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向敵後之敵後挺進（一）
1941年的秋季大“掃蕩”，北嶽、平西根據地這兩塊硬骨頭岡村甯次沒有能啃下來，但在極力破壞根據地方面，在增修新的堡壘、封鎖溝、封鎖牆方面，他卻是取得了一定成績的。也就是說，通過“掃蕩”，日軍在推行“治安強化運動”方面取得了進展。這給晉察冀軍區帶來了越來越大的困難。
聶榮臻對反“掃蕩”的勝利，一面感到高興，一面保持着清醒的頭腦。
他交待唐延傑：軍區對這次反“掃蕩”，已經有了個初步總結，也已經有了部隊傷亡的統計數字，但要盡快統計各方面遭受的損失，還要發動大家進一步總結經驗教訓。
經過近兩個月搜集的統計資料，唐延傑報告的數字是驚人的：北嶽區人民群衆死傷4500多人，青壯年被抓走2萬多人，房屋被燒毀15萬間以上，損失糧食近5800萬斤，大片莊稼被毀，被搶走和毀壞的農具23萬餘件，搶走牲畜家禽8萬多頭隻；敵人新修碉堡113個，公路530多公裡，挖封鎖溝158公裡，在冀晉邊界地區制造了大片無人區；北嶽、平西根據地的面積縮小了4000多平方公裡。
聶榮臻聽着這些數字，緊皺雙眉，背着手不斷地來回踱步，半晌，慢吞吞地說：“這損失是夠大的，也就是說，岡村甯次在‘三光政策’以及結合‘掃蕩’推行‘治安強化運動’方面，還是有所收獲的。今後我們的困難會更大，日子将更不好過。”過了一陣子又問：“大家認為主要有些什麼教訓呢？”
“各級領導機關過于臃腫龐大；地方人民武裝的領導機構不健全，在這次反‘掃蕩’中指揮不夠得力；人民武裝迫切需要的地雷、手榴彈等沒有可靠的供應渠道，不能滿足對敵鬥争的需要；軍工廠過于集中，受到了較大損失；對制高點、制高區缺乏一套有效的控制辦法；還有些長途電話線架設得不夠隐蔽，遭到破壞，使軍區難以及時全面地掌握敵我情況；特别是敵人結合‘掃蕩’，大力推行‘治安強化運動’，設置了許多封鎖線，在軍事上經濟上對我們威脅都很大，大家都表示擔心。”唐延傑回答說。
“這是哪些人的看法？”
“司令部作戰參謀們集體研究的意見。”
“嗯，有道理。對敵人搞封鎖線的問題，這次反‘掃蕩’以前，我們早已覺察，幾次通知各部要想方設法平毀敵人的封鎖溝、牆，過去取得了許多成績。這次反‘掃蕩’以後，從11月中旬起，經過一個多月大規模的破襲戰，又取得了不少成績。但是我們夜間破，他白天修，看來收效不大，還得想新的辦法。”
唐延傑點頭表示同意。
晉察冀邊區軍民在艱難困苦中迎來了1942年。一月中旬，為了沖破錯綜複雜的困難局面，晉察冀分局在平山縣寨北村召開了有軍分區以上領導幹部參加的高幹會議。聶榮臻在會上指出：總的形勢對我們有利，去年12月太平洋戰争爆發，國際反法西斯陣線最終成立，日軍戰線拉長，困難定會更多，向華北再大量增兵的可能性減少了。但日本侵略者也肯定要作最後掙紮，會加緊對敵占區的統治，加緊對邊區的封鎖、“掃蕩”、“蠶食”與掠奪。敵人在戰術上基本還是強調高度分散配備。即第一線據點大多由戰鬥力較強的日軍守備；其後的堡壘、據點大多由僞軍守備。初步統計，在邊區已有敵占據點與堡壘1600多處，比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國民黨在中央蘇區構築的堡壘密度還要大。敵人的分割政策還在繼續，由溝到牆，由一道溝到縱深的幾道溝，在晉察冀與晉冀魯豫、晉西北之間，在冀中平原與北嶽山區之間，以至邊區内的各縣之間，都在挖溝壘牆，加緊封鎖，掠奪物資①。
實際情況确實如此。以晉察冀的心髒北嶽區為例，敵人在秋季大“掃蕩”中打通了由易縣經涞源到靈丘的公路，以圖割斷北嶽區與平西、平北地區的聯系。在同蒲路東側的冀晉邊地區，南起盂縣，北至台懷設立了一道封鎖線，大肆制造無人區，意在割斷晉察冀與其它戰略區的聯系。在平漢路西側，沿易縣、滿城、完縣、唐縣、曲陽、行唐、靈壽延伸到正太路北側的平山、娘子關，設立一道封鎖線，意在切斷北嶽山區與冀中平原等根據地的聯系。在冀中、冀東等地，情況也大體如此。各區的困難日甚一日。總之，日軍的堡壘線向根據地内部步步推進，根據地已日漸縮小，這種情況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嚴重憂慮。
聶榮臻在這次會上針對上述情況指出：以地方武裝為主，不斷開展廣泛的遊擊戰，“配合政治攻勢，瓦解和消滅僞軍與僞組織，相機收複一些地區”。
“由于敵之側後存在着大的空隙，因此在封鎖溝外的活動可能收到大的效果。”②聶榮臻在回憶錄裡說：“到‘敵後之敵後’，有個發展過程。開始，還是處于有行動但不是很自覺的狀态。1942年1月，在晉察冀分局召開的軍分區以上幹部會議上??就已經有了到敵後之敵後去的初步想法，隻是那時的說法是‘到敵人側後去開展遊擊戰争’。”
1941年12月中旬，根據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政治部的指示，聶榮臻發布了開展對敵政治攻勢的訓令。各部按訓令要求，派出30多個武裝宣傳隊，在人民群衆的密切配合下，深入敵占區，曆時40天，散發宣傳品130多萬件，召開僞軍和僞組織座談會250多次，産生了重要影響。1月寨北村高幹會議後的3月間，他又發布了第二期政治攻勢的訓令。訓令要求各部像上次宣傳攻勢那樣，派出武裝工作隊，深入日軍占領區，散發宣傳品，召開群衆大會，還可以繼續利用關系，召開僞軍、僞政權組織人員及其家屬的座談會，宣傳太平洋戰争爆發後，日軍陷于孤立必敗的境地，曉以中華民族不屈不撓抵抗外侵的曆史傳統，以動員敵占區人民，和被脅從的僞軍政人員，發揚愛國主義精神，同仇敵忾，幫助邊區軍民的對敵鬥争。
這兩次政治攻勢，聲勢浩大，拉開了向“敵後之敵後”挺進的序幕。各部先後派出有幾十名到上百名武裝人員組成的武裝工作隊60多支，在人民群衆的幫助掩護下，順利越過敵人的封鎖線，攜帶數以百萬計的宣傳品，針對不同對象進行工作。如對日軍的宣傳品，都是由“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由日軍被俘人員中的進步分子組成）”、“華北朝鮮獨立同盟邊區分盟”、“朝鮮義勇軍”的成員設計拟制的。他們深知日軍内情，宣傳品内容豐富多采，針對性強。如傳單先說一些賀年、祝賀櫻花節的話，然後再說别的道理，慰問袋除宣傳品以外，還裝有日本國内的招生廣告、“通行證”、邊區産的土特産品等。宣傳品是用日文寫的，日軍都看得懂。他們有的還成功地在堡壘附近與日軍進行了櫻花節聯歡會。所有這些，都程度不同地引起①《聶榮臻軍事文遜，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72、173頁。
②《聶榮臻軍事文遜，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73頁。
了日軍士兵及一些下層軍官的思鄉厭戰情緒。對僞軍政人員，武工隊通過關系，召開多種形式的座談會，或用喊話筒對僞軍據點喊話，告訴宣傳品放在什麼地方，要他們去齲大部分僞軍政人員不敢反抗，有的僞軍還與工作隊員對話對歌，叫今後多告訴他們一些好消息。特别是武裝工作隊召開的僞軍政人員家屬座談會，氣氛活躍。他們對日軍必敗，僞軍政人員應及早棄暗投明的道理聽得都很入耳。有些敢于頑抗的僞軍政人員，武工隊堅決予以鎮壓。
聶榮臻在一張針對僞軍政人員的布告中提出了這樣的号召：“審時度勢，翻然悔悟，舉義反正，為國殺敵，以贖前愆”，并警告，執迷不悟者，定當國法從事。這樣的布告，竟然貼到了石家莊日僞軍的碉堡底下。對人民群衆的宣傳形式更是活潑多樣。随隊行動的文藝工作者，向群衆演出了短小精悍的話劇、活報劇、快闆、歌曲、大鼓、花鼓等節目，揭露日軍暴行，宣傳根據地軍民的抗日事迹，使敵占區人民群衆受到極大振奮。日僞軍則随着政治攻勢的深入越來越惶恐不安。
聶榮臻聽到不斷傳來八路軍武工隊開展政治攻勢的勝利簡報，深感到“敵後之敵後”去活動，是打破敵人封鎖、“蠶食”政策的有效方法。因此， 1942年5月，他在轉發八路軍總部關于《反蠶食鬥争指示的訓令》中進一步明确提出：“各地正規軍，特别是平原地區，必須以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正規軍隊，以連營為單位，分散到各縣去活動，到敵後去活動，其餘正規部隊，應相對集中整訓，輪番調換。”①正當到敵後之敵後這一新的戰略方針逐步展開的時候，敵酋岡村甯次又集中兵力，向冀東和冀中區展開了大規模的“掃蕩”。
從4月初起，5萬多日僞軍開始“掃蕩”冀東抗日根據地。這一“掃蕩”，曆時兩個月，燒毀村莊1000多個，制造了多起慘案，被殺害的群衆和被抓走的青壯年各兩萬多人。冀東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劉誠光等在反“掃蕩”中壯烈犧牲。反“掃蕩”開始，冀東軍分區請示，鑒于日軍使用的兵力很大，軍區主力部隊拟轉移到熱河南部山區，以暫避敵人鋒芒，減少損失。聶榮臻複電：“窺其企圖，似有先摧毀我平原地區之工作基礎，控制平原而後轉向山區??為反敵清剿，堅持冀東基本區工作，除同意将主力暫時轉入山區、并開展山區工作外，更須組織幾個精幹支隊（以二三百人為一支隊），配合各地方武裝，采取積極靈活的出擊動作，打擊分散搜剿之敵??以控制地區。”②這種實事求是的處置，使冀東部隊主力在這次反“掃蕩”中未受大的損失。此後，日僞軍制造了以熱河南部為主的“千裡無人區”。在總面積3萬平方公裡（含部分平北地區）約100萬人口的地區内，以10萬日僞軍進行統治，分為由他們嚴密控制的“人圈”、準許耕種但不準居注不準耕種也不準居住的三種地帶。日僞軍在第三種地帶反複“掃蕩”搜捕，見人就殺。其目的是造成所謂“絕緣帶”，以割斷八路軍與人民群衆的聯系。面對這種嚴重局面，冀東八路軍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和人民群衆支持下，深入無人區，多次殲滅小股日僞軍。如冀東軍分區政治部主任李中權，就曾率兩個連在黃廠溝消滅日軍一個中隊。日僞軍在“人圈”和無人區的暴行，慘絕人寰，被害死亡的群衆達20萬人，其殘酷程度不亞于南京大屠殺。
緊接着，岡村甯次指揮5萬多日軍，在僞軍配合下，對冀中軍區進行大① 1942年5月15日，聶榮臻轉發八路軍總部的訓令。
② 1942年4月5日，聶榮臻“關于堅持冀東基本區工作”對李運昌等人的指示。
“掃蕩”，冀中地區軍民奮起反“掃蕩”。因為“掃蕩”和反“掃蕩”是從5月1日開始的，所以又稱為“五・一”反“掃蕩”。
早從1941年起，敵人就不斷“蠶食”冀中根據地，用的同樣是建立封鎖線，以堡壘推進逐步“蠶食”的辦法。在“五・一”反“掃蕩”前約一年的時間裡，冀中根據地的面積和人口減少了約三分之二。
針對太平洋戰争爆發後的新形勢和冀中面臨的困難局面，八路軍總部曾于1941年12月12日發布“堅持冀中的戰略指示”，指出：為支持太平洋戰争，日軍有大規模“掃蕩”晉察冀，特别是“掃蕩”冀中區之極大可能。聶榮臻在此之前于11月13日，分析秋季反“掃蕩”後的形勢時指出：敵人揚言要再次對北嶽區進行大“掃蕩”，這是不大可能的。但對分區“掃蕩”時有可能，特别是冀中。接到總部指示後，他于12月17日電示各分區，要嚴密偵察敵情，準備反“掃蕩”。1942年1月4日，他根據各方面情況，又電示各兵團領導人，敵人決心分割、封鎖冀中，冀中要積極準備反“掃蕩”反封鎖，路西部隊要大力鉗制敵人，以配合冀中的鬥争。1月28日，他再次緻電各兵團領導人：敵人揚言要對北嶽區大“掃蕩”，有三種可能，其中之一的可能是“聲東擊西”，“掃蕩”冀中。4月下旬，他在讨論加強人民武裝建設的會議上再次強調，冀中要認真組織開展地道戰，以對付敵人的“掃蕩”。
但由于種種原因，冀中區在曆時兩個月的“五・一”反“掃蕩”中雖然取得了殲敵1萬多人的勝利，但冀中地區還是遭受了重大損失：部隊減員達百分之四十六以上，特别是幹部傷亡很大，内有團職以上幹部19人犧牲；人民群衆被捕被殺達5萬多人，還傷亡了大批地方幹部；被毀被搶的物資難以計數。
未受損失的主力部隊絕大部分撤到了平漢路西。冀中根據地一部分變成敵占區，大部分變成遊擊區。
這次“掃蕩”，日軍采取了“穩紮穩打”的辦法，由北向南，由東向西，在邊緣區形成包圍，反複“掃蕩”，建立據點，逐步推進。5萬多日軍大部用作封鎖部隊，形成所謂“鐵環陣”；一部分作為“掃蕩”部隊，利用優勢裝備如飛機、坦克等，和在平原地區運動方便的有利條件，逐村逐片“掃蕩”，哪裡槍響，就蜂擁向哪裡合圍。聶榮臻說，當時“冀中區的邊緣地帶戰火紛飛，而腹心地區卻異常平靜。這就是敵人的所謂‘誘導圈’”①。
在冀中反“掃蕩”過程中，聶榮臻始終密切注視着鬥争進程。5月15日，他命令一、三、四軍分區和軍區教導團全力破擊石家莊以北的平漢線，要各地區隊深入敵占區，摧毀僞軍僞組織，平毀封鎖溝、牆，以支援冀中反“掃蕩”鬥争。6月2日，他緻電呂正操等人，指出敵人在冀中中心區外圍“掃蕩”，用意是驅使我軍返回中心區，然後用重兵合擊，我軍應該迅速分散活動，跳出合圍圈。6月10日，他又以北方分局的名義緻電冀中區黨委：冀中是華北的主要産棉區，日軍為了掠奪資源，确保華北，封鎖北嶽區，必将對冀中反複“掃蕩”。但它兵力不足，我們隻要改變領導方式與活動方式，使武裝鬥争與各種鬥争相結合，安定群衆情緒，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冀中是可以堅持遊擊戰争的。6月28日，聶榮臻發布命令：“為保存主力，等待時機，特将七、九、十分區之主力轉移北嶽區。”命令規定：七分區的十七團、三十六區隊及行唐、靈壽、慈峪地區的部隊由鄭維山、吳西統一指揮；九分區的十八、二十四團由黃永勝、王平、詹才芳統一指揮；十分區直屬隊由一①《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532頁。
分區首長指揮。這些臨時措施，體現了聶榮臻依托山地堅持平原的軍事思想，對冀中反封鎖、反“蠶食”、堅持平原遊擊戰起了積極作用。6月下旬，他向總部報告了冀中反“掃蕩”的經過與經驗教訓。認為主要的教訓是：對敵人進攻的嚴重性認識不足；部隊擁擠于中心區，沒有适時分散；沒有廣泛地開展地道戰。在卧憶錄中，他補充的主要教訓還有，主力部隊撤出冀中後，沒有作出再及時返回冀中堅持鬥争的打算和部署，所以“掃蕩”後敵人大部分撤走了，留下部分日軍率僞軍殘酷迫害當地各種抗日力量，我們沒有回去，延緩了冀中區的恢複時間。
冀中“五・一”反“掃蕩”的曲折曆程和所遭受的巨大損失，牽動着晉察冀邊區廣大軍民的心。在軍區司令部裡，這種氣氛就更為強烈，每當聽到某地某部遭受了多大的損失，某位領導幹部犧牲了，大家的心頭都像鉛一樣的沉重。當參謀長唐延傑或作戰參謀向聶榮臻彙報這方面的消息時，他和大家一樣，感情總是受到強烈的震撼。特别是聽到團以上幹部犧牲的消息，其中包括八分區司令員常德善、政治委員王遠音同時犧牲的消息時，以愛部下著稱的聶榮臻，更是十分沉痛和悲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