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佃農的兒子
四川省北部的儀隴縣，位于嘉陵江中遊的東岸，是嘉陵江和渠江之間的一片狹長的丘陵地帶。境内山巒起伏，溝深谷狹，居民主要從事農業。這裡缺水少礦，土地貧瘠，是四川的偏僻山區。但嘉陵江向南經過重慶流入長江，還有一條驿道穿過儀隴可以通往成都。所以，外界的消息還常能傳到這裡來。
儀隴縣城坐落在金城山的半山腰上。金城山東南約三十七公裡，有一個馬鞍場，它因鎮旁有一座馬鞍形的山而得名。馬鞍場西北約兩公裡處，突起一座山粱，一峰屹立，松柏參天，草茂林密，叫琳琅寨。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一日（農曆丙戌年冬月初六辰時），朱德就誕生在琳琅寨腳下李家灣一個佃農的家裡。
朱德的祖上原是廣東省韶關縣的客家人。明末清初，由于連年不斷的戰争，加上戰後流行嚴重的疫病，使四川人口稀少，荒地很多，有些城鎮甚至成為虎狼出沒之區。清朝統治者為了穩定它在四川的統治和征收賦稅，采取一系列增加人口、恢複生産的措施，展開了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大群大群的外省人經過長途跋涉，遷移到四川，其中尤以湖廣人居多，曆史上稱它為“湖廣填川”。朱德的祖先就是在這個時候入川的，最初在川北的廣安縣、營山縣一帶流動經營小商業來維持生計。清朝乾隆末年，朱氏第三代的朱文先帶着第四個兒子從營山遷到儀隴縣馬鞍常後代在馬鞍場的大灣定居。随着家族的繁衍，人們便稱這裡為“朱家大灣”了。
朱邦俊是朱德的祖父，在他上一代還有老業田三十挑（一畝約為五挑），到他那一代，四兄弟平分，隻得到七挑多地，加上人丁興旺，這點地已不夠維持生計。于是，在一八八二年把土地和草屋典了三百吊錢，作為資金，領着全家到離大灣兩公裡的地方，租佃了琳琅寨西麓李家灣的地主丁邱川家八十挑田土耕種。從此，朱家淪為貧苦的佃農。
朱德出生時，全家共有十一口人：祖父母朱邦俊和潘氏，伯父母朱世連和劉氏，父母親朱世林和鐘氏，還有三叔朱世和、四叔朱世祿，大哥朱代曆、二哥朱代鳳，姐姐朱秋香。他的父母一共生了十三個兒女，因為家境貧窮，無法全部養活，隻留下了六男二女，後來再生下的就被迫溺死了。朱德在姊妹兄弟中排行第四，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在封建社會裡，男子在家庭中特别受到重視。老人擔心男孩子出生後養不大，便以動物命名，想用來騙過那些專門捉拿男孩子的“鬼怪”，給朱德取乳名叫“狗娃子”。
朱德的父親朱世林，一生都在家裡勞動，從未出過遠門，“賦性和厚，為人忠耿，事親孝，持家勤”①。每天都是起早貪黑地在地裡幹活。但由于沒有文化，思想比較狹隘。
朱德的母親出身于姓鐘的貧苦人家。她身材高大，“有着一般農婦的強壯的體力”，性情“賢淑和氣”，“從來不發（脾）氣，不打人、罵人”②。
在這樣人口衆多的大家庭裡同長輩、叔伯、妯娌都能和睦相處，對朱德更是特别愛撫。“她不嫌棄人，愛窮人，給叫化子也要說幾句話”。③她又是個好勞動力。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了全家的飯，還要種田、種菜、喂豬、養蠶、紡棉花、挑水、挑糞，在生朱德前一分鐘還在竈前煮飯。母親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響着朱德。朱德從幼年時起便在母親身邊幫助幹活。他在一九四四年回憶自己的母親時，還深情他說到：“母親那種勤勞儉樸的習慣，母親那種寬厚仁慈的态度，至今還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他還說道：是母親“教給我生産的知識和革命的意志”，教給我“與困難作鬥争的經驗”。
④
佃戶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艱苦的。人口的增多更使家裡必須十分節省才能維持生活。他家的住房原來是地主用來存放糧食的倉庫，光線昏暗。全家從來沒有吃過白米，多半是吃豌豆飯、菜飯、紅薯飯、雜糧飯，油鹽很少。過年時宰一頭豬，要留着吃一年，隻在過年過節時才可以吃到。遇上好年成，可以做件新衣服，平時就沒有了。鞋子是家裡自己做的。點燈用的也是自己家打的油。少年時代這種艱苦簡樸的生活，給朱德留下深刻的印象。
全家後來有二十多口人。朱德回憶道：“勤勞的家庭是有規律有組織的。
我的祖父是一個中國标本式的農民，到八九十歲還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會害病，直到臨死前不久還在地裡勞動。祖母是家庭的組織者，一切生産事務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還沒亮，母親就第一個起身，接着聽見祖父起來的聲音，接着大家都離開床鋪，喂豬的喂豬，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⑤有人為他祖母所寫的壽文也稱她“事無钜細，皆躬自紀理無遺緒”，“内治殊謹嚴，令子侄皆以力事事。”⑥自幼所過的這種有規律有組織的生活，對朱德的一生也是有影響的。
他小的時候，脾氣很倔強，幹什麼事情，一幹就幹到底。他從小喜歡鍛煉身體，愛爬山、遊泳，還翻杠架，所以身體一直很健壯。
由于世代貧困，朱德家祖祖輩輩沒有一個識字的人，飽受着沒有文化的苦痛。朱德說：“我是一個佃農家庭的子弟，本來是沒有錢讀書的。那時鄉間豪紳地主的欺壓，衙門差役的蠻橫，逼得母親和父親決心節衣縮食培養出一個讀書人來‘支撐門戶’”。⑦一八九二年前後，儀隴縣一帶興起種植鴉片，百姓的生活比以往富裕了些。朱德家的經濟情況也開始有所好轉。那時，清朝政府的苛捐雜稅非常嚴重，“可是這些交糧催差的，就怕讀書人”，因此，朱家幾房人決心省吃儉用，送一兩個孩子去念書，近一點說，可以為家裡抵擋稅吏、差役的欺侮和“幫助家裡打打算盤”⑧；遠一點說，還期望今後能改變朱家的生活和地位。
這樣，一八九二年，也就是朱德六歲的時候，老人把他們兄弟三人送到本姓家族辦的藥鋪垭私塾就讀。塾師是朱德的遠房堂叔朱世秦。他一面教書，一面行醫，正房當作教室，用旁邊的偏房開了一個小小的中藥鋪，藥鋪垭私塾就因此而得名。讀書不用花很多錢，一年四百個銅錢。私塾離家不遠，白天去讀書，晚上回來，中午還要回家吃飯。朱世秦按朱氏宗譜的排行給朱德取名朱代珍。在藥鋪垭讀書的全都是農家子弟。朱德在學生中的年齡最小，但他聰明、肯學，記得的字最多。朱世奏因為朱德書讀得好而特别喜歡他。
朱德從《三字經》學起，讀完了《大學》、《中庸》、《論語》，還讀了《孟子》的一部分。
他在藥鋪垭私塾讀了一年後，因為老師“教得不太行”，又改讀丁姓的私塾。這個私塾的主人，就是朱德家租佃他家田地的地主。私塾丁老師是一個秀才，課講得比藥鋪垭私塾要好得多。讀了不久，兩個哥哥回家種地了，朱德因為年紀小，又過繼給了伯父，能夠繼續讀下去。他在丁家私塾讀了兩年，除讀完了四書外，還讀了《詩經》、《書經》，并且開始學作對聯。
佃農的家庭真是多災多難。租種地主的田地年年要交納租糧，“一年除去五十擔納租以外，餘下的将将夠吃”⑨，終年不得溫飽。如果遇到災年，日子就更加難過了。
一八九五年，“地主欺壓佃戶，要在租種的地方加租子”，朱德家裡沒有力量交納地主的加租，地主的管家就在除夕那天突然來到朱家，逼着他們退佃搬家。
這個突如其來的打擊，有如晴天霹靂一樣，震碎了朱德一家人的心。沒有辦法，他們隻能向人家借了兩百多吊，加上家裡僅存的一百多吊錢，贖回原已典當出去的大灣老屋和祖業田。全家被迫分居兩處：生父朱世林帶領一家遷居陳家灣；朱德随養父母、三叔、四叔搬回大灣去祝在這裡，朱德整整住了十四年。
悲慘的遭遇，嚴酷的現實，給年幼的朱德心靈上深深地留下仇恨那些欺壓窮人的地主的種子，使他從小深深感到人世間的不平。後來，他在《回憶我的母親》一文中寫道：“在悲慘的情況下，我們一家人哭泣着連夜分散。
從此我家被迫分兩處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災，莊稼沒收成，這是我家最悲慘的一次遭遇。”“母親沉痛的三言兩語的訴說以及我親眼見的許多不平事實，啟發了我幼年時期反抗壓迫追求光明的思想”。⑩遷居大灣後，從第二年起，朱德又到離大灣不遠的席家砭私塾随席聘三（他的名叫國珍，聘三是他的字）老師讀書。席聘三那時四十多歲。(11)朱德在這裡斷斷續續地讀了八年書。老師給他取字“玉階”。
席家砭私塾與大灣相隔四公裡。朱德每天清晨起床後，幹點家裡的勞動，然後吃完早飯再去上學。不論是酷暑，還是嚴冬，每天都要來回走四次，“晌午回來肚子餓，跑得快；晚間回來怕天黑了，也得快”，長年累月，使朱德“養成走路快的習慣”。他家遷回大灣後，在鎮外佃來三畝地。一到農忙季節，朱德就不去上學，在家裡勞動。一年大約有三四個月在家種地，有六七個月去讀書。他後來回憶起艱辛的童年時代對自己的影響：“我從小就是餓肚子長大的，因此，後來搞革命運動時，我就不大怕餓，好像根本不知道餓。
講起幹活，也是一樣。我從小到大都幹活，所以後來做體力勞動時，我從來不覺得面子難看。走路也是一樣，成年以後，雖然有時有馬騎，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經常幾個月幾年長距離行軍，同我指揮的士兵并肩走來走去。”“習慣那種清苦生活，走遍世界就沒有覺得苦，在毛爾蓋（草地）覺得也不過我們那樣子。”(12)席聘三，是當地一位很有見識的學者。他多次去考秀才未中，後來回家設館，以教書為業。鄉中男女老少都很尊重他。
朱德到席聘三私塾去讀書的時候，正值中國在甲午戰争中失敗後的第二年――一八九六年。這時的中國面臨着被世界列強瓜分的嚴重威脅。清政府在新興的日本軍國主義的打擊下，可恥地屈服。它的腐敗完全暴露出來了。
接着，又發生了八國聯軍之役，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中國好似一個奄奄一息的巨人。帝國主義列強，如同一群餓狼，争先恐後向它撲來，恣意撕裂這個巨人的肢體，吞噬它的血肉。這不能不使每個有愛國心的中國人感到熱血沸騰，憂心如焚。
席聘三曆經滄桑，飽嘗過人世間的種種辛酸，對曆史十分熟悉。他又是個很“有骨氣”而又“很懂人情世故”的人，思想開朗，喜歡縱論古今，抨擊時弊，很有見地，“把做官的人常常罵得狗血淋頭”。他說：“皇帝就是那樣，好人不用，有也是例外的。”提起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他更是滿腔義憤，常說：“人不做事業，沒什麼作用”，“要能做事，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沒有路。”朱德稱贊他“是個周身叛骨，朝氣蓬勃的評論家”。(13)朱德随席聘三讀書，從十歲到十八歲，這正是一個人成長過程中的重要時期。他對席聘三十分尊敬，所以受席聘三的影響是很大的。這時的朱德“已經懂得問國家事”了。席聘三痛恨惡勢力和追求救國救民真谛的精神，以及他那強烈的民族感情，深深地感染着朱德，使朱德的眼界開闊了，使他的思想在幾年裡“慢慢開展了”。他後來回憶說：“在當時充溢着的思想，就是‘富國強兵’。我們曉得做‘富國強兵，的事，沒知識不行。”(14)從增長知識這方面來說，朱德在席聘三門下讀書，也獲益不淺。朱德說，在這個時期，隻要學生想學什麼東西，席聘三就給他們講什麼東西，“四書、五經也講，詩、詞、歌賦也講，還有《綱鑒》、‘二十四史’”。以後還教朱德讀《左傳》。因此，朱德能把四書、五經、《史記》貫通起來，“二十四史”也“大緻記得”(15)，由于朱德聰明又肯學習，因而得到了席聘三先生的時時誇獎。
在這幾年裡，朱德不但廣泛地閱讀古籍，還利用各種機會廣泛地閱讀了戊戌變法後出版的新書，如地理、數學等。朱德在同學中有個最好的朋友叫吳紹伯，年紀比他大，出身書香門第，家裡有書房，書很多，還有個常跑成都的人給他帶些“新學”書籍回來。吳紹伯就把這些書情給朱德看，于是“新學”書籍成了朱德經常的課外讀物。他抓緊時間，拼命閱讀。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們借光了”，“吃了便宜”。
他們讀了大量的新書，還見到别人從外地帶來的地球儀，“眼光放大了”，“曉得有世界，知道有個地球，還是圓的”。于是，漸漸萌發出一個念頭：“想去看看世界就好了”。他們成天“打主意怎麼樣到成都，到外面”去，再也不想呆在家裡了，因為“屋裡是太悶人了”。(16)朱德的少年時代，正值中華民族陷于内憂外患的苦難歲月。由于帝國主義的掠奪，地主豪紳對農民的無情搜刮，官吏差役的敲詐勒索和朝廷分攤的巨額賠款，此時的四川已是民窮财盡，整個社會經濟瀕于崩潰的邊緣。
這幾年，四川又連年遭受水旱災荒，使本來缺糧的老百姓更陷入水深火熱的悲慘境地。走投無路的農民隻得轉徙他鄉，“殍相望于野”。他們有的倒斃荒丘，有的賣兒溺女，有的找有糧的人家要一點糧食，這叫做“吃大戶”。一天，正在席聘三家裡讀書的朱德等，忽然聽到屋外紛雜的呼喚、呐喊，走出教室一看，隻見一片黑壓壓的人群走來，有六七百人。這些人穿着非常檻樓。男女老少，帶着小孩。小孩子張着嘴巴在不停地哭喊。大人眼裡露出悲痛的火焰！這凄慘的場面，把學生們都吓得跑了。可是，當地的士紳卻從保甯府請來一百多官兵，把饑民打散，還殺了不少。朱德說，這件事“給我很深的一個刺激！”(17)他從一八九六年入席聘三私塾讀書，直到一九○四年。最後一年，還得到席聘三的同意，住在他家裡，隻交一百斤米作為夥食。在席聘三先生的良好教育下，不但為朱德後來喜歡讀書、愛好作詩打下了良好基礎，更重要的是，在席先生的啟蒙、引導和現實生活的教育下，使朱德的幼小心靈開始萌發出樸素的愛國主義思想，有意識地關心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