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抗日模範根據地（二）
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文化工作也有蓬勃的發展。由于聶榮臻的一貫重視和大力支持，晉察冀建立了一支無限忠于革命事業而又人數衆多的文化工作隊伍。他們與人民生活、戰鬥在一起，充分發揮了打擊敵人、鼓舞人民的戰鬥作用。
說到文化工作，聶榮臻從紅軍時期起就十分重視。1933年在中央蘇區，他曾參加《廬山之雪》、《殺上廬山》等話劇的演出。他還利用戰鬥間歇，親自編寫了反映南昌起義的四幕話劇《南昌起義》。①抗戰初期，聶榮臻對平型關戰鬥中沙飛冒着生命危險拍攝的照片贊不絕口。當這位上海來的攝影記者向他提出，希望留在一一五師工作，聶榮臻滿口答應。以後他親自批準在晉察冀軍區政治部設立新聞攝影科，任命沙飛為科長。1939年元旦，軍區在蛟潭莊舉辦了一次攝影展覽，轟動了整個山村，部隊的幹部戰士看，附近村子的老鄉也來看，熱鬧非凡。聶榮臻盡管事前已經過目，也擠在人群裡再次欣賞。聶榮臻自己就是個攝影愛好者。1936年，他曾用任弼時送給他的照相機，在西安附近拍了不少照片。現在，他對沙飛、羅光達說：照片形象鮮明，真實生動，戰士和老鄉們容易看懂，不識字的人也能看懂，是一種很好的宣傳教育工具，要是能放大，群衆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他還規定，今後軍區的重要活動，都要通知攝影記者參加。後來看到沙飛等用自制的土放大機放大的照片時，聶榮臻高興地說：共産黨、八路軍做什麼事都有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不太好到比較好的過程。①對此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使沙飛、羅光達極為感動。1942年7月，《晉察冀畫報》創刊。7月7日聶榮臻為創刊号題詞：五年的抗戰，晉察冀的人們究竟做了些什麼？一切活生生的事實，都顯露在這小小的畫刊裡。它告訴了全國同胞，他們在敵後是如何地堅決英勇保衛看自己的祖國；同時也告訴了全世界的正義人士，他們在東方在如何的艱難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強盜！這本創刊号，根據聶榮臻的指示，用銅闆紙印刷，文字說明用中英文對照，畫面用簡單的彩色套印，令人耳目一新。在當時的艱苦條件下，能做到這樣，實屬不易。更為可貴的是，衆多的新聞攝影工作者，用生命和血汗的代價，深入前線、深入群衆，拍下了數以千計珍貴的曆史鏡頭，成為晉察冀軍民進行抗日戰争的最形象生動的曆史見證。所有這一切，都是和聶榮臻的支持分不開的，因為他把攝影工作也看作是對敵鬥争的一種銳利武器。
在聶榮臻的關懷下， 1937年12月11日，《抗敵報》和“抗敵劇社”在同一天成立。此後，西北戰地服務團、華北聯大文工團、聯大文藝學院、魯迅藝術學院、八路軍前線記者團等文藝、新聞團體來到邊區，以及邊區自行成立的各種文藝單位，都受到他的熱情支持和歡迎，大批從事文化工作的青年知識分子受到他的關懷和愛護。
《抗敵報》最初是油印的，以後逐步發展成石英鉛印的報紙。印數也①潘振武：《戰歌春秋》，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第56頁。
① 1984年《中國攝影》雙月刊，中國攝影出版社出版1989年9月第5期，羅光達回憶文章。
由開始時的幾百、幾千份，發展到幾萬份。1940年11月7日，《抗敵報》改名為《晉察冀日報》，它積極宣傳共産黨、八路軍堅持抗日的方針政策，準确、迅速、及時地報道邊區軍民火熱的鬥争生活，成為深受大衆喜愛而又具有權威性的報紙，為根據地的創立、鞏固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聶榮臻格外喜歡這份散發着油墨香味的報紙，也格外喜歡辛勤辦報的鄧拓和那些年輕有為的編輯、印刷工人及發行人員。他說：“鄧拓辦報是有功的。大批革命的新聞工作者在異常艱苦的環境中進行了大量的工作。《晉察冀日報》社的鄧拓，就是其中最傑出的一個。他領導的《晉察冀日報》社，在反‘掃蕩’期間，經常是一面打遊擊，一面工作。整個報社精幹得很，就是那麼幾頭騾子，馱着輕便的印刷器材，編輯記者們背着輕便電台。鄧拓帶領大家，一手拿槍，一手拿筆，與敵周旋。”因此，他送給鄧拓一匹好馬。報社凡有重要社論趕着發表，起草後哪怕是深更半夜，鄧拓也要單身匹馬趕到司令部來，請聶榮臻審閱。《抗敵報》以及《救國報》、《抗敵三日刊》等陸續印發到邊區各地，敵人卻始終找不到這些“遊擊報社”的蹤影。
邊區還辦有理論刊物《新長城》，綜合性的文化雜志《學習半月刊》，文學藝術刊物《詩建設》、《山》、《鼓》、《文藝通訊》等等。
它們像一支支犀利的投槍和匕首，刺向敵僞的反動宣傳和腐朽的文化，也刺向反抗戰、反團結、反進步的扒手們。聶榮臻等邊區黨政軍領導人，成了廣大文化工作者最堅強的後盾。
“抗敵劇社”在阜平成立時，最初稱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宣傳隊，隊長是楊克武，演出一些紅軍舞蹈，抗戰歌曲等比較簡單的節目，以配合作戰和發動群衆等中心任務。後來從城市來了一批知識分子，劉佳、胡可、杜烽等，演出的節目就豐富一些了。1939年初開始有了女演員胡朋、陳劍戈、陳群等，演出的水平更進了一步，可以演出多幕話劇了。
“我們的革命根據地不僅在政治上是最光明的地方，在文化上也應該是最先進的地方。”聶榮臻常對政治部主任舒同和宣傳部長潘自力說，“我們要有力地抵制敵僞腐朽文化，使扼殺進步文化的國民黨統治區相形見绌。咱們邊區彙集了衆多有志有為的文化戰士，尤其是平津地區來的大批優秀的知識青年。我們應該很好地發揮他們的作用，同時也幫助他們，使他們在鬥争中鍛煉成長”。
對于文藝節目的演出，聶榮臻尤為重視。“抗敵劇社”演出的《松花江上》、《張家店》、《美人計》、《順民》、《林中口哨》及舒同主任親自編寫的《警覺》等戲劇，演出水平雖然不很高，但聶榮臻一有空就去看，看後有時還要作指示。總部學兵隊戲劇組帶來的戲劇《順民》，是崔嵬在大後方寫的，某些情節不大符合敵後鬥争的實際與需要，聶榮臻認真地提出了商榷意見：“劇中的老大爺遭日本兵毒打，兒媳婦被強奸，猛醒後放火燒掉自家的房屋去抗日――這個抗日願望很好，但是房子卻燒得不對頭喽！敵後要建立我們的根據地，有時敵人‘掃蕩’，我們号召群衆堅壁清野，為的是不給敵人留下糧食和物品，迫使敵人不得不退出根據地。至于房子，還得留下，敵人走了，我們回來還得住呀，老百姓也是不贊成‘焦土抗戰’的嘛。所以說，藝術要符合鬥争需要??”有時候，他看到一個好戲，總是高興得連聲說：“演得好，演得好！你們應該下到分區去巡回演出，讓下面的同志也一飽眼福，既受教育，又得到娛樂。”
1941年1月26日除夕之夜，聶榮臻工作到下半夜兩三點。大年初一早上，天剛亮，他就被抗敵劇社兒童舞蹈隊來拜年的小兵們給叫醒了，起床一看，隻見劇社的宣海池、田華、華江等一群長得十分可愛的10歲左右的小孩，穿着聶榮臻批準發放的幹部軍服、吊兜兒馬褲，顯出俊秀模樣，正舞着霸王鞭，唱着歌兒向他拜年。聶榮臻高興得一個勁兒地說：“謝謝你們，謝謝同志們給我拜年??”“聶司令員，我們還沒有吃早飯呢！”宣海池一副天真可愛的樣子，脆生生地嚷了起來。聶榮臻哈哈笑了，向正圍觀的管理科人員說：“好啊，快給他們煮餃子呀！”
能在司令員身邊吃到一頓平時極難吃到的餃子，對這些文藝小兵來說，簡直是最高的獎賞和享受。孩子們高興得就像小喜鵲一樣，吱吱喳喳地叫了起來。他們吃餃子的時候，聶榮臻在一邊端詳着，叉腰欣賞着孩子們那種可愛的吃相，流露出滿心的喜悅。他拿起電話告訴政治部：“小鬼隊拜年，要好好招待！”結果，小兵們轉了一大圈拜完年，吃飽喝足之外，衣袋裡還脹鼓鼓地塞滿了花生和紅棗，歡天喜地、蹦蹦跳跳地帶回去分給比他們年長的隊員們。
聶榮臻對軍隊的文藝工作者總是給予厚愛的，無怪乎人們常說抗敵劇社的文藝兵是“軍區之驕子”了。抗敵劇社和華北聯大文工團、西北戰地服務團聯合演出蘇聯話劇《母親》，他觀看後接見了劇組，稱贊他們演了一出有很大教育意義的戲劇，并說武裝鬥争與文化建設是不能對立的，文化加軍事加政治就等于革命軍隊的戰鬥力。①會餐的時候，他特地向導演崔嵬、丁裡、胡蘇、汪洋、飾演主角的胡朋以及所有的演職員敬酒，表示感謝，并檢讨說對大家關心不夠，使文藝工作者們深受感動。
聶榮臻關心文藝工作者，還表現在對他們的嚴格要求上。考慮到劇社社員要演出，下部隊時要做政治鼓動工作，所以他批準文藝工作者穿幹部服，留頭發，不必像普通戰士那樣一律剃光頭。但是不允許他們生活散漫，作風疲塌。有時看到個别的劇社人員衣冠不整，軍容風紀不好，他會叫住這種人，嚴肅地說：“你們劇社是培養政治工作幹部的地方，各方面都要作出好榜樣嘛。”
聶榮臻非常愛惜文藝骨幹。他對抗敵劇社的人才保留作了幾條嚴格的規定：第一，劇社裡凡是有文藝才華，做出過貢獻的人員要調出去，都得經過他批準。第二，劇社的女演員太少，即使是符合婚姻戀愛條件的老紅軍團職幹部，也不許到那兒找對象。培養一個女演員不容易，都找跑了，生兒育女改行去了，她的藝術生命終止了不說，劇社還怎麼演出？劇社内部目前也不允許互相談戀愛，何時開禁，以後視情況再定。第三，創作和演出的節目一般由劇社自己定，頂多宣傳部審查一下就行，他不去幹涉，叫别人也不要一味指責。
正是因為有了聶榮臻的幾條規定，才使抗敵劇社保持穩定，湧現出了一大批當時和後來都聞名于全軍乃至全國的劇作家、導演和演員。進城後，聶榮臻曾欣慰地對擔任北京電影制片廠廠長的汪洋說：“那時我就想到要保留你們這些藝術人才了。現在看來，都留下來了。”汪洋感慨地點了點頭，眼前又浮現出在晉察冀時那難忘的一幕：軍區政治部調汪洋到冀東工作，忘了向聶榮臻報告，聶榮臻發覺後命令立即追回。宣傳部長潘自力急得連警衛員① 1941年1月22日《晉察冀日報》。
都來不及帶，騎着快馬，滿頭大汗地追上了走到半路的汪洋，心急火燎地喊着：“聶司令員不同意你調走，趕快回去換人！”
1941年7月5日的邊區第二屆藝術節大會上，聶榮臻再次指出：各藝術團體在文藝運動中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我軍的傳統是“把藝術當作政治工作的武器”，“需要戰鬥力就一定需要文化”①，軍隊要用這個武器來提高戰鬥力。藝術要大衆化，也要提高，不要因有某些缺點而否定一切。藝術工作是需要經過10年、20年長期努力才能有成就的，有些藝術工作者不安心藝術工作是不對的。
不難想象，聶榮臻對文藝工作的這些指示，對邊區各文藝團體所起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是多麼巨大。衆多的文藝工作者，依據邊區無比豐富的鬥争生活，創造出了大量的戲劇、音樂、詩歌、文學、美術作品，又極大地鼓舞了人民群衆的抗戰熱情。
1942年，晉察冀邊區的鬥争進入極端艱難困苦的時期。這年的1月15日，聶榮臻在平山縣寨北村出席了晉察冀分局高幹會議。會議期間，冀中區黨委書記黃敬等人向聶榮臻提出，大家從戰鬥的第一線到分局和軍區來開會，希望能看到一些水平較高的演出，譬如曹禺的話劇《日出》，請聶榮臻問問抗敵劇社，能不能滿足大家的要求。聶榮臻馬上把劇社社長汪洋和指導員劉肖蕪找來，轉達了這一意見，并說：“我們大多數同志都是農民出身，隻了解地主，不了解資本家，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情況更不熟悉，看一看《日出》這個戲有好處。”
劉肖蕪問：“司令員給幾天做準備？”
“3天。”聶榮臻平靜地回答。
“天哪！”汪洋和劉肖蕪全都楞住了，這是個大戲，而且連劇本都還沒有，更不用說排練、服裝、布景、道具了。坐在聶榮臻身旁的呂正操鼓勵說：“沒關系，你們就是拿着劇本在台上念，我們也看！”
既然聶司令員說了話，那麼，這無疑是一場需要打赢的戰鬥。汪洋和劉肖蕪返回劇社，連夜進行緊急動員，并從聯大的沙可夫那兒找來了劇本。就這樣，他們三天三夜不睡覺，隻在排練的間隙才打個盹兒，硬是把戲給排出來了。于是，奇迹出現了――抗敵劇社僅用3天時間，就把大型話劇《日出》搬上舞台，獻給了邊區的領導者們和全體軍民。
雪花飄飄，天寒地凍。搭在雪地裡的帳篷舞台，四周挖着一條燃着炭火的土溝，以便為穿着單薄衣服和旗袍的演員驅寒。聶榮臻興緻勃勃地坐在台下，邊烤火邊朝準備演出的演員們喊道：“加炭火呀！喝酒哇！”1940年就任政治部代主任的朱良才趕緊給演員們發酒，好讓每個人呷上幾口酒，脫去披着的棉衣上台。雖然演出服裝是麻袋布和紗布所做，劇中的沙發是驢馱子翻過來塞上背包改裝的，布景也是土法上馬搞出來的，但是演出卻很成功。3個多小時的演出，使身處敵後的人們大開眼界，熱烈的掌聲在冬夜的原野裡經久不息。演出結束之後，聶榮臻特地走上台向演員們表示感謝，還稱贊飾演“小東西”的年輕女演員方碧演得好。方碧幸福地望着慈父般的司令員，眨了眨美麗的大眼睛，甜甜地笑了。
聶榮臻沒有想到，這竟是這位既會演戲又能寫劇本的年輕女戰士留給他的最後一個微笑。方碧是兩個月後與劇社的戰友們深入到遊擊區和敵占區宣① 1941年7月16日《晉察冀日報》。
傳演出，在山西崞縣神崗頭遇敵犧牲的。當時，負傷的還有杜烽和演《母親》的主角胡朋等五六個人。才華橫溢的編劇崔品之被俘，後來甯死不屈，也犧牲了。方碧生前喜愛梨花，她犧牲的時候正是梨花盛開的時節，戰友們含淚把她埋在神崗頭的梨樹下，并在靈壽與平山交界處的兩界峰為她召開了追悼會。消息傳到軍區，聶榮臻痛惜不已，特地發出唁電，以示哀悼。他還指示說：“趕快把負傷的同志送回來治療。被俘的同志，我們再困難，也要用金子設法把他們換回來！”實際上被俘的文藝工作者大多甯死不屈，幾乎沒有生還的。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号召廣大文藝工作者為工農兵服務，為革命鬥争事業服務，深人生活，深入鬥争實踐，為創造更多更好的文藝作品而努力。這一講話，在晉察冀文藝工作者中引起了巨大反響。兩個多月以後，晉察冀軍區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8月6日，聶榮臻到會作了重要講話。他根據毛主席的“講話”精神，結合晉察冀的鬥争實際情況，指出：我軍從紅軍時期起，就重視文藝工作，即使在艱苦的長征當中，仍然在戰鬥間歇，組織大家唱歌跳舞。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張國焘曾污蔑這樣做是“商女不知亡國恨”。可後來他卻成了叛徒。八路軍繼承了紅軍的光榮傳統，蓬蓬勃勃地開展文藝工作，極大地鼓舞了廣大指戰員的鬥志，使革命文藝成為強有力的武器，這是值得我們誇耀與驕傲的。盡管我們在軍事裝備上低劣，比不上強大的敵人和其他軍隊。但在文化武器這個方面，我們的“裝備”是并不落後的，這是我們的優點和特點。聶榮臻說到這裡，與會的文藝工作者十分激動，報以熱烈的掌聲。
聶榮臻接着說，希望大家認識文藝工作在革命鬥争中的重要地位，安心和熱愛文藝工作，力争成為戲劇家、音樂家、美術家、文學家。最後他鼓勵文藝工作者們說：“偉大的作品将來一定要産生，而且一定會産生在前線，産生在堡壘附近。”①晉察冀的文藝工作者沒有辜負黨和人民的重托。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他們确實做到了以革命文化這個銳利的武器，打擊敵人，團結、教育人民，為争取抗日戰争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不少人為此負傷流血，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人民将永遠懷念他們！