路，故繳獲也不多。我還同他談：湖南敵軍戰鬥力也比以前弱。蔣桂戰争時，湖南吳尚第八軍一部投桂軍，一部潰散。紅軍兩次進攻長沙何鍵部，損失也不少。紅軍到達郴州、宜章間時，我曾向中央建議：第三軍團向湘潭、甯鄉挺進，威脅長沙；中央率主力迅速進占溆為中心的地區，發動群衆準備戰場；三軍團盡可能在甯鄉、湘潭、湘鄉、益陽地區同敵周旋一個時期。博古他們未采納，其實這個意見是可以考慮的。蔣介石部隊也很疲勞，目前滇軍和川軍還是生力軍。我軍應擺脫堵、側、追四面環敵的形勢，選擇有利的戰機打一兩個勝仗，轉入主動，實現遵義會議決議，靠近二方面軍，創建新根據地，就好辦了。這是我和劉少奇談話的内容。
過了兩天，劉少奇加上自己的意見和别人的意見，寫了一個電報給中央軍委，拿給我和楊尚昆簽字。我覺得與我的看法不同，沒有簽字，以劉、楊名義發了。
當時中央軍委命令，從三軍團抽調三四百人，派得力幹部率領，在川、滇、黔邊創建新根據地，我們照辦了。抽選了四百餘人，派師政治委員徐策同志率領，在軍委指定地區進行遊擊戰，創建新根據地。徐是一九三○年鄂東南特委組織部長，派來三軍團做政治工作的。此事，至一九六六年三月我到珙縣視察煤礦工作，就便調查徐策同志所部下落，才知他們當年轉戰至五六月間，隻剩數十人，被敵包圍，全部壯烈犧牲，沒有一人投降。
劉少奇到三軍團任政治部主任時，正是蔣介石在貴陽城指揮他數十萬軍隊欲消滅我軍之時。在毛主席的英明指導下，我軍采取穿插戰術，從貴陽城之西北繞至城東，然後又從南向西進，擺脫敵四面包圍的形勢，把所有敵軍抛在我軍後面。我軍勝利地渡過金沙江，進入會理地區，這是一個很大的勝利。我對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和高興的，并沒有什麼“右傾動搖”。
大概是五月中旬，中央在會理召開了一次會議，名曰“會理會議”。這時有前述劉少奇和楊尚昆給中央軍委的電報，又有林彪寫給中央軍委的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指揮，迅速北進與四方面軍會合。在會議時我看了這封信，當時也未介意，以為這就是戰場指揮呗，一、三軍團在戰鬥中早就形成了這種關系：有時一軍團指揮三軍團，有時三軍團指揮一軍團，有時就自動配合。如第二次占領遵義的第二天，打吳奇偉軍的反攻，一、三軍團就完全是自動配合把敵打敗的。這次，毛主席在會議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懷同志鼓動起來的，還有劉、楊電報，這都是對失去中央蘇區不滿的右傾情緒的反映。當時聽了也有些難過，但大敵當前，追敵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誤會總是有的，以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辦好吧；我既沒有同林彪談過話，而同劉少奇談話内容也是完全正當的，我就沒有申明，等他們将來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評，說：因魯班場和習水兩戰未打好，有些煩悶，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擺脫被動局面。煩悶就是右傾。我也批評了林彪的信：遵義會議才改變領導，這時又提出改變前敵指揮是不妥當的；特别提出我，則更不适當。林彪當時也沒有說他的信與我無關。
此事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時，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莊嚴申明了：那封信與彭德懷同志無關，他寫信彭不知道。
我記得劉少奇未參加會理會議。會議決定立即北進，與四方面軍會合（靠攏），建立川、陝、甘邊蘇區。當時我想，電報與信和我完全無關，竟落到自己頭上，今後可要注意些，可是事一臨頭，就忘記了。
在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講過四次，我沒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沒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談過此事。從現在的經驗教訓來看，還是應當談清楚的好，以免積累算總賬；同時也可避免挑撥者利用（以後張國焘利用會理會議來進行挑撥，我說是小事情，是我的不對）。像會理會議，我沒有主動向主席說清楚，是我不對。
會理會後，張國焘分裂和反張國焘分裂的鬥争又來了，我站的位置不容我有任何猶豫。
和四方面軍會合及對張國焘的鬥争
在會理會議後，全軍北進。紅軍英勇，我一軍團主力很順利地從安順場渡過了大渡河，擊敗了劉文輝河防部隊；另一部強奪了泸定橋，使全軍得以迅速北進。三軍團占天全、蘆山經寶興北進，翻越夾金山（雪山），在兩河口與張國焘會合。
進到黑水寺時，軍委命令我率一部沿黑水河右岸東進，至石雕樓迎接四方面軍主力渡黑水河；三軍團主力和軍團部留蘆花。我率十一團到達亦念，先後接引了王宏坤、餘天雲等軍和徐向前同志。
張國焘派秘書黃超來亦念，住在我處。說此地給養艱難，特來慰勞。送來幾斤牛肉于和幾升大米，還送來二三百元銀洋。我想這是幹嗎？黃住下就向會理會議情形。我說，仗沒打好，有點右傾情緒，這也沒有什麼。他們為什麼知道會理會議？是不是中央同他們談的呢？如果是中央談的，又問我幹什麼？他又說，張主席（張國焘）很知道你。我說，沒見過面。他又說到當前的戰略方針，什麼“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說，那是孔明鞏固蜀國後方。他又說，西北馬家騎兵如何厲害。把上面這些綜合起來，知來意非善，黃是來當說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挑撥一方面軍内部關系，陰謀破壞黨内團結。把全國形勢看成黑漆一團，這是明顯的。把王明路線造成的惡果，同客觀形勢新的發展混為一談，否認遵義會議糾正王明路線的偉大勝利。送了一點點吃的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銀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舊軍閥卑鄙的手法。
我完成任務後，回到蘆花軍團部時，軍委參謀部将各軍團互通情報的密電本收繳了，連一、三軍團和軍委毛主席通報密電本也收繳了。從此以後，隻能與前敵總指揮部通報了。與中央隔絕了，與一軍團也隔絕了。
這次北進，三軍團走在右翼縱隊的最後面，最前面是一軍團，中間是紅四方面軍之四軍、三十軍、九軍和前敵總指揮部。當時使我感覺：張國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沒有察覺。毛主席、張聞天随前敵總指揮部一處住，先一兩天到達上下包坐（松潘西北百餘裡）。三軍團後一兩天才到達阿西、巴西，離前敵總指揮部約十五裡至二十裡。我到宿營地時，立即到前敵總部和毛主席處，其實我隻是為了到毛主席處去，才去前總的。這時周恩來、王稼祥均害病住在三軍團部。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總，秘密派第十一團隐蔽在毛主席住處不遠，以備萬一。在前敵參謀長葉劍英處，得知一軍團到了俄界地區，找不到向導，問不到路。沒有地圖，茫茫草原，何處是俄界呢？這時楊尚昆已調其他工作，三軍團政委是李富春。三軍團準備了電台，另編了密本，也隻能說是要與一軍團聯絡，而未說是為了防止突然事變。派武亭同志（朝鮮同志）帶着指北針尋找一軍團走過的行蹤，務必把電台密本送給林、聶。正好送到林彪處，這天，事情就發生了。
某日午前到前總，還在談北進。午飯後再去，陳昌浩完全改變了腔調，說阿壩比通、南、巴（川東北）還好。一個基本的遊牧區，比農業區還好，這誰相信呢？全國政治形勢需要紅軍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談了。我沒吭聲，隻是聽了就是。這無疑是張國焘來了電報，改變了行動方針。我即到毛主席處告知此事。并問毛主席，我們堅持北進，擁護中央，他們擁護張國焘南進方針，一軍團已前走了兩天，四方面軍如解散三軍團怎麼辦？為了避免紅軍打紅軍的不幸事，在這種被迫的情況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質？主席想了一會兒，答曰：不可。當時我難過：如強制三軍團南進，一軍團不能單獨北進了；中央不能去，一軍團單獨北進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進，張國焘就可能仗着優勢軍力，采用陰謀手段，将中央搞掉。這在亦念時，黃超談話就說出來了，他說，實際主事人是毛而不是張聞天（當時張聞天是總書記，他們并沒有放在眼裡）。這話當然不是一個年不滿三十的黃超所能理解的，而是老奸巨猾的張國焘口裡吐出來的。扣押人質的意見是不對的，可是，我沒有向第三者講過，隻是在處境危急的時刻，向毛主席提出供考慮，以便求得一個脫身之計。
向毛主席報告後不到兩小時，葉劍英秘密報告：張國煮來電南進，毛主席親到徐、陳處商談行動方針，陳談，張總政委（張國焘）來電要南進。毛主席即說：“既然要南進嘛，中央書記處要開一個會。周恩來、王稼祥同志病在三軍團部，我和張聞天、博古去三軍團司令部就周、王開會吧。”陳昌浩同意了，他們未想到是脫身之計。我和葉劍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圖和二局，在明晨拂曉前到達三軍團司令部北進，葉示意想辦法。毛主席脫險來到三軍團司令部，發了電給林、聶，說行動方針有變，叫一軍團在原地等着。天明還未見葉到，我以為出了問題。正懷疑之際，葉率二局（局長曾希聖）連地圖都拿來了。陳昌浩布置的監視，全被葉擺脫了，幸甚！
三軍團北進，毛主席和我走在後尾之十團即楊勇團。在路上走時，我問毛主席，如果他們扣留我們怎辦？毛主席說，那就隻好一起跟他們南進吧！他們總會要覺悟的。四方面軍之李特（留蘇生，四方面軍的參謀長），不許紅軍第一方面軍幹部回第一方面軍，采取野蠻的鎮壓。可是李德在中央蘇區犯了錯誤，這次表現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放回一方面軍幹部。毛主席同李特說了一些很感動人的話，也勸我不要同他鬧了。陳昌浩送信給我，要我停止北進。毛主席說，打個收條給他，後會有期。聽說，陳昌浩要派兵追擊我們，徐向前說，豈有此理，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這句話起了決定作用，陳未來追擊。
第二天到了俄界，會合第一軍團，真是比親人還親。我在這裡真正體會到階級友愛高于一切友情。
毛主席在同張國焘的鬥争中，表現了高度的原則性和靈活性。在黑水寺開中央會議時（我沒參加），張國焘要當總政委，洛甫提議把總書記交給張國焘，毛主席不同意。甯願交出總政委，不能交總書記。張國焘當時不要總書記，他說，總書記你們當吧，現在是打仗呗。如果當時讓掉總書記，他以總書記名義召集會議，成立以後的僞中央，就成為合法的了。這是原則問題。
一、四方面軍分裂後，一、三軍團到俄界會合，當晚中央召集了會議。有人主張開除張國焘黨籍，毛主席不同意。說，這不是他個人問題，應看到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你開除他的黨籍，他還是統率幾萬軍隊，還蒙蔽着幾萬軍隊，以後就不好見面了。在張國焘成立僞中央時，又有人要開除他的黨籍，毛主席也不同意。如果當時開除了張國焘的黨籍，以後争取四方面軍過草地，就會困難得多。就不會有以後二、四方面軍在甘孜的會合，更不會有一、二、四方面軍在陝北的大會合了。上述做法是在黨内路線鬥争中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的典範。
紅軍長征出草地
從俄界向西北繼續前進時，毛主席每日都是随一軍團走在前面，我和葉劍英率中央直屬隊、三軍團走在後面。白龍江兩岸都是懸崖絕壁，特别是臘子口真是天險，原駐有鄧寶珊（注：當時駐守臘子口的為國民黨的魯大昌部。）之一個團防守。第二天經過時，不知昨天我第一軍團這些英雄怎樣爬上這些懸崖峭壁，投擲手榴彈的。被炸死的敵人屍體，還血肉模糊在地，我軍的傷亡不知怎樣。
由俄界經過天險臘子口，到哈達鋪約走了七八天。這一段路雖然不算是草地，但還是半牧的藏族地區，人煙稀少，給養困難，走在後面的部隊更困難。哈達鋪在岷縣以南三四十裡，是藏、漢族交界地區，但漢人居住地是落後的農業區。此時，五、九兩軍團大概約六七千人，随四方面軍在阿壩地區；一、三軍團到達哈達鋪各約六千人；中央直屬隊約兩千人，共一萬四千人，體質很弱，行軍時常見道旁有同志無故倒地就死了！
在哈達鋪約休息了四五天，從報紙上看到陝北有劉志丹蘇區根據地，很高興。從哈達鋪到保安縣，還有千餘裡，要經過六盤山山脈。那時幹部和戰士真是骨瘦如柴，每天行軍，還少不了百八十裡。沿途還必須戰勝敵軍阻擊，尤其是敵騎襲擊。為了充實戰鬥單位，準備繼續戰鬥，部隊需要縮編；為了保存幹部，發展新區，也必須縮編――取消三軍團，編入一軍團。我這提議得到軍委毛主席同意。召集三軍團團級以上幹部會議，說明了縮編和取消三軍團番号的理由。因時間倉促，沒有很好讨論。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說成彭某某這也是陰謀了，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為了照顧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的曆史，必須保存一軍團。我提議部隊進行縮編，取消三軍團，充實一軍團。中央同意了這一建議，我堅決執行了縮編計劃，這些難道不是事實嗎？難道這些事實也是“隻顧個人小局而不顧黨的大局”嗎？難道這也是“僞裝”或“陰謀”所能解釋得了的嗎？
改編後，一方面軍改為抗日先遣隊，即陝甘支隊（這是對外的名稱），我為支隊司令，毛主席兼政委。由哈達鋪東進時，戰勝了馬步芳、馬鴻逵、馬鴻賓的騎兵，也戰勝了鄧寶珊部及毛炳文軍，還有東北軍某部。在六盤山高峰消滅了鄧寶珊之一個團。經過二十餘天的艱苦奮鬥，才由哈達鋪到達吳起鎮，即陝北根據地的邊境。剛停腳一天，敵騎五個團又追到。毛主席說，打退追敵，不要把敵人帶進根據地。此役勝利了，結束了紅軍英勇偉大的二萬五千裡長征。在哈達鋪整編時一萬四千餘人，到吳起鎮隻剩七千二百人。
有人說：“在一九三五年黨的遵義會議确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以後，彭德懷在大部分時期仍然反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并且在黨内、軍隊内進行分裂活動。”這些莫須有的罪名，究竟有什麼事實作根據呢？是完全沒有事實作根據的。相反，在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時，擊敗追敵騎兵後，承毛澤東同志給予誇獎：“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将軍。”（标點是我加的）我把最後一句改為“惟我英勇紅軍”，将原詩退還毛主席了。從這詩中也可以看出，不僅沒有什麼隔閡，還表現了相互信賴。
粉碎對陝北的第三次“圍剿”
紅軍第一方面軍主力到達陝北吳起鎮，正是蔣介石命令東北軍張學良十餘師向陝北蘇區紅軍進行第三次“圍剿”之時。敵第一線有董英斌軍四個師集結慶陽，準備由慶陽、合水夾葫蘆河東進；王以哲三個師集結洛川，準備北進；甘泉、延安各一個師駐守。第二線有西北軍楊虎城部兩個軍，還有東北軍數師，當時位置不明。
陝北紅軍劉志丹之二十六軍近三千人，鄂豫皖區紅軍徐海東部之二十五軍亦近三千人，這兩部分合并為十五軍團，駐在甘泉和~縣間之道佐鋪。我随毛主席由吳起鎮先行，經保安（志丹縣）下寺灣，越梢山直插道佐鋪之十五軍團司令部，會見了徐海東、程子華兩同志，和他們商量粉碎敵第三次“圍剿”的計劃。部隊在吳起鎮休息三天，尾随我們來路前進。我和徐海東及其他團級幹部先到直羅鎮一帶偵察了地形。我軍平毀了土寨子，消滅了套同寨子内之民團。戰場的必要準備完成後，我一軍團約七千人到套同一帶集結。一軍團及十五軍團預伏于直羅鎮南北山内。董英斌軍四個師分成四個梯隊，經合水、黑水寺向直羅鎮推進，每日約進三十裡。敵一○九師進到直羅鎮我軍兩面伏擊區，受到我軍夾擊。約兩個小時全師覆滅，師長牛元峰被擊斃。一○六師為第二梯隊，被我消滅了一個團，餘退黑水寺土寨子内。第三次“圍剿”即被打破，時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初旬。
初到陝北根據地，打這樣一個勝仗是非常必要的。這是長征勝利後的第一個勝仗。甘泉敵一一○師，被我楊得志和賀晉年兩個小師（各二千人）圍攻近月，敵軍亦不增援。我一軍團主力和十五軍團進占宜川、秋林之線及其南北地區，在該地區解決給養和做群衆工作。
直羅鎮戰鬥結束後，約十二月下旬，毛主席到瓦窯堡開中央會議，在那次會議後做了有名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留在甘泉地區指揮前方各部圍攻甘泉。在一個多月中，做東北軍和西北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争取了俘虜軍官高福原（我們到達陝北以前，勞山戰鬥時，被十五軍團俘虜的）。
高福原系北京的大學生，東北講武堂畢業，和張學良關系好，有相當強烈的抗日要求。我們待之如賓，同他多次談抗日救國的道理，談蔣介石不抵抗主義，利用“剿共”削弱東北軍，以至消滅東北軍。請他參觀我們紅軍，觀看我軍演出話劇、抗日歌曲。他認為我們抗日是真的，但他對共産黨抗日有許多疑問，最主要的是：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怎樣結合？我根據毛主席在瓦窯堡會議講話的精神，采取民主讨論方式，同他談了兩天一晚。他要求去被圍在甘泉的一一○師，我同意他去。數天後，他從甘泉城内回來了。他對我說，抗日救亡大事依靠共産黨和紅軍。紅軍與人民的關系，表現了共産黨是真正愛國愛民。某晚，他又來我處，談到張學良、王以哲等都要求抗日，東北軍要求打回東北去是普遍的，關鍵在張學良。如張能了解紅軍的真實情況，在抗日問題上是可以合作的。我說，你就回西安去，做這件工作。他高興極了，問：“你們真敢于放我回去嗎？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負紅軍對我的優待。”我說：“你什麼時候去都可以。”他說：“明早？”我說：“好吧！歡送你。”送給他二百元，派騎兵送他到王以哲軍防線以外。
經過一星期，高福原乘運送給養的飛機到甘泉，在我司令部附近，擲下大批報紙刊物。從此，紅軍即同東北軍搭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橋了。外面抗日形勢發展很快，高以後表現很好，加入了共産黨，在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後被殺害。
張學良由反共轉到聯共抗日，這件事完全證明毛主席《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正确，反對了當時的關門主義者。東北軍和西北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開展了，有利于紅軍東征。從這裡可以看出兩條路線的對比：我們在江西時，那樣強大的紅軍和相當遼闊的蘇區，但由于王明路線的貫徹，對十九路軍采取了錯誤政策等，使我蘇區和紅軍削弱了百分之九十，白區損失了幾乎百分之百。我們到達吳起鎮，隻存七千二百人，加上十五軍團也不過一萬三千餘人。在毛主席正确路線領導下，一到陝北立住腳跟，即粉碎第三次“圍剿”，開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展了向國民黨的戰略進攻。逼迫蔣介石國民黨處于被動，引導我黨我軍、蘇區白區工作轉人主動。當時，我體會到正确的政治路線威力的強大，最能調動各方面的革命力量，增加了自己很大的勇氣。
東渡黃河 進軍山西
粉碎國民黨對陝北的第三次“圍剿”以後，部隊的給養等物資問題仍然很困難。這些實際問題，也就經常使人考慮着紅軍的行動方向問題。
陝北是小紅軍的好根據地，大紅軍的落腳點，但經濟落後，交通不便。東側黃河，北靠沙漠，西面荒涼，人煙稀少，雖不易形成白軍四面“圍剿”的局面，而紅軍本身的發展也有困難。向南發展，就要同東北軍和西北軍打仗；且陳誠于洛陽及其以西控制三個軍，放在機動位置，這是專門對付我軍的；向南發展就會把蔣軍嫡系引進西北，加強對西北的控制。這些，對于當時的發展和總的局勢都不利。東渡黃河開展呂梁山根據地，再向晉中和晉東南發展比較理想。東征可以把抗日主張發展到華北去，可以解決給養問題，補充兵員問題，以及籌款和其他物資問題。但是，東征必須保證部隊和陝北根據地的聯系。
一九三六年，大約是一月中旬，接毛主席電報，決定東渡黃河，奪取呂梁山脈，開辟新根據地。我接到軍委這個指示後，是擁護毛主席這一決定的，但是内心有兩點顧慮：一是怕渡不過去。當時紅軍在大疲勞之後，體質還很弱；且人數也少，包括劉志丹、徐海東兩部分才一萬三千餘人。如受挫而強渡不成，那就不好。二是東渡黃河後，在蔣軍大增援下，要保證能夠撤回陝北根據地。在這一點上，也是不能大意的。因此，我除複電同意外，還就自己的上述看法，提出東渡黃河是必要的，但須絕對保證同陝北根據地的聯系。我這種想法，反映了當時紅軍體質弱的實際情況以及長征中沒有根據地的痛苦教訓。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興，他說，你去絕對保證，我是不能絕對保證的。
我随毛主席到無定河以北之大相村後，即率電台去無定河口上下遊各數十裡，詳細偵察渡河點。我用了七個晚上偵察了一軍團和十五軍團的兩處渡河點，也偵察了敵情。不僅了解了敵人表面的工事構築、兵力火力配備，而且真實掌握了敵人的縱深配備似求既保證東渡取得勝利，又準備形勢萬一變化，能安全撤回陝北。我到預定渡河點時，才造好十五隻船，每船乘三十人，來往一次需要一小時二十分鐘。全軍一萬四千人，還有行李、夥食擔子、馬匹等，這樣少的船隻，是無法保證東渡勝利，和萬一情況變化下回師的安全的。即決心組織地方黨、政、民全力以赴，根據掌握的每渡一次來回的時間，星夜趕造百隻船。每船配備三至四個船工，對船工加強政治動員和組織訓練。這才有了東渡的勝利保證，和必要時返回西渡的安全，不然絕對保證同陝北根據地的聯系，就成了空話。一軍團和十五軍團渡點正面守敵各不到一個營，其縱深也隻有留譽鎮、石樓各一個營，都離河岸三十至四十裡。待敵縱深部隊到達河岸時，我之戰鬥部隊即可全部渡完。
我在黃河邊做了一個多月這樣的準備工作。做了詳細的偵察工作，把對岸每一個碉堡敵人的兵力、火力配備，預備隊位置都弄清楚了；選擇了适當的渡河點，大體保證了渡河的準确性。這樣細緻的組織、偵察工作，對那次東渡的保證是沒有白費的。在我軍火力弱，尤其無炮火掩護下，作為一個高級指揮員，在執行軍委指示時，親自詳細偵察，進行各種渡河準備，是非常重要的。我回到大相村，向主席彙報了各項準備工作的情況，渡河地點、時間得到了批準。強渡很順利，兩處渡點均已登岸，幾乎沒有什麼傷亡。主席随十五軍團到石樓，我随一軍團到留譽鎮。
東渡黃河後，我軍勝利占領呂梁山之隰縣、石樓、吉縣，打退了敵軍進占綏德、米脂的兩個師。這對于陝北根據地可以減少威脅，有利于陝北根據地的發展。閻錫山花了數十萬元修建的沿黃河的堡壘，一點也沒有起到阻攔紅軍東渡的作用。
敵人迅速集結十二個團于兌九峪，準備向大麥郊推進。如乘敵前進時，首先消滅其先頭兩個團（一個旅）是可能的。當時沒有這樣打，而采取對兌九峪三面包圍攻擊。此役口張得太寬，戰鬥一天成了相持。毛主席又即改變了計劃，乘晉軍後方空虛，以十五軍團向北挺進文水、交城，威脅太原，後又挺進到靜樂縣，宣傳北進抗日；一軍團進占孝義，向靈石、介休北擴張，威脅平遙、榆次、太谷、太原。這就調退了兌九峪晉軍退守太原，閻錫山原進入陝北綏德、米脂的兩個師，星夜東調回晉，使無定河兩岸蘇區連成一片；迫使陳誠三個軍不敢從潼關北渡黃河入晉，而繞道鄭州、石家莊乘火車集結榆次、太谷地區，然後逐步南壓。待閻、陳主力集結向我進攻時，我軍争取了一個多月時間休整，做群衆工作。一軍團在靈石、介休、臨汾之線，發動群衆打土豪，籌得現金數十萬元，擴兵數千人（河南、山東人多），收繳民團武裝、彈藥不少。十五軍團因行動時間多，擴兵籌款成績少些，但他們回師時經岚縣、柳林，在柳林以南殲敵軍一個整團。當敵軍迫近河岸，我軍早已準備大量船隻勝利地、安全地撤回陝北。
當閻、陳集中兵力向呂梁山進攻時，我們以紅軍抗日先鋒軍名義發表了宣言，通電國民黨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各公法團體學校，并寫專函給閻錫山，說明抗日主張，不願同室操戈（從這時起對蔣介石、閻錫山等均稱閻氏、蔣氏）；說明我們北進抗日，你們既不能原諒，奉中國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将紅軍抗日先鋒軍暫時撤回陝北，請你們派代表前來共商救國大計等等。
東征意義甚大：消滅敵軍約三個團，共繳獲了幾十萬發子彈；動員群衆參加紅軍竟達五千人，還有俘虜參加紅軍，共約七千人；籌了四十萬元左右的現金；擴大了陝北蘇區。這次行動宣傳了中共中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會議的抗日主張，對平津、太原學生救亡運動起了積極支援的作用。全軍指戰員都看出了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政治路線的正确。政治、軍事由被動轉入主動，向敵人開展了戰略上的進攻。
在毛主席的正确領導下，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陝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進軍山西，擴大宣傳抗日主張，從此共産黨奪取了抗日領導權，這是紅軍到達陝北後的第二個偉大勝利。這次，毛主席是以軍委主席兼抗日先鋒軍政治委員親自出征的，一切措施都是他決定的。靈活機動，所耗甚少，收獲很大。我是抗日先鋒軍司令員，在他的領導下，做一點點微不足道的具體工作。
六月西征
東征勝利結束後，紅軍回師陝北。一九三六年，約在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中央機關駐瓦窯堡，在瓦窯堡以東地區開了全軍幹部會議，毛主席講了話。講到東征的偉大勝利，反對了一軍團不願調出新兵補充十五軍團的本位主義。組織了西征軍及其指揮部，任務是擴大抗日根據地，接援二、四方面軍出草地。以我為司令員，沒有指定政治委員，但以劉曉為政治部主任。從部隊中抽調大批幹部成立了紅軍學校，林彪為校長。
我率一軍團、十五軍團分左右兩路西進。一軍團為左路進攻曲子、環縣、豫旺，在曲子一仗，消滅甯夏馬鴻逵之葉旅。旅長夫婦被俘，給予優遇，放回後，影響很好，對在回族軍隊中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起了某些作用。十五軍團為右路進攻靖邊、定邊、安邊、鹽池，四城逐次解放，發動群衆，建立了政權。前方指揮部随右路十五軍團行動。
八月初，繼續西進。右路十五軍團進占惠安堡、同心城，向甯夏開展工作；一軍團進至固原、海原及同心城之間。東北軍何柱國率一個師和軍直屬隊駐固原城，一個師駐海原，一個師駐同心城及固原線。我軍插駐其間，使其互相隔離。我寫信給何柱國軍長，說明抗日救國大道理，要他讓出海原、同心城，全部撤至固原城及其以南，不要擾亂我軍接援二、四方面軍北上抗日；在他的軍隊移動時，我軍給予方便及決不進攻的保證。何開始不相信，以後相信了，我軍派朱瑞和他進行談判，彼此遵守協議，他實行了。
八月中旬，一軍團進占平涼（不含）、蘭州（不含）之間的隆德、會甯等數城；一部伸出渭源，接援二、四方面軍，在通渭一帶會合。我率前方司令部進駐海原西北之打拉池。
張國焘司令部到達會甯，我與他直接通電，說我拟去會甯和他會見，并告以東北軍四個軍的位置；王以哲軍駐洛川；董英斌軍駐慶陽；何柱國軍駐固原；馬××軍（注：東北軍四個軍為王以哲軍、董英斌軍、何柱國軍、于學忠軍。駐蘭州的是于學忠軍。）駐蘭州城，這些都不會阻攔你們東進。但蔣介石令王均軍進至平涼，有向隆德阻擊模樣；令胡宗南部開西北。你們應全部集結海原、打拉池地區，準備消滅王均部。張國焘當即回電，不要我去會甯，他即日和朱總司令等來打拉池面談。徐、陳亦率部前來。
第二天，張國焘到打拉池，徐、陳第三天還未見到。拂曉，我到張國焘處質問：徐、陳為什麼還未見到？張說：“已令徐、陳率四方面軍之主力及一方面軍之五軍團從蘭州附近渡過黃河北岸，向武威（涼州）前進了。”他下達這個命令時，也正是他電告我時。我把毛主席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起的作用，當時東北軍、西北軍同我們的統戰關系同他談，他完全不聽。王宏坤之陳錫聯、謝富治師和張國焘司令部，大概是由于西北馬家軍和王均軍的阻攔，未來得及過河。
張國焘到了打拉池後，敵王均兩個師尾追四方面軍被截斷部分前進。我與張國焘面商，隻要被截斷部分在正面阻攔該敵前進，一軍團即可從追敵側後進攻，在打拉池布置伏擊陣地。這樣，消滅王均部是完全可能的，這樣還可與四方面軍北渡主力取得聯絡。張口頭同意，卻秘密令王宏坤部向同心城方向撤走，破壞了當時的作戰部署。我又與張商，在海原和同心城之間布置伏擊陣地，殲滅王均部。他口頭又同意了，實際上他又令四軍東撤了，使伏擊計劃又被破壞。
張國焘多次破壞作戰部署，使我們不得不放棄豫旺以西大塊土地。如果我軍當時把王均軍消滅，西安事變就可提早，我軍就可能控制蘭州和西蘭公路以至甘肅全省。
這時已是九十月之間。十月初旬，王均和毛炳文兩軍尾一軍團後追擊；胡宗南率五個整編旅向一軍團側擊；在蔣介石的壓迫下，何柱國、董英斌兩軍亦由南向北迫近，此時情況是很緊張的。我認為不打退敵人追擊，陝北根據地沒有糧食，當時保安全縣隻有一萬多人口，如站不住腳，将被迫放棄陝北，東渡黃河，這種形勢是很不利的。無論如何要挽救這種局勢。遂決定迅速将一軍團集結于山城堡之南，十五軍團集結于山城堡之北，待胡宗南先頭旅深入山城堡時，南北夾擊。山城堡在洪德城以西十五裡，此地有數戶人家，有一股筆孔大的泉水，胡宗南部當日離開甜水堡（在山城堡以西六十裡）後，即無處找到飲水，非到山城堡不可。該敵先頭旅丁德隆部，黃昏才到山城堡，一軍團從南和西面向丁德隆旅進攻，消滅其大半。此役雖小，卻成為促成西安“雙十二事變”的一個因素。
胡宗南并不死心，率四個旅為左路向鹽池、定邊前進；王均、毛炳文兩軍為中路，向吳起、志丹（保安）前進；東北軍為右路向華池方向前進。我軍轉移至洪德城與鹽池間，位置于沙漠邊緣埋伏着，拟待胡敵通過沙漠疲乏和饑渴之際，給以打擊。胡部是主力，也最積極，我如能再殲胡敵兩個旅，即可将敵人這次進攻打退。
十二月十二日深夜，我和任弼時（此時，中央剛指定任為前敵政治委員）住在一個一米高、二米寬的土洞（牧羊者住的）内，聊避風沙，點燈看地圖。外面狂風，飛沙迷霧。譯電員送來電報，高叫：“蔣介石被張學良捉起來了！”以後，中央又來電征求對蔣處理意見。我和弼時經過反複交談，一緻同意中央放蔣方針。
十三日拂曉，胡宗南部乘夜撤走了，敵其他各路也均撤走了。張學良軍集結西安，将洛川、慶陽諸城皆放棄。我一軍團、十五軍團、二方面軍之一部，及四軍、三十一軍開駐慶陽、西峰鎮一帶，張學良送來部分棉衣和彈藥。
如果沒有張國焘這個反革命搗亂，使四方面軍主力進到涼州這個死胡同裡，後又被青海馬步芳軍全部殲滅，把四方面軍主力兩萬多人送掉，則一、二、四方面軍還可保存六七萬人，紅軍是可能完全控制西北地區的。那麼，我們對抗日戰争的領導地位就要優越得多。東北軍、西北軍也就不緻被蔣介石各個宰割，那樣就會形成抗日聯軍控制大西北。
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張國焘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先後相繼都失敗了，惟毛主席的正确路線，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勝利的發展。特别是一方面軍到達陝北吳起鎮後，軍事上連續給敵以反擊和反攻，政治上迅速地開展了戰略進攻，以緻東北軍張學良扣押蔣介石，蔣被迫停止内戰。時間隻有十一個月，這是狂風暴雨的十一個月。
在反對張國焘的鬥争中，我向毛主席學到許多東西。當時如不堅持北上抗日的政治和軍事方針，同張國焘機會主義路線混淆起來，在偉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戰争中，無産階級就不可能取得領導地位，甚至連發言權也不會有；在草地如不堅持正确路線，采取堅決的分，就不能證明毛主席路線的正确，以後也就不會有一、二、四方面軍在陝北的大會合；在張國焘分裂紅軍後，如開除張國焘黨籍，也就可能造成黨内長期分裂。毛主席堅持了原則（不讓總書記），又表現了靈活性，避免了長期分裂。經過頑強鬥争，最後，張國焘一個人開了小差，團結了四方面軍大批幹部。既弄清了是非，又團結了同志，這是毛主席從團結願望出發的一貫方針的偉大勝利。經過一九三五年九月到一九三六年九月一年的實踐：粉碎第三次“圍剿”、十二月會議、東征勝利、停止内戰等，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大大樹立起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威信。在活生生的事實中，使全黨同志得到兩條路線的比較，從而認識了自己的領袖。這也是經過多次反複才得到的認識。
注 釋
〔54〕吳奇偉，當時任國民黨第六路軍副總指揮。
〔55〕王家烈，貴州軍閥。當時任國民黨貴州省主席、第二路軍第四縱隊司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