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八月失敗前後
龍源口大捷後，紅四軍抓緊敵軍受到重創、一時尚未發動反攻的短暫時機，将各部隊分兵發動群衆，開展土地革命，建立紅色政權，擴大紅軍和地方武裝：第二十八團開往安福，第二十九團開往蓮花，第三十一團在永新的石灰橋、吉安的天河一帶活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出現一派大好形勢。
紅四軍按中共中央規定，是由湖南省委領導的。而湖南省委早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曾規定：“工農軍之調遣屬于省軍委，但經省軍委的托付特委可以調遣。”①這裡所說的“特委”，是指湘南特委。并岡山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區域主要又在江西境内，因此江西省委對它自然也十分關心。湖南和江西兩個省委都加強了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聯系，但随着也帶來一些脫離實際的瞎指揮。
江西省委在四月十五日、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十日、五月十三日和七月八日多次向中共中央報告邊界情況，并曾在五月間“去信毛澤東、朱德同志，要他們趕快向吉安及贛西南發動，因遂川、永新、甯岡本地的工作深入固然要緊，但在軍事上不如播[采]擴大的策略”。②湖南省委機關在這時曾遭受嚴重破壞。所以，四月間井岡山會師後，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的成立是由湘南特委決定的。五月間，湖南省委逐步恢複工作，并在這個月的下旬派巡視員杜修經上井岡山，同紅四軍取得聯系。杜修經在甯岡、永新、井岡山地區了解情況後，返回當時省委駐地安源。六月十五日，杜修經向省委寫了關于“紅軍情形、湘贛邊界特委情形、湘南情形”的報告③，彙報紅四軍的來曆、軍隊黨組織情形和湘贛邊界持委的情況。湖南省委在賀昌主持下經過讨論，六月十九日作出《中共湖南省委給湘贛邊界特委及四軍軍委的工作決議案》，并于六月十九日寫了一封指示信，表示對紅軍“以羅霄山中脈力根據地的計劃，省委完全同意，而且前行信亦如此指示。兄處應根據上處各項的指示，積極的發展羅霄山脈中段周圍各縣的暴動，造成以工農為主力的割據局面。”④他們批評了邊界待委和四軍，認為“應采取向外發展的策略”，打破原有的“保守觀念”，并提出“以後四軍須集中力量向湘南發展，與湘南工農暴動相一緻，進而造成湘南割據，實現中央所指示的割據贛邊及湘粵大道計劃。總之你們目前的主要策略，應當是積極的向外發展，必須打破原有的保守觀念。”⑤但當前的重點仍在“鞏固羅霄山脈中段的根據地”，并沒有提出紅四軍立刻去湘南的問題。湖南省委還派袁德生帶着六月十九日通過的這兩個文件去井岡山。
袁德生剛走，情況卻突然發生變化。在盲動主義影響下，湖南省委對形勢變化和敵我力量又作了錯誤的估計：過高地估計了紅四軍的力量和湖南群衆鬥争的形勢，過低地估計了湖南統治階級的力量，從而制定了湖南第二次武裝起義計劃。随後，派杜修經帶着省委給紅四軍軍委和湘贛邊待委的兩封信，再上井岡山，和杜修經同行的還有派往湘贛邊特委擔任書記的楊開明。
六月三十日下午，在永新縣城商會樓，毛澤東主持召開湘贛邊界特委、四軍軍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朱德、陳毅、宛希先、王爾琢、何挺穎、朱雲卿、譚震林、陳正人、劉珍、劉作述、劉家賢、王懷、賀敏學等。剛好，杜修經由交通員帶到永新，就把湖南省委的兩封信當面交給毛澤東。
湖南省委寫給紅四軍軍委的這封信中，認為駐在湖南的國民黨第六軍已“恐慌極矣”，“有向贛西附近推進模樣，因此與贛西部隊沖突己為事實”。
并根據他們制訂的湖南第二次武裝起義計劃，要求紅四軍在“占永新縣後，立即向湘南發展，與三十、三十三團相聯後，幫助湘南黨部努力于最短期間發動耒陽、永興、資興、郴州的群衆力量，以造成四縣的鄉村割據。對衡陽取包圍形勢，然後用全力向茶陵、酃縣、攸縣、安仁發展，以與湘東暴動相聯系。隻有采取這樣的積極發展政策，才能解決一切軍事的、财政的、政治的困難。而且可以解決敵人兩次‘圍剿’的形勢。”⑥信中斷然要求紅四軍“毫不猶疑的立即執行！”⑦決定“成立四軍前敵委員會指揮四軍與湘南黨務及群衆工作，”⑧省委指定（以）下同志組織之：澤東、朱德、陳毅、龔楚、喬生及士兵同志一人，湘南農民同志一人組織之，前委書記由澤東同志擔任，常務委員會由三人組織：澤東、朱德、龔楚，并派杜修經同志前來為省委巡視員，幫助前委工作。”⑨事實上，是要杜修經監督紅四軍嚴格執行省委作出的“立即向湘南發展”的錯誤決定。
湖南省委還在給湘贛邊界特委的信中寫道：“省委決定四軍攻永新敵軍後，立即向湘南發展，留袁文才同志一營守山，并由二十八團撥槍二百條，武裝蓮花、永新農民，極力擴大赤衛隊的組織，實行赤色戒嚴，用群衆作戰的力量，以阻止敵軍的侵入，造成以工農為主體的湘、贛邊割據。”提出：“澤東同志須随軍出發，省委派楊開明同志為特委書記，袁文才同志參加待委，并指定蓮花派兩個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⑩聯席會議讨論湖南省委的兩封來信時，展開了激烈的争論。省委巡視員袁德生、杜修經不顧客觀形勢，極力主張堅決執行湖南省委關于紅四軍主力前往湘南的決定。毛澤東、朱德根據時局的分析，認真權衡了各方面的利弊得失，認為當敵人内部處于穩定時期，而湘南地區敵人的力量又過于強大、各方面條件對我們不利的情況下，紅軍遠離根據地，出征湘南，不論對邊界工作，還是對紅四軍本身，都是不利的。經過讨論，會議頂住湖南省委的壓力，仍決定堅持羅霄山脈政權的計劃，袁德生、杜修經最後也表示同意會議的決定。
七月四日，毛澤東以紅四軍軍委和湘贛邊特委的名義，在永新寫報告給湖南省委，說明聯席會議讨論的結果：“袁、杜二同志于六月三十日同時抵永新，所攜省委通告及中央對湖南工作決議案均悉。在省委兩信中所指示的前後頗不同，前者要我們繼續建設羅霄山脈中段各縣政權以為軍事根據地，不更變一個月前中央及省委的指示。後者要我們于攻永新後，沖往湘南以避敵人‘會剿’及解決經濟上之困難。”“六月三十日夜上由特委、軍委、永新縣委開聯席會議讨論省委來信，袁、杜二同志皆參加，決定四軍仍應繼續在湘贛邊界各縣作深入群衆工作，建設鞏固的根據地。有此根據地，再向湘、贛推進，則紅軍所到之處其割據方鞏固，不易為敵人消滅。”(11)然後，從紅軍、敵情、根據地，以及政治、經濟等方面陳述了六條理由，根據大量事實說明：“在新軍閥戰争未爆發前，尚不能離開甯、永、蓮往湘南。一俟此間基礎略固，外面有機可乘，四軍仍可出茶、攸、醴、浏，參加湘省之總暴動。”提出：“請省委重新讨論，根據目前情形，予以新的決定。”(12)永新聯席會議後，毛澤東、朱德指揮紅四軍轉戰于永新、蓮花、安福和吉安邊境，分兵發動群衆，擴大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這時，湘軍吳尚部趁機侵入甯岡。紅軍間道出擊未成。為了阻止湘軍同贛軍會合，解除對根據地的威脅，紅四軍分兵兩路迎戰。一路由朱德、陳毅、王爾琢等率領第二十八團、二十九團跨入湖南境内，攻擊湘軍後方營地酃縣、茶陵，迫使他們回退，不敢久留永新，甯岡；另一路由毛澤東、宛希先、朱雲卿率領第三十一團經拿山打回甯岡，同朱德所部形成東西夾擊湘軍的态勢。當第三十一團回到茅坪時，湘軍已由龍源口退往永新。第三十一團立刻跟蹤追擊，直奔永新。朱德率領的紅四軍第二十八團、二十九團和軍部特務營，在七月十二日一舉攻克地處湘贛邊境的酃縣縣城。湘軍在永新還沒有站穩腳跟，便在十四日匆匆退回高隴。贛軍雖然跟着又開進永新，但兩軍彙合的計劃終于沒有實現，又受到紅軍第三十一團的不斷襲擾，處在進退維谷之中。
第二十八和二十九團攻下酃縣後，原來計劃北攻茶陵。但是，吳尚已被迫由甯岡、永新一帶返回茶陵。這樣，紅軍大隊攻擊酃縣以調動湘軍回防的目的已經達到，而贛軍侵入永新後對邊界割據造成嚴重威脅。于是，朱德、陳毅、王爾琢決定改變攻取茶陵的計劃，率紅軍大隊折回同酃縣接壤的江西甯岡，增援永新。
就在這時，突然發生了意外的事情。從第二十九團内傳出要回湘南去的消息，還提出：“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的口号。第二十九團團長是胡少海，黨代表是龔楚。這支部隊原來由湘南起義後成立的宜章農軍第三師改編而成，指戰員中家鄉觀念十分嚴重，上井岡山後，當地因人員驟增而在經濟上遇到一些困難，他們就不願在井岡山地區繼續過艱苦的生活，一心想回家鄉去。湖南省委巡視員杜修經和第二十九團黨代表龔楚又在下面鼓動群衆鬧着要回湘南。七月十二日晚，第二十九團在酃縣縣城秘密召開士兵委員會議，“不通知上級官長及黨代表，竟決定十三号由酃縣去湘南，私自找好了帶路的人，出動的時間都決定了。”(13)那時，紅四軍中士兵委員會的權力很大：可以參加部隊的管理，維護軍隊的紀律，監督連隊的經濟，做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做群衆工作，罷免基層領導幹部。軍事主官的決定，如果沒有士兵委員會的同意，就很難執行。
朱德、陳毅得知第二十九團内部出現的情況後，立刻寫信給留在水新的毛澤東，并且召開紅四軍軍委擴大會議，對第二十九團要返回湘南的行動加以阻止。“多方面解釋阻止，無效，後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講亦無效，他們總是要去。他們說官長如果不允許他們去，他們就繳了槍單身去。因為那時永新告急，遂川亦增了兵，大部軍隊如去湘南，邊界有立即喪失的危險，所以軍隊當時負責的同志都感到非常棘手。後來經過千言萬語的解釋，說暫時回去解了井岡山之危，再回湘南不遲，勉強将軍隊開出。”(14)當朱德向士兵講演時說，“軍部沒決定，怎麼能回湘南？底下就喊：軍長帶我們回湘南。
朱老總講，革命要聽命令。戰士講，你帶我們回湘南，我們就聽你的命令。”
(15)在這種情況下，朱德不得不斷然宣布撤銷第二十九團士兵委員會，下令紅軍大隊從酃縣開往沔渡，仍準備回師井岡山北麓的永新。
七月十四日，紅軍大隊在朱德、陳毅率領下，離開酃縣城向東開拔。但是，“走了一天隻走了三十裡。士兵垂頭喪氣，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亂，軍心渙散，組織解體。如果途中遇着敵人定是不能作戰，馬上潰散。”
(16)紅軍大隊從酃縣到達沔渡時，剛一宿營，第二十九團的官兵又鬧起來，仍堅持要回湘南。“軍委看了這種情形覺得勉強留住他們，不能作戰也無用。”
(17)紅四軍中再一次出現混亂。
十五日，為了整頓紅軍紀律和确定部隊行動方向，紅四軍軍委在沔渡召開擴大會議。朱德、陳毅、王爾琢、何長工、胡少海、龔楚和杜修經參加了會議。會上，“朱德同志是不同意去湘南。”(18)龔楚卻竭力主張把部隊拉到湘南去，“還提出‘圍魏可以救趙’，我們到湘南，把敵人引過來，可以促進毛澤東率領的部隊在永新發展。”(19)随同大隊行動并負有監督責任的湖南省委巡視員杜修經，也支持去湘南的意見。當天，紅四軍軍委複議後，仍不顧這些反對意見，堅持作出東進遂川以解永新之圍的決定。這時，第二十八團内又有人提出不回永新，要去贛南，說是“到贛南就食，一有事馬上回來”。(20)在這樣意見分歧的情況下，迫使軍委改變返回永新的決定，同意第二十九團去湘南的要求。但軍委領導這時還有一層難處：“恐怕二十九團單獨回去，孤軍奮鬥為敵所算，乃決定二十八團同去湘南，但二十八團士兵不大願去。”(21)這時，杜修經怕擔當責任，便提出“部隊不忙行動，待我去茅坪同毛澤東商量一下，看他的意見如何再定。”(22)龔楚卻說：“隻能等一天，後天就不等了。”杜修經第二天趕到茅坪時，毛澤東卻在永新。
楊開明說：“你們既然作出決定，你們就去吧！毛澤東那裡由我去說。”杜修經趕回部隊，最後定下去湘南。部隊由污渡去湘南時，原有的軍委取消，組織了湖南省委任命的前委，陳毅為書記。
七月十六日，紅軍大隊由沔渡開到酃縣水口。十七日，第二十八團、二十九團和軍部特務營從酃縣水口出發，向湘南開進，踏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
毛澤東接到朱德、陳毅的信後，知道部隊要去湘南，便派茶陵縣委書記黃琳（江華）帶着他的親筆信去追趕部隊。這時，部隊正在向湘南進軍的途中。杜修經後來回憶說：“送來一封毛澤東要我們不去湘南的信，送到我手裡，部隊在休息，我看信時，陳毅在旁邊，我看完後就給陳毅看。信是毛澤東寫的，有兩頁。”(23)毛澤東這封寫給杜修經和朱德、陳毅的信，講了許多不能去的理由。他說羅霄山脈中段的政權，我們必須堅持，絕不能放棄。
現在形勢的發展對堅持井岡山根據地的鬥争、建設鞏固的羅霄山脈中段的政權十分有利。如果此刻離開邊界去湘南，必然會被敵人各個擊破。他希望朱德、陳毅耐心說服部隊，不要去湘南，留在邊界堅持鬥争。陳毅看完信後，杜修經問他：“怎麼辦？陳毅說宿營後，晚上軍委開會決定。”(24)大隊宿營後，軍委決定就地休息一天。“第二天，開連以上幹部會”。
(25)這次會議，是杜修經主持的。
會上，又展開了一場激烈的争論。朱德、陳毅拿來軍用地圖，攤在桌上，計算回去的路程。朱德提出要按毛澤東的意見辦，不要去湘南，勸大家趕回去解永新之圍。他說：“回甯岡需要兩三天時間。”龔楚是一直主張去湘南的。他說：“看來離井岡山近，但因大山相隔實在很遠。”(26)還說回去走的是山路，而去湘南是下坡。仍堅持去湘南。并且提出這是執行湖南省委的指示問題。兩種意見，各不相讓。蕭克回憶道：“二十八團有意見，不願去湘南。王團長（爾琢）就反對去湘南。杜修經在會上以省委代表的資格壓人，非常專橫跋扈，對王團長講：‘是你聽省委的，還是省委聽你的？’在水口住了一天，還是決定回湘南。”(27)會上雖然經過激烈争論，仍沒有能改變杜修經、龔楚等堅持的要去湘南的決定。這就是毛澤東所指出的：“隻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28)和“杜修經導揚第二十九團的錯誤意見，軍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隊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縣出發，向郴州前進。”
(29)
後來，江華回憶起執行這次任務的情況時說：“我為這事從永新縣城跑到酃縣城，一天晚上就跑到，一天跑了一百多裡，找到陳毅、朱德他們。他們正在廟裡開會。我帶了主席的信，要他們回來。他們讨論了，是在酃縣一個大廟裡面，都是幹部。”“主席這封信的意思，就是勸他們回來，不要打湘南，要打茶陵，打了茶陵回來。我是茶陵縣委書記，所以派我去。結果挽回不了。”(30)紅軍大隊一從酃縣南下，以湘南農民為主體的第二十九團立刻一改原來那種“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亂”的狀态，行軍速度飛快，一路上很少休息。第二十八團在後面緊追都跟不上。這時，朱德憂心忡忡，總覺得打郴州是兇多吉少。他後來說：“當時上面是盲動，下面農民意識那樣濃厚。”
“八月很遠的去襲擊郴州，那樣遠，又那樣熱，真是好冒險。”(31)龔楚寫道：“攻郴州計劃決定後，朱德為了保持高度的秘密及出敵意外，決定先下桂東，威脅汝城，然後轉攻郴州。于是我們即率二十八、二十九兩團及郴州赤衛隊于十七日出發，十八日下桂東，十九日至沙田，二十日進抵汝城之南洞，休息了一天，并派出一營向汝城遊擊，二十二日由南洞出發，越過資興的龍溪十二洞，經東江，于二十四日下午二時進攻郴州。”(32)七月二十四日淩晨，紅軍大隊趕到郴州城郊，原來以為城内是許克祥的部隊，攻城的命令已下，部隊正準備發起攻擊。就在這時，從城裡跑出來的老百姓那裡得知，駐紮在郴州的并不是許克祥的部隊，而是範石生的部隊。
這正是朱德最不願意發生的事情。當朱德率南昌起義軍餘部轉戰湘粵贛邊界時，曾得到範石生不少幫助。他們在韶關分手時，曾有默契：今後我們相遇時，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現在遇到這種完全出乎意外的情況，使朱德感到十分為難。他反複思索後說：“不打了吧！”(33)杜修經堅持要打，說：“已經打響了，就打吧！”(34)這時，紅軍大隊已經開始行動，事實上也難于中止。
紅軍大隊在“郴州城東十多裡的地方，碰到了範石生的兩個團。二十九團打下了兩個山頭就攻不動了。前面傳下命令要二十八團趕快上去。”“二十八團上去，果然很快就把正面的敵人打垮了。他們沖出一條道路，直奔郴州城。”(35)郴州城東有一條耒水繞過，并築有一座大石橋連接兩岸。攻城的戰鬥進展得很順利。郴州城内駐紮的不是範石生的主力部隊，“隻有一個補充師，全是新兵”。(36)他們毫無準備，倉促應戰。紅軍以飛快的動作，沖過大石橋，殺向城内。城裡的守軍得知這支攻城的紅軍部隊是朱德的部隊後，“大多數自動停止抵抗，其中有兩個連及一部官佐竟集合請朱德親自來繳械”。(37)郴州，是範石生的後方，剛剛組建了一個補充師，武器裝備很充足，而且都是新的。打開郴州後，紅軍湧迸城裡。那時，湘南農民出身的第二十九團士兵“戰場紀律不大好，特别有些農民意識嚴重的同志，包袱、毯子、銀元，什麼都揀，一個個肩背手提，羅羅嗦嗦一大堆，真不像個紅軍的樣子。
直到朱軍長進了城，才制止住這種違犯紀律的行為”。(38)第二十九團全散開了，發現敵情時都收攏不了。這也是郴州失敗的原因之一。
傍晚，第十六軍駐在城外的主力部隊兩個師約五六個團進行反撲，向城内發起攻擊。第二十八團在朱德的指揮下，守住了大石橋，并命令部隊迅速撤退。“朱軍長親自掌握着機槍連，掩護部隊過橋。”(39)軍部、第二十八團和特務營都過來了。第二十九團奉命先撤出郴州，在城郊集合。但是，他們在進郴州後，部隊已自行散開，難以掌握；撤出郴州時又動作緩慢，被敵軍切斷，大部分沒有過橋，直向宜章方向退散。正如毛澤東所說：“第二十九團随即自由行動，跑向宜章家鄉，結果一部在樂昌被土匪胡風章消滅，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終，當日收集的不過百人。”(40)第二十八團安全撤出，損失不大。第二十九團隻餘下團長胡少海帶領的一百多人。朱德、陳毅、王爾琢帶着他們從郴州撤向資興。
七月二十五日，朱德、陳毅、王爾琢率領紅軍退到桂東、資興、汝城之間的龍溪十二洞。由于打郴州先勝後敗，第二十九團幾乎全軍潰散。這時，紅軍士氣不振、思想混亂。于是，紅四軍軍委決定進行一次整頓。
當紅二十八團開到桂東沙田後，在何長工主持下，召開了營、連黨代表會議，會上認真總結了打郴州的教訓，嚴肅批評了把部隊拉到湘南遭到失敗的錯誤，許多人要求湖南省委給社修經處分。接着，由王爾琢主持召開士兵代表大會。會上，朱德、陳毅在講話中，回顧了兩軍會師後在井岡山開展革命鬥争的大好形勢，分析第二十八團官兵當前的思想狀況和困難處境，沉痛指出前此不顧永新聯席會議的決議把部隊拉向湘南的錯誤。朱德宣布：“隻有重上井岡山才能保存和發展這支部隊，才能扭轉目前存在的被動局面。”
(41)會後，進行了整編，将軍部特務營和第二十九團餘下的一百多人編入第二十八團，還從地方武裝和青壯年中動員了五百多名新兵充實第二十八團，為返回井岡山作了準備。
整編後，第二十八團實行分兵，在桂東地區深入農村，訪貧問苦，發動群衆，打土豪，鬥地主，重新插标分田，幫助各區、鄉恢複黨組織，建立蘇維埃政權。朱德、陳毅在寨前、沙田、東水等地主持召開群衆大會。朱德在會上說：“過去土豪劣紳剝削我們，種田的沒飯吃，織布的沒衣穿。他們把我們窮人壓榨得喘不過氣來。我們要團結起來，推翻土豪劣紳的統治，實現耕者有其田。”(42)在桂東東水的群衆大會上，朱德宣布當蘇維埃政府執行委員的要具備四個條件：一，家庭貧窮，受剝削大；二，沒替反動派幹過事，不是地主的走狗；三，勇敢堅決，不畏一切；四，年輕力壯，有點文化。在第二十八團的宣傳和發動下，一個月内桂東各鄉都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和地方武裝。
紅軍大隊離開邊界後，毛澤東、宛希先等率領第三十一團在永新阻擊敵人。為了拖住贛敵的進攻，毛澤東在永新西鄉召開幹部會議，決定分兵三路，迎擊敵人；同時，廣泛發動群衆，開展遊擊戰争。“彼時敵軍勢力甚大，計有五團之衆，加之第六軍的張部及羅定邦亦有三、四團之多前來援助，合計兵力有八、九團之衆。我軍僅一團人與之周旋二十日之久，圍住敵人城市二十裡内外，不敢亂動。”(43)後來，國民黨軍隊得知紅軍大隊已西去湘南，便展開猛烈攻勢。為了保存實力，毛澤東帶領第三十一團一部，退到永新的小江區。永新、蓮花、甯岡等縣城和平原地區相繼失陷。地方黨組織和政權大部被破壞，“農民被屠殺者以千計，房屋被燒者不計其數。”(44)楊克敏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這一次失敗，我們叫作‘八月失敗’。”
(45)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八月失敗，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當時正是統治階級暫時穩定時期，反而采取在統治階級破裂時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進，緻使邊界和湘南同歸失敗。”(46)八月中旬，毛澤東在永新九陂召開有連以上幹部參加的特委緊急會議，研究挽救井岡山根據地嚴重局勢的對策。會議正在進行中，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又帶着省委的指示信來到九陂。湖南省委仍命令紅四軍“向湘東發展”，說這是“絕對正确”的方針，要求紅四軍“毫不動冶地執行。會上展開了熱烈讨論。毛澤東在發言中，列舉大量事實，駁斥湖南省委的錯誤主張。正當會議進行期間，有一個給紅軍大隊挑夥食擔子的農民帶回了紅軍大隊在湘南失利的消息。與會者更加氣憤，紛紛指責湖南省委的錯誤決定。會議的内容也轉入讨論如何扭轉局勢，避免第二十八團再受損失，決定由毛澤東、宛希先帶領第三十一團第三營去湘南尋找第二十八團；由朱雲卿、何挺穎帶領第三十一團第一營，會同袁文才、工佐的第三十二團留守邊界，堅持鬥争。
第二天，毛澤東、宛希先就帶着第三十一團第三營，從九陂出發，直奔湘南。
八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宛希先率部進入桂東縣城後，就派人去東水紅四軍軍部，同朱德、陳毅取得聯系。第二天上午，朱德、陳毅從沙田趕到桂東縣城見到毛澤東。
随後，在桂東唐家大屋召開有營以上幹部參加的前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陳毅、王爾琢、龔楚、宛希先、杜修經等。下午會議仍在進行時，湘軍吳尚第八軍第三師有兩個團在桂東縣挨戶團的配合下，突然分兩路襲擊桂東縣城，插入城中，将第二十八團和第三十一團第三營隔開。
毛澤東和朱德立刻指揮第二十八團第一營和第三十一團第三營沖出城去，占據有利地形，進行阻擊。戰鬥一直打到天黑，打退湘軍多次進攻後，為了避開強敵，随即撤出縣城，轉移到沙田附近的寨前。在這裡，前委擴大會議繼續舉行。會上總結了“八月失敗”的教訓，批評了杜修經的錯誤，決定紅軍返回邊界，繼續堅持羅霄山脈中段的政權。會上還撤銷了七月中旬按湖南省委命令組織的前委，另行組織行動委員會，以毛澤東為書記。(47)決定杜修經、龔楚留在湘南，組織湘南特委，領導湘南人民的鬥争。
八月二十五日，紅軍大隊分兩路回師井岡山。當部隊到達崇義縣的新地圩時，擔任前衛的第二十八團第二營營長袁崇全夥同該營的副營長和黨代表，擅自帶着第二營四個步兵連和團部的機槍連、迫擊炮連向思順開去，企圖叛變，投靠贛軍劉士毅部。在行進途中，幾個連的幹部發覺方向不對頭，感到袁崇全可能要叛變，連夜帶着兩個步兵連和機槍連返回，向軍部報告。
朱德、陳毅立刻派紅四軍參謀長兼第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帶着一個營前往思順，追回了被袁崇全裹脅走的第二營第五連和迫擊炮連。可是，當王爾琢帶着警衛員進入袁崇全盤踞的村子喊話時，遭到叛徒槍擊，不幸犧牲。但大部分部隊還是回來了，袁崇全隻帶着幾個人向遂川方向逃走，去投奔劉士毅。
王爾琢是紅四軍的優秀指揮員，黃埔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二十五師七十四團參謀長，犧牲前是紅四軍參謀長兼第二十八團團長，作戰勇敢，又會做政治工作，在部隊中很受敬重。他的犧牲，是紅四軍的重大損失。楊得志回憶道：“我們懷着悲痛和對叛徒憤怒的心情，從烈士遺體邊走過。不一會，朱軍長來了。他悲傷地低着頭，在王爾琢同志的遺體前脫下軍帽，站了好久好久??。”(48)這以後，紅軍大隊在毛澤東、朱德、陳毅的率領下繼續向邊界開進。
招緻邊界和湘南兩方面的失敗，其主要責任在誰？毛澤東曾對江華說：“主要是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的問題，軍隊内部也有責任，二十九團的龔楚，還有些人附和他，結果去了湘南，就失敗了。”(49)朱德在一九六二年參觀井岡山博物館時，也曾說：“‘八月失敗’是湖南省委代表社修經起主要作用。當時軍隊由特委指揮，湖南省委要部隊回郴州，在戰略上不對。”(50)九月八日，毛澤東、朱德、陳毅率領紅四軍第二十八團和第三十一團第三營，回到井岡山南麓江西遂川境内的黃坳。
當紅四軍大隊回到井岡山時，主力部隊第二十八團、三十一團的損失雖不大，但全軍的數量質量都不如以前。楊克敏（即楊開明）在一份報告中說：“這個時期要算是邊界極倒黴的時期。割據的區域，隻有井岡一塊地方，甯岡也喪失了，山上是我們的勢力，山下則為敵人的勢力，土豪劣紳乘機報複，殘殺焚燒，逼債收租，一時鬧得烏煙瘴氣。恰恰那時割禾了，我們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時農民要收獲的時候，忽然失敗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數，真是無可奈何。”(51)“不過在一個失敗之後，政策方面較前進步，單獨軍事行動，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裝冒進觀念等，皆漸次改變。軍隊有相當休養，各種組織有切實的整頓，軍隊訓練亦有進步，邊界群衆組織亦逐漸恢複。”(52)那時，國民黨“贛西獨立第七師劉士毅部欺我敗殘，以五營追我至遂川”。
(53)毛澤東、朱德在黃坳召開連以上幹部會議，分析敵情，研究對策，制定了攻打遂川的計劃。
九月十二日，紅軍由黃坳出發，到達遂川縣的堆子前一帶宿營。經過偵察，得知贛軍在遂川城外已布下包圍圈，打算派一支小分隊引誘紅軍進入包圍圈後加以殲滅。于是，毛澤東、朱德決定将計就計，由朱德率第二十八團和遂川縣赤衛隊一中隊作為前衛，突破敵人包圍圈後，再殺回馬槍，使敵人措手不及；毛澤東率第三十一團第三營和遂川縣赤衛隊二中隊作為後衛，當前衛打響後，出其不意地發起進攻，形成前後夾擊，實行反包圍。
九月十三日晨，朱德作了簡短動員後，兩支隊伍一前一後地出發。上午十時左右，第二十八團在草林附近，遇到一股贛軍。打響後，贛軍自以為得計，一面還擊，一面朝遂川城佯作潰退。紅軍緊追不舍。贛軍指揮官看到紅軍的炊事擔子都過來了，以為紅軍已全部進入埋伏圈。于是命令設伏的軍隊迅速向縣城移動，實行包圍。這時，紅軍第三十一團第三營和縣赤衛隊二中隊突然趕到，沖向敵陣。第二十八團也調轉頭來，殺了個回馬槍，大敗贛軍，一舉奪取遂川城。在遂川籌了一些款，還買了不少布疋和藥材。這次戰鬥，紅軍以四個營，打敗了劉士毅的五個營，“繳槍二百五十，俘營長、連長各一，排長三、四，士兵二百餘，餘部退贛州。”(54)在戰鬥中，紅軍擊斃了叛徒袁崇全，大快人心。這是紅軍回師井岡山後的首戰告捷。
九月二十四日，贛軍李文彬部從泰和趕來增援；同時，劉士毅部獨立第七師從贛州開來，企圖合擊紅軍。紅軍撤出遂川後，在九月二十六日返回井岡山上的茨坪。
這時，贛軍正在調防，原來駐守在永新、甯岡一帶的楊如軒和楊池生兩部調去吉安整編。屬于江西地方勢力的國民黨第五師第十四旅旅長周渾元接替“兩楊”的“進剿”任務，進駐永新和甯岡新城。為了摸清紅軍情況，周渾元派兩名女探子化裝後到茅坪打探消息，被當地暴動隊員抓獲。經過審訊弄清敵軍的情況後，朱德決定有意給那兩個女探子留下紅軍大隊未歸的印象，并且故意造成讓她們有脫逃的機會，放她們回去報告。果然，周渾元以為紅軍大隊未歸，便派第二十七團一個營，在營長周宗昌的帶領下，會同當地地主武裝靖衛團前來偷襲茅坪。
九月三十日，毛澤東、朱德在茅坪召開各團幹部會議，布置殲敵計劃，決定利用坳頭垅有利地形，設下包圍圈。坳頭垅在兩座高山之間的一條狹長的山溝中，是從甯岡新城到茅坪的必經之路。在朱德指揮下，紅軍第二十八團第二營、第三營和第三十一團，埋伏在狹溝兩側的高山上；第三十二團袁文才部以少數兵力在溝口引誘周部；第二十八團第一營從正面出擊，以便将進入坳頭垅的贛軍一舉殲滅。
十月一日，周宗昌帶着六個連，拿着浸過煤油的草紙進入茅坪，準備大燒大殺。當他們全部鑽入坳頭垅後，朱德立刻下令各部隊發起攻擊，一營贛軍擠在垅内進退不得。這次戰鬥，全殲贛軍一個營，活捉營長周宗昌，俘敵一百餘人，繳槍一百餘支，乘勝收複了甯岡全縣。這就是二戰二捷。
坳頭垅戰鬥後，贛軍李文彬部錯誤地估計情況，以為紅軍将進攻永新，便匆忙從遂川出發，繞道泰和增援永新，在遂川隻留下獨立第七師一部。朱德、陳毅經過周密研究，認為可以趁機拿下遂川為部隊解決給養問題。十月十三日，朱德率第二十八團再攻遂川。贛軍第七師留駐遂川的部隊不戰而逃。
紅四軍再占遂川城。然後，分兵五路遊擊，發動群衆，分配土地，重建黨組織和蘇維埃政權，壯大地方武裝，籌集到一萬塊現大洋和大批物資。
這時，周渾元旅乘紅軍主力在遂川，派出第二十七團在十月底從永新再次入侵甯岡新城，企圖占據茅坪，進攻井岡山。同時，李文彬部的兩個團在獨立第七師的配合下進攻遂川。紅軍“為避免硬戰”，在十一月二日退出遂川，回師井岡山。“欲以迅雷之勢進攻敵力較弱之甯岡、永新，打破包圍之一面。”(55)十一月九日，紅軍主力出擊。二十八團和三十一團一部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由茅坪出發，攻擊甯岡新城之敵。在紅軍的淩厲攻勢下，殲敵第二十七團一個營；贛軍餘部逃向龍源口，紅軍緊追不放，再戰龍源口，又殲滅一營。一天之内，共殲敵兩個營，擊斃營長一人，俘虜副營長二人、連長一人、排長一人、士兵一百多人，繳槍一百六十多支。這就是三戰三捷。
紅軍大隊回師井岡山後的三戰三捷，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第二次“會剿”，扭轉了“八月失敗”後的被動局面，重開了邊界割據的新局面。
但當時邊界在經濟上越來越困難。“九月、十月，敵人不來攻打，專門圍上不動，說是‘久困窮追’。這是王均幹出來的新政策。”“我們盡量發展地方工作，不大打仗，戰士的生活都變得很苦，都是單衣，天天吃的南瓜。”
(56)
十一月六日，朱德參加了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召開的擴大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陳毅等特委委員、軍隊和地方活動分子共三十餘人，還有湖南省委的代表袁德生。會議讨論了中共中央六月四日來信，認為“中央來信除一二點（如遊擊區域過寬與廢黨代表制）具體事例外，全部原則及政策都切合實際，應依照執行。黨的最高機關立即組織前委。”“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澤東、朱德、地方黨部書記（譚震林）、一工人同志（宋喬生）、一農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組織之，毛澤東為書記。”“特委及軍委統轄于前委。”(57)十一月十四日，紅四軍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在甯岡新城召開。到會代表七十九人，除第三十二團第一營遠在永新執行任務，來不及選派代表參加外，其餘各部隊黨支部都有代表出席。大會曆時兩天，讨論了政治、軍事、黨務等各項重要問題，并作出相應決議。“選舉了二十二人的軍委，朱德為書記（照中央指定），對内是軍中黨的最高機關，隸屬前委。對外是邊界蘇維埃軍事委員會，指揮紅軍及地方武裝。”(58)根據紅四軍“六大”決議的精神，從十一月中旬開始，紅四軍集合在甯岡新城、古城一帶，進行冬季訓練。這時，由于湘贛兩省敵軍的嚴密封鎖，井岡山根據地同國民黨統治區之間幾乎斷絕了一切貿易往來。根據地内軍民生活十分困難，所需要的食鹽、棉花、布匹、藥材以至糧食奇缺。因為根據地内的土豪幾乎已被打盡，籌款也有許多困難。連紅軍官兵除糧食外“每天每人五分大洋的夥食錢”(59)都難以為繼。一日三餐離不開紅米飯、南瓜湯，有時還吃野菜。嚴冬已到，戰士們依然光着腳，穿着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麼人一樣苦，從軍長到夥夫，一律吃五分錢的夥食，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大家都懂得是‘為了無産階級受苦’，因此不怨恨什麼人。”(60)當時，在紅軍中有兩首歌謠，正是這種艱苦生活的生動寫照：“紅米飯，南瓜湯，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淨打光。”“幹稻草來軟又黃，金絲被兒蓋身上，不怕北風和大雪，暖暖和和入夢鄉。”
為了解決眼前的吃飯問題和儲備一定的糧食，紅四軍司令部發起下山挑糧運動。這些糧食大部分從甯岡的大隴背來。大隴的糧食是砻市、古城等地集中起來存在那裡的。朱德也常去挑糧和背糧。來回一百多裡地，翻山越嶺，頂風冒寒，非常辛苦，有人回憶說：“一些人叫朱德同志夥夫頭，他滿身衣服上都是油，帽子上也有油，和我們戰士打成一片。他挑糧我是親眼看見的，他把褲子脫下來背米，把褲頭、褲腳捆起來背米上山。”(61)他還常“穿雙草鞋，戴鬥笠，挑了滿滿的一擔米和戰士們一道爬山”。(62)戰士們都是二十多歲的人，為了照顧年過四十的朱德，把他挑糧用的扁擔藏了起來。朱德找來找去沒有找到，就讓人向老鄉買了一根毛竹，又做了一根扁擔，并在扁擔上寫下“朱德記”三個大字，以防别人再拿走。朱軍長帶頭下山挑糧的事迹，在井岡山上傳為佳話，戰士們編成歌謠贊誦：朱德挑谷上坳，糧食絕對可靠，大家齊心協力，粉碎敵人“會剿”。
那條記錄着紅軍光榮傳統的“朱德扁擔”，至今仍陳列在井岡山革命博物館裡。
在部隊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朱德也處處作出榜樣。他一直生活樸素，平易近人，從不吹胡子瞪眼地訓人，而是循循善誘地向戰士們講道理。他很懂得戰士們的心理。陳毅曾對人講過一件事：“在一次部隊作戰失利退下來的時候，看到部隊戰士破壞紀律，亂拿老百姓的東西。他（指陳毅――引者）立即上去指責。那個犯紀律的戰士，不但不聽，反而扭轉槍頭放了一槍。陳毅同志對此氣極了，把這事告訴朱德同志。朱德同志聽到後說：‘傻子！打了敗仗退下來，戰士肚子裡餓，違犯了紀律，這時你去批評他，他是不會聽的。隻有讓他吃好，休息好，到第二天集合起來，提出批評才有用處。’由于朱德同志善于帶兵，一般作戰失利士氣低落的部隊，經他帶一段時間後，很快就會把士氣提高起來。”(63)在平時，他也處處以身作則，十分關心戰士。部隊給他配備了一頭騾子，但他在行軍作戰中多半是步行，把騾子讓給傷病員騎。因此，深深得到戰士們的敬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