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迎着逆流進擊
一“大鬧京西”
鬥争并未止息。林彪、江青一夥為了反軍亂軍、篡軍奪權，伺機挑起新的更大的争端。
1967年1月19日下午，軍委在京西賓館開擴大的碰頭會。參加會議的有中央軍委領導人，各總部、各大軍區、各軍兵種的主要負責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員共40餘人。主要議論軍隊搞不搞“四大”的問題。會上，江青、陳伯達、康生等蓄意制造混亂，起勁地叫嚷，要軍隊支持革命群衆開展“四大”，要和地方一樣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特殊。葉劍英和軍委其他領導人則不同意在軍隊開展“四大”，堅持維護軍隊的穩定。有人采取折衷的态度，主張軍隊要搞“四大”，但又要保持穩定。針對這種情況，葉劍英态度非常鮮明，堅決反對搞“四大”。他說，軍隊是無産階級專政的柱石，戰備任務很重，負有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重大責任，軍隊穩不住，一旦敵人入侵，就無法應付。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毛澤東軍事思想和建軍路線的一個根本原則。紀律是執行路線的根本保證。如果開展“四大”，必然發生無政府主義，什麼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都将變成一句空話。這樣搞下去，怎麼能執行黨的路線？怎麼能打仗？怎麼能擔負起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重任？軍隊沒有鐵的紀律，松松垮垮，命令不服從，打起仗來“放羊”，軍隊就不成其為軍隊了。①會上，兩種意見針鋒相對，争論十分激烈。葉群突然向總政治部主任蕭華發起攻擊。她捏造種種罪名，強加在蕭華頭上，要他當晚向軍隊院校師生作檢查。接着，陳伯達擺出中央文革組長的架勢，指責蕭華是“紳士”，不是“戰士”，“要把人民解放軍變成資産階級軍隊”。江青旁敲側擊，竭力幫腔，對蕭華進行辱罵攻擊。她指着蕭華的鼻子問：今晚在工人體育館召開10萬人大會，你敢不敢去？
逼迫他到會上說清問題。蕭華以沉默表示對抗。江青一夥轉而向會議提出，由徐向前主管總政工作。會上沒有人表态。很明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江青、陳伯達一夥圍攻蕭華的險惡用心是妄圖從總政打開缺口，搞亂軍隊，以便他們進而打倒葉劍英等元帥，奪取軍權。葉劍英、聶榮臻對此看得非常明白，極為憤慨，未等會議結束，就退出會場，以示抗議。葉劍英回去後，立即将會議情況報告毛澤東、周恩來，要求制止批鬥蕭華。周恩來回電話說：“沒有我的命令，蕭華不能去大會檢查。”但，風波并未平息。
這一天，軍委擴大的碰頭會散會時，徐向前特意宣布：“會議的内容要嚴格保密，不準外傳，這是條紀律。”但是，會後北京軍區一位領導人在傳達會議精神時不慎失密，走漏了消息，總政一位副主任的筆記本也被“造反派”劫走。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等單位的“造反派”連夜向蕭華發起“突然襲擊”，跑到景山東街抓他。蕭華聽到風聲，立即從後門跑出，到傅鐘家，然後坐上車子飛馳到西山葉劍英住所，躲了起來。
第二天上午，軍委擴大的碰頭會在京西賓館繼續進行，發生了“大鬧京西”事件。會議開始，主持人徐向前知道了昨天夜裡發生的情況即向秘書查問，昨天會議誰作的記錄？誰走漏了會議消息？這時，會場上，江青、陳伯達、葉群、王力等人坐在前排，江青坐在葉劍英的左側。她看到蕭華沒有來，陰陽怪氣地故意發問：“總政治部主任失蹤，到哪裡去了？”葉劍英正氣凜①中共中央軍委碰頭會議記錄，1967年1月19日。
然，不予理睬。過了一會兒，蕭華來了，徐向前問他，昨晚到哪裡去了。蕭華躲躲閃閃。徐向前生氣地對蕭華說：“你是膽小鬼！你怕什麼？他們能把你吃掉嗎？”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蓋子和碟子都摔了。這時，一直冷靜沉默的葉劍英，面對江青的查問，也大聲地說：“他昨天半夜裡跑到我那裡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來的，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擔當！”說話間接捺不住滿腔怒火，猛拍桌子，傷及右掌。散會回家以後，端茶杯覺得右手無力，秘書陪他到軍事科學院門診部拍了片子，才發現右手掌骨遠端骨折。
可見當時氣惱之極，用力之猛！一向和藹可親的葉劍英發了這麼大的脾氣，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不再質問了，也不提抓蕭華了。陳伯達相當狡猾。
他曾對人說“經過三座門（軍委辦公地點）就頭疼”。他這天感到事情不大對頭，當晚便寫了一張紙條，通過軍委辦公廳電話傳給葉劍英，解釋說， 19号下午開會，因為安眼藥吃多了，講蕭華是紳士不是戰士，這個話他否定，要收回來。①二下達軍委八條命令和七項規定1月22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參加軍委擴大的碰頭會的高級領導同志。周恩來和毛澤東坐在一起。毛澤東特意招呼葉劍英等坐在他的身邊，并詢問碰頭會上的情況。葉劍英扼要地談了自己的意見。軍隊一些高級領導同志此時此刻見到毛澤東主席，心情非常激動，紛紛向他彙報部隊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問題，訴說領導幹部在運動中受到殘酷鬥争的情形。毛澤東說軍隊要抓緊戰備，要穩定，要團結，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鬧分裂。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葉劍英主持軍委碰頭會議，同其他幾位軍委領導同志反複商量，一緻認為無論如何要穩住軍隊。葉劍英說：“我們軍隊要搞個法，搞個命令，搞個章程，不能把軍隊搞亂了。”聶榮臻說：“不能再亂下去了，軍隊要有個限制才行。”1月24日晚，徐向前、葉劍英和聶榮臻先後到毛家灣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軍隊要有個限制，要盡快搞個條令和規定。
林彪同意，拟定了一個軍委命令初稿，送中央文革讨論，又報請毛澤東批示。
毛澤東親自找幾位元帥進行研究，最後審定批示“很好，照發”。《軍委八條命令》于1月28日由中央軍委頒布執行。2月21日，中共中央又正式通知全國各地執行。
“八條命令”規定，全軍指戰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不允許自由抓人、抄家、封門、體罰和變相體罰；一切外出串連的軍人和職工等，應迅速返回本地區、本單位，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今後一律不許沖擊軍事機關；軍隊内戰備系統和保密系統，不準沖擊和串連；軍、師、團、營、連等單位，堅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針；各級幹部、特别是高級幹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教育子女。
這“八條命令”的主旨在于穩定軍隊。由于它經過毛澤東批準，頒布後對穩定軍隊局勢确實起到了很大作用。
各大軍區廣大指戰員熱烈擁護，堅決執行這一項命令。有些軍區派飛機廣為散發。許多地區根據命令制止了一些反革命分子的活動。福州軍區請示軍委，要求把一些經常沖擊軍事機關的打砸搶分子集中管制，葉劍英考慮到福州地處前線，從戰備需要出發，批準了他們的請示。但是，江青一夥對“八條命令”是一直反對的。“命令”下達沒有多久，他們就四處活動，煽動各地“造反派”到處沖擊軍事機關，奪取武器彈藥。
為了進一步解決穩定軍隊局勢問題， 1967年2月6日，軍委碰頭會議轉移到西山，在葉劍英主持下繼續開會。葉劍英分析一些地區軍隊混亂的局勢，感到“八條命令”還不夠，也未完全落到實處，還要再規定幾條加以限制。他說：“軍委命令本來是九條，拿到中央文革讨論，他們把黨委領導，不成立戰鬥組織的一條内容删掉了。這些問題同他們就是講不通，免不了還有一場争論！軍隊機關如果允許成立戰鬥組織，不就是允許奪權嗎？這個問題要進行辯論！”①他和幾位老帥商量後，于2月8日以軍委名義發出通知：明令外出串連的人員，限期返回本單位，設在各地的聯絡站一律撤銷。
為了貫徹軍委“八條命令”，葉劍英又和聶榮臻研究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軍委關于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即七項規定），進一步規定了穩定軍隊的具體措施，下發部隊。葉劍英在軍委碰頭會上說：“本①葉劍英在軍委碰頭會上的發言，1967年2月6日。
來八條一個文件就可以解決問題了，現在又搞了個七條，這些都是我們鬥争來的！”
七條明确規定，陸、空軍的軍以下單位，海軍基地以下單位一律不搞“四大”，堅持進行正面教育。絕對不準任何人，到這些單位進行串連；各級軍事領導機關一律不允許自下而上的奪權；軍以上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必須由黨委領導，取消各種文化大革命戰鬥組織；對幹部一概打倒是完全錯誤的；要反對無政府主義、極端民主化、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等不良傾向。
“八條命令”和“七條規定”相繼頒布後，逐步消除了一些地區的混亂現象，保證了部隊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挫敗了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亂軍奪權的陰謀。葉劍英根據“命令”和“規定”，先後解決了成都、青海、新疆、南京、内蒙、甘肅、廣州等地軍事機關和領導幹部被“造反派”圍困之災。
三“大鬧懷仁堂”
林彪、江青一夥蓄意伺機報複，雙方鬥争日趨尖銳、白熱化。
1967年2月14日和16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政治局碰頭會（即懷仁堂會議）。桌子兩旁一邊有七位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餘秋裡、谷牧，一邊有陳伯達、康生等“中央文革”成員，對陣分明。在這兩次會上，圍繞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将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等重大原則問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争。
在2月14日下午的碰頭會上，葉劍英站起來指着康生、陳伯達、張春橋一夥，拍着桌子，氣憤地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
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讨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麼？”徐向前、聶榮臻也相繼指責他們的錯誤。葉劍英嘲諷地質問陳伯達說：“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會後，陳毅對葉劍英說：“劍公，你真勇敢！”
2月16日下午，繼續開碰頭會。這次會議，鬥争更加激烈。會上譚震林、陳毅、李先念、餘秋裡等繼續對“文化大革命”錯誤做法提出批評。譚震林慷慨激昂，越說越氣，大聲指責張春橋等打倒老幹部是“黨的曆史上鬥争最殘酷的一次”，說“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争到底”！他站起來，夾起皮包要退出會常周恩來連忙勸阻。陳毅說：不要走，要留在這裡鬥争！散會後，張春橋、王力、姚文無立即向江青彙報，并于當晚拼湊了一份歪曲事實真相的所謂《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材料，捏造罪名，誣陷老同志。江青定調說：“這是一場新的大的路線鬥争”，當即親自安排，由張春橋、姚文元等向毛澤東告狀。毛澤東聽了他們的彙報後，對這些老同志否定“文化大革命”很不滿意。
2月18日深夜，毛澤東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開會，嚴厲批評了在懷仁堂會議上提意見的一些老同志，責令他們檢讨。周恩來也作了檢讨。從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懷仁堂召開了7次“政治局生活會”進行批判。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把“三老”、“四帥”在不同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批評誣陷為“二月逆流”，借機掀起所謂“反擊全國自上而下的複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規模地打擊迫害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此後，中央政治局便在實際上停止了活動，由中央文革小組取代其職能，批判鬥争一直沒有停止。1968年10月，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又一次大肆批判“二月逆流”。譚震林被剝奪了參加中央全會的權利。參加全會的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在會上遭到圍攻。康生說：“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葉劍英。”林彪說：“二月逆流是一次嚴重的反黨事件”，“資本主義複辟的預演。”這次全會公報說：“全會嚴肅批判了那個反對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反對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産階級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①①《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406頁。
四主持召開軍以上幹部會議
葉劍英逆流而上，繼續堅持鬥争。就在懷仁堂會議的第二天， 1967年2月17日，他親自修改批發中央軍委緻“成都革命造反兵團”等造反派組織的公開信。信中說：“你們不要把鬥争鋒芒指向人民解放軍。嚴重後果由你們完全負責。”這封信先在成都地區後在全國用飛機散發開來。同一天，葉劍英還批準發出了《關于文藝團體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定》的電報，嚴格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軍區打砸搶、擾亂部隊正常秩序的錯誤行為，要求各單位限期把他們押回北京。
1967年2月23日，葉劍英親自打電話向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詢問“青海事件”發生過程，并向毛澤東作了報告。但林彪、江青卻繼續追查，把攻擊矛頭對準葉劍英。②此後，葉劍英又以中央軍委名義給南京軍區下達了關于軍事院校恢複黨委領導、停止搞“四大”等四點指示。他還受中央委托繼續幫助解決新疆、内蒙、甘肅等地的問題。所有這些，都受到各軍區的擁護和支持，保證了部隊的穩定，但卻招來了林彪、江青的更大怨恨，一條條罪狀和種種迫害接踵而至。
葉劍英并沒有被壓倒，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繼續想盡辦法，穩定軍隊，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經過醞釀，2月26日他就召開軍級幹部會議一事向黨中央、毛澤東作了專題報告。從2月下旬到3月下旬，他和幾位元帥一起主持召開了軍以上幹部會議。這次會議雖然名義上着重讨論軍隊支援地方春耕生産以及軍隊對全國大中學校師生進行軍訓等問題，但真正的目的在于統一軍隊高級幹部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解決軍隊在“三支兩軍”（毛澤東要求軍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中遇到的困難，維護部隊的團結穩定。參加會議的有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各總部軍以上幹部100餘人。葉劍英在預備會議上動員說，希望大家打消顧慮，反映部隊的真實情況，包括正面教育、軍事訓練、“三支兩軍”、與地方的關系問題，以及機關被沖擊和反沖擊等各方面的問題，都可以談談，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會上講，也可以寫成書面材料。葉劍英了解了部隊各方面的情況以後，在大小會議上，有針對性地作了數次發言，就“文化大革命”應當怎樣看，部隊如何搞法，怎樣處理軍隊與地方（包括“革委會”和“造反派”）的關系等一系列複雜棘手的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作了明确指示。他還利用機會，同少數人座談或個别交談，使與會的多數同志心裡有了底。①但這次會議進展并不順利。林彪、江青等發覺這次會議“風向不對”，誣蔑葉劍英“抓軍隊反對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對文化大革命”。康生氣勢洶洶地到會上講話，手裡搖晃着葉劍英批準的軍委緻成都“造反派”的公開信，當衆指責它充滿了“國民黨語言”，是“鎮壓群衆”的文件。3月20日，林彪突然來到會上講話，大放厥詞，說什麼“文化大革命”的“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要采取主動的進攻”，“要抓帶槍的劉鄧路線”！這次會議盡管遭到林彪、江青一夥的幹擾破壞，還是取得了很大成果。有人反映這次會議對穩定軍隊起到了積極的潛在的作用。
林彪、江青為了消除這個會議的影響，搞亂軍隊，刮起了“十二級台風”。
②訪問張江林、劉思起談話記錄，1991年9月。
4月6日，以中央軍委的名義發布有關軍隊“文化大革命”的“十條”，否定了軍委的“八條命令”、“七項規定”。4月中旬，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等罪行，逼迫葉劍英等元帥作“檢讨”。緊接着制造了一系列事件：首先，改組全軍文革小組，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軍文革的事，全軍文革工作由蕭華主持：然後，炮制“五一三事件”，打倒蕭華，砸爛“總政閻王殿”，攆走“閻王”，趕跑“小鬼”；與此同時，重新挑起“青海事件”背後兩派的矛盾，追查“罪魁禍首”趙永夫的“黑後台”葉劍英；随後在武漢制造“七二○反革命事件”，揪鬥陳再道，公開提出“打倒軍内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帶槍的劉、鄧路線不打倒，不帶槍的就打不倒”等反動口号。
7月23日，江青又提出“文攻武衛”的口号煽動武鬥，造成全國武鬥升級、“全面内戰”的混亂局面。各地掀起了沖擊軍事機關的新高潮，“造反派”到處“揪鬥陳再道式的人物”。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江青突然發難，誣陷葉劍英“要搞政變”。葉劍英當場予以反擊。會後不久，江青一夥竟派人抄葉劍英在北長街81号的家，抄走了葉劍英大量手稿、記錄稿、講話稿和中央、軍委機關的來往信件以及其他的機密文件。還挖開地闆，檢查有無武器、電台。北京街頭貼出“打倒葉劍英”、“斬斷葉劍英的黑手”等大标語。中央戲劇學院成立“揪葉聯絡站”，先後将葉劍英的幾個子女、親屬，甚至保姆關進監獄，并成立“專案組”，搞逼供信，羅列罪狀，栽贓陷害葉劍英，必欲打倒而後快。他的小女兒文珊被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保護起來，當電話守機員。江青知道了，說她“洩漏機密”，要把她抓起來，傅崇碧連夜通知她離開，後到福建去當兵。①他們不僅從政治上制造種種駭人聽聞的什麼“兵變”、“逆流”、“沖擊事件”等謠言，惡毒攻擊葉劍英等元帥和高級将領，而且從組織上改組最高統帥部，成立“軍委辦事組”，讓黃永勝取代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1968年3月，又制造“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事件，誣蔑幾個老帥是“黑後台”。他們組織人員專門私整各位元帥的黑材料，造謠誣蔑葉劍英曾“被俘”、“企圖投敵”，直到毛澤東親自批示這是“老一套謠言”，下令禁止，并在天安門城樓上當面向葉劍英澄清此事，他們才被迫罷休。
①訪問傅崇碧、李新民、李永悌、張延忠談話記錄，1986―1994年。
五忍辱負重，堅持鬥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幾位開國元戎，受盡了屈辱和摧殘，處于被打倒和“半打倒”的狀态。賀龍被扣上“二月兵變”的罪名，首受其害。朱德被誣為“舊軍閥”。彭德懷則“新老帳”一起算，再次被批鬥。陳毅被打成“老機”、“老右”。聶榮臻主管的國防科委，被“九一五”、“九一六”兩大群衆組織糾纏得不可開交。徐向前領導全軍“文化大革命”招來橫禍，被迫靠邊站，勒令檢查。劉伯承身患重病，仍不免受刁難。葉劍英雖然受毛澤東一再保護，說他長征路上獲取張國焘企圖危害黨中央的密電有功，但仍然處于被“半打倒”狀态。有一段時間，黃永勝一夥不給他看文件，不準他打電話，不準與外界聯系，甚至不準與子女聯系，過着與世隔絕的孤寂生活，但他仍然保持樂觀主義的态度，堅持鬥争。他的親屬、子女十分擔心他的生活和健康。他這個“逆流的老爸爸”以慈父之心關心愛護子女們，常常寫信或面谕，告誡他們要“潔身自愛，奮發圖強”，“挺起胸膛走路，夾着尾巴做人”。他曾書“禍患常積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與女兒楚梅、女婿鄒家華共賞警勉。他在給遠在外地的文珊的回信中寫道：“你信中問到二号樓（葉劍英在軍事科學院的住地），且聽吧：二号樓前果木多，一間古廟一頭陀（和尚）。如有假日歸來看，你的窩兒照樣呵！”他在信中語重心長地囑咐女兒說：“人要成才，就要千錘百煉，才能成為有益于人民的人。你要刻苦鍛煉，‘馬大哈’氣味要大大壓縮一點。”他在另一封信中寫道：“人生是多麼短促，宇宙是多麼無限，人們以短暫的時光完成悠遠的事業，隻有代代相承，蟬聯不斷，愚公式地幹下去。??親愛的珊兒，勇敢地堅毅地準備好接起前一輩的班來吧！”①在極其艱難複雜的境況中，葉劍英表現非常沉着冷靜，應付自如，他告誡辦公室的同志：“大事多請示報告，小事要沉着思考，遇事與群衆商量。”
他忍辱負重，置個人生死于度外，以極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江青一夥周旋，機敏巧妙地進行着各種形式的鬥争。同時，想方設法保護幾位元帥和老将軍、老幹部。他看望病中的聶榮臻元帥，兩人談到林彪、江青一夥把跟随毛主席多年的老帥和老同志列為“老機”，開會坐在右邊或台下，動辄批鬥，非常憤慨：“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徐向前元帥回憶當年的情景，對葉劍英曾作過這樣一段評述：“他在自己處境十分艱難的情況下，仍然關懷着軍隊的穩定，關心着其他受沖擊的同志。一次他聽到風聲，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一面嚴令保護我的安全，一面親自打電話給我，安排我轉移到西山去祝這種患難與共的真摯感情，使我難以忘懷。1967年‘八一’建軍節前夕，由于林彪、‘四人幫’一夥搗亂，朱德同志和我們幾個受沖擊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軍四十周年招待會，竟成了問題。在出不出席還沒最後定時，劍英同志親自帶着一名戰士理發員，來到了我的住處，要我先理個發，作好出席招待會的準備。當時他的意見十分明确：這次招待會，軍委的一些老同志應該出席，這不是個人的事，它關系到軍隊的安定與團結，關系到國内外的影響，也是向‘四人幫’一夥的鬥争。當毛澤東同志批示朱德同志和我們幾位老同志都要出席的電話通知打來時，劍英同志喜形于色，十分高興！”①①《萦思錄――懷念葉劍英》，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59頁。
①徐向前：《功勳卓著，光輝一生》，載1986年10月31日《人民日報》。
葉劍英身處逆境，猶念念不忘向黨内外的一些知名人士、革命先烈及其親屬，給以愛心，送去溫暖。他不但親自寫信表示慰藉，還派秘書和子女了解他們的處境和困難，盡力相助。當他得知宋慶齡變賣衣服和書籍時，特修書安慰，以後又設法接濟5萬元人民币，解決燃眉之急；對李立三、黃琪翔、蔣光鼐、司徒美堂、鄒韬奮、趙世炎的夫人及子女等都曾給以親切關懷。葉劍英遭難這一時期，廣東和家鄉以及外地來京的許多老戰友、老部下、老鄉親、老朋友想方設法，沖破阻攔去看望他，他表現出十分樂觀豁達的态度，告慰大家，再難也能挺得住，闖過這一關。同時非常關心老熟人和各地區的情況，問東問西，了解甚詳，深切關注。①①訪問李堅真、錢益民、柯平、楊資元、祁鋒、寇慶延、羅湘林、杜襟南、曹冰、陳傳照等談話記錄，1991―1993年。
六“二月逆流”實為“二月正流”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以後，毛澤東親自找幾位元帥談話，并于1969年1月3日在一份簡報上批示：“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志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把關系搞好。”周恩來也為“二月逆流”的平反問題做了很多工作。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以後， 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李大章、張國華等，當葉劍英走進會場時，毛澤東對到會的人員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接着他又對大家說：“‘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那個王、關、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
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
②1972年1月初，毛澤東又對周恩來、葉劍英說：“‘二月逆流’經過時間的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現在我有事，請你們去向陳毅同志傳達一下。”為了慎重起見，周、葉當場核對了記錄。1月6日16時20分，葉劍英匆匆趕到醫院向重病的陳毅作傳達。據當時在場的保健醫生卞志強教授回憶，葉劍英淚流語塞，用顫抖的雙手從衣袋裡掏出一張紙，上面抄着毛澤東為所謂“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話。他說：“毛主席、黨中央要我來看你，你要安心養病，會好的。”他把紙條上的内容讀了一遍，再交給守坐床頭的陳毅女兒姗姗，讓她再念給陳毅聽。姗姗伏在床頭輕聲對陳毅說：“爸爸，剛才葉伯伯的話，如果你能聽見，就閉一閉眼睛。”這時說話已經困難的陳毅閉了閉眼。當日深夜11時55分，陳毅與世長辭。葉劍英悲痛異常。在陳毅患病期間，葉劍英多次去醫院看望他。“毅公卧病，詩以慰之”，他在《慰陳毅同志》詩中寫道：“君子坦蕩蕩，于人曰浩然”。
“斯人有斯疾，聞道可聞禅。信回天有力，前路共巨艱”。①他希望有回天之力能醫好陳毅的病，好再并肩戰鬥，繼續完成艱巨而重大的曆史使命。以後，又寫信安慰陳毅：“望寬心醫治，老英雄定能戰勝頑疾，祝早日恢複健康。”
他在詩和信中高度贊揚了陳毅的大将風度和高尚品德，表達了對老戰友的深切關懷。陳毅辭世，他去悼念，特書《悼陳毅同志》詩：“鬼蜮含沙射，元良息仔肩。兒曹當鶴立，接力競無前。”②贈給陳毅子女，對晚輩提出了殷切的慰藉和希望。他借用曹植《洛神賦》“竦輕軀以鶴立，若将飛而未翔”的詩句，勉勵陳毅子女，當“鶴立”成才，挑起重擔，繼承父志，接力向前。
葉劍英和陳毅在長期革命鬥争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是肝膽相照、同聲相應的知己和詩友。人們贊道：“葉陳二公，屹立青松，抵制錯誤，二月抗争。”①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宣布為”二月逆流”平反。1981年3月18日，鄧小平在同《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負責同志談話時說：“所謂‘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幫’的反複鬥争嘛。”②②毛澤東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人員談話記錄，1971年11月14日。
①《葉劍英詩詞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53頁。
②《葉劍英詩詞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55頁。
①訪問廖蓋隆談話記錄，1986年6月。
②《鄧小平文遜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03頁。
七到新華印刷廠“蹲點”
1968年底，毛澤東親自抓北京的“六廠二校”作為指導“鬥、批、改”的試點單位。1969年春節，毛澤東找幾位元帥談話，要他們到工廠去蹲點，作點調查。葉劍英被指定去新華印刷廠。
葉劍英冒着凜冽的寒風來到二裡溝車公莊的新華印刷廠，同陳雲、譚啟龍一起學習、勞動。他在裝訂車間，一面參加學習、勞動，一面接觸工人搞調查研究。在車間裡，他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态，出現在工人群衆中間，和工人同吃同勞動，盡自己最大努力幹些體力活，同時參加學習班的批判會、讨論會，虛心向工人學習。為了學到更多的東西，他還在廠裡的安排下，到别的車間去參觀訪問，詳細了解生産的每道工序，并同工人們座談勞動經驗體會，支持革新創造，關心群衆疾苦。廠裡的幹部和工人知道他是軍隊元帥和中央領導人， 70多歲了，身體又不好，就主動照顧他，勸他多休息，單獨開夥吃飯。但他一再表示，自己是來學習的，都婉言謝絕了，始終遵守工廠的規章制度和勞動紀律，堅持同工人們一起作息，一起到大飯堂就餐。工人們很感動，親切地叫他“老葉”，願意同他說心裡話。普遍反映，“老葉”平易近人，艱苦樸素，和咱們心連心。①這期間，葉劍英常給在自己身邊的子女和侄兒選鈞等談自己在新華印刷廠勞動的情況和收獲，說自己“每天向工人學習，受到教育很深”。周恩來對他十分關懷，特意派楊德中幾次去看望他，并帶話囑咐千萬注意身體。葉劍英給周恩來寫報告，談自己在工廠鍛煉學習的體會。報告中贊揚工人的革命品質，謙虛地表示自己“落後了，要趕上去”。②①訪問任常青談話記錄，1986年3月。
②葉劍英寫給周恩來的報告，1969年8月26日。
八對國際新戰略的建議
1969年3月，蘇聯軍隊悍然入侵中國黑龍江省虎林縣珍寶島。
這時葉劍英雖然被迫離開軍委領導工作崗位，但對“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這一重大事件極為關注。3月初，他根據毛澤東、周恩來指示，同其他幾位在北京“六廠二校”蹲點的元帥一起讨論國際形勢。3月18日向中共中央、毛澤東寫了報告，提出了7條具體建議。3月下旬，他同其他幾位老帥一起多次研究了珍寶島反擊作戰問題，并根據研讨的意見由他負責整理了一份《從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寶島樹》的報告，呈報毛澤東主席。報告站在世界全局高度分析了蘇聯軍隊突然入侵珍寶島的原因、目的及其發展趨勢，進而揭示了美蘇稱霸全球的戰略企圖、與各國之間的矛盾鬥争。報告最後對民兵建設、軍事訓練、軍工生産等一系列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③“珍寶島事件”以及由此加劇的中蘇關系緊張局勢，一直壓在葉劍英的心頭。在這一事件一周年之際，葉劍英身處外地，肺病複發，猶念及蘇聯百萬大軍壓境的威脅，以《珍寶島》為題賦詩一首：病閱聊齋事可傷，恒娘讀罷又庚娘。
敵軍壓境魔侵肺。
心在邊疆身在床。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國際國内極其緊張的形勢下召開。在這次大會上，由林彪作的政治報告中再次批判“二月逆流”。葉劍英在會上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特别是珍寶島事件，在發言中強調要保持軍隊的穩定，争取時間加強訓練，提高部隊戰鬥力，準備打敗敢于來犯的任何敵人。而林彪、江青一夥則鼓吹國際“中心轉移論”，強調軍隊要“突出政治”，對葉劍英繼續進行圍攻。但是，德高望重的葉劍英，卻受到大會絕大多數代表的擁護和愛戴。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經毛澤東、周恩來等提議，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九大以後，葉劍英和陳毅、徐向前、聶榮臻等幾位元帥，接受周恩來總理交代的任務，從6月7日開始，多次在中南海武成殿聚會，在陳毅主持下，全面深入讨論國際形勢和戰略問題。在會上，葉劍英作了幾次很有見地的發言。他在發言中，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強調要利用美國、蘇聯和歐洲各國之間的矛盾，盡快打開中美之間的僵持局面，恢複中美會談。他說，現在美國不得不從南越逐步撤軍，蘇聯在大力推動建立“亞洲安全體系”，尼克松訪問亞洲五國，是怕蘇聯接管“真空”。美國國務院宣布“兩個放寬”，步子雖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國的新動向。後來由參加會議作記錄的熊向晖等根據元帥們讨論的情況，整理成一份書面報告《對戰争形勢的初步估計》，于7月11日由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簽署，上送周恩來總理轉呈毛澤東主席。①在這份報告中，四位元帥對中、美、蘇“大三角”的戰略關系進行了深入的研讨，全面地分析了“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鬥争”，③葉劍英：《從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寶島樹》，1969年3月29日。
①《葉劍英詩詞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54頁。
①訪問熊向晖談話記錄，1989年10月。
着重地對蘇美矛盾進行了深層次的分析，并判定：中蘇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于中蘇矛盾，反華大戰不緻輕易發生。報告全面地勾畫了國際戰略新格局，為打開中美關系局面提供了依據，為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制定重大戰略決策作出了曆史性的貢獻。②這一年9月，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逝世。葉劍英作為副團長陪同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于9月4日乘專機前往河内吊唁，并與越南領導人舉行會談。
②《對戰争形勢的初步估計》，1969年7月11日。
九“流放”湖南
但是，林彪一夥并沒有放棄對葉劍英等的迫害。1969年10月，他們借口所謂“緊急戰備”需要，迫使葉劍英等許多老同志離開北京奔赴外地。年過七旬的葉劍英被“下放”到長沙，以後又輾轉流徒于嶽陽、湘潭、廣州等地，含冤受屈，受盡林彪及其追随者們的冷遇、刁難和折磨。同時也受到許多領導人和基層工作人員及群衆的關懷和愛戴。周恩來曾親自打電話慰問。
下放到江西的王震特地趕到湖南看望。湖南省軍區的一些好同志對處在困境中的葉劍英盡力給予關心照顧。葉劍英和這些同志相處甚安，經常說古談今，啟發他們讀書明理，做一個真正的革命戰士。①他在外地的弟弟和子女偶爾來看望，或捎信來問候，他表示感謝：“千裡寄書能慰我，似逃空谷聽人聲”，在給選甯的複信中寫道：“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在“戰備疏散”期間，葉劍英雖然身處逆境，年老多病，兒女失散（有的在監，有的緻殘），但仍胸懷開闊，泰然處之，始終保持旺盛的鬥志和樂觀情緒。每天堅持讀馬列、毛澤東著作和古典文學，學習外語，堅持鍛煉身體，堅持收聽廣播，關心天下大事，為國為民憂心。他利用各種機會，經常出外走一走，轉一轉，參觀工廠，看望群衆，向有關部門領導反映情況，提出合理化建議。他登臨嶽陽樓，極目八百裡洞庭，覽物動情，反複吟誦範仲淹的名句：“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②愛國利民，其志更堅。心有所感，則吟詩填詞以明志。1970年端午節，他遙望汨羅江，憑吊屈原，作詩一首：澤畔行吟放屈原，為伊太息有婵娟。
行廉志潔泥無滓，
一讀騷經一肅然。
葉劍英平生十分敬佩屈原的詩品和人品。他設身處地，想起屈原當年的放逐生活，以“行廉志潔”來鞭策自己。他默默地忍受着不公正的待遇，不提任何特殊要求，經常告誡身邊人員，不能給人家添麻煩，不準搞特殊。他在嶽陽招待所，親自下廚房感謝炊事員陳炳生給他做的可口的飯菜。有一次，他與陳聊天，看到要把剩下的藕汁倒掉，便勸阻說：“陳師傅，這是好東西，丢了太可惜。替我留下來，下頓飯給我喝！”使在場的同志很受感動。①①訪問胡家虎、趙宴宏、趙福和、蕭振西、蕭根如、王潤泉、陽新明等談話記錄，1986―1993年。
②範仲淹《嶽陽樓記》。
③《葉劍英詩詞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54頁。
①訪問陳炳生、陶敬業、鐘友情、方震等談話記錄，1986年。
十揭穿陳伯達的真面目
1970年7月6日，葉劍英突然被告知，由長沙乘機返回北京。剛到住地二号樓，周恩來即打來電話，表示歡迎和慰問。緊接着，到京西賓館連日開會，為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作準備。
從此，葉劍英結束了長達300天的“流放”生活。
8月23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葉劍英同中央其他領導人于8月20日飛上廬山，參加會議。毛澤東主持會議。會上，林彪、陳伯達一夥早有預謀，搞突然襲擊，抛出“稱天才”的材料，堅持設國家主席，迫不及待地進行搶班奪權。當即受到毛澤東、周恩來以及與會多數同志的揭發批判。
葉劍英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保持清醒的頭腦，旗幟鮮明，實事求是地與林彪、陳伯達進行鬥争。
中共中央宣布對陳伯達進行審查。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在廬山住地同周恩來、葉劍英連日研究“批陳”問題，确定逐步開展“批陳整風”運動，并把調查陳伯達反革命曆史和政治面目的任務當面交給周、葉。11月，葉劍英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了參加調查小組的人員和中央辦公廳及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會上，他明确交代了任務，提出了要求，特别強調要堅持實事求是，重證據，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會後，他親自帶領工作組，奔赴陳伯達家鄉福建惠安縣陳安大厝和廈門鼓浪嶼、集美等地調查。然後又去廣東、廣西等地找有關人員座談，提審在押人員，查閱敵僞檔案報刊，進行反複查證。為了弄清問題，他親自我人談話，掌握第一手材料，有時談到深夜一、二點鐘，在調查研究過程中，他及時與中央聯系，親自給中央寫工作進展情況報告。①經過幾個月艱苦細緻的工作，終于查清了陳伯達這個政治騙子的反動曆史，比較系統地揭露了所謂“紅色理論家”的真面目，為中央清除林彪與陳伯達等反革命集團做出了重大貢獻。
①訪問張廷棟、劉均、溫喜民、陳海澄、馬浩等談話記錄。1984―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